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與幾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內在的問題依舊，只是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內冷外熱」，外媒一片光明預測，中國自己則是「灰犀牛」與「黑天鵝」一隻不少地陳列。如今，中國當局嚴控言論，國內見不到有質量的討論，外媒一片聲地認為前景不妙，在野評論的「中美脫鉤論」甚是高亢，但決定是否脫鉤的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卻向劉鶴表示要再掛鉤。 與其討論幾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機因素，比如房地產將崩盤之類，還不如深究中國為何能挺到現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國經濟挺住的因素是否還能繼續起作用。 觀察中國經濟，GDP增速不能當真 其他媒體的危機論我就不說了，專業性很強的《華爾街日報》10月18日發表專研中國經濟的編輯和專欄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聲稱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房地產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現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如果中國政府近期內無法出台更強勁的寬鬆政策，那麼支撐中國經濟三大支柱的負面因素疊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經濟下行的風險。 塔普林列舉幾大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已陷入四面楚歌：電荒、房地產債務危機、海運航道不順，以及稍早出現的短暫但危害不低的Delta變異毒株引發的疫情反彈。他認為，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長既低於預期，又跌破5%，也並不令人意外。 我從來不將中國GDP增速當作一個重要的指標，主要是中國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強。那麼，世界銀行、IMF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數據應該夠權威了吧？其實我也歷來存疑，因為基礎數據是中國自己交付的，更何況前不久剛曝光一事：現任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曾在2017年時任世行首席執行官（CEO）的時候向世行人員不當施壓，要求將經濟環境報告內容修改為有利中國。以下討論塔普林列舉的危機因素。 中國經濟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國經濟現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產債務危機其實早就出現，房地產「一哥」恆大危機在去年就已經預告過，我曾專門寫過文章，當局只是沒按下「不救」這個按鈕，外部債主心存僥倖罷了。其實，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過是將房地產跳樓點從80層樓挪到了90層、100層，最終泡沫總要破滅。 Delta病毒對世界的影響不止中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在為疫情發愁。 電荒這事兒與9月10日拜登打給習近平那通電話有關，刻下美國將氣候變化當作頭等國策甚至最重要的國際事務，需要中國配合。就在那通電話之後不久，中國宣布拉閘限電（不是缺電），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女士則正式宣布對中國關稅實行「保留-豁免」，可以預期，一旦關稅問題有了著落，中國方面會逐漸恢復供電。 海運不暢這問題，影響的不只是中國，還有美國。美國目前正陷入一場罕見的供應鏈危機，港口嚴重擁堵，數十萬個集裝箱積壓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現了商品短缺、貨架越來越空的現象。一些能夠正視現實的美國專業人士終於發現：中美兩國之間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供方是中國，需方是美國，雙方原來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說明，除了房地產不可能再成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這個因素之外，真正讓中國經濟保持源頭活水的是美國需求，因為中美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你在這頭，我在那一頭，無論怎樣分析，都不得不承認現實：美國的消費需求是「中國製造」的源頭活水。 中國經濟的源頭活水：美國需求 中國海關進出口數據顯示：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人民幣，較同比增長23.7%，貿易順差5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2%。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為第一、二、三、四大貿易夥伴。其中，中國對前三大貿易夥伴均為貿易順差：對東盟貿易順差3660.2億元，增加8%。對歐盟貿易順差7519.6億元，增加21.2%。對日貿易逆差1822.5億元，增加47.8%。 美國數據我在此詳細列舉：中美貿易總值為3.05萬億元，增長25.8%，佔12.3%。其中，對美國出口2.29萬億元，增長22.7%；自美國進口7524.2億元，增長36.5%。值得關注的數據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54萬億元，增加16.9%——這個數字高於東盟的3660.2億，也高於歐盟的7519億元，按匯率折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今年前8個月約為1170億美元，高居第一。 美國對此的數據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與中國海關數據一樣，證明中國對美出口強勁增長。 美中貿易關係：資本與需求決定還是政治決定？ 美國對華貿易關係，現在面臨的其實是資本決定還是政治決定這個抉擇。 從歷史與現實來看，西方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與國的關係當中，商貿關係是決定因素，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起因，就是英國為了解決對大清的貿易逆差而販賣鴉片。中美之間自1990年代以來的關係，實際上也是資本起主導作用，但美國畢竟是世界大國，柯林頓總統為了履行大國責任，有了人權外交。中美之間政治上時有磕碰，但經濟上的聯繫卻越來越密切，在「比較成本」的導引下，美國本土製造業產業空心化，30年過去，中美之間早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商品供應鏈。目前美國的供應鏈危機，就源於產業鏈嚴重依賴中國。 美國方面現在對此有遲來的認識。密歇根大學教授斯里達爾·科塔（Sridhar Kota）和行業智庫MForesight的專家托馬斯·馬奧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發表過一項共同研究《這裡發明，那裡製造》，結論是：美國的對外依賴不僅限於低成本的商品，它沿著價值鏈向上延伸，而中國是其中大部分的關鍵。先進位造業中的離岸生產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這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的戰略已經變成了「在那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美國必須採取大膽的措施阻止這種發展，並利用轉型技術重建國內製造業的實力，以實現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保證經濟安全。他們提出，這些大膽的步驟需要一個具有全面戰略的中央機構，以及大量和持續的公共和私人投資，讓這些投資集中於轉化研究和製造業創新，鼓勵國內試點生產和規模化生產，授權中小型製造商部署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國國內培養國內工程技術人才。該報告說，如果美國不做這一選擇，面臨的將是「創新和製造能力繼續退化，導致美國成為無力支撐頂級軍力的二流經濟。」 以上的研究出於現實，慮之長遠。但是，無論是美國的商界還是政界，眼光越來越短視，三年以上的戰略布局，幾乎無人考慮，用民主黨領袖南希·波洛西的話來說，無法帶來選民的議案，她領導下的眾議院根本不考慮。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謂「帶來選民」的議案，幾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議案，沒人考慮製造蛋糕的食材從何而來，何以為繼。 多年來，希望中國經濟繁榮或者崩潰的文章，我見過不少。正如我一向論述的那樣，中國經濟從來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預測的那樣繁榮似錦，由於發展方式、道路的選擇非常短視，在促成短暫繁榮之時一定會埋下種種隱患，比如房地產；但中國經濟也決不會象外界預測的另一極，會在瞬間崩潰，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貿現狀顯示：中國製造需要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一時也找不到中國的替代物。這種強大的需求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源頭活水。 資本最聽利潤的話，美國商界從來就沒打算放棄中國市場，這就是中國經濟雖然危機重重，但卻能挺到現在（包括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因素。如果還不相信這點，請看10月22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驚人消息：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華為供應商獲得113張出口許可，總價值約610億美元；中芯國際供應商獲得188張出口許可，總價值420億美元——須知，華為和中芯國際分別於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和所謂「實體清單」。這些出口許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間發放的。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文鏈接）
華爾街日報星期一（10月18日）發表專研中國經濟的編輯和專欄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聲稱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房地產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現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如果中國政府近期內無法出台更強勁的寬鬆政策，那麼支撐中國經濟三大支柱的負面因素疊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經濟下行的風險。 塔普林指出，中國經濟似乎已經陷入四面楚歌：電荒、房地產債務危機、海運航道不順、以及稍早出現的短暫但危害不低的德爾塔變異毒株引發的疫情反彈。他認為，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長既低於預期，又跌破5%，也並不令人意外。 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一公布，中國第3季度GDP較去年同期增長4.9%，遠低於今年第1季度的18.3%和第2季度的7.9%。 塔普林認為，由於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反周期支持是如此微弱，因此今年第4季度的經濟增長几乎可以肯定會低於第3季度。 至於明年的經濟增長狀況，塔普林認為目前很難確定。但他提出，這似乎取決於3大要素，即中國政府將以多快的速度放鬆其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消費者是否最終打開荷包花錢以及出口商是否能夠守住最近多佔的市場份額。供電缺口仍然會拖後腿，但是煤礦促產和電價放寬將大大緩解電荒帶來的衝擊。 在房地產方面，塔普林認為有跡象顯示政府或將採取更為寬容的立場。文章引述彭博社（Bloomberg）的報道說，中國一些大銀行已經接獲指令，要加快房屋抵押貸款的審批。但是9月份的信貸增長仍然很弱，而房地產投資、銷售和開工遭遇的急速下滑仍未見有任何起色。文章認為，由於開發商的借貸渠道已經急劇收縮，要讓房地產行業重振雄風的唯一關鍵似乎就是房屋銷售。但是在出台重大措施處理恆大危機之前，要讓忐忑不安的購屋者重回房地產市場也絕非易事。九月份房地產銷售面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16%。 塔普林認為中國在消費者和出口貿易方面的狀況要稍好一些。中國的出口仍然很強勢，9月份的零售比去年同期上漲4.4%，高於8月份的2.5%。他指出，2022年最大的風險可能是，中國政府認為全力推動出口和力挺高科技產業，同時嚴厲打壓房地產和諸如互聯網平台技術的高附加值服務業的策略奏效而過於自信，結果在事態突然出現變化時措手不及。 文章列舉的一個可能性就是出口發生逆轉。中國的出口商即使面對成本暴漲仍然非常擁有競爭力。不過他們也得益於很多亞洲工廠因疫情而關閉以及富裕國家消費者因為疫情而把消費在服務業上的資金轉而花費在購買物品上。2020年中國工業就業人數的凈增長自2012年以來首次超過服務業，而這一狀況今年可能再次發生。 但是這一狀況註定是難以持續的，因為隨著富裕國家疫苗接種人口超越一定的門檻，導致服務業的反彈和民眾對服務業消費的增加，以及海外製造商恢復生產，中方目前佔有的一些優勢可能很快就消失。 塔普林認為，理論上中國的消費者在增加消費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間。從人均角度看，中國居民在今年頭9個月將他們34%的可支配收入用於儲蓄，高於2017年至2019年之間的32%平均值。但是如果房地產行業仍然低迷，或者源於出口的就業減緩，消費者花錢也會非常小心。 塔普林認為，中國政府迄今為止避免了房地產行業低迷帶來的重大衝擊，但他認為目前還處於事發初期。如果更為重大的寬鬆政策不能很快出台，那麼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柱—房地產投資、消費和出口—到2022年年中都可能交疊下行，重創中國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