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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浙江省蒼南縣一名28歲女子在出租屋內死亡。因無人知曉,她2歲的兒子與媽媽的遺體生活多日。消息傳出,引發輿論震動。 據陸媒大河報報導,死者名為鄭雨,居住在一棟自建樓內,一樓是生活區,鄭雨和兒子在二樓南側的一間屋內居住。房間凌亂,大約有10平左右。男孩就是在這裡,和母體的遺體相伴數日。 房間里有不少零食,還有一個疑似被啃過的南瓜,從表面痕迹來看,看不出來,孩子獨自生活了多久。 泥瓦匠項叔稱,8月17日白天,有一個工友過來幫忙,他說了好幾次「怎麼這麼臭」。但由於他的鼻子不那麼好用,並沒有聞到什麼異味,也就沒怎麼再意。沒有想到當天晚上,警車就來了。原來是鄭雨的朋友,幾天沒有聯繫上鄭雨,不放心,過來看看,發現她死亡後,就報了警。 有鄰居稱,警察把小孩從樓上抱出來時,他看到小孩身上穿了個短袖,下身穿著尿不濕,脹得很大,滿身屎尿。他的妻子給孩子煮了一碗面,幫小孩換好衣服,吃完飯後,小孩被救護車拉走了。 據鄭雨的親人介紹,鄭雨生前有過三段感情,並生下三個孩子。前兩個孩子分別由孩子的父親照顧。帶在身邊的這個是她最小的孩子,她對這個孩子很看重,經常說以後要靠這個孩子給她養老。鄭雨沒有固定收入,其生活來源主要依靠親戚接濟,生前曾透露出要看病的想法。 鄭雨的家人認為,鄭雨看重孩子,不可能拋下孩子自殺,應該是突發疾病去世。 鄭雨的家屬陳林稱,8月9日,鄭雨曾給他打電話,讓他聯繫孩子的父親,說自己會死。但她的死因,目前現在還不知道,她的家人想要搞清楚,不想鄭雨死得不明不白。 關於鄭雨的死因,當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員並未透露相關情況。8月19日,警方發布通報稱,經檢查,小孩身體無礙,被父親接走照料,死者的死因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男孩的父親阿良稱,目前孩子的狀態很好,雖然他現在要撫養5個孩子,壓力很大,但他仍會將孩子撫養長大。
「宇宙有多大呀」,進門處的紅磚照壁上,幾行工整的小字清晰記錄著,「飛機飛到太陽20年才能到。月亮體積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億顆。」再往裡走,這個普通農家院落的每一塊磚面、每一扇木門、每一條木質窗框,甚至鐵皮推車上,都爬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寫字的人叫張福青,山西代縣峨口鎮上高陵村的一個留守老人。這個春天,在長滿文字的老宅里,他離開了。攝影師蔡山海途經上高陵村時,無意間闖入了他的葬禮。 福青在大門口的照壁上寫字,追問「宇宙有多大」 這些文字,寫在福青人生的最後20多年,小到如何種杏花,大到對宇宙的追問,間或夾雜著老人的願望,比如拍一張全家福,又或者想要在立冬節那天買羊肉,還特意註明,價格30元一斤。 葬禮過後,蔡山海將鏡頭對準滿牆文字,逐張拍下,再上傳到社交平台。 「這是一個多麼孤單卻又熱鬧的人」,網路上的陌生人懂得福青——這是老人在村裡很難獲得的共情。也有人借史鐵生的話發出感慨,「唯有文字能擔當此任,宣告生命曾經在場」;還有人感受到「碩大的孤獨」,「一棵杏樹,舒舒展展地開花、結結實實地結果,走過了樸實善良而又認真的一生」。 「宇宙有多大呀」 福青留下的最後一段影像是他在村頭照壁下晨練——這個78歲的瘦高老人戴著白手套和老花鏡,站在兩排裹著棉衣的老太太中間,跟著老年唱戲機的音樂一起拍手、跺腳。 在上高陵村,福青算是「異端」。他上過高小又讀了私塾,愛看書寫字、研究地圖,關心外面的世界,但終究囿於房院當了一輩子農民。這也讓他成了村裡最有文化的農民。唱戲機就是他帶去的,他常聽的《汴梁圖》《孫安動本》,其他老人也能跟著聽上幾段;可他聊的那些話題,比如「到2026年底川藏鐵路開通」「中國13億對印度13億人貿易來往非常重要」,就沒人願意聽了。大家更感興趣的是誰家老人過世了,誰家孩子結婚了——生老病死和婚育才是這裡的頭等大事,足夠拉拉雜雜、零零碎碎地絮叨一整個下午。 村頭寫著「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的照壁是老人們的據點。那些六十多歲身體好點兒的,有的還在種地,農閑時就聚在村子南邊下棋打牌;七八十歲的,則會在早上和午後坐在照壁下曬太陽,老頭們坐北邊的一溜墊子上,老太太們帶著馬扎坐南邊,「我們就是等死隊。」一個老頭打趣著。大夥掰著指頭算,「村裡最大的活到了100歲,78歲的最近兩年死了三四個,都快了。」 村頭照壁是老人們的據點 福青的離開在他們看來,突如其來又悄無聲息。 3月20日,春分,他帶著妻子杜中秀從家門口坐公交,去鄰近的繁峙縣城認證社保卡,一年要掃臉認證兩次,才能領每月100多塊錢的養老金。老兩口先在農業銀行門口和侄子張建平碰了面,再進銀行一打聽,人家不辦這個業務。兩人又回了侄子家,在縣城裡吃過午飯、理完髮,去興隆大酒店洗了澡。下午兩點半,坐上了回村的公交。 張建平記得,福青當時「特別精神」。 福青的電話號碼再次出現在他的手機上,是3月26日晚上,電話另一頭是繁峙縣醫院的急診室大夫。張建平帶著一萬元現金趕到醫院時,福青正躺在床上呻吟,話也講不利索,只說自己「難活(方言:難受)」。做完檢查,晚上九點多出了結果,醫生直接宣布沒法治了。 一切來得突然。身高一米八的福青體格健壯,雖然也有冠心病、高血壓、高血脂等基礎病,近兩年腿腳也沒那麼利索了,但他腰桿總是挺得筆直,一副整裝待發的樣子。 直到他去世,親友們才拼湊出福青患病的幾個片段——他突然「感冒了」,說嗓子不舒服,想讓村衛生院給他輸液。對方沒同意,他就自己找了個診所開了兩天的液體,第一天掛了5瓶葯,第二天人乾脆走不動路了,二侄子和同村的韓保倉趕緊把他送到繁峙的醫院。 福青有兩個兒子。他們和村裡大多數年輕人一樣,群鳥般離開巢穴,大兒子宏剛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做生意,小兒子宏英在北京當廚師,一年能回家三四次已經算頻繁。 被縣裡的醫院判了「死刑」,載著福青的救護車又開往省城太原。宏剛接到消息,開著車從鄂爾多斯往回趕。在山西省人民醫院做完檢查後,老人已經肝腎衰竭,醫生說是得換血,一次一萬多塊錢,但即便換血,「也沒多大希望了」。 宏剛凌晨兩點趕到時,福青已經說不出話,他的力氣只夠抬起頭來看兒子一眼。 他是被救護車送回家的,那時天剛蒙蒙亮,兩三個小時後,福青停止了呼吸。第二天,宏英趕回了家,他在北京打工,回老家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只有每天晚上的過夜火車。 福青種的兩棵杏樹在他下葬後的第二天開花了 沒有人知道福青臨死前在想些什麼,他的想法總是讓人費解。比如那個關於宇宙的追問: 「宇宙有多大呀?太陽表面溫度6000度,中心1500萬度,體積是地球130萬倍,重量是地球的33萬倍。飛機飛到太陽20年才能到。月亮體積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億顆。」 他竟然會關心宇宙的維度。在村民們看來,這和說要上火星沒什麼區別。 「操的心太多了,宇宙世界、國家大事,這跟你有啥關係?」說起福青,哪怕是在他過世之後,村民們還是不能理解。福青說話習慣將尾音拉得老長,時不時夾雜些之乎者也,這也讓村裡人聽著不舒服,「就顯得他有文化,文縐縐」,甚至有人覺得他「神經病」。 宏剛從前也不理解父親的言行和滿院子的字,「就是一個普通農民,怎麼就這麼有志向,還會關注世界?」在他的記憶里,父親嚴格又正派,會用朱子家訓來要求晚輩,會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掛在嘴邊。在東房的牆面上,他寫下了「人生樂觀身心健,能孝養父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算是對後代的期待。 「福青能去看看嗎」 福青是走出過上高陵村的。 老屋東房中間的牆上,貼著五張地圖——鄂爾多斯、廣西、太原,還有中國和世界,前幾個是福青一生中到過的地方。地圖貼了少說十來年,表面幾乎沒有灰塵。 鮮有的幾次遠行大多為了生計或辦事。上世紀80年代,他跟鄰居一起騎著自行車,馱著七八十斤辣椒去太原賣;1989年親戚在北京看病,他帶著宏剛去探望。2017年,宏英在北京的工作稍有起色,接爸媽過去逛了幾天。福青最喜歡故宮,從剛開門一直待到閉館,遲遲不願意離開。碩大的紫禁城裡,老人細細地研究每一處建築的防水、防火設施。 廣西是他到過最遠的地方。那是2013年,宏剛去廣西考察藥材生意,順便帶父親走了一趟。福青回來後,將當時的照片、航空意外險保單、機票小心翼翼夾在旅遊宣傳單里。那是他第一次坐飛機,出發前買的藍色襯衫上衣兜里,還揣著當年用的老年手機。 最久的一次遠行,則是去鄂爾多斯。2006年前後,宏剛在鄂爾多斯的客運站開超市,賣些雜貨和特產,福青便帶著妻子和初中還沒上完的小兒子一起過去幫忙。平日里,宏剛忙著其他業務和對外聯絡,店就交由福青和宏英照看。 福青在廣西旅遊時拍的照片 那段時日福青過得自在。他喜歡和人聊天,總能和顧客找到共同語言;他也愛看書,跟旁邊的書攤老闆混熟了,就每天去拿本書看,從早到晚能看上一天,有時看到一半就靠在椅子上睡著了。 一年後,客運站要搬到新區。車站周圍還沒發展起來,卻對商家提出了苛刻的入駐條件——要先交2-3年的費用。這意味著一兩年內基本掙不到錢,「不划算」,超市生意就此中斷。此後,宏剛另尋生意,宏英則找了家飯店學廚。為了不給孩子們添麻煩,福青帶著妻子回了老家。 中秀是第三任妻子。他的婚姻頗多坎坷——第一任妻子因性格不合離婚,第二任妻子生下宏剛後,次年病逝了。43歲那年,福青去了三趟四川,討回了金堂縣的姑娘杜中秀。 回到上高陵村,生活便又如故。沒過多久,2008年5月,福青進了醫院。診斷出冠心病時,醫生說已經堵到要命部位,得做支架手術;中秀則在回了趟四川老家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會突然神智不清,說些雲里霧裡的話。 上高陵村 自那之後,福青被困在了剛剛建好的房院里。四季井然有序,杏花開了又敗,白菜種上再摘,他就這樣年復一年守著痴痴傻傻的中秀,文字也便青苔般迅速長滿房院的每一處角落。 中秀需要靜養,不能獨自生活,福青就承擔起兩人的飲食起居,院門幾乎不再敞開。偶爾外出,他得先把門鎖好,再掐著點兒回來做飯。兒子禁止福青乾重體力活,把家裡的地租了出去,他便把幾乎全部心思用在了修整房院上。 院里的二分地種著些水果和蔬菜。栽種這些蔬果的時令、澆水施肥的方式以及產量和成果,也被他寫在了房院各處。 「立秋前十天,種上白菜。秋中期,種上冬菠菜。」 「杏花落果後剪果,距離四至五寸,遠果大甜。」 他是村裡最早種「紅姑娘」的。這種顏色鮮紅的野生水果,可以用作中藥,每年國慶節前後剛好全開紅。每到這時,宏剛會特地回老家幫父親把果實收了,帶到內蒙古去賣,能賣上六七千元。福青很滿意自己種的紅姑娘,會主動將種子分給相熟的鄰居,並教他們種植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達遠方。 每次出了新地圖冊,他都要買。宏英隨手翻出一本中國地圖冊,裡面幾乎每一頁的空白處都被父親寫得密密麻麻。福青關心交通,從新聞里聽到有新的鐵路或是高速公路正在被規劃和修建,他都要用紅筆在地鐵上畫出路線並做下備註。 地圖冊每一頁的空白處都被福青寫得密密麻麻 在福青的認知里,交通線路意味著新的發展機遇,他也試圖在其中為自己和孩子們找到新的機會,去到更遠的遠方。比如2023年6月,他在大門上寫下: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後,將成為亞歐非三洲的30億人口,世界最大物流十萬畝市場,77歲的我,張福青將能去看看嗎?希望我兩個兒子去定居,大展宏圖,吸引很多鄉親去共同發展。」 東房的紅磚,則記錄了各大洲的面積和人口,以及2023年的五國峰會和中亞大通道的開工建設。福青走後,宏英解鎖了他的手機,把父親的微信名「福青」改為了「雲遊四海」。 「建房院才完美」 戛然而止的生命帶來了最後一場盛事。近段時間,院子每天都有人光顧,一撥接著一撥,有記者、出版社編輯,也有鄉里領導。那些之前很少來串門的村民,也圍過來看熱鬧,每個人都從邁進大門開始,舉起手機對著牆上的毛筆字一通拍。 福青留下的文字,大多與房屋修建和維護有關——退守鄉居後,房子成了他最大的寄託。 他會在院落和房屋的每個具體位置,寫上建成時間、用料,以及之後的維護計劃。西牆上寫著,「西牆至2017年建成已二十年整,但本牆已向西倒,該怎樣修好呢?」大門右側寫著,「大門將改寬3米」——他想為將來家裡有車做準備。 老屋從翻新重建到日常維護的歷史,也散落在院落各處的文字中。 老屋是福青的祖爺爺流傳下來的。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式老宅子,用土磚夯起的土牆經過200多年,已經搖搖欲墜。天暖了愁下雨,經常是「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天冷了又四面透風,即使燒熱了火炕,也不保暖。 張家原本的老宅子 翻新祖宅始於1998年,先是改造了院牆和大門,第二年又改造了正房後牆和西房。宏剛記得,父親在牆上寫字的習慣也從那時開始。為了省錢,他會在磚塊上作標記,好精確計算每砌一面牆、蓋一間房要用多少塊紅磚。 宏剛彼時已經高中畢業,跟幾個老鄉「走西口」去了內蒙古做生意。他給自己留一少部分收入用於基本生活,其餘寄回家裡。父親把這些錢積攢下來,買了磚塊和水泥。 根據磚塊和牆壁上的記載,2005年4月23日,福青用了24天,翻新了正房,還提醒「住房人應有防火、水、害蟲法,維護好房牆」;2008年,他建了東正房、瓦房三間、照壁和新廁所西牆,並在牆上喃喃自語,「我福青已62歲,深感體力不佳……一生農民蓋幾間房院不容易,希後代維修好為盼。」 福青修建好的房子 宏剛一度不能理解父親對於建房的執著。村裡年輕人都出去了,好多房子空著,積年累月房子就廢了塌了,「建這個房,意義不大」;從投資來看,農村的房子也顯然沒有城市的更能保值,拿他所在的鄂爾多斯來說,頭些年花兩三萬買的房子,拆遷的時候能得大幾十萬。 於是在修房子這件事上,父子倆「不能談,一談就崩」。但「孝」字壓在頭上,宏剛最終妥協了,「沒辦法,我們這個家庭,傳統思想太重」。外出賺到的第一桶金,他既沒在城裡給自己買房,也沒用作擴大生意的本金,都被父親拿去建了老家的房。 房子和孝道是福青的執念,他少見地直觀表達感情均與此有關。 在東房門框右側的紅磚上,他寫道, 「77歲福青建房院才完美,希後代每年清明掃房壠,泥漏房處,冬掃小西房雪,鼠洞,鳥窩,鴿居點,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門封進法。」 正房外的紅磚上,則記錄著, 「福青43歲從四川省金堂縣娶回賢妻杜中秀,能耐心而細心地服侍我母90歲,我父87歲,同一年善終,使我高興。她服侍我父母期沒有請我兩位哥哥嫂子進屋服侍過一下,村民皆知,四個侄媳婦為證人。我更高興。」 正房外紅磚上的字 他也為父母沒能住上自己新建的房院而遺憾,「二老再能活15年也能住新房院,我高興極……」 福青走後,宏剛的同學帥秀平也走進院里「參觀」,他說自己能理解福青,「蓋房子對福青大爺來說是頭等大事,他想為子孫後代留點東西,代表這個世界上我來過。」 「何時照全家像」 中秀知道「男人死了」。院子里的人來人往,似乎跟她沒太大關係。絕大多數時間,她在炕上躺著,日頭好了,就出來曬著太陽打盹。同村女人進院「參觀」,她過去拉對方的手,想引進屋坐坐,拉呱(方言:聊天)幾句。可女人們忙著回家做飯,只捏了下她的手便走了。 福青走後,中秀狀態一直不好,血糖一度升至25,緊急送去了醫院。她的精神也恍惚,念叨著說是福青「過了百歲如果回來,說明還活著。如果不回來,我就拿主意,自己做飯,自己活」。 福青的棺木和遺像,是他自己多年前備好的——壽材是在2018年9月27日,花了4600元買的;遺像則是2014年有人來村裡給老人拍照時備好的,背景是摳圖的天安門。 他在正房中堂上的木板上交代了自己的身後事,落款是2018年11月: 「父逝後,請宏英注重你母親的思想波動,葬父後可找一位服侍她的人為伴,或送你們的母親住養老院,然後請一位誠實戶住我院東房開商店。父母活時已得到你們兄弟倆的孝順已滿意,希望你們兄弟倆走在一處,團結為主。育好你們的後代,成為有孝心會團結的一家之主。」 福青在2018年就交代了自己的身後事 正房的一輛鐵皮推車上,他發問, 「何時照全家像?」 而直到他離開,也沒能等到答案。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宏剛沉默了,他低頭坐在馬紮上,手裡的煙沒抽幾口,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燃盡,剩下的煙蒂被他用食指和拇指反覆揉捏。 宏英知道這是父親多年的期盼,但一家人總是很難湊在一起。今年春節,宏剛為了準備節後的生意,沒能回家,只托三哥家的孩子從鄂爾多斯捎回了父親心心念念的兩袋白面。等他再回家時,父親已經病危。 兩個孩子在外,福青習慣了獨自照顧土地和老伴兒。這些年,他的手沒了力氣,腿腳也沒那麼利索了,有時只能托住在隔壁的三侄子張計平幫忙擰鐵絲、接水管,在房門和廁所外焊上可以當扶手的欄杆,又搞來了一個馬桶,直接在下面錘了個洞,當坐便的旱廁。 2017年宏英帶父母在北京旅遊合影 那些電子產品相關的事,福青通常求助於村裡唯一的年輕人——小賣部老闆張志超。兒子通過微信轉賬給他的錢,他不會花,隔一陣就去找張志超幫忙掃碼、換現金;他不會打字,就把要說的話寫在紙片上,找張志超拍下來,通過微信對話框發給兩個兒子。 這些日常也被他記在了牆上: 「每年三月七月兩次找村中青年人給福青和中秀兩人刷臉各一次,才能領養老款」。 張計平知道福青孤獨,「孩子都不在身邊,連個拉呱的人都沒有。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張計平65歲了,還在縣城打工,兩個孩子也在外地。每天打工回來,張計平就打開電腦上的紙牌遊戲玩一個小時,「都孤獨,現在農村就這個情況。」 但生活總得有些盼頭。過年時,福青在東房外的牆上寫了來年的計劃: 「換裝黑布腰圈,裝小西房彩鋼瓦,並把所有彩鋼瓦面噴一次性紅漆,也噴大門面,加高照壁……」 他早年有胃病,總脹肚子,一直戴著黑色護腰保暖,夏天哪怕捂出痱子也照戴。宏英按照父親寫的計劃,幾天前剛網購了新的護腰,寄到鎮上的快遞站,老人沒來得及用就走了。 紅磚牆上好幾處都寫下了福青短期或長期的計劃。比如2024年春夏一定找彩鋼瓦漏水處修補上了漆;約兩子去趟新疆喀什市,找以後發展出路為要。 就在頭幾天,他還去找鄰居張二小借架子,說七八月份要修照壁;他跟朋友韓保倉約好,開車三四十公里去沙河鎮看晉劇名家詹麗華的戲,還打算去閻錫山的老家旅遊。韓保倉是村裡為數不多能和福青說得上話的老人之一,他從北京回來,見過世面。「就我倆能玩到一塊,天天和我耍,結果他死了。」韓保倉呷了一大口酒,雙手攤在飯桌上,愣了會兒神。他去年剛死了老伴兒,眼下朋友也死了,就剩了他自己。 「計劃干這麼多事,他(福青)就沒準備走。」張二小說。 福青78歲的一些計劃 直到這段時間收拾父親的遺物,翻看他私塾時的日記和滿牆文字,宏剛才第一次嘗試著了解父親。在蔡山海那條帖子的評論區,4000多條留言,他看了不止一遍。 其中,有網友說自己的爺爺也會在老房子的木板上寫字,記下所有人的電話號碼、耕地的時令,自己去北京旅遊的日期以及孫女大學的名字和地址。但按照當地的習俗,人死了,不留任何東西。木板跟著爺爺燒掉了,「感覺他沒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沒存在過一樣」。也有人提到福青在2024年立冬節想買羊肉,「希望兩個兒子能記得幫他買了」。 網友們似乎能看懂他那句「宇宙有多大」的發問,認為這「像是向宇宙發出的光波」。 現實中,帥秀平恐怕是唯一跟福青討論過宇宙的人。當時福青在照壁上寫下這段話,又刷了一層清漆做保護時,帥秀平剛好路過。福青拿了個馬扎,招手喊他進來。坐在院子里,倆人拉了會兒呱—— 「你寫這些做甚?」 「因為量子糾纏。人死了,只是肉體離開了,他的靈魂會通過時空隧道進入平行宇宙。你知道,人死了,到底進了哪個空間?」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這是我在去年封城結束之後給喜愛的播客《無業游民》寫的一封信,本來想錄成「開小差」給他們播的,但可惜節目也停更很久了。放在這裡,姑且作為備份。 今年八月的時候還在香港見了見振宇,看到他和阿彬的近況,也知道他們雜事煩身,每個人都在生活里飄飄蕩蕩。希望大家之後的生活平安順利。 你們好啊! 我是木南,我在上海。 今天的開小差我想錄成寫信的模式,這樣就像和朋友在聊天。對於這段時間被封控在家的很多人來說,能見到朋友,和朋友聚聚,是生活中最大的奢望。 有一次做飯的時候,我回聽了你們聊香港的那一期。這期節目我之前聽過很多次,也會推薦給朋友聽,是《無業游民》的節目里我最喜歡的幾期之一。每次回聽都有點感動。音頻的好處就是某個時刻真實的情緒能夠被保留下來。這一期節目里你們深夜喝酒閑聊,窗外是香港的夜景——那種朋友聚在一起自在的場景,現在的我太想擁有了。 上海的事,你們大概也知道一些。我先說說隔離期間的事吧。我們小區從三月中旬就開始封控。一開始說是封兩天,接著又是兩天,然後就開始了無限的循環。下樓做核酸時,我問居委的人接下來是什麼安排,他們都穿著防護服,其實我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身份,他說要等通知。那個時候也沒想到,「等通知」成了我們後面天天要面對的事,好像確實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大概是三月二十四日,我們小區暫時「清零」,解封了,大家可以憑藉一張臨時出入證進出小區,去買買東西什麼的。但街面上大多數的店鋪都關著門,並不提供堂食,所以即便出去了,也沒什麼地方可去。那幾天,我還走到了日常去的南京西路的大光明電影院,大門上貼著封條。如果沒有這次疫情爆發的話,這裡應該有「德國電影大師展」的放映活動,現在也沒希望了。南京東路以前繁忙的街道,現在空空蕩蕩。 這段時間,其實信息比較亂,大家每天都在傳各種謠言,一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一件件事證明,能謠傳的事,十之八九有原因。感染人數還在上升,只是大家比較樂觀。官方也在安慰大家,不會有「封城」這樣的大動作,畢竟這麼大個城市,那麼多人需要活下去,封城的後果很嚴重……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出了新方案,先封浦東,再封浦西,被大家戲稱「鴛鴦鍋」。住在浦東的人比較慘,連買菜的時間都沒給多少,浦西留了四天,讓大家準備準備。聽到這個新聞,我也想著去超市買點什麼,結果每個超市裡都是人,其實貨架上已經沒什麼東西了,就連樓下的小菜攤都被搶購一空,我只買到一板雞蛋和幾個蔫了吧唧的土豆。 四月一日開始,上海開始全城封控。太陽說她在香港看到「全城熱映」時感覺到了這個城市的存在,那我就是在「全城封控」這一刻感覺到了這個城市的存在。那個時候官方的說法是,四月五號會解封。 封城的前一天傍晚,我下樓扔了個垃圾,然後走出小區繞著附近的街區轉了一圈。街面上所有的店鋪都已經關門了,門上貼著封條,有些封條上還樂觀地寫著四月五日解封。更多的沒有寫任何日期,可能是倉促間貼上去的。現在想起來,這大概是種預兆,只是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那天傍晚,上海突然降溫,落著小雨,街上也沒什麼行人,路邊堆著垃圾,整個街道看起來很是凄涼,也可能有我的心理作用。 接著就進入了真正封控的階段,上一輪封控的時候,我們還能下樓轉轉,小區里還放進來一個菜攤,所以吃吃喝喝什麼都沒太發愁。這一次就加了碼,不能下樓,任何東西都進不來。我看著冰箱著實發了一會愁。 封控期間,家裡就我們兩個人和一隻小貓。每天也會處理一些工作的事,但沒什麼太高的效率,經常會被各種消息帶來的負面情緒衝擊到。 我倆本來已經很少在家做飯了,幸好之前偶爾做過幾次,家裡還囤了一些常用物資,米、面、油都有一些。一開始我想著自己正好可以做飯練練手。物資雖然短缺,但社區會發一些菜,挺過開始那段時間後,小區的團購也開始了,蔬菜基本都還能滿足。 只是真正做起飯來,發現自己有點崩潰:一個是家裡空間實在有限,囤積的很多東西,用不了幾天就會腐爛,我經常不得不把辛辛苦苦團來的爛菜扔掉,心疼半天;另一個,會做的種類慢慢就枯竭了,想做的你未必有菜,而有些社區發下來的菜,又實在不愛吃,只是不吃又會爛。我太討厭這種沒有選擇的感覺了,所有人被迫吃一樣的菜,按一樣的節奏生活。每次打開冰箱,我都有點絕望:為什麼要過這樣的生活?為什麼? 窗前的那棵樹,小區被封的時候還是半枯的狀態,現在已經是深綠色了。加上小區里人的動靜少了,鳥叫聲特別清晰,好幾次我凌晨四五點醒來,天還沒完全亮,就能聽到鳥在叫,吵到我睡不著。 我經常會趁著扔垃圾的一點時間,在外面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當然也是戴著口罩,不太敢摘下來,但說實話,我的視線之內,其實沒有任何人,只是心裡有種畏懼。那點兒新鮮的空氣,要透過口罩才能進來,覺得自己很滑稽,口罩好像長在了身上。 這種畏懼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每天看到的都是各種荒唐的事和求助的消息,心理上難免會很緊張,實在不敢想像如果是自己感染之後,會不會也落到和他們一樣的處境。我自己家裡還有一隻貓。封控期間,養寵物的家庭大概是最擔心的。新聞上那些「清理」貓的事,估計你們也看了不少,這些消息對於養貓的人來說都是噩夢,不敢想像,要是自己被隔離,把貓丟在家裡會出什麼事。 楠比我還緊張,她跟我說,我們倆只能有一個人離開家,家裡必須留一個人,萬一誰被隔離了,還能留一個人「抵抗」。說起來跟笑話似的,但這就是我倆那段時間的真實心態。其實真要出現了那種情況,我們能有什麼「抵抗「?無力感每天都罩著自己。 我還主動在小區里建了個寵物互助小群,希望有大家有事的時候,可以彼此有個照應。剛建好群,就有人向我求助,他和女朋友感染了,要被拉去方艙,家裡的小貓沒人照顧。我猶豫了半天,畢竟自己家裡還有一隻,也不知道會不會有接觸感染的風險。我自己其實無所謂,主要是擔心一旦感染了,還要再想辦法安置貓,是個想想就犯怵的事。 後來我覺得做好消毒,感染的風險應該還是蠻低的,將心比心,這種時候不幫一把,養貓的人得多絕望,於是就答應了下來,偷偷摸摸把貓接了過來,一隻很可愛的母貓,一點也不怕生,進家就大大咧咧躺了下來,它估計還不知道自己的主人遇到了什麼樣的事,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發生什麼。 這事我沒敢在樓里聲張,事後證明是對的,樓里有些老人家非常謹慎,這種稍微帶點風險的事,一旦讓他們知道了,肯定要鬧起來了,我倆就解釋不清了。 也是奇怪,這隻貓到家裡以後,我每天醒來都覺得嗓子發乾,臉發熱,測了測體溫,只是稍微高一點,做了幾次核酸,也都很正常。放在平時,可能根本不當回事,但在這個節骨眼上,這種狀況就容易讓人疑神疑鬼。我還在線上找醫生諮詢了一下,醫生說應該沒事,不要自己嚇唬自己。後來想想,可能是我對小貓的毛有點過敏。或者,壓根就是我自己心理上的問題,現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情況,大家很容易放大自己身體上的一些小問題。 養了大概十天左右,貓的主人從方艙隔離回來了,把貓貓接了回去。我問了問他倆方艙的情況,可能也是因為是年輕人,適應能力很強,他倆說還好,就是睡覺的時候,方艙里會一直開著大燈,睡眠不好的人可能會有影響。他倆身體抵抗力也比較好,大概七八天的時候就已經轉陰了,又觀察了一段時間,才被送回來。 但我也聽過另一些方艙里的情況,有些就非常慘。人的世界真的是彼此隔離的,即便經歷同樣一件事,最後的感知也會完全不同。我只說個簡單的事,我們小區每次運走陽性的感染者,都是半夜,十一二點的時候,大巴車停在小區門口,然後大家拖著行李,沉默地上車,目的地不明。這一點換我可能就受不了。 整體而言,我們這個小區沒出大問題,物資也沒有太缺。大家鬧過幾次,但也沒激起什麼波瀾。有一次,大家抗議小區不公開感染的情況,在群里呼籲,如果居委再不作為,我們就不下樓做核酸。於是,等樓下通知做核酸的大喇叭響起的時候,大家集體在窗口喊「抵制核酸」,只是喊了幾圈,響應者寥寥,大多數人還是老老實實下去核酸了,畢竟不做核酸,可能會有一些更現實的麻煩。 說起來,這次疫情對上海基層組織的考驗還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可能上海和別的地方不太一樣。遠在民國時期,上海的基層人口結構就非常複雜,畢竟作為一個商業城市,流動人口實在太多了,里弄里住的人背景都很複雜。這一點上海和香港應該蠻像的。哪怕經過了建國後非常大的一個基層結構的重新梳理,比起別的地方來,上海在居委這個層面的功能還是相對比較弱。所以,這一次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很多就出在基層的應對上。當然還有其他層面的很多混亂和失序。一個依賴發達的市場機制運轉的城市,突然被卡住了所有的通道,帶來的後果真的是災難性的。 說到這裡,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們這個小區臨河,有一次,河上突然漂來一具屍體,應該是從上游慢慢漂下來的。有人把照片發在了小區群里,照片中,有人正在打撈屍體。當時看得我一陣心驚,看到照片的那個瞬間,之前那些有人自殺的新聞就出現在了我的面前。死者不知道是什麼人,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大的事,會選擇輕生。隔離在家,很多人的情緒都會很低落。如果生活上再出現一些難以處理的問題,就會更艱難。之後,我也沒看到有任何新聞報道這個事。當然,「真正的新聞」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是奢侈品了,這個就不多提了。 一個生命就這麼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後來大家在小區群里說,這已經是第二次看到有屍體漂下來了…… 說這些話,莫名難過,活在這個地方有時候真的覺得大家都好卑微,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如此沉默,默默地活著,默默地承受著,默默地死去。偶爾有想要發出一點聲音的,也會被一層一層的壓力壓下去。想起有一天突然通知大家下樓去做核酸,夜裡八點多,還下著小雨,所有人就如此沉默地站在黑暗中,路燈的光很弱,大家排著隊,一個個過去做完核酸。我自己內心是有種巨大的屈辱感。 這段時間滿眼所見都是讓人心碎和憤怒的事,要想想這些還是能被說出來的,被大家關注到的,那些沒法言說出來的呢?那些沒有任何渠道說話的人呢? 很多老人家手機都用不好,自然也談不上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了。想起一則新聞,有一個老人家獨居,社區發的物資爛在門口好幾天了,才有人覺得不對勁,打開門時,發現已經去世好幾天了。想想那種臨終的絕望感,就讓人毛骨悚然。 六月一日,上海名義上解封了。哦,據說沒有「封城」,只能說是靜默,現在看起來,「靜默」確實是個更合適的詞,我們不僅身體被「靜默」,嘴巴也被「靜默」,腦子也被「靜默」…… 但這個解封,實際上也不是很徹底,因為大多數地方並沒有開放。飯店不能堂食,電影院沒有開放,公眾場所沒有開放。很多店鋪還得偷偷摸摸開著。我出去走一圈,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進去,只能在大太陽下暴晒著走走。 有一天傍晚有事,我路過長樂路,那裡前段時間因為發現了幾個感染病例,然後一大片都被封了起來,這種封一種實體的、鐵絲網的方式,原本熱鬧的街區,被連續不斷的鐵網圍了起來,觸目驚心。我第一次以一個遊盪在外面的身份,看待關在裡面的人,那種刺痛感,比我之前被關在裡面還難過。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了這種囚禁的真實感,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以這樣強制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 嘆氣。或許有的人同樣在經歷這些事,但他覺得沒什麼,生活也能得到保障,甚至在這中間獲得了某種正面的東西,也未可知。但對於我自己而言,這段時間的封控實在是打碎了我最後的一點自尊,是那種從內到外被迫低頭去服從的難過。 我有很多同學或朋友,包括我的爸媽也會說,你看上海這個樣子,要不回來吧,小地方,有吃有喝,封了也餓不著。我其實想說,身處這樣一個大環境,其實躲是躲不開的,如果你現在僥倖沒有遇到事,那也真的只是僥倖而已。誰也無法預計,下一塊石頭會落到誰的頭上。 當然,生活是由無窮的細碎構成的,我這裡講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還是得做飯、看書、處理自己日常的事……畢竟在這種情況下,儘力維持一個看上去正常的生活也同等重要。 我想起袁一丹老師在一席中講北平淪陷期間普通人的生活,無論外在的世界面臨多大的變動,普通人能做的只是維繫自己的生活,不被外在的巨浪沖毀掉。當那個巨大的歷史陰影在我們生活的上空一點點壓了下來的時候,我們能處理的,或許也只有解決好自己眼前的這點小問題。 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即便清楚地知道現狀,也無能為力。隨著時間的拉長,自己的情緒也在被損耗,最近已經沒什麼大的憤怒了,荒誕成為日常,感受力也開始變鈍。如果有一天這一切都過去了,還有人會記得這段時間發生的這些事嗎?那些本來很日常的生活被完全打碎的感覺會在記憶里留下多少? 這估計是開小差有史以來負面情緒最多的一期了吧。每個人都迫切地需要恢復到一種正常的狀態里去,過去的一切很快就會被淹沒掉,既然不能解決,不如跨過去,大概是我們很多人最實際的想法,也希望我們能跨得過去。 最後,祝願大家都平安,疫情過後,多去擁抱一下自己的朋友。 文章來源: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