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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只當笑話的一些小細節 醞釀了歷史的大風暴,再也笑不出來 最近,上面密集表態經濟承壓,需要經濟大省挑大樑、發揮財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經濟發展目標5%,也從必須完成變成了努力完成,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具體什麼時候不行了,對不同的人和行業而言,時間點可能並不一致。 早在2010年 這幾日在澳洲采寫家傳,兩位朋友發現不行了的時間,前後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國際消費品大陸市場高管。這個品牌在市場上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類似於麥當勞與肯德基的關係,明面上是競爭對手,實際上長期共生。 他發現,早在2010年,兩大品牌的銷量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這意味著市場進入了存量競爭,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則一直關注金融市場,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經受了一段無法磨滅的時光記憶。當年到達澳洲,參與了美股交易,從國際金融市場的視角回看那些年和國內金融市場,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氣點說就是上帝視角。 可能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更清楚,這是他的感受。 網課後遺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說,她感覺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網課之後,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這三年並非全部病因,但是讓很多人感受到了問題的存在。反映在就業市場上,一是失業率大幅變化,另一個則是人力市場對「疫情班」畢業生的歧視。 近日,一名2024屆畢業生髮文,在BOSS某聘上與某物聯公司老闆溝通時,被對方回復「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 用人單位被迫用手機用電量來推斷工作的注意力是一個方面,但從我們家傳編輯部的招聘經歷來看,主要還是兩個方面,一是沒有好的實習。畢竟學校只是讀些書,連老師都不懂的職業技能,只能通過實習來訓練。 二是不讀書了。小紅書和抖某佔據了太多的時間,我們在幾家高校有家傳和數字人文課程,發現學生連開場白都不聽,一入座就進入手機遊戲、小紅書和抖某狀態。因為不讀書,連基本的培養價值都沒有。 這導致我們自2022年以來幾乎沒有招到像樣的畢業生,甚至有三次「遇險」經歷:面對拒絕,一位東北朋友逼問「我哪裡不合適了?我覺得很合適」;詢問一位河北學生有關俄烏戰爭的看法之後,她直接舉報我們討論政治敏感話題;一位貴州學生僅實習一個多星期,就在辦公室錄音三張光牒上網舉報。 學生質量的下降是明擺著的,但是大環境也很明確。一個重要的表徵是考公數據。 2008年金融危機次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超過百萬,是2005年報名人數的4倍,意味著年輕人的就業取向從原來的外企、民企轉向了體制內崗位,直到今年的300餘萬人。 厭惡風險,是人類生存下來的基本技能和經濟理性。當人們趨向保守、穩定、熱衷考公,而非進步、變化、創造財富時,經濟肯定生病了。 從就業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盤 自信的體制內感知到不行了,可能會更晚一些。雖然10年前溫先生一直講今年是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過了,讓人誤以為危機從來並行,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警惕,畢竟數據一直在強勁增長。 最近官方採取的動作,有兩個我印象深刻。 一個是老賴名單上民營企業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發改委公布《失信行為糾正後的信用信息修復管理辦法(試行)》,信用系統不得不啟動大規模修復。 二是在勞資糾紛中,以前幾乎都是判企業輸,而現在則幾乎判員工輸,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這是個經典的維穩手段:誰弱誰有理。 最近有個熱帖說,很多律師今年不會再接勞動仲裁案件了: 有幾個朋友欠薪已經長達5個月,每天還要拚命幹活。公司被很多債主追上門,員工還要笑臉幫忙應對,工作環境烏煙瘴氣。老闆不能不說辭退,這幾個朋友找到我打勞動仲裁,我和他們講,現在仲裁風向對勞動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會再接了,問了其他幾個律師也都不願意再接了。 很明顯,這是官方的指導意見。之前是讓企業拿錢出來安撫員工,現在則是保護企業以保稅源,否則企業裁員,死給你看。 記得戴口罩時,說經濟不過是暫停,脫下口罩分分反彈。現在包括財政政策大調頭在內的舉措,可以推測官方認為不行了,時間當在2024年10月份。 一條射線天地寬 換個非經濟視角,則是2006年。 2003年孫志剛事件是市場化媒體的高光時刻,人們普遍相信可以向好,豈知卻是頂點。2006年時,市場化媒體徹底被掐斷輿論監督之路。 差不多同時,一位胡先生明言,東北鄰居在政治上是正確的。 最近有人討論垃圾時間,我說不對,至少應該是2006年。而且,現在是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變化一日千里,是個人應該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卻還在用周期論來分析,而我認為,之後是一條射線,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個時間點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魯有一個談話,很多人根本沒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沒有意識到劃時代意義。 正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認為,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 分析框架更新之後,我的結論是心病還得心藥醫,問題出在經濟基礎,答案卻在上層建築。 時間是2006年。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不行了? 全文轉自微信你公眾號家傳研究院,原文已被刪除
「金融業的降薪,並不是為了懲罰從業者,而是為了讓這個行業喪失吸引力,逼著高端人才離開金融行業,去搞製造業研發。」 但往往,製造業沒搞好,金融業也沒搞好,到頭來,大家都去考公務員了。 7月1日下午,有媒體發布消息,建行將進行大規模的降薪。 根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建設銀行已要求其總部員工減薪至少10%。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稱,高級官員將大幅度削減工資。 另外,建行大多數子公司的減薪幅度大於其總行員工的降薪幅度,但一些表現較好的業務已將減薪幅度限制在個位數。 銀行業整體都在降薪。從去年開始,平安、民生等不少股份制銀行開始降薪,招商、浦發甚至出現了追討過往多發的薪水,其中招商銀行一年內追討了上千萬元。 網路圖片 2024年,降薪風逐漸吹到了國有四大行,建行率先行動,全員最少降薪10%。 其實這種變相降薪早就開始了,很多積分的取消,甚至一些國有銀行省市分行社保公積金繳納比例降低,在經濟形勢下行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更多的是從員工收入方面找補。 不過按照內部人士透露的,建行降薪子公司和分行的降幅大於總行,事實上很多分支行的基層員工工資已經很低了,壓力任務已經很大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壓降空間。 很多基層分支行,縣域支行分理處,普通員工一年收入也就五萬左右,今年開始開門紅獎勵等也都取消了,如果按照10%的降幅,比例再稍微多一些,年收入也就四萬左右,摺合每個月三千出頭,在大城市還不夠租房。 普通員工在降薪,但是大多數的國有銀行高管卻在「加薪」。 據統計,國有六大行中高管薪酬增長和減少的各佔一半。而兩家股份行招商銀行、平安銀行去年給高管整體開出的薪酬降幅都超過290萬,降薪幅度超過國有大行。 據東方財富 choice終端的上市銀行「高管年度薪酬總額」統計顯示,2023年,中國銀行高管薪酬累計1397.55萬元,2022年末這一數據為1354.47萬元,可見中國銀行高管團隊獲得整體「加薪」,不過增長幅度不大,僅為43萬多元。 網路圖片 農業銀行2023年高管薪酬累計1085.73萬元,2022年末這一數據為740.74萬元。農業銀行高管薪酬增幅明顯,去年相比上一年大幅增長345萬多元。 交通銀行2023年高管薪酬累計1906.26萬元,2022年末這一數據為1731.11萬元。交通銀行的高管也獲得「加薪」,薪酬整體增長175萬多元。 按照國有銀行的以往做法,總行要求最低降薪10%,但是傳導到基層員工這一層,可能會降薪30%乃至更多。 今年2月份開始每個月取消季度獎金預發,然後季度獎採取效益導向,以任務完成率作為拿獎金的導向依據,但任務賊高,業務競爭激烈,根本無法完成。 最終結果就是今年一季度下來,其一季度的季度獎金僅為2000多元。 很多同事因為獎金不夠前期的預發金額,還要倒扣回去。其以此估算,預計2024年的到手年薪降幅將在50%以上。 當下的銀行業形勢,年輕人如果有機會,有其他選擇,能走早走,銀行的反噬來了,降薪只是笫一步,後面會有一堆的連鎖反應:離職率高了,年輕人留不住或者根本不來。 留下來老員工干N個人的活,干不動躺平擺爛,導致業績差更擺爛或者辭職。中層管不動員工最後也擺爛,導致業績更差。 沒人當網點主任和客戶經理,最後都反饋到客戶身上,沒人營銷,沒人維護客戶,有資產的客戶全都去服務好的銀行,剩下的垃圾客戶動不動投訴,謾罵等。 員工麻木了,更躺平擺爛,業績更是沒人干,從而形成新一輪的惡性循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地球商業評論
過去十多年間,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經管、金融類專業吸引了一批「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他們滿懷野心,相信未來充滿可能性——進投行,年入百萬,和企業高管談笑風生,過上「空中飛人」般忙碌但光鮮的生活。 2023年9月,以為「形勢一片大好」的他們迎面撞上劇烈收縮的招聘市場,之前在職業規劃中從未出現過的銀行變為「救命稻草」。從投行到銀行,他們做出職業選擇改變的同時,也意味著進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評價體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頭」。 這背後是金融業近兩三年所經歷的震蕩。盛時,「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監管來得猝不及防,從2022年5月開始,幾道「限薪令」,一紙「827新政」,以年終獎和福利補貼的縮水為開端,投行的降薪、裁員、縮招接踵而至。 從投行到銀行,走上一條更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他們中有人心懷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動讓渡工作帶來的物質回報和成長,轉向對更加穩定和豐富的個人生活的追求。 這是一個關於信心和預期的故事,發生在金融業,不止於金融業。 中國建設銀行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校園招聘宣講會 「最聰明的人」 今年春節,徐凱陪母親到家附近的銀行網點辦卡。營業員看起來和他年齡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裝,頭也不抬地給他們講解辦卡的手續,語氣不帶起伏,一套冗長的流程不知反覆說過多少遍。隔壁櫃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將手機屏幕貼到玻璃上,拉高聲音問對面,「小夥子,這個理財APP怎麼用啊?」 徐凱對母親自嘲,「這就是我以後的生活。」即將從清華大學經管類專業碩士畢業的他從未這樣預期過自己的未來,直至與殘酷的就業形勢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華」(指國內四家頂級券商,包括中信證券、中信建投證券、中金公司以及華泰聯合證券)之一的暑期實習即將結束。晚上6點,他合上電腦,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樓,輾轉1個小時後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電腦正打算繼續加班。「叮」,一封新郵件傳來,他點開,加粗的一行字沖入眼帘:我們很遺憾地通知,您未能進入XX證券的錄用環節。瞬間,「心拔涼拔涼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為自己穩操勝券。 徐凱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軍,經過幾個月的提心弔膽,終於在今年初收到了國內一家銀行總行管培生項目的錄用通知。簽三方協議書前,他有些猶豫,想等等更好的機會。同學勸他,「現在這個行情下,別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在過去十多年間,經濟、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專業類別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優質生源。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華副校長的著名生物學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個演講中感慨,「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高西慶也曾公開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機構吸引了整個社會上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 在各類金融機構中,投資銀行(在國內常被稱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鮮尤其令商科生們趨之若鶩,「可以說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華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這樣形容。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就業質量報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業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碩士畢業後進入投資銀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碩士畢業生入職投資銀行。一位北京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大四學生記得,四年前入學時,學院做過一個關於 Target Company(目標公司)的調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學的答案——都是投行。 這背後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鄙視鏈」:最頂端的是投行,銀行排在末尾。每個人的目光都朝上,沒人願意低頭。 但今時不同往昔,「現在這個行情」意味著他們必須接受幾年前「壓根不會考慮」的工作。徐凱出身於一個「銀行世家」,他的母親、舅舅、姥爺都是銀行工作者。母親之前經常苦口婆心地勸他:「兒子,銀行總行可好了,待遇好,風光。每次總行管培到分行學習,行長都得陪著。」母親說的次數多了,他急了,「我去什麼銀行?」 現實的當頭一棒來得突然。首先到來的是遠低於往年的暑期實習留用率,許多優質崗位往往在這一環節被鎖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訴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實習留用率可以達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緊接著是秋招時明顯的縮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計劃只有個位數,有的「乾脆不招」。 招聘人數和待遇同樣穩定的銀行在這時變成清北商科生們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尤其受到青睞。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親戚曾向徐凱透露,2023年,他所在銀行的管培生崗位在全國招大約60人,而應聘者中有將近3000人的簡歷包含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求學背景。這在往年是不可想像的。徐凱記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學對工作的討論中甚至從未出現過銀行這個選項。 競爭驟然加劇之下,招聘市場供需雙方的主動權極大地被逆轉。「海投」成為普遍策略。秋招期間,徐凱一共投遞了三四百個崗位,最後只收到了三個offer,「之前準備了那麼久,付出了那麼多,辛辛苦苦地卷出來,最後被當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揀揀。」 「很無力,很不甘心。」他強調,「這是大家一致的感覺。」 徐凱經常在銀行的面試現場偶遇同專業同學。第一次覺得巧,第二次覺得挺有緣,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後,大家相視一笑,笑中儘是苦澀。 在投行實習期間,徐凱在學校圖書館加班 市場曲線 金融業曾「高歌猛進」。 中國政府網每年發布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勾勒出市場變化的曲線。 2020年的報告中,「增長」「上漲」等類似表述貫穿始終——債券市場發行規模顯著增長,現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線平坦化上行,市場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利率顯著下行,銀行間貨幣市場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換及期貨價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大幅上漲,兩市成交金額顯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員工王安琪的記憶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 2021年,市場整體保持增長態勢。 徐凱就是在這樣的一年考入清華,那時他們同學間開玩笑時會說,「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嗎?」這並非誇張,王安琪記得,那是公司瘋狂擴招的兩年,「幾百幾百地招」。 2022年,嗅覺敏銳的人開始注意到行業下行的徵兆。 最顯性的變化是幾份金融業「限薪令」的陸續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證券公司建立穩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指引》;8月,財政部金融司發布《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及重要崗位員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於薪酬總額的35%,績效薪酬的40%以上應當採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於3年。 當年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中,措辭變得謹慎:債券市場平穩運行,國債收益率漲跌互現;債券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穩有序,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交易量持續增加,銀行間衍生品市場成交量保持平穩;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謝超公司的茶水間、衛生間、樓梯間,一些小道消息流傳——風雨欲來。 2023年對於金融從業者來說是不平靜的一年。他們首先迎來的是大幅縮水的年終獎。 謝超在一家業內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慣例,年終獎一般是9-12個月的工資,但2023年只發了2個月的額度,「象徵性地發一發。」王安琪聽說,有同事收到年終獎後吐槽,「比上一年年終獎繳的稅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補貼也在減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標準驟降,原來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萬豪,現在只能在如家和漢庭之間選擇;謝超公司原來的餐標是一天100元,「多花點也無所謂」,現在則要求嚴格控制在標準內,且必須在公司附近消費。 2023年8月27日,對投行從業者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證監會發布《證監會統籌一二級市場平衡優化IPO、再融資監管安排》,明確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階段性收緊IPO節奏」。在業內,這道文件也被稱作「827新政」。 IPO,意為「首次公開募股」,是企業上市的必經之路。在A股全面實行註冊制的當下,企業在提交IPO申請後、成功發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經過受理、審核問詢、上市委審議、報送證監會、證監會註冊幾個環節。 監管收緊之下,很多企業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絆絆。「827新政」推行後,IPO的受理數量明顯減少,審核速度顯著放緩。2023年1月至8月,滬深市場核發IPO批文213家,啟動發行193家;2023年的後四個月內,僅核發批文32家,啟動發行44家。時間回撥,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別為428、481、394家。 主動撤回IPO申請的企業也不在少數。據公開數據統計,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經有99家排隊IPO企業撤回申請,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請的企業為274家。王安琪對記者解釋,這是因為企業等不起,投資人也著急退出,「再拖拖,企業的財務業績不一定像當前那樣好。」無奈之下,企業紛紛另謀出路。 王安琪告訴深一度,「這種行政管制的妥協空間不大。」 一般來說,IPO的準備時間短則一年,長則三年,投行正是從這一過程中賺取高昂的承銷保薦費用,所謂「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但隨著IPO大量終止,投行收入減少,利潤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貴族」之稱的中金公司為例,據其2023年年報,投資銀行業務營業收入同比減少40.3%,營業利潤率同比下滑22.2%。 「利潤變差,自然各種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還是人。」 降薪逐步由傳聞變成現實。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報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員工人均薪酬出現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幾度陷入爭議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為116.42萬元,2023年降為69.72萬元,降幅達40%。 在這輪集體降薪中,「限薪令」針對的高層員工首當其衝。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總額下降,平均降幅達15%。《財新》在此前報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時曾表示,中金被股東要求削減工資包,一度傳出「得砍去一半」的說法。 隨之而來的便是裁員。謝超告訴記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員」,以他所在部門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開始,「主動或被動走掉了快10個人」。據公開信息,2024年以來,中信證券的投行部門進行了人員調整,百餘人從IPO股權崗轉至債權融資、併購重組、投資等業務條線。 一位業內人士此前在接受《財新》採訪時直言,「整個行業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能夠轉崗而非直接辭退算不錯的了。投行做項目,一個IPO團隊人數少則十數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員還可能同時跟進幾個項目。現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創條線有些機會,部分從業者都是無項目可推進的狀態。」 市場收縮的寒意一步步傳導到招聘端。 對於就業形勢的變化,身為投行內部員工的王安琪和謝超並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會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會如此之深。」王安琪說。 行業形勢變化滲透到人才供給端存在一個時間差。大多數學生和徐凱一樣,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發現「沒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凱參加過兩次學院聚餐。六月時,空氣中浮動著燥熱,年輕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動,「大家都覺得形勢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學們交流完彼此去向後相顧無言,震動、無措、慌恐填滿沉默。 對於徐凱而言,投行和銀行代表著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 兩種生活 一次銀行面試結束,徐凱走出大樓,一抬頭,暑期實習的證券公司就在對面。實習三個月,他從來沒有留意過對面是什麼公司、在裡面工作的是什麼樣的人。 一條路的兩側,兩種人生走向。 最直觀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說差距。謝超告訴深一度記者,他所在的投行,員工入職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萬年薪,扣完稅也有六七十萬。即使面臨大幅度降薪,一個月稅後工資也有3萬多。 至於未來的銀行工作,徐凱向在其中工作的學長打聽過,第一年稅後月收入不到1萬。他發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塊夠一個人活,但要是有婚戀打算的話,挺難。」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穩定,但想到未來的收入,「有些恐婚」。 從本質上來說,這背後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系。多位受訪者表示,對於「去能力化」的擔憂是他們之前很少考慮銀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節回老家期間,姥爺、舅舅與徐凱長聊,給他普及銀行內部的「文化」,打了兩劑「預防針」。 「第一針」是銀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規,是風險可控,是不要出問題。 徐凱在心中默默翻譯:螺絲釘一樣的生活,無趣,沒有新鮮感,沒有挑戰性。 「第二針」,銀行是一個重視「人」遠高於「事」的環境。 長輩們語重心長,告訴徐凱工作以後要轉換思維,高度可量化的考核體系不會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國建設銀行曾披露過一個反映各崗位競爭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圖,越靠近塔尖,崗位的報錄比越高,而崗位的熱度和其在體系內的受重視程度緊密掛鉤。塔尖一層的職位有董事會辦公室、黨委辦公室、財務會計部等。 透過面試流程和選拔標準,徐凱逐漸感受到「銀行體系」的特點。 在徐凱參加過的銀行招聘中,一個常見的面試形式是無領導小組討論,「考察的更多是軟實力」,比如面試者的邏輯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相較於過往的專業實習經歷,候選人的學生工作經歷甚至是興趣愛好更受關注。 他還注意到,銀行招聘中,面試官以男性居多,穿著一套規矩的西裝,「整體氣質很穩。」 「去能力化」的結果是跳出銀行體系很難,「進去就出不來了」。想到未來的生活,徐凱「一眼望得到頭。」 走上一條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徐凱是出於無奈,也有的人是主動選擇。 北京大學金融學碩士陳墨,在今年秋天將入職「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資投行實習過半年,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不斷認清投行的「B面」的過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無人性」的工作節奏。那半年,陳墨每天8、9點起床,「干到12點閉眼,一周7天都是這樣」。除了加班,還有不計其數的出差。公司內部有一個叫做「出差率」的指標,計算方式是出差天數除以工作日總數,他所在業務組的平均出差率高達105%。 在這樣的高強度工作下,「身體的變化是看得到的」。實習半年,陳墨胖了20多斤,因為完全沒時間運動,「每天凌晨回到家,簡單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運動?第二天還要上班。」脫髮,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擾。 被迫改變的還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陳墨幾乎在朋友圈消失,偶爾和朋友見面也都是約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沒有周末,沒有假期,出門一定帶著電腦,隨時待命。 他觀察身邊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憊,「眼裡真的沒有光」。他記得一個入職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國外工作的男友時隔一年回國,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邊的飯館和男友吃個飯。不湊巧,那天工作特別多,同事實在走不開,一邊幹活兒一邊反反覆復按亮手機看時間,「都要哭出來了」。到了晚上10點,工作還是沒做完,陳墨看到同事出去打電話,回來時眼睛發紅。 職位更高的人從工作中收穫的價值感同樣有限。一位在一家頂級外資投行任總監的學長曾向陳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虛無和悲涼,「你可以把金融市場當成一個遊戲,玩贏了獲得遊戲幣,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讓自己沉浸在遊戲裡面,不敢想太多。」 「門口早餐店賣煎餅果子的大媽可能都比我有活著的實感。」陳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語間的蕭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能填飽一些人的肚子,還能收穫對方的一個笑容。」 陳墨也不認同很多人所說的銀行「去能力化」。在他看來,能力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國有銀行總行的黨委辦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當地省分行的行長都會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說這種工作不好嗎?你能說這種能力不重要嗎?」 意識到投行在高薪光鮮之外的另一面後,像陳墨這樣果斷作出選擇、切換道路的人不在少數。在北大學經濟的趙漾曾在一家工作強度和薪資同樣出名的投行實習了一年多,最後「身體綳不住了」,胸悶心悸、尋麻疹、腸胃炎全都找上門,斷斷續續住院一個月。出院後,她很快提出辭職,一心一意準備銀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發現,另一條路也不好走。銀行對於應聘者有著非常明確的偏好—— 「碩士,黨員,北京人。」趙漾言簡意賅。 秋招期間徐凱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關於「預期」 徐凱有記日記的習慣。工作塵埃落定後,他收拾房間,翻出了本科和碩士期間的厚厚三大本日記。 第一本記錄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後如願以償進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財經類高校,讀金融學。翻著日記,第一次穿西裝拍職業照的興奮、第一次到證券公司面試前的緊張一一浮現。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記在第二本。 他曾詳細記錄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的「coffee chat」。對方談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國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飛人,住高級酒店,吃人均幾千的西餐,與身價數億的企業老闆打高爾夫,和國企高層觥籌交錯——都令他心馳神往。 看著熟悉的字跡,但字裡行間那種帶著懵懂的熱忱已經遠去,徐凱感到恍惚。 隨著他考上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日記也寫到了第三本。 他逐漸見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實的一面,比如對優績主義的推崇。尤其是進入2023年後,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開始推行末位淘汰機制,「聽到的第一秒會覺得好殘酷,但再一想,從這個地方聽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幾個月間,徐凱記日記的頻率不高,因為忙,也因為「喪」。他說,就像面對股市,入局的時候每個人都充滿信心,但一步步走下來,絕望的情緒順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個秋招期間最忙的一天。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他面了四家公司,從北京的東邊到西北邊再到南邊,面試之間的時間幾乎都在地鐵上度過。晚上趕末班車回到宿舍,他筋疲力盡,第二天醒來後記下了這馬不停蹄的一日。最後他寫道,「希望有好結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個offer都沒有收到。焦慮等字眼開始頻繁出現在日記中。他會隨手記下投遞的崗位。回頭看時,他驚訝自己當時「什麼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鎮銀行都投過。 筆記本翻到最後一頁,只有一句話,是他收到銀行錄用通知那天寫下的。「仔細想想,天天坐飛機、住酒店,這種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跡凝住,又繼續,「是不是?」 他也在日記中梳理過一些關於職業的思考。 「一切都是預期的問題。」他寫道。 預期,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強調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於人們的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作用。當市場環境震蕩,從業者的信心受挫,長期預期被重塑。 徐凱的一個同學放棄了一家內資投行的offer,最後考公上岸。同學解釋,他聽說了太多降薪、裁員的例子,心有戚戚,「與其說剛進去就被開了,還不如努力進入一個穩定的環境。」 徐凱帶著感慨寫道,「行情好的時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進入鄙視鏈中位置相對靠上的公司,對未來預期也樂觀,覺得年輕的時候累一點就累一點,只要能積累足夠多的資本,努力就有意義。但行情變差,行業偏負面殘酷的一面凸顯,這時選擇進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氣。」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關於職業的「效用函數」,對一份工作的偏好取決於物質回報、穩定程度、成長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對於包括徐凱、陳墨在內的很多人來說,高薪、光鮮、富有挑戰性和可能性構成了他們曾經對工作的全部想像。但在逐步感受到行業的寒意後,他們開始主動調低收入和成長性的權重,以換取更穩定、閑暇時光更多的生活。 陳墨慶幸及時調整預期,放棄投行後,他久違地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閑時間。 他終於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陽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歡的餐廳從從容容地吃完一頓飯,再看個電影。 為了抓住最後的學生時光,他還報名了學校的交換項目,接受採訪時正在歐洲遊玩。「你看我現在還有功夫出國玩,我要是還做投行的話就得一直實習到畢業。」隔著7000多公里的距離,陳墨輕快的笑聲仍然感染力十足。 轉換軌道後,同樣有人滿意,有人彷徨。 對於有朝一日跳出銀行體系,徐凱仍然隱隱抱著一絲希望。他覺得,人只要活著,就還可以折騰。「現在行情不好,我選了一個偏體制內的工作,等到未來市場轉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嘗試一下?」 但有時,他悲觀地覺得那火光終將熄滅。在銀行工作的學長告訴他,很多人剛進銀行時都更青睞能發揮和鍛煉專業技能的前台崗位,比如金融市場部,但工作幾年後,紛紛考慮轉崗到中後台部門,如財務會計部、人力資源部。學長開玩笑,「都來銀行了,既然這麼穩定,不如再『擺』一點。」 徐凱想,說不准他也會變成一隻泡在溫水裡、不想動彈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會上,徐凱和同屆同學一聊,發現有人回家鄉,進國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沒聽過的小私企,他心裡挺不是滋味,「雖然剛畢業,但有種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覺。」 在聚會上他還見到了幾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學姐。「以後就是兩個圈子了。」他既羨慕,又隱隱有點彆扭,「錯開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