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中国战略生变？官方公众号进入注销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9月10日凌晨，苹果公司（Apple）召开新品发布会。与此同时，位于中国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忙到飞起，近20万名工人正以“两班倒”的方式全力赶工，确保新品顺利上市。 据大陆媒体报导，发布会之前，界面新闻的记者潜入郑州富士康厂区，发现多个产线满负荷运转。在流水线上，工人们紧张有序地进行装螺丝、贴膜、组装零件等工序，完成的iPhone 17被装入印有苹果标志的白色包装盒。 报导称，作为苹果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郑州富士康在每年的8月至11月，都会进入全年最繁忙的时段，产线几乎全满。 为满足庞大的用工需求，今年工厂开出高额“返费”（额外奖金），8月份的最高返费高达9800元（人民币，下同），进入9月后，“返费”仍保持在9000元以上。 一名人力资源仲介透露，今年富士康的招工规模比去年更大。8月份，在返费最高的那几天（指9800元），一天能进几万人，连续一周没停过。他解释，返费越高，意味着用工缺口越大。 虽然返费很高，但由于两班制工作模式十分消耗体力，加上大量的加班，厂区每天都会有员工离开，因此工厂需要频繁招工，以填补用工缺口。 为应对人力波动，富士康将员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小时工，工资月结，一个月发放两次，领取同工同酬薪资（由2100元基本薪资、加班费和补贴构成）。 第二种是返费工，工资由额外返费和同工同酬薪资构成，做满3个月后可领取返费。 第三种是正式工，底薪2100元，没有返费，但有五险一金、加班费与其他奖金。 在厂内工作近10年的线长黄运鹏表示，目前产线开动率已高达八九成，产量正在逐步攀升。 一名富士康主管直言，从8月起开始加班，之后其强度便骤然上升。他说，“加班到飞起，今年比去年更忙”。 今年8月，33岁的老金以“返费工”的身份入职，主要负责贴泡棉的工作。他坦言，工作强度超出预期，感觉自己“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干”。除了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外，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2小时，周一到周六都在厂内度过。他说，工作日加班费是1.5倍，周末是2倍，大部分同事都会选择加班，毕竟多干多赚。 富士康一位主管指出，随着iPhone 17进入量产关键期，工厂正在迎来每年最繁忙的几个月。至于这种紧张的生产节奏能否持续，还要看新品上市后的市场反应。
8月28日，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衡阳）有限公司发布通知，公司将于9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 通知中称，受市场环境影响，以及主要客户经营策略调整，公司无法在未来获得足够的订单支撑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司将在2025年9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有序处理相关业务和资产。 通告中宣布，公司提供两种员工安置方案：一是按员工意愿优先调动至武汉、深圳、惠州等厂区继续工作；二是若员工无意调动，将分批终止劳动合同，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衡阳当地一家劳务中介的工作人员田女士透露，近年来外贸工厂接连倒闭，以致于就业岗位日益稀缺。她直言，现在不是工厂缺人，而是工人太多、岗位太少。连鸿富锦这样的大厂都撑不下去，中小企业更是没法生存。 在厂区从事机械维护多年的裴先生称，公司在补偿安排上较为规范，但现实问题却很严峻。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再去深圳、惠州重新开始并不容易，留在衡阳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补偿金只能缓解一时压力，像是孩子的教育、未来的生活，还是很让人担心的。 维权人士徐先生指出，大陆外资企业曾为数百万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但随着当局加大扶持国企，同时对外企和民企施压，再加上土地、劳动力与融资等成本居高不下，致使越来越多的外资选择撤离。他说，全球产业链在转移，许多企业宁可去印度、越南，也不愿继续留在大陆。 鸿富锦衡阳厂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本3800万美元，总投资额则高达9900万美元，是湖南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一，曾为苹果等品牌提供零部件加工和组装。高峰时期，厂区员工数一度超过3万人，年产值突破200亿人民币。此次关停，意味着富士康在大陆的布局进一步收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经济学教师王先生分析认为，此次关停反映出全球制造业版图的变化。他说，印度、越南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承接了部分产能；而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产能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苹果公司向外转移供应链，要求富士康跟随，富士康当然无法拒绝。 他强调，富士康撤出衡阳不仅削弱了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优势，还再次提醒当局，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中国的产业政策必须重新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7月下旬，富士康才在河南郑州宣布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以扩展供应链并吸引订单。但仅在一年后，衡阳工厂就宣告关停。这一反差，凸显外资企业在大陆持续收缩产能、转移产业链的总趋势，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有消息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富士康科技集团从印度紧急召回逾三百名中国籍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引发外界关注。据称，此次“人员回撤”主要集中在富士康印度南部的iPhone制造工厂。 《彭博社》7月2日报导，消息人士透露，大约从两个月前，富士康印度南部的iPhone工厂便要求大部分中国籍员工回国，目前已有超过三百人返回。由于相关信息比较敏感，这些知情人士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并未对此事作出公开说明，苹果公司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尽管召回工人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动作或许与中国政府在近期加强的“技术外流”管控有关。彭博社早前曾在报导中称，中共当局已向监管机关及地方政府发出口头指令，要求限制包括熟练劳动力、先进设备与技术在内的资源流向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工人回国后，势必放缓印度本地员工的技术培训节奏，也会影响iPhone制造工艺的“在地化”转移进程，甚至可能推高生产成本。他称，此次员工召回不会影响印度的生产质量，但可能会影响装配线的效率。 目前，苹果正与富士康合作，想要提高下一代iPhone 17在印度的生产比例，并在印度南部建设全新的iPhone工厂，以加速产业布局的多元化。但这一次的人事调动，让外界担忧，苹果在印度的产能扩张计划，可能会受到一些的阻力。 实际上，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开始，苹果及其代工合作伙伴便逐步将部分产线从中国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地，以规避日益严苛的贸易政策。而富士康，也随之将部分关键人力调往印度，以推动当地的制造基础。 目前，虽然中国仍是全球iPhone产量的主要基地，但印度的比重正在快速上升。据统计，印度四年前才开始大规模生产iPhone，如今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但中印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也会给苹果与富士康在印度的发展，带来一些麻烦。比如，两国自边境冲突以来尚未恢复直航，印度对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仍然严格。 目前，印度已禁止了包括TikTok在内的多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而北京对印度的限制也不遑多让，比如，北京已逐步放宽对其他国家的化肥出口禁令，但对印度的出口限制却在持续。
随著苹果iPhone手机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在将其中国生产线转移到海外，使其在郑州的大型iPhone组装厂招聘中心显得异常冷落。美媒报导说，随著美中局势紧张再次加剧，“避开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西方科技公司的当务之急。 富士康郑州厂为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组装iPhone手机。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位于郑州市郊区为富士康超级工厂招聘员工的裕康，过去经常挤满了劳务派遣人员，但今年以来，裕康几乎没有招聘广告，许多外来的务工人员更在中国传统新年前就返乡了。 1月中旬，《华盛顿邮报》到裕康采访时，发现富士康招聘中心几乎空无一人，半个小时仅有两个求职面试者。一名劳务派遣代理人表示，富士康减少了在郑州招聘工人的数量，因其一直在把生产线迁出中国。 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日前向媒体证实这一消息，“我认为川普希望把制造业带到美国。为了应对美国制造业，富士康鸿海集团将与我们在美国不同地方的合作伙伴一起进行相关安排。”刘扬伟并未详细说明，只含糊地表示，“这些安排······目前正在进行中”。 随著中美贸易冲突加剧，苹果公司近两年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地下降。1月31日，苹果公布的2025 财年第一财季（2024年10至12月）报告显示，第一财季总营收成长4%，但其iPhone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降了11.1%。 《华尔街日报》2月17日报导，许多跨国公司曾推行“中国+1”战略，即在中国投资运营的同时，也在其它国家寻找新的制造基地作为后备。这是许多跨国公司意识到自身过于依赖中国供应商存在的风险后采取的过度性策略。 北京在COVID-19疫情期间实施严厉的封控措施，报导说，这导致从iPhone到汽车等各类产品的生产陷入停顿，促使大量的西方企业开始从中国撤离至越南和印度等地。而川普重返白宫后，美中局势紧张再次加剧，更加大了企业摆脱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压力，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科技公司营运新计划“ABC”，即“除了中国什么都做”（Anything But China）已成为主流，加速将生产线迁出中国，在其它地方寻找新的供应商。而这种趋势在半导体相关的产品中尤其明显。
外媒援引消息称，台湾苹果代工大厂富士康已停止向其印度的iPhone工厂派遣中国工人，而运往印度的iPhone专用生产设备在中国境内被扣留。据悉，富士康将派遣台湾人代替大陆人前往印度。 美国科技媒体“Rest of World”1月10日引述五位熟悉富士康运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最近几周，原定前往印度的中国工人被告知行程取消。有些已取得签证与机票的员工也被禁止出行。同时，有些已驻印度的中国工人接到口头通知，要求在未指定日期前返回中国。 为减少停工对生产的影响，富士康正在考虑派遣台湾工人替代中国工人。内部人士表示，富士康已加大中国大陆工厂的iPhone半成品生产和出口力度，确保印度的最终组装厂能持续生产足够的iPhone手机。 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当局是暂停工人部署和设备出口的主因。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设备和人力均无法运往印度。印度缺乏生产这些设备的技术。” 此事可能会干扰富士康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工厂运营，进而影响下一代iPhone的生产进度。 近年来，由于中美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中共严苛的COVID-19疫情管控，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多家跨国企业逐渐将部分产业链转移到海外地区，如印度。 目前，苹果和富士康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中共及印度政府部门亦未作出回应。
临近苹果iPhone16发布，郑州富士康的中介们又忙起来了，两周时间已经有超过5万新工人进厂，而且未来还会更多。 为了激励工人们鼓足干劲，富士康的方式非常直给——工资25块一小时，干满三个月给7500块奖励。 再加上之前富士康CEO刘杨伟和河南省领导签署新的合作协议，还要拿出10亿盖总部大楼，很多人都说不能让那个跑去越南和印度的富士康这么容易就回来。还有网友翻出郭台铭之前的视频，反问到： 现在是谁给谁赏饭吃？ 复仇爽文看多了容易脑充血，乃悟建议大家也让血液往身体别的部分流一流。 很多人说，富士康之所以急着返回大陆，是因为在印度和越南的生产并不顺利。这得看你怎么界定回来。 手机产量方面，巅峰时，郑州一年能生产3亿台手机，到2023年，只剩下1.43亿台。今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成。简单计算一下，这些少掉的手机单价都超过4000块，大概可以确定是iPhone。 供应链方面，2023年，iPhone15中国生产的零件占比是2.5%。而在几年前的iPhone12身上，这个数字是4.7%。今年到底能到多少，还有待观察。 当然，印度和越南的生产情况在众多媒体看来确实不太乐观。 2023年，印度生产的iPhone占苹果产量的13%左右，为苹果代工的4家供应商都开始进入印度。 富士康不仅在印度版的“雄安新区”修建新的工厂，还砸下6亿美元希望在印度修建iPhone外壳工厂。 然后外媒就去实地采访，他们拉住一位印度工厂主，上一秒这位工厂主还说在莫迪领导下，他们就从来没停过电。下一秒这位记者就看到： 风扇停止转动，灯光熄灭。 今年一季度，印度经济增长8.2%，大部分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的推动，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解决问题。 文化上的冲突也很要命。比如印度工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生产线故障半个小时会让富士康的高管们如此暴躁。再比如为了配合富士康等企业，当地政府修改了劳动法，把每天8小时工作上限改成了12小时。结果反对者直接在大街上焚烧法律文件，导致当地企业没一家敢真正实行12小时工作制。 其它的细节还有不认识镊子啥的也就罢了，就连印度朋友走路的速度也很让富士康的高管们头疼，质疑为什么总是慢吞吞的。 用一位被派往印度的苹果供应商经理的话来说： 苹果在中国被惯坏了。 磨合期嘛，总会过去的。由于苹果供应链坚决实施的“中国+1”战略，富士康的管理层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 他们很快就发现女工比男工毛病少，还容易制造群体焦虑。对于当地女工来说，去工厂上班可以找到延迟结婚的借口，摆脱父母的控制。当地流水线上甚至不乏一些高学历甚至MBA毕业的女工。 一开始他们招收30岁以下女工，后来又把年龄下调到了28岁，引起当地女工一阵紧张，很多人都怕自己年龄大了就会被辞退，而干的更加卖力。 乃悟看到有记者采访一名当地女工。女工说一开始她只能拧300个螺丝： 现在能拧750个。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校，当地富士康员工甚至对媒体表示良品率已经接近中国水平。 这些其实乃悟都不太关心，毕竟“无他，但手熟尔”的事情，早晚也就那个样子。乃悟关心的是，富士康郑州园区的工人工资到底是不是“暴涨”了。 很遗憾，如果看看去年和前年的招聘信息，会发现富士康每小时工资是从31块一路跌到了今年的25块，干满三个月的奖金也少了差不多3000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希望富士康坚定投资河南信心”。 7月22日，河南和富士康在郑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场会议的规格很高，河南的主官出席，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刘扬伟则代表签约。会上，河南主官喊话，希望富士康“进一步扩大在豫产业布局”。 面对河南方面的拳拳之心，富士康也是投桃报李，宣布将在郑州投资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总投资约10亿元。 富士康调整布局，撤退的号角刚刚吹响，外贸大省，坐拥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厂的河南，进出口就遭遇严重滑坡。在此敏感时刻，双方通过签约合作，向外界传递出携手并进、共克时艰的信号。 网络图片 主官喊话，时机微妙，内容意味深长。河南急了，外贸不能垮，就业必须稳，不能让富士康跑了。 01 河南为什么着急？这一切还要从苹果供应链的外迁说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是苹果供应链的核心，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在内地的工厂数量超过了250个，占其全球工厂数量的一半。从早期的深圳，到现在的郑州，富士康的流水线，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打工厂哥厂妹的青春。 但近年来，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冲突频发，全球供应链迎来大洗牌。苹果本着分散供应链风险考虑，开始了“果链外迁”的战略性调整，人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如印度、越南，成为库克新的投资热土。 以越南为例，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苹果通过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在越南的累计投资达到近400万亿越南盾（约160亿美元）。 果链外迁，富士康撤离，手机产能断崖式下降，拥有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厂的河南和郑州，首当其冲。 河南的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据出口值的一半，机电产品又以手机为主。官网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手机累计出口1395.1万台，同比下滑达到惊人的47.4%。 网络图片 受手机产能减少的拖累，整个河南的外贸数据遭遇严重下滑，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为3253.2亿元，同比下降13.8%。中部外贸第一大省的头衔，直接被安徽给抢走了。 网络图片 富士康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商，它也处于产业链的下游环节，谈不上有多么高的技术含量，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和河南经济深度捆绑。上述这些数据再次说明了一点，“富士康一打喷嚏，河南外贸就要感冒”。 一直以来，对外资外企的歧视性偏见之下，富士康和郭台铭并不受网友待见。 面对富士康转移生产线的操作，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们应该有点民族骨气，赶走了就赶走了，没有富士康，很快会有别的企业补上来。 这种狭隘的观念，显然低估了富士康的影响力，低估了产业培育的难度。富士康的生产线调整，影响的不只是一家企业的布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累计同比减少66.9%，出口减少88.3%。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河南要公开喊话“老乡，别走”，富士康的去留，关乎的是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和信心。河南太需要一颗定心丸了。 02 那些吵着让富士康滚出河南，滚出中国的，也一定不会知道，当年为了拉拢富士康来投资建厂，河南和郑州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代价。 2010年前后，富士康发生多起跳楼事件，一时间全国哗然。彼时富士康的重心还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舆论风波影响，加上深圳正着手产业升级，更青睐华为、比亚迪等本土企业，富士康不得不调整布局，开始生产线内迁的进程。 富士康的内迁，让中西部省市看到了难得的机会。台媒报道曾提到，当年郭台铭家挤满了大陆省市负责人，省级拜访是常事，市级被拦时有发生。 网络图片 为了争夺富士康，有充足劳动力优势的河南，更是举全省之力，在土地、税收等方面，为富士康量身定制了系列优惠措施。有学者估计，这些优惠措施对应的招商成本，高达120亿至150亿元左右。 之前疫情时期，富士康遭遇用工荒，河南各地的政府部门火速出手，将招工指标分配到乡镇甚至村一级，帮助富士康招工，引发广泛讨论。 在河南，政府出手帮富士康招工，其实早就不是新鲜事。郑州航空港官员曾透露，“富士康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全部都是一把手抓”，招工完成情况，甚至是重要的考核指标。 从土地、财税优惠，到行政力量协助企业招工，在河南的精心呵护之下，富士康在当地的生产线逐渐壮大，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巅峰时，每两部苹果手机，就有一部是河南制造。 网络图片 富士康对郑州，对河南的改变，是多个层面的。 首先，手机生产流水线日夜轰鸣，像一个强劲的马达，驱动着郑州成为外贸重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数据显示，建厂以来，郑州富士康累计进出口额约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郑州市的80%。 其次，富士康来了，上下游企业也跟着来了，直接撑起了郑州乃至河南的电子信息产业。“十三五”时期，郑州富士康累计带动200余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入驻港区，完成投资3000亿元。 网络图片 再次，产能庞大的生产线，为颠沛流离外出务工的河南老乡，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就近打工的机会。像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人数量一度多达40万人左右，堪称一座小型城市。 学者陈肖飞梳理发现，2011—2012年富士康生产线开始招收员工，而2011—2012年也是河南省农业人口省内转移人数高于省外输出人数的拐点。 也就是说，富士康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河南人口外流的现状。 当然，富士康和郑州、河南的故事，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政企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故事。富士康贡献税收、提供就业，而它能赚的盆满钵满，自然也离不开郑州以及河南的优越条件和政策支持。 03 对富士康依赖过重的河南和郑州，在富士康“去中化”的调整中，也迎来了“去富士康化”的转型阵痛。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为了利益最大化，它会像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不断向那些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地方迁移。 所以，富士康转移生产线，是很正常的经济决策，背后没有那么多地缘政治的阴谋论。如果不是遵循这套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当年的富士康，也不会从沿海的深圳等地，千里迢迢跑到郑州，来大规模投资建厂。 有的人抱着对外资外企的偏见，情绪化地呼吁让富士康早点滚蛋，甚至将富士康基于商业利益的正常布局调整，视为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这显然忽视了市场规律，以及企业自主决策的理性。 当然，富士康一家独大，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对河南来说确实是相当危险的。 2019年发布的《河南经济蓝皮书》就明确指出，河南全省外贸进出口对富士康依赖程度高，一旦其进出口出现波动对全省外贸影响显著。上半年河南的外贸失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两年，河南开始发力汽车制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所撑起的外贸半边天，不是三两年就能实现轻松替代的。 官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出口产品中，汽车出口值为147.3亿元，只有手机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河南会以如此诚挚的态度，向一个正在撤离生产线的企业喊话，希望它坚定投资信心，加大投资力度。 这种招商引资的卑微、谦逊背后，是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替代的重重挑战，它事关几十、上百万人的饭碗。 一个好消息是，果链外迁的进程并不顺利，去年印度厂组装iPhone 15不顺遭到退货，还被迫大幅降价，经此教训，今年苹果已将部分产能转回中国大陆代工厂。 对河南等深度依赖富士康的地区，无疑延长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宝贵窗口期，使得转型过程能够更为平稳，阵痛得以减轻。 而当河南无视那些赶走外资外企的声音，敞开怀抱，继续欢迎富士康时，说明这个农业大省还是很务实的，不是成天就知道喊口号，知道税收、就业都很重要，知道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外企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排斥抵制富士康的，可以不去富士康打工，但如今的形势下，千千万万的河南籍民工，仍然需要富士康提供的饭碗。这就是当前经济的现实。 所以，没必要有国企、民企，内资、外资的歧视性偏见，照章纳税、守法经营，这样的企业就敞开怀抱欢迎。河南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声道
富士康转移部分产能后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我们大大低估了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及其背后存在的链式反应。 谁能想到，苹果加快在印度扩建工厂，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郑州。 是的，你没有看错。最近，海关总署发布了31省份一季度进出口数据，根据梳理，其中有10个省份出现了下降，其中就包括了此前的外贸大省河南。 而河南的进出口之所以出现下降，最主要原因是手机出口量大幅下滑——众所周知，地处河南郑州的富士康是苹果手机的代工大户，也是河南最大的出口企业。 从年度数据来看，2023年全年河南出口手机数量5761万台，同比下降了14.5%。如今，这一下滑趋势还在继续扩大。根据郑州海关数据，2023年一季度，河南全省出口了1688万台手机，而2024年一季度仅有664万台，减少了1024万台。手机出口金额从2023年一季度的711亿元，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272亿元。 即便考虑今年一季度苹果在华销售量大幅下跌19.1%，全球手机销量也在下滑，但也不至于减少这么大的幅度。这大概说明：稳坐全球手机代工第一把交椅多年的富士康，正在从河南撤走部分生产线。 全球化贸易体系从来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典型的蝴蝶效应式故事：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引发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如果富士康真的撤离，那么撤离的不会仅仅是富士康。 01 提到富士康，有人认为，富士康就是一个给美国苹果打工、创造财富的工厂，低端、低利润、不重视工人权益，在整个产业链处于下游位置、角色非常被动，这样的企业就不该来中国大陆。 “难道没有富士康，河南人就活不下去了吗？”曾几何时，类似这种声音甚嚣尘上。 但过了嘴瘾后，冷静下来看，富士康对于河南乃至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 2023年，富士康所在的新郑综保区完成进出口值达到4073亿元，占郑州进出口的比例高达74%，占河南省进出口的比例则达到50.3%。 在全国出口百强企业之中，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都在前20名之内。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富士康持续位居中国出口企业第一名。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图/视频截图） 在“一鲸落，万物生”的简单脑回路里，巨头的离场按说应该是有利于小鱼们的。但二元论的脑回路无法理解复杂生态系统，那些在社交媒体评论区要求“XX滚出中国”的键盘侠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呼着喊着要赶走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和同胞的生计和饭碗。 如今，事实证明，我们大大低估了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及其背后存在的链式反应。 国产替代或许能够在苹果生态链上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但对于经济这一复杂系统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游戏，更像是一台风险系数极高、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02 简单对比一下富士康来去之间对于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能清晰印证相关逻辑。 2010年，郭台铭选择在郑州落户富士康之后，上下游200多家配套企业也紧跟着落户河南。随后，还是国内人口流出大省、几乎没有现代产业支撑的中原腹地河南，电子产业迅速形成规模，郑州电子信息产业总体规模增长了25倍。 到了2020年，郑州富士康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全年出口总额达到了316亿美元。它以一家公司之力，贡献了郑州进出口总额的80%、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 以郑州航空港为例。富士康正式建成那一年，郑州航空港的GDP只有206亿，到了2021年，郑州航空港的GDP达到1172亿，增长了5倍多。在高峰时期，富士康对郑州的GDP贡献率高达25%。 那些年政府流行招商引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如果能够招到像富士康这样的链主型公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当然，客观地说，富士康近年来布局印度、越南等地区，背后有很多因素在共同作用。比如大陆的生产成本上升、东南亚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等。 看看郑州过去这些年房价的涨幅，还有即便是人口大省也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的招工荒，这些因素都促使着富士康需要寻找到新的劳动力价格洼地。 富士康的食堂（资料画面/视频截图） 从富士康印度工厂的表现来看，虽然有诸多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但生态链产业链的难以替代、熟练工种的缺失，对于iPhone的质量把控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显然，把工厂转移出中国大陆，对于富士康来说也是阵痛明显的选择。 真正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富士康想转移部分产能？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可能会决定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预期乃至经济走向。 03 有人可能会说，没有富士康，我们还有欧菲光、立讯精密这一类“国产替代”。而且，对于以河南为代表的诸多省市来说，“富士康依赖症”显然也非长久之计。 汽车工业对于底特律的影响，我们如今都看到了。因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底特律最终在传统汽车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时一并衰落下去。 出于产业转型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找到更多的支柱和解决方案。 从目前来看，富士康手机制造产业链迁移之后留下的空隙，似乎可以由新能源汽车制造来补齐。 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初，富士康突然投资了5亿在河南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代工厂，甚至还表示要全包国内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代工。不仅如此，比亚迪也在河南加大了投资规模。从很多角度来看，河南的这种转型和腾笼换鸟是理性选择，也是大势所趋。 图/图虫创意 寻找替代产业是近年来全球都流行的发展逻辑。新能源汽车日益火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产业。问题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否能够替代一切？ 比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有人就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新能源汽车补齐；如今，手机市场出现变化，希望又一次寄托在了新能源汽车身上。 但略用常识判断，我们就应该知道：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再大、未来再有希望，也是绝对不可能同时替代掉房地产这样的巨额消费品和手机这样的高频消费品两大产业的。 代工处于产业链下游，获得的红利少、付出的社会成本高，从最初对“世界工厂”的骄傲，到如今的诟病，也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但代工被妖魔化的另一面，是作为全球尖端产品的代工工厂，在生产运转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了大量工作岗位，还有技术和创新的普及和扩散。这些好处，都是短时间内国产替代无法真正做到的。 一面是可能存在的卡脖子风险，另一面是腾笼换鸟的阵痛和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事情正变得日益复杂。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开始试图摆脱“富士康依赖症”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富士康后遗症”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在一座中原小城的富士康，女工们辛勤工作15年，只为熬社保。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坚守忍耐，有人无奈退出，还有人像浮萍一样，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制度。 稳定的女工 早晨8点，河南济源富士康园区外的十字路口，会出现一幕特殊的场景。 一群电动车大军浩浩荡荡地穿行马路，半分钟后，绿灯已经转为红灯，队伍还没完全通过。汽车车主们停在斑马线内，心平气和地等待着这些上班、下班的富士康工人们驶离。 富士康早晚班的工人们，骑着电动车交接，是这座河南小城特有的早高峰景象。女工李彤彤是其中一员，她骑一辆裹着挡风被的电动车，准备下班回家。 网络图片 前一天夜里，李彤彤和检包线上的五位同事一起，将一板板装有苹果边框的塑料盘端到流水线，挨个挑选出含有毛刺、刮伤的部分。一个夜班，她们一般需要看4-6万个零件。按已经工作8年来计算，李彤彤经手了约1亿多个边框，它们聚集起来，可以搭成一座真实的金属楼房。 熬过这一夜，她会立刻回到出租屋——为了节省时间，在富士康这几年，她一直是一个人在工厂旁的大驿村租房住，一个月210元，骑车10分钟回到家，通常是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下午四五点。一半的时间工作，一半的时间睡觉，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 流水线吸引的，就是很多像李彤彤一样的本地女工们。济源是重工业城市，有色金属、钢铁、能源、化工，是适应男性的就业环境，相比之下，富士康承接的更多是女性。她们有家庭的牵绊，更稳定，也更愿意长久地留在富士康。济源富士康一位人力中介说，这里女工的比例约为45%，按厂里2万多人来看，其中至少有1万名女工，远高于外地的富士康。 她们是女工，也是妈妈。李彤彤有两个孩子。和她一样，很多穿着棉服、扎着马尾的女工，一下班，戴上手套和护耳帽，一溜烟儿就骑车走了。她们生活简单，在一个月的白班、夜班中两班倒，每周日的休息时间，再好好陪孩子。 39岁的丁焕丽来自洛阳，也是一个人租在大驿村，每周日会坐两小时的大巴车回洛阳看孩子。她有5个小孩，为了养孩子，她已经在富士康做了近半年的小时工，算稳定的那种，一个小时的工价在21-29块间浮动，一个月可以到手6000多块钱。原本她可以成为正式工，但这意味着要扣下一部分钱缴纳社保，为了能有更多现金养育小孩，她选择做小时工。 2020年3月，济源人吉文婷，带着她的硕士课题来到了济源富士康。她是华南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按以往劳工研究的观点，富士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人的挤压要大于给人带来的创造性，本地工人是怎么理解这份工作的？ 带着这个问题，吉文婷成为了女工的一员，她在济源富士康工作了三个月，“不仅枯燥无聊，而且对工作能力的要求很强”。她也被分在了检包线上，在她手中，每个零件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两秒。有时，因为一些简单的活没有做好，她还会感到羞愧。上夜班是她觉得最辛苦的时候，每次熬过一夜，她都“像飞出笼子一样，瞬间支棱了起来”。 网络图片 每个月7号发完工资，富士康的茶水间就变得热闹。休息的间隙，女工们围拢在这里，叽叽喳喳讨论她们的加班时间。“加班是1.5倍工资，她们会因为上个月我多加了两个小时，这个月我少加了一个小时，产生几十块钱的争议，就在茶水间聊一周。”吉文婷“蹲”在大家身边，看到女工们互相打探对方的工资，每次聊完之后，她们再回去工作时，也变得更有干劲了，仿佛受到更多加班工资的号召。 这正是让她感到意外的地方，“她们还挺开心，不是背井离乡、精神高度的紧张”。吉文婷发现，车间的关系不是严格的层级制，反而因为有很多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女工们更多地认为，工厂给她们带来了机会，她们愿意在这里劳动。 但正式工的收入其实不算多。淡季时算上加班工资和各种津贴，她们每月平均到手也只有3000元左右，这还不一定比得上市区里一些服务行业的工资。为什么要留在富士康？ 女工们为她们的坚持，给出了一个直接的解释——为了熬社保。 她们需要赶在50岁退休年龄前，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既可以续社保，又可以补贴家用、照顾家人。相比之下，富士康不只是她们的可选项，可能也是一个最优解。” 吉文婷与导师黄岩交流她的发现后，团队又访谈了江西赣州、四川成都等地30—50岁的富士康女工，从制度、家庭化和个体性维度理解她们的行为。三年后，论文《“熬社保” ：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发表。他们认为，富士康女工们以“熬年限”的方式“积极为工”，争取职工保险的主体资格，不仅可以迈向自立养老，也在工作中获得了家庭经济地位，增加了自我价值意识。 富士康有稳定的薪酬制度、缴纳的五险一金，为女工们的未来提供了保障。但她们的“熬”，并不一定在一开始就有预料，而是像一场漫长的征程，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只要终点在那里，就有人愿意咬咬牙，继续跋涉下去。 网络图片 熬满15年 为了真正观察女工们如何熬社保，2023年12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济源富士康的招聘，后来成为被录取的24位新人中的一个。 和我一起进来的，果然大多是中年人。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夏天，旺季的富士康会招很多人，但年轻人进去，干两个小时就受不了，小时工是流动性最高的，只有那些熬社保的女工们，愿意兢兢业业，好几年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被分在了B09车间，由数控机台（CNC）对手机边框做金属加工，作为生产手机模具的前端，是更脏、更累的地方。机器嗡鸣，飘出刺鼻气味。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工说，工作整晚，就在这样一小块地方，她的步数也能达到两万多。到了夜里，戴着手套，握住手机边框也会感觉冰冷，因此，即便很困了，她也会努力加快走动的步伐，让自己温暖起来。和她一起，还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女工们整夜都在熬。 我和22岁女孩袁可颖分在一起上夜班，在一个处理微瑕手机外壳的房间，我们戴上黑色的指套，把手机边框放在迷你抛光机下打磨。事实上，除了一些明显的纹路和小坑，我根本看不出那些零件还有什么瑕疵，只能机械式地操弄，很快，我的手心就变得黑乎乎了。 网络图片 身处在那样一个封闭空间，在大型照明灯下，我确实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也不能立即查看时间，直到过了零点，身体自然感到疲倦，还不得不努力从困意中提振精神。再后来，我就更不知道那个夜晚是怎么熬过去的了。第二天清点时，我们二人共打磨了七百多个手机边框，对照成熟工每晚的一千多个，算只完成了一半。 仅仅只上了一个夜班，我就受不了，那些熬了8年、10年，甚至要熬满15年的女工，为什么愿意坚持下来？ 那是一种退无可退的状态。35岁的李彤彤说，她处在一个尴尬的就业年纪，已经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更不好变换环境。更何况，富士康已经为她交了8年社保，她不愿轻易退出。 2020年，李彤彤生二胎时，住院花销4000多元，在富士康缴纳的保险，基本上全部给报销了。相比之下，她的婆婆做静脉曲张手术，因为只交了新农合，医疗费报销了一半。 拥有一份职工医疗保险，让她有更大的能力去看病、买药。济源市人民医院医保科的一位医生告诉我，来这家医院刷医保卡的，大部分都用的是职工医保。在当地，职工医保的住院报销比例一般可以达到88%，大病保险的报销可以达到90%。她见过太多人，因为从工厂离职，停掉了医保，好几万的医疗费用没有办法报销。 网络图片 熬社保的女工们，看重医保、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意味着未来生活的某种自立和保障。李彤彤听过一个故事，在他们村子里，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因为没有养老金，儿子的婚事也被耽搁了。 如果15年的社保没有缴满，女工们也愿意再去把空缺填满。在济源，我认识了一位50岁的大姐，她之前做环卫工作，后面专门去富士康坚持工作到退休。但她还有一年的社保没有缴纳，于是，她又找到了富士康旁边的一家小厂，挣一点工资，只为把剩余的社保交完。 也有实在熬不住、放弃了社保的人。35岁的黄慧在富士康工作六年后，无法忍受那种枯燥的感觉，最终辞职退出了。后来，她在大驿村餐饮市场开了一家叫“闺蜜生活馆”的服装店。为了给店里增加一些人气，她又拓展了洗头、做面膜、身体护理等项目，那里很快成为女工们下班后聚会、闲聊的地方。 网络图片 但个体生意实在不稳定，她还有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只为自己交了一年三百多的新农合。丈夫在焦作的电厂工作，那里提供五险一金，他们商量，“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有社保，就稳定了”。 对于有五个孩子的丁焕丽来说，一家子十多口人，每年的新农合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医保被她放弃了，养老金更没有心力去考虑。她说，现在没办法想那么远的事情，如果没有钱，“那就只能一直干”。 还在富士康熬的女工，格外地珍惜这份工作机会，她们也会担心这里突然裁员，或者自己被调到其他城市。就像李彤彤想的那样，她希望能一直稳扎稳打地干到退休。 一部分解脱 过去，女工们还不是女工，她们怀孕、生子、养育，那些劳动就像被淹没掉一样，不曾被看见。但去了富士康之后，除了得到直接的收入，她们有了家庭以外、自我喘息的空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母职、妻职的一种解脱。 从怀孕开始，李彤彤就感觉体内绷着一根弦。她不愿意被困在房间，一整天，就挺着肚子在家里转来转去。她常觉得孤立无援，一次半夜5点多，趁儿子睡着，把他搁下，她从家里跑了出去。乡村的小路又黑又冷，家人一路骑着摩托车才寻到她。回家后，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得的是产后抑郁症。 李彤彤是25岁结的婚，这在同龄朋友中算比较晚的。作为一位新手妈妈，太多东西她都后知后觉。比如，直到坐月子，她才知道妈妈根本不能好好睡觉。那时是冬天，儿子一尿就哭，一饿也哭，李彤彤不停给他换尿布，再喂奶、换尿布，反复折腾一晚上。 网络图片 孩子断奶后，李彤彤再也不愿继续待在家了。“我这个脾气真的不行，而且一直都想出去上班。”那是2015年，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她去了离家14公里的富士康。 走出去的妈妈，与家庭的物理距离隔开了。一个人住在外面，李彤彤的生活简单又自在。有时，她自己在房间用电煮锅煮粥，如果是白班下班后，还会骑着电动车去赶集，买一些橘子和香蕉。她只留下一点生活费，剩下的钱都给了家里。孩子的接送、吃饭、辅导、陪伴等，大部分交给了丈夫和婆婆。 这也符合吉文婷的判断，进厂务工的女性，承担起了“养家者”和“照护者”的双重角色，她们在车间与家庭往返，话语权提高了，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自我”认知。 社交媒体上，我找到了一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的女工晋格。2007年，在石家庄一所中专上学的第二年，她坐上一辆大巴车，和四五十位同学一起，被学校安排送去了山西的富士康。三个月后，只有晋格一人留了下来。直到今年辞职，她在富士康待够了16年。她形容离开富士康，就像从一个走了很长的轨道上脱轨，突然被抛在一片荒原。 小时候，晋格被父母送在外面养，和家人关系并不算好。她从工作中索取成就感，在富士康iDPBG事业群，她从全技员，一路升到了线长、组长，最多时要管三五百号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33岁的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十几年青春献给了工厂。世俗意义上看，她没有太多存款，也没有对象，不管是职位还是工资水平，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从工作中获取的意义有限，她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最终，她离开了富士康，在没有想清楚下一步怎么办之前，决定先去旅行。 晋格的经历是特殊的，她将故事分享到网络上，有人夸她洒脱、清醒，也有人批评她“年纪轻轻瞎折腾”“享乐、不务正业”。她有其他女工们无法抵达的自由，大多数人因为有家庭，需要马不停蹄地工作。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工作除了给予女工们一些，也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一些。 在孩子最需要妈妈的时候，李彤彤无法做到陪伴。工作时，她通过隔天一次的电话给孩子表达关心和歉意。有时候，电话那头的婆婆会开玩笑说，别再给孩子网购衣服了，因为妈妈不在身边，尺码总是不合适。李彤彤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她好像不完全属于工作，也无法全部投入家庭。 工作之余，属于女工们的生活是贫乏的。李彤彤保留了看网络小说的爱好。此外，还有短视频、电视综艺来填补她们精神层面的缝隙。去闺蜜生活馆做面膜、约麻将，也是她们少有的玩耍方式。我和丁焕丽一起吃饭时，常常吃到一半，她突然拿起手机，刷起了抖音。她没什么社交，过去十年，为了生孩子，她几乎一直待在家里。 在她的讲述里，家里人想要男孩，所以她得一直生。同村女性平均都有两三个小孩，她也生了三个，但都是女孩。第四次怀孕，她怀上了双胞胎。那时候，她去过好几家医院，但实在狠不下心把孩子打掉。在家人的失望中，她又生下了一对女孩。她曾动过把孩子送走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所以现在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一点努力。”从家里出来的这一两年来，她一直在各个地方做小时工，哪里缺人，哪里钱多，就去哪里。现在，她在富士康的CNC操机线上工作，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而这项工作，也改变着她的生活。 进入车间前，所有女工都要把手机等金属物品锁在外面，想要穿过安检门，连内衣的钢圈、牛仔裤的拉链，都是要去除的。吉文婷曾提醒我早做准备，过去，刚上班时，她不知道是衣服哪里出了问题，一过安检门就滴滴作响，最后只得再去旁边的试衣间换衣服。很多女工都踩过这些坑，丁焕丽也是如此，她穿无磁内衣、改装的牛仔裤、没有金属纽扣的大衣…….如果是戴口罩，需要用牙齿把里面的铁丝咬出来——仿佛只要踏进那个门，就进入了一个只有工作、没有个人的结界。 网络图片 丁焕丽说，她最害怕的事情是变老。现在，因为长时间熬夜，发缝变得越来越宽，她尽量扎一个低马尾，再用前面的头发遮住头顶。每次起床，她都会在脸上涂抹一些乳液和维生素E，抵抗皮肤的老化。更多的恐惧来自现实的直击：据她所说，很多地方的小时工，已经不收40岁以上的女性了。 回来的候鸟 随着年龄增长，对那些富士康女工来说，稳定的工作是一种牵引。 初中毕业后，李彤彤没再读书，但因为年纪小，她只是在家务农，就这样“混”了几年。后来，她在市里的瓷砖厂洗石灰，也去过保安公司看监控，干的都是一些纯体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活，一直到结婚。 更多女性选择成为“候鸟”，飞往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打工。丁焕丽也是初中毕业就开始挣钱，她说，她去打工过的城市数都数不清。好像是大雁排阵一样，她们从农村出来，跨越省份，去往市场最繁荣的地方，不断奔向远方。 闺蜜生活馆的黄慧，一毕业就去了广东，她先是在生产索尼相机的冲压车间干了两个月，又去一个手机厂做了一段时间的喷漆。干得最长的工作，是在日本尼桑汽车厂的包线上待了一年。她住在潮湿的群租房，从一个车间跳到另一个车间，只有过年才能回家。 候鸟们在打工地与家乡之间往返，靠出卖劳动力拿到工资，但很难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 吉文婷的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关注沿海地区打工环境及其变迁，在他看来，2000年开始，沿海地区一些电子厂、玩具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形成一种“外来工厂本地工”的新组织形态。企业内迁进行时，也为候鸟们从打工地返回家乡提供了可能。 济源富士康建好的第二年，黄慧决定回家。她先是到郑州富士康干了几个月，随后又回了济源。对比两个富士康厂区，她明显感觉后者强度更大。“郑州的年轻人多、流动性大，济源的正式工多、更稳定。”就像自己年轻时候在外面打工的状态，那时候比较浮躁，而年纪大了以后需要安稳，济源富士康也看中了这种心态，招的也多是这样的本地女工，“好像就是拿捏了”。 从富士康辞职到现在，黄慧有一种浓浓的后悔。闺蜜生活馆的收入少、不稳定，还不如再回到工厂，至少能缴社保。她后来又应聘过一次，但这次，富士康没有要她。 在22岁女孩袁可颖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一代女工的样子。职高毕业那年，去深圳富士康打暑期工，是她唯一一次去到外省，“第一次看到郑州之外的城市”。她一直想去外面“闯荡”，但因为父母身体的原因，毕业后只能留在家。她曾收到过河南漯河一所技校的录取通知，但家人以太远为由，让她放弃了那个机会。 过去两年，她先是在超市打工，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实在太低，她又去了海底捞。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后来餐饮业受到影响，她不得不转为小时工，变成了中午在海底捞上班，下午到晚上再去华莱士上班。再后来，她去美容院当学徒，辛苦干了两个月，又回家休息了。 这一次，她来到富士康，打算暂时以正式工身份，先干几个月再说。如果后面能转到小时工，她想再争取转。这意味着现金更多。“哪怕是存到一万块钱，对我来说都已经足够了。”她还没有考虑社保的事儿，最大的梦想就是拿到驾照，租一辆车，做好随时去哪个地方穷游的准备。 网络图片 但更多女工们，被绑定在一个位置上。黄慧和来店里的客人聊天后发现，很多本地的夫妻档，都发展成女性在济源富士康就业、男性去外地挣钱的模式。可以说，相比女性，男性在更大程度上拥有迁徙的自由。那些回来的女工，工作变得安稳，而她们的丈夫，成了家庭中那个可以走出去的角色。 但更远的地方，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系数。譬如，为了挣高工资，丁焕丽的丈夫去了新疆工作，但他的工资常被拖欠，“今天给，明天给，到最后拖好久，所以我们挣的钱只能维持生活”，这样的压力落在家庭上，反而需要她更努力地弥补不确定的损失。 丁焕丽最大的孩子已经16岁了，现在正在一所职高念书。每周回到洛阳，看到剩下四个小孩，老二上初中，老三上二年级，老四、老五上大班，她最恳切的愿望就是，孩子们可以好好学习，“老人只会管她们的吃喝睡”。她陷入到一种巨大的茫然中，有时候很想以身作则，离开富士康，回到洛阳，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督促她们学习，但那样，整个家庭的开销又能从哪里来呢？ 新的游戏规则 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们，不再像候鸟那般漂浮不定，那回来之后，她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黄岩时，他给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回答——被迫城市化。为了孩子，农民工可能需要在城市买房，参加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游戏规则。 当然，不只是买房，城市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随着城市资源变得富足，社保也是农民工卷入城市化结果的产物。因为教育和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民工子弟需要进城读书，带来新的压力。各个方面，父母都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一直到最后一站，买房。 那是黄慧无法想象的事情，“要100万我没有，我哪里能有这大能力对不对？”房子是一座山，压在她身上，并可能在未来反复提醒她，需要不停地挣钱，还不能松懈。 她的两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平时，她还接送他们去补习班，带女儿学跳民族舞、爵士舞——这是县城女性们普遍在做的事。她说，她在孩子身上花的钱比自己还舍得。她没有给自己买保险，却给他们都买了商业医保。两个孩子一年4万多的学费，9年义务教育就累计有40万，基本上是倾尽所有了。去年最困难的时候，她直接刷了信用卡来交学费。 在富士康工作8年，再熬至少7年，李彤彤就交满了最基本的五险一金。她计划以后用在富士康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买房——家里只在农村有房子，害怕因为没有像样的婚房，她未来的儿媳妇会不乐意。“我家儿子才9岁，我都要考虑以后那么远的事儿了。”李彤彤说，以她现在的工作状况，存不到多少钱，只是光说要买，但真等到了那个时候，谁又能知道会怎么样呢？ 这几年，随着富士康的环境发生变化，工厂能够给予女工们的东西也在渐渐变少。几年前，公司学习日资企业，会给工人们发餐券，一起去周边餐馆聚餐，以增进感情。再后来，发放的福利就变成了最基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去年，富士康的业务不那么景气，产量在减少，工人们休息的日子变多了，有的车间甚至变成了上四休三、上三休四。 小时工丁焕丽，这次工期到期的时候，没有再续签富士康了。她彻底离开了大驿村、离开了济源。就跟她到处打小时工的踪迹一样，在每个地方都只停留一会儿，但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下定决心，要回家陪孩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