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工黨政府預算案「砸鍋」 民調首次低於一國黨
2026 年 6 月 1 日
三月，中國議題發燒。先是稍早發生的金廈漁船事件波濤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戲人大政協兩會登場；三一八太陽花十周年則標誌著兩岸關係重要的分水嶺：隔天，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了爭議二十年的「二十三條立法」──立法會於十九日三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而進入三月下旬，許多人並沒忘記，一位台灣女婿、傑出的出版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滿州人富察延賀，在中國因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遭到「刑事強制措施」滿一年，至今中國沒有公布他的現況處境。 三月這些重要事件串聯起來，正映射出這十年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走向獨裁過程中，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要轉向。 經過二○一二年傳聞中驚險的「新四人幫政變」後，二○一四年是上任兩年的習近平開始全盤掌握權力。就在三一八學運爆發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習近平兼任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那時候習近平擁有九個「小組長」頭銜，藉由一個個小組（包括對台政策領導小組）全盤掌握權力。 也就在這時，台灣、香港都起了反中抗爭，三月台灣年輕人高舉太陽花拒絕服貿，九月香港市民撐起黃雨傘要求真普選。當時台灣年輕人發表《堅持，直到島嶼天光》的聲明稱： 讓台灣公民社會，成為兩岸互動之『強而有力的行動者』，提升了我們的戰略視野，將台灣社會的聲音，傳遞給中國社會，也讓世界聽見台灣。經此一役，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台灣公民力量的崛起，對台灣的「收買策略」也將受到牽制。 中南海是否聽到台灣年輕人的聲音？事後證明，隨著權力的鞏固，心懷「民族偉大復興」美夢的習近平並不承認「台灣公民社會是兩岸互動之『強而有力的行動者』」；就像中國在面臨「佔中」普選倡議時，它的回應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會普選的可能，同時國務院發布第一份《香港問題白皮書》，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自信滿滿的習近平要求對「統一」的進程掌握主動、必須「操之在我」，他拒絕承認港、港反抗青年與公民社會具有任何自主性。 習近平對台灣操控兩手策略，軟的一手是利誘台灣年輕人，三一八之後加強吸引台青赴中創業就業，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項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灣人國民待遇，企圖透過融合政策來促統。 對香港也是一樣，透過「大灣區」計畫把香港吸納進中國珠三角，弱化香港經濟自主性。從一個強烈的對比似乎可以證明習近平對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眾湧入香港購物、搶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為蝗蟲驅趕；如今香港人則是成群到深圳大賣場採購、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賣員送到港鐵延線車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斷限縮、否定香港與台灣的自主性，從引發全港抗爭的《送中條例》、之後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條立法」，都是在否定「兩制」、獨尊「一國」。 中國對於台灣的經濟統戰未獲太大成功，因為中美貿易戰火點燃，經濟脫鉤、全球供應鏈重組，加速台灣整合進入「非紅供應鏈」。最新一個例子是美國眾議院通過對TikTok禁令後，台灣也跟進，一樣把抖音視為外敵對勢力實質控制的「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近四年來台灣民眾對習近平「硬的一手」點滴在心頭，不斷增加對台軍演的強度與頻率，反覆藉由機艦越界破壞海峽中線默契，到這次金廈漁船事件中國海警船侵入台灣畫定的金、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灣是個具有領土管轄權的主權國家。 中國近年來對港、台的作為突顯了習近平的的霸權心態──統一的議程「操之在我」、由他設定，港、台只能在他設定的議題上有限度地協商，台灣空間還大一點，香港根本已沒討價本錢。 最橫霸的是中國法律的長臂管轄特性──中國的《國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國安法》，不只規範你在中國境內的行為，連在海外主張港獨、台獨，都算是觸法，它就可以辦你。所以台灣社運人士李明哲透過網路串連中國民運工作者、傳布民主人權理念而被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獄後受訪說： 我判決書中沒有任何一項我實際在中國社會做了什麼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網路上的言論，我雖然微信、QQ是中國的社交軟體，但是我是在台灣發表這些的言論，那你中國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當作中國人來管理，我覺得第一個是笑話，然後那你把網路的言論，甚至把網路聊天群當作一個正式組織，說我們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說我們意圖顛覆中國政府，我覺得是第二個笑話。 台灣籍的李明哲被中國判有罪，至於中國籍的富察延賀能逃過劫數嗎？至今，除了國台辦宣布他因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被中國「刑事強制措施」之外，中國完全未對外透露相關案情，也無正式起訴、審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確知他踩到中國哪一條紅線。 刑事強制措施是指中國警察、檢方或法院可以對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進行限制或剝奪。依中國《刑事訴訟法》，強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傳」、「取保候審」、「監視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種。而拘傳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取保候審的期限總和不得超過十二個月、監視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為六個月、拘留的期限一般為十四天，最長可達三十七天。這五種強制措施除逮捕須由檢方批准，其餘都是警方可以決定和執行的。 到底富察延賀現在處於哪一種強制措施下？中國沒有也無義務對外說明。而根據《辦理刑案程序規定》計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七個月，不過有但書：「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應當自發現之日起5日內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後，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這條讓檢方得以不斷增長嫌疑人羈押時間。 中國法律的長臂管轄可以用「台獨頑固份子」對台灣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兩度發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談論富察的案例時說，這是個涉嫌煽動違反國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尊重台灣的社會制度，台灣同胞也應該尊重大陸的社會制度。」事實上，中國的長臂管轄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國家的社會制度與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誤踩中國國安紅線，愈來愈多在中國其他國籍人士也觸法。二○一八年「華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後，中國報復性地以間諜罪名抓兩個加拿大人康明凱（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並指控他們是間諜。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被關三年後才釋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獲選為金石堂年度出版風雲人物，受獎時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獲獎者富察延賀：「富察的遭遇對我來說，其實造一個很大的壓力跟創傷，因為他坐實了我的恐懼，這個恐懼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國眼中被定性為「煽動顛覆」的書。 不只富察延賀、不只廖志峰會恐懼，也不只在中國經商、採訪的外國人擔心自己誤踩紅線，連做中國研究的外國學者都對赴中國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蘭萊頓大學的中研究學者彭軻（Frank Pieke）中文流利，過去三十多年來，過上千次中文訪談。不過近年來他不進中國也不講中文，他擔心一旦中歐關係惡化，自己會成為待罪羔羊，他告訴《端傳媒》： 「只要他們還在隨便把人們放進監獄，我就不想再去。」 回顧過去十年，習近平愈來愈集權，中國的國家機器也愈讓人恐懼。過去許多人自信地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條不歸路，就像普羅米修斯的火種散播出去收不回。但這種信心愈見動搖──十年來習近平帝國的鐵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嚇走外國人。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在野的民眾黨傳出擬將原籍中國大陸的配偶（簡稱陸配）徐春鶯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引發民眾憂心國家安全。徐春鶯日前召開記者會，展示其中華民國身分證和護照，強調她是台灣人。但對於媒體詢問她是否願意聲援另一位「陸配」、遭中共拘捕的富察時，她說她沒有能力。 綜合台媒報導，連日來成為火線人物的徐春鶯，嫁到台灣20多年，在其取得台灣人民身分前，已依台灣規定註銷其在大陸的戶籍。但註銷大陸戶籍，並不等同於喪失中國國籍。台灣的《國籍法》第20條第1項明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因此，徐春鶯可能被列入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消息，在台灣引起爭議。 避提富察名字 徐春鶯稱無能力聲援 徐春鶯是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秘書長，她自清從未加入共產黨，也非中共幹部，但仍被外界質疑。11月5日她召開記者會稱，其在中國已經沒有「身分」，台灣已是她的家；又稱，她是中華民國國民，如果未來進入立法院，一定遵守憲法及民眾黨的紀律。 有媒體詢問徐春鷹是否會聲援被中共國安拘捕的另一陸配、八旗出版文化總編輯李延賀（富察），徐春鶯回應時不提「富察」的名字，稱「你講的八旗『這個』，我也在媒體上有看到過，但是，我目前來說，對情況不了解，我真的也沒有這個能力去聲援他。」「如果未來，我願意作為一個新住民的代言人，也許，在中華民國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去關心一下這件事情。」 目前居住在台灣、出生於上海的時事評論員汪浩，日前在FB發文指，徐春鶯說要爭取「中配」權益，遇到中國就不敢聲援富察，縮回去。聲援富察不需台灣法律允許，但需要不畏懼中共的鐵拳吧。「徐春鶯是中配的代言人，還是中共派來統戰中配的代理人？」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日前也質疑徐春鶯若進入國會，恐涉及國安問題。他說，「民眾黨提名的中國籍、且具共產黨幹部背景的徐春鶯擔任不分區立委，一旦進入國會，她是可以監督國政、審查預算，還可以接觸到外交、國防最機密文件，一旦跟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合作，那台灣的國家安全就危險了。」 徐春鶯回應賴清德，「我真的是何德何能，副總統點名我是共產黨員，我連共青團都沒有加入過。」徐春鶯5日在記者會上要求賴清德動用國家機器調查，若查到其具共產黨員身分，她願意讓中華民國註銷其台灣身分，並將她驅逐出境。 陸委會：註銷中國戶籍不代表喪失國籍 對於陸配參政掀風波，台灣主管大陸事務的陸委會，6日提出5點說明澄清，強調原籍中國大陸人士欲取得台灣人民身分，兩岸條例僅要求其註銷大陸戶口登記，是為了方便其融入台灣社會、獲得生活照料和社會福利，以及在民間求職工作；依中共法律規定，註銷在大陸的戶口登記，並非喪失國籍，「戶籍與國籍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其理甚明」。 稍早前，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接受電視專訪強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能確保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10年的中國配偶具備參政被提名權，但勝選成為等同公職人員的民意代表後，仍須依照「國籍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規範，出具放棄國籍的證明文件，才可以擔任立委。 徐春鶯回應稱，「兩岸存在國與國的關係嗎？請邱太三主委教我們，要怎麼回去放棄對岸的國籍。我是不是有大陸身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還有戶籍，它是不會給你辦台胞證的。」 國安局：若陸配長期配合對岸統戰 有證據會法辦 網傳視頻顯示，徐春鶯系紅領巾與一群陸配唱《我愛北京天安門》，歌頌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紅領巾在共產黨宣傳語境代表「心向黨」，強調永遠跟著黨走。徐春鶯以「那是我們的兒時回憶」回應，並稱2018年有姐妹從上海回來，大家當時在包廂內唱兒歌，沒有政治意圖，「我們愛台灣、認同台灣，就不能說家鄉好嗎？人不能沒有良心、不能忘本。」 網傳視頻顯示，徐春鶯（左）打扮成紅衛兵，與一群陸配一同高唱共產歌曲歌頌毛澤東。（FB粉專「再一步」擷圖） 台灣的國安局局長蔡明彥6日在立法院回應相關應詢時表示，陸配在台灣的活動只要都是合法的，國安局都予以尊重。「但是有長期在配合對岸的統戰活動、具有政治目的之活動的話，或接受相關資金挹注，在台灣發展組織等異常行為會予以關注，假如具體有證據，就會移送司法機關立案偵辦。」 柯文哲強調台灣是融合的社會 針對各界對於徐春鶯列入不分區立委候選名單引起的爭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日前表示，「民眾黨不分區立委采海選模式，徐春鶯只是報名的投件者之一。」 他6日受訪時又稱，台灣在歷史上本來就是移民社會，因此他提出「共融社會國家治理」。他表示，希望台灣是一個融合的社會，所以對台灣人有新的定義，「住在台灣，認同台灣，喜歡台灣，這就是台灣人。」柯文哲說，太過甚至歧視的言論都沒必要。因為台灣現在出生的寶寶，至少7%的媽媽是外配或陸配。 財經網紅憂「徐恐為共產黨搜集機密資料」 曾在中國工作多年的財經網紅胡采?日前在FB發文直言，徐春鶯一旦擔任公職，如果中共以其家人為要脅，要徐為中共搜集機密資料，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而她無法拒絕。「我們根本無從杜絕的事情，我們怎麼能把自己的國家置於如此險境？」 胡采?說，澳洲的中國記者成蕾近日講述她被中共抓捕被關的經歷，以及八旗文化總編富察因為出書被抓，完全沒有涉及政治行為，中共也不放過，他到現在是什麼處境大家都不清楚。她質疑徐春鶯如果對此全無顧慮，難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台灣民眾赴中國的風險與日俱增，近期除有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李延賀）在中國被捕，也陸續傳出受邀的台灣學者訪中時遭盤查。「聲援富察工作小組」9月15日呼籲四位總統參選人重視兩岸交流激增的風險，並要求各陣營提出具體解決之道，讓台灣人民免於恐懼。 綜合媒體報導，移居台灣多年的富察在即將入籍台灣前，於3月返回原籍貫地上海後失聯，迄今長達半年，台灣文化圈一片嘩然。聲援富察工作小組發動連署，要求中方釋放富察，迄今獲300多位台灣文化界人士聲援。 聲援富察工作小組15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呼籲四位總統參選人正視富察案的寒蟬效應及兩岸交流與日俱增的風險，要求各陣營於9月21日富察失蹤屆滿半年前提供具體的因應政策。 作家李昂指出，富察事件引起文化界關注，已有300多人簽名聲援。她說，她身邊就有參與連署的朋友近期赴中國交流時，在北京的海關被盤問許久，最後才被放行，這樣的情形讓許多人感到緊張、擔憂。 李昂強調，文化界人士並不只是聲援富察，或希望政府保障連署人的安全，而是希望總統參選人能夠在政治的場域中「做些什麼事」，讓相關人在參與兩岸文化與學術交流時，能夠免於恐懼與困惑。 她說，21日是富察失蹤屆滿半年，希望各陣營總統參選人在此之前提出具體的回答，而非簡單的一句話或書面聲明。後續也會視回應方式，提出進一步的應對。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陶儀芬表示，中共通過的《國安法》、《反間諜法》，以及近期修訂中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計畫將「傷害中華民族感情」行為入罪；中共還鼓勵學生舉報教師，如同重返文革。 陶儀芬指出，中共宣稱將繼續推動兩岸交流，以及推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文件，就應該立即釋放富察，才是支持兩岸交流的最好證明。她說，台灣四位聲稱支持兩岸交流的總統參選人，也應明確向中國表態，並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具體做法。 國台辦日前在記者會上稱，有關台灣學者赴中國被查等言論是「惡意炒作」。對此，陶儀芬反駁說，媒體已揭露有不少學者進出中國都可能被國安單位請到「小房間」問話、查手提電話等。據她所知，日本大部分學者也都不再去中國做研究，因為有很多學者被莫名其妙地被關。 四位總統參選人回應 美國之音報導，面對文化界人士的呼籲，賴清德競辦發言人陳世凱15日發布新聞稿表示，中國威權主義擴張嚴重威脅區域和平穩定、破壞兩岸關係發展，以及侵害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基本人權，既對兩岸健康交流毫無幫助，更凸顯兩岸「民主與專制」的天壤之別。他說，中共當局須立即停止相關作為，讓兩岸交流重回健康有序的軌道。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競選辦公室聲明稱，侯友宜先前已指出，面對台灣人遭受不平等對待時，他會捍衛中華民國國民權益，並呼籲中國政府正視台灣民眾的權益。 台灣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競辦發言人陳智菡表示，兩岸沒有交流的溝通管道，被犧牲的就是人民。她強調，富察已是台灣居民，台灣政府應全力協商救援，卻因兩岸官方溝通完全斷絕，而切斷富察家庭團圓的機會。 獨立參選人郭台銘辦公室發言人黃士修表示，郭台銘主張「兩岸必須要建立一個具體的溝通機制」，才能真正鞏固台海穩定和平。郭台銘支持等距外交，不會讓中華民國聽命於任何一個政治強權。 台灣海基會的數據顯示，從1991年至2020年8月間，有594名台灣人在中國失聯。 台灣人遭中共無故逮捕並關押案，近年頻傳，包括NGO工作者李明哲、商人李孟居、社運人士楊智淵和學者鄭宇欽、施正屏、蔡金樹等人。
最近，中國政府頒布了新版《反間諜法》，大大擴展了舊版的內容，從舊版的40條增加到71條，約增加四成條款。此法推出的同時，中國政府針對外企展開了「反間諜」行動，從3月下旬開始，美國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凱盛融英蘇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國家機密等間諜行為先後中招。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李延賀（富察）也在大陸被拘捕。因此，海外輿論認為，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將嚴重影響外商赴華投資，這其實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國新版《反間諜法》兩大特點 比對新舊兩版《反間諜法》，就會發現，新版《反間諜法》第一個特點是極大地擴展了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中國政府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部分，因而對軍事情報的泄露最關注。現在，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習近平數年前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將軍事以外的其他資訊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 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一職之後，於2014年4月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在其講話中提出的，其涵蓋範圍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國國家安全法》，特彆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並將國家安全細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謂「文化」是個外延無限廣的軟概念，在中國語境中，所謂政治、經濟、軍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歸之於文化，比如高層權斗傳言、調查資料與各種資訊，任何中共認為於己不利的資訊，都可以用《反間諜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 該法第二個特點則是賦予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之權。根據新版《反間諜法》，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區域」，不載於文，對外保密，這就給了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的許可權。比如某位中國當局不喜歡或認定對華不友好的外國人（包括港台人士）旅遊至某處，中共執法部門可以用「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人。有無證據不是關鍵，比如台灣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後，在人身與資訊對外隔絕的高壓之下被迫寫「交待」，其交待書中的內容，比如長期關注中國民間社會發展及維權人士議題，在網路上和中國朋友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並時常寄書給他們，等等，就成了中共為李明哲定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事實」——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間諜法》，這種定罪將更隨意。 文化安全成防禦美國「現代認知戰」的盾牌 新版《反間諜法》將文化安全列為重要的國家安全內容，對中國大陸、台港人士而言，實際是完全否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歡的書籍，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在其入境時抓捕。對中國人涉外及外國人士在中國的活動，要害是大大擴充了所謂搜集情報的範圍及內容，比如《光明日報》記者董郁玉被抓之時，一道被捕的還有日本外交官，中國官方指稱的理由是這名外交官「從事了與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動」（因日本政府指責中國違反了外交豁免權的國際準則，幾小時後獲釋）。 但「文化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目標更廣泛。近年來，美國發明了現代認知戰（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義為「改變特定人群世界觀能力的競爭」，涉及四個重點領域：物理領域，資訊和網路空間領域，認知過程，認知行動。這一認知戰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還有待深入觀察分析），專門論述這一問題需要很長篇幅，本文只討論與中國新版《反間諜法》有關的方面。 中國儘管有龐大的大外宣網路，但中文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相比，在西方世界當中使用的人相對少得多，傳播力限於中文圈。也因此，目前這一階段要與美國開展「現代認知戰」，肯定落於下風。新版《反間諜法》使用「文化安全」，實際上是防衛性的：凡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批評現政府及中共歷史上重大污點與錯誤的，都是危害國家安全。以李明哲案為例，介紹西方（台灣）民主政治，使用西方價值觀當中的人權系列話語，被中國當局認定他藉此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今年最近這輪「反間諜」掃蕩目標，美國貝恩諮詢公司、美思明智調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為當局認定這些公司搜集的資料與資訊對中方不利。 也就是說，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識形態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國「現代認知戰」涉及的四個領域全部涵蓋其中。在中國當局的考量中，相比對付美國「現代認知戰」這等大事，影響外商投資積極性就不顯重要了。 新版《間諜法》問世之時，正是中澳關係回暖之時。中共政權創始人毛澤東是個戰略大師，曾用「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捉不到」來比喻抓工作要抓要點，意思是：無論對內對外，哪怕是頭緒萬端也會理出重點難點，作為當前主要的政治任務。正因如此，目前中國外交形勢有點困難：與美國關係跌入1970年代以來的低谷；與加拿大交惡，正在上演互相驅逐外交官戲碼，歐盟法德兩國對華態度陰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亞不是中共要針對的主要國家，如非特殊情況，澳大利亞本國人這一階段不會成為中國抓捕外國間諜的重點，但澳大利亞籍華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車之鑒，回國時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這張密織的法網。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八旗文化總編輯李延賀（筆名：富察）3月赴中遭中共國安逮捕。台灣人權促進會等9個民團或人權組織5月8日聯合聲明，批中共審前羈押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呼籲中共立即釋放富察。 綜合媒體報導，台灣人權促進會8日發表聯合聲明指，富察案件已確定涉及國安，富察恐正經歷「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通常是使受害人在無預警情況下被警察或國安人員制伏，並被覆蓋頭套，然後被送往不知名的、非看守所的秘密場所，名為調查，實為利用酷刑與殘忍不人道方式對付受害人，企圖獲得警方想要的、事先安排好的說法、或不利於他人的說詞，這個階段仍尚未進入正式逮捕階段。 聲明強調，涉及國安案件的「指監」，在完全不受外部監督情況下所涉及的酷刑包括長時間單獨監禁，最長關押6個月，但也有案例超過法定時間，甚至高達4年，「無論如何，這種長時間的單獨監禁已嚴重違反國際人權規範」。聲明鄭重呼籲中共遵守國際人權規範，立即釋放富察、停止違反人權與施加酷刑程序，進行制度性改革與問責。 聲明向中共提出4個訴求：第一、確保富察接受調查與審判過程中，受到國際人權法基本人權保障，免於各種酷刑與殘忍不人道的對待；第二、富察有權委託律師辯護，享有律師會見權與通訊權，中國政府應確保該名律師不會受到任何政治打壓；第三、確保台灣與中國的家屬能合法探視富察；第四、言論自由無罪，立即釋放富察與確保其平安返回台灣。 富察為完成台灣公民身分申請，3月赴中探親和處理註銷在中國戶籍相關程序，後來失聯；國台辦4月26日證實，富察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正接受國家安全機關調查。 台灣的陸委會早前透露，富察「人是平安的」。但人究竟在哪裡？目前毫無訊息。陸委會還說，尊重家屬意見，不對外詳細說明情況。陸委會主委邱太三在立法院受訪表示，富察母親、妹妹和太太都有被中共接觸和被警告。 富察失聯的消息一出，得到不同界別人士的聲援，包括：部分八旗作者與工作夥伴、曾遭中共非法關押的台灣人權捍衛者李明哲、台北市議員苗博雅、美國筆會（PEN America）、無國界記者組織、國際出版人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灣公民社會等。
在台灣定居多年的八旗文化總編輯李延賀（筆名富察）3月回中國上海探親後失聯，疑遭中共秘密拘捕。4月26日，中共稱李延賀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正接受國家安全機關的調查。 綜合媒體報導，富察赴中失聯引人聯想可能是銅鑼灣書店事件翻版之際，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媒體提問時做了上述表示。 邱太三：已知母、妹、妻都被接觸警告 台灣負責大陸事務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26日表示，國台辦指稱富察遭中共國安單位拘捕調查，這是國台辦的說法，陸委會將再了解。 邱太三說明，一直和富察的家人保持密切聯繫，也知道其母、妹妹和太太都有被接觸、被警告。假設這是個新的情勢改變，要先了解家屬的意見，相關處理必須尊重家屬意見。 八旗文化感謝各界聲援富察 八旗文化4月23日聲明指：對於此事，我們全體同家屬立場，八旗也不會再有更多的回應。若有其他衍生言論，一切皆不代表總編輯家屬與八旗立場。「未來，我們將秉持著傳播知識的立場，正常維持出版的相關計畫持續出版好書，這點請大家放心並繼續支持我們。」 聲明還表示，陸委會4月20日已回應事件的相關狀況，「一切狀況與相關細節，充份尊重家屬意見與想法，因此不便公開。」 海內外人士聲援 呼籲中共釋放富察 八旗文化在海內外的作者、譯者、編輯與工作夥伴，包括：六四民運人士王丹、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目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美籍華人經濟學家程曉農、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前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等，22日聯合發表中英文聲明，表示台灣的出版自由、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就像空氣一樣，「富察享受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無罪』」；在富察領導下，八旗文化出版物非常多元，深受華文世界讀者喜愛；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富察，讓他早日與家人團聚，回到他熱愛的出版工作。 矢板明夫：中共妄圖自由派不敢發聲 對於富察赴中失聯，日本產經新聞派駐台灣的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表示，香港的言論自由被中共全面打壓，由富察主導的八旗出版社，一直替很多流亡海外的自由派發聲。但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做法，觸犯了中共的玻璃心。 矢板提到，富察的出版活動是在中共的治權管轄不到的台灣進行，按照今天的國際常識，中共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羈押富察。 矢板續指，富察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過，事業上相當成功。富察後來選擇到台灣，因為台灣有出版、言論自由，還有富察喜歡的空氣和家人，中共可能是想透過秘密羈押富察，企圖達到寒蟬效果，讓自由派從此不敢發聲。矢板說，不能讓他們得逞，「期盼富察能夠早日平安歸來，請大家一起努力，協助他和他的家人」。 旅美人權作家至少苦勸10次莫去中國 旅美華裔人權作家余傑21日在FB發文表示，富察返中探親前，他勸說對方至少10次以上「不要去中國」。 余傑提及，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大約11年前正在編輯出版他當時的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時，說起要去深圳見朋友，當時他就苦勸對方「不要去中國」，姚樂觀地說「不會有事」，最終在中國被捕且被判刑10年，直到幾個月前才刑滿釋放，年紀已達83歲。 余傑提到，富察正在編輯自己的新書《一九二七：反共之年》之際，也說要返中探親，當時「至少勸說他（富察）10次以上，不要去中國，但他說他是編輯，沒有寫過批判中共的文章，沒事，結果還是出事了。」 余傑直言，「祈願不要重演此前的悲劇，也希望台灣出版界不要因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余傑接著說，他7月將訪問台灣，屆時有一系列新書出版，並大讚「感謝台灣的出版自由，也為台灣的出版自由鼓（掌）與（歡）呼。」 失蹤事件保持低調 恐錯失最好營救時機 富察失聯的消息由他的好友、美籍中國大陸流亡作家貝嶺4月20日披露。貝嶺告訴美國之音，他透過上海文化界人士了解，富察是在當地被公安秘密拘捕。事情發生約一個月，卻一直沒有對外宣揚。 貝嶺透露，家屬曾求助於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辦公室，希望藉馬訪中之際出手協助，但未能成功。他認為，由於家屬和富察的僱主選擇保持低調，錯失了最好時機。 貝嶺說：「馬先生回來10天了。今天為止，他還沒有（重獲）自由。馬先生是最具有做這種努力條件的，對中國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士。只是他能不能做以及他做了沒有，那就必須向他的辦公室求證。」 富察負責的書籍中，以4年前出版、揭露中國媒體在全球擴張真相的《紅色滲透》最為人所津津樂道。 貝嶺說，該書揭露了中共如何滲透到台灣和海外，譬如提及海外警察局，中共的紅色布局，如何在非洲布局等真相，「這些東西在中國是超敏感的」。 富察被捕恐成銅鑼灣書店事件翻版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向美國之音表示，富察事件未能及早解決，他感到非常可惜。 吳瑟致說：「馬前總統到中國大陸訪問，他所重視的是政治上的論述跟政治上的互動，所以也不願意透過這件事情來混淆他訪中行程的目的，不願意構成（影響）國民黨跟中共之間在既有溝通管道的默契。這顯然對家屬來說是非常大的傷害。」 2015年，以出售和出版中國大陸政治禁書為主要業務的香港銅鑼灣書店的店主和數名職員，在泰國和深圳相繼失聯。吳瑟致認為，富察事件可能演變成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翻版。 吳瑟致說，富察涉及的事情到底原由是什麼，非常不明朗，但他過去出版過數本對中共來說是禁書的書籍。「顯然中共背後一定有政治動機，要依照司法流程方式來進行可能性就低了。重新出現過去銅鑼灣書店這樣的事件，其實可能性是高的。」 台官員：政府視為台灣人被抓案件處理 《自由時報》報導，在台定居多年、具滿族血統的富察已取得台灣身分證，現為台灣國民，返中是為辦理註銷中國「戶籍」。台灣當局視富察被捕為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看待。 依台灣現行規定，中國籍人士取得台灣身分證後，須在3個月內註銷中國「戶籍」，即當事人須回去中國原籍辦理除戶，再持相關證明文件返台，完成除戶手續後，才算完成程序。 疫情期間有2千多個申請案取得台灣身分證，卻因疫情無法回去註銷原籍，台灣政府通融以「特殊理由」同意可延期完成。解封后，許多人回去中國完成除戶程序，富察是其中之一。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賀）清明回大陸為其亡父掃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灣家中。未來是否會被正式逮捕，誰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願，朋友間雖然廣為流傳這條令人鬱悶焦急的消息，但誰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體登了這條消息，尤其是李戡（台灣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談了與我有涉的「事實」，我決定寫篇文章，以正視聽。 「小八旗」出了位大視野的掌舵者 這些天我反覆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與出版我那本《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有關？因為距離出版之時已有四年，期間富察亦回過大陸，希望不是完全因為我那本書。但從八旗出版的所有書來看，惹禍之由少不了這本書。所有媒體消息都談及：富察在台創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紅色滲透》、《重返天安門》、《被隱藏的中國》、《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發表日本學者新著《新疆》。 看了這個書單，會以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導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國現狀的政治，但其實這只是規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視野的部分成績。這家出版社出過的好書不計其數，比如談美國社會衰變的《西方的自殺》、《國父的真相》，前蘇聯崩潰前後的《列寧的墳場》、中國歷史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尤其是多達21卷的《興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規模之小，甘冒市場風險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獨具慧眼，基本不會考慮。我曾在臉書上寫過，在中國，最好的出版社曾經是三聯書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時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書數量上也無法與八旗相比。 在言論自由的國度里，或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那些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這些書標識的是出版者的眼界與專業精神。我由衷地認為，富察是個非常優秀的出版專家。如今專家可以自封的年代，「專家」的份量已經變得輕飄飄的。但我很少這樣評價過他人，在我眼中，出版專家與合格的媒體專家應該具備兩大基本素質： 一、眼界與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太難。如今的媒體，遑論中國這個「言論自由」的修羅場，即使在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國度也不能包容異見，只要不合主流媒體政治正確的標準觀點，絕無發表可能。但作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別的包容性，與他觀點接近的書，他出版；與他觀點相左的書，只要有價值，他也願意出版。有些書的觀點比較另類，但他認為是種探索，哪怕無利可圖他也願意出版。現在的出版者與媒體不少已經忘記一條： 出版業與媒體類似，都是社會公器，如果只接受觀點趣味相同者，最後只能辦成同人平台或者成為某黨派宣傳機器。 二、市場定位要準確，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優秀者才能勝出。如今互聯網時代，偏好紙本閱讀者越來越少。美國的企鵝與藍登書屋曾是美國出版業的兩大翹楚，都因面臨壓力經營日艱，於2013年合併，2020年中國大陸共有1573家書店關門。但富察卻在台灣為八旗文化出版撐出了一片只屬於他的藍天。在各種介紹富察與八旗的文字中，我認為他自己寫的《兩岸出版比較的尺度陷阱》寫得最好，裡面他談了自己走過的路、曾經的思考，最後告訴讀者：「我們要做的，就只是要堅信自己的2300萬讀者，並不輸給北京和上海的2300萬。我們要放棄圖書業的代工思維，考慮打造自己的牌子。我們不必陷在無謂的『對等』思維（政治場域里，這套思維更可怕），而應強調合理的平衡。我們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節點」；「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出版可以對中國有影響力的話，除了對出版自由的堅守和捍衛，也要做出小型市場的示範，凸顯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體華文出版市場是件大衣，台灣應是關鍵的鈕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為導向，傳播知識與思想是其志業，這樣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紀以前，雖是少數，但不算稀缺；如今這年代，是稀缺之寶。任何社會都應該珍惜。出版《紅色滲透》這本書，就我而言，是將被擱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報告增補修訂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幾乎沒考慮政治方面影響，只是覺得這本書為他開啟了一扇知識之門，在此之前，他並不了解有關中國大外宣的來龍去脈。 李戡所謂「詭異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賀，你到底是誰？》一文中提到這次訴訟，其中專列【詭異的官司】一節，原文說：「李延賀說他自己和何清漣被旺中告，之後雙方和解，而旺中承認有這起官司，也承認告了何清漣、出版社和總編輯，但強調沒告李延賀，一場官司，居然能發生這種「被告各表」、「總編輯各表」的情況，實在是詭異至極！」並說台灣媒體人多引用我的書談旺中集團，導致被告。 李戡對事件的敘述與事實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沒列為被告的原因非常簡單：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的一個下屬機構，不是獨立法人。因此對方律師以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為訴訟主體。《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真相》一書出版後，遭遇中時集團的訴訟，律師訴狀中所提四處「誹謗」，來自於該書第五章「中共政府對台灣媒體的紅色滲透」，書中都列有引文出處，均來自於台灣媒體歷年報導，最早的見於媒體有十年之久。這種情況下蔡衍明提告，無論如何讓人覺得奇怪。但後來對方律師提出一條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灣一個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這是重點所在。 出於對出版者負責，我將四條資料重新核查後並將全部連結再次提供給富察，說這些文章發表已經多年，看的人沒有十萬也有數萬，遠比我的書發行量大，如果說本書對他造成了傷害，那他在文章發表後數年內沒有反應，非得等我出版了這本書之後才意識到這是「誹謗」？我在台灣一個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幾次有關書的演講，其餘與你無關，更與誹謗無關，為什麼作為訴訟條件提出？請貴出版集團的律師駁回這條。過了幾個月，富察來信，說對方要求和解，並附上旺中律師代擬的和解書，以下是富察來信： 何老師，上封郵件提及，對方律師提出我方發出聲明，即可撤告，並提供聲明範本（但可修改），如下： 聲明書 聲明人何清漣所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2019.03)書籍，承諾於書籍改版時，其刊物文字內容針對「蔡衍明」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擾處，改以其他中性辭彙代替，往後亦與蔡衍明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保持良好互動關係。 此致 蔡衍明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聲明人：何清漣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極簡單： 「同意和解。拒絕此和解書。蔡衍明霸道慣了。台灣人慣的。」 我不認識李戡，作為他文中所言「詭異的官司」之當事人，寫出這段事實，只是為了以正視聽。也希望他今後論人與事時，以事實為基礎。 就富察而言，他重視的是這本書的開創性，因為台灣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書重點。當時無論是我這位作者還是出版者，都沒想到出版後在台灣竟然會有風生雷動之效應。我對富察說，對2020台灣選情的影響，其實不是這本書，而是「紅色滲透」這頭在台灣存在已久的「房間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卻不說破。我的書只是讓台灣人不能再假裝看不見罷了。豈有文章傾社稷，北京當局如果要為這本書遷怒富察，實在太牽強。 關於我在台灣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動，因為去過台灣兩次，每次都被會議、活動擠得滿滿，連台灣風光都未能好好領略，這次我想要幾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張清溪與張錦華教授也有他們的一些安排，必須盡量考慮。但還有一種臨時性的安排，與富察及兩位張教授毫無關係，是在演講現場有機構派人聽會，在會場上與我們聯繫，我們擠出時間安排的，我們並未告知富察。還有一場到美國駐台辦事處、民進黨中央總部的會面，我因沒有時間、太累而婉謝了。旺中集團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當然不是他們集團有此需要。這次當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問，富察也不知道。我這人不從事政治活動，在那些會面、演講中所言，其實盡在文章當中。 崛起的中國政府胸懷依舊狹窄 富察是位優秀的出版人，在中國多年，泯然眾人。但到台灣這個與中國相比狹窄得多的圖書市場，經歷過初期的困頓與失敗之後，不僅立足其中，而且獲得台灣出版界的高度認可，成為台灣出版業的重鎮。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質之外，應該說台灣保護出版及言論自由的環境成就了他。我相信還有無數優秀的人才，都在中國這個壓抑人性的環境中泯滅。 世道有如滄海桑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我與我的母國中國一樣，命運跌宕起伏。因為出版《現代化的陷阱》等書而被迫辭國，但我觀察評論中國，從不以個人得失為標準。我被江澤民政權迫害而遠走美國，但在他去世之後，我能寫出不帶任何偏見的《江澤民時代的三個關鍵字》這個系列，用腐敗、開放、相對寬鬆來概括。但是中共政府顯然沒有從這個「凡與我黨不同意見者皆為異類，雖遠必誅」的陷阱里爬出來，儘管GDP總量已躋身「世界第二」多年，但並沒養成世界第二大國應該有的包容氣度。 懲罰富察，中國政府當然是想造成「寒蟬效應」，嚇阻台灣出版界。但北京當局顯然沒考慮到，在中國主席習近平判定世界「東升西降」、要與美國一爭雄長，通過國民黨問鼎台灣總統寶座促成「和統」大業正在進行時，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將是致命的。國民黨的「和統」之所以有台灣人願意接受，乃因距離產生美感，總覺得中國不那麼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為出版了幾本疑似違禁大陸之書而被逮捕懲罰，此情此境，難免不讓台灣文化界、出版界與學術界產生聯想：和平統一後，台灣人將失去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進而是現在的生活方式。共產主義祖宗馬克思說過，「一步行動勝過一打綱領」，中共支持國民黨為競選總統而做的所有努力與文宣將因富察事件而化為烏有。 中共掌門人習近平的運氣不錯，國內諸事不順之事，正逢美國政治嚴重衰變，俄烏戰爭成了俄羅斯與北約集團消耗僵持之局，中國成了得利的漁翁，中俄關係易位。 一鯨落，萬物生，單極世界終成多極，習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崛起之良機。但要真想抓住機會，中國也得拿出大國氣度才能讓他國景從。在台灣問題上，與其讓台灣鐵了心倒向美國，不如讓台灣保持中立——俄烏戰爭緣起烏克蘭不再中立，這是俄烏戰爭給北約帶來的教訓，北約出於面子不肯承認，一直在仔細觀戰並小心行動的北京，應該早就悟出這點。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