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一國黨黨員人數激增 超越兩大政黨
2026 年 6 月 8 日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市場化改革推動了財富創造，但也帶來了社會分配的不均衡。 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下找到社會公正的「錨點」，成為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 其實，社會公正不分制度，不管什麼樣的制度，只要願意做，都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社會公正。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平通常是「機會公平」——只要規則透明，每個人都可以競爭。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邏輯不同，它要在市場競爭的前提下，兼顧社會公平，甚至主動調整「賽道」的坡度，以確保整體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被資本的力量拉向貧富分化的極端。 當下，中國正面臨經濟增速放緩、人口結構變化、技術變革帶來的就業衝擊等挑戰。傳統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模式正在受到考驗。 如何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下真正實現社會公正？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社會公正的含義，並尋找新的政策工具和思維方式。 網路圖片 一、「先富帶動後富」已經是過去式，現在要的是「結構性公平」 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必要的。但今天的問題是：先富起來的人，真的帶動了後富嗎？還是財富的「梯子」被抽走，貧富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 在現實中，資本的積累和市場競爭往往會導致壟斷性不公正，這才是當下的核心癥結。 如果不加干預，社會流動性就會下降，普通人越來越難以跨越階層。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要重新思考社會公平的邏輯：它不只是簡單的「先富帶後富」，而是要構建一種「結構性公平」，即確保社會的經濟結構、制度安排不會讓大部分人陷入長期的不平等狀態。 從這兩個角度，可以增強現在的社會公平： 再分配機制升級：過去主要靠稅收和補貼來「調節」收入差距，但未來更重要的是讓普通人也能積累資本，比如通過公有資本的分紅機制，讓國有企業的收益部分回饋到全民，而不是只流向少數投資者。 社會保障從「兜底」到「賦能」：傳統的社會保障更多是「補救式」的，比如給低收入群體補貼。但更有效的方法是賦予他們更好的發展機會，比如提供全民基礎教育、技能培訓、創業扶持，而不是只提供金錢支持。 網路圖片 二、資本擴張與社會公正的矛盾，必須化解 市場經濟的邏輯讓資本變得越來越重要，但資本並不天然促進社會公正，甚至可能加劇不公。比如科技公司的壟斷、房地產資本的過度擴張、金融市場的不均衡收益，都是社會公平的新挑戰。 更何況，這些資本往往和權力走得很近，而不受約束，就形成了新的壟斷。 尤其是現在數據、演算法和平台效應，使得科技公司容易形成超級壟斷，少數人掌握了巨大的市場資源，而普通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下降。 房地產的「吸血效應」也很明顯，高房價不僅加劇貧富差距，還鎖死了社會流動性，讓年輕人被迫「躺平」。 金融資本的「繁榮幻象」已經持續多年，金融市場的高收益往往集中在少數投資者手中，而普通人的資產增長主要依賴工資，形成財富積累的不平衡。 應對以上這些有時代性的問題，首先需要做的是拆解科技壟斷、鼓勵創新競爭：通過反壟斷措施，鼓勵新企業進入市場，避免超級平台控制所有數據和資源。 尤其是，防止壟斷企業和權力之手過度靠近。 更要讓資本市場服務更廣泛的人群：比如通過政府引導基金，支持初創企業、社區投資等，讓資本的收益更多回饋到社會層面，而不是只集中在富人手中。 網路圖片 三、社會公正的新工具：數據與科技 在傳統經濟體系下，社會公正的實現依賴稅收、財政支出和社會福利政策。但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可以有新的工具去調整社會公平： 個性化稅收制度：未來，可以利用大數據實現更精準的累進稅制，根據個人收入、消費行為、資產情況進行智能調節，而不是像現在一樣簡單地按收入級別劃分。 數據紅利再分配：科技公司利用用戶數據盈利，但這些數據是全民貢獻的，是否可以探索「數據稅」或「數據股權」，讓用戶也能分享到數據帶來的財富？ 區塊鏈技術推動公共財政透明化：社會福利和補貼如果能在區塊鏈上運行，資金流向更透明，減少貪腐，讓社會資源真正流向需要的人群。 這意味著，社會公正的實現不再只是「劫富濟貧」或「簡單的福利補貼」，而是要通過新的技術和制度，讓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更加智能化、公正化。 網路圖片 四、結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尋找新的「社會契約」 中國的商品經濟已經走到一個新的階段，過去那種「先讓經濟跑起來，再考慮公平」的模式已經不適用了。社會公正不能只靠傳統的稅收和補貼，而是要從制度結構、資本運作模式、科技發展等多個維度進行重新設計。 現在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契約」——一個能平衡市場活力與社會公平的框架，讓普通人不僅僅是市場中的「消費者」或「勞動力」，而是經濟體系的真正受益者。 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努力。政府要從「調節者」變成「結構性公平的塑造者」；市場要從「逐利機器」變成「公平競爭的平台」；社會要從「被動接受政策」變成「積极參与公平塑造的主體」。 如果能找到這樣一條新的道路，或許，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能保持增長動力，也能真正實現社會公正，讓每個人都能在經濟發展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倪刃
人民因皇上的欺詐而變得愚蠢 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詐得逞 我們只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未有「治國平天下，匹夫有權」一說，只講責任，不給權力，需要百姓出力時就說「匹夫有責」，匹夫沒有權力，又談得上什麼責任呢? 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中，從來都沒有「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學說，沒有民眾參政傳統，多數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利。儒家講究「修身齊家」，在修身中泯滅獨立個性，因為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絕對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質上都和「個人權力」水火不容。在被極端異化的儒家統一思想的浸潤之下，習慣於等級化社會，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卻很少人想過自己的處境因何而來，從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從」「迎合」，因為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無條件聽話。 有學者說，中國人下「愚」而上「詐」。人民因皇上的欺詐而變得愚蠢，專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詐得逞，下因上「詐」而「愚」，上因下「愚」而「詐」。 文化與信仰的專制統治很神奇，它摧毀你的身心，卻不令你感到異樣和痛苦，甚至還沉浸其中而津津樂道，讓你變得智力混沌而不會獨立思考，從而順從專制君王的統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為代表的偽儒思想便是專制主義推崇的這種文化與信仰，歷代專制君王在前赴後繼的儒家學派的推動下對孔子學說加以異化，神化專制王權，欺詐天下臣民，維持道德的同一性、統一性，讓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淹沒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維護皇權專制統治秩序。 那麼，孔子開創的的正統儒學是如何被極端異化而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凶的呢？ 我們從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變便可觀其端倪。孔子認為「孝」是「為人之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然而，曾子卻將家庭倫理的孝道引入到國家層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對於父子之間的孝道推擴開來，認為對君主不忠誠、任官蒞事不虔敬，甚至臨戰出征無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現。 曾子之「孝」已遠遠超出純粹的贍養父母，將其延展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孝」從一種事親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鋪墊之下，秦漢後出現《孝經》，給予孝道以理論上的提升，稱「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孝之大，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從侍奉父母出發，延伸為天經地義的道德準則，構成皇權專制倫理的基石，用這樣一部「經典」的方式凝固下來，以至於成為治國的標準，歷代君王加以拔高、異化而推廣行之。 當「孝」成為了一種權力和權術，就徹底與孔子儒學原意背道而馳了，新偽儒學作為一種個人修養、道德品質，卻進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治理的剛性制度之中。 《孝經》成為儒家經典之後，是否具備「孝」的品德在國家的人才選拔中發揮著極大作用，「舉孝廉」成為一種選拔機制而長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與儒家的禮樂思想結合起來，更是迷惑人民數千年。 得了「禮樂壯皇威」好處的劉邦，將儒家奉為上策，專程從長安一路顛簸到山東曲阜，以「太牢之禮」祭拜孔子。「身為皇帝而親自祭孔子，劉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劉邦是始作俑者。 漢初儒家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君權神授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三綱五常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於找到了一種最適合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所需要的倫理基礎。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儒家思想成為此後二千年間專制王朝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 兩千多年裡，王莽將孔子追封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為「文聖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專門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到國子廟冊贈孔子為「文宣王」，給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權威資格。唐玄宗還為儒學經典《孝經》作註：「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義」，在價值觀上確立國家的導向。宋真宗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後嗣為「衍聖公」。宋後的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順治皇帝雖改稱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而不再稱王，但到了咸豐皇帝，又將祭孔禮典升格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禮。 難怪豫才要說：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這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仲尼這位胸懷開闊、誨人不倦的智者卻在徒子徒孫造神運動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聖人，在歷代皇帝前赴後繼的授封之下躺著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凶。 儒家思想成為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單極，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幾千年來的皇權專制社會，代代傳授的不外乎《四書》《五經》，中國人基因中的忠孝倫理思想都是被極端異化的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從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德治」淹沒了「法治」，臣子淪落到以自稱奴才奴婢為榮，君臣子民關係淪落為主奴關係，最終把人變得不會思考了，變成了傻子。 個人言行必須符合禮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有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社會才能達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則是維護統治「質爾人民」使社會安定，而非個人的權益保護與生產力創新。 有學者認為，儒家對個性是深惡痛絕的，其修身是按照聖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個，那麼成功的修身就會產生出許多類似性格，而不是獨特個性。合乎道，正是要擺脫個性。 儒家對「個性」最大的限制則在於統治階級維護的等級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忠君報國」，要求個人作出一切犧牲來達到它，儘管忠君和報國常常相互矛盾，置人於兩難，君王有錯，大夫有責任去諫甚至死諫，但為什麼要為一個執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後像狗一樣被殺，沒有任何法律可以保護他們不受皇帝個人好惡的迫害，抗議的途徑就是自殺。那怕官至極品，也仍然處於君王的生殺之下，因為國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級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對高的人絕對服從，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個人的生命存續都被別人攥著，還談什麼個人權利與個性創新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鹽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