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兩黨齊聲反對霍爾木茲海峽收費
2026 年 7 月 14 日
朋友給我轉了一個短視頻。看了一下，是河北新聞網官方視頻號報道的《小伙每天花40萬包場請人看哪吒》。 先說報道內容的準確性問題。標題是「每天花40萬」，但未介紹持續時間到底有多久。一個星期內的「每天」？還是一個月內的「每天」？ 身為《河北日報》旗下的官方視頻號，基本報道業務，有點尷尬啊。 看評論，有人覺得小伙做得很好，萬一能讓票房衝上影史第一，那是國漫的揚眉吐氣。 也有人反對，覺得爭這種虛名沒啥意義，有這錢不如踏實救助一下貧困人口。 新聞未介紹這小伙是幹啥的。假設小伙用的是自家錢，這屬於個體自由，無論價值觀上如何去評價小伙的行為，我們都需要尊重個體自由。 前幾天我寫過一篇《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真的敢讓孩子記住這句話嗎》。事後有朋友問，鼓勵「不認輸、不認命」的初衷總是好的吧？ 我並不否定《哪吒》這部電影，寫《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真的敢讓孩子記住這句話嗎》，起因是關注到很多家長帶著未成年人觀影，怕未成年人不能準確理解「我活不活無所謂，但我要你死」這句台詞，把這股狠勁用錯了地方。畢竟，我做過多年的未成年保護志願者，這方面的案件，見得還是挺多的。 如果不考慮未成年人這個前提，我支持文藝作品中宣揚「我活不活無所謂，但我要你死」的抗暴精神。 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說：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如果真有成年人看了「我活不活無所謂，但我要你死」這樣的台詞，內心中生髮出一種豫讓刺殺趙襄子、朱亥擊殺晉鄙式的勇氣和決絕，那倒真是復興了春秋精神。 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最文化絢爛的時期就是春秋，不僅有百家爭鳴，更有「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俠客。詩人李白的《俠客行》，歌詠原型就是朱亥擊殺晉鄙。 可惜，秦漢之後，不僅文化上「百家罷黜」，遊俠精神更是被打壓地隱入塵煙。哪吒說出「我活不活無所謂，但我要你死」這句台詞，背景不是和別人鬥狠，而是陳塘關被摧毀。哪吒為了家人、為了關內父老，「不愛其軀」地復仇，這就是「俠」。 還是前面說過的那句話，如果不考慮未成年人無法準確理解的這句台詞的問題，我當然希望成年人們能夠做到「我活不活無所謂，但我要你死」。成年人的世界，不是狠勁太多，而是狠勁太少。 或者說，成年人的「狠」都用在了私鬥。比如高鐵上大聲用外放，誰提意見就要打誰。與之相對，碰上真正的不公，反而心心念念都是「胳膊拗不過大腿，忍一時風平浪靜」。 回到小伙花40萬請人看哪吒這個事情。如果觀影群體中恰好有幾個冤案家屬，大家一邊看著電影，一邊相互鼓勵「哪吒的命就是不認命」，不管方方面面如何打壓，蒙冤者和家屬都拿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不僅為蒙冤者辯白，更要讓製造冤案的人得到報應。以「我活不活無所謂，但我要你死」的信念去面對打擊，堅持抗爭，堅決阻止製造冤案的人去繼續製造冤案。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哪吒2好就好在，電影中的反派不是龍族，也不是申公豹，而是代表著「仙界」的無量仙翁。 我不知道導演餃子是出於各種考慮才如此設定人物，但客觀效果上，這樣的人物設定，多看幾遍，能看出強權表面很正義、手段卻殘忍的虛偽性。 電影中，活了幾千年的老龍問，世界規則誰來定？ 老龍心中其實有答案——胳膊擰不過大腿。可是哪吒和敖丙「不認命」，更不認權力定下的規則。 餃子在電影中直接把「命」對標了「規則」，這一點，特別好。 於是，回到文章一開始說的「小伙請人看電影」。 朋友問我怎麼看，我說：第一，作為追求自由觀念的人，要剋制自身對他人的價值判斷，只要他人的行為不具有「危害性」，我們就要尊重他人的自由。即便你認為他人做的不對，但自由也包括「不損害他人前提下的做錯的自由」；第二，既然包了這麼多場電影，想看個熱鬧的就看個熱鬧，想體驗國漫崛起的就體驗國漫崛起，假設有幾個人能借電影喚醒內心「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遊俠精神，就更好。 修改於2025年02月21日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念茲集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二十大」聲稱中國完成脫貧後，山西官方近期為了「防止民眾返貧」，砸859萬元建立監測App系統。消息引發輿論嘩然，網民大呼驚掉下巴。 國企中移系統859萬元中標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山西政府採購網11月21日發布「山西省鄉村振興局公開招標防止返貧監測信息項目結果公告」，顯示該防止返貧監測信息項目由中移系統集成有限公司以859萬元中標；防止返貧監測信息項目監理則由山西智信安通工程監理有限公司以18.35萬元中標。 左圖：「山西省鄉村振興局公開招標防止返貧監測信息項目結果公告」引發爭議。右圖：網民用「驚掉下巴」表示對山西官方砸859萬元建「防止返貧」監測系統的不滿。（網路擷圖／古亭提供／自由亞洲電台） 輿論普遍質疑山西官方做法。江蘇宜興時事評論人士張建平11月29日受訪表示，山西此舉勞民傷財，毫無必要。唯一的解釋是，有人通過招標獲利。他說：「可以權力尋租，在招標上可以撈好處，這是其一。第二，向上彙報的時候可以更有『科學』依據。作為官僚體制，官員熱衷於搞這些也不奇怪。這也是給習總書記論證。」 針對輿論質疑，山西省鄉村振興局綜合處工作人員28日稱，該處正在核實了解情況，還提供該檢測項目負責人王站長的電話。但王站長以不能接受電話採訪為由拒絕陸媒採訪。 曾在四川大涼山開展扶貧工作的公益人士何培蓉表示，中國仍存在大量貧困戶，「脫貧，實際上不可能依靠國家的行動令在一定的時間內解決。我們通俗地說，這是運動式扶貧，那是不可能的。所謂的扶貧，很多是官員在造假，他們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填各種表格，是在規定的框架內達到他的標準就可以了。」 山西太原教師吳女士說：「我覺得這個系統就是為了維護習近平說的這麼一句脫貧的話，可是很多人質疑。所謂防止脫貧人口再返貧。首先，不是靠系統監控就能防止返貧，實際上很多人根本就沒有脫貧。」 網民炮轟 對於山西當局砸大錢建立防止「返貧監測系統」，網民一片罵聲。 有人說，「驚掉下巴，為了防止返貧，山西鄉村振興局花費859萬元採購防止返貧監測信息項目，這個信息項目竟然高達859萬元，更讓人不解的是返貧不返貧不是人去實地調查，而是靠一個App來檢測。真是敢想敢幹，可惜網友不是白痴，質疑聲不斷，希望山西省徹查此事，給全國人民一個能看懂的交代。」 還有網民說，這是巧立名目花錢，應該頒發「創新獎」。也有人指責當局債務居高不下，花起錢來卻大手大腳，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還有網民認為，地方官員為了斂財而巧立名目，把國家的資金變成個人的財產牟取私利。
中國政府近年來大力減貧，但是城鄉貧富差距仍在拉大。分析人士表示，官方政策上的矛盾造成所得分配失衡，成為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就不可能真正脫貧。 世界銀行自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1.9美元的極端貧困標準，就是維持生存必須的食物和物資折算成金錢後的最低標準。中國2020年宣布全面脫貧。官方表示，在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據媒體報道，中國自己定義的貧困線，是自2010年以來，經過通脹調整後的每人每天2.3美元。 不少專家對於中國全面脫貧的說法提出質疑。在官方聲言的「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的背後，城鄉貧富差距逐漸惡化是不爭的事實。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為43834元，農村人均年收入17131元，若對照2015年底開始進行的「脫貧攻堅戰」，可以發現5年來農村生活確實獲得改善，收入增幅達50%，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40%還大，但城鄉收入的差距也隨之擴大，5年來增長了35%。 政策矛盾造成分配失衡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對美國之音表示，以中國整體經濟總量來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條件邁向小康社會的。他認為，中國現今的貧困問題不是經濟成長問題，而是所得分配問題，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得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續惡化下去，貧困問題無法獲得根本解決。 劉孟俊指出，第一個政策矛盾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發展模式越來越倚靠高科技與資本密集產業，高密集勞工和資本家將獲得更高收益，這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惡化，也就是說，當政府的資源偏向全球戰略型的產業化，偏地方型的農業資源自然會受到政策排擠。 分析人士表示，劃設耕地保護紅線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政策矛盾。中國人民網6月16日報道，為了確保糧食安全，首要的是落實「藏糧於地」戰略，必須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 不過，專家表示，紅線內的產出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側重國家糧食安全，由政府收購糧食，因此農糧價格無法提升，對農民的收入可能變成一種妨礙。再加上進口糧食的壓力，可能減少國內糧食需求，即使進口糧食價格提升，也未必跟國內農民所得提升有關聯性。 專家並指，中國政府為了強化政策有效性，時常利用補貼政策，這個制度又會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惡化，因為政府補貼一些高科技產業，使得高科技產業的群體得到更高收益，城鄉貧富差距更加擴大。 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土地財政，因此為確保財政收入，不希望土地價格下降。專家說，當土地價格越來越飆漲，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過土地拍賣或租賃得到更多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以及工商用地使用權的企業家也因而致富。相對的，城市土地持續上漲，但農村田地、林地無法變更為更具市場價值的用途。出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考量，維持近年城市土地價格不墜，也更加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 劉孟俊說：「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來自於很多制度設計或政策做法，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會使得更多貧困問題更加突出。它去年達到所謂的小康社會的十三五規劃或建黨百年的目標，事實上是隱藏在很多的統計數字背後的問題，因為這些矛盾現在還是沒辦法解決。」 城市貧困黑數恐被隱藏 城市的貧困黑數可能是被隱藏的數字之一。長期關注中國戶籍制度的旅德作家周勍表示，中國2018年公布的農民工流動人口是2億多人，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裡的長住人口，但他們絕大多數沒有城市戶籍，做得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沒有保障，也無法享受城市的醫療、養老和保險。 根據官方統計，2020年一季度，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家庭月人均1170元，總計有6萬多戶，10多萬人，若加上沒有戶籍的農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人口勢必多更多。但是，這些人因為沒有戶籍，所以無法申請低保補助。 「他們連每個月1170元的基本保障都享受不了，就是做一天有一天，城市貧困人口統計中，他們也不作為統計的取樣，這是一個大問題。」周勍說。 雖然中國農村脫貧的核心底線為「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是指每人每年收入超過4000元人民幣，不愁吃、不愁穿，以及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的保障。有專家說，農村很多情況是滿足了脫貧形式上的要求，但實際上卻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面子工程」。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經濟學教授對美國之音說：「脫貧是中國舉國體制下的一個政治任務，在某個時間點宣布中國整體脫貧，實際上是並不太科學的說法，因為今年是建黨一百周年，（脫貧宣示）跟一百周年慶祝是有關的。」 農村脫貧的面子工程 這位學者表示，很多農村為了政績，趕在短時間內達標，雖然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屋內無水可用，農民根本沒辦法居住，最後還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要不然就是要走很遠的路，用各種交通工具才能把一周的水運回來，這並非個案。她說，農村經過短暫驗收後脫貧了，但能否建立起內生性的可持續性發展機制，才是真正脫貧的指標。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也說：「短時間把政策資源放在農村裡，把貧困農村的帽子摘掉，把農村提升了一個檔次，整個農村裡面的收入都提升了。接著下來第二年的話，可能所有的財政資源就不見了，就不再進去了，那可能這個農村又會再回去它貧困農村。」 據周勍研究，山西省大同縣在50年前有28萬人，10年前有35萬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萬人，而實際人口約在16萬人左右。大同過去10年前還有16個企業、4000多個產業工人，現在這些工人全部消失，產業全部破產。 周勍說：「將來如果政府不搞政治運動形式的承包也好，定點扶貧也好，就說這16萬人將來靠什麼來脫貧？這更會導致一個惡性的東西，有一個名諺就是說，官員現在需要靠脫貧來陞官，那我就使勁幫你忙，一旦這個風一過，我就把它當成棄子不用，就是『用著了抱在懷裡，用不著推到崖里』。」 不具名的中國學者表示，貧困是經濟發展中伴生性的問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是靜態的概念。雖然中國的貧困線略高於世界銀行設定的每天1.90美元的絕對貧困線，低於中上收入國家的每天5.50美元，但中國已是中上收入國家，應該採用更高的標準來定義貧困。 專家：中國應向發達國家看齊 該名學者說，如果按照絕對貧困的標準，多數歐美國家可能就沒有窮人了。但實際上，美國政府承認有17％的貧窮人口，英國也有約17%、1100萬人被視為貧困人口，這是因為這些發達國家採取的是更高標準的「相對貧困」指標。 所謂相對貧困，按照世界銀行標準，是以國民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一以下來定義。中國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27540元。按照這個標準，年收入不足9180元者即為貧困，是中國脫貧標準每年4000元的兩倍之多，也凸顯中國現行定義的貧困標準太低。 這位學者表示，中國2010年起GDP經濟規模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一味追求經濟增長而透支許多福利，應該要進入下一階段，追求民生相應水平的提高。 她說：「如果你認為2021年中國已經解決整體貧困的問題了，也就是絕對貧困的問題了，那麼你接下去的任務就是相對貧困線的設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個提出，就應該要向發達國家看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