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历史虚无主义清算的虚与实 今年适逢中国建党百年，按照中国惯例，逢十逢百整数年是历史议题的高光时刻，中国大陆年初至今陆续展开历史学习教育，网信办也配套组织了专项清网行动，大力移除涉及历史的有害资讯以树立“正确”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和指控甚嚣尘上。 虚无主义（Nihilism）原本是19世纪欧洲哲学的流派，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后逐渐从哲学领域扩展至艺文领域，但并非史学用语，仅在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中偶有言及“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其只言片语还是指向对“本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系抗战相持阶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设产物， 并非学术概念。 在简中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论片《河殇》时开始出现，最初被界定为蔑视民族历史的文化主张，后和全盘西化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政治语汇连用，指代对象移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论，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更是扩大解释，违背官定史观和官修历史及其历史价值的，即为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在简中网路的使用场域，常常会引用清人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里的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同时还会举证苏联解体的案例，认为一国之灭，不是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亡于其历史，苏联的分崩离析被归罪于赫鲁晓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一论证路径来自于两点原因，一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的创设时间，恰逢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巨变之际，二是中国的党史编纂学本身就是承袭自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两份历史决议为纲，因此历史叙述被提高到攸关政权兴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国民间对近代史中诸多陈规旧说开展一系列的反思与论争；新世纪以来，部分档案公开、海外史学著作的引入以及网路的开放性冲击了过往单线条的历史叙事范式，许多宏大叙事先后祛魅，从特定思想和言论衍生和解释的“党义经释学”影响力一落千丈，这显然影响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合法性，官方在“话语权”危机焦虑下党义宣教工作强化复归，在百年庆典之前数年就是如此，以下举冰点事件、炎黄春秋案和新清史论争三个案例。 新清史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文章分析圆明园悲剧中双方的应对得失，以及当时历史教科书未提及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极端行为，感叹历史教育中为学生灌输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势危害之深，却被宣传部门指责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虽然当时双方未出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代表的颂扬“改革”的现代化史观对颂扬“革命”的官方旧论的冲击可见一斑。 第二，《炎黄春秋》的换血。文史杂志《炎黄春秋》原本是胡赵旧部所掌握的言论平台，杂志以倡导政改和反思左祸为特色，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颠覆了官方教条，愈发不为宣传部门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夸大历史错误、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苏联模式的合理性，杂志遂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直到被接管。《炎黄春秋》与官方史学的分歧在于市场化前后三十年两个时间段断裂与延续的认知与评价，《炎黄春秋》认为市场化前后是天壤之别，强调1978年前后的断裂，官方则以“两个不能否定论”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认为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论争。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兴起的一种视野或思潮，将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王朝历史叙事，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不同民族的统治政策而非单纯汉化才是清的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对清适用帝国主义理论，把清对周边民族的规训和治理看做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新清史将清从传统的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冲击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叙事，其满洲因素、内亚视角和族群主权的论调不断被中国学界回应与质疑，其中越往后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关系和边疆治理的话语越来越被解读成对当今中国领土合法性的挑战，新清史也就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纵观以上三例，生造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只是为捍卫党史编纂学的稻草人和假想敌，在这种黑白二分和标签框定的猎巫思路下，对修正、变更或查证所谓历史定论的言行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忠诚相关联。颇有见地的著述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其根据无非是官方既定的结论被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和学者考证给证伪了，对于既定认识和结论重新审视，宣传部门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发展，而会解读为对自身权威的一次攻势和自身“话语权”的一次削弱，遂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稻草人论证矫正和回复历史叙事权威。 史学成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这种权威的历史叙事便是承袭自苏联的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一如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由史达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史学不再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相的过程，而是追寻当前合理性的依据，成为现实的进程辩护的致用工具，内容充塞著过时的教条和机械的公式，多元复线的历史进程被决定论的化约为一元、线性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革命叙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马克思的五段史观，即中国同样经历了马克思理论中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为了对应上这五种形态，生搬硬套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于欧洲的奴隶社会、秦至清两千馀年反倒变成了“封建”社会，近代再杂糅出“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趋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相对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此完成自赋的历史使命的论证。 这是把马恩的一家之言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谓“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属不同范畴，前者是主权层面而非经济类型的描述，和“社会性质”没有必然关联；后者就是生搬硬套马恩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性状的概括，秦至清两千馀年都并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近代更不可能是什么“半封建”。而官修史书中以此为脉络寻求的“终极原因”——从中共成立到共产革命，从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化转轨皆为“必然”， 这种必然性是从现实倒退回溯，在漫长的因果链中拔高概率，归纳出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规律”。 不同于物理学中的一对一必然性的因果，历史学的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类根据切身利益及所处的环境做出选择，人的自由行动无法被设想，人类活动意义正在于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规律”中。官修史学长时段必然论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义旗手卡尔·波普尔揭示的，历史过程不具有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无法在长时段预见未来发展，历史假说不是全称命题，而是关于个别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单称命题，试图找寻（长时段）必然关系可谓是缘木求鱼。 历史叙述本身就该存在著多元的省思与对话，而非诉诸一锤定音的权威裁定，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作为官方认可的叙事架构，“话语权”为少数人所垄断，使得史学“从一个反映生动的现实和表达个性的学科，转变为对过去历史的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解释”，这种情势下大概率是对史实的背离和对历史价值的消解，在欧威尔式的环境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注定成为一场悖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100周年党庆将近，歌功颂德和宣传美化进一步加强。近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推出了“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里面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据统计，毛泽东和习近平均有30句，邓小平14句，江泽民和胡锦涛各10句。 3月24日，《人民日报》推出的“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近日被广泛传播。这些名言大多出自中共党内最高领导人，横跨毛、邓、江、胡、习五代，也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和彭德怀。时间跨度上，从1925到2021年，中共建政前有23句，建政后有77句。 习近平是唯一上榜的现任领导人 毛泽东上榜名言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等。 邓小平上榜名言有：“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来前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发展才是硬道理”等。 此外，还有周恩来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刘少奇的“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朱德的“我们的敌人最害怕我们的团结”，陈云的“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江泽民的“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作为唯一上榜的现任领导人，他的名言有被人批为粗鄙没文化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撸起袖子加油干”，“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打铁必须自身硬”。还有近乎白话的“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以及最后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作家说：已到了最后的疯狂 中共百年党庆将近，近期不断加强宣传。前不久，还推出了80句百年党庆口号，习近平语录占了52条；3月29日，中共开播系列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2月25日，中共发行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 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即日起至今年底全面展开中共建党100周年、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要“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要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 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中国网路作家黄先生说：“这样的高调宣传对于那些有头脑的人，肯定起到反作用。 只会让那些不会思考的人跟风、盲从。 而引领这个社会前进的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他认为，中共百年是用白骨堆积的血淋淋的历史，现在已到了最后的疯狂。
中共各地相继推出百部红色经典影片迎接建党百年。老电影满足人们怀旧情结的同时，再次勾起他们对以往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深重灾难的回忆。评论认为，这是中共党史中有血有肉的部分。 大批老电影亮相 中国国家电影局近日印发中共百年庆祝《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4月至12月期间，《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上甘岭》、《小兵张嘎》、《地雷战》、《红日》、《英雄儿女》等很多反映国共内战、朝鲜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文革”题材的影片陆续在全国各地上映。 报道说，上海约100家主要电影院参与此次活动，河南省教育厅启动“百部电影进课堂”，广东有地方特别组织100部100场红色经典胶片电影，例如《地道战》等，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希望打造展映时，“市民闻声赶来，早早占位，追着电影放映机跑的景象”。 报道显示，有电影院老板对当局指令播放红色经典影片很忧虑，担心上座率不高直接影响影院营业收入，希望当局能有所政策补偿。按照常规，中共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往往会出资组织免费观看。 怀念老电影艺术家 中共宣传部门高级官员推介这次影展时说，中共百年奋斗征程中，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形成大量记录历史伟业、展现奋斗历程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成为经典。 影展期间100多位中国老电影艺术家肖像摄影展，将在一些城市的影剧院陈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久违的这些艺术家们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个人遭遇，依然广为人知，是民族的时代集体记忆。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推荐的百部影片，尤其是那些黑白老片，使人们再次想起荒唐的文革年代，1966年夏季上海就出现被红卫兵批为毒草的百部影片传单，其中有《早春二月》、《五朵金花》等，他的文革数据库就有收录。 宋永毅说，既然拿这些片子出来放：“那么敢不敢公布这些老片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以前，那些演员和导演受整的经历？每一部片子都是这些导演和演员的血泪史，多少老片子的导演、演员在文革中受冲击，有人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自杀。” “北京市文艺”刊登的“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师”中，就有很多“电影艺术家”，其中包括上述经典老片的编导和演员。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的数据说，文革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全厂1000多名员工，受到批斗的竞达309人，迫害非正常死亡16人，全厂108名编剧导演，被非法审查关押104人。 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厂800人，被揪斗的共有300余人，残害致死的7人。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层以上干部290人，其中116人被定各种罪名，全厂三分之二生产力量（521人）被注销长春户口，强令迁到农村长期插队落户。 1949-1966年17年的中国电影被称为“十七年电影”，文革时期被视为“文艺毒草”，统统遭到批判，统统禁止放映。 红色经典的两面性 舆论多角度评说红色经典电影。宋永毅表示，老电影具有两面性，其中很多具有进步价值取向，不过，电影作品都必须服从中共政治需要，是党的宣传工具，例如《英雄儿女》中表现的兄妹情、父子情、父女爱，大团圆这些反映人类之爱的人文情节，则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帽子，被禁演，遭批判。 不过，宋永毅说，不能无视描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影片违背历史的一面，那场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部队首先突破三八线，侵略南朝鲜（韩国），从而引起国际抵制，继而引发半岛战争国际化，那里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态持续至今。 另外，红色经典影片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总体都顺从中共军队是抗战主力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评论认为，只是文革结束后，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得到一定承认，1986年影片《血战台儿庄》“一反流行的宣传口吻”，使之成为红色影片受中共政治影响的经典范例。 经典影片的真实性 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表示，不能否定老电影的真实性：“我相信很多影片中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事迹可能也是有的，我认为，共产党历史上号召起来的平民百姓，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为了事业非常纯真地投身革命的青年，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历史上是存在这批人的，因此他们成为电影中的原型。” 杜先生透露，他的父辈中就有亲自参加抗日战争的，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中国更年轻观众，这次红色经典影展可能意义和作用不大，年轻人文化娱乐渠道虽然受到当局管制，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获取资讯的手段实在很多，与文化生活枯燥，信息闭塞的锁国时代不能同日而语。 看老电影怀旧 北京一位喜爱老电影的科技人员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通过老电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很有特点的城市环境，不是说当时的环境不好，而是说那些十分具有特点的文化遗迹如今都不在了，老电影拍摄时留下了这些旧时代的痕迹，这是我最爱看的镜头，而不是影片描写的内战、打仗、斗争的内容。” 他是指《青春之歌》、《地下尖兵》、《停战以后》等很多有老北京景象的影片，尤其喜爱影片中的高大城墙、巍峨城楼、参天古柏掩映的古建，幽静的胡同，还有老火车。 徐先生还说，老电影保留的珍贵城市景观遗产资料，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坐标，“是社会稳定，不再打仗、对外开放的结果”，只是为此付出的历史遗产代价实在高昂，有历史经验值得汲取。 前事不忘 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年代，电影界和文艺界命运回转，受迫害的艺术家得到平反，部分有幸健在的还很活跃。然而，文革是否会重演，动乱祸根能否根除，疯狂时代的国家和民族教训能否汲取，成为舆论私下关注的焦点。 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说，百部老片背后的个人故事，是中共建国后党史一个重要侧面，是目前依然健在的50后、60后、70后观众集体记忆，是大家聚会重温青春岁月的一个老话题。中国尚有大批，其中包括党内，看着这些老电影走过来的清醒人士，他们也都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并说，如今那些小粉红就有当年红卫兵的影子。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我觉得目前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完全是想时光倒转，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他说，史学界有句老话，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共所谓红色经典影片背后的这些故事，的确曾在中国发生，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