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電子中國戰略生變？官方公眾號進入註銷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9月10日凌晨，蘋果公司（Apple）召開新品發布會。與此同時，位於中國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忙到飛起，近20萬名工人正以「兩班倒」的方式全力趕工，確保新品順利上市。 據大陸媒體報導，發布會之前，界面新聞的記者潛入鄭州富士康廠區，發現多個產線滿負荷運轉。在流水線上，工人們緊張有序地進行裝螺絲、貼膜、組裝零件等工序，完成的iPhone 17被裝入印有蘋果標誌的白色包裝盒。 報導稱，作為蘋果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鄭州富士康在每年的8月至11月，都會進入全年最繁忙的時段，產線幾乎全滿。 為滿足龐大的用工需求，今年工廠開出高額「返費」（額外獎金），8月份的最高返費高達9800元（人民幣，下同），進入9月後，「返費」仍保持在9000元以上。 一名人力資源仲介透露，今年富士康的招工規模比去年更大。8月份，在返費最高的那幾天（指9800元），一天能進幾萬人，連續一周沒停過。他解釋，返費越高，意味著用工缺口越大。 雖然返費很高，但由於兩班制工作模式十分消耗體力，加上大量的加班，廠區每天都會有員工離開，因此工廠需要頻繁招工，以填補用工缺口。 為應對人力波動，富士康將員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小時工，工資月結，一個月發放兩次，領取同工同酬薪資（由2100元基本薪資、加班費和補貼構成）。 第二種是返費工，工資由額外返費和同工同酬薪資構成，做滿3個月後可領取返費。 第三種是正式工，底薪2100元，沒有返費，但有五險一金、加班費與其他獎金。 在廠內工作近10年的線長黃運鵬表示，目前產線開動率已高達八九成，產量正在逐步攀升。 一名富士康主管直言，從8月起開始加班，之後其強度便驟然上升。他說，「加班到飛起，今年比去年更忙」。 今年8月，33歲的老金以「返費工」的身份入職，主要負責貼泡棉的工作。他坦言，工作強度超出預期，感覺自己「每天兩眼一睜就是干」。除了每天正常工作8小時外，他幾乎每天都要加班2小時，周一到周六都在廠內度過。他說，工作日加班費是1.5倍，周末是2倍，大部分同事都會選擇加班，畢竟多干多賺。 富士康一位主管指出，隨著iPhone 17進入量產關鍵期，工廠正在迎來每年最繁忙的幾個月。至於這種緊張的生產節奏能否持續，還要看新品上市後的市場反應。
8月28日，富士康科技集團旗下的鴻富錦精密工業（衡陽）有限公司發布通知，公司將於9月30日正式停止運營。 通知中稱，受市場環境影響，以及主要客戶經營策略調整，公司無法在未來獲得足夠的訂單支撐運營，經研究決定，公司將在2025年9月30日正式停止運營，有序處理相關業務和資產。 通告中宣布，公司提供兩種員工安置方案：一是按員工意願優先調動至武漢、深圳、惠州等廠區繼續工作；二是若員工無意調動，將分批終止勞動合同，並依法支付經濟補償金。 衡陽當地一家勞務中介的工作人員田女士透露，近年來外貿工廠接連倒閉，以致於就業崗位日益稀缺。她直言，現在不是工廠缺人，而是工人太多、崗位太少。連鴻富錦這樣的大廠都撐不下去，中小企業更是沒法生存。 在廠區從事機械維護多年的裴先生稱，公司在補償安排上較為規範，但現實問題卻很嚴峻。他說，自己年紀大了，再去深圳、惠州重新開始並不容易，留在衡陽又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補償金只能緩解一時壓力，像是孩子的教育、未來的生活，還是很讓人擔心的。 維權人士徐先生指出，大陸外資企業曾為數百萬家庭提供了工作機會，但隨著當局加大扶持國企，同時對外企和民企施壓，再加上土地、勞動力與融資等成本居高不下，致使越來越多的外資選擇撤離。他說，全球產業鏈在轉移，許多企業寧可去印度、越南，也不願繼續留在大陸。 鴻富錦衡陽廠成立於2012年，註冊資本3800萬美元，總投資額則高達9900萬美元，是湖南省重點招商引資項目之一，曾為蘋果等品牌提供零部件加工和組裝。高峰時期，廠區員工數一度超過3萬人，年產值突破200億人民幣。此次關停，意味著富士康在大陸的布局進一步收縮。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前經濟學教師王先生分析認為，此次關停反映出全球製造業版圖的變化。他說，印度、越南通過稅收優惠和政策支持，承接了部分產能；而中國國內市場趨於飽和，產能過剩的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蘋果公司向外轉移供應鏈，要求富士康跟隨，富士康當然無法拒絕。 他強調，富士康撤出衡陽不僅削弱了中部地區的製造業優勢，還再次提醒當局，全球產業鏈正在重組，中國的產業政策必須重新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7月下旬，富士康才在河南鄭州宣布投資10億元人民幣建設新事業總部大樓，以擴展供應鏈並吸引訂單。但僅在一年後，衡陽工廠就宣告關停。這一反差，凸顯外資企業在大陸持續收縮產能、轉移產業鏈的總趨勢，引發社會各界關注。
有消息稱，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富士康科技集團從印度緊急召回逾三百名中國籍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引發外界關注。據稱，此次「人員回撤」主要集中在富士康印度南部的iPhone製造工廠。 《彭博社》7月2日報導，消息人士透露，大約從兩個月前，富士康印度南部的iPhone工廠便要求大部分中國籍員工回國，目前已有超過三百人返回。由於相關信息比較敏感，這些知情人士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 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並未對此事作出公開說明，蘋果公司也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儘管召回工人的具體原因尚未明確，但外界普遍認為，這一動作或許與中國政府在近期加強的「技術外流」管控有關。彭博社早前曾在報導中稱，中共當局已向監管機關及地方政府發出口頭指令，要求限制包括熟練勞動力、先進設備與技術在內的資源流向印度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工人回國後，勢必放緩印度本地員工的技術培訓節奏，也會影響iPhone製造工藝的「在地化」轉移進程，甚至可能推高生產成本。他稱，此次員工召回不會影響印度的生產質量，但可能會影響裝配線的效率。 目前，蘋果正與富士康合作，想要提高下一代iPhone 17在印度的生產比例，並在印度南部建設全新的iPhone工廠，以加速產業布局的多元化。但這一次的人事調動，讓外界擔憂，蘋果在印度的產能擴張計劃，可能會受到一些的阻力。 實際上，從美國總統川普上任開始，蘋果及其代工合作夥伴便逐步將部分產線從中國轉移至印度、越南等地，以規避日益嚴苛的貿易政策。而富士康，也隨之將部分關鍵人力調往印度，以推動當地的製造基礎。 目前，雖然中國仍是全球iPhone產量的主要基地，但印度的比重正在快速上升。據統計，印度四年前才開始大規模生產iPhone，如今已佔全球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但中印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也會給蘋果與富士康在印度的發展，帶來一些麻煩。比如，兩國自邊境衝突以來尚未恢復直航，印度對中國公民的簽證限制仍然嚴格。 目前，印度已禁止了包括TikTok在內的多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序；而北京對印度的限制也不遑多讓，比如，北京已逐步放寬對其他國家的化肥出口禁令，但對印度的出口限制卻在持續。
隨著蘋果iPhone手機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正在將其中國生產線轉移到海外，使其在鄭州的大型iPhone組裝廠招聘中心顯得異常冷落。美媒報導說，隨著美中局勢緊張再次加劇，「避開中國」已成為越來越多西方科技公司的當務之急。 富士康鄭州廠為美國科技巨頭蘋果公司組裝iPhone手機。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位於鄭州市郊區為富士康超級工廠招聘員工的裕康，過去經常擠滿了勞務派遣人員，但今年以來，裕康幾乎沒有招聘廣告，許多外來的務工人員更在中國傳統新年前就返鄉了。 1月中旬，《華盛頓郵報》到裕康採訪時，發現富士康招聘中心幾乎空無一人，半個小時僅有兩個求職面試者。一名勞務派遣代理人表示，富士康減少了在鄭州招聘工人的數量，因其一直在把生產線遷出中國。 富士康董事長劉揚偉日前向媒體證實這一消息，「我認為川普希望把製造業帶到美國。為了應對美國製造業，富士康鴻海集團將與我們在美國不同地方的合作夥伴一起進行相關安排。」劉揚偉並未詳細說明，只含糊地表示，「這些安排······目前正在進行中」。 隨著中美貿易衝突加劇，蘋果公司近兩年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不斷地下降。1月31日，蘋果公布的2025 財年第一財季（2024年10至12月）報告顯示，第一財季總營收成長4%，但其iPhone在中國市場的銷量下降了11.1%。 《華爾街日報》2月17日報導，許多跨國公司曾推行「中國+1」戰略，即在中國投資運營的同時，也在其它國家尋找新的製造基地作為後備。這是許多跨國公司意識到自身過於依賴中國供應商存在的風險後採取的過度性策略。 北京在COVID-19疫情期間實施嚴厲的封控措施，報導說，這導致從iPhone到汽車等各類產品的生產陷入停頓，促使大量的西方企業開始從中國撤離至越南和印度等地。而川普重返白宮後，美中局勢緊張再次加劇，更加大了企業擺脫對中國市場依賴的壓力，促使越來越多的西方科技公司營運新計劃「ABC」，即「除了中國什麼都做」（Anything But China）已成為主流，加速將生產線遷出中國，在其它地方尋找新的供應商。而這種趨勢在半導體相關的產品中尤其明顯。
外媒援引消息稱，台灣蘋果代工大廠富士康已停止向其印度的iPhone工廠派遣中國工人，而運往印度的iPhone專用生產設備在中國境內被扣留。據悉，富士康將派遣台灣人代替大陸人前往印度。 美國科技媒體「Rest of World」1月10日引述五位熟悉富士康運營情況的消息人士稱，最近幾周，原定前往印度的中國工人被告知行程取消。有些已取得簽證與機票的員工也被禁止出行。同時，有些已駐印度的中國工人接到口頭通知，要求在未指定日期前返回中國。 為減少停工對生產的影響，富士康正在考慮派遣台灣工人替代中國工人。內部人士表示，富士康已加大中國大陸工廠的iPhone半成品生產和出口力度，確保印度的最終組裝廠能持續生產足夠的iPhone手機。 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當局是暫停工人部署和設備出口的主因。一位消息人士說：「目前，設備和人力均無法運往印度。印度缺乏生產這些設備的技術。」 此事可能會干擾富士康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和卡納塔克邦的工廠運營，進而影響下一代iPhone的生產進度。 近年來，由於中美地緣政治緊張以及中共嚴苛的COVID-19疫情管控，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巨大衝擊，包括富士康在內的多家跨國企業逐漸將部分產業鏈轉移到海外地區，如印度。 目前，蘋果和富士康尚未對此發表評論，中共及印度政府部門亦未作出回應。
臨近蘋果iPhone16發布，鄭州富士康的中介們又忙起來了，兩周時間已經有超過5萬新工人進廠，而且未來還會更多。 為了激勵工人們鼓足幹勁，富士康的方式非常直給——工資25塊一小時，干滿三個月給7500塊獎勵。 再加上之前富士康CEO劉楊偉和河南省領導簽署新的合作協議，還要拿出10億蓋總部大樓，很多人都說不能讓那個跑去越南和印度的富士康這麼容易就回來。還有網友翻出郭台銘之前的視頻，反問到： 現在是誰給誰賞飯吃？ 復仇爽文看多了容易腦充血，乃悟建議大家也讓血液往身體別的部分流一流。 很多人說，富士康之所以急著返回大陸，是因為在印度和越南的生產並不順利。這得看你怎麼界定回來。 手機產量方面，巔峰時，鄭州一年能生產3億台手機，到2023年，只剩下1.43億台。今年一季度，河南手機出口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成。簡單計算一下，這些少掉的手機單價都超過4000塊，大概可以確定是iPhone。 供應鏈方面，2023年，iPhone15中國生產的零件佔比是2.5%。而在幾年前的iPhone12身上，這個數字是4.7%。今年到底能到多少，還有待觀察。 當然，印度和越南的生產情況在眾多媒體看來確實不太樂觀。 2023年，印度生產的iPhone占蘋果產量的13%左右，為蘋果代工的4家供應商都開始進入印度。 富士康不僅在印度版的「雄安新區」修建新的工廠，還砸下6億美元希望在印度修建iPhone外殼工廠。 然後外媒就去實地採訪，他們拉住一位印度工廠主，上一秒這位工廠主還說在莫迪領導下，他們就從來沒停過電。下一秒這位記者就看到： 風扇停止轉動，燈光熄滅。 今年一季度，印度經濟增長8.2%，大部分來源於基礎設施投資和製造業的推動，看得出來他們很想解決問題。 文化上的衝突也很要命。比如印度工人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生產線故障半個小時會讓富士康的高管們如此暴躁。再比如為了配合富士康等企業，當地政府修改了勞動法，把每天8小時工作上限改成了12小時。結果反對者直接在大街上焚燒法律文件，導致當地企業沒一家敢真正實行12小時工作制。 其它的細節還有不認識鑷子啥的也就罷了，就連印度朋友走路的速度也很讓富士康的高管們頭疼，質疑為什麼總是慢吞吞的。 用一位被派往印度的蘋果供應商經理的話來說： 蘋果在中國被慣壞了。 磨合期嘛，總會過去的。由於蘋果供應鏈堅決實施的「中國+1」戰略，富士康的管理層不得不想出一些辦法。 他們很快就發現女工比男工毛病少，還容易製造群體焦慮。對於當地女工來說，去工廠上班可以找到延遲結婚的借口，擺脫父母的控制。當地流水線上甚至不乏一些高學歷甚至MBA畢業的女工。 一開始他們招收30歲以下女工，後來又把年齡下調到了28歲，引起當地女工一陣緊張，很多人都怕自己年齡大了就會被辭退，而乾的更加賣力。 乃悟看到有記者採訪一名當地女工。女工說一開始她只能擰300個螺絲： 現在能擰750個。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校，當地富士康員工甚至對媒體表示良品率已經接近中國水平。 這些其實乃悟都不太關心，畢竟「無他，但手熟爾」的事情，早晚也就那個樣子。乃悟關心的是，富士康鄭州園區的工人工資到底是不是「暴漲」了。 很遺憾，如果看看去年和前年的招聘信息，會發現富士康每小時工資是從31塊一路跌到了今年的25塊，干滿三個月的獎金也少了差不多3000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希望富士康堅定投資河南信心」。 7月22日，河南和富士康在鄭州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這場會議的規格很高，河南的主官出席，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劉揚偉則代表簽約。會上，河南主官喊話，希望富士康「進一步擴大在豫產業布局」。 面對河南方面的拳拳之心，富士康也是投桃報李，宣布將在鄭州投資建設新事業總部大樓，總投資約10億元。 富士康調整布局，撤退的號角剛剛吹響，外貿大省，坐擁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廠的河南，進出口就遭遇嚴重滑坡。在此敏感時刻，雙方通過簽約合作，向外界傳遞出攜手並進、共克時艱的信號。 網路圖片 主官喊話，時機微妙，內容意味深長。河南急了，外貿不能垮，就業必須穩，不能讓富士康跑了。 01 河南為什麼著急？這一切還要從蘋果供應鏈的外遷說起。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是蘋果供應鏈的核心，蘋果的主要代工廠富士康，在內地的工廠數量超過了250個，占其全球工廠數量的一半。從早期的深圳，到現在的鄭州，富士康的流水線，見證了一批又一批打工廠哥廠妹的青春。 但近年來，大國博弈加劇，地緣衝突頻發，全球供應鏈迎來大洗牌。蘋果本著分散供應鏈風險考慮，開始了「果鏈外遷」的戰略性調整，人力成本更低的新興市場，如印度、越南，成為庫克新的投資熱土。 以越南為例，數據顯示，自2019年以來，蘋果通過其供應鏈合作夥伴，在越南的累計投資達到近400萬億越南盾（約160億美元）。 果鏈外遷，富士康撤離，手機產能斷崖式下降，擁有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廠的河南和鄭州，首當其衝。 河南的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佔據出口值的一半，機電產品又以手機為主。官網顯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手機累計出口1395.1萬台，同比下滑達到驚人的47.4%。 網路圖片 受手機產能減少的拖累，整個河南的外貿數據遭遇嚴重下滑，上半年進出口總值為3253.2億元，同比下降13.8%。中部外貿第一大省的頭銜，直接被安徽給搶走了。 網路圖片 富士康作為蘋果的代工廠商，它也處於產業鏈的下游環節，談不上有多麼高的技術含量，但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和河南經濟深度捆綁。上述這些數據再次說明了一點，「富士康一打噴嚏，河南外貿就要感冒」。 一直以來，對外資外企的歧視性偏見之下，富士康和郭台銘並不受網友待見。 面對富士康轉移生產線的操作，不少人認為，這就是一個「農夫與蛇」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點民族骨氣，趕走了就趕走了，沒有富士康，很快會有別的企業補上來。 這種狹隘的觀念，顯然低估了富士康的影響力，低估了產業培育的難度。富士康的生產線調整，影響的不只是一家企業的布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累計同比減少66.9%，出口減少88.3%。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河南要公開喊話「老鄉，別走」，富士康的去留，關乎的是一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和信心。河南太需要一顆定心丸了。 02 那些吵著讓富士康滾出河南，滾出中國的，也一定不會知道，當年為了拉攏富士康來投資建廠，河南和鄭州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代價。 2010年前後，富士康發生多起跳樓事件，一時間全國嘩然。彼時富士康的重心還在深圳等沿海地區，輿論風波影響，加上深圳正著手產業升級，更青睞華為、比亞迪等本土企業，富士康不得不調整布局，開始生產線內遷的進程。 富士康的內遷，讓中西部省市看到了難得的機會。台媒報道曾提到，當年郭台銘家擠滿了大陸省市負責人，省級拜訪是常事，市級被攔時有發生。 網路圖片 為了爭奪富士康，有充足勞動力優勢的河南，更是舉全省之力，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為富士康量身定製了系列優惠措施。有學者估計，這些優惠措施對應的招商成本，高達120億至150億元左右。 之前疫情時期，富士康遭遇用工荒，河南各地的政府部門火速出手，將招工指標分配到鄉鎮甚至村一級，幫助富士康招工，引發廣泛討論。 在河南，政府出手幫富士康招工，其實早就不是新鮮事。鄭州航空港官員曾透露，「富士康事情已經不是簡單的招商，而是政治責任，從上到下，全部都是一把手抓」，招工完成情況，甚至是重要的考核指標。 從土地、財稅優惠，到行政力量協助企業招工，在河南的精心呵護之下，富士康在當地的生產線逐漸壯大，成為重要的經濟支柱。巔峰時，每兩部蘋果手機，就有一部是河南製造。 網路圖片 富士康對鄭州，對河南的改變，是多個層面的。 首先，手機生產流水線日夜轟鳴，像一個強勁的馬達，驅動著鄭州成為外貿重鎮，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鏈。數據顯示，建廠以來，鄭州富士康累計進出口額約佔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鄭州市的80%。 其次，富士康來了，上下游企業也跟著來了，直接撐起了鄭州乃至河南的電子信息產業。「十三五」時期，鄭州富士康累計帶動200餘家相關產業鏈企業入駐港區，完成投資3000億元。 網路圖片 再次，產能龐大的生產線，為顛沛流離外出務工的河南老鄉，提供了一個在家門口就近打工的機會。像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工人數量一度多達40萬人左右，堪稱一座小型城市。 學者陳肖飛梳理髮現，2011—2012年富士康生產線開始招收員工，而2011—2012年也是河南省農業人口省內轉移人數高於省外輸出人數的拐點。 也就是說，富士康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河南人口外流的現狀。 當然，富士康和鄭州、河南的故事，是市場經濟環境下，一個政企雙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故事。富士康貢獻稅收、提供就業，而它能賺的盆滿缽滿，自然也離不開鄭州以及河南的優越條件和政策支持。 03 對富士康依賴過重的河南和鄭州，在富士康「去中化」的調整中，也迎來了「去富士康化」的轉型陣痛。 資本永遠是逐利的，為了利益最大化，它會像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樣，不斷向那些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地方遷移。 所以，富士康轉移生產線，是很正常的經濟決策，背後沒有那麼多地緣政治的陰謀論。如果不是遵循這套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邏輯，當年的富士康，也不會從沿海的深圳等地，千里迢迢跑到鄭州，來大規模投資建廠。 有的人抱著對外資外企的偏見，情緒化地呼籲讓富士康早點滾蛋，甚至將富士康基於商業利益的正常布局調整，視為大國之間的複雜博弈，這顯然忽視了市場規律，以及企業自主決策的理性。 當然，富士康一家獨大，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對河南來說確實是相當危險的。 2019年發布的《河南經濟藍皮書》就明確指出，河南全省外貿進出口對富士康依賴程度高，一旦其進出口出現波動對全省外貿影響顯著。上半年河南的外貿失速，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這兩年，河南開始發力汽車製造，產業規模不斷擴大。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富士康為代表的電子信息產業，所撐起的外貿半邊天，不是三兩年就能實現輕鬆替代的。 官網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出口產品中，汽車出口值為147.3億元，只有手機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河南會以如此誠摯的態度，向一個正在撤離生產線的企業喊話，希望它堅定投資信心，加大投資力度。 這種招商引資的卑微、謙遜背後，是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和替代的重重挑戰，它事關幾十、上百萬人的飯碗。 一個好消息是，果鏈外遷的進程並不順利，去年印度廠組裝iPhone 15不順遭到退貨，還被迫大幅降價，經此教訓，今年蘋果已將部分產能轉回中國大陸代工廠。 對河南等深度依賴富士康的地區，無疑延長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寶貴窗口期，使得轉型過程能夠更為平穩，陣痛得以減輕。 而當河南無視那些趕走外資外企的聲音，敞開懷抱，繼續歡迎富士康時，說明這個農業大省還是很務實的，不是成天就知道喊口號，知道稅收、就業都很重要，知道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外企對於發展經濟的重要性。 排斥抵制富士康的，可以不去富士康打工，但如今的形勢下，千千萬萬的河南籍民工，仍然需要富士康提供的飯碗。這就是當前經濟的現實。 所以，沒必要有國企、民企，內資、外資的歧視性偏見，照章納稅、守法經營，這樣的企業就敞開懷抱歡迎。河南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聲道
富士康轉移部分產能後的數據和事實證明，我們大大低估了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及其背後存在的鏈式反應。 誰能想到，蘋果加快在印度擴建工廠，直接受到影響的，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鄭州。 是的，你沒有看錯。最近，海關總署發布了31省份一季度進出口數據，根據梳理，其中有10個省份出現了下降，其中就包括了此前的外貿大省河南。 而河南的進出口之所以出現下降，最主要原因是手機出口量大幅下滑——眾所周知，地處河南鄭州的富士康是蘋果手機的代工大戶，也是河南最大的出口企業。 從年度數據來看，2023年全年河南出口手機數量5761萬台，同比下降了14.5%。如今，這一下滑趨勢還在繼續擴大。根據鄭州海關數據，2023年一季度，河南全省出口了1688萬台手機，而2024年一季度僅有664萬台，減少了1024萬台。手機出口金額從2023年一季度的711億元，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272億元。 即便考慮今年一季度蘋果在華銷售量大幅下跌19.1%，全球手機銷量也在下滑，但也不至於減少這麼大的幅度。這大概說明：穩坐全球手機代工第一把交椅多年的富士康，正在從河南撤走部分生產線。 全球化貿易體系從來不是割裂的，而是一個典型的蝴蝶效應式故事：一隻南美洲的蝴蝶扇動翅膀，結果引發了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 如果富士康真的撤離，那麼撤離的不會僅僅是富士康。 01 提到富士康，有人認為，富士康就是一個給美國蘋果打工、創造財富的工廠，低端、低利潤、不重視工人權益，在整個產業鏈處於下游位置、角色非常被動，這樣的企業就不該來中國大陸。 「難道沒有富士康，河南人就活不下去了嗎？」曾幾何時，類似這種聲音甚囂塵上。 但過了嘴癮後，冷靜下來看，富士康對於河南乃至對於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 2023年，富士康所在的新鄭綜保區完成進出口值達到4073億元，占鄭州進出口的比例高達74%，占河南省進出口的比例則達到50.3%。 在全國出口百強企業之中，鄭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都在前20名之內。在長達10多年時間裡，富士康持續位居中國出口企業第一名。 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圖/視頻截圖） 在「一鯨落，萬物生」的簡單腦迴路里，巨頭的離場按說應該是有利於小魚們的。但二元論的腦迴路無法理解複雜生態系統，那些在社交媒體評論區要求「XX滾出中國」的鍵盤俠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呼著喊著要趕走的，其實是他們自己和同胞的生計和飯碗。 如今，事實證明，我們大大低估了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及其背後存在的鏈式反應。 國產替代或許能夠在蘋果生態鏈上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但對於經濟這一複雜系統來說，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替換遊戲，更像是一颱風險係數極高、會傷筋動骨的大手術。 02 簡單對比一下富士康來去之間對於河南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能清晰印證相關邏輯。 2010年，郭台銘選擇在鄭州落戶富士康之後，上下游200多家配套企業也緊跟著落戶河南。隨後，還是國內人口流出大省、幾乎沒有現代產業支撐的中原腹地河南，電子產業迅速形成規模，鄭州電子信息產業總體規模增長了25倍。 到了2020年，鄭州富士康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出口貿易公司，全年出口總額達到了316億美元。它以一家公司之力，貢獻了鄭州進出口總額的80%、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 以鄭州航空港為例。富士康正式建成那一年，鄭州航空港的GDP只有206億，到了2021年，鄭州航空港的GDP達到1172億，增長了5倍多。在高峰時期，富士康對鄭州的GDP貢獻率高達25%。 那些年政府流行招商引資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如果能夠招到像富士康這樣的鏈主型公司，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可估量。 當然，客觀地說，富士康近年來布局印度、越南等地區，背後有很多因素在共同作用。比如大陸的生產成本上升、東南亞廉價勞動力優勢吸引等。 看看鄭州過去這些年房價的漲幅，還有即便是人口大省也出現的越來越頻繁的招工荒，這些因素都促使著富士康需要尋找到新的勞動力價格窪地。 富士康的食堂（資料畫面/視頻截圖） 從富士康印度工廠的表現來看，雖然有諸多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但生態鏈產業鏈的難以替代、熟練工種的缺失，對於iPhone的質量把控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顯然，把工廠轉移出中國大陸，對於富士康來說也是陣痛明顯的選擇。 真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富士康想轉移部分產能？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可能會決定了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預期乃至經濟走向。 03 有人可能會說，沒有富士康，我們還有歐菲光、立訊精密這一類「國產替代」。而且，對於以河南為代表的諸多省市來說，「富士康依賴症」顯然也非長久之計。 汽車工業對於底特律的影響，我們如今都看到了。因為產業結構過於單一，底特律最終在傳統汽車工業開始走下坡路時一併衰落下去。 出於產業轉型的需要，區域經濟發展必須找到更多的支柱和解決方案。 從目前來看，富士康手機製造產業鏈遷移之後留下的空隙，似乎可以由新能源汽車製造來補齊。 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初，富士康突然投資了5億在河南建設新能源汽車零部件代工廠，甚至還表示要全包國內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的代工。不僅如此，比亞迪也在河南加大了投資規模。從很多角度來看，河南的這種轉型和騰籠換鳥是理性選擇，也是大勢所趨。 圖/圖蟲創意 尋找替代產業是近年來全球都流行的發展邏輯。新能源汽車日益火爆，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充滿潛力的產業。問題是，新能源汽車產業是否能夠替代一切？ 比如，房地產市場出現了較大波動，有人就說，沒關係，我們可以用新能源汽車補齊；如今，手機市場出現變化，希望又一次寄托在了新能源汽車身上。 但略用常識判斷，我們就應該知道：新能源汽車產業規模再大、未來再有希望，也是絕對不可能同時替代掉房地產這樣的巨額消費品和手機這樣的高頻消費品兩大產業的。 代工處於產業鏈下游，獲得的紅利少、付出的社會成本高，從最初對「世界工廠」的驕傲，到如今的詬病，也不過是近十來年的事情。 但代工被妖魔化的另一面，是作為全球尖端產品的代工工廠，在生產運轉過程中，我們不僅獲得了大量工作崗位，還有技術和創新的普及和擴散。這些好處，都是短時間內國產替代無法真正做到的。 一面是可能存在的卡脖子風險，另一面是騰籠換鳥的陣痛和關於未來的不確定性，事情正變得日益複雜。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我們開始試圖擺脫「富士康依賴症」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做好準備應對「富士康後遺症」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在一座中原小城的富士康，女工們辛勤工作15年，只為熬社保。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人堅守忍耐，有人無奈退出，還有人像浮萍一樣，從來沒有進入過這個制度。 穩定的女工 早晨8點，河南濟源富士康園區外的十字路口，會出現一幕特殊的場景。 一群電動車大軍浩浩蕩蕩地穿行馬路，半分鐘後，綠燈已經轉為紅燈，隊伍還沒完全通過。汽車車主們停在斑馬線內，心平氣和地等待著這些上班、下班的富士康工人們駛離。 富士康早晚班的工人們，騎著電動車交接，是這座河南小城特有的早高峰景象。女工李彤彤是其中一員，她騎一輛裹著擋風被的電動車，準備下班回家。 網路圖片 前一天夜裡，李彤彤和檢包線上的五位同事一起，將一板板裝有蘋果邊框的塑料盤端到流水線，挨個挑選出含有毛刺、刮傷的部分。一個夜班，她們一般需要看4-6萬個零件。按已經工作8年來計算，李彤彤經手了約1億多個邊框，它們聚集起來，可以搭成一座真實的金屬樓房。 熬過這一夜，她會立刻回到出租屋——為了節省時間，在富士康這幾年，她一直是一個人在工廠旁的大驛村租房住，一個月210元，騎車10分鐘回到家，通常是倒頭就睡，一覺睡到下午四五點。一半的時間工作，一半的時間睡覺，這樣的日子不斷重複。 流水線吸引的，就是很多像李彤彤一樣的本地女工們。濟源是重工業城市，有色金屬、鋼鐵、能源、化工，是適應男性的就業環境，相比之下，富士康承接的更多是女性。她們有家庭的牽絆，更穩定，也更願意長久地留在富士康。濟源富士康一位人力中介說，這裡女工的比例約為45%，按廠里2萬多人來看，其中至少有1萬名女工，遠高於外地的富士康。 她們是女工，也是媽媽。李彤彤有兩個孩子。和她一樣，很多穿著棉服、扎著馬尾的女工，一下班，戴上手套和護耳帽，一溜煙兒就騎車走了。她們生活簡單，在一個月的白班、夜班中兩班倒，每周日的休息時間，再好好陪孩子。 39歲的丁煥麗來自洛陽，也是一個人租在大驛村，每周日會坐兩小時的大巴車回洛陽看孩子。她有5個小孩，為了養孩子，她已經在富士康做了近半年的小時工，算穩定的那種，一個小時的工價在21-29塊間浮動，一個月可以到手6000多塊錢。原本她可以成為正式工，但這意味著要扣下一部分錢繳納社保，為了能有更多現金養育小孩，她選擇做小時工。 2020年3月，濟源人吉文婷，帶著她的碩士課題來到了濟源富士康。她是華南理工大學社會保障專業的研究生，按以往勞工研究的觀點，富士康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人的擠壓要大於給人帶來的創造性，本地工人是怎麼理解這份工作的？ 帶著這個問題，吉文婷成為了女工的一員，她在濟源富士康工作了三個月，「不僅枯燥無聊，而且對工作能力的要求很強」。她也被分在了檢包線上，在她手中，每個零件的停留時間不超過兩秒。有時，因為一些簡單的活沒有做好，她還會感到羞愧。上夜班是她覺得最辛苦的時候，每次熬過一夜，她都「像飛出籠子一樣，瞬間支棱了起來」。 網路圖片 每個月7號發完工資，富士康的茶水間就變得熱鬧。休息的間隙，女工們圍攏在這裡，嘰嘰喳喳討論她們的加班時間。「加班是1.5倍工資，她們會因為上個月我多加了兩個小時，這個月我少加了一個小時，產生幾十塊錢的爭議，就在茶水間聊一周。」吉文婷「蹲」在大家身邊，看到女工們互相打探對方的工資，每次聊完之後，她們再回去工作時，也變得更有幹勁了，彷彿受到更多加班工資的號召。 這正是讓她感到意外的地方，「她們還挺開心，不是背井離鄉、精神高度的緊張」。吉文婷發現，車間的關係不是嚴格的層級制，反而因為有很多人來自同一個地方，形成一個熟人社會，女工們更多地認為，工廠給她們帶來了機會，她們願意在這裡勞動。 但正式工的收入其實不算多。淡季時算上加班工資和各種津貼，她們每月平均到手也只有3000元左右，這還不一定比得上市區里一些服務行業的工資。為什麼要留在富士康？ 女工們為她們的堅持，給出了一個直接的解釋——為了熬社保。 她們需要趕在50歲退休年齡前，在富士康繳滿15年社保。「既可以續社保，又可以補貼家用、照顧家人。相比之下，富士康不只是她們的可選項，可能也是一個最優解。」 吉文婷與導師黃岩交流她的發現後，團隊又訪談了江西贛州、四川成都等地30—50歲的富士康女工，從制度、家庭化和個體性維度理解她們的行為。三年後，論文《「熬社保」 ：富士康勞動體制與女性農民工的勞動策略》發表。他們認為，富士康女工們以「熬年限」的方式「積極為工」，爭取職工保險的主體資格，不僅可以邁向自立養老，也在工作中獲得了家庭經濟地位，增加了自我價值意識。 富士康有穩定的薪酬制度、繳納的五險一金，為女工們的未來提供了保障。但她們的「熬」，並不一定在一開始就有預料，而是像一場漫長的征程，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只要終點在那裡，就有人願意咬咬牙，繼續跋涉下去。 網路圖片 熬滿15年 為了真正觀察女工們如何熬社保，2023年12月25日，我報名參加了濟源富士康的招聘，後來成為被錄取的24位新人中的一個。 和我一起進來的，果然大多是中年人。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夏天，旺季的富士康會招很多人，但年輕人進去，干兩個小時就受不了，小時工是流動性最高的，只有那些熬社保的女工們，願意兢兢業業，好幾年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被分在了B09車間，由數控機台（CNC）對手機邊框做金屬加工，作為生產手機模具的前端，是更臟、更累的地方。機器嗡鳴，飄出刺鼻氣味。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工說，工作整晚，就在這樣一小塊地方，她的步數也能達到兩萬多。到了夜裡，戴著手套，握住手機邊框也會感覺冰冷，因此，即便很困了，她也會努力加快走動的步伐，讓自己溫暖起來。和她一起，還有很多四五十歲的女工們整夜都在熬。 我和22歲女孩袁可穎分在一起上夜班，在一個處理微瑕手機外殼的房間，我們戴上黑色的指套，把手機邊框放在迷你拋光機下打磨。事實上，除了一些明顯的紋路和小坑，我根本看不出那些零件還有什麼瑕疵，只能機械式地操弄，很快，我的手心就變得黑乎乎了。 網路圖片 身處在那樣一個封閉空間，在大型照明燈下，我確實不知道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是颳風還是下雨。我也不能立即查看時間，直到過了零點，身體自然感到疲倦，還不得不努力從困意中提振精神。再後來，我就更不知道那個夜晚是怎麼熬過去的了。第二天清點時，我們二人共打磨了七百多個手機邊框，對照成熟工每晚的一千多個，算只完成了一半。 僅僅只上了一個夜班，我就受不了，那些熬了8年、10年，甚至要熬滿15年的女工，為什麼願意堅持下來？ 那是一種退無可退的狀態。35歲的李彤彤說，她處在一個尷尬的就業年紀，已經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更不好變換環境。更何況，富士康已經為她交了8年社保，她不願輕易退出。 2020年，李彤彤生二胎時，住院花銷4000多元，在富士康繳納的保險，基本上全部給報銷了。相比之下，她的婆婆做靜脈曲張手術，因為只交了新農合，醫療費報銷了一半。 擁有一份職工醫療保險，讓她有更大的能力去看病、買葯。濟源市人民醫院醫保科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來這家醫院刷醫保卡的，大部分都用的是職工醫保。在當地，職工醫保的住院報銷比例一般可以達到88%，大病保險的報銷可以達到90%。她見過太多人，因為從工廠離職，停掉了醫保，好幾萬的醫療費用沒有辦法報銷。 網路圖片 熬社保的女工們，看重醫保、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這些意味著未來生活的某種自立和保障。李彤彤聽過一個故事，在他們村子裡，有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妻，因為沒有養老金，兒子的婚事也被耽擱了。 如果15年的社保沒有繳滿，女工們也願意再去把空缺填滿。在濟源，我認識了一位50歲的大姐，她之前做環衛工作，後面專門去富士康堅持工作到退休。但她還有一年的社保沒有繳納，於是，她又找到了富士康旁邊的一家小廠，掙一點工資，只為把剩餘的社保交完。 也有實在熬不住、放棄了社保的人。35歲的黃慧在富士康工作六年後，無法忍受那種枯燥的感覺，最終辭職退出了。後來，她在大驛村餐飲市場開了一家叫「閨蜜生活館」的服裝店。為了給店裡增加一些人氣，她又拓展了洗頭、做面膜、身體護理等項目，那裡很快成為女工們下班後聚會、閑聊的地方。 網路圖片 但個體生意實在不穩定，她還有養育兩個小孩的壓力，只為自己交了一年三百多的新農合。丈夫在焦作的電廠工作，那裡提供五險一金，他們商量，「家裡只要有一個人有社保，就穩定了」。 對於有五個孩子的丁煥麗來說，一家子十多口人，每年的新農合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醫保被她放棄了，養老金更沒有心力去考慮。她說，現在沒辦法想那麼遠的事情，如果沒有錢，「那就只能一直干」。 還在富士康熬的女工，格外地珍惜這份工作機會，她們也會擔心這裡突然裁員，或者自己被調到其他城市。就像李彤彤想的那樣，她希望能一直穩紮穩打地干到退休。 一部分解脫 過去，女工們還不是女工，她們懷孕、生子、養育，那些勞動就像被淹沒掉一樣，不曾被看見。但去了富士康之後，除了得到直接的收入，她們有了家庭以外、自我喘息的空間。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母職、妻職的一種解脫。 從懷孕開始，李彤彤就感覺體內綳著一根弦。她不願意被困在房間，一整天，就挺著肚子在家裡轉來轉去。她常覺得孤立無援，一次半夜5點多，趁兒子睡著，把他擱下，她從家裡跑了出去。鄉村的小路又黑又冷，家人一路騎著摩托車才尋到她。回家後，她的眼淚還是止不住。後來她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產後抑鬱症。 李彤彤是25歲結的婚，這在同齡朋友中算比較晚的。作為一位新手媽媽，太多東西她都後知後覺。比如，直到坐月子，她才知道媽媽根本不能好好睡覺。那時是冬天，兒子一尿就哭，一餓也哭，李彤彤不停給他換尿布，再餵奶、換尿布，反覆折騰一晚上。 網路圖片 孩子斷奶後，李彤彤再也不願繼續待在家了。「我這個脾氣真的不行，而且一直都想出去上班。」那是2015年，孩子8個月大的時候，她去了離家14公里的富士康。 走出去的媽媽，與家庭的物理距離隔開了。一個人住在外面，李彤彤的生活簡單又自在。有時，她自己在房間用電煮鍋煮粥，如果是白班下班後，還會騎著電動車去趕集，買一些橘子和香蕉。她只留下一點生活費，剩下的錢都給了家裡。孩子的接送、吃飯、輔導、陪伴等，大部分交給了丈夫和婆婆。 這也符合吉文婷的判斷，進廠務工的女性，承擔起了「養家者」和「照護者」的雙重角色，她們在車間與家庭往返，話語權提高了，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自我」認知。 社交媒體上，我找到了一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的女工晉格。2007年，在石家莊一所中專上學的第二年，她坐上一輛大巴車，和四五十位同學一起，被學校安排送去了山西的富士康。三個月後，只有晉格一人留了下來。直到今年辭職，她在富士康待夠了16年。她形容離開富士康，就像從一個走了很長的軌道上脫軌，突然被拋在一片荒原。 小時候，晉格被父母送在外面養，和家人關係並不算好。她從工作中索取成就感，在富士康iDPBG事業群，她從全技員，一路升到了線長、組長，最多時要管三五百號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33歲的一天，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將十幾年青春獻給了工廠。世俗意義上看，她沒有太多存款，也沒有對象，不管是職位還是工資水平，都已經達到了極限。從工作中獲取的意義有限，她的身體也出現了狀況。最終，她離開了富士康，在沒有想清楚下一步怎麼辦之前，決定先去旅行。 晉格的經歷是特殊的，她將故事分享到網路上，有人誇她洒脫、清醒，也有人批評她「年紀輕輕瞎折騰」「享樂、不務正業」。她有其他女工們無法抵達的自由，大多數人因為有家庭，需要馬不停蹄地工作。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工作除了給予女工們一些，也不可避免地剝奪了一些。 在孩子最需要媽媽的時候，李彤彤無法做到陪伴。工作時，她通過隔天一次的電話給孩子表達關心和歉意。有時候，電話那頭的婆婆會開玩笑說，別再給孩子網購衣服了，因為媽媽不在身邊，尺碼總是不合適。李彤彤不知道應該把自己放到什麼位置，她好像不完全屬於工作，也無法全部投入家庭。 工作之餘，屬於女工們的生活是貧乏的。李彤彤保留了看網路小說的愛好。此外，還有短視頻、電視綜藝來填補她們精神層面的縫隙。去閨蜜生活館做面膜、約麻將，也是她們少有的玩耍方式。我和丁煥麗一起吃飯時，常常吃到一半，她突然拿起手機，刷起了抖音。她沒什麼社交，過去十年，為了生孩子，她幾乎一直待在家裡。 在她的講述里，家裡人想要男孩，所以她得一直生。同村女性平均都有兩三個小孩，她也生了三個，但都是女孩。第四次懷孕，她懷上了雙胞胎。那時候，她去過好幾家醫院，但實在狠不下心把孩子打掉。在家人的失望中，她又生下了一對女孩。她曾動過把孩子送走的念頭，但最後，還是沒有下定決心。 「所以現在必須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一點努力。」從家裡出來的這一兩年來，她一直在各個地方做小時工，哪裡缺人，哪裡錢多，就去哪裡。現在，她在富士康的CNC操機線上工作，乾的是最辛苦的活，而這項工作，也改變著她的生活。 進入車間前，所有女工都要把手機等金屬物品鎖在外面，想要穿過安檢門，連內衣的鋼圈、牛仔褲的拉鏈，都是要去除的。吉文婷曾提醒我早做準備，過去，剛上班時，她不知道是衣服哪裡出了問題，一過安檢門就滴滴作響，最後只得再去旁邊的試衣間換衣服。很多女工都踩過這些坑，丁煥麗也是如此，她穿無磁內衣、改裝的牛仔褲、沒有金屬紐扣的大衣…….如果是戴口罩，需要用牙齒把裡面的鐵絲咬出來——彷彿只要踏進那個門，就進入了一個只有工作、沒有個人的結界。 網路圖片 丁煥麗說，她最害怕的事情是變老。現在，因為長時間熬夜，發縫變得越來越寬，她盡量扎一個低馬尾，再用前面的頭髮遮住頭頂。每次起床，她都會在臉上塗抹一些乳液和維生素E，抵抗皮膚的老化。更多的恐懼來自現實的直擊：據她所說，很多地方的小時工，已經不收40歲以上的女性了。 回來的候鳥 隨著年齡增長，對那些富士康女工來說，穩定的工作是一種牽引。 初中畢業後，李彤彤沒再讀書，但因為年紀小，她只是在家務農，就這樣「混」了幾年。後來，她在市裡的瓷磚廠洗石灰，也去過保安公司看監控，乾的都是一些純體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活，一直到結婚。 更多女性選擇成為「候鳥」，飛往機會更多的大城市打工。丁煥麗也是初中畢業就開始掙錢，她說，她去打工過的城市數都數不清。好像是大雁排陣一樣，她們從農村出來，跨越省份，去往市場最繁榮的地方，不斷奔向遠方。 閨蜜生活館的黃慧，一畢業就去了廣東，她先是在生產索尼相機的衝壓車間幹了兩個月，又去一個手機廠做了一段時間的噴漆。幹得最長的工作，是在日本尼桑汽車廠的包線上待了一年。她住在潮濕的群租房，從一個車間跳到另一個車間，只有過年才能回家。 候鳥們在打工地與家鄉之間往返，靠出賣勞動力拿到工資，但很難享受到城市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資源。 吉文婷的導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岩，關注沿海地區打工環境及其變遷，在他看來，2000年開始，沿海地區一些電子廠、玩具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形成一種「外來工廠本地工」的新組織形態。企業內遷進行時，也為候鳥們從打工地返回家鄉提供了可能。 濟源富士康建好的第二年，黃慧決定回家。她先是到鄭州富士康幹了幾個月，隨後又回了濟源。對比兩個富士康廠區，她明顯感覺後者強度更大。「鄭州的年輕人多、流動性大，濟源的正式工多、更穩定。」就像自己年輕時候在外面打工的狀態，那時候比較浮躁，而年紀大了以後需要安穩，濟源富士康也看中了這種心態，招的也多是這樣的本地女工，「好像就是拿捏了」。 從富士康辭職到現在，黃慧有一種濃濃的後悔。閨蜜生活館的收入少、不穩定，還不如再回到工廠，至少能繳社保。她後來又應聘過一次，但這次，富士康沒有要她。 在22歲女孩袁可穎身上，我看到了年輕一代女工的樣子。職高畢業那年，去深圳富士康打暑期工，是她唯一一次去到外省，「第一次看到鄭州之外的城市」。她一直想去外面「闖蕩」，但因為父母身體的原因，畢業後只能留在家。她曾收到過河南漯河一所技校的錄取通知，但家人以太遠為由，讓她放棄了那個機會。 過去兩年，她先是在超市打工，一個月2000多元的工資，實在太低，她又去了海底撈。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但後來餐飲業受到影響，她不得不轉為小時工，變成了中午在海底撈上班，下午到晚上再去華萊士上班。再後來，她去美容院當學徒，辛苦幹了兩個月，又回家休息了。 這一次，她來到富士康，打算暫時以正式工身份，先干幾個月再說。如果後面能轉到小時工，她想再爭取轉。這意味著現金更多。「哪怕是存到一萬塊錢，對我來說都已經足夠了。」她還沒有考慮社保的事兒，最大的夢想就是拿到駕照，租一輛車，做好隨時去哪個地方窮游的準備。 網路圖片 但更多女工們，被綁定在一個位置上。黃慧和來店裡的客人聊天后發現，很多本地的夫妻檔，都發展成女性在濟源富士康就業、男性去外地掙錢的模式。可以說，相比女性，男性在更大程度上擁有遷徙的自由。那些回來的女工，工作變得安穩，而她們的丈夫，成了家庭中那個可以走出去的角色。 但更遠的地方，也意味著更高的風險係數。譬如，為了掙高工資，丁煥麗的丈夫去了新疆工作，但他的工資常被拖欠，「今天給，明天給，到最後拖好久，所以我們掙的錢只能維持生活」，這樣的壓力落在家庭上，反而需要她更努力地彌補不確定的損失。 丁煥麗最大的孩子已經16歲了，現在正在一所職高念書。每周回到洛陽，看到剩下四個小孩，老二上初中，老三上二年級，老四、老五上大班，她最懇切的願望就是，孩子們可以好好學習，「老人只會管她們的吃喝睡」。她陷入到一種巨大的茫然中，有時候很想以身作則，離開富士康，回到洛陽，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督促她們學習，但那樣，整個家庭的開銷又能從哪裡來呢？ 新的遊戲規則 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們，不再像候鳥那般漂浮不定，那回來之後，她們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黃岩時，他給出了一個讓我意外的回答——被迫城市化。為了孩子，農民工可能需要在城市買房，參加原本不屬於他們的遊戲規則。 當然，不只是買房，城市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隨著城市資源變得富足，社保也是農民工捲入城市化結果的產物。因為教育和醫療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民工子弟需要進城讀書，帶來新的壓力。各個方面，父母都想給孩子提供最好的，一直到最後一站，買房。 那是黃慧無法想像的事情，「要100萬我沒有，我哪裡能有這大能力對不對？」房子是一座山，壓在她身上，並可能在未來反覆提醒她，需要不停地掙錢，還不能鬆懈。 她的兩個孩子，都送進了私立學校。平時，她還接送他們去補習班，帶女兒學跳民族舞、爵士舞——這是縣城女性們普遍在做的事。她說，她在孩子身上花的錢比自己還捨得。她沒有給自己買保險，卻給他們都買了商業醫保。兩個孩子一年4萬多的學費，9年義務教育就累計有40萬，基本上是傾盡所有了。去年最困難的時候，她直接刷了信用卡來交學費。 在富士康工作8年，再熬至少7年，李彤彤就交滿了最基本的五險一金。她計劃以後用在富士康繳納的住房公積金買房——家裡只在農村有房子，害怕因為沒有像樣的婚房，她未來的兒媳婦會不樂意。「我家兒子才9歲，我都要考慮以後那麼遠的事兒了。」李彤彤說，以她現在的工作狀況，存不到多少錢，只是光說要買，但真等到了那個時候，誰又能知道會怎麼樣呢？ 這幾年，隨著富士康的環境發生變化，工廠能夠給予女工們的東西也在漸漸變少。幾年前，公司學習日資企業，會給工人們發餐券，一起去周邊餐館聚餐，以增進感情。再後來，發放的福利就變成了最基礎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去年，富士康的業務不那麼景氣，產量在減少，工人們休息的日子變多了，有的車間甚至變成了上四休三、上三休四。 小時工丁煥麗，這次工期到期的時候，沒有再續簽富士康了。她徹底離開了大驛村、離開了濟源。就跟她到處打小時工的蹤跡一樣，在每個地方都只停留一會兒，但什麼也沒有留下。 她下定決心，要回家陪孩子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