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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亞太戰略以扼制中國勢力在亞太地區的擴張為目標,戰略構想中的盟國除了日韓之外,就是東盟國家。上個月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發布《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中國與海外媒體均以「東南亞風向變?中國首超美國成站隊首選」大幅報道,並引述專家意見,認為若未出現能夠與之匹敵者,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將持續上升。 這一變化緣何發生?是不可逆向還是繼續呈鐘擺狀態?本文試作分析。 必須考量《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發表的國際背景 該研究所自2020年首度發布《東南亞態勢報告》以來,該報告已成為該地區精英階層對地區和全球重要關鍵問題看法的年度評估。今年的調查基於對東盟十國的1994名決策者、記者、商人和專家的訪談,結果顯示:50.5%的受訪者表示東盟應該與中國結盟而非美國,比2023年的38.9%相比大幅成長;美國則從去年的61.1%下降至49.5%。這是該項統計自2020年以來,首度出現中國好感度高出美國的情形。 細分下來很有意思:在東盟成員國中,僅有菲律賓、新加坡及越南的多數受訪者選擇美國為結盟首選,其他7個國家則傾向與中國結盟。從「一帶一路」倡議與對中貿易中受益最多的馬來西亞、印尼、寮國欲與中國結盟的立場也最為鮮明,支持人數超過70%。 近20多年以來,東南亞地區國家一直奉行「政治安全靠美國,經濟發展靠中國」這一策略,這種三角關係一直未變。直到去年,東盟十國的大部分國家還堅決反對中國在該海域的擴張,如今發生這種態度上的變化,只能說它們對美國的信心因加沙戰事發生動搖。 拜登入主白宮三年以來,美國已經涉入兩場暫時看不到結果的戰爭。俄烏戰爭自2022年2月下旬開始,國際社會多認定戰爭很快結束,普京將下台。結果是戰事拖到現在尚未結束。但2023年10月以來的以巴戰爭帶給美國的影響遠比俄烏戰爭複雜,一是美國民主黨基本盤,包括大學生、lgbtqi+、BLM在內,因反對政府支持以色列而舉行抗議活動,最近百多所大學校園抗議只是一波新高潮;二是美國因支持以色列而陷入孤立,多次聯合國會議的表態,以及歐洲愛爾蘭、挪威、西班牙三國承認巴勒斯坦國就是證明。這兩個因素確實都動搖了盟國對美國的信心。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還有一個宗教因素,該地區有三個伊斯蘭國家,印尼、馬來西亞和汶萊,其餘7 國中,柬埔寨和新加坡的穆斯林人口較多,越南和寮國穆斯林人口較少。這種人口構成,在以巴戰爭之後,影響了該地區對美國的態度。 由此觀之,在東南亞與中美這三角關係當中,中國因素可變項不多,但美國因素可變者甚多,一是國內政治(比如大選結果),二是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政策與方式。除此之外,東南亞國家本身的政治也是可變因素。 東盟十國,親美親中各有考量 美國的亞太戰略從奧巴馬第二任期重返太平洋開始,至今已歷12年,美國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來,多次與東南亞的政府高層互訪,2023年更可視為美國與東盟接觸的高峰。去年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東盟夥伴法案,將東盟與歐盟、非洲聯盟列為同一層級的國際組織,並承諾擴大區域外交及經濟往來。但至今除了日本、南韓之外,多數東盟國家拒絕選邊站,原因無他,乃因東盟十國因與中國關係不同,比如是否有領土爭端、感受到的威脅大小、經濟往來多少等情況,對美國的態度而有差別。 例如,《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顯示,菲律賓、新加坡及越南選擇與美國結盟者依舊占多數,但菲律賓之外的國家對於美國的支持普遍減弱。在美國重申對菲律賓的防衛承諾之際,菲律賓對美國的信心從去年的78.8%增加至83.3%的歷史新高。但是,領土威脅並不象菲律賓那樣強烈的新加坡與越南儘管親美,但對中國的態度又與菲律賓有區別。 新加坡不再是李家坡,對華關係未變 在過去數次亞太地區及東盟會議上,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多次代表多數東盟國家向美國表態:在美中之間,不要迫使東南亞國家選邊站,陳說的理由非常充分。但在今年4月,李顯龍辭去總理職務,一直被視為接班人的黃循財接任總理。外界當然也關心黃循財是否會蕭規曹隨,繼承李顯龍的對華政策。 中國已經放話:李顯龍在正式宣布即將退位以後,還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呼籲全新加坡人能支持黃循財率領的第四代領導團隊。李顯龍所指的「第四代領導人團隊」,早在去年12月份就已經率團訪問中國,這時正是李顯龍確認黃循財為接班人之後。該訪問團規模宏大,成員中包含了新加坡政府內閣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級官員,其中七位是掌握實權的部長,幾乎全部為第四代領導團隊的核心成員。 黃循財在副總理兼財長部長任上時,多次明確表示對華態度,比如去年12月再次強調,永遠不要押注中國衰弱,中國繼續是一個能為雙邊合作提供巨大機會的經濟體。今年5月6日,他在接受英國《經濟學人》專訪時,記者問,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制裁和出口限制,引發全球科技體系一分為二的擔憂,新加坡如何應對?黃循財強調:「我們希望出口限制的出台會得到謹慎權衡,因為如果存在國家安全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時指出,如果「小院高牆」圍起來的院子越來越大,最終導致許多經濟領域的技術分岔(bifurcation),不僅會對新加坡造成傷害,也會傷害美國和全世界。 已經可以肯定,黃循財接任之後,大體上會遵循李顯龍的外交路線,與中國打交道基本是新車舊轍。況且美國正處在大選年,現階段中美關係止跌企穩,雙方都不想挑事,黃循財接任之後暫無選邊站隊的壓力。 越南新近再次宣布: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越南與中美兩國的關係十分複雜,在一度似乎與美國緩和之後,現在又回復到中間路線。最近兩個動作可能讓美國不快。其中之一是路透社5月9日披露的消息,在越南準備迎接俄羅斯總統普京可能的訪問之際,越南推遲了定於5月中旬與歐盟負責對俄制裁事務最高官員的會晤,理由是「無暇會見」。另一個動作就是在賴清德宣誓就職台灣總統的5月20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范秋姮在回答記者有關「一個中國」政策的提問時強調,越南將在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礎上,與台灣在經貿、投資、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保持和發展民間關係和非官方關係,不與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這位發言人還重申,越南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認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與合作對地區和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美國實施了各種對華貿易限制措施,中國日益依賴越南幫助規避美國對華貿易限制措施。2023年越南對美貿易順差接近1050億美元,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關稅時的2.5倍。 在美中競爭的背景之下,東南亞成為雙方積極拉攏的地緣政治角力場域,但東南亞國家的態度一直處在鐘擺狀態。儘管《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顯示出對美國不利的變化,但確實是受到加沙戰爭的影響。今年大選落幕之後,如果美國國內政治有大的變化,國際政策隨之調整,東南亞國家的態度亦會隨之變化。不過,除了菲律賓之外,其餘九國的調整隻會限於對中美兩張餐台的青睞度,絕對不會丟棄其中一張餐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對於大多數在華經營的西方企業來說,2023年是異常艱難的一年。這不僅在於中國營商環境加速惡化,企業在華經營所面臨的各類風險大幅上升,也在於CEO們正陷入一個兩難的窘境,到底是繼續留守在這個總值18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內,還是徹底一走了之? 外企、外資紛紛撤離中國 2023年11月,美國資產管理巨頭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 Group)和以民調為基礎的績效諮詢公司蓋洛普(Gallup)紛紛宣布將關閉在中國的業務,撤離中國。在此之前,聚焦科技諮詢的弗雷斯特市場諮詢(Forrester)已經裁撤掉絕大部分當地的分析人員,而美國格理集團(Gerson Lehrman Group)本來計劃今年擴大在中國的運營,但是從夏天起卻開始裁員。 即便是在對中國依賴程度較高的製造業領域,比如像蘋果公司(Apple, Inc.)這樣在中國深耕幾十年的領軍型企業也正在將其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 這些都只是西方企業準備撤離中國的一個縮影…… 馬特·多拉德(Matt Dollard)是一家專註於中型市場企業的管理諮詢公司 RSM US 的管理諮詢負責人和高級分析師,有著二十多年為跨國公司開拓海外業務的經驗,找他諮詢的三分之一的企業前往中國投資或者拓展在那裡的業務。他告訴美國之音,一家汽車零部件企業正尋求他的幫助,在三年內徹底撤出中國,即便是目前還找不到能夠完全替代中國的地方。 他說:「他們仍然需要從中國採購大量的中間和原材料,他們了解這一點,但他們覺得將其中一部分來源放在中國以外會讓他們感到更安心,並減少一些他們擔心的風險,同時也符合客戶的利益。」他說,這家企業現在正在考慮轉向印度或是越南,他覺得最終會是越南。 多拉德說,大多數在中國有業務的企業都忙於採取措施「去風險」或分散風險。他表示,企業至少不會增加在華投資。「如果他們已經在中國設廠生產產品,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會決定堅持下去,但他們希望分散風險。」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 11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華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對中國的信心正在減弱。這份調查的對象是35位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駐華外企的首席執行官,結果顯示,他們對中國的信心指數從六個月前的72下降到今年下半年的54。該數值如果低於50,則表示持負面看法的受訪人數多於持積極看法的人數。該機構還發現,40%的受訪CEO預計資本投資將減少,幾乎同樣多的首席執行官預計在未來六個月內裁員,而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僅為 9%。 中國吸引力下降的另一個表現是,截至9月底,外國企業已經連續六個季度從中國撤走利潤,總金額超過1600億美元。利潤的持續流出導致中國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資25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數據,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資負債為負118億美元,是自1998年有記錄以來首次出現季度負值,顯示資本流出比流入多出118億美元,表明撤資和業務縮減規模高於新增投資。 另據彭博社根據中國商務部12月21日公布的數據計算得出,11月中國新增實際利用外資為533億元人民幣(約合75億美元),同比下降19.5%。這是自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的最差數字。中國商務部發布的聲明說,今年1-11月實際外資金額1.04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0%。 「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確實讓對華投資變得有些不妙,我們在很多外國直接投資數據中都看到了這一點,尤其是在2023年,它確實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管理諮詢公司 RSM US 的管理諮詢負責人和高級分析師多拉德說。他表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緊張關係成為壓倒性因素,讓西方企業決定撤離中國,而且會有更多的企業考慮離開中國。 與此同時,境外資金也在加緊撤離中國內地股市。《金融時報》的報道說,今年前七個月流入中國股市的境外資金已有超過四分之三離場。全球投資者自今年8月份以來通過中國內地與香港的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和「深港通」拋售了價值逾250億美元的中國A股股票。這是自「滬港通」2014年11月開通以來通過該機制發生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資金外流。 《華爾街日報》引述高盛(Goldman Sachs) 11月1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嚴峻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全球投資者可能會再拋售1700億美元的中國股票。該報12月7日援引中國官方的數據說,今年截至10月份,機構投資者持有的中國股票和債券資金減少了310多億美元,這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最大的凈流出。 緊張的地緣政治和中國惡化的營商環境 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安娜·阿什頓(Anna Ashton)對美國之音表示,地緣政治緊張與其他中國國內的因素疊加,造成在華經營的西方企業面臨多重不確定性。 「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出現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擔憂,這促使北京以一些方式改變了做生意的規則,使得外國企業在這個環境下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再加上結束新冠政策後回歸到正常經濟增速比預期慢,中國經濟的低迷也是造成外國公司經營環境困難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她說。 代表近2000家歐洲和美國企業的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上海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分別在9月份發布了各自的中國商業環境報告。這兩份報告指出,中國的商業環境對西方企業來說正變得越來越難以適應。北京雖然表面上仍然重視外資,但卻把國家安全放在更優先的位置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在華歐企認為,中國愈發複雜的法律法規使得商業機會難以實現。 《外交政策》雜誌專欄作家、歐洲領導力網路(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高級副研究員伊麗莎白·布勞(Elisabeth Braw)對美國之音表示,對西方企業而言,中國是一個非常困難且日益艱難的環境,而問題在於它的不可預測性,使得企業擔心自己隨時成為中國政府打擊報復的目標。 她說:「任何西方公司都可能成為中國政府各種打擊的目標,這些打擊不僅與(中國的)反間諜法有關,而且每當中國政府想要報復西方政府時,都有可能將在華經營的西方公司作為代理目標,而這非常容易,因為公司能做什麼呢?它什麼也做不了。」 布勞曾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稱,中國困難的商業環境反映在政治風險承保人(political risk underwriters)幾乎停止為在中國經營的公司承保新的保單。 在提供政治風險保險的60家保險公司中,只有少數幾家仍然為中國提供此類保險,而且附加了非常嚴格的限制,這是一個重大變化。目前仍在提供針對中國的保險政策的保額可能不會超過5000萬美元,這與幾年前的約20億美元相比大幅下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大多數大型公司的資產遠遠超過5000萬美元。 政治風險保險這一險種在冷戰結束前、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非常流行。該保險可以保護企業免受各種政治事件的影響,從徵用到政治干預,一直到政變和戰爭,這使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體制的市場上投資和經營。 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7月1日已正式生效。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在該法生效前曾對美國企業發布警告稱,中國新版反間諜法對間諜行為定義模糊不清,給予中國政府更多許可權獲取和控制企業數據,原本被視為正常的商業活動,比如市場調研都可能會成為犯罪活動。 該中心的官員說,修訂後的法律將間諜定義從國家機密和情報擴大到任何「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其他文件、數據、材料或物品」。該法還對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員實施了新的出入境限制,並提高了美國公司、記者、學者和研究人員的法律風險。 歐亞集團的阿什頓說,中國的新版《反間諜法》和《數據安全法》更加嚴格,雖然尚未產生看得到的影響,卻產生了無形的影響。「對於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和其他外國公司而言,他們對這項法律的執行存在很多擔憂。現在這項法律的涵蓋範圍更廣泛、更模糊,同時還有數據監管的執行,這些監管影響著公司能夠跨境分享數據的範圍以及數據的本地化方式,」她說,「執行力度的不可預測性讓他們無法確定如何確保合規,以及如何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今年3月,中國當局分別以涉嫌非法經營拘留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五名中國籍僱員,又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拘留了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一名員工。截至目前,美思明智集團五名被拘押的中國籍僱員仍未獲釋。 眼下,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已不鼓勵高管攜帶信息離開中國,即使是一些日常的公司經營信息。它們甚至不允許駐華企業高管在離境時攜帶筆記本電腦甚至智能手機。 在這幾大因素疊加下,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8月份訪問中國時說,許多美國企業告訴她中國已經「不適合投資,因為風險變得太大了」。 她表示,美國企業正面臨新的挑戰,其中包括中國「沒有任何解釋的巨額罰款、修訂內容不明確的《反間諜法》,給美國商界帶來了衝擊;對企業的突擊搜查,這是一個全新層面的挑戰,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11月15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赴舊金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期間與美國商界領袖人物舉行晚宴。多名美國企業巨頭出席這場晚宴,包括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和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 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多家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的高管。 然而,令美國商界失望的是,在這個本來被認為要安撫美國商界的講話中,習近平並沒有具體提及貿易和投資,也沒有就中國不斷惡化的營商環境向在座高管進行安撫,對接下來北京方面是否出台新的政策更是隻字未提。這令一些美國的商界人士感到失望。 中國吸引外商的新措施以及外商的審慎樂觀 自11月15日美中兩國元首會晤後,中國推出了一系列市場准入優惠措施,包括批准了一個拖延已久的萬事達公司(MasterCard)的合資項目,接著又批准了美國晶元製造商博通公司收購企業軟體開發商VMWare的交易。11月24日,中國宣布,對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和馬來西亞了六個國家的公民實行為期一年的單方面免簽入境政策。 這些小的舉措受到歡迎但尚不足以消除商界對中國政策搖擺不定、貿易管制和以國家安全為名對西方企業的突防、調查和拘押行動的深層擔憂。 「我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周內正在認識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他已經告訴了一些部門要確保讓美國在中國投資變得更容易,我們看到一些承諾得到落實,」為多家跨國企業提供諮詢服務的RSM US高級分析師多拉德說,「現在仍然有待觀察的是,這些變化是否真的會導致企業決定也許現在是重新進入並在中國投資的時候了。」 彭博社援引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話報道說,歐洲商界領袖現在認為北京正在超越魅力攻勢,展現出真誠的願望去兌現承諾。企業高管從最近與中國政府官員進行的對話中得出這樣的看法。 歐亞集團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阿什頓對今後一年的形勢持審慎樂觀態度。 「我認為,拜習會後美中關係的發展軌跡至少有理由保持謹慎樂觀,因為會晤的基調總體上是建設性的,而且從過去幾個月的高級官員會晤節奏來看,這顯然是兩國領導人的優先事項,而且我認為,現實情況是,兩國經濟仍然嚴重依賴對方,緊密交織在一起。」她說。 最新的報道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出席1月15日到19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並率領一個大型的高級政府官員團,以表明北京對商業開放的態度。世界經濟論壇每年都吸引眾多全球商界和政界領袖參加。
中國央行連13個月增持黃金,是國際黃金市場的最大買家。有軍事專家擔心這是北京為武力犯台做準備。也有分析指,北京與多個地區的地緣政治衝突有密切關係,因此希望人民幣國際化,減少對西方依賴,但恐怕效果不彰。 綜合媒體報導,世界黃金理事會(WGC)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連續12個月大規模購買黃金,是今年全球央行搶購黃金的最大購買者。而中國外匯局發布的 11 月官方數據也顯示,中國黃金儲備連續第 13 個月增加,累計黃金持有量上升近15%。 彭博報導,中國央行僅10月就購入23噸黃金,官方黃金儲量已達2215噸,超過拉美、非洲與印度的總和。報導引述新加坡黃金交易商指,中國政府目前每月至少砸10億美元購買黃金。 《金融時報》報導,若納入私人與半國營機構的購買,中國今年購買的黃金明顯高於官方數據顯示的200噸。 德國新聞網站n-tv於12月9日發表的分析文章推測,中共囤積黃金或許是為武統台灣做準備。 該文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曾大規模擴充黃金存量,以便在衝突危機情況下擁有足夠的儲備。一些軍事專家擔心,中共正逐步為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做準備。由於擔憂受到美國制裁,而失去獲得美元的渠道,同時也減少對西方的依賴。 專家:地緣政治衝突引中共購買黃金 大紀元報導,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認為,中共央行購買黃金有另外特別的原因,即地緣政治衝突。 「由於像俄烏衝突、以哈衝突這些地緣政治衝突,都或多或少會跟北京的關係比較密切,所以它針對性地增持會比其它央行增加更多。」 此外,台海危機與南海危機都跟中共的關係比較密切,黃大衛認為,這也讓外界一直擔心,北京增購黃金是否跟未來的地緣政治、新的動蕩密切相關。 中共盼去美元化 阻人民幣下跌 除了地緣政治因素,中俄兩國一直想去美元化,不斷地拋出美元國債,黃大衛指出,中共拋出美國國債的另一原因是,穩定人民幣匯率。 近期人民幣匯率連續走跌,中共又一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黃大衛說,它不斷地增購黃金是作為承諾的一個保證。 「在拋出美元國債之後,持有的美元除了拯救人民幣匯率之外,北京也購入黃金作為外匯儲備的一個轉換。所以,綜合以上原因,造成北京不斷增持這個黃金。」 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9月中國在美國國債持有量續跌,至7781億美元,按月減少超過3%,為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年內已縮減逾一成,同期中國的黃金持有量則升近一成。 霸權地位除黃金外 還需有強大的外交軍事政治影響力 黃大衛認為,黃金儲備雖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但其他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接受程度,目前僅佔2%、3%,不到5%。「所以人民幣並不成為一個主流,但是由於你要別人結算時能夠接受人民幣,你必須有足夠的美元,或者是黃金作為一個硬通貨承兌。」 「而別人接受程度有多高,取決於你的國際關係、貿易關係,外交關係。」黃大衛說,不是說你全部都是黃金就能夠接受。美元的霸權地位除了黃金外,還有強大的外交軍事政治影響力作為依託。
伊斯蘭教極端組織塔利班奪回暌違廿年的阿富汗政權,七月間曾接見該組織領袖的中國影響力引發關注。彭博指出,塔利班一九九六年在阿富汗初次掌權時,中國拒絕承認並關閉大使館多年,上月卻帶頭與塔利班對話,十六日更呼籲塔利班政權「選擇有序權力轉移和成立包容性政府」,並「期待中方也能為此發揮重要作用」,實與中國經濟實力不可同日而語,並積極打造跨國經濟帶「一帶一路」有關。 然而,專家指出,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也將為中國帶來新的地緣政治挑戰,除了美國撤軍意味著將對中國形成更大壓力,北京能否在美國撤離後填補中亞的權力真空,塔利班聲稱與「疆獨」組織劃清界線的承諾是否可信,都還有待觀察,情勢未必完全對中方有利。 王毅酸美「強權政治不得人心」 中國外交部十七日針對阿富汗問題連發兩篇新聞稿,證實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前一天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皆通過電話,聲稱「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這一結局有其內在邏輯和必然性,標誌著軍事干預、強權政治不得人心,終將失敗」。至於布林肯「期待中方也能為此發揮重要作用」,王毅則反指「美方不能一方面處心積慮遏制打壓中國,損害中方正當權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 中國還重提川普政府去年十月宣布撤銷「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ETIP)的恐怖組織定位,指責美方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ETIP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地建立政教合一伊斯蘭國家為目標,中方上月因此要求塔利班和ETIP在內的所有恐怖組織徹底決裂。塔利班發言人沙欣(Suhail Shaheen)上月受訪時聲稱,儘管關切穆斯林的處境,但無意干預中國內政,顯然蓄意在新疆維吾爾族議題上討好北京。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高階國防分析師葛羅斯曼(Derek Grossman)指出,阿富汗天然資源豐富,北京一直企圖在美軍撤離後將阿國納為戰略走廊,打通與巴基斯坦和進出中亞的交通要道,擴大區域貿易並引進阿國天然資源,因此阿富汗能否維持穩定,攸關中國重大利益。 葛羅斯曼認為,中國將仰賴巴基斯坦與塔利班政權接觸,甚至加以控制,屆時中國與阿富汗的關係,在地緣戰略上將益發顯著。不過,中國在阿富汗乃至中亞的政經影響力增加,也可能引發與俄羅斯之間在勢力劃分上的新矛盾,也會招致印度不滿,已為喜馬拉雅山區邊界爭端而緊繃的中印關係恐將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