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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专家分享健康生活建议

新年伊始,很多人都想生活得更加健康,也有不少老人更关心自己的身体。澳洲两位长期研究身心健康的专家近日分享了各自的健康生活之道。

浙江单亲妈妈去世 2岁孩子在遗体旁生活数日

今年8月,浙江省苍南县一名28岁女子在出租屋内死亡。因无人知晓,她2岁的儿子与妈妈的遗体生活多日。消息传出,引发舆论震动。 据陆媒大河报报导,死者名为郑雨,居住在一栋自建楼内,一楼是生活区,郑雨和儿子在二楼南侧的一间屋内居住。房间凌乱,大约有10平左右。男孩就是在这里,和母体的遗体相伴数日。 房间里有不少零食,还有一个疑似被啃过的南瓜,从表面痕迹来看,看不出来,孩子独自生活了多久。 泥瓦匠项叔称,8月17日白天,有一个工友过来帮忙,他说了好几次“怎么这么臭”。但由于他的鼻子不那么好用,并没有闻到什么异味,也就没怎么再意。没有想到当天晚上,警车就来了。原来是郑雨的朋友,几天没有联系上郑雨,不放心,过来看看,发现她死亡后,就报了警。 有邻居称,警察把小孩从楼上抱出来时,他看到小孩身上穿了个短袖,下身穿着尿不湿,胀得很大,满身屎尿。他的妻子给孩子煮了一碗面,帮小孩换好衣服,吃完饭后,小孩被救护车拉走了。 据郑雨的亲人介绍,郑雨生前有过三段感情,并生下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分别由孩子的父亲照顾。带在身边的这个是她最小的孩子,她对这个孩子很看重,经常说以后要靠这个孩子给她养老。郑雨没有固定收入,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亲戚接济,生前曾透露出要看病的想法。 郑雨的家人认为,郑雨看重孩子,不可能抛下孩子自杀,应该是突发疾病去世。 郑雨的家属陈林称,8月9日,郑雨曾给他打电话,让他联系孩子的父亲,说自己会死。但她的死因,目前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家人想要搞清楚,不想郑雨死得不明不白。 关于郑雨的死因,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并未透露相关情况。8月19日,警方发布通报称,经检查,小孩身体无碍,被父亲接走照料,死者的死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男孩的父亲阿良称,目前孩子的状态很好,虽然他现在要抚养5个孩子,压力很大,但他仍会将孩子抚养长大。

澳洲最适合养育儿童的地方排名公布,悉尼包揽前十名中的五席

最近一项研究评选出了澳洲最适合养育孩子的社区。令人意外的是,排名前十的地区中,有一半都位于悉尼。

悉尼人对公寓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与两年前相比,悉尼人对所居住地区建设高密度住房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同时,越来越多的悉尼人对公寓生活持开放态度。

雪泥鸿爪·童年故事

九岁那年,我帮父亲看守梨园,梨园大,一个人看不过来,爱犬黑子和我一起承担此项任务。同时,在几棵大梨树顶端分别绑扎了几个像我一样戴个草帽,穿件破布衣衫,手中拿个细竹棍的稻草人。

留守村庄的老人,把宇宙写在墙上

“宇宙有多大呀”,进门处的红砖照壁上,几行工整的小字清晰记录着,“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再往里走,这个普通农家院落的每一块砖面、每一扇木门、每一条木质窗框,甚至铁皮推车上,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写字的人叫张福青,山西代县峨口镇上高陵村的一个留守老人。这个春天,在长满文字的老宅里,他离开了。摄影师蔡山海途经上高陵村时,无意间闯入了他的葬礼。 福青在大门口的照壁上写字,追问“宇宙有多大” 这些文字,写在福青人生的最后20多年,小到如何种杏花,大到对宇宙的追问,间或夹杂着老人的愿望,比如拍一张全家福,又或者想要在立冬节那天买羊肉,还特意注明,价格30元一斤。 葬礼过后,蔡山海将镜头对准满墙文字,逐张拍下,再上传到社交平台。 “这是一个多么孤单却又热闹的人”,网络上的陌生人懂得福青——这是老人在村里很难获得的共情。也有人借史铁生的话发出感慨,“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还有人感受到“硕大的孤独”,“一棵杏树,舒舒展展地开花、结结实实地结果,走过了朴实善良而又认真的一生”。 “宇宙有多大呀” 福青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是他在村头照壁下晨练——这个78岁的瘦高老人戴着白手套和老花镜,站在两排裹着棉衣的老太太中间,跟着老年唱戏机的音乐一起拍手、跺脚。 在上高陵村,福青算是“异端”。他上过高小又读了私塾,爱看书写字、研究地图,关心外面的世界,但终究囿于房院当了一辈子农民。这也让他成了村里最有文化的农民。唱戏机就是他带去的,他常听的《汴梁图》《孙安动本》,其他老人也能跟着听上几段;可他聊的那些话题,比如“到2026年底川藏铁路开通”“中国13亿对印度13亿人贸易来往非常重要”,就没人愿意听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谁家老人过世了,谁家孩子结婚了——生老病死和婚育才是这里的头等大事,足够拉拉杂杂、零零碎碎地絮叨一整个下午。 村头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照壁是老人们的据点。那些六十多岁身体好点儿的,有的还在种地,农闲时就聚在村子南边下棋打牌;七八十岁的,则会在早上和午后坐在照壁下晒太阳,老头们坐北边的一溜垫子上,老太太们带着马扎坐南边,“我们就是等死队。”一个老头打趣着。大伙掰着指头算,“村里最大的活到了100岁,78岁的最近两年死了三四个,都快了。” 村头照壁是老人们的据点 福青的离开在他们看来,突如其来又悄无声息。 3月20日,春分,他带着妻子杜中秀从家门口坐公交,去邻近的繁峙县城认证社保卡,一年要扫脸认证两次,才能领每月100多块钱的养老金。老两口先在农业银行门口和侄子张建平碰了面,再进银行一打听,人家不办这个业务。两人又回了侄子家,在县城里吃过午饭、理完发,去兴隆大酒店洗了澡。下午两点半,坐上了回村的公交。 张建平记得,福青当时“特别精神”。 福青的电话号码再次出现在他的手机上,是3月26日晚上,电话另一头是繁峙县医院的急诊室大夫。张建平带着一万元现金赶到医院时,福青正躺在床上呻吟,话也讲不利索,只说自己“难活(方言:难受)”。做完检查,晚上九点多出了结果,医生直接宣布没法治了。 一切来得突然。身高一米八的福青体格健壮,虽然也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病,近两年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但他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 直到他去世,亲友们才拼凑出福青患病的几个片段——他突然“感冒了”,说嗓子不舒服,想让村卫生院给他输液。对方没同意,他就自己找了个诊所开了两天的液体,第一天挂了5瓶药,第二天人干脆走不动路了,二侄子和同村的韩保仓赶紧把他送到繁峙的医院。 福青有两个儿子。他们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群鸟般离开巢穴,大儿子宏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做生意,小儿子宏英在北京当厨师,一年能回家三四次已经算频繁。 被县里的医院判了“死刑”,载着福青的救护车又开往省城太原。宏刚接到消息,开着车从鄂尔多斯往回赶。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做完检查后,老人已经肝肾衰竭,医生说是得换血,一次一万多块钱,但即便换血,“也没多大希望了”。 宏刚凌晨两点赶到时,福青已经说不出话,他的力气只够抬起头来看儿子一眼。 他是被救护车送回家的,那时天刚蒙蒙亮,两三个小时后,福青停止了呼吸。第二天,宏英赶回了家,他在北京打工,回老家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只有每天晚上的过夜火车。 福青种的两棵杏树在他下葬后的第二天开花了 没有人知道福青临死前在想些什么,他的想法总是让人费解。比如那个关于宇宙的追问: “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体积是地球130万倍,重量是地球的33万倍。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 他竟然会关心宇宙的维度。在村民们看来,这和说要上火星没什么区别。 “操的心太多了,宇宙世界、国家大事,这跟你有啥关系?”说起福青,哪怕是在他过世之后,村民们还是不能理解。福青说话习惯将尾音拉得老长,时不时夹杂些之乎者也,这也让村里人听着不舒服,“就显得他有文化,文绉绉”,甚至有人觉得他“神经病”。 宏刚从前也不理解父亲的言行和满院子的字,“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怎么就这么有志向,还会关注世界?”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严格又正派,会用朱子家训来要求晚辈,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在东房的墙面上,他写下了“人生乐观身心健,能孝养父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算是对后代的期待。 “福青能去看看吗” 福青是走出过上高陵村的。 老屋东房中间的墙上,贴着五张地图——鄂尔多斯、广西、太原,还有中国和世界,前几个是福青一生中到过的地方。地图贴了少说十来年,表面几乎没有灰尘。 鲜有的几次远行大多为了生计或办事。上世纪80年代,他跟邻居一起骑着自行车,驮着七八十斤辣椒去太原卖;1989年亲戚在北京看病,他带着宏刚去探望。2017年,宏英在北京的工作稍有起色,接爸妈过去逛了几天。福青最喜欢故宫,从刚开门一直待到闭馆,迟迟不愿意离开。硕大的紫禁城里,老人细细地研究每一处建筑的防水、防火设施。 广西是他到过最远的地方。那是2013年,宏刚去广西考察药材生意,顺便带父亲走了一趟。福青回来后,将当时的照片、航空意外险保单、机票小心翼翼夹在旅游宣传单里。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出发前买的蓝色衬衫上衣兜里,还揣着当年用的老年手机。 最久的一次远行,则是去鄂尔多斯。2006年前后,宏刚在鄂尔多斯的客运站开超市,卖些杂货和特产,福青便带着妻子和初中还没上完的小儿子一起过去帮忙。平日里,宏刚忙着其他业务和对外联络,店就交由福青和宏英照看。 福青在广西旅游时拍的照片 那段时日福青过得自在。他喜欢和人聊天,总能和顾客找到共同语言;他也爱看书,跟旁边的书摊老板混熟了,就每天去拿本书看,从早到晚能看上一天,有时看到一半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年后,客运站要搬到新区。车站周围还没发展起来,却对商家提出了苛刻的入驻条件——要先交2-3年的费用。这意味着一两年内基本挣不到钱,“不划算”,超市生意就此中断。此后,宏刚另寻生意,宏英则找了家饭店学厨。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福青带着妻子回了老家。 中秀是第三任妻子。他的婚姻颇多坎坷——第一任妻子因性格不合离婚,第二任妻子生下宏刚后,次年病逝了。43岁那年,福青去了三趟四川,讨回了金堂县的姑娘杜中秀。 回到上高陵村,生活便又如故。没过多久,2008年5月,福青进了医院。诊断出冠心病时,医生说已经堵到要命部位,得做支架手术;中秀则在回了趟四川老家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会突然神智不清,说些云里雾里的话。 上高陵村 自那之后,福青被困在了刚刚建好的房院里。四季井然有序,杏花开了又败,白菜种上再摘,他就这样年复一年守着痴痴傻傻的中秀,文字也便青苔般迅速长满房院的每一处角落。 中秀需要静养,不能独自生活,福青就承担起两人的饮食起居,院门几乎不再敞开。偶尔外出,他得先把门锁好,再掐着点儿回来做饭。儿子禁止福青干重体力活,把家里的地租了出去,他便把几乎全部心思用在了修整房院上。 院里的二分地种着些水果和蔬菜。栽种这些蔬果的时令、浇水施肥的方式以及产量和成果,也被他写在了房院各处。 “立秋前十天,种上白菜。秋中期,种上冬菠菜。” “杏花落果后剪果,距离四至五寸,远果大甜。” 他是村里最早种“红姑娘”的。这种颜色鲜红的野生水果,可以用作中药,每年国庆节前后刚好全开红。每到这时,宏刚会特地回老家帮父亲把果实收了,带到内蒙古去卖,能卖上六七千元。福青很满意自己种的红姑娘,会主动将种子分给相熟的邻居,并教他们种植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达远方。 每次出了新地图册,他都要买。宏英随手翻出一本中国地图册,里面几乎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父亲写得密密麻麻。福青关心交通,从新闻里听到有新的铁路或是高速公路正在被规划和修建,他都要用红笔在地铁上画出路线并做下备注。 地图册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福青写得密密麻麻 在福青的认知里,交通线路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他也试图在其中为自己和孩子们找到新的机会,去到更远的远方。比如2023年6月,他在大门上写下: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后,将成为亚欧非三洲的30亿人口,世界最大物流十万亩市场,77岁的我,张福青将能去看看吗?希望我两个儿子去定居,大展宏图,吸引很多乡亲去共同发展。” 东房的红砖,则记录了各大洲的面积和人口,以及2023年的五国峰会和中亚大通道的开工建设。福青走后,宏英解锁了他的手机,把父亲的微信名“福青”改为了“云游四海”。 “建房院才完美” 戛然而止的生命带来了最后一场盛事。近段时间,院子每天都有人光顾,一拨接着一拨,有记者、出版社编辑,也有乡里领导。那些之前很少来串门的村民,也围过来看热闹,每个人都从迈进大门开始,举起手机对着墙上的毛笔字一通拍。 福青留下的文字,大多与房屋修建和维护有关——退守乡居后,房子成了他最大的寄托。 他会在院落和房屋的每个具体位置,写上建成时间、用料,以及之后的维护计划。西墙上写着,“西墙至2017年建成已二十年整,但本墙已向西倒,该怎样修好呢?”大门右侧写着,“大门将改宽3米”——他想为将来家里有车做准备。 老屋从翻新重建到日常维护的历史,也散落在院落各处的文字中。 老屋是福青的祖爷爷流传下来的。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式老宅子,用土砖夯起的土墙经过200多年,已经摇摇欲坠。天暖了愁下雨,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天冷了又四面透风,即使烧热了火炕,也不保暖。 张家原本的老宅子 翻新祖宅始于1998年,先是改造了院墙和大门,第二年又改造了正房后墙和西房。宏刚记得,父亲在墙上写字的习惯也从那时开始。为了省钱,他会在砖块上作标记,好精确计算每砌一面墙、盖一间房要用多少块红砖。 宏刚彼时已经高中毕业,跟几个老乡“走西口”去了内蒙古做生意。他给自己留一少部分收入用于基本生活,其余寄回家里。父亲把这些钱积攒下来,买了砖块和水泥。 根据砖块和墙壁上的记载,2005年4月23日,福青用了24天,翻新了正房,还提醒“住房人应有防火、水、害虫法,维护好房墙”;2008年,他建了东正房、瓦房三间、照壁和新厕所西墙,并在墙上喃喃自语,“我福青已62岁,深感体力不佳……一生农民盖几间房院不容易,希后代维修好为盼。” 福青修建好的房子 宏刚一度不能理解父亲对于建房的执着。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好多房子空着,积年累月房子就废了塌了,“建这个房,意义不大”;从投资来看,农村的房子也显然没有城市的更能保值,拿他所在的鄂尔多斯来说,头些年花两三万买的房子,拆迁的时候能得大几十万。 于是在修房子这件事上,父子俩“不能谈,一谈就崩”。但“孝”字压在头上,宏刚最终妥协了,“没办法,我们这个家庭,传统思想太重”。外出赚到的第一桶金,他既没在城里给自己买房,也没用作扩大生意的本金,都被父亲拿去建了老家的房。 房子和孝道是福青的执念,他少见地直观表达感情均与此有关。 在东房门框右侧的红砖上,他写道, “77岁福青建房院才完美,希后代每年清明扫房垅,泥漏房处,冬扫小西房雪,鼠洞,鸟窝,鸽居点,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 正房外的红砖上,则记录着, “福青43岁从四川省金堂县娶回贤妻杜中秀,能耐心而细心地服侍我母90岁,我父87岁,同一年善终,使我高兴。她服侍我父母期没有请我两位哥哥嫂子进屋服侍过一下,村民皆知,四个侄媳妇为证人。我更高兴。” 正房外红砖上的字 他也为父母没能住上自己新建的房院而遗憾,“二老再能活15年也能住新房院,我高兴极……” 福青走后,宏刚的同学帅秀平也走进院里“参观”,他说自己能理解福青,“盖房子对福青大爷来说是头等大事,他想为子孙后代留点东西,代表这个世界上我来过。” “何时照全家像” 中秀知道“男人死了”。院子里的人来人往,似乎跟她没太大关系。绝大多数时间,她在炕上躺着,日头好了,就出来晒着太阳打盹。同村女人进院“参观”,她过去拉对方的手,想引进屋坐坐,拉呱(方言:聊天)几句。可女人们忙着回家做饭,只捏了下她的手便走了。 福青走后,中秀状态一直不好,血糖一度升至25,紧急送去了医院。她的精神也恍惚,念叨着说是福青“过了百岁如果回来,说明还活着。如果不回来,我就拿主意,自己做饭,自己活”。 福青的棺木和遗像,是他自己多年前备好的——寿材是在2018年9月27日,花了4600元买的;遗像则是2014年有人来村里给老人拍照时备好的,背景是抠图的天安门。 他在正房中堂上的木板上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落款是2018年11月: “父逝后,请宏英注重你母亲的思想波动,葬父后可找一位服侍她的人为伴,或送你们的母亲住养老院,然后请一位诚实户住我院东房开商店。父母活时已得到你们兄弟俩的孝顺已满意,希望你们兄弟俩走在一处,团结为主。育好你们的后代,成为有孝心会团结的一家之主。” 福青在2018年就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 正房的一辆铁皮推车上,他发问, “何时照全家像?” 而直到他离开,也没能等到答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宏刚沉默了,他低头坐在马扎上,手里的烟没抽几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燃尽,剩下的烟蒂被他用食指和拇指反复揉捏。 宏英知道这是父亲多年的期盼,但一家人总是很难凑在一起。今年春节,宏刚为了准备节后的生意,没能回家,只托三哥家的孩子从鄂尔多斯捎回了父亲心心念念的两袋白面。等他再回家时,父亲已经病危。 两个孩子在外,福青习惯了独自照顾土地和老伴儿。这些年,他的手没了力气,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有时只能托住在隔壁的三侄子张计平帮忙拧铁丝、接水管,在房门和厕所外焊上可以当扶手的栏杆,又搞来了一个马桶,直接在下面锤了个洞,当坐便的旱厕。 2017年宏英带父母在北京旅游合影 那些电子产品相关的事,福青通常求助于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小卖部老板张志超。儿子通过微信转账给他的钱,他不会花,隔一阵就去找张志超帮忙扫码、换现金;他不会打字,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片上,找张志超拍下来,通过微信对话框发给两个儿子。 这些日常也被他记在了墙上: “每年三月七月两次找村中青年人给福青和中秀两人刷脸各一次,才能领养老款”。 张计平知道福青孤独,“孩子都不在身边,连个拉呱的人都没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张计平65岁了,还在县城打工,两个孩子也在外地。每天打工回来,张计平就打开电脑上的纸牌游戏玩一个小时,“都孤独,现在农村就这个情况。” 但生活总得有些盼头。过年时,福青在东房外的墙上写了来年的计划: “换装黑布腰圈,装小西房彩钢瓦,并把所有彩钢瓦面喷一次性红漆,也喷大门面,加高照壁……” 他早年有胃病,总胀肚子,一直戴着黑色护腰保暖,夏天哪怕捂出痱子也照戴。宏英按照父亲写的计划,几天前刚网购了新的护腰,寄到镇上的快递站,老人没来得及用就走了。 红砖墙上好几处都写下了福青短期或长期的计划。比如2024年春夏一定找彩钢瓦漏水处修补上了漆;约两子去趟新疆喀什市,找以后发展出路为要。 就在头几天,他还去找邻居张二小借架子,说七八月份要修照壁;他跟朋友韩保仓约好,开车三四十公里去沙河镇看晋剧名家詹丽华的戏,还打算去阎锡山的老家旅游。韩保仓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和福青说得上话的老人之一,他从北京回来,见过世面。“就我俩能玩到一块,天天和我耍,结果他死了。”韩保仓呷了一大口酒,双手摊在饭桌上,愣了会儿神。他去年刚死了老伴儿,眼下朋友也死了,就剩了他自己。 “计划干这么多事,他(福青)就没准备走。”张二小说。 福青78岁的一些计划 直到这段时间收拾父亲的遗物,翻看他私塾时的日记和满墙文字,宏刚才第一次尝试着了解父亲。在蔡山海那条帖子的评论区,4000多条留言,他看了不止一遍。 其中,有网友说自己的爷爷也会在老房子的木板上写字,记下所有人的电话号码、耕地的时令,自己去北京旅游的日期以及孙女大学的名字和地址。但按照当地的习俗,人死了,不留任何东西。木板跟着爷爷烧掉了,“感觉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没存在过一样”。也有人提到福青在2024年立冬节想买羊肉,“希望两个儿子能记得帮他买了”。 网友们似乎能看懂他那句“宇宙有多大”的发问,认为这“像是向宇宙发出的光波”。 现实中,帅秀平恐怕是唯一跟福青讨论过宇宙的人。当时福青在照壁上写下这段话,又刷了一层清漆做保护时,帅秀平刚好路过。福青拿了个马扎,招手喊他进来。坐在院子里,俩人拉了会儿呱—— “你写这些做甚?” “因为量子纠缠。人死了,只是肉体离开了,他的灵魂会通过时空隧道进入平行宇宙。你知道,人死了,到底进了哪个空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被打碎的一段记忆

这是我在去年封城结束之后给喜爱的播客《无业游民》写的一封信,本来想录成“开小差”给他们播的,但可惜节目也停更很久了。放在这里,姑且作为备份。  今年八月的时候还在香港见了见振宇,看到他和阿彬的近况,也知道他们杂事烦身,每个人都在生活里飘飘荡荡。希望大家之后的生活平安顺利。 你们好啊! 我是木南,我在上海。 今天的开小差我想录成写信的模式,这样就像和朋友在聊天。对于这段时间被封控在家的很多人来说,能见到朋友,和朋友聚聚,是生活中最大的奢望。 有一次做饭的时候,我回听了你们聊香港的那一期。这期节目我之前听过很多次,也会推荐给朋友听,是《无业游民》的节目里我最喜欢的几期之一。每次回听都有点感动。音频的好处就是某个时刻真实的情绪能够被保留下来。这一期节目里你们深夜喝酒闲聊,窗外是香港的夜景——那种朋友聚在一起自在的场景,现在的我太想拥有了。 上海的事,你们大概也知道一些。我先说说隔离期间的事吧。我们小区从三月中旬就开始封控。一开始说是封两天,接着又是两天,然后就开始了无限的循环。下楼做核酸时,我问居委的人接下来是什么安排,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其实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他说要等通知。那个时候也没想到,“等通知”成了我们后面天天要面对的事,好像确实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概是三月二十四日,我们小区暂时“清零”,解封了,大家可以凭借一张临时出入证进出小区,去买买东西什么的。但街面上大多数的店铺都关着门,并不提供堂食,所以即便出去了,也没什么地方可去。那几天,我还走到了日常去的南京西路的大光明电影院,大门上贴着封条。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爆发的话,这里应该有“德国电影大师展”的放映活动,现在也没希望了。南京东路以前繁忙的街道,现在空空荡荡。 这段时间,其实信息比较乱,大家每天都在传各种谣言,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一件件事证明,能谣传的事,十之八九有原因。感染人数还在上升,只是大家比较乐观。官方也在安慰大家,不会有“封城”这样的大动作,毕竟这么大个城市,那么多人需要活下去,封城的后果很严重……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出了新方案,先封浦东,再封浦西,被大家戏称“鸳鸯锅”。住在浦东的人比较惨,连买菜的时间都没给多少,浦西留了四天,让大家准备准备。听到这个新闻,我也想着去超市买点什么,结果每个超市里都是人,其实货架上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就连楼下的小菜摊都被抢购一空,我只买到一板鸡蛋和几个蔫了吧唧的土豆。 四月一日开始,上海开始全城封控。太阳说她在香港看到“全城热映”时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存在,那我就是在“全城封控”这一刻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存在。那个时候官方的说法是,四月五号会解封。 封城的前一天傍晚,我下楼扔了个垃圾,然后走出小区绕着附近的街区转了一圈。街面上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门上贴着封条,有些封条上还乐观地写着四月五日解封。更多的没有写任何日期,可能是仓促间贴上去的。现在想起来,这大概是种预兆,只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那天傍晚,上海突然降温,落着小雨,街上也没什么行人,路边堆着垃圾,整个街道看起来很是凄凉,也可能有我的心理作用。 接着就进入了真正封控的阶段,上一轮封控的时候,我们还能下楼转转,小区里还放进来一个菜摊,所以吃吃喝喝什么都没太发愁。这一次就加了码,不能下楼,任何东西都进不来。我看着冰箱着实发了一会愁。 封控期间,家里就我们两个人和一只小猫。每天也会处理一些工作的事,但没什么太高的效率,经常会被各种消息带来的负面情绪冲击到。 我俩本来已经很少在家做饭了,幸好之前偶尔做过几次,家里还囤了一些常用物资,米、面、油都有一些。一开始我想着自己正好可以做饭练练手。物资虽然短缺,但社区会发一些菜,挺过开始那段时间后,小区的团购也开始了,蔬菜基本都还能满足。 只是真正做起饭来,发现自己有点崩溃:一个是家里空间实在有限,囤积的很多东西,用不了几天就会腐烂,我经常不得不把辛辛苦苦团来的烂菜扔掉,心疼半天;另一个,会做的种类慢慢就枯竭了,想做的你未必有菜,而有些社区发下来的菜,又实在不爱吃,只是不吃又会烂。我太讨厌这种没有选择的感觉了,所有人被迫吃一样的菜,按一样的节奏生活。每次打开冰箱,我都有点绝望: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 窗前的那棵树,小区被封的时候还是半枯的状态,现在已经是深绿色了。加上小区里人的动静少了,鸟叫声特别清晰,好几次我凌晨四五点醒来,天还没完全亮,就能听到鸟在叫,吵到我睡不着。 我经常会趁着扔垃圾的一点时间,在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当然也是戴着口罩,不太敢摘下来,但说实话,我的视线之内,其实没有任何人,只是心里有种畏惧。那点儿新鲜的空气,要透过口罩才能进来,觉得自己很滑稽,口罩好像长在了身上。 这种畏惧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每天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的事和求助的消息,心理上难免会很紧张,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是自己感染之后,会不会也落到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我自己家里还有一只猫。封控期间,养宠物的家庭大概是最担心的。新闻上那些“清理”猫的事,估计你们也看了不少,这些消息对于养猫的人来说都是噩梦,不敢想象,要是自己被隔离,把猫丢在家里会出什么事。 楠比我还紧张,她跟我说,我们俩只能有一个人离开家,家里必须留一个人,万一谁被隔离了,还能留一个人“抵抗”。说起来跟笑话似的,但这就是我俩那段时间的真实心态。其实真要出现了那种情况,我们能有什么“抵抗“?无力感每天都罩着自己。 我还主动在小区里建了个宠物互助小群,希望有大家有事的时候,可以彼此有个照应。刚建好群,就有人向我求助,他和女朋友感染了,要被拉去方舱,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我犹豫了半天,毕竟自己家里还有一只,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接触感染的风险。我自己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担心一旦感染了,还要再想办法安置猫,是个想想就犯怵的事。 后来我觉得做好消毒,感染的风险应该还是蛮低的,将心比心,这种时候不帮一把,养猫的人得多绝望,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偷偷摸摸把猫接了过来,一只很可爱的母猫,一点也不怕生,进家就大大咧咧躺了下来,它估计还不知道自己的主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这事我没敢在楼里声张,事后证明是对的,楼里有些老人家非常谨慎,这种稍微带点风险的事,一旦让他们知道了,肯定要闹起来了,我俩就解释不清了。 也是奇怪,这只猫到家里以后,我每天醒来都觉得嗓子发干,脸发热,测了测体温,只是稍微高一点,做了几次核酸,也都很正常。放在平时,可能根本不当回事,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状况就容易让人疑神疑鬼。我还在线上找医生咨询了一下,医生说应该没事,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后来想想,可能是我对小猫的毛有点过敏。或者,压根就是我自己心理上的问题,现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大家很容易放大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 养了大概十天左右,猫的主人从方舱隔离回来了,把猫猫接了回去。我问了问他俩方舱的情况,可能也是因为是年轻人,适应能力很强,他俩说还好,就是睡觉的时候,方舱里会一直开着大灯,睡眠不好的人可能会有影响。他俩身体抵抗力也比较好,大概七八天的时候就已经转阴了,又观察了一段时间,才被送回来。 但我也听过另一些方舱里的情况,有些就非常惨。人的世界真的是彼此隔离的,即便经历同样一件事,最后的感知也会完全不同。我只说个简单的事,我们小区每次运走阳性的感染者,都是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大巴车停在小区门口,然后大家拖着行李,沉默地上车,目的地不明。这一点换我可能就受不了。 整体而言,我们这个小区没出大问题,物资也没有太缺。大家闹过几次,但也没激起什么波澜。有一次,大家抗议小区不公开感染的情况,在群里呼吁,如果居委再不作为,我们就不下楼做核酸。于是,等楼下通知做核酸的大喇叭响起的时候,大家集体在窗口喊“抵制核酸”,只是喊了几圈,响应者寥寥,大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下去核酸了,毕竟不做核酸,可能会有一些更现实的麻烦。 说起来,这次疫情对上海基层组织的考验还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可能上海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远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基层人口结构就非常复杂,毕竟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流动人口实在太多了,里弄里住的人背景都很复杂。这一点上海和香港应该蛮像的。哪怕经过了建国后非常大的一个基层结构的重新梳理,比起别的地方来,上海在居委这个层面的功能还是相对比较弱。所以,这一次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很多就出在基层的应对上。当然还有其他层面的很多混乱和失序。一个依赖发达的市场机制运转的城市,突然被卡住了所有的通道,带来的后果真的是灾难性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们这个小区临河,有一次,河上突然漂来一具尸体,应该是从上游慢慢漂下来的。有人把照片发在了小区群里,照片中,有人正在打捞尸体。当时看得我一阵心惊,看到照片的那个瞬间,之前那些有人自杀的新闻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死者不知道是什么人,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大的事,会选择轻生。隔离在家,很多人的情绪都会很低落。如果生活上再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就会更艰难。之后,我也没看到有任何新闻报道这个事。当然,“真正的新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这个就不多提了。 一个生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后来大家在小区群里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看到有尸体漂下来了…… 说这些话,莫名难过,活在这个地方有时候真的觉得大家都好卑微,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如此沉默,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承受着,默默地死去。偶尔有想要发出一点声音的,也会被一层一层的压力压下去。想起有一天突然通知大家下楼去做核酸,夜里八点多,还下着小雨,所有人就如此沉默地站在黑暗中,路灯的光很弱,大家排着队,一个个过去做完核酸。我自己内心是有种巨大的屈辱感。 这段时间满眼所见都是让人心碎和愤怒的事,要想想这些还是能被说出来的,被大家关注到的,那些没法言说出来的呢?那些没有任何渠道说话的人呢? 很多老人家手机都用不好,自然也谈不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想起一则新闻,有一个老人家独居,社区发的物资烂在门口好几天了,才有人觉得不对劲,打开门时,发现已经去世好几天了。想想那种临终的绝望感,就让人毛骨悚然。 六月一日,上海名义上解封了。哦,据说没有“封城”,只能说是静默,现在看起来,“静默”确实是个更合适的词,我们不仅身体被“静默”,嘴巴也被“静默”,脑子也被“静默”…… 但这个解封,实际上也不是很彻底,因为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开放。饭店不能堂食,电影院没有开放,公众场所没有开放。很多店铺还得偷偷摸摸开着。我出去走一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进去,只能在大太阳下暴晒着走走。 有一天傍晚有事,我路过长乐路,那里前段时间因为发现了几个感染病例,然后一大片都被封了起来,这种封一种实体的、铁丝网的方式,原本热闹的街区,被连续不断的铁网围了起来,触目惊心。我第一次以一个游荡在外面的身份,看待关在里面的人,那种刺痛感,比我之前被关在里面还难过。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囚禁的真实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以这样强制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叹气。或许有的人同样在经历这些事,但他觉得没什么,生活也能得到保障,甚至在这中间获得了某种正面的东西,也未可知。但对于我自己而言,这段时间的封控实在是打碎了我最后的一点自尊,是那种从内到外被迫低头去服从的难过。 我有很多同学或朋友,包括我的爸妈也会说,你看上海这个样子,要不回来吧,小地方,有吃有喝,封了也饿不着。我其实想说,身处这样一个大环境,其实躲是躲不开的,如果你现在侥幸没有遇到事,那也真的只是侥幸而已。谁也无法预计,下一块石头会落到谁的头上。 当然,生活是由无穷的细碎构成的,我这里讲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得做饭、看书、处理自己日常的事……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尽力维持一个看上去正常的生活也同等重要。 我想起袁一丹老师在一席中讲北平沦陷期间普通人的生活,无论外在的世界面临多大的变动,普通人能做的只是维系自己的生活,不被外在的巨浪冲毁掉。当那个巨大的历史阴影在我们生活的上空一点点压了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处理的,或许也只有解决好自己眼前的这点小问题。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即便清楚地知道现状,也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拉长,自己的情绪也在被损耗,最近已经没什么大的愤怒了,荒诞成为日常,感受力也开始变钝。如果有一天这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人会记得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吗?那些本来很日常的生活被完全打碎的感觉会在记忆里留下多少? 这估计是开小差有史以来负面情绪最多的一期了吧。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状态里去,过去的一切很快就会被淹没掉,既然不能解决,不如跨过去,大概是我们很多人最实际的想法,也希望我们能跨得过去。 最后,祝愿大家都平安,疫情过后,多去拥抱一下自己的朋友。 文章来源: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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