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江蘇徐州「鐵鏈女」事件距今已整整兩年，在當局高調打擊人口拐賣的背後，當事人被強制隔離，至今仍然狀況不明。那麼，這位當年牽動了十幾億人心靈良知的「鐵鏈女」，她真的被遺忘了嗎？ 2022年1月27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一名女子被鐵鏈拴著脖子、身處破屋的畫面曝光後，民間撻伐虐待殘障婦女以及追蹤報道事件真相的聲量，一次次迫使當地政府從否認到證實，最終承認涉及人口拐賣。 根據官方調查報告，這名受害者是來自雲南的楊慶俠（原名「小花梅」）。 21歲離了婚回到家鄉時，家人和鄰居發現她的言語行為出現異常。隔年1998年，小花梅被拐賣到江蘇，遭買方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並被登記結婚。1999年產下第一個孩子之後，小花梅精神病況惡化之際，又在2011-2020年間生育了7個孩子。 小花梅的遭遇，震驚全國民眾。民間輿論對該事件的憤怒，集中在不僅全村沒有人對鐵鏈女的身份和遭遇提出質疑，地方官員也視若不見，甚至掩蓋真相。根據一審判決，董志民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時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得則因拐賣婦女罪被判處8-13年有期徒刑及罰金。江蘇省政府事後還對失職、違紀違法官員進行調查，並對相關人員予以降級、開除黨籍、撤職或免職處分。 那麼，鐵鏈女事件就由此得到公正處理了嗎？政府失職、不作為，在中國社會並不是新聞，但鐵鏈女事件卻讓幾乎所有關注事件的每個人都對此有了深入的體會。城市裡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女性也因此感受到性別的不平等事件就發生在身邊，而「鐵鏈女」成為她們當中的極端範例。 在中國農村，因為重男輕女的觀念，加上一胎化政策，導致男多女少，人口性別比例懸殊。越來越多女性到外省打工，也讓原地的適婚男子更難找到對象。於是，從更偏遠的外地購買新娘就有了巨大的市場及經濟利益。 曾在四川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李柯表示，〝很多時候，可能同一個婦女會被賣很多次。就出現有些購買拐賣婦女的家庭找地方政府、村幹部說，我花了這麼多錢的彩禮，好不容易解決我兒子的婚嫁問題，結果新娘來了沒幾天，就消失了。〞 李柯說，對亟需想解決男丁婚嫁問題的中國民眾來說，彩禮為潛在的人口販賣披上了〝合法化的色彩〞，顯示〝民間操作和國家立法發生的巨大衝突〞。 重點打擊人口拐賣問題有效嗎？ 中國人口拐賣在上世紀80年代達到高峰，而當局的方式主要體現在政策及立法兩個方面。首先，中國公安部對此進行了多次專項治理行動。根據該部門提供的數據，2021年全國拐賣婦女兒童的案件，比2013年減少了近9成（88.3%）。 而在「鐵鏈女」事件爆發後一個多月，公安部再次宣布從當年3月起，開展為期10個月的專項行動，包括盤查來歷不明的流浪乞討、智力障礙、精神疾病、聾啞殘疾等人士，並透過採集比對DNA查詢身份。按照官方公布的成績單，警方僅半年就破獲906起案件，找回曆年失蹤被拐婦女兒童1198名，並抓捕了犯罪嫌疑人1069名。 中國國務院則在1989年就已經發布了《關於堅決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活動的通知》，並在2008年起出台了3次《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被第二次修訂，並於2023年起生效。 那麼，這些行動是否對打擊中國人口拐賣犯罪真的起到了效果呢？李柯教授認為，修訂後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新增了打擊人口拐賣犯罪的措施，涉嫌犯罪行為除了婚姻登記機關、鄉鎮政府、居委會、村民委員會有義務向警方舉報，酒店等私營機構發現可疑行為也應與警方聯繫。 此外，中國刑法也在去年完成修訂，預計今年3月起施行。其內容除了保留收買被拐賣婦女的刑責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除非按婦女意願准予返回原居地，或沒有虐待、阻礙解救行為者，可從從輕處罰），以及如果強行與被拐賣婦女發生性關係，將按強姦罪處理等；這次修訂還新增了以下內容：如果以暴力、威脅或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種種立法及政策，效力能否持久？李柯教授認為，這還有待時間觀察：〝執法過程當中有無具體落實，需要實證研究，才能有比較可靠的結論。〞 李柯舉出在中國農村婦女的離婚訴求為例，像是子女撫養權及夫妻共同財產分配問題，儘管中國在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試圖保護家暴受害者，但2006-2011年間，〝在我的樣本當中，70%以上女性都有抱怨家暴，卻沒有一位案件的法官支持了家暴受害者。〞而公安、法院、婦聯等基層部門也往往沒有向受害婦女提供適當的救助或干預。 李柯進而指出，這些狀況同樣沒有在中國2015年通過第一部反家暴的專門法律後有所改善。以人身保護令為例，法院審核發布的數量只有幾千件，但〝中國法院在2022、2023年左右，每一年處理的離婚、婚姻家庭糾紛大約在180萬件左右。而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統計數據，比如全國婦聯的統計，中國大約有1/3分左右的家庭遭遇家暴。〞 曾在中國創辦《女聲》電子報、「女權之聲」微博號的女權活動人士呂頻認為，官方這些行動不僅只〝是政府的一個姿態（宣傳套路），用他們的方式來回應這個問題，或者說把公眾的怨憤吸收到他們的制度性安排裡面。〞在執行層面，也〝沒看到如何讓女性參與、監督這些行動〞。 「鐵鏈女」事件中，倫理道德在哪裡？ 「鐵鏈女」事件至今已經兩年，除了官方新華社在去年4月初報道「小花梅」入院治療後病情獲得控制外，外界至今再也沒有其他消息。官方的報道說，小花梅「能在醫生、護工幫助下穿衣、吃飯，並與醫護人員簡單交流」，但仍存在認知障礙。小花梅的長子則對外透露，媽媽能認出他，並叫出他的名字。 那麼，在拐賣人口的刑事犯罪之外，如何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回顧「鐵鏈女」事件呢？本案除了激起車浩及羅翔兩位教授對是否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一罪的刑責處罰外，其他最大的爭議還有，為何法院沒有認定董志民犯下婚內強姦的罪行。中國刑法第236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耶魯大學的中國刑法專家唐哲（Jeremy L. Daum）以文字形式回複本台採訪表示，由此來看，〝中國並沒有把強姦罪行排除在婚姻之外，但法院在審理時，的確傾向考量婚姻是同意性行為的表現。分居或提出離婚則讓法院有好的理由進一步審視意願問題。〞 李柯教授則對此表示，目前在中國還鮮少有專業人士針對婚內強姦問題進行研究，加上法院當時認為相關案情不成立，目前也仍難以找到相關的全國性統計數據。她說，中國刑法的原則是受害者到法院自訴，或是由公安機關介入調查，再由檢察院提起公訴。但〝問題是，如果在中國婚內強姦的概念都不存在的話，那麼公安是沒有介入的理由的，檢察院也沒有提出公訴的理由。〞 她認為，儘管受害人能以人身傷害為由要求公安介入，也也僅能算是家暴而非強姦。
「鐵鏈女事件」轟動全國，連海外華人也為之痛心疾首。其時，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痛批「習近平是人販子」，隨即在中國遭全面封殺。改編自嚴歌苓原著的張藝謀電影《一秒鐘》，也奉上級指令刪除嚴歌苓的署名。嚴歌苓的丈夫曝光影片製作公司負責人的威脅信息。證實封殺指令來自中國官方機構——電影局。嚴歌苓委託美國、法國兩家律所擬在境外提訴電影相關方。 張藝謀電影《一秒鐘》將在海外發行，早前他應中共當局審查要求，悄然刪除該片原作者——知名華人作家嚴歌苓的署名，這種屈從當局審查的做法在西方國家觸礁，嚴歌苓及其丈夫，也是她的經紀人王樂仁（Lawrence A. Walker）拒絕沉默和妥協，堅持捍衛自己的著作權和知識產權等 。 王樂仁接受本台專訪時詳述事件起因和脈絡，早在2011年，張藝謀與嚴歌苓簽署了《陸犯焉識》版權使用協議。該書以中共建政後殘酷的「反右歷史」為背景，用家族史展現一個國家巨大的政治悲劇。 張藝謀據此改編劇本後拍攝了電影《歸來》，也因此贏得了國際聲譽，該片入圍2014年戛納電影節（港譯：康城影展）非競賽展映單元，並贏得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等。 張藝謀以商人的嗅覺繼續開發該書的價值，很快他找到了「一雞兩吃」的辦法，他以《陸犯焉識》另一條線索為主線，拍攝了另外一部電影《一秒鐘》。在版權協議中並沒有禁止張藝謀這樣做。 此時，張藝謀已同《歸來》電影的製作公司樂視發生矛盾，而小說的版權亦已轉讓給樂視公司；因此在電影《一秒鐘》中，他無法明確將電影歸功於這部小說，但他在屏幕上標註：「本片受到嚴歌苓女士作品的啟發；我們在此表示感謝」。 王樂仁說：2011年，歌苓跟張藝謀簽了一個合同，他想用她的小說《陸犯焉識》做電影，他確實做了一個電影，叫做《歸來》，完全是根據小說的最後一部分。然後張藝謀一直在想裡面的一個故事，一個犯人從勞改營里跑出來了，為了看他的女兒上電影一秒鐘的時間。這個故事一直吸引張藝謀，所以他用那一部分做《一秒鐘》的基本的構造，我們沒想到他會把這個小說做成兩個電影，不過在合同里沒有限制他，並且在合同的期限之內，所以歌苓和他漸漸地合作了。張藝謀請她兩次在北京看他的電影的草案，他們有點衝突怎麼署名。張藝謀原來跟樂視合作，做第二個。他跟他們有衝突，他本來把《陸犯焉識》的電影版權轉到原來的製片公司，他不想談判把它要回來，所以就想用甚麼間接的辦法，他們當時給歌苓四個方案，都沒有提到《陸犯焉識》這個小說，可是都感謝了嚴歌苓，說是「受到了嚴歌苓女士的啟發，很感謝」！ 2019年2月，《一秒鐘》劇組到柏林參加電影節，他們在嚴歌苓家聚會，憧憬電影競逐金熊獎，他們還相約一起走紅毯。但《一秒鐘》在媒體觀影前一個小時突然撤出。並宣稱是技術原因。此後，該片不斷推遲上映，在張藝謀對該片多次修改、按官方要求刪減內容後才終在2020年11月上映。 弔詭的是，該電影被官方過審上映後，致謝嚴歌苓的這句話也被刪除。王樂仁認為，一個能把衛星送上天的國家，在電影製作上沒有理由解決不了「技術原因」，而刪除嚴歌苓的署名也只可能是國家力量導致的「政治原因」。為此，他們決定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除向張藝謀和製作公司提出恢復署名要求、王樂仁還聯繫了嚴歌苓所屬的好萊塢編劇工會、《一秒鐘》電影位於法國的全球發行公司Wild Bunch of Paris、美國流媒體發行商 MUBI、加拿大多倫多電影節、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等，陳明事件並要求這些機構考慮是否允許不尊重作者權利的電影在這些電影節上展映和在海外發行。其後，MUBI在官網上已悄然加入關於嚴歌苓為原作者的介紹內容。 王樂仁深知，在中國很難通過法律程序來捍衛因政治原因被削奪的著作權，但美國及大多西方國家有相對完善的法律，因此王樂仁委託馬薩諸塞州的律師事務所 Fierst Bloomberg Ohm LLP，以及法國律師事務所 Bernard-Hertz-Bejot 代理該案。他們希望止停中共當局在海外的侵權之手。 王樂仁說：我們也討論了是不是要在中國告，可是控制法庭和審查的都是一個系統、一個政府。在中國告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就開始想，這種事情應該在國外停止，這件事件在中國它們可以做，因為它們有這個權力，可是在國外，作者有自己的版權、知識財產權，還有moral rights（著作者的精神權利）。 《一秒鐘》的投資方——歡喜傳媒集團製作人趙毅軍證實了王樂仁的猜測。趙毅軍透過一位電影界的中間人，明確告訴嚴歌苓，刪除嚴歌苓署名的指令，確實是來自中國國家電影局，歡喜公司必須依規執行；趙毅軍還將目前無法在海外順利發行該片的責任推給嚴歌苓，並且語帶威脅，警告她不要將矛盾上升到與國家對立層面。王樂仁說，這樣的威脅令人聯想到「天安門坦克人」。 王樂仁說：歡喜公司趙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們的朋友 ，朋友轉給歌苓了，他說去掉歌苓的電影署名是中國電影局決定的，它們堅持要把她的名字去掉，張藝謀和歡喜公司必須跟電影局的規定而做；他也說現在全世界對這個電影的發行，因為嚴歌苓出問題；他說「如果嚴歌苓繼續這樣做，我們必須把這件報告給中國電影局，不是我司和嚴歌苓之間的事情，是嚴歌苓面對國家，是一個人跟國家的對立。我馬上想到「天安門坦克人」，一個國家的權力總是比個人的權利大好多倍。 王樂仁告訴本台，其實早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吹哨人李文亮去世、武漢作家方方受到打壓時，2020年3月，嚴歌苓就寫下撻伐中國政府掩蓋疫情真相的文章「瞞瞞瞞」；其後中國政府就暗中停止與嚴歌苓有關的電影項目，做法如同納粹德國時代秘密進行的「職業禁令」（Berufsverbot），這種壓制也波及了電影《一秒鐘》。但嚴歌苓並未因此停止就中國的社會事件發聲，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宋庚一遭舉報事件後，嚴歌苓再寫下《舉報隨想》；不久前她再就「鎖鏈女事件」寫下《母親啊 母親》。 因嚴歌苓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巨大影響力，這些文章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播，令中國政府恐懼。 直至今年2月，嚴歌苓與目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授周孝正電話連線時，附和周孝正的說法，稱「習近平是人販子」，當時她並不知道整個對話是網上直播。針對嚴歌苓的打壓即時展開。一夜之間，嚴歌苓的名字在中國大陸網站上成為敏感詞，她的書籍、電視作品、電影等也遭下架，已經簽約的出版商、電影合作方等紛紛毀約。 中共的封殺讓嚴歌苓在經濟上損失慘重。而在面對《一秒鐘》有關方的法律訴訟中，嚴歌苓要與強大的國家機器抗衡，雞蛋碰石頭的後果難以設想，但嚴歌苓及丈夫深知，這個署名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名字、聲譽，而是代表某種尊嚴和價值。 嚴歌苓曾表示：「一個作家面對失序的權力、社會不公等不能失去憤怒的表達」。 王樂仁說：以前歌苓她當然要保護自己的夥伴。反正一些東西到了一個程度時，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作家，你能不說嗎？你不能不說！憑甚麼不說？！而且歌苓憤怒了，寫這些文章，表達她的意見！ 瑞典翻譯家萬之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指，張藝謀早失靈魂，成為中共御用導演。 萬之說：當局說「我們把嚴歌苓的名字拿掉」，張藝謀這種很可憐的人，他只能這麼做。張藝謀都已經基本成了空心人、御用的導演。在這個政權下，他沒有自己的個性、權利。他們就像傀儡一樣。 萬之也指趙毅軍以國家威脅嚴歌苓的信件，足以顯示這是中共對一名海外作家的政治打壓。 萬之說：這個姓趙的這個國家，你用國家來干涉這個法律嗎？中國當局越來越無恥，越來越像一個流氓，它不讓你談政治的時候，你就不能談政治，當它要談政治的時候，它把政治牽涉到任何問題。 萬之指瑞典已打出《一秒鐘》5月份上映的預告，但如果海外上映的是侵權版本，嚴歌苓有權提告任何電影鏈條環節中的機構或公司。 本台逾十次撥打趙毅軍的手機，皆被掛斷，及至最後記者的電話疑被對方封鎖。《一秒鐘》發行商之一的香港安樂公司總裁江志強也未回複本台置評請求。 嚴歌苓為知名的美籍華人作家，其作品《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陸犯焉識》等擁有巨大的受眾群，很多作品也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此前她曾與張藝謀合作《金陵十三釵》。王樂仁為美國前外交官，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灣辦事處新聞科長。目前擔任嚴歌苓的譯者、經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