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执政期间 澳大利亚每天新增移民近1100人
2026 年 6 月 9 日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化改革推动了财富创造，但也带来了社会分配的不均衡。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下找到社会公正的“锚点”，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其实，社会公正不分制度，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只要愿意做，都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通常是“机会公平”——只要规则透明，每个人都可以竞争。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不同，它要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甚至主动调整“赛道”的坡度，以确保整体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被资本的力量拉向贫富分化的极端。 当下，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冲击等挑战。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正在受到考验。 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真正实现社会公正？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公正的含义，并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和思维方式。 网络图片 一、“先富带动后富”已经是过去式，现在要的是“结构性公平”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必要的。但今天的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人，真的带动了后富吗？还是财富的“梯子”被抽走，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在现实中，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竞争往往会导致垄断性不公正，这才是当下的核心症结。 如果不加干预，社会流动性就会下降，普通人越来越难以跨越阶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重新思考社会公平的逻辑：它不只是简单的“先富带后富”，而是要构建一种“结构性公平”，即确保社会的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不会让大部分人陷入长期的不平等状态。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增强现在的社会公平： 再分配机制升级：过去主要靠税收和补贴来“调节”收入差距，但未来更重要的是让普通人也能积累资本，比如通过公有资本的分红机制，让国有企业的收益部分回馈到全民，而不是只流向少数投资者。 社会保障从“兜底”到“赋能”：传统的社会保障更多是“补救式”的，比如给低收入群体补贴。但更有效的方法是赋予他们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提供全民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创业扶持，而不是只提供金钱支持。 网络图片 二、资本扩张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必须化解 市场经济的逻辑让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资本并不天然促进社会公正，甚至可能加剧不公。比如科技公司的垄断、房地产资本的过度扩张、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收益，都是社会公平的新挑战。 更何况，这些资本往往和权力走得很近，而不受约束，就形成了新的垄断。 尤其是现在数据、算法和平台效应，使得科技公司容易形成超级垄断，少数人掌握了巨大的市场资源，而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下降。 房地产的“吸血效应”也很明显，高房价不仅加剧贫富差距，还锁死了社会流动性，让年轻人被迫“躺平”。 金融资本的“繁荣幻象”已经持续多年，金融市场的高收益往往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而普通人的资产增长主要依赖工资，形成财富积累的不平衡。 应对以上这些有时代性的问题，首先需要做的是拆解科技垄断、鼓励创新竞争：通过反垄断措施，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避免超级平台控制所有数据和资源。 尤其是，防止垄断企业和权力之手过度靠近。 更要让资本市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比如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支持初创企业、社区投资等，让资本的收益更多回馈到社会层面，而不是只集中在富人手中。 网络图片 三、社会公正的新工具：数据与科技 在传统经济体系下，社会公正的实现依赖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政策。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可以有新的工具去调整社会公平： 个性化税收制度：未来，可以利用大数据实现更精准的累进税制，根据个人收入、消费行为、资产情况进行智能调节，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简单地按收入级别划分。 数据红利再分配：科技公司利用用户数据盈利，但这些数据是全民贡献的，是否可以探索“数据税”或“数据股权”，让用户也能分享到数据带来的财富？ 区块链技术推动公共财政透明化：社会福利和补贴如果能在区块链上运行，资金流向更透明，减少贪腐，让社会资源真正流向需要的人群。 这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实现不再只是“劫富济贫”或“简单的福利补贴”，而是要通过新的技术和制度，让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加智能化、公正化。 网络图片 四、结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寻找新的“社会契约” 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那种“先让经济跑起来，再考虑公平”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社会公正不能只靠传统的税收和补贴，而是要从制度结构、资本运作模式、科技发展等多个维度进行重新设计。 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一个能平衡市场活力与社会公平的框架，让普通人不仅仅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或“劳动力”，而是经济体系的真正受益者。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努力。政府要从“调节者”变成“结构性公平的塑造者”；市场要从“逐利机器”变成“公平竞争的平台”；社会要从“被动接受政策”变成“积极参与公平塑造的主体”。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条新的道路，或许，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能保持增长动力，也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让每个人都能在经济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 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 我们只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未有“治国平天下，匹夫有权”一说，只讲责任，不给权力，需要百姓出力时就说“匹夫有责”，匹夫没有权力，又谈得上什么责任呢? 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中，从来都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没有民众参政传统，多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儒家讲究“修身齐家”，在修身中泯灭独立个性，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质上都和“个人权力”水火不容。在被极端异化的儒家统一思想的浸润之下，习惯于等级化社会，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却很少人想过自己的处境因何而来，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因为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无条件听话。 有学者说，中国人下“愚”而上“诈”。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专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下因上“诈”而“愚”，上因下“愚”而“诈”。 文化与信仰的专制统治很神奇，它摧毁你的身心，却不令你感到异样和痛苦，甚至还沉浸其中而津津乐道，让你变得智力混沌而不会独立思考，从而顺从专制君王的统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为代表的伪儒思想便是专制主义推崇的这种文化与信仰，历代专制君王在前赴后继的儒家学派的推动下对孔子学说加以异化，神化专制王权，欺诈天下臣民，维持道德的同一性、统一性，让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淹没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 那么，孔子开创的的正统儒学是如何被极端异化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的呢？ 我们从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变便可观其端倪。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然而，曾子却将家庭伦理的孝道引入到国家层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对于父子之间的孝道推扩开来，认为对君主不忠诚、任官莅事不虔敬，甚至临战出征无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现。 曾子之“孝”已远远超出纯粹的赡养父母，将其延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孝”从一种事亲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铺垫之下，秦汉后出现《孝经》，给予孝道以理论上的提升，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之大，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从侍奉父母出发，延伸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构成皇权专制伦理的基石，用这样一部“经典”的方式凝固下来，以至于成为治国的标准，历代君王加以拔高、异化而推广行之。 当“孝”成为了一种权力和权术，就彻底与孔子儒学原意背道而驰了，新伪儒学作为一种个人修养、道德品质，却进入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的刚性制度之中。 《孝经》成为儒家经典之后，是否具备“孝”的品德在国家的人才选拔中发挥着极大作用，“举孝廉”成为一种选拔机制而长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与儒家的礼乐思想结合起来，更是迷惑人民数千年。 得了“礼乐壮皇威”好处的刘邦，将儒家奉为上策，专程从长安一路颠簸到山东曲阜，以“太牢之礼”祭拜孔子。“身为皇帝而亲自祭孔子，刘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刘邦是始作俑者。 汉初儒家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君权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三纲五常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伦理基础。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专制王朝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两千多年里，王莽将孔子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专门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到国子庙册赠孔子为“文宣王”，给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权威资格。唐玄宗还为儒学经典《孝经》作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义”，在价值观上确立国家的导向。宋真宗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宋后的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皇帝虽改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而不再称王，但到了咸丰皇帝，又将祭孔礼典升格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难怪豫才要说：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这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仲尼这位胸怀开阔、诲人不倦的智者却在徒子徒孙造神运动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圣人，在历代皇帝前赴后继的授封之下躺着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单极，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乎《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忠孝伦理思想都是被极端异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德治”淹没了“法治”，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才奴婢为荣，君臣子民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最终把人变得不会思考了，变成了傻子。 个人言行必须符合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维护统治“质尔人民”使社会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保护与生产力创新。 有学者认为，儒家对个性是深恶痛绝的，其修身是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个，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性格，而不是独特个性。合乎道，正是要摆脱个性。 儒家对“个性”最大的限制则在于统治阶级维护的等级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忠君报国”，要求个人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常常相互矛盾，置人于两难，君王有错，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死谏，但为什么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好恶的迫害，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那怕官至极品，也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之下，因为国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级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绝对服从，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个人的生命存续都被别人攥着，还谈什么个人权利与个性创新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盐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