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回報率下降

本文全面闡述我對中國經濟的觀點。 全文約3萬字，撰寫花了我14個月。閱讀需要60分鐘。如果完全讀懂，能受益30年。 一個人的命運固然要靠自身的奮鬥，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我們這些普通人，無法選擇自己生活的年代，更無法對抗歷史趨勢。歷史的車輪滾滾駛過，掀起的一粒灰塵，對個人來說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導致滅頂之災。所以必須看清歷史趨勢、少踩坑。而決策者如果能認清經濟在歷史趨勢中的位置，出台恰當的政策，避免不恰當的政策，少走彎路，就可以澤被蒼生了。 引言：為什麼要撰寫本文？ 我希望通過本文，闡述以下問題： 1、中國經濟是如何陷入到今天這樣的困境的？ 2、不恰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如何助推經濟走差的？ 3、為什麼說中國經濟已經陷入「腹背受敵階段」？ 4、這個階段具有什麼特徵？ 5、對資本市場有什麼影響？  6、政府應該如何延緩投資回報率的下降？ 7、普通人如何應對？ 從2022年初開始，中國經濟快速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出現螺旋下降的通貨緊縮；房地產崩盤：價格大跌，居民大面積斷供棄供，房企瀕臨倒閉，醞釀著金融風險；各行業倒閉企業增多，失業率明顯上升；財政收入增速下降。 2022年四季度，中央放棄疫情封控政策、放鬆房企融資政策。所有人都以為，會出現「報復性消費」，經濟很快就會修復。但事與願違。2023年初至今（2024年7月），消費增速一直很弱，企業投資意願持續低迷；PPI持續大幅負增長，CPI在0附近徘徊，處於通貨緊縮狀態（點擊）；M1、M2、社會融資規模、信貸餘額同比增速等指標迭創新低；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巨大；貨幣政策效果日益下降，財政政策動作緩慢；目前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同比都是負增長，國稅部門為了增收，倒查稅收；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巨大，無力進行民生投資，紛紛預征過頭稅，或者增加行政罰沒款；房地產調控政策已經徹底放開，並且2024年5月17日開始試圖通過降低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來刺激居民購房，但效果堪憂（點擊）；全社會瀰漫著悲觀的氣氛，自殺、惡性案件增多。 總之，如果說2022年之前，中國經濟行駛是在相對平靜的河面上航行，那麼2022年之後就是在激流險灘上跌宕起伏，險象環生。 面對這樣的經濟困境，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官媒認為關鍵在於居民和企業「缺乏信心」，卻說不出為什麼會缺乏信心；體制內的學者連發生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和「通貨緊縮」都不敢承認，有的「學者」還受命在媒體上發文，說根本沒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簡直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們受到嚴格的監管，不能對外公開提及「衰退」、「通縮」等敏感詞語；也有人在幻想新一輪庫存周期或產能周期會很快啟動，帶來股市大牛市。 學術界不對這些問題發表正確的見解，不知不覺就把話語權讓給了缺乏專業素養的自媒體作者。這些人為了吸引眼球，胡編亂造一些缺乏常識、毫無邏輯的觀點，冠以駭人聽聞的標題，到處傳播，把仇恨的矛頭引向金融行業、資本、外國人，來誤導民眾，激發民粹主義甚至極端民族主義（點擊）。這對解決經濟問題有弊無利。 官員們對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要麼缺乏清晰的認識，懵懵懂懂；要麼抱殘守缺，心存幻想；要麼心知肚明，卻無能為力。而沒有正確的認識，就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有的地方官員以為，居民不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場景，只要組織燒烤節、夜市街就能拉動消費；地方政府為了度過財政困難，在應該放水養魚時，卻預征過頭稅、罰沒款，破壞營商環境，並紛紛提高公用事業價格（點擊1、2）；央行應該大幅降息，卻猶豫不決、縮手縮腳，導致實際利率居高不下（點擊1、2）；中央財政應該儘快大幅加槓桿，卻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在應該大力刺激消費時，以為發放一點補貼就能帶動居民採購耐用消費品、帶動企業更新設備。 顯然，這些做法只會浪費更多時間，走更多彎路。必須先搞清楚中國經濟的癥結在哪裡，然後才能對症下藥，避免浪費時間，錯過時機，做無用功。 2023年5月，我開始思考經濟為什麼難以修復的問題，逐漸從以前習慣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理論分析問題，轉向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問題。循著這個思路，可以完美地解釋近年來中國經濟的所有現象。隨後我圍繞著這個思路，撰寫了十幾萬字的研究報告。 2023年初，辜朝明的新書《被追趕的經濟體》中文版上市。我發現可以把他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被追趕的經濟體」概念都納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下。在我的框架下，必然可以推出這兩個經濟現象。 2023年3月中旬，我計劃將這些思路和觀點匯總成一本書。但隨後家裡連遭變故，不得不每日奔波於醫院之間，只能擠出一些碎片時間做研究。 本文是對已經完成部分的匯總。限於篇幅，以闡述觀點為主，具體的邏輯、數據、圖表、論證和參考文獻，都放在文中帶下劃線的超鏈接里，可以點擊查看。還有更多問題有待深入討論。 一、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以TFP和自然利率為核心 （一）分析框架 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首先介紹我分析中國經濟的框架（圖1）。具體來說： 邏輯鏈1：長期內，廣義的技術進步（包括狹義的技術進步、要素質量、要素配置效率、組織管理效率、制度創新、規模經濟、研發投入、開放度、市場化、金融發展、基礎設施等）決定全要素生產率（TFP）。 邏輯鏈2：長期內，經濟中的真實因素（廣義的技術進步、資源稟賦、人口數量質量結構、經濟體制、分配製度、監管制度、戰爭、資本積累等）決定自然利率和潛在經濟增速。 邏輯鏈3：短期內，需求側因素（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外生的需求衝擊等等）決定企業的採購、生產、持有庫存、銷售行為，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居民和政府的投資和消費行為。這些是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進而決定總需求的短期波動。 邏輯鏈4：慢變數（TFP、自然利率）決定現實中的實際利率和GDP的長期趨勢；短期快變數（總需求）決定現實中的實際利率和GDP的短期波動。 邏輯鏈5：短期內，供給側因素（戰爭、氣候、疫情、事故、限產等）與總需求一起決定通貨膨脹率。 邏輯鏈6：短期內，實際利率、實際GDP增速、通貨膨脹率一起決定名義GDP增速。 邏輯鏈7：短期內，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市場交易因素與預期，一起決定名義利率。 邏輯鏈8：名義GDP增速、名義利率、市場競爭因素等一起決定企業的營業收入、現金流情況。進而與稅收制度一起決定企業的盈利指標（銷售凈利率、ROE等）。進而決定企業的扣非歸母凈利潤，從而決定企業的EPS、EPS增速。 這些邏輯鏈（傳導機制）在學術上都是無懈可擊的，詳細的討論和分析見這裡。 網路圖片 圖1  分析宏觀經濟的框架 資料來源：自己繪製 這個分析框架的特點是： 1、將真實因素納入分析，抓住了經濟增長的最本源。 面對中國經濟的亂象，有人認為是總需求走弱導致的，有人認為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的，有人認為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導致的。在我看來，這些都是表象。 根源在於：改革滯後；國企民企二元結構扭曲資源配置，導致低效率；創新能力不足；人口老齡化、人口結構惡化；要素成本上升；地區、行業發展不平衡；等等。這些共同導致實體部門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下降。要解決問題，必須從真實因素著手，才能夠治本。 2、以全要素生產率和自然利率為核心，投資的邊際回報率貫穿始終 在圖1中，真實因素決定TFP和自然利率，進而決定了經濟中的所有回報率（名義利率、實際利率、企業凈利率、ROE等等）。核心是TFP和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本質上是經濟處於均衡狀態下資本的邊際投資回報率，它是經濟的真實因素決定的，與貨幣政策本身和價格因素無關。 自然利率是衡量貨幣政策寬鬆程度的標準，或者說是貨幣政策的錨。如果自然利率高於現實中的實際利率，則貨幣政策是緊縮的；如果自然利率低於現實中的實際利率，則貨幣政策是寬鬆的；如果二者相等，則貨幣政策是中性立場。點擊1、2、3、4可以查看相關觀點、討論和參考文獻。 整個分析框架都以全要素生產率和自然利率為核心，它們的變化決定了所有的經濟現象。 網路圖片 圖2  自然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錨 資料來源：自己繪製 （二）自然利率的長期趨勢：從公元前到AI科技革命 一個「典型」國家的自然利率長期趨勢可以如下（點擊查看具體論證）： 網路圖片 圖3  自然利率的長期趨勢 資料來源：自己繪製  在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它的自然利率水平很高（點擊查看原因）。 17世紀，它像英國一樣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同時開啟了工業化/城鎮化過程，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金融機構、金融組織、金融制度、金融市場逐漸完善，自然利率不斷下降。 到18世紀末期（圖3中B點），它像英國、西歐一樣開始第一輪科技革命，進入蒸汽時代。技術進步帶來了投資回報率的快速上升，自然利率從B點反彈到C點。這次科技革命在1840s結束，機器大生產成為普遍現象。 1850s之後，隨著蒸汽革命過去，技術進步放緩，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下降，自然利率從C點下降到D點。這正是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生活的年代。他們觀察到資本家的投資回報率在下降，將其當作資本主義的普遍規律，並且認為無法解決。他們觀察到無產階級處於非常悲慘的境地，貧富差距在急劇擴大，認為這必然會激起無產階級的反抗，資本主義制度必將滅亡。不過辜朝明（2023）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經濟在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跨越劉易斯拐點（F點）之前必然出現的現象。 到19世紀末，它像美國、西歐一樣開始第二輪科技革命（電氣革命）。這次科技進步帶來了投資回報率的上升，自然利率再度反彈，從D點反彈到E點。這是熊彼得（1883-1950）生活的時代，他觀察到了創新對生產率的極大提升，於是非常推崇創新的作用，將其加以理論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50年前後，這個經濟體像美國一樣開始第三輪科技革命（核能、電腦、空間技術、生物工程等）。技術進步使自然利率從F點反彈到G點。到了1960s，技術進步速度逐漸放緩，自然利率從G點開始下降。 到1970s，它像美國一樣，技術進步速度放緩，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紅利消失，自然利率下降。此後2008年金融危機、2020年疫情，都使它的自然利率降得更低，接近於0，甚至是負值。 從2022年底、2023年初開始，人工智慧技術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人們將其視為新一輪科技革命，認為能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自然利率將從I點再度反彈，但是目前尚不確定。 圖3是一個典型的經濟體，現實中每一個經濟體都可以在圖3中找到自己所處的階段。迄今為止，學術文獻揭示，1960s之後的美國、加拿大，1970s之後的歐元區、1980s之後的日本、1990s之後的韓國、2000s之後的中國以及其他各國，自然利率是普遍下降的。原因在於，它們研究的恰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後、技術進步放緩的階段。 自然產出（潛在GDP）增速的趨勢，與自然利率的趨勢基本上是相同的。 從圖3還可以看出，自然利率的上升和下降階段持續的時間很長，長過一個人的一生。政府（決策者）可以決定一部份真是因素，例如通過體制改革、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創新和技術進步等，提高自然利率，延緩它的下降，但很難扭轉它的長期下降趨勢。個人更難與它的長期下降趨勢對抗。 所謂「一個人的命運固然要靠自身的奮鬥，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用在這裡恰如其分。我們這些普通人，無法選擇自己生活的年代，更無法對抗歷史趨勢。歷史的車輪滾滾駛過，掀起的一粒灰塵，對個人來說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導致滅頂之災。因此必須看清歷史的趨勢、少踩坑。而決策者如果能認清經濟所處的位置，出台恰當的政策，避免出台不好的政策，就可以澤被萬民了。 （三）辜朝明的理論作為上述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和必然結果 辜朝明（2008，2023）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被追趕的經濟體」等概念。在辜朝明（2023）中，他拓展了劉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提出了「被追趕的經濟體」（Pursued Economy）的概念，把工業化/城鎮化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點擊），分別是： 1、劉易斯拐點前的「城鎮化階段」 在經濟達到劉易斯拐點（圖3中F點，圖4中K點）之前，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但工資基本不上漲。在這一階段，廠商獲得的報酬總額增速遠高於勞動力獲得的報酬總額增速。並且由於廠商的人數遠遠少於工人人數，因此廠商快速完成資本積累，工人則只能維持較低的收入水平，消費能力有限，貧富差距會擴大，收入不平等加劇。 2、跨越劉易斯拐點之後的「黃金時代」 當經濟跨越劉易斯拐點之後，企業為了擴大再生產，不得不提高工資水平，於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費能力得到提升，貧富差距縮小。所有人都從經濟增長中受益，甚至低學歷、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資和消費都比較強勁，人們對未來預期非常樂觀。因此辜朝明將這一階段稱為「黃金時代」。 在這一階段，由於企業和居民對貸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貨幣乘數，因此貨幣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現通貨膨脹。而財政政策由於會擠出私人部門投資，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財政政策才比貨幣政策有效。 3、「被追趕的階段」 隨著國內勞動力逐漸被吸納，工資上升，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利潤率下降。對應圖3中，自然利率降低到H點。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國經濟起飛較晚、比較落後的經濟體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工資和其他要素價格低，投資回報率高。因此企業開始「出海」，去後進國家投資。 企業出海投資，一方面導致本國經濟增速放緩，消費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創造力、能夠通過學習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獲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適應發展的人（尤其是被其他國家競爭對手替代的製造業的工人）將失業。於是貧富差距再度擴大。另一方面會帶動落後國家經濟開始起飛，追趕先進國家。因此辜朝明將這一階段稱為「被追趕的階段」。表現在圖4中，即勞動力需求曲線移到了D4，與水平的「全球勞動力供給曲線」交於R點。 為了方便，我參照「劉易斯拐點」，把圖4中的P點稱為「辜朝明拐點」。 經濟體處於「被追趕階段」時，國內缺乏投資機會，企業融資意願低，居民消費意願低。換言之，國內儲蓄大於投資，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無法吸引投資，貨幣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時財政政策不會擠出私人部門投資，因此財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就更是如此。 網路圖片 圖4  對辜朝明（2023）「被追趕的經濟體」框架的改進 資料來源：自己繪製 辜朝明沒有深究經濟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和「被追趕階段」的根源。圖3已經展示了我的觀點，即根源是真實因素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例如在圖3中，當自然利率下降到H點時，國內投資回報率下降，也缺乏低成本的勞動力，導致企業在國內投資無利可圖，只好出海投資，造成本國製造業空心化。也正是因為投資回報率下降，經濟特別容易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詳見下文）。 以中國為例： 在1978年之後，制度變遷釋放的制度紅利、低廉的要素價格、學習國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大量的要素投入、人力資本的發展等真實因素，共同帶來了廣義技術進步；進而導致TFP增速、潛在GDP增速、自然利率上升；進而帶來了現實中GDP增速上升、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這個過程，也就是工業化過程；也是農村剩餘勞動人口不斷向工業部門轉移，推進城鎮化的過程。 但是2008年之後，TFP增速下降到0附近（點擊）；2000年之後，自然利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之後，潛在GDP增速逐步下降；最終帶動現實中GDP增速下降，邊際回報率下降。2004-2012年之間，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跨越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成本開始快速上升。 從2010年至2021年，自然利率和潛在GDP增速雖然在下降，但下降比較緩慢。由於房地產、基建、出口的拉動，以及新興產業的崛起，GDP增速還算較高，工人工資上升。這就是辜朝明（2023）說的「黃金時代」。 但是2022年的疫情封控，嚴重壓低了中國的TFP增速、自然利率和潛在GDP增速，使經濟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點擊）。疊加人口老齡化，投資邊際回報率快速下降，迫使企業加快出海，經濟跨越「辜朝明拐點」，進入「被追趕階段」，或者說進入了前有圍堵（美日歐），後有追兵（東南亞、南亞、拉美）的「腹背受敵階段」（點擊）。 換言之，辜朝明只指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和「被追趕的經濟體」現象，沒有深究其根源。而按照我的框架，秉承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隨著真實因素決定的投資回報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必然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或進入「被追趕階段」。這樣辜朝明的範式就成為我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資產負債表衰退」和「被追趕的經濟體」就成為我分析框架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經濟是如何陷入當前的困境的？ （一）2022年的嚴格封控，壓低了自然利率和自然產出（點擊） 在2020年之前，中國自然產出（潛在GDP）增速大約是6%。按照孫國峰和Rees（2021）的估算，2000s初中國自然利率約為4%，2019年底降到約2%。 網路圖片 圖5 中國的自然利率 資料來源：孫國峰和Rees（2021） 在2020年一季度，中國經濟短暫地受到疫情的影響。到2020年5月，疫情就得到了控制，經濟基本恢復正常。此後歐美陷入疫情，經濟活動停擺，供應鏈中斷，對我國商品需求增加，我國出口大幅增長。因此直到2021年底，中國經濟增速都還不錯。 但是，2022年初，歐美經濟逐步正常化，對我國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時Omicron開始在我國蔓延。面對這一傳染性強、毒性下降的變種，我國沒有及時放鬆封控政策，而是更加嚴格地封控。各地紛紛實施了嚴格的、長期的封控，壓低了TFP增速、自然利率和自然產出增速。主要傳導機制包括（點擊查看詳細分析）： 1、遲滯效應（hysteresis effect）導致企業投資開支和研發開支下降。 2、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疫情防控，導致投入生產、研發的要素減少。 3、導致技術進步放緩（點擊1、2）。 4、疫情防控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5、導致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 6、疫情期間勞動人口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快，少子化加重。 7、勞動參與率下降。 這些傳導機制與2008年金融危機類似，使TFP增速、自然利率、潛在GDP增速下了一個台階。在2023年7月，我認為中國的自然產出增速已經下降到了5%左右，自然利率被壓低到了1.5%甚至以下（點擊）。 這樣，2022年以來，經濟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企業邊際投資傾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人口老齡化延續，技術進步繼續放緩，國進民退導致的低效率繼續存在，因此自然產出增速、自然利率還在繼續下降。 （二）嚴格封控和行業整頓政策，推高了自然失業率（點擊） 2020年以來，尤其2022年以來的疫情、封控政策及遲滯效應還推高了我國的自然失業率，傳導機制如下： 1、疫情封控導致人員流動不暢，信息不暢，推高摩擦性失業； 2、疫情期間的產業結構變化、技術進步，導致部分人失業； 3、實施了行業整頓政策，包括： 【1】2020年開始整頓平台經濟，到2022年4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