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聊天室：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
2026 年 5 月 31 日
歷史虛無主義清算的虛與實 今年適逢中國建黨百年，按照中國慣例，逢十逢百整數年是歷史議題的高光時刻，中國大陸年初至今陸續展開歷史學習教育，網信辦也配套組織了專項清網行動，大力移除涉及歷史的有害資訊以樹立「正確」史觀，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和指控甚囂塵上。 虛無主義（Nihilism）原本是19世紀歐洲哲學的流派，主張人類生存沒有意義，沒有目標，後逐漸從哲學領域擴展至藝文領域，但並非史學用語，僅在1940年錢穆《國史大綱》一書中偶有言及「虛無主義、歷史進化觀和文化自譴」，其隻言片語還是指向對「本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系抗戰相持階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設產物， 並非學術概念。 在簡中語境中，歷史虛無主義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論片《河殤》時開始出現，最初被界定為蔑視民族歷史的文化主張，後和全盤西化論、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政治語彙連用，指代對象移至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決定論，近年歷史虛無主義更是擴大解釋，違背官定史觀和官修歷史及其歷史價值的，即為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在簡中網路的使用場域，常常會引用清人龔自珍《古史鉤沉論》里的一句「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同時還會舉證蘇聯解體的案例，認為一國之滅，不是亡於政治、經濟和軍事，而是亡於其歷史，蘇聯的分崩離析被歸罪於赫魯曉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這一論證路徑來自於兩點原因，一是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的創設時間，恰逢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巨變之際，二是中國的黨史編纂學本身就是承襲自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兩份歷史決議為綱，因此歷史敘述被提高到攸關政權興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國民間對近代史中諸多陳規舊說開展一系列的反思與論爭；新世紀以來，部分檔案公開、海外史學著作的引入以及網路的開放性衝擊了過往單線條的歷史敘事範式，許多宏大敘事先後祛魅，從特定思想和言論衍生和解釋的「黨義經釋學」影響力一落千丈，這顯然影響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歷史合法性，官方在「話語權」危機焦慮下黨義宣教工作強化復歸，在百年慶典之前數年就是如此，以下舉冰點事件、炎黃春秋案和新清史論爭三個案例。 新清史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 第一，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文章分析圓明園悲劇中雙方的應對得失，以及當時歷史教科書未提及的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極端行為，感嘆歷史教育中為學生灌輸的「十九世紀以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勢危害之深，卻被宣傳部門指責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雖然當時雙方未出現歷史虛無主義一詞，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代表的頌揚「改革」的現代化史觀對頌揚「革命」的官方舊論的衝擊可見一斑。 第二，《炎黃春秋》的換血。文史雜誌《炎黃春秋》原本是胡趙舊部所掌握的言論平台，雜誌以倡導政改和反思左禍為特色，對諸多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顛覆了官方教條，愈發不為宣傳部門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誇大歷史錯誤、否定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蘇聯模式的合理性，雜誌遂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直到被接管。《炎黃春秋》與官方史學的分歧在於市場化前後三十年兩個時間段斷裂與延續的認知與評價，《炎黃春秋》認為市場化前後是天壤之別，強調1978年前後的斷裂，官方則以「兩個不能否定論」強調改革前後的連續，認為後三十年是對前三十年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論爭。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興起的一種視野或思潮，將內陸亞洲研究理論運用到清王朝歷史敘事，主張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的研究範疇，認為滿洲的族群認同和對不同民族的統治政策而非單純漢化才是清的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對清適用帝國主義理論，把清對周邊民族的規訓和治理看做一種類似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行為。新清史將清從傳統的中國王朝更迭的歷史框架中挪移出來，衝擊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敘事，其滿洲因素、內亞視角和族群主權的論調不斷被中國學界回應與質疑，其中越往後摻雜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關係和邊疆治理的話語越來越被解讀成對當今中國領土合法性的挑戰，新清史也就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 縱觀以上三例，生造出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只是為捍衛黨史編纂學的稻草人和假想敵，在這種黑白二分和標籤框定的獵巫思路下，對修正、變更或查證所謂歷史定論的言行會被視作離經叛道，輕率地將學術問題和政治忠誠相關聯。頗有見地的著述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其根據無非是官方既定的結論被新披露的可靠資料和學者考證給證偽了，對於既定認識和結論重新審視，宣傳部門不會認為這是正常的學術發展，而會解讀為對自身權威的一次攻勢和自身「話語權」的一次削弱，遂以歷史虛無主義的稻草人論證矯正和回復歷史敘事權威。 史學成了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這種權威的歷史敘事便是承襲自蘇聯的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一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由史達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史學不再是一種求知和探索真相的過程，而是追尋當前合理性的依據，成為現實的進程辯護的致用工具，內容充塞著過時的教條和機械的公式，多元複線的歷史進程被決定論的化約為一元、線性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革命敘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馬克思的五段史觀，即中國同樣經歷了馬克思理論中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階段。為了對應上這五種形態，生搬硬套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於歐洲的奴隸社會、秦至清兩千餘年反倒變成了「封建」社會，近代再雜糅出「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趨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相對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以此完成自賦的歷史使命的論證。 這是把馬恩的一家之言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謂「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分屬不同範疇，前者是主權層面而非經濟類型的描述，和「社會性質」沒有必然關聯；後者就是生搬硬套馬恩對西歐中世紀的社會性狀的概括，秦至清兩千餘年都並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貴族政治和領主經濟，近代更不可能是什麼「半封建」。而官修史書中以此為脈絡尋求的「終極原因」——從中共成立到共產革命，從奉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化轉軌皆為「必然」， 這種必然性是從現實倒退回溯，在漫長的因果鏈中拔高概率，歸納出帶有某種目的論色彩的「規律」。 不同於物理學中的一對一必然性的因果，歷史學的關係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類根據切身利益及所處的環境做出選擇，人的自由行動無法被設想，人類活動意義正在於不確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規律」中。官修史學長時段必然論的邏輯本質上就是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義旗手卡爾·波普爾揭示的，歷史過程不具有自然科學的重複性，無法在長時段預見未來發展，歷史假說不是全稱命題，而是關於個別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單稱命題，試圖找尋（長時段）必然關係可謂是緣木求魚。 歷史敘述本身就該存在著多元的省思與對話，而非訴諸一錘定音的權威裁定，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作為官方認可的敘事架構，「話語權」為少數人所壟斷，使得史學「從一個反映生動的現實和表達個性的學科，轉變為對過去歷史的毫無生氣、千篇一律的解釋」，這種情勢下大概率是對史實的背離和對歷史價值的消解，在歐威爾式的環境里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駁註定成為一場悖論。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100周年黨慶將近，歌功頌德和宣傳美化進一步加強。近日，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推出了「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裡面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槍杆子里出政權」、「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據統計，毛澤東和習近平均有30句，鄧小平14句，江澤民和胡錦濤各10句。 3月24日，《人民日報》推出的「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近日被廣泛傳播。這些名言大多出自中共黨內最高領導人，橫跨毛、鄧、江、胡、習五代，也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和彭德懷。時間跨度上，從1925到2021年，中共建政前有23句，建政後有77句。 習近平是唯一上榜的現任領導人 毛澤東上榜名言有：「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等。 鄧小平上榜名言有：「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來前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發展才是硬道理」等。 此外，還有周恩來的「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劉少奇的「我們共產黨員，是近代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朱德的「我們的敵人最害怕我們的團結」，陳雲的「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江澤民的「始終做到三個代表」，胡錦濤的「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 習近平作為唯一上榜的現任領導人，他的名言有被人批為粗鄙沒文化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擼起袖子加油干」，「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打鐵必須自身硬」。還有近乎白話的「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以及最後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國作家說：已到了最後的瘋狂 中共百年黨慶將近，近期不斷加強宣傳。前不久，還推出了80句百年黨慶口號，習近平語錄佔了52條；3月29日，中共開播系列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2月25日，中共發行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 4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即日起至今年底全面展開中共建黨100周年、以「永遠跟黨走」為主題的群眾性宣傳教育活動，要「大力唱響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偉大祖國好的時代主旋律」。 要求各地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教育活動。 對中共黨史頗有研究的中國網路作家黃先生說：「這樣的高調宣傳對於那些有頭腦的人，肯定起到反作用。 只會讓那些不會思考的人跟風、盲從。 而引領這個社會前進的是那些頭腦清醒的人。」 他認為，中共百年是用白骨堆積的血淋淋的歷史，現在已到了最後的瘋狂。
中共各地相繼推出百部紅色經典影片迎接建黨百年。老電影滿足人們懷舊情結的同時，再次勾起他們對以往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期間電影界乃至整個文藝界深重災難的回憶。評論認為，這是中共黨史中有血有肉的部分。 大批老電影亮相 中國國家電影局近日印發中共百年慶祝《優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動的通知》，4月至12月期間，《紅色娘子軍》、《鐵道游擊隊》、《南征北戰》、《上甘嶺》、《小兵張嘎》、《地雷戰》、《紅日》、《英雄兒女》等很多反映國共內戰、朝鮮戰爭、抗日戰爭，以及「文革」題材的影片陸續在全國各地上映。 報道說，上海約100家主要電影院參與此次活動，河南省教育廳啟動「百部電影進課堂」，廣東有地方特別組織100部100場紅色經典膠片電影，例如《地道戰》等，進農村、進社區、進企業、進軍營，希望打造展映時，「市民聞聲趕來，早早佔位，追著電影放映機跑的景象」。 報道顯示，有電影院老闆對當局指令播放紅色經典影片很憂慮，擔心上座率不高直接影響影院營業收入，希望當局能有所政策補償。按照常規，中共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往往會出資組織免費觀看。 懷念老電影藝術家 中共宣傳部門高級官員推介這次影展時說，中共百年奮鬥征程中，高度重視文化文藝工作，形成大量記錄歷史偉業、展現奮鬥歷程的優秀文藝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說是經久不衰、成為經典。 影展期間100多位中國老電影藝術家肖像攝影展，將在一些城市的影劇院陳列，輿論對此反應十分強烈，久違的這些藝術家們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個人遭遇，依然廣為人知，是民族的時代集體記憶。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中共推薦的百部影片，尤其是那些黑白老片，使人們再次想起荒唐的文革年代，1966年夏季上海就出現被紅衛兵批為毒草的百部影片傳單，其中有《早春二月》、《五朵金花》等，他的文革資料庫就有收錄。 宋永毅說，既然拿這些片子出來放：「那麼敢不敢公布這些老片在文革中間，或者文革以前，那些演員和導演受整的經歷？每一部片子都是這些導演和演員的血淚史，多少老片子的導演、演員在文革中受衝擊，有人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自殺。」 「北京市文藝」刊登的「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師」中，就有很多「電影藝術家」，其中包括上述經典老片的編導和演員。 《中國當代電影藝術史》的數據說，文革期間上海電影製片廠全廠1000多名員工，受到批鬥的競達309人，迫害非正常死亡16人，全廠108名編劇導演，被非法審查關押104人。 北京電影製片廠全廠800人，被揪斗的共有300餘人，殘害致死的7人。長春電影製片廠中層以上幹部290人，其中116人被定各種罪名，全廠三分之二生產力量（521人）被註銷長春戶口，強令遷到農村長期插隊落戶。 1949-1966年17年的中國電影被稱為「十七年電影」，文革時期被視為「文藝毒草」，統統遭到批判，統統禁止放映。 紅色經典的兩面性 輿論多角度評說紅色經典電影。宋永毅表示，老電影具有兩面性，其中很多具有進步價值取向，不過，電影作品都必須服從中共政治需要，是黨的宣傳工具，例如《英雄兒女》中表現的兄妹情、父子情、父女愛，大團圓這些反映人類之愛的人文情節，則被扣上「資產階級人性論」等帽子，被禁演，遭批判。 不過，宋永毅說，不能無視描寫抗美援朝戰爭題材影片違背歷史的一面，那場戰爭的起因是金日成部隊首先突破三八線，侵略南朝鮮（韓國），從而引起國際抵制，繼而引發半島戰爭國際化，那裡複雜的國際政治生態持續至今。 另外，紅色經典影片對抗日戰爭的描寫，總體都順從中共軍隊是抗戰主力的歷史虛無主義敘事。評論認為，只是文革結束後，國民黨抗戰的史實得到一定承認，1986年影片《血戰台兒庄》「一反流行的宣傳口吻」，使之成為紅色影片受中共政治影響的經典範例。 經典影片的真實性 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表示，不能否定老電影的真實性：「我相信很多影片中英雄是真實存在的，事迹可能也是有的，我認為，共產黨歷史上號召起來的平民百姓，英勇戰鬥，光榮犧牲，為了事業非常純真地投身革命的青年，包括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歷史上是存在這批人的，因此他們成為電影中的原型。」 杜先生透露，他的父輩中就有親自參加抗日戰爭的，不過，他同時表示，對中國更年輕觀眾，這次紅色經典影展可能意義和作用不大，年輕人文化娛樂渠道雖然受到當局管制，但是，在互聯網時代獲取資訊的手段實在很多，與文化生活枯燥，信息閉塞的鎖國時代不能同日而語。 看老電影懷舊 北京一位喜愛老電影的科技人員徐先生對美國之音說：「通過老電影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文化，很有特點的城市環境，不是說當時的環境不好，而是說那些十分具有特點的文化遺迹如今都不在了，老電影拍攝時留下了這些舊時代的痕迹，這是我最愛看的鏡頭，而不是影片描寫的內戰、打仗、鬥爭的內容。」 他是指《青春之歌》、《地下尖兵》、《停戰以後》等很多有老北京景象的影片，尤其喜愛影片中的高大城牆、巍峨城樓、參天古柏掩映的古建，幽靜的衚衕，還有老火車。 徐先生還說，老電影保留的珍貴城市景觀遺產資料，是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歷史坐標，「是社會穩定，不再打仗、對外開放的結果」，只是為此付出的歷史遺產代價實在高昂，有歷史經驗值得汲取。 前事不忘 中國改革開放後政治氣氛相對寬鬆年代，電影界和文藝界命運迴轉，受迫害的藝術家得到平反，部分有幸健在的還很活躍。然而，文革是否會重演，動亂禍根能否根除，瘋狂時代的國家和民族教訓能否汲取，成為輿論私下關注的焦點。 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說，百部老片背後的個人故事，是中共建國後黨史一個重要側面，是目前依然健在的50後、60後、70後觀眾集體記憶，是大家聚會重溫青春歲月的一個老話題。中國尚有大批，其中包括黨內，看著這些老電影走過來的清醒人士，他們也都擔心文革捲土重來，並說，如今那些小粉紅就有當年紅衛兵的影子。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說：「我覺得目前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完全是想時光倒轉，但是，歷史的車輪不可阻擋。」 他說，史學界有句老話，歷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共所謂紅色經典影片背後的這些故事，的確曾在中國發生，不能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