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距今已整整两年，在当局高调打击人口拐卖的背后，当事人被强制隔离，至今仍然状况不明。那么，这位当年牵动了十几亿人心灵良知的“铁链女”，她真的被遗忘了吗？ 2022年1月27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一名女子被铁链拴着脖子、身处破屋的画面曝光后，民间挞伐虐待残障妇女以及追踪报道事件真相的声量，一次次迫使当地政府从否认到证实，最终承认涉及人口拐卖。 根据官方调查报告，这名受害者是来自云南的杨庆侠（原名“小花梅”）。 21岁离了婚回到家乡时，家人和邻居发现她的言语行为出现异常。隔年1998年，小花梅被拐卖到江苏，遭买方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并被登记结婚。1999年产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小花梅精神病况恶化之际，又在2011-2020年间生育了7个孩子。 小花梅的遭遇，震惊全国民众。民间舆论对该事件的愤怒，集中在不仅全村没有人对铁链女的身份和遭遇提出质疑，地方官员也视若不见，甚至掩盖真相。根据一审判决，董志民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则因拐卖妇女罪被判处8-13年有期徒刑及罚金。江苏省政府事后还对失职、违纪违法官员进行调查，并对相关人员予以降级、开除党籍、撤职或免职处分。 那么，铁链女事件就由此得到公正处理了吗？政府失职、不作为，在中国社会并不是新闻，但铁链女事件却让几乎所有关注事件的每个人都对此有了深入的体会。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女性也因此感受到性别的不平等事件就发生在身边，而“铁链女”成为她们当中的极端范例。 在中国农村，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加上一胎化政策，导致男多女少，人口性别比例悬殊。越来越多女性到外省打工，也让原地的适婚男子更难找到对象。于是，从更偏远的外地购买新娘就有了巨大的市场及经济利益。 曾在四川进行田野调查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李柯表示，〝很多时候，可能同一个妇女会被卖很多次。就出现有些购买拐卖妇女的家庭找地方政府、村干部说，我花了这么多钱的彩礼，好不容易解决我儿子的婚嫁问题，结果新娘来了没几天，就消失了。〞 李柯说，对亟需想解决男丁婚嫁问题的中国民众来说，彩礼为潜在的人口贩卖披上了〝合法化的色彩〞，显示〝民间操作和国家立法发生的巨大冲突〞。 重点打击人口拐卖问题有效吗？ 中国人口拐卖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而当局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政策及立法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公安部对此进行了多次专项治理行动。根据该部门提供的数据，2021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比2013年减少了近9成（88.3%）。 而在“铁链女”事件爆发后一个多月，公安部再次宣布从当年3月起，开展为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包括盘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人士，并透过采集比对DNA查询身份。按照官方公布的成绩单，警方仅半年就破获906起案件，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妇女儿童1198名，并抓捕了犯罪嫌疑人1069名。 中国国务院则在1989年就已经发布了《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并在2008年起出台了3次《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被第二次修订，并于2023年起生效。 那么，这些行动是否对打击中国人口拐卖犯罪真的起到了效果呢？李柯教授认为，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新增了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措施，涉嫌犯罪行为除了婚姻登记机关、乡镇政府、居委会、村民委员会有义务向警方举报，酒店等私营机构发现可疑行为也应与警方联系。 此外，中国刑法也在去年完成修订，预计今年3月起施行。其内容除了保留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刑责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除非按妇女意愿准予返回原居地，或没有虐待、阻碍解救行为者，可从从轻处罚），以及如果强行与被拐卖妇女发生性关系，将按强奸罪处理等；这次修订还新增了以下内容：如果以暴力、威胁或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种种立法及政策，效力能否持久？李柯教授认为，这还有待时间观察：〝执法过程当中有无具体落实，需要实证研究，才能有比较可靠的结论。〞 李柯举出在中国农村妇女的离婚诉求为例，像是子女抚养权及夫妻共同财产分配问题，尽管中国在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试图保护家暴受害者，但2006-2011年间，〝在我的样本当中，70%以上女性都有抱怨家暴，却没有一位案件的法官支持了家暴受害者。〞而公安、法院、妇联等基层部门也往往没有向受害妇女提供适当的救助或干预。 李柯进而指出，这些状况同样没有在中国2015年通过第一部反家暴的专门法律后有所改善。以人身保护令为例，法院审核发布的数量只有几千件，但〝中国法院在2022、2023年左右，每一年处理的离婚、婚姻家庭纠纷大约在180万件左右。而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统计数据，比如全国妇联的统计，中国大约有1/3分左右的家庭遭遇家暴。〞 曾在中国创办《女声》电子报、“女权之声”微博号的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认为，官方这些行动不仅只〝是政府的一个姿态（宣传套路），用他们的方式来回应这个问题，或者说把公众的怨愤吸收到他们的制度性安排里面。〞在执行层面，也〝没看到如何让女性参与、监督这些行动〞。 “铁链女”事件中，伦理道德在哪里？ “铁链女”事件至今已经两年，除了官方新华社在去年4月初报道“小花梅”入院治疗后病情获得控制外，外界至今再也没有其他消息。官方的报道说，小花梅“能在医生、护工帮助下穿衣、吃饭，并与医护人员简单交流”，但仍存在认知障碍。小花梅的长子则对外透露，妈妈能认出他，并叫出他的名字。 那么，在拐卖人口的刑事犯罪之外，如何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回顾“铁链女”事件呢？本案除了激起车浩及罗翔两位教授对是否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一罪的刑责处罚外，其他最大的争议还有，为何法院没有认定董志民犯下婚内强奸的罪行。中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耶鲁大学的中国刑法专家唐哲（Jeremy L. Daum）以文字形式回复本台采访表示，由此来看，〝中国并没有把强奸罪行排除在婚姻之外，但法院在审理时，的确倾向考量婚姻是同意性行为的表现。分居或提出离婚则让法院有好的理由进一步审视意愿问题。〞 李柯教授则对此表示，目前在中国还鲜少有专业人士针对婚内强奸问题进行研究，加上法院当时认为相关案情不成立，目前也仍难以找到相关的全国性统计数据。她说，中国刑法的原则是受害者到法院自诉，或是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再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但〝问题是，如果在中国婚内强奸的概念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公安是没有介入的理由的，检察院也没有提出公诉的理由。〞 她认为，尽管受害人能以人身伤害为由要求公安介入，也也仅能算是家暴而非强奸。
“铁链女事件”轰动全国，连海外华人也为之痛心疾首。其时，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痛批“习近平是人贩子”，随即在中国遭全面封杀。改编自严歌苓原著的张艺谋电影《一秒钟》，也奉上级指令删除严歌苓的署名。严歌苓的丈夫曝光影片制作公司负责人的威胁信息。证实封杀指令来自中国官方机构——电影局。严歌苓委托美国、法国两家律所拟在境外提诉电影相关方。 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将在海外发行，早前他应中共当局审查要求，悄然删除该片原作者——知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署名，这种屈从当局审查的做法在西方国家触礁，严歌苓及其丈夫，也是她的经纪人王乐仁（Lawrence A. Walker）拒绝沉默和妥协，坚持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等 。 王乐仁接受本台专访时详述事件起因和脉络，早在2011年，张艺谋与严歌苓签署了《陆犯焉识》版权使用协议。该书以中共建政后残酷的“反右历史”为背景，用家族史展现一个国家巨大的政治悲剧。 张艺谋据此改编剧本后拍摄了电影《归来》，也因此赢得了国际声誉，该片入围2014年戛纳电影节（港译：康城影展）非竞赛展映单元，并赢得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等。 张艺谋以商人的嗅觉继续开发该书的价值，很快他找到了“一鸡两吃”的办法，他以《陆犯焉识》另一条线索为主线，拍摄了另外一部电影《一秒钟》。在版权协议中并没有禁止张艺谋这样做。 此时，张艺谋已同《归来》电影的制作公司乐视发生矛盾，而小说的版权亦已转让给乐视公司；因此在电影《一秒钟》中，他无法明确将电影归功于这部小说，但他在屏幕上标注：“本片受到严歌苓女士作品的启发；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王乐仁说：2011年，歌苓跟张艺谋签了一个合同，他想用她的小说《陆犯焉识》做电影，他确实做了一个电影，叫做《归来》，完全是根据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然后张艺谋一直在想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犯人从劳改营里跑出来了，为了看他的女儿上电影一秒钟的时间。这个故事一直吸引张艺谋，所以他用那一部分做《一秒钟》的基本的构造，我们没想到他会把这个小说做成两个电影，不过在合同里没有限制他，并且在合同的期限之内，所以歌苓和他渐渐地合作了。张艺谋请她两次在北京看他的电影的草案，他们有点冲突怎么署名。张艺谋原来跟乐视合作，做第二个。他跟他们有冲突，他本来把《陆犯焉识》的电影版权转到原来的制片公司，他不想谈判把它要回来，所以就想用甚么间接的办法，他们当时给歌苓四个方案，都没有提到《陆犯焉识》这个小说，可是都感谢了严歌苓，说是“受到了严歌苓女士的启发，很感谢”！ 2019年2月，《一秒钟》剧组到柏林参加电影节，他们在严歌苓家聚会，憧憬电影竞逐金熊奖，他们还相约一起走红毯。但《一秒钟》在媒体观影前一个小时突然撤出。并宣称是技术原因。此后，该片不断推迟上映，在张艺谋对该片多次修改、按官方要求删减内容后才终在2020年11月上映。 吊诡的是，该电影被官方过审上映后，致谢严歌苓的这句话也被删除。王乐仁认为，一个能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在电影制作上没有理由解决不了“技术原因”，而删除严歌苓的署名也只可能是国家力量导致的“政治原因”。为此，他们决定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除向张艺谋和制作公司提出恢复署名要求、王乐仁还联系了严歌苓所属的好莱坞编剧工会、《一秒钟》电影位于法国的全球发行公司Wild Bunch of Paris、美国流媒体发行商 MUBI、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陈明事件并要求这些机构考虑是否允许不尊重作者权利的电影在这些电影节上展映和在海外发行。其后，MUBI在官网上已悄然加入关于严歌苓为原作者的介绍内容。 王乐仁深知，在中国很难通过法律程序来捍卫因政治原因被削夺的著作权，但美国及大多西方国家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因此王乐仁委托马萨诸塞州的律师事务所 Fierst Bloomberg Ohm LLP，以及法国律师事务所 Bernard-Hertz-Bejot 代理该案。他们希望止停中共当局在海外的侵权之手。 王乐仁说：我们也讨论了是不是要在中国告，可是控制法庭和审查的都是一个系统、一个政府。在中国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开始想，这种事情应该在国外停止，这件事件在中国它们可以做，因为它们有这个权力，可是在国外，作者有自己的版权、知识财产权，还有moral rights（著作者的精神权利）。 《一秒钟》的投资方——欢喜传媒集团制作人赵毅军证实了王乐仁的猜测。赵毅军透过一位电影界的中间人，明确告诉严歌苓，删除严歌苓署名的指令，确实是来自中国国家电影局，欢喜公司必须依规执行；赵毅军还将目前无法在海外顺利发行该片的责任推给严歌苓，并且语带威胁，警告她不要将矛盾上升到与国家对立层面。王乐仁说，这样的威胁令人联想到“天安门坦克人”。 王乐仁说：欢喜公司赵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朋友 ，朋友转给歌苓了，他说去掉歌苓的电影署名是中国电影局决定的，它们坚持要把她的名字去掉，张艺谋和欢喜公司必须跟电影局的规定而做；他也说现在全世界对这个电影的发行，因为严歌苓出问题；他说“如果严歌苓继续这样做，我们必须把这件报告给中国电影局，不是我司和严歌苓之间的事情，是严歌苓面对国家，是一个人跟国家的对立。我马上想到“天安门坦克人”，一个国家的权力总是比个人的权利大好多倍。 王乐仁告诉本台，其实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吹哨人李文亮去世、武汉作家方方受到打压时，2020年3月，严歌苓就写下挞伐中国政府掩盖疫情真相的文章“瞒瞒瞒”；其后中国政府就暗中停止与严歌苓有关的电影项目，做法如同纳粹德国时代秘密进行的“职业禁令”（Berufsverbot），这种压制也波及了电影《一秒钟》。但严歌苓并未因此停止就中国的社会事件发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宋庚一遭举报事件后，严歌苓再写下《举报随想》；不久前她再就“锁链女事件”写下《母亲啊 母亲》。 因严歌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这些文章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令中国政府恐惧。 直至今年2月，严歌苓与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电话连线时，附和周孝正的说法，称“习近平是人贩子”，当时她并不知道整个对话是网上直播。针对严歌苓的打压即时展开。一夜之间，严歌苓的名字在中国大陆网站上成为敏感词，她的书籍、电视作品、电影等也遭下架，已经签约的出版商、电影合作方等纷纷毁约。 中共的封杀让严歌苓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而在面对《一秒钟》有关方的法律诉讼中，严歌苓要与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鸡蛋碰石头的后果难以设想，但严歌苓及丈夫深知，这个署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声誉，而是代表某种尊严和价值。 严歌苓曾表示：“一个作家面对失序的权力、社会不公等不能失去愤怒的表达”。 王乐仁说：以前歌苓她当然要保护自己的伙伴。反正一些东西到了一个程度时，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你能不说吗？你不能不说！凭甚么不说？！而且歌苓愤怒了，写这些文章，表达她的意见！ 瑞典翻译家万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张艺谋早失灵魂，成为中共御用导演。 万之说：当局说“我们把严歌苓的名字拿掉”，张艺谋这种很可怜的人，他只能这么做。张艺谋都已经基本成了空心人、御用的导演。在这个政权下，他没有自己的个性、权利。他们就像傀儡一样。 万之也指赵毅军以国家威胁严歌苓的信件，足以显示这是中共对一名海外作家的政治打压。 万之说：这个姓赵的这个国家，你用国家来干涉这个法律吗？中国当局越来越无耻，越来越像一个流氓，它不让你谈政治的时候，你就不能谈政治，当它要谈政治的时候，它把政治牵涉到任何问题。 万之指瑞典已打出《一秒钟》5月份上映的预告，但如果海外上映的是侵权版本，严歌苓有权提告任何电影链条环节中的机构或公司。 本台逾十次拨打赵毅军的手机，皆被挂断，及至最后记者的电话疑被对方封锁。《一秒钟》发行商之一的香港安乐公司总裁江志强也未回复本台置评请求。 严歌苓为知名的美籍华人作家，其作品《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拥有巨大的受众群，很多作品也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此前她曾与张艺谋合作《金陵十三钗》。王乐仁为美国前外交官，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办事处新闻科长。目前担任严歌苓的译者、经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