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校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發動自1948年以阿戰爭之後，首次對以色列領土的入侵，舉世嘩然，有至少40多個國家將此次突襲定性為恐怖攻擊。數月後，它竟延燒成為美國多所大學針對以色列的示威活動，尤其當紐約警察衝進哥倫比亞大學逮捕抗議學生的一幕，再令其「帳篷抗議」，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園。一起遠在中東，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戰火，就這樣瞬間轉化為美國內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機。 哥大「帳篷抗議」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圍剿哈瑪斯為名對加薩人武力強勢回擊，他們據此要求校方必須「拒絕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業務往來的武器製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贈」，顯然有仿照他們學長姐在1980年呼籲校方切斷來自南非資金的味道，當年他們學長姐抗議的則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不過，這次哥大在全美帶起的「親巴勒斯坦」抗議風潮，成因卻又比過去哥大「反戰傳統」複雜許多（1968年爭取校園民權和反越戰、80年代反種族隔離、反伊拉克戰爭），以至或許還需要藉由另一角度，去補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學生告訴本報，早在去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新聞出現，校園內就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聲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運，當時課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迴避談論這「敏感話題」，要不就直率發表意見，無論教授言論是親以色列或親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見學生皆會無所顧忌與其針鋒相對，學生和學生之間，也經常呈現兩派立場你來我往。「帳篷抗議」出現前，哥大校園內（尤其親巴勒斯坦學生）的抗議活動便零星不斷，氣氛雖稱不上緊張，尖銳性又確實存在。 這也讓我們察覺到一個特別跡象，哥大內「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幾個月下來，在「音量」和「行動」上，很清楚是壓過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們可從「帳篷抗議」發動者背景去尋找線索。 到今天為止，哥大「帳篷抗議」雖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學聲援，但它在校園內，最初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巴納德學院和哥大校園隔著上西的百老匯街對望，自1900年起隸屬於哥大（保有獨立的董事會與財政機構，學位由哥大授予），在創院超過百年歷史中，它最引以為豪就是20世紀初爭取婦女參政權，他們的學姐（當時為女子私立學校）還曾在保守民風的時代，到白宮前舉布條抗議。哥大的「自由風氣」也受巴納德學院影響不小（包括2016年巴納德學院接納了第一名跨性別教職員）。巴納德學院將自己的校史稱之為「無畏的歷史」，它的官網學院自介，且叫做「大膽的巴納德」（Boldly Barnard），並自詡為選舉權、和平、性別平等、社會正義、氣候變遷而奮鬥。由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的學院，帶頭主導哥大「帳篷抗議」，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過去美國大學校園並非沒有「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它從來不是一項政治或學術禁忌，尤其對哥大來說更是如此，它會被右派媒體形容為「極端自由主義大學」（ultra-liberal），亦是其來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會成為今日哥大校園內代表「強硬道德立場」的一方？期間甚而出現反猶太語言，進而加劇了它所帶出的衝突性。 就在哥大帳篷抗議引發全美大學「風潮」的一刻，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寫下：「破壞西方文明的觀念即『弱者是（對的）』（weak makes right）」。他雖然沒有明確指涉那些大學校園內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瑪斯行為）者，但時機上的巧合，用意實為路人皆知。 馬斯克的「弱者是」，對「同情巴勒斯坦」聲音當然帶有貶抑意思，不過，要以「弱者是」去詮釋這幾年的美國社會，似乎也不是全無道理。這樣的氛圍，是否也強化了哥大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兩方，聲量有很顯著的強、弱對照），這種連結恐怕還是有的。 那麼，「連結」從何而來？最近一次，全美另有類似「帳篷抗議」延燒的例子，其實並不久遠。三年多前，美國不才發生了全美「大串連」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員警（白人）在執法過程中鎖喉致死，刺激了美國黑人人權組織發起「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BLM」抗議，一時間全美各地抗爭不斷，手段激烈，遠勝過今天大學生的「帳篷抗議」。29日，有哥大抗議學生「佔領」了學校的「漢彌爾頓大樓」而登上全球新聞版面，當初「BLM」期間，多少外國人看到新聞上全美各地的打燒砸搶，也一度以為美國要完蛋了。 不過，當時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導火線縱然是白人警察惡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戰火」，背後可謂美國又一次黑白種族衝突的大爆發，之所以會因佛洛伊德而爆發，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時間，正是世紀大病毒襲卷美國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題發揮」，現實上，那也是美國人因為病毒侵擾，人人生活為之大亂的特殊時節，加上諸多隔離措施造成的人際疏離、關係破壞，至少有整整兩年左右時間，美國人幾乎是壟罩在不安的陰霾下過活，百業傾倒再令無數人感到絕望。 「BLM」和當時社會情境最大的衝突，就在於當整個社會還呈現人我高度隔離狀態時，這場運動則反向突破封鎖，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動」。「BLM」的一面是爭取正義，另一面，又有多少人為聲援其爭取正義，進而走出門上街頭，間接抒發了COVID-19造成的強烈生命壓迫感。這種心理因素，且不只發生在成年人之間，也早有醫學報告發現，COVID-19下的青年焦慮，更勝以往。 我們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後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者，他們的大學生涯會是如何：突然之間，滿心期待的大學校園生活，急轉直下成了生硬無趣的「線上教學」；以為即將走上廣泛交友的新世界，因為隔離措施，一個人的大學社交活動反而比過去更加封閉…要說混亂的COVID-19大流行時期，直接澆熄了數屆大學生的大學夢，其實並不為過。前前後後，有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正是身處在持續的劇變中（政治和生活環境）。 而今，當我們關注著由哥大而來的抗議活動，在當地報章雜誌上，我們不難看到另有專家直言，「從民權時代到越戰，從南非種族隔離示威活動，儘管大學校園一直是抗議活動的溫床，但如今學生卻承受著許多額外的壓力，包括經歷疫情帶來的孤立和恐懼，加以社群媒體對每個人日常的影響，促使他們更進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這個世界的錯誤」。 在這種心理機制下，馬斯克所說的「弱者是」現象，應該也可視為一種對任何「現有強者」的心理反彈，這種反彈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當初的「BLM」就演變成數十個城市同時發生嚴重暴動，費城甚至還為此出動了國民警衛隊。今天美國學生因為加薩問題發起抗議，自然也有出於「弱者是」的基礎，而非就加薩本身歷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爭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確實是受到管理者鎮壓所刺激，「BLM」時，有之，這次帳篷抗議，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爭者早就設定了必然會走上這一步，因為「弱者是」的一體兩面，就是倘若弱者能藉由抗爭、衝突而獲致（翻轉成）強者形象，某種程度便也會被視為「身居逆勢者的成功」。雖然無論BLM還是哥大抗議，都有消息指稱背後不乏極端人士藉機煽動，不過，「自我煽動」恐怕已先一步存在這些參與者內心，以至於一個個為此更加「易燃」而已。 從一方面來說，哥大抗議學生裡頭，不可否認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爭手段，以儘可能達到抗議的訴求（要哥大校方拒絕鉅額捐贈者、指究責以色列而淡化哈瑪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當我們走訪其校，我們卻又發現，抗議群體本身的擴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並沒有在同校其他同儕間出現堆疊反應，也就是說，當下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境，即抗議者一邊愈往激情（烈）方向行進，哥大另一邊的學生就對其愈保持抽離（疏離）。哥大多數學生容或理解抗議者的行事，不過，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為，後COVID-19時代，一種傾向「平復（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強烈，例如，即將而來的畢業季，哥大還辦不辦得了畢業典禮（典禮場地現在被帳篷佔去部分），有些學生倒是很坦白他們更關切的是這件事，畢竟，即將在六月畢業的大學生，很可能之前已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 至於「畢業典禮」重要，還是「聲援巴勒斯坦」有意義，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命題，因為這等於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無意義對比，而我們或可這樣問，當你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因為線上授課讓大學生活黯淡無光，而今即將畢業，畢業典禮活動場地一隅正集結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團體（帳篷），以至一場人生中同時代表完結和開始的典禮可能停辦…你會作何感受？我們只需重溫此地短短過去幾年的經歷和挑戰，不難發現美國這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處在時局最混亂的時刻，他們的得失，就要比我們想像的更深澳難解得多，包括抗議者的「反抗心理」亦復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師為了避開紛擾，遂將授課改為線上進行，學生之間，也可自己選擇到校上課（校園抗爭衝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課），或是居家線上聽講。這種看似對新時代教學系統和師生互動的快速應變，不又正是因為那個COVID-19才創造出的變異模式（也是學習效果飽受質疑的一種模式）。美國政治治絲益棼，不過，哥大校園裡里外外，包括紐約客，到今天其實都還嗅得到一股「後COVID-19」的味道。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