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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交易

儲備銀行行長:5%首付計劃或推高房價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行長布洛克(Michele Bullock)表示,政府旨在提高住房擁有率的5%首付計劃可能會推高房價。她還表明,儲備銀行不會對澳大利亞的房價問題負責。

墨爾本春季拍賣熱潮競價戰全面爆發

墨爾本春季拍賣季進入白熱化階段,買家在全市範圍展開激烈角逐,百萬澳元成交價頻頻刷新紀錄,成交率飆升至72%。

澳洲房產交易不平衡 有些地方正在虧損

儘管澳洲房價持續上漲,但不是每個地方的房屋交易都能賺錢。新數據顯示,數百名在一些高密度社區擁有房產的房主正不得不以虧損的價格出售他們的房產。 CoreLogic的研究發現,這些公寓市場的困境與大多數澳洲房產賣家獲利的趨勢背道而馳, 根據最新的《痛與利潤報告》顯示,在12月季度出售房產的擁有者中,94.8%實現了名義上的盈利,與前一季度的95.1%相比,略有下降,這表明房產價值有所下滑。 在這個季度,賣家獲得的中位數利潤為30萬6千澳元,且盈利的機會接近歷史上最賺錢的時期——2004年4月季度(當時為97.2%)。中位數虧損為4萬5千澳元,高於上一季度的4萬澳元。 利潤的情況因地區和住房類型而異。 在首府城市中,布里斯班的賣家盈利率最高,達99.6%,其次是阿德萊德(99.1%)和珀斯(97.4%)。 然而,悉尼的賣家中有92.5%實現盈利,而墨爾本則下滑至89.2%。在去年之前,墨爾本上一次低於90%是在1998年11月之前的三個月。 在虧損的房產中,近五分之一來自三個地區:墨爾本市中心的公寓(734宗虧損)、悉尼的Parramatta的公寓(256宗虧損)和Ryde的公寓(163宗虧損)。 研究機構發現,2010年代由投資者資助的公寓開發潮對資本增長造成了壓力,隨著借款變得更加困難,這些地區的投資者需求也隨之減弱。 根據地方政府區域,墨爾本的虧損主要集中在墨爾本市議會區(占所有銷售的44%),其次是Stonnington(30.3%)和Port Phillip(24.9%)。 在悉尼,賣家最有可能在以下地區虧損:Parramatta(24.2%)、Strathfield(23.2%)和Ryde(22.7%)。 在珀斯,珀斯地方政府區(LGA)的18.3%的銷售交易出現虧損。 CoreLogic的澳洲研究主管Eliza Owen表示,房主在最近的經濟低迷期間大多能夠保持他們的房產,這幫助防止了虧損的擴散。 她說:「我們確實看到虧損銷售的增長,但這些虧損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市場,這些市場大多是投資者擁有的房產,且主要是高密度公寓。」 Owen對州政府希望擴大住房供應持樂觀態度,認為現在他們的目標是不同類型的房產:位置優越且品質較高的住宅。 但某些新開發項目仍面臨可行性挑戰。 Quantify Strategic Insights的數據與洞察主管Angie Zigomanis表示,要開發新公寓並達到足夠高的價格以確保開發商獲得利潤是非常困難的。 Inner West Nest的Hamada Alameddine呼籲初次購房者避免選擇擁有泳池、健身房等設施的大型公寓,因為這些設施會增加管理費。 他說:「要從未來五年後的角度來考慮購買,當你打算出售或出租時,別人是否需要這些設施?」 「有些人喜歡健身房、泳池和電梯等設施……但從投資的角度來看,這對我來說沒有太大意義。」他說。

中年賣房後,他們重回出租屋

  網路圖片 虧本爬出來 大件傢具留在屋裡,鑰匙交給賣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靜離開成都龍泉驛區的家,搬進出租屋。她沒有和房子留下一張合影,「只想趕緊走。」有一年半的時間,小區房價從每平方米1.8萬的高位點下滑到1.4萬,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掛牌上架。 當時,同小區、同戶型的二手房基本都報價130萬。徐敏靜判斷,大部分的賣房者還是希望能從中獲利。她對房價走勢沒有信心,怕拖久了虧得多,直接降到120萬——覆蓋房款和三年來的房貸支出。中介跟她說,這算是「良心價」。 掛牌20多天里,只來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萬。」接著趕上春節假期,人越來越少。徐敏靜急了,聯繫中介又降2萬。終於來了個買家,壓到116萬,徐敏靜咬牙接受了。但簽合同時,對方貸款資質出了紕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這個價格掛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還貸的利息,徐敏靜賣房虧了大約10萬。63歲的母親不理解這番折騰:房子就是根,就算房價下跌,也沒必要賣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靜著急的是,要把房產變現,從坑裡出來。從買房到賣房,用她的話說,「被房子綁架」了4年。 徐敏靜最初也有投資的考慮。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購政策後,房價一路高漲。徐敏靜觀望了兩年,決心「上車」。她看中龍泉驛區是2023年大學生夏季運動會核心場館的所在地,升值空間大。 二十齣頭時,她篤定「別人的生活是別人的,自己就算一輩子租房,也沒什麼問題」。但進入地產媒體行業後,她看到有片區的房價直接翻番,獲取的信息里總充斥著「量價齊漲」「地價天花板」等字眼。某個周一,她得知,工位旁邊的兩個年輕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還聽說有人在搖到購房資格當天,向同事們借錢湊首付,「當時大家都覺得,搖到就是賺到,會很積極地借錢。」 她盤算,等過了政策規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轉手這套房子。按當時房價飛漲的趨勢,徐敏靜預估三年後至少能收回40萬,能置換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標鎖定在高新區,在她眼裡那是成都最好的區域,房價近3萬一平。 為了這筆投資,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塊房貸,比原本的房租貴了3000。如今回憶起來,徐敏靜覺得這並非一個謹慎的決策——房貸超過月收入的30%,「不符合財經專家所說的安全範圍」。但當時,她確信,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那時,她轉型到大廠地產口媒體,月收入一萬多,比當年成都平均月工資高出四千多。她身邊有不少前輩能靠接私活、做項目提高收入。徐敏靜打算在這裡「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從不把心思放在省錢上,買房後,工資一到賬就先繳房貸,寬慰自己當作存錢了。打車次數越來越少,點外賣也學會領優惠券下單,她萌生出一種責任感,「感覺自己長大了。」 但壓力漸漸超過了閾值,她發現,在爆雷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下,她的行業在經歷轉型,人員不斷發生變動。這幾年,她換了4份工作,都做不長久,中間甚至有接近一年沒班上。 待業期間,她靠提公積金維持貸款,最拮据的時候倒騰過信用卡。買房一年多,徐敏靜還了十幾萬,後來才發現,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包裹她,「這十幾萬,幹什麼不好?」母親來和她一起住的時候,她不能在家發泄情緒,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網路圖片 北方一線城市的互聯網人覃逸也在買房後,才發現還貸是在給銀行打工。他和徐敏靜在同一年買房,每月房貸一萬三左右。他「不敢花錢」,喝的咖啡從40多元降到10元,最後索性自己煮。四年來,他還了近40萬利息,本金只有20萬。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產品線。身為部門總負責人,他也沒有逃過被裁員的命運。這一年他34歲,認為這個年紀沒法在互聯網再找到更好的工作,決定回老家威海。至於這套房產,他想過出租,但這不現實——按市場價,最多帶來每月6500元租金,遠不能覆蓋房貸。 他沒有戶口,即便擠進了這座大城市的東五環,房產也不能成為孩子上學的資本。賣房成了最優解。覃逸想以445萬成交這套45平的一室一廳,避免成為「房損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基本都掛的是420萬。 賣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會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幾乎沒有人主動出價。為了儘快脫手,他三次降價,最終以415萬成交,比預期低了30萬。房子被一位中年買家全款買走。閑聊中,覃逸得知對方住著價值千萬的房子,買下這套房只為給海歸的孩子落戶。 這兩年,不斷有人靠折價賣房止損。有鄭州的房產中介對媒體稱,由於二手房較2017、2018年降價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裡遭遇變故的業主無法支撐高額月供選擇「免費送房」——只要買方願接過房貸,房子就直接過戶。 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不少寧願虧本也要「從坑裡爬出來」的購房者。湖南一對80後夫妻在2018年「上車」期房,4年後小區附近的設施沒有如期完善,房價每平米也降了好幾百,為了避免損失,夫妻倆提前還清20多萬貸款,在2022年年底賣房,虧了30多萬。有留言甚至說,把「賣房換租」看作是一種「反向置換」的辦法。 心理綁定 徐敏靜記得,搬新家那天,家裡來了許多親戚。有人拿來象徵「節節高」的甘蔗、帶有好兆頭的發糕和橙子,搞了一場熱鬧的「進門儀式」。長輩們把買房當作一件大喜事,在他們眼中,這和成功的人生緊密掛鉤。 2019年過完年,徐敏靜在家裡支持下買的龍泉驛區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廳,單價每平不到1.4萬。父母很高興,認為女兒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沒有結婚,也算有了一個家。母親常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說她能獨立還貸,稱得上優秀。 徐敏靜清楚,自己是被裹挾「上車」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慶工作的她考慮換城市發展,當時母親勸她回家進體制,還說如果答應就給她買房、買車。但從小到大,徐敏靜都盼著逃離母親的視線。 家鄉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靜總覺得,人和人之間沒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習的途中,她給母親打電話,還沒等她開口,母親就說: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幹嘛呢?徐敏靜心裡發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張無形的網裡,長大後不想再回去。 後來,徐敏靜在成都定居,母親仍試圖干預,催她買房、結婚。當時她還忙著打拚,想等有婚育需求再買,況且每月1000多已經能租房住,她不著急。但同齡人陸陸續續都在買房,表哥大學一畢業,父母就給他安家置業,小一歲的表弟則在長輩們眼中「最好的年紀」結婚成家,搬進新房。 網路圖片 在這些觀念里,買房和考上名牌大學、找到體面工作一樣,是世俗定義的模板人生中的一個標的。985名校碩士,27歲結婚買房,30歲前年薪百萬,康怡集這些標籤於一身,就會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贏家」。 畢業後,她和男友留在一線城市的金融圈打拚,婚後雙方父母不斷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樓市交易的小陽春,小夫妻買下了東三環邊上一套二手兩居室。康怡請來設計師,按照自己的喜好,裝了開放式廚房和衣帽間。 解決了「人生大事」,困境沒有消失。一萬七左右的房貸給康怡帶來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綁定」,「因為它的存在,你需要維持一份還不錯的收入。」隱性的負擔讓她不敢輕易辭職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負。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滿,她每天加班到十點,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機從不關機,甚至婚禮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裝的浴缸,她一天都沒有用過。然而,賣房、辭職,這些「偏軌」的時刻她從未想過。 康怡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讓她始終對自己保持高要求,「擔心成長速度不夠快,沒有競爭力。」長期高壓下,焦慮像一鍋沸水快要衝破閥門。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爺爺病重的消息,連夜趕回西安。兩周後爺爺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在軌道上度過成功但緊繃的一生,還是跳脫出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找到自己的節奏?——最後,她冒出賣房的念頭,想從這件事開始,一點點掙脫世俗的目光,覺得只有先擺脫房貸,才有勇氣辭掉工作,琢磨未來的方向。 出於投資的角度,從事金融的丈夫贊同賣房。夫妻倆觀察到,近年來很多小區三居室的單價面積都高於兩居室,加上房齡已有十多年,再拖幾年,賣價不容樂觀。2022年九月,房子最終以700多萬賣給一對年輕夫婦。康怡說,簽約當天從對方眼神里讀出了憧憬。而現在的她心裡輕鬆多於不舍,「無貸一身輕,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開啟新的生活。」 網路圖片 枷鎖與安全感 賣房後,康怡幾乎把所有傢具留給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開始租房。租到完全滿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個在郊區,環境好,但房租超過了原先的房貸,通勤也不便利,沒住上一年,夫妻倆決定再換一個。康怡希望小區環境宜居,物業靠譜,最重要的是能有親手布置的餘地。看了50多套房之後,他們才定下來。 卸下房貸壓力後,她裸辭自立門戶,接待自己的客戶,也嘗試自媒體。擺脫了高強度的職場生活,單幹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穩定。偶爾焦慮冒出頭時,丈夫的支持暫時給康怡吃下一顆定心丸。她現在發現,內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決的,歸屬感或許來自穩定的親密關係,或許根植於謀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輩子去爭取。」 某種程度上,「賣房換租」後會讓一些人有了能周轉的資金,嘗到這樣相對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單親媽媽賣掉一套在一線城市五環內的房產,拿回115萬房款,租到郊區新小區的小高層,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廳落地窗外是一片綠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兒散步,寬敞的客廳也讓家人之間有互不打擾的空間。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單層面積25平的Loft,空氣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悶。房子在商圈附近,熱鬧擁堵,她覺得不適合孩子成長。賣房後,她拿出30萬存做定期,當作孩子未來三年上幼兒園的學費。有這筆錢兜底,她在下半年辭掉了穩定的工作,開始創業。 像打開了一個枷鎖,一開始總會看見解脫的幸運,但之後的限制會換種方式接踵而來。賣掉大城市的房產,手握百萬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來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離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邊,35歲的他感覺重新變回一個孩子。 上個月,父母信不過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幫他看房。租房預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邊,享受海景。父母說,1000塊錢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這麼多錢。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們的意見,租下一套兩年多前精裝交付的三居室。 網路圖片 徐敏靜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後,也繼續陷入跟長輩觀念的拉扯中。還是在龍泉驛區,她租下一套總面積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滿滿三四輛小型麵包車,紙箱堆在客廳,沒處下腳。母親來幫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櫃時,看了一眼地上堆積的衣物,對著逼仄的空間滿臉發愁。 當初買房後,母親從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個卧室。母親很滿意那個家,幾乎把老家自用的東西都安放進去,還新添了電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換租後這一年,母親只來短住過三次,時常抱怨。徐敏靜選擇沉默,她一直是個順從的女兒,以前定志願、選專業全是母親在安排。 決定賣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們在電話里起了爭執,母親又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壓力累積到極點,徐敏靜脫口喊到:「你所想的這個我,是我展示給你的,真實的我你知道嗎?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靜待了兩年的地產口報道站點關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員。沒有房貸壓力,又有賠償金兜底,失業後的她想按下暫停鍵,思考日後去向。她開始研究短視頻,考慮放下這些年的沉沒成本去轉型。 買房四年來,她沒有告訴過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變動,待業時也獨自扛下房貸。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長輩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厭倦母親用這些價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響,「不能太自我,說白了還是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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