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

2024年2月20日，唐正琪於日本東京去世，享年27歲。在生前身後的報道里，她似乎一直只是「人權律師的女兒」。 在她短促的人生里，父親唐吉田確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是他的女兒，唐正琪被迫失學，在公益機構里長大，從未有過一個正常的童年。也正因如此，她窺見了一個名為「公民社會」的世界。 像父親那樣，為了捍衛人權，搭上個人自由和身心健康？還是滿足母親的期盼，兩耳不聞窗外事，甘於安穩卻平庸的人生？擺在年輕的唐正琪面前的兩條路，在當今中國根本上無法調和與兼容。 身為人權律師的女兒，意味著兒時的家庭創傷、被剝奪的教育機會，卻也可能是另一個對她開放的世界的「捷徑」。但她決絕地捨棄這一標籤，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贏得認可，按照自己的意願把自己重新「養育」一遍。2019年，她遠赴日本，打工，申請大學，跟朋友看櫻花，過得拮据卻快樂，探索既能有正常私人生活，也能參與公共的路徑。 然而，突如其來的疾病，讓唐正琪的第三條「中間道路」戛然而止，她喪失了自由意志和話語權，重新跌落回屬於「人權律師的女兒」的宿命。生死之間，皆躲不過披著「國家安全」之名的魅影糾纏。 網路圖片 「主啊，你知我無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依……」在一片唱詩和禱告聲中，27歲的唐正琪（小名：琪琪，キキ）走完了在日本東京求學的最後一站。 3月2日上午，近50位各界人士參加了唐正琪的告別禮拜儀式。他們主要是她的父親唐吉田的朋友、關心中國人權的在日華人、媒體人等。事後媒體報道多聚焦於唐吉田終究未獲准出境辦理女兒喪事、甚至再度在國保控制下失聯，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人權律師團體持續呼籲的努力付諸東流。 十天前的2月20日，唐正琪在感冒發燒三天後患肺炎去世。在許多人眼中，這不啻為一種「解脫」。此前長達近三年時間，因肺結核引發的腦膜炎，她始終處於深度昏迷中，依靠人工呼吸機維持生命。從老家吉林趕來照料的母親劉鳳嵐，幾乎寸步不離，和她一起困在不到20平米的一室戶里。 「琪琪是整個事件中最悲慘的人，從小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養，剛要獨立開始新生活就病倒了……」一位曾去探望過唐正琪的中國民間人士記得見過一張照片，病榻上的她因長期插管，面目已經變形，身上卻還鋪著寫有倡導標語的橫幅，這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除了『人權律師女兒』之外，有多少人在意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有著怎樣的夢想嗎？」 網路圖片 倔強的中國留學生 舉行葬禮的殯儀館靠近御花茶屋站。據傳，幕府時期的一位將軍因打獵時胃痛在此休息，受到茶屋老闆的女兒悉心照料後痊癒，便以她的名字「花」將茶屋更名。葬禮上，唐正琪生前在日語學校的同窗友人未見出席，只有班主任老師來到葬禮現場，對於未能幫助她圓大學夢深表遺憾。 經過兩年學習，唐正琪通過了日語N1（最高等級）考試，但申請東洋大學卻遺憾落榜。2021年4月，在單人公寓里倒下之前，她已經在另一所專門學校（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機構）就讀，就此解決了簽證問題，準備再次申請。 在首次大學申請的志願書中，唐正琪寫道，她從網路新聞獲知有支援未成年人上學的NGO存在，但做了各種調查研究後發現，大部分援助都針對男孩，即使是接受支援的家庭，也都優先給男孩，甚至把女兒拿到的支援金全部拿給兒子。 「如果能夠學習，女孩也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從貧困和家庭歧視中逃脫，她們的人生肯定可以發生改變。」唐正琪稱，她夢想在將來成立一家專門支援女孩上學的NGO。因此，她希望進入大學後能夠進行三個方面的系統學習： 一是社會學相關知識，比如不讓孩子接受教育，是否和地區獨特的文化環境有關，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包括家族中女性是否有工作會對家庭有怎樣的影響等；二是社會調查方法和數據分析，她特別提到想增進自己與他人交流的能力；三是心理學相關知識，以改善失學女孩的心理狀態，「因為家庭原因而沒有辦法上學的女生們，她們心裏面會面臨很強的壓力，我認為她們陷入了沒有希望的狀態。我想要給她們勇氣，想要給她們援助，想要讓她們可以去學校。」 據《端傳媒》此前報道，唐正琪對性別平等的活動特別感興趣。她曾和父親唐吉田談論，自己感受到日本男權社會色彩太濃，女性話語權很少，包括課上女老師的評論從男性視角出發，她對此特別提出了不同意見。 唐正琪出事後，在日中國留學生海月在媒體上讀到上述志願書，長嘆了一口氣。比起非名校不考的留學生，海月認為唐正琪在擇校方面相當務實，無奈「這份志願書寫得太普通了」，她似乎刻意迴避了一部分的自己獨特而重要的經歷，反而就像普通城市中產孩子寫出來的文書那樣「看起來太『漂亮空洞』，也太『事不關己』」，「否則或許她能進更好的學校。」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與唐吉田是舊識。她長期使用社會學方法研究現代中國問題，在此過程中與中國人權律師及其家人保持密切互動。因此，女兒要來日本留學，唐吉田便拜託阿古幫忙照顧。然而，唐正琪到東京後，長達半年時間一直沒來見她，令他們一度感到擔心。為了減小她的經濟壓力，阿古智子還曾幾次邀請「琪琪」到家裡來免費借住，也都被她一一婉拒，「沒關係，我可以自己解決。」 阿古智子家是一座三層獨棟住宅，地處東京繁華的城市中心，裝修雅緻而充滿人文氣息。時常有中國訪客在此借住或聚會，其中不乏受打壓的其他人權律師的孩子，每每圍繞人權、國際關係、社會問題等，展開批判性的交流。唐正琪也很願意參與和中國問題相關的討論，不過她經常推說「很忙」不能來，在人群中話也不多，沒有給阿古智子留下深刻印象。較為特別的是，唐正琪是少有的更願意用日語而非中文直接與她對話的中國人。 2020年11月，唐正琪最後一次來到阿古智子家吃飯，這也是兩人唯一一次面對面單獨交流。阿古智子向「WOMEN我們」回憶，當時唐正琪講起，同在麥當勞店打工的一個女孩自殺未遂，手上還能看到傷痕，她略帶批評的口吻談道，「像這樣自己傷害自己很傻，（導致）工作效率也很低。」 阿古智子隨即開導她：每個人都有特殊的成長背景，家庭、生活環境不好，沒有條件學習，不能說是「傻」。她順勢提起唐正琪的大學志願，建議她學習心理學，更多理解別人的心理狀態。「我記得那一天她表現得非常理解，還說『下個月還想到你家，跟你一起聊天』，好像很開心的樣子。」阿古智子說。後來她果真聽取了這一建議，修改了志願書。 唐正琪租住的葛飾區，位於東京都市圈邊緣，房租相對較低。不到2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約6萬日元，加上水電、網路費用，摺合近四千元人民幣。海月前去探望時注意到，這個公寓樓很新，有自動門鎖，一樓就是以物美價廉著稱的日本業務超市，附近還有沿河的公園，「是便宜的房子中比較好的。」這讓她感到，唐正琪頗有自己的主見和眼光。 但這還是給她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當初她不顧母親極力反對留學，單方面斷絕來往，除了此前自己工作積攢的一點積蓄，只能靠窘境中的父親東拼西湊供她留學——考學失利後還要「復讀」一年，只會讓她壓力更大。周末她去麥當勞打工，時薪摺合人民幣70元左右，按照在日留學生每周20小時的打工時間限額，月薪頂多5600元，只能覆蓋她的開銷不足六成，更何況疫情期間工作時長只會縮水。 據阿古智子了解，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母親托赴日的朋友給她帶來錢和禮物，她愣是拒絕會面。因為學習成績不錯，後來她獲得了學校每月人民幣兩千元左右的獎學金，經濟困難才稍微緩解。不過，她身後還是留下了一筆數額不大的網貸。 「她在日本時一直很低調，國內的政治迫害還伸不到她身上來，」海月認為，唐正琪的遭遇更像是許多中國窮留學生的典型困境：「省吃儉用」地過日子，「窮忙」之下更沒有時間精力社交。她猜測，唐正琪後來之所以發病如此險惡，可能跟營養不良、睡眠不足導致免疫力差有關，加上缺少家人支持，又不願和朋友商量、求助，這才延誤了治療。 阿古智子說，日語學校的班主任也曾評價，「琪琪的性格是比較頑固的。」老師曾建議，提前和她一起練習模擬面試，她不太接受，自認為報考的學校比較簡單，有信心通過。等到真正面試時，她卻發揮失利，說不出話來。 另一方面，也有時運不濟的原因。阿古智子曾在社交媒體撰文指出，近年來，在日本文部科學省的指導下，日本的大學不得不嚴格限制招生名額，導致進入大學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很多大學對英語成績也有了較高要求，無怪乎老師要求唐正琪重點關注英語，她的房間里也被發現有許多英文教輔書。 「我覺得琪琪自己也有一些心理問題。她比較自立，是不想靠別人的那種孩子，否則她完全可以放鬆一些，但是很可惜……」阿古智子感慨，「這是因為小時候的環境造成的，還是她的個性使然，我也搞不清楚。」 網路圖片 被「監護」在公益機構的「小大人」 事實上，唐正琪就是曾因家庭原因失學的女孩中的一員。從她九歲那年起，父親唐吉田辭去吉林延邊州檢察院的公職後，輾轉深圳、北京、安徽等地做律師，陸續代理征地強拆、上訪、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法輪功學員等維權案件，唐正琪也曾短暫地隨遷到深圳上小學；待到十五歲時，她不得不離開傳統學校教育的軌道，時值2012年年初，唐吉田因「茉莉花事件」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近一個月，受盡折磨，染上肺結核。 那幾年裡，公民社會方興未艾，唐吉田頻頻越過「紅線」：例如，2008年推動北京市律師協會直選，簽署《零八憲章》，後來他因退庭抗議風波被「清算」，於2010年被吊銷律師執業執照。當年，他依舊活躍於農村土地維權、批判重慶打黑、反酷刑等公共行動和倡議。也是這一年，因為對事業發展的分歧，他和妻子在起初瞞著女兒的情況下離婚——此前他已經結交了同在維權圈的新女友。 劉鳳嵐曾向阿古智子訴苦，剛結婚時，唐吉田曾因為看到她和別的男人說話而動手打她，後來他經常被警察跟蹤騷擾，國保還會上門核實他的行蹤，令她和女兒緊張不已。在這樣的高壓氛圍下，母女倆的關係也伴隨著控制、衝突和暴力。 據《端傳媒》此前報道援引唐吉田朋友的說法，由於父親受當局打壓，唐正琪在學校被區別對待，父親也不希望她接受「洗腦教育」，「就這樣失學了。」 曾在南京民間公益組織「天下公」工作的何佳告訴「WOMEN我們」，人權律師子女的受教育權屢屢受到侵犯，比如「709律師」王全璋、李和平的子女都曾遭遇逼遷、被學校拒絕入學或被迫休學。「有的當地國保也會和老師打招呼，偷偷告訴其他老師同學，孤立人權律師的孩子。」2013年下旬，何佳曾和唐正琪有過幾個月的短暫相處，她回憶，「小唐具體在學校有什麼遭遇，她沒怎麼跟我們說。」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某個傍晚，唐正琪跟著她回住處借書看，兩人一起坐在床邊，聊了很多。何佳依稀記得可能推薦了當時暢銷的某些公知著作，其中還有一本有許多動植物插圖的航海日誌，她倆都覺得很有趣。「小唐」慢慢講起小時候一些不太愉快的記憶，還說「你要是我的媽媽就好了」。 那一刻，何佳彷彿看到「小小的她在東北的雪地里無助地哭」，「當時我正懷著我的女兒，聽到這句話很訝異，也很心疼，卻不知怎麼回應……也因為這次長談，我從沒覺得小唐叛逆，一直覺得她挺懂事的，有些超出她年齡的成熟，還有一些荒涼和孤獨。」 得知「小唐」病逝後，何佳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撰文懷念她，遺憾那晚沒有好好抱抱她，誇讚她把自己照顧得很好，「養育小孩這些年，我才能更知道當時的小唐有多不容易。她是很需要愛和關心的孩子，但可能知道要得到這些並不容易，就裝著什麼都不在乎，甚至還故意表現出一些淡漠。」 何佳的丈夫韓呈祥比她早兩年在「天下公」工作，那時「小唐」就已經在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弄明白「小唐」在機構的「定位」，坦言「超出了自己當時的認知」。 當年她不過十五六歲，「不大不小的年齡」，卻有自己的「工位」。她做的是類似行政助理的工作，每個月拿800元志願者補貼，也時常去機構主辦的培訓和外展活動上幫忙。同時她也在上日語培訓，包括程淵在內的機構負責人則像是「實質的監護人」，每兩周約她談一次，抓她的學習進度。「有時候他們說她，學得怎麼樣了，為什麼沒去上課，她就和正常青春期的叛逆小孩一樣，會回懟『家長』。但其實私下她是感激他們的，親口說過他們都是很好的人。」 韓呈祥逐漸得知「老唐」的遭遇後，依舊不理解他為何要把孩子「托養」在機構，「畢竟我們在工作，大多都是男士，照顧起來也不方便。」而據何佳所知，唐正琪並非孤例，同期還有另一個人權律師未成年的兒子托養在其他機構。家長們的目的相似，讓孩子在機構接受鍛煉作為「過渡」，學好外語後就出國留學，「可能也是有前人趟出過這樣一條路」。 在他們眼中，唐正琪很多時候表現得像個「小大人」。韓呈祥還記得，有個「文藝青年」氣質的實習生曾說，自己想一直實習、不想做全職，這樣更少受到束縛，唐正琪直白地說他這樣想「」太幼稚」。某天韓呈祥和妻子發生爭吵，唐正琪還來勸他，不能跟女生這麼說話，而是應該怎麼怎麼樣，給他出主意。 她對時局顯然也有自己的看法。父親患肺結核後一直吃藥，何佳問過她，是否有免費藥物可用，她答說政府給的藥效果都不好，還評價了醫療體系的種種弊端，「小小年紀有那樣的見地很厲害。」 在「天下公」的兩年，唐正琪對權利倡導耳濡目染。女權行動派最早發起的「佔領男廁所」行動，艾滋感染者馬治發發起的「全國艾滋反歧視街頭徵集握手擁抱」，她都有所響應和參與。「當時她年紀小，思想比較開放，接觸了很多公益圈的各種人和活動。對於這些活動，如果能參加的，她都願意參加。」韓呈祥說。 與之相對，她也將公益機構艱難的生存狀況看在眼裡。有一次，「天下公」組織艾滋、婦女平權相關議題法律研討會時，場地酒店因蘇州公安維穩施壓、臨時毀約，「天下公」堅持將該酒店告上法庭，還對外公開了法院對公安的庭審記錄。唐正琪不止一次向身邊人講過，「要好好學習，將來多賺錢捐給機構」。 韓呈祥於2013年下旬離開「天下公」，再次聽到唐正琪的消息已是她病危之際。他一直以為，離開機構後的唐正琪早已赴日留學。然而，這個計劃不知何故中斷。從表面的時間記錄上看，2014年3月，唐吉田因「建三江事件」被行政拘留，期間還被國保毆打至肋骨斷裂，並確診腰椎結核。 據《端傳媒》報道，他們一家三口曾赴香港給唐吉田看病，在深圳羅湖口岸，母女倆已經通關，只有唐吉田被警察攔下。唐正琪抓拍了照片，邊檢警察發現後強行要求她刪除，衝過去一下撲倒了她，手機也甩了出去。在唐吉田的記憶中，女兒刺耳的尖叫聲，持續回蕩在羅湖口岸大廳。 據何佳夫婦描述，青春期的唐正琪對父親態度矛盾，會用「不太在乎又帶著幾分驕傲」的語氣評價他所做的事。一方面，她認同父親的人權事業；另一方面，父親偶爾來南京看她，帶她參加朋友們的飯局，她回來後也會嚷嚷「無聊」，對他們席上經常高談闊論自由民主感到不耐煩。在得知何佳懷孕後，唐正琪更是私下勸誡韓呈祥，「你以後不要去當人權律師」。 2015年「709大抓捕」發生後，人權律師成為高危職業。那幾年，唐正琪走上了母親為她指定的道路：去廣東讀職高，獲得珠寶鑒定師資格，以此為職業工作了幾年。在母親心目中，回老家跟著她做生意，有一套寫她名字的小產權房，結婚、生子，陪伴家人左右，就是最安穩幸福的人生。 網路圖片 漫長的告別 但受過新生的公民社會和女權意識的洗禮，唐正琪終究不甘心如此被「安排」的命運。2019年，在父親的支持下，她重拾起日本留學夢。在東京的兩年多，或許是她精神上最為自由舒展的日子。身邊幾乎沒有人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在忙碌的考學和打工之外，她像兒時一樣鍾情於日本漫畫和小說，換穿各種造型的JK制服或少女系連衣裙，有時和朋友一起去參拜神社寺廟，分享美食和甜品。 「聽語言學校的老師說，她是非常enjoy（享受）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的。」據阿古智子了解，三月底，參加完語言學校的畢業典禮，唐正琪和關係最好的女同學計划了一趟畢業旅行。她們去了茨城縣爬山，還在偕樂園賞櫻。唐正琪的微信朋友圈封面，亦是一張她手捧櫻花的背影照片。 在採訪過程中，我再三託人尋找和聯繫與唐正琪年齡相近的友人，希望更多了解她生活日常的一面，然而並不順利。韓呈祥告訴我，有位久未聯絡的前同事，當年因為「腐女」同好與唐正琪走得較近，（他還記得「小唐」喜歡畫的美少女系卡通畫，貼在辦公室的牆上）但在程淵受當局打擊入獄的陰影下，不好意思為此去打擾人家。在東京生活的一位記者朋友則說，她也做過類似努力，但發現自日語學校畢業後，唐正琪的同學們已經各奔東西，聯繫不上。 原本阿古智子已經跟她說好，新的一年可以幫她一起準備申請文書、面試練習等，唐正琪約定過來的時間是五月初。然而，四月底，阿古智子先接到了唐吉田的電話，說女兒生病已經失聯幾天，拜託她去家裡看看。憑藉門下通風口的熱氣，阿古智子和求援而來的警察確認她在屋內，持續呼喚了一個多小時，終於聽到琪琪微弱的聲音，按照指示的位置拿到鑰匙。進門後，只見她躺倒在地，緊急叫了救護車。 阿古智子事後了解，原來至少兩周前，唐正琪就開始受到頭痛困擾。她以為是感冒癥狀，去了三家醫院檢查都排除了新冠感染，直到第四家醫院初步診斷懷疑是肺結核——很難說這和她父親患有肺結核是否有關聯。還沒來得及做詳細檢查，發著燒的她就突然倒在住處，陷入半昏迷狀態。 阿古智子回憶，琪琪在救護車上恢復了一些意識，說頭痛得受不了。「我真的很想問她，為什麼不跟我們聯繫，只想著要自己解決。我猜可能是她擔心新冠肺炎傳染，不想給別人添麻煩。」疫情期間，許多醫院床位不夠，輾轉幾個小時，阿古智子終於聯繫上聖路加國際醫院，醫院表示願意接收。 唐正琪凌晨1點入院，阿古智子到6點才離開，不久她收到了唐正琪充滿關懷的語音留言，「抱歉阿姨，昨天你沒有睡嗎，你要好好休息啊。」阿古智子沒有料到，四五天後琪琪就失去了意識，做完手術，醫生判斷她醒來的幾率渺茫。 聖路加國際醫院是東京頂尖的綜合醫院，被視作「日本皇室御用醫院」，而且由於天主教背景，對貧困家庭素有醫療費減免政策。得知唐正琪父親的狀況，加上媒體的大量跟進報道，該醫院主動免去了唐正琪大部分的醫療費用，在治療上也並不吝惜輸血、營養等補給。 唐正琪母親劉鳳嵐趕來日本後，阿古智子一直充當著她和醫院之間的翻譯和中間溝通人，記下的琪琪住院醫療筆記高達100多頁。她時而還要面對一位絕望的母親裹挾著陰謀論的質疑和怒火——因為原本就反對女兒留學，強烈的愧疚悔恨與其對日本的仇視交織在一起。朋友們私下分享了一些信息表明，國內國保部門一直對劉鳳嵐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介入。 「琪琪的狀態和腦死亡差不多，醫生說還有一點點腦電波，但很微弱。」阿古智子說，如果換做是她，她會選擇拒絕延命治療的「尊嚴死」，可惜琪琪並沒有在生前留下個人自主意願的聲明。她的父母則有著強烈的治療願望，選擇上人工呼吸機。母親尤其抱著她仍能醒過來的決心，不顧醫護反對，堅持從國內進口中藥為她私自治療。 一年半後，2022年10月，病情相對穩定的唐正琪出院回到位於葛飾區的寓所。來自人權團體和教會的愛心人士不時前來探望。許多人都提到房間的狹小擁擠，瀰漫著濃濃的中藥味，安靜時還能聽到琪琪非常沉重的呼吸聲。日本政府提供康復護理服務，每天五位護工輪流上門為琪琪按摩、做復健。但這些無法抵消母親日夜的操勞、擔憂和孤獨。 關注婦女權益的黃思敏律師向「WOMEN我們」表示，她不願將人權律師家屬看作一種「附帶的悲劇」。「在過去的公共敘事里，他們往往是抗爭中的『犧牲品』，或是次要的『故事線』。人權捍衛者把抗爭策略和目標放在自己覺得重要、宏大的東西上，而家屬受到的影響、在社運中的參與，從來都很少被談及。」 「但是我們所追求的公正，跟具體的人和具體的關係是分不開的。這些在我們過去的論述或生活經驗里，好像是被嚴重弱化了的。」黃思敏反問道，「我們在追求一個什麼樣的理想和社會，如果是犧牲周圍的人，關係中同樣存在壓迫、歧視和暴力，你怎麼能用平等、尊重、非暴力的方式推動社會運動、聯結更多的人？這兩者是相悖的。」她認為，改變應該從正視家人的處境和感受開始。 網路圖片 「看見一個受苦的靈魂」 在知天命的年紀，女兒遭遇飛來橫禍，唐吉田此時想要更多背負起父親的責任卻不可得。據阿古智子透露，在痛苦中，成為基督徒的唐吉田每天為女兒禱告。他還錄下很多給女兒聽的音頻，除了朗誦詩歌、唱家鄉歌謠、講她兒時的趣事，也飽含對過往的追憶和懺悔，「主要是她小時候經常在外地工作，沒有給她很多關愛，讓她很孤獨，沒有給她很好的學習環境這些。」 這樣堅持了兩三個月，劉鳳嵐不太樂意繼續播放他的錄音。他轉而拜託朋友們幫忙。有時朋友好心轉告，看到琪琪聽完視頻，有些面部反應，但醫生認為這只是不自主的生理現象而已。 事發的頭兩個月，唐吉田曾不斷努力爭取出境探視。他從北京飛到福州嘗試轉機，被警察攔下，口頭告知限制其出境的依據是出入境管理法，涉及「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此後他數次向北京公安局政府信訪、甚至給彭麗媛寫信，迎來的卻是進一步剝奪人身自由。 2021年12月10日，在前往歐盟舉辦的國際人權日活動途中，唐吉田「被失蹤」，半年後才傳出從北京轉往老家「指定監視居住」。2023年2月至11月，他曾短暫恢復自由活動，此後依舊回到國保控制之下，被沒收手機，只允許在特定時間與前妻交流女兒病情。 今年2月20日，阿古智子通過微信詢問唐吉田是否已獲知琪琪去世的消息，對方說知道，但「現在不方便」，要求琪琪媽媽和他直接聯繫。之後她還問他是否想讓她替他在葬禮上說幾句話，再無回復。阿古智子認為，這意味著國保控制著他，彼此不敢多言。至今，唐吉田仍處於失聯狀態。 「真正的國家安全應該要考慮每個國民的幸福，我很想聽聽中國政府對『國家安全』的解釋，我真得不懂。」阿古智子感慨，自己也是一個母親，很難想像同樣的遭遇發生在自己身上會如何。她曾多次參與並發起聯署，呼籲中國政府允許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兒，還曾帶著徵集的聯名信只身前往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但無人簽收。 「WOMEN我們」了解到，在安排唐正琪後事的過程中，有一種意見是希望將葬禮盡量延遲至「全國兩會」後，希望增加爭取唐吉田成功出境的機率，但很快被否決。劉鳳嵐顯然等不起了，她無時無刻不想早一點帶著女兒的骨灰回國。據主持唐正琪告別禮拜儀式的喻冬牧師透露，劉鳳嵐同樣拒絕了在葬禮上加入「追憶故人」的環節，而是按照完整的基督教追思禮拜的形式進行，具體原因不明。 3月4日至11日的「全國兩會」會期及其前後，歷來是中國各地全面維穩的「高壓期」。如果說，國保想要控制唐正琪去世引發國際負面輿情，由於唐吉田的「完全隱形」，他們至少成功了一半。 2021年，經一位香港的基督教傳道人介紹，喻冬認識了劉鳳嵐，最初每周兩次去醫院陪伴她，為這對母女送去福音和安慰。 喻冬牧師說，他大概知道唐吉田在人權方面的工作，但和他幾乎沒有直接交流，因此在儀式開場的講道中並未特別提及他。「我們看重的是（琪琪）她個人的靈魂，這也是主所寶貴的；我看到一個受苦的孩子，還有一個需要幫助的媽媽，這是我做這些事的出發點。」他講述的是親口聽母親描摹的唐正琪，「一個很乖巧懂事又溫柔的女孩子，從來沒有和人吵過架或者拌過嘴」。 「人有一次生，也有一次死。這個事實，已讓我們從唐正琪姊妹來看見，並得到證明，」，喻冬牧師在告別禮拜上講道，「她比我們先經過死亡的關頭，到永遠安息之處。從今以後，世界黑暗的權勢不再壓迫她，一切的痛苦也不再攪擾她……」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WOMEN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