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出版圈裡流傳著這樣一個恐怖故事：新編輯入職培訓的重要一課是去參加一場書的「葬禮」——化漿。想像一下，書從傳送帶緩緩進入粉碎機，封面和內頁瞬間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漿池中，隨著攪拌器的旋轉，它們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漸化為一缸紙漿。 在還沒有編纂過任何一本書，沒有體驗過改稿的辛苦、營銷的焦慮或是加印的幸福時，編輯們就先看到了最殘酷的終點。 一位前圖書編輯回憶，入職第一天，同事用一種非常平靜的語氣向她介紹了一本書的一生：組稿，三審三校，印刷，上市。運氣好的，上市之後會迎來加印；而那些經年累月賣不出去的滯銷書，等待它們的命運只能是化漿。 沒有人想做滯銷書。圖書編輯大多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喜歡讀書，相信書籍可以連接世界、拓展認知；比起豐厚的物質回饋，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價值。 但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落差。根據圖書諮詢機構「開卷」監測系統統計，2023年銷量小於10本的圖書超過一百萬種——這意味著市場上近一半的書無人問津。 每一本書背後，都是編輯數月甚至數年的心血投入。當冰冷的數字擺在面前，意義感和自我價值該寄託於何處？當新鮮感褪去，工作在循環往複中露出繁瑣、虛無、荒誕的本質，信念能否抵禦倦怠？ 這是圖書編輯的「中場戰事」，也是這個時代下，每一個試圖在變動中重構內心秩序的人無法迴避的命題。 「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 編輯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書上市，一個月只賣了十幾本。「相當於幾乎沒人見過這本書。」她悻悻地說。碩士畢業後，汪淼如願進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職三年，她依舊覺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盡渾身解數。她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書的作者，嘗試向一些有私交的媒體投稿，並聲明「不要稿費」。收到的回復如出一轍：「太小眾，影響閱讀量。」她又找到公司負責新媒體的同事，想把文章發在部門的公眾號上。 「沒有賣點，」同事態度冷淡，「而且現在沒有人看長文。」 最後，汪淼只能把文章發在自己的豆瓣上，並且自掏腰包買了一本書用於轉發抽獎。一位在書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後，為店裡訂購了3本。講到這裡，汪淼擠出一個苦笑：「還不一定能賣掉。」 照目前銷量來看，如無意外，這本首印5000冊的新書大概率會淪為滯銷書——其中大部分將被遺忘在倉庫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漿。 圖片日劇《重版出來！》劇照 汪淼感到無力，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書是分營銷等級的，等級越高，能動用的營銷資源越多。」她逐一解釋，「A級書只能自生自滅；A+級的書，會由部門內的營銷編輯負責推廣；而S+級，則會調動公司所有的營銷力量。」這一次，她的新書只評上A級。原因顯而易見：作者在國內沒什麼名氣，缺乏市場號召力。 剛入職時，她接手的另一本書因閱讀門檻較高，也只是A級。「不過那本書運氣不錯，找准了定位，銷量逐漸超出預期，很快就升級了。」汪淼還做過一本S+級的書，是一位知名藝術家不那麼知名的漫畫作品。「從定級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為營銷操心了。」她說，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書順利躋身暢銷書行列，「直到現在偶爾還會掛在一些暢銷榜單上。」 並非所有的書都能如此幸運。「開卷」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圖書零售市場動銷品種數為237.4萬種，若以年銷量小於10本為標準統計，滯銷書達到103.6萬種。某圖書策劃公司將銷量小於1000冊的書視為滯銷書，2023年該公司滯銷書品種數占其在售品種的72.47%。 如何定義滯銷書，行業內並沒有統一標準。不同類別、不同出版機構，無法照搬同一套參照系。 編輯林羽佳的評判標準非常直接：對她來說，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滯銷書。」林羽佳斬釘截鐵地回答。她在一家民營圖書公司做文學編輯，每次新書上市，焦慮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會去刷有多少人在讀，評價怎麼樣。」 她的最好成績是兩次加印，「作為一本小眾文學作品，已經賣得不錯了。」但在公司里，這本書依然不算「暢銷」。同事做出過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女性話題、金句頻出，銷量幾十萬，林羽佳語氣中透著無奈，「那本書給了老闆想像，覺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現在什麼書都沖著爆款去。」 文學圖書市場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頂尖的作品，如馬爾克斯、莫言、余華等人的書，銷量常常能達到百萬級別；但在頭部之外，文學圖書市場的另一面是大量銷量平平的書。即便是一些在文學圈內備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銷量也僅有一萬冊左右。 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在今年再版發行時，預熱海報上他「纏著繃帶，鼻青臉腫」的模樣，令不少圖書編輯唏噓：連余華賣書都要這麼拚命了，其他作者該怎麼辦呢？ 「滯銷書」編輯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上榜圖書多達上千本，填滿了整整一面牆。有的書到店五年銷量為0，還有的書至今只有員工買過。 書店稱，這些書滯銷原因很難一概而論。除了作者冷門、封面難看這些常見問題之外，大多數滯銷書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編輯看來，有的書從選題策劃階段開始，就註定會滯銷。 「關鍵在於對題材的判斷。」徐逸提到一套小眾且專業的叢書，策劃階段他便預見到讀者群有限，於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滯銷。」從事出版行業近十年，徐逸輾轉過多家出版社和圖書公司。他認為，滯銷書往往是決策失誤的產物，而並非書籍本身小眾的結果。 圖片 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 有時候，書的命運也受制於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書（公共版權書籍，指不受著作權法限制的作家、藝術家及其它人士發布的作品，使用不會侵犯作者的版權），一開始就不是奔著暢銷去的。」編輯鄭越解釋，公版書沒有版權費，理論上成本更低，但傳統出版社容易陷入學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紙、裝幀不計成本，導致定價過高，做出來的書只適合「擺在書房裡珍藏」。 一本書從無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而編輯並不是一年只做一本書，他們常常同時負責四五本書。除了改稿這項傳統意義上的編輯工作，大多數圖書編輯還要策劃選題、協助營銷。徐逸認為，一些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越來越近乎於產品經理的角色，行業內的說法是「全流程編輯」，「各種流程都要參與，瑣碎的事情特別多。」 他舉例，「從外部作者、譯者、設計師，到內部各個環節的同事和領導，編輯要跟所有人溝通。」徐逸負責的第一本書，是一位知名學者的博士論文。他形容當時自己經驗不足，經過多輪溝通、協調，好不容易說服社裡確定了書的封面，沒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溝通、協調、確認。 編輯的工作還會細緻到挑選字體和紙張。汪淼手裡有一個繪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頁都用了不同字體。做中文版時，她和美編、策劃一起反覆推敲合適的字體，既要讓中文清晰易讀，又要符合語境，還要儘可能接近原文的字體，同時保持視覺美感。她花了很長時間，依然沒有挑出最滿意的版本。 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中，後浪出版公司的文學主編朱岳曾展示過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開電腦，然後看看豆瓣，看會兒稿，看看郵箱，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圖片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鏡頭之外，圖書編輯的工作遠沒有這麼輕鬆。新冠疫情期間，鄭越居家辦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會議和收發信息中度過，「晚上6點才有時間看書稿，一直看到10點鐘結束。」她粗略計算過，做一本書，前後要填十幾張表格。雖然繁瑣，但好在相對確定，「無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無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劃的第一本書，一度卡在封面設計環節無法推進。最初的設計方案被推翻後，她迅速聯繫設計師出了第二套方案。這一版雖然得到直屬領導的認可，卻被更上一級的領導否決，而設計師也不願再做修改。鄭越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這種不確定性曾經也不動聲色地消磨著徐逸的耐心。「你看著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但你就是推進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種挫敗感不是突然的一記重擊，而是慢慢地，一點一點地耗費掉你的心力。」 做書的整個過程，如同經歷一場「十月懷胎」。鄭越感嘆，「即便你對這本書有很多不滿意，但新書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內心還是會有一點點波瀾。」然而，當這些書被忽視或滯銷時，他們付出的勞動似乎只能淹沒在無聲的失落中。 理想被現實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鄭越一直自嘲是「滯銷書編輯」。她編過幾十本書，大部分銷量不到5000冊。有時候她也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幹嗎？」 圖書編輯顯然不是一個高薪職業。鄭越記得自己剛來北京面試時，行業內一家頭部出版公司給她開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塊。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業工作過一段時間，收入是圖書編輯的好幾倍。 「我當時真的滿懷熱忱，覺得只要能滿足基本的溫飽，意義感才是最重要的。」鄭越坦言，自己是抱著「做好書、做暢銷書」的憧憬入行的。「書在我看來是一個傳播的介質，只有做暢銷了，才能抵達更多的人嘛，否則沒有意義。」她常常羨慕米未的員工，能製作《奇葩說》《樂隊的夏天》這樣有影響力的節目，「他們真的好幸福。」 做編輯的頭兩年，鄭越一直面臨著報不出選題的困境。「一大堆書訊裡面沒有一個喜歡的。」她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有的人能一直報，而你連喜歡的都沒有？」 選題會上，她總會被各種質疑困擾。「這個能賣嗎？會不會太小眾？有沒有人感興趣？」鄭越描述當時的場景說，「領導會把你心裡懷疑過的問題，全部拋在你面前，再問一遍。而你無法回答，因為你自己也懷疑。」同事們也常常為此感到沮喪，「有時候連自己都納悶，我又不是作者，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他去辯護？」 圖片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圖物流有限公司的倉庫 更多時候，圖書編輯要在保質和保量之間做出抉擇。 李珩回憶，在出版社工作的前兩年，編輯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書。那時候她的工作狀態還算從容，有幾本書也引起了不錯的反響。後來任務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書，她依然試圖像過去那樣全力以赴，哪怕是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可她很快意識到，自己似乎在追趕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目標。 「早上9點開始看書稿，中午隨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點鐘，看得整個人都很崩潰，還是看不完。」李珩嘆了口氣，「也許有人覺得完不成KPI無所謂，我也曾試圖這樣想。可是每次開會清點任務時，還是會忍不住感到慌張。」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問題重重的譯著，翻譯錯誤多到離譜。那段時間，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亂想：「要是在路上出個什麼事兒，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覺得諷刺，「剛畢業時的我，是一個多麼健康向上、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讓書稿的質量變得難以掌控。同事曾勸她不要太較真——一些翻譯問題，如果編輯不去核對原文，質檢幾乎看不出來，讀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試著接受這個建議，「可這麼做了之後，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覺得有問題卻沒有去核實的地方，就睡不著覺。」 她似乎沒辦法那樣放過自己。「既然這樣，我做這份工作有什麼意義呢？是為了掙錢嗎？不是。我就是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饋。如果要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認可的事，真的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圖片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在這個直播間賣書只認名家的時代，像鄭越兒時讀到的《哈利·波特》那樣的暢銷奇蹟，幾乎不可能重現。做編輯這些年，挫敗感像一塊無形的砂紙，來來回回磨損著她的熱情。有段時間，她幾乎決定放棄，不再做編輯了。 「如果有一份性價比差不多的工作擺面前，比如人力資源，我會去嗎？」鄭越常常自問。她了解自己，儘管常把人力和後勤掛在嘴邊，但真正面對選擇時，她的內心卻充滿猶豫。 做市場營銷那兩年，要向新朋友介紹自己時，她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市場營銷這個詞籠統而模糊，難以準確傳達她的自我。「但現在，我說我是個圖書編輯，你大概能判斷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喜歡讀書，可能有點兒文藝。」鄭越承認，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被「編輯」這兩個字定義。 「每個編輯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鄭越說，讀書與寫作是她從小到大的愛好。圖書編輯的工作，讓她依然與那個更大、更純粹的文學世界保持著聯繫。「它會讓我覺得我依傍在這個東西周圍，也許未來有一天會『曲線救國』。」 偶爾，鄭越會在書店裡感到一絲滿足。她說，去書店就像續命，看見冷門書籍依然有人翻閱，彷彿找到了些許價值感。 與鄭越一樣，汪淼也在編輯生涯中尋找著自己的價值。雖然她的初心並非源自寫作，而是來自一份更加質樸的願望——她從小在農村長大，沒怎麼看過課外書。大學期間接觸到兒童文學後，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經一樣孤獨，如果他們有機會讀到一些好書，獲得一些安慰，應該會擁有一個更快樂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個月只賣了十幾本的新書似乎就有這種「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讓那本書儘可能地被人知曉。 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圖書編輯總是把「行業不景氣」掛在嘴邊。但不景氣到什麼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認清，「當年類似的書，日銷可能就有100多本，現在這本書月銷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賣出去兩本。說實話，聽到這些數據，腦子嗡嗡的。」她忍不住問自己，「圖書行業真的要完蛋了嗎？」 市場逐年收縮，她不是一點沒察覺。剛工作那會兒，書做出來，不用費力卷營銷，就有不少書店和繪本館來訂購，首印量輕而易舉就消化掉了，「現在要四處求爺爺告奶奶。」 「市場情況跟2020年非常不一樣了。當年可以像做雜誌一樣做一個書籍公眾號，但是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公眾號閱讀量直線下滑。現在大家更偏向於做小紅書，沒有人在公眾號上再費力了。公司也覺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帶來轉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沒有轉化的內容上。」汪淼說。 一點陣圖書編輯透露，公司最近下達了一個要求：每位編輯都必須註冊一個小紅書賬號，並且要立一個人設，每周三更，內容不限。公司希望藉助社交媒體擴大圖書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個編輯的賬號「突然火了」，成為推廣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發布一篇小紅書筆記，編輯都要把鏈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稱這是「社死」般的體驗，如果忘記更新或者沒有及時同步，就會被點名提醒。 「真的很尷尬，而且浪費時間。」她忍不住吐槽，「四個點贊里可能有三個都是自己人。這有什麼意義？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圖片 電影《書店》劇照 時至今日，圖書編輯早已無法置身於市場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兩年前設置了績效考核，那之後，上選題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書的版權費、印製費，包括人力投入，計算出這本書的銷量底線，編輯要根據這些數據判斷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確定能盈利，才能上會。」 作為同時具有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的商品，圖書有著獨特而複雜的特質。它不僅是承載知識的媒介，更是一種文化產品，具備了超越其物質形態的精神價值。 但一本書在市場中的表現，往往並不完全取決於內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裝、宣傳、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此外，圖書還具有高度的主觀性——一本書在某個人心中無比珍貴，卻可能在他人眼中毫無吸引力。作為商品，圖書既要符合市場需求，又必須保留其文化使命，這種平衡往往是編輯最為頭疼的挑戰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訪了一家書店。書店老闆曾經也是一位編輯，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繪本作家。 聊天過程中，汪淼流露出對市場的擔憂。對方聽了十分驚訝，「可是我覺得編輯不應該去考慮銷售上的事情，它會影響你的編輯眼光。」 這句話瞬間讓汪淼羞愧到了極點，「天吶，完了，我把我們出版行業的遮羞布給揭開了。」 她從心底認同那位書店老闆的觀點。但認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覺得編輯不應該以做一本暢銷書為導向，應該朝著做出好內容努力。但是為了把工作做好，為了不被開除，我也慢慢地學會怎麼樣去加入一點市場的眼光。」汪淼寬慰自己，這是一種「變成熟」的表現，但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依然讓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報選題時，她陷入了自我懷疑。她無法分辨，自己的判斷究竟是基於書的內容還是它的市場前景。一番猶豫後，她還是提交了這份選題表，「畢竟書賣得好，對公司和自己都有好處。」 這幾年，公司一直在裁員、精簡隊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歲被裁員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輩子要怎麼過。」想到這些，汪淼難免焦慮。 圖片 電影《書店》劇照 林羽佳最近的狀態同樣緊張。上個月，她手頭的一本書剛剛上市，另一本也即將下廠，每天忙到晚上七八點才下班。和汪淼一樣，她經常主動加班——聯繫合適的博主薦書，安排文化類的播客與作者對談。 這樣的付出並不一定能換回對等回報。她觀察到，那些「賣得好」的書，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林羽佳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進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進了一部「大部頭」作品，「做出來有八九百頁」。「這麼厚的書，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則真的很難賣。」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會再做同樣的選擇。 她心裡始終有兩個聲音在搏鬥。「我認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眾情緒的書，我覺得出版是讓大家思考的一個事情，要引進新的東西，推翻我們已有的偏見，或者看到新的邊界。我還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認為好的書。但是事實上，按照市場反饋，書一直賣不好，我會感到，頭頂總有一團烏雲壓著我。」 鄭越已經意識到，一本書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編輯手中。暢銷有賴於很多因素，比如編輯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營銷的策略、市場的行情等等，「個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暢銷書。「現在我們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種級別的暢銷。能讓業內看到這本書就很不錯了，說明你的營銷已經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實有兩本書業內也看到了，某種程度上，我也把這當做一種進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義感寄托在圖書編輯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對我來說談不上賺錢，只是謀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她正在學著坦然面對那個現實——自己親手做出來的圖書或許終將化作一缸紙漿，「如果五本書里有一本能讓自己滿意，我已經很滿足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離開校園開始找工作的這4個月內，2021屆畢業生張恆儘管已經將薪資期望，從月薪7k一路腰斬到3.5k，依然沒有一家公司願意要他。 大學學製冷專業的張恆，畢業後沒跟同學一樣去工廠或車間，而是選擇了互聯網行業。 隨著面試被拒次數的增加，張恆逐漸認清自己：既沒有互聯網相關實習經驗，也找不到其他可以賺錢的特長。 回想起剛畢業時「以為找工作很容易」的想法，張恆自嘲：「現在估計會被人笑死吧」。 中國青年報·中青校媒面向全國各地大學生髮起的就業調查報告顯示，00後對自己進入職場後的薪資比較樂觀，超過20%的大學生預期自己畢業後月薪過萬，67.65%大學生評估自己畢業10年內會年入百萬。 但真正進入職場後，如張恆這樣找不到如意工作的應屆生不在少數。沒經驗、學歷又不佔優勢的年輕人，進入互聯網的美好職場夢，在踏出校門後，就大多破碎了。 互聯網大廠年年推高的校招薪酬，讓不少大學生對未來產生了盲目樂觀。 儘管大廠們年年擴招，今年更是從阿里、騰訊、位元組跳動到百度等都打出「史上最大規模校招」的口號，但應屆生的數量也在逐年攀升。 據教育部數據統計，2021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909萬人，再創新高。兩相對比之下，互聯網大廠的offer註定只能被極少數人獲得。 更多畢業後開始找工作的年輕人，迎接他們的並非幻想中的鮮花和高薪，而是社會的第一頓毒打。他們中有的人會進入不良公司，有的人會遭遇意想不到的奇葩老闆，會遭遇這樣那樣的挫折，但這些被「毒打」的經歷，對走出校門的年輕人來說，也是一針清醒劑，有可能讓他們逐漸認清現實，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開始找尋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 當然，社會的「殺威棒」也不會放過那些大廠新鮮人，996歡迎你哦。 字母榜與5位進入職場後遭遇社會「毒打」的年輕人聊了聊，下面是他們的口述實錄。 （文中阿秀、張恆、小羊、李雲、韓偉皆化名） A 阿秀，女，23歲 「以為是211高材生，結果老闆百般刁難，連試用期都過不了」 我畢業於福建省一所211大學，因為考研耽誤了秋招，只能隨波逐流，走社招途徑找工作。 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好歹是211畢業，應該不會那麼難找工作。不過，現實很快給了我一擊。 深圳雖然工作機會多，但面試了幾十家，心儀的去不了，給offer的，都是不喜歡的公司。 時間長了，大學幾千塊的存款，交完房租後很快見底。迫於情勢，我急匆匆進了一家公司，從短視頻導演助理開始做起，單休，底薪5000元+提成，試用期3個月，期間無社保。 單休、薪資低、不交社保這些，我還可以忍受。最令我討厭的，是老闆的言而無信。 一開始向我承諾，只要每天完成規定的劇本量，每周幾次外出拍攝，就可以轉正，難度不是特別大。我每天勤奮工作，要求都完成了。 結果一個月後，老闆找到我，稱每天完成工作量只是基礎，更重要的是賬號漲粉，看我的突破能力是不是夠強，才能轉正。漲粉量、視頻點贊量也被計算成了考核工資提成的一部分。 那段時間公司廣告效益不太好，每個人的工作量都加大了不少，經常加班。我們沒少在公司大肆吐槽老闆，不知公司是否存在內鬼，沒過多久，老闆就在辦公室里裝上了監控，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後來，我們幾個員工內部建小群，專門吐槽老闆。老闆甚至還會拿我的學歷來PUA我，「你是211畢業的，怎麼連一個普通大學的人都比不過？」 公司里我的學歷最高，其他要麼是二本，要麼是專科，但他們工作經驗都比我豐富：有的同事運營過幾百萬的網紅賬號；有的同事人脈資源強，認識不少網紅大V，連麥一次，粉絲量就能漲幾千。 而我負責的賬號，粉絲只有十幾萬，總是漲不起來，視頻發出去也是不溫不火，點贊只有幾十幾百，甚至個位數。 在KPI的壓力下，我開始失眠，整天成魔一樣想著怎麼做內容。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個月內誤打誤撞也終於做出了爆款，點贊過萬，賬號多了幾百個人關注。 三個月後，轉正期到了，老闆卻不給我轉正，依然不交社保，但又不直接辭退我，還要延長考察期， 美其名曰看我的進步空間，我實在忍受不了，憤然提出離職。 老闆卻還不忘PUA我：「你現在能力還不夠，離開我們這裡，找別的工作也不容易。」 B 張恆，男，22歲 「畢業時覺得找工作很容易，現在找個3.5k的工作就不錯了」 我是2021屆畢業生，從小出生在廣州，學校是二本。因為實習公司的要求降低，我覺得無趣，在5月底提出離職，比同齡人早了一個月出來找工作。 厭倦了校園生活，我就急於想工作賺錢，事實證明還是我太年輕。 大三暑假曾在自己家附近開過劇本殺店，跟朋友合夥投了幾萬塊錢買劇本、租場地。因為我家是在廣州郊區，地鐵開通以後，年輕人都去了市中心，小店沒什麼客流，兩個月就黃了，這次創業算得上「血本無歸」。 還好投入的錢不算太多，創業失敗就算是我交學費了，這是我第一次遭受社會毒打。 我沒了創業心思，準備老老實實打工掙錢。在我想來，打工跟創業比，難度簡直不是一個等級，所以我當時天真得覺得找工作應該會很容易。 儘管大學學的製冷專業，但我還是想進互聯網公司。 一開始在招聘軟體上，我投遞的都是月薪7000元的工作，結果好多都是「已讀不回」，連發個簡歷的機會都沒有。 無奈之下我只能放低薪水要求，3000-5000元就可以。我有自知之明，不會去找自己駕馭不了的工作，可現實是，沒見過世面的我，再次遭受了職場的毒打。 因為在大學有過公眾號運營經驗，所以我選擇了互聯網運營方向。好不容易有了次面試機會，沒想到到了現場，登記個簽到表，在我面前都排著十幾個人，面試結束，依然是沒了下文。 想不到互聯網如今這麼卷，任何崗位都是優中選優。 找工作到現在差不多4個月，我前前後後簡歷投了幾十家公司，不是在現場直接告訴我不合適，就是後面讓我回去等通知，最後杳無音訊。 如果還找不到運營工作，我就打算再退一步做文員。我現在的想法是，能找到3.5k的工作就行了。 C 小羊，女，23歲 「因為CEO終面遲到，本應到手的大公司offer沒了」 畢業以後，我的面試還算是順風順水。 面試的第一家公司B，一周後給我發了offer，因為不是我最心儀的那家公司，所以我決定再觀望，向HR說了幾句客套話後，暫時將offer擱置。 我去心儀公司A，總共面試了三次。第一次是電話面試，因為信號不好幾次發生了延誤，第二次，因為面試官們臨時有個會要開，我在會議室等了半個小時。 雖然開頭有點波折，不過好在具體的面試很順利。因為我在大學時有一些工作經驗，現場表現得也很自信，前兩輪下來，面試官對我都很滿意。 按照招聘流程，只差最後一面，CEO終面。怕我緊張，HR還好心地告訴我，最後一個CEO面試只是走個過場，只要通過了前幾輪的部門面試，沒人會卡在終面。 聽了HR這番話，我以為offer已經穩穩到手。算下來，畢業一個月來，總共面試了5家，有兩家不錯的公司都向我拋出了橄欖枝，跟很多同齡人比，我算是比較幸運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萬萬沒想到，因為中午錯過了一班地鐵，我在終面遲到了五六分鐘。 面試時CEO就面露不悅，問了我幾個不痛不癢的問題草草結束。 我有了一些不好的預感。幾天後HR打電話通知我，offer取消，解釋說CEO覺得我沒有時間觀念，這是最忌諱的職業修養問題，所以直接給我pass。 HR的語氣很惋惜，說部門主管都已經同意給我發offer了，希望我可以加入團隊。但拒發offer，這是創始人的意思，誰也不能忤逆。 更雪上加霜的是，我B公司offer也黃了。被心儀公司A拒掉後，我原本打算去B公司，但由於沒在給定的答覆期限回應，HR冷冰冰地告訴我，offer已被取消。 一天內，我從擁有兩個offer的「人生贏家」，一朝回到解放前，重回「一無所有」的北漂起點。 當然，失去這些offer，都是我自己的問題，這是職場殘酷的第一課，學習了。 D 李雲，男，23歲 「遭遇社會第一次毒打，是在最後離職的時候」 我剛畢業就遇到了疫情。面對不佳的就業形勢，我覺得能找到工作就不錯了，也沒多面試幾家，有個offer我就入職了。 抱著「覺得自己還年輕，公司不好可以隨時換」的心態，入職工作後發現，小公司的坑實在太多。公司的年終獎、水電費，包括業績好的同事獎金，都是在我們的提成裡面平攤，百般思慮下，我選擇辭職。 沒想到遭遇社會第一次毒打，是在離職的時候。 我在5月第一周的周五，向直系領導表示想在月末離職，領導同意了，面談時告訴我，當天就需要把我的賬號許可權給到新來的同事。 為了離職之後容易接手，老員工離職前把賬號交接給新同事，這是公司的基本操作。我沒有多想，直接同意了。 但到了月末我才發現，直系領導把我的賬號業績也給了新同事，而且就從我提出離職的那一天開始。我趕緊去找HR，詢問對接的這一個月里，賬號業績算誰的，HR當時回復：只要我工作了，就屬於我。 結果一天後，她又否認了所有說法，甚至讓我直接在周五離開公司。我再去找領導，領導也是百般推辭。 就這樣，離職那個月除了3000底薪外，提成基本等同於無，都不夠扣社保公積金的。 E 韓偉，男，28歲 「剛畢業被當成免費勞動力，老闆欠薪兩個月」 我是二本畢業，因學歷限制，進不去大廠，只能進小公司，沒少遭遇社會的毒打。 入職後，996是常態。尤其是當項目上線之前，我們項目組需要連續熬夜幾周，12點到家就是吃外賣，更沒時間運動，那段時間我整整胖了20斤，還亞健康。 我入職沒幾個月，就發現當時公司已經處在業務倒閉邊緣，工資開始拖延。我們是10號發工資，有兩個月，到了11號晚上才發工資，而且幾位高管接連辭職。 尤其是某天，一向神秘的總裁突然出現在公司。我察覺到了危險的信號，但也沒有多想。 結果那個月沒收到工資，我找HR詢問，HR讓我再等等。到了第二個月還沒發工資，我果斷辭職，並威脅領導和HR要起訴公司。 我的同事比我還慘。他們很多也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工資並不高，甚至有的外國同事已經半年沒有收到工資，老闆欺負他們不懂中國法律，這些同事也不知道給自己維權。 因為無知，我把社會想得太過於樂觀，年紀輕輕就被迫踏上了討薪這條不歸路。最後那兩個月還是白乾了，公司宣布倒閉，我們幾個月的努力都打了水漂。 我的教訓是遇到公司欠薪，一定要及時離職，別聽HR畫大餅。好在經過這段磨練，畢業5年後，我現在進入了一家大廠工作，收入穩定，再也沒有遇到欠薪問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字母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