香港移民

一種紀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紀念晚會的沿革變化背後，是兩岸三地政治局勢和人們的認同結構35年發展變遷的縮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陰天。 中正紀念堂前一塊被專門划出來的場地內，由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會，於6點40分正式開始。 六四晚會開始前（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晚會舞台的兩側，分別是不同公民組織設立的攤位，除了關注台灣本地議題的組織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關注香港的組織，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色旗幟在不同攤位出現多次。在晚會的入口，豎立著丹麥藝術家高志活作品「國殤之柱」的小型複製品，再往裡走，參與者在地上用燭光拼出了「8964」的字樣。 用燭光拼成的「8964」（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這場悼念晚會被視為目前「華語地區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晚會」，主辦方稱有兩千人參加。雖然規模已數台灣歷屆六四晚會中較大的，但人數仍遠不及曾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晚會。 台灣六四晚會在不同人的眼裡，意味著什麼？在兩岸逐漸走向敵對、台灣本土意識興盛的今天，台灣六四晚會的舉辦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 現場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會的兩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過程中更是用國語和粵語交替進行。在晚會的一開始，主持人便用粵語帶領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責任！」，這是過往每年都會在維園六四晚會出現的口號；在晚會即將結束時，大家亦用粵語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晚上八點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除了幾乎隨處可以聽到的粵語之外，辨別現場的港人還有兩種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這樣一位戴著口罩、身著黑衫的年輕港人，她身形瘦小，語氣活潑，極具親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會組織「職工盟」工作，2022年，「職工盟」迫於壓力解散，Wendy為了避免被捕，決定移居台灣。 香港職工會聯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組織，成立於1990年7月，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迫於政治壓力宣布解散。（圖片來源：端傳媒 / 林振東 攝） 那時，仍是疫情期間，從香港到台灣需要進行七日隔離，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結束隔離後，第一件事便是來到自由廣場悼念，發覺現場幾乎都是香港人。隔離時的孤單、在港時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氛圍中爆發，那晚，她多次流淚。 從前，在香港，因為在NGO工作，她亦會參與六四晚會，和同事一起在維園擺攤，宣傳、籌款。如今，在台灣，為了謀生，她選擇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時難免覺得可惜」，她說。 「台灣的六四晚會好不同，首先是規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黨在這裡發表演說」，Wendy說，「今年的形式還多了一些，有行動劇等等，我上次（2022年）來的時候，就是請不同的政黨上來講話，一直講一直講，好像變成一個政黨活動。」 這次專程從香港趕來參加六四晚會的Emma，也體會到了差異。她看起來三四十歲的年紀，戴著口罩，手持燭光，一個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人群中。她說，「在香港，我們會唱很多和六四有關的歌，在台灣，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現場基本都是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很少見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時候都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與，希望小朋友記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樂組合「達明一派」成員黃耀明在維園晚會中演唱《回憶有罪》，這首歌由「達明一派」為紀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創作。（圖片來源：香港01 / 羅君豪 攝） 她上一次參加六四晚會是在2019年的維園，那也是香港最後一次舉辦六四晚會。六四發生時，她還是一個小學生，「當時太小，只模糊知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後來才通過書籍和維園六四晚會了解到了更多來龍去脈，之後很多年，她在「天安門母親」組織中做義工，用這樣的方式記住六四。 晚會結束時，Emma再一次感慨：「這裡真的和香港的晚會好不同！」但又很快接著說，「但在離香港這麼近的一個國家，還願意紀念這樣的晚會，很難得，我作為香港人，覺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則覺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無需去比較」。他六十多歲，精瘦，從帽檐露出來的頭髮已經花白，戴著黑色的口罩，身著一件寫著「結束一黨專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訴我，他原本也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組織遊行示威，2020年因為《國安法》被捕，期間和妻子分開，2023年隻身一人移居台灣。 六四發生時，他27歲。他記得那時香港掛起八號風球，120萬市民仍然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他也是其中一員。「當時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現場和記者演示，左腳往前挪一小步，右腳再很快跟上。他在電視上看到坦克碾壓學生的場景，至今難忘。從那時起，他每一年都會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晚會。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百日祭大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圖片來源：支聯會提供） 去年移居台灣後，他亦每年都來參與。 談起台灣的六四晚會，阿炳說，「台灣不像香港，他們對六四沒有感覺，辦得沒有香港那麼投入」，然後立刻話鋒一轉，「但他們肯辦，我就很高興，要感謝他們。」 香港維園的六四晚會從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間從無間斷，亦是香港每年標誌性的政治集會。維園六四晚會，不僅僅是悼念逝者與銘記歷史，也蘊含著改變中國現狀的政治訴求。 2014到2016年隨著香港本土派的興起，也出現過對六四晚會「行禮如儀」的批評，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聯會分庭抗禮，另外舉辦集會紀念六四，並傳遞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聲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也在那時引來許多爭議，本土派青年挑戰道：「民主中國與我何干？」 Wendy那時也關注到這些批評，但她仍堅持參加六四晚會，「當時感受到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大，就有一種預感，覺得六四晚會可能有一天會辦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機會」。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維園六四晚會重新被注入現實意義，紀念六四，不僅是悼念亡者，也是當下香港人反抗中國極權侵蝕香港自由的抗爭。主辦方稱當年有超過18萬人參與，僅次於2009年的20萬人（編者註：連同未能進場的市民計算共20萬人）。此後，由於政治空間急劇緊縮，香港無法再舉辦六四晚會。 現場幾位受訪者，都提到「台灣六四晚會不唱歌」這點，他們所指的是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中，每年都會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會戰勝歸來》等。這些歌曲大多為粵語，表達對六四的傷痛和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許多香港人通過這些熟悉的旋律，傳承著對六四的記憶，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維園六四30周年集會，六四樂隊演唱《自由花》。（視頻來源：YouTube賬號@Victor Wong） 在台灣的六四晚會，則明顯不同。六四民運學生、在台港人、海外參與「白紙運動」的華人等人物輪番上台發表講話，講述中國對不同群體的打壓，「反中」的意涵明顯，但傳遞出的信號並不是反抗或改變，甚至不是銘記，只是以此說明對岸政權的無情與殘酷，比起香港維園，多了一種旁觀的距離感。 大陸人：「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 在現場的大陸人，更加低調、隱匿，不可辨認。 2019年7月，中國大陸以「鑒於兩岸目前關係」為由，取消大陸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連任後，大陸方面暫停了陸生赴台留學、交換的計劃。疫情爆發後，台灣政府全面拒絕包括大陸遊客在內的所有外國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灣開放了除大陸遊客以外的遊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陸遊客能夠申請台灣的觀光簽證進入台灣。也就是說，此次能夠來到台灣六四晚會的大陸人，要麼是常居海外以遊客的身份而來，要麼是台籍異性伴侶（兩岸同婚尚未通過），要麼是此前已經獲得學生簽證的陸生。 Lou是2011年來到台灣念書的第一批陸生，已經以學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過10年的時間。十年中，她只在剛來台不久時參與過一次六四晚會。 「台灣的六四晚會常常會把西藏議題、新疆議題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並不是覺得這些議題完全無關，而是感到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是非常簡化的，就是『你看，中國就是這麼邪惡』，真的就只是如此，沒有其他。」 她對這樣的簡化感到失望，又習以為常。Lou本身在台從事中國公民社會的相關研究，「在台灣，當你談到一些中國的勞工運動、維權或者社會抗爭的時候，它們全被都被用來證明『中國多麼邪惡』，沒有人覺得這些抗爭和台灣有任何關係，不管是好的或壞的關係。六四也是一樣，永遠被用來向台灣人喊話：我們應該遠離中國，越遠越好。大家沒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陸的公民社會，她也關注國際議題，曾組織過聲援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的行動，發現也是關注寥寥，「大家真的只關注台灣本土議題。」 而作為北京人，她對六四卻有著更不同的感情。「我還在母親肚子里的時候，發生了六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就和我們講六四，講我們的學校在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在北京路過一些相關的地點時，這段歷史就會在我腦海中跳出來。怎麼說，對我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理性的認知，更是一個和我的身體相關的記憶。」 在北京讀大學時，同學們也會在每年6月4日三三兩兩地坐在學校草坪上，談論時事。雖然極其隱晦，但也是對六四的一種紀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參與過維園六四晚會，她感到雖然在表面上，香港採用的論述和台灣有相似性，「但如果對香港的主辦單位、參與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談論一個要遠遠踢開的東西，即六四是『與我有關』的，那種切身性與台灣的氛圍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來到六四會場，最終卻決定提前離去，「這麼多年，這一套論述並未改變」，她說。 小點2016年左右從大陸來到台灣讀書，每年六四，她都會看關於六四晚會的報道，卻只在2023年因為恰好路過短暫去過一下現場。她說：「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現場。我甚至覺得，真正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是不會去（台灣六四晚會）的。」 「在台灣六四晚會的語境中，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當然，它的確失敗了。但也影響了之後的無數人，就算是89年之後出生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會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這段歷史，拼湊那個碎片。所以在我看來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個後來發生的繼續的過程。但是在台灣的語境裡面，從來都沒有人想要去呈現這個。」 來台灣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與一位台灣人結婚後，一直留在台灣。十年間，他只來過三次六四晚會，今年，他拿著相機在會場拍照，當被記者問到為什麼會來時，他用「我純粹只是來看看」表達自己的失落。 他說：「在台灣，紀念六四的活動跟六四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這裡，大家是想借六四來談論其他議題。比如2014年，大家會談論更多和「太陽花」有關的議題；近幾年，會更多談論香港。我其實能理解他們（台灣人）的角度：『六四這件事我能談什麼呢，其他的我也談不了，我只能談我能談、想談的東西』。我覺得也有一種無力感。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這一場基本上就是變成了台灣跟香港為主的一個晚會，它不僅是紀念六四了。」 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關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灣香港協會」的攤位背後，掛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反送中運動時期的口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在大陸人眼中，六四在台灣被符號化了，它只是一個歷史的證據，用來證明對岸的邪惡和台灣的民主。在這樣的敘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記憶、悼念，和可能的反抗與行動，都被抹除了。記住六四，只是為了提醒人們，台灣一定不能被那個政權統一，而至於對岸政權具體如何發展，則與我們無關。 除了台灣六四的論述讓大陸人感到疏離之外，安全亦是大陸人的一個考慮。小點提到，2023年現場許多攝像機讓她感到「緊張」，所以很快便離開。在今年的現場，記者亦遇到另一位極其低調、戴著口罩的大陸男生，對方婉拒了採訪請求。 舉辦者：他國事物，難道我們就不能關心嗎？ 今年的台灣六四晚會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華人民主書院是一個致力於關注華人社會民主進程的非盈利組織，成立於2011年，當時的發起人有兩岸三地的民運人士，首屆主席是王丹。據了解，2019年後，機構內的香港職員逐漸迫於壓力離開，目前工作人員以台灣人為主。 「華人民主書院」是由兩岸三地民運人士共同創辦的非營利組織，2011年於香港註冊，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過網上教育向華人社會推廣民主。2020年，因《國安法》實施，華人民主書院停止在香港運作。（圖片來源：大紀元） 胡嘉穎是這場晚會的統籌，她今年23歲，亦是第一年作為主辦者參與六四晚會。她是一名年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此前，她更多參與台灣本土議題的社會運動，主要關注土地議題。2022年，她曾站在台灣南鐵反強拆的第一線，聲援最後一戶拆遷戶黃春香家，並在強拆現場和警察爆發肢體衝突，但最終仍無法阻擋強拆進程。 「我之前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台獨工作者，我要優先紀念與台灣這片土地有關的事物。而六四，我覺得是他國事務。」 胡嘉穎的自我介紹總是以台語的「大家好，我是嘉穎」為開始，再轉換成國語。 2022年，她作為台灣青年運動者參與了華人民主書院主持的六四相關活動，與香港、中國的青年運動者對談。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在紀念六四，她也因緣際會地參與到在台灣豎立「國殤之柱」的過程。她說：「那時候發現，原來六四這件事有這麼多國際的關注，我感到我對六四這件事開始有了一份參與。」 在現場豎立的3D列印複製雕像「國殤之柱」。「國殤之柱」是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為了悼念六四所創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去年開始，她正式加入華人民主書院工作，「一開始其實是對台灣的議題感到疲憊，我想，如果換成中國議題，我應該不會投入那麼多感情吧」，她補充道，「但還是放了很多感情。」 記者追問是什麼樣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籠統：「我們都是對世界很關懷的人，自然就會放很多的感情到議題裡面。」 2024年6月4日當晚，六四親歷者、史學家吳仁華在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中發言。（圖片來源：大紀元） 她提及六四參與者和史學家吳仁華。吳仁華是六四的親歷者，六四發生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後來通過「黃雀計劃」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灣。多年來，他致力於搜集六四相關資料，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等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吳仁華老師。他一直在努力地書寫，寫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什麼，寫到直到不能再寫。而且，作為一個很關注這個世界的發展的人，怎麼可能不關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吳仁華老師的背影，我都會問自己，我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責任。」她這樣解釋自己對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吳仁華老師接觸並不多」，但覺得對方很關心一線運動的學生。 舉辦六四晚會，對胡嘉穎來說，是出於對自由民主精神的認可，是需要記住的一個」與人權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因為它與自己的「台灣人」身份有何關聯。 過往多年，台灣對於到底為何要舉辦六四晚會有許多爭論。 最初，台灣的六四晚會由一個在1989年成立的「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統派組織舉辦，當時六四晚會主要傳遞的信息是，「大陸和台灣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們關注同胞的民主運動」，更有台灣上百位當紅明星共同錄製了《歷史的傷口》，作為聲援學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後的二十年間，隨著台灣本土意識崛起，血援會和六四晚會也逐漸被邊緣化，參與人數從一開始的上萬人到2009年最後一次活動的幾十人。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廣場也在陳水扁任上更名為「自由廣場」。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萬名台灣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 （圖片來源：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會第一次由在台灣大學念書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在台大校園內舉辦。當時，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正好來台灣教書，接到主辦方的邀請，但因為當時不在台灣無法參加，他介紹了另外一位六四學生領袖王超華去到現場。 當時，王丹在台灣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還在課餘辦了「中國沙龍」，和學生們討論中國議題，每年進行的「統獨大辯論」是當時最熱烈的討論。 王丹一直希望能夠在校外舉辦六四紀念活動，2011年，他聯絡台灣不同高校學生會、社團的學生領袖，在校外舉辦了六四晚會。後來，這些學生領袖成立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這個組織由港澳學生和台灣學生組成，大家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有的偏藍，有的偏綠。 從2011年開始，到2017年前後，台灣六四晚會主要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主辦。組織的創辦者之一、國立清華大學當時的學生會會長周慶昌表示，「從一開始，為什麼要辦六四晚會，就成為我們組織內部和對外的爭論焦點。」 偏藍的學生認為，紀念六四，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而偏綠的學生則認為，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是我們關心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會上，當時的學生領袖林飛帆上台發言：「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 林飛帆（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 Artemas Liu 攝） 這一發言立刻引爆了組織內部一直存在的統獨分歧：在紀念六四的場合提到「台灣獨立」，是在消費六四，還是正當的表達？ 周慶昌提到：「大家開始討論，『我們關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關心的？還是說這是鄰國事務，我們只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去關心它？』」 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思考許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獨裁正在影響全世界，包括台灣，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應該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關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參與六四晚會的香港人、大陸人的失落。「他們心目中是有一個六四晚會的樣子，就是拿著蠟燭，一起悼念；但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晚會是沒有辦法吸引到他們的，但如果辦成可以吸引台灣人來參與的晚會，更側重在台灣視角，又會被另外一邊罵，說我們在消費六四。」 他感受到這樣的兩難。在各種原因下，他和當時其他的一些學生領袖，在2017年左右逐漸淡出六四晚會的主辦。 此後，六四晚會開始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 今年，在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這次六四晚會的統籌胡嘉穎提到，她的媽媽是台灣人，爸爸是澳門人。在過去，她一直很怕別人知道爸爸是澳門人這件事，儘管澳門有著自己的歷史脈絡，但從台灣的視角看來，澳門和中國有著更密不可分的關聯。所以，胡嘉穎說，通過參與六四活動的主辦，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門部分建立了聯結。 但她不認同「華人」這樣的身份。 她強調：「不存在『華人』這樣一個群體，我不是華人，我是台灣人」。 胡嘉穎作為當晚六四晚會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發言。（圖片來源：台灣綠黨Instagram賬號@greenparty_tw） 「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歷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殘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藉此讓六四的歷史敘事有著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歷，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繫「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WOMEN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