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三月，中国议题发烧。先是稍早发生的金厦渔船事件波涛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登场；三一八太阳花十周年则标志著两岸关系重要的分水岭：隔天，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了争议二十年的“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于十九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而进入三月下旬，许多人并没忘记，一位台湾女婿、杰出的出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满州人富察延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遭到“刑事强制措施”满一年，至今中国没有公布他的现况处境。 三月这些重要事件串联起来，正映射出这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向独裁过程中，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向。 经过二○一二年传闻中惊险的“新四人帮政变”后，二○一四年是上任两年的习近平开始全盘掌握权力。就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习近平兼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习近平拥有九个“小组长”头衔，借由一个个小组（包括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全盘掌握权力。 也就在这时，台湾、香港都起了反中抗争，三月台湾年轻人高举太阳花拒绝服贸，九月香港市民撑起黄雨伞要求真普选。当时台湾年轻人发表《坚持，直到岛屿天光》的声明称： 让台湾公民社会，成为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提升了我们的战略视野，将台湾社会的声音，传递给中国社会，也让世界听见台湾。经此一役，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对台湾的“收买策略”也将受到牵制。 中南海是否听到台湾年轻人的声音？事后证明，随著权力的巩固，心怀“民族伟大复兴”美梦的习近平并不承认“台湾公民社会是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就像中国在面临“占中”普选倡议时，它的回应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会普选的可能，同时国务院发布第一份《香港问题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自信满满的习近平要求对“统一”的进程掌握主动、必须“操之在我”，他拒绝承认港、港反抗青年与公民社会具有任何自主性。 习近平对台湾操控两手策略，软的一手是利诱台湾年轻人，三一八之后加强吸引台青赴中创业就业，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项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湾人国民待遇，企图透过融合政策来促统。 对香港也是一样，透过“大湾区”计画把香港吸纳进中国珠三角，弱化香港经济自主性。从一个强烈的对比似乎可以证明习近平对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众涌入香港购物、抢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为蝗虫驱赶；如今香港人则是成群到深圳大卖场采购、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卖员送到港铁延线车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断限缩、否定香港与台湾的自主性，从引发全港抗争的《送中条例》、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条立法”，都是在否定“两制”、独尊“一国”。 中国对于台湾的经济统战未获太大成功，因为中美贸易战火点燃，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加速台湾整合进入“非红供应链”。最新一个例子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对TikTok禁令后，台湾也跟进，一样把抖音视为外敌对势力实质控制的“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近四年来台湾民众对习近平“硬的一手”点滴在心头，不断增加对台军演的强度与频率，反复借由机舰越界破坏海峡中线默契，到这次金厦渔船事件中国海警船侵入台湾画定的金、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湾是个具有领土管辖权的主权国家。 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作为突显了习近平的的霸权心态──统一的议程“操之在我”、由他设定，港、台只能在他设定的议题上有限度地协商，台湾空间还大一点，香港根本已没讨价本钱。 最横霸的是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特性──中国的《国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国安法》，不只规范你在中国境内的行为，连在海外主张港独、台独，都算是触法，它就可以办你。所以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透过网路串连中国民运工作者、传布民主人权理念而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狱后受访说： 我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项我实际在中国社会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网路上的言论，我虽然微信、QQ是中国的社交软体，但是我是在台湾发表这些的言论，那你中国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当作中国人来管理，我觉得第一个是笑话，然后那你把网路的言论，甚至把网路聊天群当作一个正式组织，说我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说我们意图颠覆中国政府，我觉得是第二个笑话。 台湾籍的李明哲被中国判有罪，至于中国籍的富察延贺能逃过劫数吗？至今，除了国台办宣布他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外，中国完全未对外透露相关案情，也无正式起诉、审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确知他踩到中国哪一条红线。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中国警察、检方或法院可以对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依中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种。而拘传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取保候审的期限总和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为六个月、拘留的期限一般为十四天，最长可达三十七天。这五种强制措施除逮捕须由检方批准，其馀都是警方可以决定和执行的。 到底富察延贺现在处于哪一种强制措施下？中国没有也无义务对外说明。而根据《办理刑案程序规定》计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不过有但书：“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5日内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条让检方得以不断增长嫌疑人羁押时间。 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可以用“台独顽固份子”对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度发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谈论富察的案例时说，这是个涉嫌煽动违反国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中国的长臂管辖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误踩中国国安红线，愈来愈多在中国其他国籍人士也触法。二○一八年“华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后，中国报复性地以间谍罪名抓两个加拿大人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并指控他们是间谍。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被关三年后才释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获选为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受奖时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获奖者富察延贺：“富察的遭遇对我来说，其实造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创伤，因为他坐实了我的恐惧，这个恐惧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国眼中被定性为“煽动颠覆”的书。 不只富察延贺、不只廖志峰会恐惧，也不只在中国经商、采访的外国人担心自己误踩红线，连做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都对赴中国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兰莱顿大学的中研究学者彭轲（Frank Pieke）中文流利，过去三十多年来，过上千次中文访谈。不过近年来他不进中国也不讲中文，他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恶化，自己会成为待罪羔羊，他告诉《端传媒》： “只要他们还在随便把人们放进监狱，我就不想再去。” 回顾过去十年，习近平愈来愈集权，中国的国家机器也愈让人恐惧。过去许多人自信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条不归路，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散播出去收不回。但这种信心愈见动摇──十年来习近平帝国的铁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吓走外国人。 ※作者为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传出拟将原籍中国大陆的配偶（简称陆配）徐春莺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引发民众忧心国家安全。徐春莺日前召开记者会，展示其中华民国身分证和护照，强调她是台湾人。但对于媒体询问她是否愿意声援另一位“陆配”、遭中共拘捕的富察时，她说她没有能力。 综合台媒报导，连日来成为火线人物的徐春莺，嫁到台湾20多年，在其取得台湾人民身分前，已依台湾规定注销其在大陆的户籍。但注销大陆户籍，并不等同于丧失中国国籍。台湾的《国籍法》第20条第1项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取得外国国籍者，不得担任中华民国公职”。因此，徐春莺可能被列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消息，在台湾引起争议。 避提富察名字 徐春莺称无能力声援 徐春莺是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秘书长，她自清从未加入共产党，也非中共干部，但仍被外界质疑。11月5日她召开记者会称，其在中国已经没有“身分”，台湾已是她的家；又称，她是中华民国国民，如果未来进入立法院，一定遵守宪法及民众党的纪律。 有媒体询问徐春鹰是否会声援被中共国安拘捕的另一陆配、八旗出版文化总编辑李延贺（富察），徐春莺回应时不提“富察”的名字，称“你讲的八旗‘这个’，我也在媒体上有看到过，但是，我目前来说，对情况不了解，我真的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声援他。”“如果未来，我愿意作为一个新住民的代言人，也许，在中华民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去关心一下这件事情。” 目前居住在台湾、出生于上海的时事评论员汪浩，日前在FB发文指，徐春莺说要争取“中配”权益，遇到中国就不敢声援富察，缩回去。声援富察不需台湾法律允许，但需要不畏惧中共的铁拳吧。“徐春莺是中配的代言人，还是中共派来统战中配的代理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日前也质疑徐春莺若进入国会，恐涉及国安问题。他说，“民众党提名的中国籍、且具共产党干部背景的徐春莺担任不分区立委，一旦进入国会，她是可以监督国政、审查预算，还可以接触到外交、国防最机密文件，一旦跟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合作，那台湾的国家安全就危险了。” 徐春莺回应赖清德，“我真的是何德何能，副总统点名我是共产党员，我连共青团都没有加入过。”徐春莺5日在记者会上要求赖清德动用国家机器调查，若查到其具共产党员身分，她愿意让中华民国注销其台湾身分，并将她驱逐出境。 陆委会：注销中国户籍不代表丧失国籍 对于陆配参政掀风波，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6日提出5点说明澄清，强调原籍中国大陆人士欲取得台湾人民身分，两岸条例仅要求其注销大陆户口登记，是为了方便其融入台湾社会、获得生活照料和社会福利，以及在民间求职工作；依中共法律规定，注销在大陆的户口登记，并非丧失国籍，“户籍与国籍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其理甚明”。 稍早前，陆委会主委邱太三接受电视专访强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能确保取得中华民国身分证10年的中国配偶具备参政被提名权，但胜选成为等同公职人员的民意代表后，仍须依照“国籍法”及“公务人员任用法”规范，出具放弃国籍的证明文件，才可以担任立委。 徐春莺回应称，“两岸存在国与国的关系吗？请邱太三主委教我们，要怎么回去放弃对岸的国籍。我是不是有大陆身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还有户籍，它是不会给你办台胞证的。” 国安局：若陆配长期配合对岸统战 有证据会法办 网传视频显示，徐春莺系红领巾与一群陆配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歌颂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红领巾在共产党宣传语境代表“心向党”，强调永远跟著党走。徐春莺以“那是我们的儿时回忆”回应，并称2018年有姐妹从上海回来，大家当时在包厢内唱儿歌，没有政治意图，“我们爱台湾、认同台湾，就不能说家乡好吗？人不能没有良心、不能忘本。” 网传视频显示，徐春莺（左）打扮成红卫兵，与一群陆配一同高唱共产歌曲歌颂毛泽东。（FB粉专“再一步”撷图） 台湾的国安局局长蔡明彦6日在立法院回应相关应询时表示，陆配在台湾的活动只要都是合法的，国安局都予以尊重。“但是有长期在配合对岸的统战活动、具有政治目的之活动的话，或接受相关资金挹注，在台湾发展组织等异常行为会予以关注，假如具体有证据，就会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办。” 柯文哲强调台湾是融合的社会 针对各界对于徐春莺列入不分区立委候选名单引起的争议，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日前表示，“民众党不分区立委采海选模式，徐春莺只是报名的投件者之一。” 他6日受访时又称，台湾在历史上本来就是移民社会，因此他提出“共融社会国家治理”。他表示，希望台湾是一个融合的社会，所以对台湾人有新的定义，“住在台湾，认同台湾，喜欢台湾，这就是台湾人。”柯文哲说，太过甚至歧视的言论都没必要。因为台湾现在出生的宝宝，至少7%的妈妈是外配或陆配。 财经网红忧“徐恐为共产党搜集机密资料” 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财经网红胡采?日前在FB发文直言，徐春莺一旦担任公职，如果中共以其家人为要胁，要徐为中共搜集机密资料，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而她无法拒绝。“我们根本无从杜绝的事情，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如此险境？” 胡采?说，澳洲的中国记者成蕾近日讲述她被中共抓捕被关的经历，以及八旗文化总编富察因为出书被抓，完全没有涉及政治行为，中共也不放过，他到现在是什么处境大家都不清楚。她质疑徐春莺如果对此全无顾虑，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台湾民众赴中国的风险与日俱增，近期除有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贺）在中国被捕，也陆续传出受邀的台湾学者访中时遭盘查。“声援富察工作小组”9月15日呼吁四位总统参选人重视两岸交流激增的风险，并要求各阵营提出具体解决之道，让台湾人民免于恐惧。 综合媒体报导，移居台湾多年的富察在即将入籍台湾前，于3月返回原籍贯地上海后失联，迄今长达半年，台湾文化圈一片哗然。声援富察工作小组发动连署，要求中方释放富察，迄今获300多位台湾文化界人士声援。 声援富察工作小组15日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呼吁四位总统参选人正视富察案的寒蝉效应及两岸交流与日俱增的风险，要求各阵营于9月21日富察失踪届满半年前提供具体的因应政策。 作家李昂指出，富察事件引起文化界关注，已有300多人签名声援。她说，她身边就有参与连署的朋友近期赴中国交流时，在北京的海关被盘问许久，最后才被放行，这样的情形让许多人感到紧张、担忧。 李昂强调，文化界人士并不只是声援富察，或希望政府保障连署人的安全，而是希望总统参选人能够在政治的场域中“做些什么事”，让相关人在参与两岸文化与学术交流时，能够免于恐惧与困惑。 她说，21日是富察失踪届满半年，希望各阵营总统参选人在此之前提出具体的回答，而非简单的一句话或书面声明。后续也会视回应方式，提出进一步的应对。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仪芬表示，中共通过的《国安法》、《反间谍法》，以及近期修订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计画将“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行为入罪；中共还鼓励学生举报教师，如同重返文革。 陶仪芬指出，中共宣称将继续推动两岸交流，以及推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文件，就应该立即释放富察，才是支持两岸交流的最好证明。她说，台湾四位声称支持两岸交流的总统参选人，也应明确向中国表态，并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具体做法。 国台办日前在记者会上称，有关台湾学者赴中国被查等言论是“恶意炒作”。对此，陶仪芬反驳说，媒体已揭露有不少学者进出中国都可能被国安单位请到“小房间”问话、查手提电话等。据她所知，日本大部分学者也都不再去中国做研究，因为有很多学者被莫名其妙地被关。 四位总统参选人回应 美国之音报导，面对文化界人士的呼吁，赖清德竞办发言人陈世凯15日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威权主义扩张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破坏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侵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基本人权，既对两岸健康交流毫无帮助，更凸显两岸“民主与专制”的天壤之别。他说，中共当局须立即停止相关作为，让两岸交流重回健康有序的轨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声明称，侯友宜先前已指出，面对台湾人遭受不平等对待时，他会捍卫中华民国国民权益，并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台湾民众的权益。 台湾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竞办发言人陈智菡表示，两岸没有交流的沟通管道，被牺牲的就是人民。她强调，富察已是台湾居民，台湾政府应全力协商救援，却因两岸官方沟通完全断绝，而切断富察家庭团圆的机会。 独立参选人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黄士修表示，郭台铭主张“两岸必须要建立一个具体的沟通机制”，才能真正巩固台海稳定和平。郭台铭支持等距外交，不会让中华民国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强权。 台湾海基会的数据显示，从1991年至2020年8月间，有594名台湾人在中国失联。 台湾人遭中共无故逮捕并关押案，近年频传，包括NGO工作者李明哲、商人李孟居、社运人士杨智渊和学者郑宇钦、施正屏、蔡金树等人。
最近，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版《反间谍法》，大大扩展了旧版的内容，从旧版的40条增加到71条，约增加四成条款。此法推出的同时，中国政府针对外企展开了“反间谍”行动，从3月下旬开始，美国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凯盛融英苏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国家机密等间谍行为先后中招。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延贺（富察）也在大陆被拘捕。因此，海外舆论认为，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将严重影响外商赴华投资，这其实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国新版《反间谍法》两大特点 比对新旧两版《反间谍法》，就会发现，新版《反间谍法》第一个特点是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安全的范围。过去中国政府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部分，因而对军事情报的泄露最关注。现在，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习近平数年前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军事以外的其他资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 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之后，于2014年4月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在其讲话中提出的，其涵盖范围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法》，特别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国家安全细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谓“文化”是个外延无限广的软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所谓政治、经济、军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归之于文化，比如高层权斗传言、调查资料与各种资讯，任何中共认为于己不利的资讯，都可以用《反间谍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该法第二个特点则是赋予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之权。根据新版《反间谍法》，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区域”，不载于文，对外保密，这就给了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的许可权。比如某位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认定对华不友好的外国人（包括港台人士）旅游至某处，中共执法部门可以用“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人。有无证据不是关键，比如台湾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后，在人身与资讯对外隔绝的高压之下被迫写“交待”，其交待书中的内容，比如长期关注中国民间社会发展及维权人士议题，在网路上和中国朋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并时常寄书给他们，等等，就成了中共为李明哲定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事实”——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间谍法》，这种定罪将更随意。 文化安全成防御美国“现代认知战”的盾牌 新版《反间谍法》将文化安全列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内容，对中国大陆、台港人士而言，实际是完全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书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其入境时抓捕。对中国人涉外及外国人士在中国的活动，要害是大大扩充了所谓搜集情报的范围及内容，比如《光明日报》记者董郁玉被抓之时，一道被捕的还有日本外交官，中国官方指称的理由是这名外交官“从事了与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动”（因日本政府指责中国违反了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准则，几小时后获释）。 但“文化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目标更广泛。近年来，美国发明了现代认知战（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义为“改变特定人群世界观能力的竞争”，涉及四个重点领域：物理领域，资讯和网路空间领域，认知过程，认知行动。这一认知战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还有待深入观察分析），专门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很长篇幅，本文只讨论与中国新版《反间谍法》有关的方面。 中国尽管有庞大的大外宣网路，但中文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相比，在西方世界当中使用的人相对少得多，传播力限于中文圈。也因此，目前这一阶段要与美国开展“现代认知战”，肯定落于下风。新版《反间谍法》使用“文化安全”，实际上是防卫性的：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批评现政府及中共历史上重大污点与错误的，都是危害国家安全。以李明哲案为例，介绍西方（台湾）民主政治，使用西方价值观当中的人权系列话语，被中国当局认定他借此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今年最近这轮“反间谍”扫荡目标，美国贝恩谘询公司、美思明智调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为当局认定这些公司搜集的资料与资讯对中方不利。 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国“现代认知战”涉及的四个领域全部涵盖其中。在中国当局的考量中，相比对付美国“现代认知战”这等大事，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就不显重要了。 新版《间谍法》问世之时，正是中澳关系回暖之时。中共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是个战略大师，曾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来比喻抓工作要抓要点，意思是：无论对内对外，哪怕是头绪万端也会理出重点难点，作为当前主要的政治任务。正因如此，目前中国外交形势有点困难：与美国关系跌入1970年代以来的低谷；与加拿大交恶，正在上演互相驱逐外交官戏码，欧盟法德两国对华态度阴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亚不是中共要针对的主要国家，如非特殊情况，澳大利亚本国人这一阶段不会成为中国抓捕外国间谍的重点，但澳大利亚籍华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车之鉴，回国时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这张密织的法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贺（笔名：富察）3月赴中遭中共国安逮捕。台湾人权促进会等9个民团或人权组织5月8日联合声明，批中共审前羁押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富察。 综合媒体报导，台湾人权促进会8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富察案件已确定涉及国安，富察恐正经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常是使受害人在无预警情况下被警察或国安人员制伏，并被覆盖头套，然后被送往不知名的、非看守所的秘密场所，名为调查，实为利用酷刑与残忍不人道方式对付受害人，企图获得警方想要的、事先安排好的说法、或不利于他人的说词，这个阶段仍尚未进入正式逮捕阶段。 声明强调，涉及国安案件的“指监”，在完全不受外部监督情况下所涉及的酷刑包括长时间单独监禁，最长关押6个月，但也有案例超过法定时间，甚至高达4年，“无论如何，这种长时间的单独监禁已严重违反国际人权规范”。声明郑重呼吁中共遵守国际人权规范，立即释放富察、停止违反人权与施加酷刑程序，进行制度性改革与问责。 声明向中共提出4个诉求：第一、确保富察接受调查与审判过程中，受到国际人权法基本人权保障，免于各种酷刑与残忍不人道的对待；第二、富察有权委托律师辩护，享有律师会见权与通讯权，中国政府应确保该名律师不会受到任何政治打压；第三、确保台湾与中国的家属能合法探视富察；第四、言论自由无罪，立即释放富察与确保其平安返回台湾。 富察为完成台湾公民身分申请，3月赴中探亲和处理注销在中国户籍相关程序，后来失联；国台办4月26日证实，富察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调查。 台湾的陆委会早前透露，富察“人是平安的”。但人究竟在哪里？目前毫无讯息。陆委会还说，尊重家属意见，不对外详细说明情况。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在立法院受访表示，富察母亲、妹妹和太太都有被中共接触和被警告。 富察失联的消息一出，得到不同界别人士的声援，包括：部分八旗作者与工作伙伴、曾遭中共非法关押的台湾人权捍卫者李明哲、台北市议员苗博雅、美国笔会（PEN America）、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出版人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湾公民社会等。
在台湾定居多年的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贺（笔名富察）3月回中国上海探亲后失联，疑遭中共秘密拘捕。4月26日，中共称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 综合媒体报导，富察赴中失联引人联想可能是铜锣湾书店事件翻版之际，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时做了上述表示。 邱太三：已知母、妹、妻都被接触警告 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邱太三26日表示，国台办指称富察遭中共国安单位拘捕调查，这是国台办的说法，陆委会将再了解。 邱太三说明，一直和富察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系，也知道其母、妹妹和太太都有被接触、被警告。假设这是个新的情势改变，要先了解家属的意见，相关处理必须尊重家属意见。 八旗文化感谢各界声援富察 八旗文化4月23日声明指：对于此事，我们全体同家属立场，八旗也不会再有更多的回应。若有其他衍生言论，一切皆不代表总编辑家属与八旗立场。“未来，我们将秉持著传播知识的立场，正常维持出版的相关计画持续出版好书，这点请大家放心并继续支持我们。” 声明还表示，陆委会4月20日已回应事件的相关状况，“一切状况与相关细节，充份尊重家属意见与想法，因此不便公开。” 海内外人士声援 呼吁中共释放富察 八旗文化在海内外的作者、译者、编辑与工作伙伴，包括：六四民运人士王丹、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程晓农、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怡忠、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等，22日联合发表中英文声明，表示台湾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富察享受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无罪’”；在富察领导下，八旗文化出版物非常多元，深受华文世界读者喜爱；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富察，让他早日与家人团聚，回到他热爱的出版工作。 矢板明夫：中共妄图自由派不敢发声 对于富察赴中失联，日本产经新闻派驻台湾的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表示，香港的言论自由被中共全面打压，由富察主导的八旗出版社，一直替很多流亡海外的自由派发声。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做法，触犯了中共的玻璃心。 矢板提到，富察的出版活动是在中共的治权管辖不到的台湾进行，按照今天的国际常识，中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羁押富察。 矢板续指，富察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过，事业上相当成功。富察后来选择到台湾，因为台湾有出版、言论自由，还有富察喜欢的空气和家人，中共可能是想透过秘密羁押富察，企图达到寒蝉效果，让自由派从此不敢发声。矢板说，不能让他们得逞，“期盼富察能够早日平安归来，请大家一起努力，协助他和他的家人”。 旅美人权作家至少苦劝10次莫去中国 旅美华裔人权作家余杰21日在FB发文表示，富察返中探亲前，他劝说对方至少10次以上“不要去中国”。 余杰提及，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大约11年前正在编辑出版他当时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时，说起要去深圳见朋友，当时他就苦劝对方“不要去中国”，姚乐观地说“不会有事”，最终在中国被捕且被判刑10年，直到几个月前才刑满释放，年纪已达83岁。 余杰提到，富察正在编辑自己的新书《一九二七：反共之年》之际，也说要返中探亲，当时“至少劝说他（富察）10次以上，不要去中国，但他说他是编辑，没有写过批判中共的文章，没事，结果还是出事了。” 余杰直言，“祈愿不要重演此前的悲剧，也希望台湾出版界不要因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余杰接著说，他7月将访问台湾，届时有一系列新书出版，并大赞“感谢台湾的出版自由，也为台湾的出版自由鼓（掌）与（欢）呼。” 失踪事件保持低调 恐错失最好营救时机 富察失联的消息由他的好友、美籍中国大陆流亡作家贝岭4月20日披露。贝岭告诉美国之音，他透过上海文化界人士了解，富察是在当地被公安秘密拘捕。事情发生约一个月，却一直没有对外宣扬。 贝岭透露，家属曾求助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希望藉马访中之际出手协助，但未能成功。他认为，由于家属和富察的雇主选择保持低调，错失了最好时机。 贝岭说：“马先生回来10天了。今天为止，他还没有（重获）自由。马先生是最具有做这种努力条件的，对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只是他能不能做以及他做了没有，那就必须向他的办公室求证。” 富察负责的书籍中，以4年前出版、揭露中国媒体在全球扩张真相的《红色渗透》最为人所津津乐道。 贝岭说，该书揭露了中共如何渗透到台湾和海外，譬如提及海外警察局，中共的红色布局，如何在非洲布局等真相，“这些东西在中国是超敏感的”。 富察被捕恐成铜锣湾书店事件翻版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致向美国之音表示，富察事件未能及早解决，他感到非常可惜。 吴瑟致说：“马前总统到中国大陆访问，他所重视的是政治上的论述跟政治上的互动，所以也不愿意透过这件事情来混淆他访中行程的目的，不愿意构成（影响）国民党跟中共之间在既有沟通管道的默契。这显然对家属来说是非常大的伤害。” 2015年，以出售和出版中国大陆政治禁书为主要业务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主和数名职员，在泰国和深圳相继失联。吴瑟致认为，富察事件可能演变成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翻版。 吴瑟致说，富察涉及的事情到底原由是什么，非常不明朗，但他过去出版过数本对中共来说是禁书的书籍。“显然中共背后一定有政治动机，要依照司法流程方式来进行可能性就低了。重新出现过去铜锣湾书店这样的事件，其实可能性是高的。” 台官员：政府视为台湾人被抓案件处理 《自由时报》报导，在台定居多年、具满族血统的富察已取得台湾身分证，现为台湾国民，返中是为办理注销中国“户籍”。台湾当局视富察被捕为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看待。 依台湾现行规定，中国籍人士取得台湾身分证后，须在3个月内注销中国“户籍”，即当事人须回去中国原籍办理除户，再持相关证明文件返台，完成除户手续后，才算完成程序。 疫情期间有2千多个申请案取得台湾身分证，却因疫情无法回去注销原籍，台湾政府通融以“特殊理由”同意可延期完成。解封后，许多人回去中国完成除户程序，富察是其中之一。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贺）清明回大陆为其亡父扫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湾家中。未来是否会被正式逮捕，谁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愿，朋友间虽然广为流传这条令人郁闷焦急的消息，但谁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体登了这条消息，尤其是李戡（台湾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谈了与我有涉的“事实”，我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小八旗”出了位大视野的掌舵者 这些天我反复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与出版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有关？因为距离出版之时已有四年，期间富察亦回过大陆，希望不是完全因为我那本书。但从八旗出版的所有书来看，惹祸之由少不了这本书。所有媒体消息都谈及：富察在台创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看了这个书单，会以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导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国现状的政治，但其实这只是规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视野的部分成绩。这家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不计其数，比如谈美国社会衰变的《西方的自杀》、《国父的真相》，前苏联崩溃前后的《列宁的坟场》、中国历史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尤其是多达21卷的《兴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规模之小，甘冒市场风险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独具慧眼，基本不会考虑。我曾在脸书上写过，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曾经是三联书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时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书数量上也无法与八旗相比。 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或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这些书标识的是出版者的眼界与专业精神。我由衷地认为，富察是个非常优秀的出版专家。如今专家可以自封的年代，“专家”的份量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但我很少这样评价过他人，在我眼中，出版专家与合格的媒体专家应该具备两大基本素质： 一、眼界与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如今的媒体，遑论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修罗场，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包容异见，只要不合主流媒体政治正确的标准观点，绝无发表可能。但作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他观点接近的书，他出版；与他观点相左的书，只要有价值，他也愿意出版。有些书的观点比较另类，但他认为是种探索，哪怕无利可图他也愿意出版。现在的出版者与媒体不少已经忘记一条： 出版业与媒体类似，都是社会公器，如果只接受观点趣味相同者，最后只能办成同人平台或者成为某党派宣传机器。 二、市场定位要准确，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优秀者才能胜出。如今互联网时代，偏好纸本阅读者越来越少。美国的企鹅与蓝登书屋曾是美国出版业的两大翘楚，都因面临压力经营日艰，于2013年合并，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但富察却在台湾为八旗文化出版撑出了一片只属于他的蓝天。在各种介绍富察与八旗的文字中，我认为他自己写的《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写得最好，里面他谈了自己走过的路、曾经的思考，最后告诉读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为导向，传播知识与思想是其志业，这样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纪以前，虽是少数，但不算稀缺；如今这年代，是稀缺之宝。任何社会都应该珍惜。出版《红色渗透》这本书，就我而言，是将被搁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报告增补修订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几乎没考虑政治方面影响，只是觉得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在此之前，他并不了解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来龙去脉。 李戡所谓“诡异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贺，你到底是谁？》一文中提到这次诉讼，其中专列【诡异的官司】一节，原文说：“李延贺说他自己和何清涟被旺中告，之后双方和解，而旺中承认有这起官司，也承认告了何清涟、出版社和总编辑，但强调没告李延贺，一场官司，居然能发生这种“被告各表”、“总编辑各表”的情况，实在是诡异至极！”并说台湾媒体人多引用我的书谈旺中集团，导致被告。 李戡对事件的叙述与事实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没列为被告的原因非常简单：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对方律师以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为诉讼主体。《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真相》一书出版后，遭遇中时集团的诉讼，律师诉状中所提四处“诽谤”，来自于该书第五章“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书中都列有引文出处，均来自于台湾媒体历年报导，最早的见于媒体有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蔡衍明提告，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奇怪。但后来对方律师提出一条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这是重点所在。 出于对出版者负责，我将四条资料重新核查后并将全部连结再次提供给富察，说这些文章发表已经多年，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数万，远比我的书发行量大，如果说本书对他造成了伤害，那他在文章发表后数年内没有反应，非得等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诽谤”？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几次有关书的演讲，其馀与你无关，更与诽谤无关，为什么作为诉讼条件提出？请贵出版集团的律师驳回这条。过了几个月，富察来信，说对方要求和解，并附上旺中律师代拟的和解书，以下是富察来信： 何老师，上封邮件提及，对方律师提出我方发出声明，即可撤告，并提供声明范本（但可修改），如下： 声明书 声明人何清涟所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2019.03)书籍，承诺于书籍改版时，其刊物文字内容针对“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扰处，改以其他中性词汇代替，往后亦与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此致 蔡衍明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人：何清涟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极简单： “同意和解。拒绝此和解书。蔡衍明霸道惯了。台湾人惯的。” 我不认识李戡，作为他文中所言“诡异的官司”之当事人，写出这段事实，只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希望他今后论人与事时，以事实为基础。 就富察而言，他重视的是这本书的开创性，因为台湾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书重点。当时无论是我这位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没想到出版后在台湾竟然会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我对富察说，对2020台湾选情的影响，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红色渗透”这头在台湾存在已久的“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却不说破。我的书只是让台湾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罢了。岂有文章倾社稷，北京当局如果要为这本书迁怒富察，实在太牵强。 关于我在台湾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因为去过台湾两次，每次都被会议、活动挤得满满，连台湾风光都未能好好领略，这次我想要几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张清溪与张锦华教授也有他们的一些安排，必须尽量考虑。但还有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与富察及两位张教授毫无关系，是在演讲现场有机构派人听会，在会场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挤出时间安排的，我们并未告知富察。还有一场到美国驻台办事处、民进党中央总部的会面，我因没有时间、太累而婉谢了。旺中集团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当然不是他们集团有此需要。这次当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问，富察也不知道。我这人不从事政治活动，在那些会面、演讲中所言，其实尽在文章当中。 崛起的中国政府胸怀依旧狭窄 富察是位优秀的出版人，在中国多年，泯然众人。但到台湾这个与中国相比狭窄得多的图书市场，经历过初期的困顿与失败之后，不仅立足其中，而且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高度认可，成为台湾出版业的重镇。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质之外，应该说台湾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他。我相信还有无数优秀的人才，都在中国这个压抑人性的环境中泯灭。 世道有如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与我的母国中国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因为出版《现代化的陷阱》等书而被迫辞国，但我观察评论中国，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我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而远走美国，但在他去世之后，我能写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这个系列，用腐败、开放、相对宽松来概括。但是中共政府显然没有从这个“凡与我党不同意见者皆为异类，虽远必诛”的陷阱里爬出来，尽管GDP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多年，但并没养成世界第二大国应该有的包容气度。 惩罚富察，中国政府当然是想造成“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当局显然没考虑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判定世界“东升西降”、要与美国一争雄长，通过国民党问鼎台湾总统宝座促成“和统”大业正在进行时，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将是致命的。国民党的“和统”之所以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乃因距离产生美感，总觉得中国不那么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为出版了几本疑似违禁大陆之书而被逮捕惩罚，此情此境，难免不让台湾文化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产生联想：和平统一后，台湾人将失去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进而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共支持国民党为竞选总统而做的所有努力与文宣将因富察事件而化为乌有。 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的运气不错，国内诸事不顺之事，正逢美国政治严重衰变，俄乌战争成了俄罗斯与北约集团消耗僵持之局，中国成了得利的渔翁，中俄关系易位。 一鲸落，万物生，单极世界终成多极，习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之良机。但要真想抓住机会，中国也得拿出大国气度才能让他国景从。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让台湾铁了心倒向美国，不如让台湾保持中立——俄乌战争缘起乌克兰不再中立，这是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北约出于面子不肯承认，一直在仔细观战并小心行动的北京，应该早就悟出这点。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