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68歲的李克強,10月27日被中共宣布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令外界震驚。目前,對李克強去世,網上傳出各種各樣的的說法、猜測。 也有媒體分析,李克強去世可能會給習近平當局、中國帶來的影響。看中國記者就此採訪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學家、時政評論家袁紅冰教授。 李克強是「被」習「心臟病」的么?如何對李克強蓋棺定論? 據網上曝出,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是在上海一家中醫院去世。據傳這家中醫院並不是上海最好的醫院,相關專家也是後來才到,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有人質疑,李克強去世有蹊蹺。甚至有人猜測李克強是「被」心臟病去世的?袁紅冰對此表示:「要清楚的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首先應該弄清楚李克強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蓋棺定論。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知道習近平會不會謀殺他。 所以首先我們還是講一下對李克強蓋棺定論的一些觀點。我給李克強的蓋棺定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他是中共的黨文化所培養出的典型的太監人格。 我和李克強是北大法律系時期的校友。我們雖然不是同一級,但是我們共同上過一些大課。比如說當時北大著名的憲法學家龔祥瑞先生的《西方憲法學》。這門課我們幾個年級是一起上的。所以跟李克強有一些比較多的交際了,在上課的過程中。儘管是大課,但是由於李克強是西方憲法這門課的課代表,我是我們那一級一個班的學習委員。所以上課過程中有一些交際。 在北大學習期間,我當時感覺李克強就是痴迷於追求去做學生會的幹部。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大學裡,所謂學生幹部,他的職責之一就是向共產黨的黨組織,彙報同學們的思想動態。簡單的講就是做一個政治的告密者。所以當時我們以一般正常的學生,對於這些追求做學生會幹部的這些人,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一份鄙視。我們常把他們叫做學賊了。李克強在大學期間就是這樣一個人。」 李克強是如何受到鄧小平、胡錦濤賞識的? 袁紅冰還披露:「李克強在8964之後,他公開的發表文章和講話,痛斥、痛罵當時的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強烈的支持鄧小平血洗天安門廣場的這種反人類的罪行。也就是從此之後,李克強才真正的得到了鄧小平和胡錦濤的賞識,也就真正的走上了中共暴政的升官發財的這種青雲之路。大家都知道,李克強一度曾經被中共暴政作為中共總書記的人選來培養,後來是因為江澤民、曾慶紅等等,這些中共太子黨、紅二代的家族、權貴家族,他們認為李克強出生於貧民家庭,因此由他來做總書記,中共的太子黨權貴家族不放心。所以在江澤民和曾慶紅的操作之下,才否定了李克強成為總書記的這種可能性,讓他只能做總理。 當時提出來的總書記人選是三個。一個是薄熙來,一個是王岐山,最後一個才是習近平。後來薄熙來是因為他過分的飛揚跋扈,性格上過分的銳利,太子黨的成員對他也比較忌憚,所以他被否決。 王岐山雖然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是那畢竟是中共的外戚了,王岐山的父親是個國民黨,所以最後也被否決了。就這樣選定了習近平。 李克強並非出身於紅二代或者太子黨,所以他一直是摧眉折腰、循牆而走,奔波於中共權貴之門。憑藉著奴顏卑膝的人格,小心翼翼的追求和維護他個人的高官後路之路。根本沒有半分像現在一些網路上所流傳的什麼為民請命,這樣的精神李克強是完全沒有的。 現在有一些八卦新聞,炮製什麼習李斗的假信息。事實上,李克強這種人格根本就沒有勇氣和政治能量,同中共太子黨成員進行真正的意義上的政治鬥爭。 習近平確實是一直在踐踏、壓制李克強,因為習近平他是要回歸毛澤東的原教旨主義。而李克強要支持的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路線,所以他一直受到習近平的打壓和踐踏。但是呢,李克強對於習近平的打壓,最強烈的反應也不過是他在被趕出中共的權力中心之際,發出的一聲幽怨嘆息,說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蒼天有眼等等。 現在也有海外的民運人士聲稱,李克強走了,帶走了一個時代。這種評價完全是違背事實的。像李克強這種猥瑣苟且的太監人格,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在任何意義上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而無論那個時代代表進步還是罪惡。李克強和權力在一起的時候,也沒有能力和願望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那麼他一旦被權力放逐,一旦離開權力,李克強這種典型的太監人格就只能與蟲蟻草木同行。無論活著還是死去,對於現實的政治都不會產生任何有價值的影響。 另外也有一些所謂異議人士,竟把李克強稱是什麼人民的好總理。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暴政發布的李克強的訃告中明確的聲稱,李克強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是黨和國家的卓越的領導人。這個訃告中還聲稱,李克強在退休後,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些所謂的異議人士,這些海外民運人士,竟然在對李克強的蓋棺定論的問題上,和中共暴政一起,共同唱起了讚美詩,共同奏響了安魂曲。他們自己不覺得,自己還頂戴著這種海外民運人士或者異議人士的花翎,是一件荒唐至極的事情嗎? 至於李克強其一生,蠅營狗苟,侍奉於中共暴政左右。在八九六四這個關鍵時期,出賣理性和良知,奴顏卑膝,諂媚中共黨權,只為了求得自己一己之高官後路。所以我對李克強的蓋棺定論:就是其生也猥瑣如鼠,其死也與草木同朽,化為一片污穢的虛無。 那麼我們對李克強這個人,有了以上的回顧和審視之後,我們再來看就是習近平會不會謀殺李克強呢?我想這個結論應該是及其明白的。原因很簡單,就像我剛才講過的,李克強這種太監人格,當他和權力在一起的時候,他也不會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當他離開了權力之後呢,他就同時消失了可能的任何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能量,變成一種人畜無害的存在。」 習近平最想除掉的人是誰?習現在最大威脅來自習家軍? 袁紅冰進一步分析指出:「習近平這個人當然是陰狠寡毒,但是他要整肅的對象必定是對他造成強烈威脅的人。他不會去整肅一個像李克強這種已經離開了權力的太監人格,因為李克強對他不會造成任何的政治的威脅。所以那些說習近平謀殺了李克強,說什麼沒有進最好的醫院等等的這些傳聞,都是些八卦新聞。 在這裡頭呢,我們其實應該很清楚的意識到,習近平現在如果要謀害這些已經退休的官員的話,那麼他最應該想除掉的就是曾慶紅。雖然江澤民集團已經基本上被掃蕩,但是曾慶紅作為中共太子黨的成員,他畢竟還有過去積累起來的相當大的政治能量,他還有可能對習近平造成威脅。 但實際上,現在對習近平造成最大威脅的,其實已經不是過去的什麼江澤民幫派,上海幫,團派,元老幫等等。以二十大為標誌,習近平實際上已經獲得了終身的執政權,正式成為共產皇帝。他已經掃蕩了以前的中共黨內的各個派系,建立起了以習家軍為主導的一個新的官僚體系。但是對於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應該說是半年之後他就發現了,他真正的致命威脅不僅沒有消除,反而以另一種方式凸顯出來。 那就是他親自拔擢和培育的所謂習家軍中,也處處充滿了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這種兩面人。這是他為什麼突然大動作的整肅秦剛、李尚福、火箭軍的領導層,甚至波及到了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等等。 而且在這次整肅的過程中,強烈的衝擊了中共的航空和軍工企業。據說現在已經有100個以上的軍籍和師級以上的官員,和相當職位的航空軍工企業的單位系統里的這些行政官員也都受到了整肅。他這次整肅的都是習家軍。這才是現在習近平所面臨的主要的危險。至於李克強這種喪失了權力的太監人格,估計習近平早就已經把他從自己的記憶中剔除掉了。李克強的死,還是活著,都不會對習近平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政治威脅。」 李克強與胡耀邦無法相提並論 胡耀邦是大良知者 據悉,網上有很多人、也有海外媒體分析,目前中國民眾對習近平當局民怨空前高漲,李克強突病逝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爆發人們借李克強去世,發泄對當局的不滿情緒。甚至有人提到89年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六四運動。袁紅冰對此認為:「李克強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夠和胡耀邦相比。我們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的一個奇蹟性的人物,他是一個大良知者。 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胡耀邦是在葉劍英的支持之下,全力的推行了試圖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思想自由化的進程。在那個過程中,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講,胡耀邦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從1978年到1988年之間,胡耀邦統治主政的時期,中國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以至到今天,從來沒有過的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時期。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等這些觀念的理解、深化,和這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是分不開的。沒有這十年的思想自由化,中國人的現在思想還會被牢牢的禁錮在毛澤東的那種原教旨主義的架鎖之內,黑牢之內。所以我們把胡耀邦先生稱為大良知者。 也就是因為他不能兼融於中共暴政的這些頑固派,所以中共暴政最後才以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的名義,對胡耀邦先生進行了整肅,並在整肅過程中造成了胡耀邦的死亡。當時中國人民對胡耀邦的懷念,就是因為懷念胡耀邦先生所開創的那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時期。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作為中共中央的主席以及後來的總書記的過程中,中國才廢止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個集中營,那就是人民公社,使農民得到了解放,至少是一定程度得到了解放,至少是從人民公社的這個東方的巴士底獄中得到了解放。」 胡耀邦開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路 鄧小平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設計者 袁紅冰進一步揭示:「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的主持之下,中國才走上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道路。所以最初的那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執行者並不是什麼鄧小平,而是胡耀邦先生。鄧小平只是8964他血洗了天安門之後,那個所產生的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那才是鄧小平設計的。所以胡耀邦先生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立下了如此的豐功偉績,所以他的死才會感動了人民,才會激起全民對他的哀思和悼念之情。六四運動也是由此而爆發的。 那回顧一下李克強的整個歷史。我們剛才都講過了,他的青雲之路就是以詛咒六四學運,支持鄧小平血洗天安門為開端的。他是三屆中共的常委,而且長期擔任過中共的所謂總理。那麼他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化究竟做了什麼呢?相反的,他的整個從政的過程,我們只看到了一個猥瑣的、蠅營狗苟的太監式的人格。所以那種說什麼他的死也有可能引發中國人民的一次大的反抗當局的運動,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我剛才已經講了,他的死就像一片枯葉落在了水裡,不會引起任何波浪。人民也不會利用什麼李克強的死去反對習近平。為什麼?因為李克強在習近平的過程中,習近平主導的回歸毛澤東原教旨主義過程中,實際上並沒有做出任何真實意義上的反抗。」 習近平個人獨裁陷入進退維谷困境 另有海外媒體報道,習近平剛剛宣布解除了李尚福的中共國防部長職務。此外,李尚福和秦剛均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目前習近平還沒有任命新的國防部長,中共國務委員也僅剩三人。有報道分析指出,中共高層的人事震蕩,引發了人們對習近平親選領導班子穩定性的懷疑。袁紅冰對此表示:「現在實際上就是這一次火箭軍的領導層的整體整肅,再加上秦剛和李尚福的整肅,再加上航天和軍工集團的整肅,實際上是充分的暴露了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權力,陷入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他的這種困境,實際上是可以和當年的毛澤東相比。在中共的九大之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寫入了黨章。中共當時也聲稱中共的九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一次勝利的大會。可是九大結束不久,就發生了林彪反叛事件。那次事件是重創了毛澤東,充分的顯示出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經走入了窮途末路。 而現在包括秦剛、李尚福這些習近平親自拔擢的股肱之臣,現在都開始從政治上表現出對習近平的絕對不忠誠,那也顯示出習近平的這種回歸毛澤東原教旨主義的政治路線,也走入了絕境死地。所以習近平必然會表現出的只能是末日的瘋狂。那就是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就是他的基本國策就是在2025到2027年之間發動台海作戰,和美國在台灣海峽進行一次以國運相睹的戰略決戰。」
今年三月離任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因突發心臟病去世,這個消息震驚了每個人。很多人也許想過中國某位前領導人的去世,但這個人決不會是李克強,因為他只68歲,而且身體看起來不錯,之前從來沒有傳出他有心臟方面的問題。以現在的生活水平和醫療條件,不說一個前國家領導人,就是普通民眾,68歲也不意味著老之將至。 李克強的突然離世,讓我想起中國詩人臧克家的《有的人》這首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從中國網路和社交媒體看,人們對李的去世,一片惋惜和沉痛,惋惜和沉痛他在不該去世的時候去世,他做總理時的鬱郁不得志。鑒於中國的輿論審查制度,很多人不能把話說得很明,可能夠看出某種不可言狀的悲憫在內。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和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相比,後者也是病逝於心肌梗塞,暗示這裡存在某種陰謀,而不是一種意外。 李克強政績並非處處成功 中國人看重蓋棺論定,尤其是政治人物。官方訃告稱李克強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這個評價對當代政治人物來說,應該是相當高的。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當然要從政治角度,也即從事功和政治倫理兩個方面看他帶來的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和價值。從事功而言,儘管官方的訃告列舉了李的很多政績,然而,他十年總理,似乎沒給中國留下可稱道的「遺產」。他的招牌式語言「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及其背後的政策,似乎催生的是互聯網泡沫和P2P之類東西。要仔細盤桓他的政績,確實很難找出哪件帶有鮮明的李克強色彩。某些被認為是他所主導的政策,如城鎮化,實踐證明,思路有問題,並不成功。 然而,做總理十年未有值得稱道的政績,固然某些方面說明李的局限,但根本上這不是他的錯,要說他的錯,錯就錯在他和習近平搭班子。有習這個說一不二的主,他註定無所作為。李不像朱鎔基,性格強勢,也不像溫家寶,遇到了一個弱勢的胡錦濤。這兩個總理在他們的總書記領導下,有一個很大的政策發揮空間。可是他遇到的習近平,是一個要獨佔權力的人,黨政軍的事情,不但要全管全抓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總理的權力被大大地限縮,國務院淪為政策執行部門。 其實,李剛上台就任總理時,也曾意氣風發,想大幹一番,那時習立足未穩,也給了他這個空間,所以在頭兩年里,流行著一個「李克強經濟學」的說法,這反映社會對李的期待,認為有著市場理念的李,將能很好地把鄧小平開創,但在胡錦濤時期已經事實停滯的改革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按照他的簡政放權,放鬆管制,減少審批,尊重市場,創新驅動的一套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十年下來,中國或許建成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不是現在的偽市場。可惜,在原本屬於總理的經濟大權,也被習剝奪了。尤其在習成為核心的第二任期,在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的政治緊箍咒下,他雖心有不甘,但無法走出習的陰影,最後只能一事無成,這無疑是李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李克強心掛民生,驟逝令各界惋惜 好在中國對政治人物的評價,除了事功,還有道德和倫理,這後一方面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顯重要。中國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像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和掃滅匈奴的漢武帝,事功在歷代帝王中都是數一數二的,然而由於存在道德瑕疵,殘暴,不善待百姓,濫殺群臣,後代歷史對他們的評價實際都不高。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儒家傳統強調政治人物的德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責任倫理,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尤其帝王如果有才無德,不能做百官的楷模,教化百姓,是在道德上有虧損的,不是合格的領導人。 在中共的幹部隊伍里,李克強是相對清正廉潔的,之所以說相對,是官場和民間並沒有傳出他和他的家族有什麼腐敗醜聞,能夠做到這點,在腐敗醬缸文化的中共,已經非常了不起。另外,李也看來脫不了他本質上的「書生氣」,他不是一個耍陰謀詭計的政客,也不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的得意猖獗之徒,從和他結識與交往的人的講述來看,對他的為人和從政,都有不錯評價。客觀地說,李的為官之路是比較順暢的,學生時代就是黨培養的對象,以後一路綠燈,由團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決策層,直至總理,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般來說,做官順暢的人容易生驕嬌二字,但李沒有,確實難能可貴。當然,對政治人物而言,政治倫理最重要的是對百姓的態度,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記者會上,公開承認,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僅這句話,就說明他是個心掛民生的總理。 這樣一位前總理的去世,而且是以這種人們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自然會讓人哀痛和惋惜,覺得不公。人們在心裡會問,為什麼老天不講眼,死的是李克強而不是他們討厭的政治人物?因此,一些人可能會覺得,他的突然去世不僅僅是意外,裡面還有某種「邪惡」和陰謀的成分。如果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因為在習治下的中共,人們看到太多骯髒的東西,好人是很難在這個政治體中混下去的。從這個角度看,李在游泳時突發心臟病,容易讓人想到,這是鬱悶和憋屈所致,既對國家前途,也對他所屬的團派命運,或許還有對民生的艱難,憂慮成疾,生出意外。 悼念李是對另一個人的譴責 對中國社會來說,李克強的去世,會讓精英階層尤其中共那些失意的改革派官員和團派官員,感覺兔死狐悲。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被反對習近平的精英階層寄以希望,把他作為接替習的人選,幻想著哪天他不忍了,同習掀桌子,直到去年在中共二十大團派全出局,他們才基本死了這個心,也覺得中共政權徹底沒救了。李如果是在開明專制下,他對改革和市場的堅守,對百姓的同情,會讓他成為一個有作為的總理,但在習時代,註定是不可能施展抱負的。習不會容納一個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的人做副手,沒有把李半途趕下就已經不錯,不可能支持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國。而李性格中的柔弱,特別是中共這種整齊劃一,強調服從的政治體制,也決定了他不敢或不願去挑戰最高權力。他能夠做的,就是在臨近退時,發幾句吶喊——「改革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人在做、天在看」,在外人看來,這有某種壯志未酬的悲愴意涵在內,顯示一種不甘心的姿態,但也僅此而已。 這當然也是李的局限。人都有局限,很難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時代和所屬利益集團,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趙紫陽都不現實。胡趙經歷過戰爭,也經歷過文革,對中共體制的荒謬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能夠走出這個體制,甚至和它某種程度決裂。李雖然也經歷過六四,但他在這場運動中畢竟沒有選擇背叛黨,而是要在黨的體制里改造黨,他走的是這條補牆工的道路,所以,歸根結底,他是黨的人,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原本想做一隻啄木鳥或者補牆工,但習近平不給他這個機會,習認為他的補牆方式只會使黨更軟弱而不是更強大,因此,他只能對習曲折表達不滿,而不敢公開和習抗爭,更不敢和黨分手,他沒有這個魄力,人們也不應指望他有這個魄力。自六四之後,在黨的高級幹部里,從來沒有人公開叛黨,哪怕他們對習非常不屑,對黨的黑暗非常了解。 故不必苛求他。相對而言,身居高位,能在中共這股濁水中成為一個清流,已經不易,不能要求太高。他的不幸離世舉世震驚乃至悲痛,人們用他是一個「好人」、人民的「好總理」,來表達懷念和尊重之情,已經映照出了人心。誰心上裝有百姓,誰只是嘴上說說,人民是很清楚的。對他的哀痛其實也看作是對另一個人的譴責。還用臧克家的那首詩來結束吧:「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半年多之前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李克強在年僅68歲的時候猝然去世,輿論震驚。編輯希望我寫寫這個話題,礙難推辭,只是心中五味雜陳,不知從何說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說沒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入學,我和李克強同時進入了北京大學,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個時代的校園很活躍,我們入學之後不久就相互認識了,關係雖不密切,但也時有過從。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舊物時,我還發現大學時代日記里記有幾筆和他的交往。那個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同學。 大學畢業之後,我們來往不多。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7年,我參加中共十三大籌備過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某天到團中央座談如何改革群團組織,劉延東、劉奇葆出面接待,與他們同為團中央書記的李克強專門過來與我寒暄了一番。不過,那時我已經從北大同學那裡聽到了一些對他的不滿,起因在於:1986年冬天有一場全國性學潮,李克強專程到北大坐鎮,嚴令要控制住校園,決不能讓北大學生上街。為了所謂政治前途,看來李克強已經放棄原有的獨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國,隨後我與血腥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中共徹底決裂,再次見到李克強就是任教香港的時候從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看到了。那時他已經貴為河南省長,陪同江澤民視察的時候,完全沒有了當年校園裡的意氣風發,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說不上奴顏婢膝,卻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現在回頭來看,他的人生悲劇,那時已經漸入戲骨。 當然,不僅僅是李克強這樣做。多少當年的青春志士,後來都走上了這樣的人生道路:為了當官,為了發財,為了權勢,為了名利,不斷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黨國所需要、所信任、所賞識、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這樣的價值觀來看,李克強還被視為七七級一代人中最為成功的,畢竟坐上了總理寶座。曾經最有希望、也最有歷練而可能推動中國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強為標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產黨制度是毀滅良知的 公平地說,即使是身為中共高官的李克強也還應該良知未泯。輿論還記得他關於中國有六億人口每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的實話,網民這當口也在重複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無奈之言。我記憶猶新的是,他在總理任上曾經回憶起毛時代農民出外乞討還需要黨組織開介紹信的事情,以此說明中國不能倒退到毛時代。李克強在安徽長大,並曾經在鳳陽插隊,毛時代那裡的農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討飯,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飽一年間的肚皮。那個時代,我在家鄉魯南地區生活,冬天裡常能見到這些操著皖中或蘇北口音挨家挨戶叩門乞討的人們。這是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而李克強沒有忘記它,這就是良知還在了。 然而,這正是李克強人生悲劇的又一體現。他應該知道,良知是與共產黨體制難以相容的。也許,他有想過,有一天當自己當上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時,他可以改變這種體制,使之與良知相容?確實,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權力的位置,但決賽中輸給了習近平。問題是,習近平是靠什麼贏得那個位置呢?有人說是善於裝孫子,有人說是身為紅二代,更關鍵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為了阻擊胡錦濤選擇的接班人李克強而選擇了習近平。很明顯,這一過程如何展開,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決定的。為什麼江澤民曾慶紅就比胡錦濤更有力量來決定是李還是習?還不是因為他們掌控軍隊,掌控政法,也掌控黨機器。一個掌控暴力機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麼可能與良知相容?怎麼可能容許你去改變這種體制? 既然不相容,還要去適應,這就難免出現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劇。也許那裡有兩個李克強:一個李克強不斷扭曲自己以在中共體制內沿著權力等級步步攀升,一個李克強還保留了一些常識、良知和對於民眾的同情心。殊不知,後者在共產黨權力場上可以成為一個人的軟肋。當習近平和李克強在2012-13年開始了十年共事的時候,李克強黑不過習近平,壞不過習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習近平欺侮。重複一句:這不是習近平的本事,而是共產黨制度所決定的。所謂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按這套遊戲規則玩,越黑越壞就越是能贏。 活得憋屈,死得窩囊——也是斯大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李克強的從政生涯固然是一場悲劇,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在他已經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齡而提前退出領導層之後的短短七個月後,他的人生會這樣突然地落下帷幕,為悲劇再加一層!68歲,對當今的人們來說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條件那麼好,更是個個高壽如龜。李克強的死,其中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手腳呢?人們可以這樣質疑,但沒有人能夠知道答案。對此,我只能說:被謀害死也好,因為多年心情壓抑、感覺窩囊而引發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內的。從斯大林時代怪案連連,到毛澤東當年整王明,再到周恩來不能及時開刀治癌,活得憋屈並死得窩囊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可是,在共產黨制度下,誰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窩囊呢!想一想「鐵鏈女」,那活得豈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萬逝者,那死得豈止是窩囊!或者說,前幾個月還志得意滿的秦剛,現在難道就活得不憋屈嗎?若干年後的習近平,誰又敢說他會死得不窩囊呢?因此說,儘管李克強的人生悲劇已經嘎然謝幕,但「李克強悲劇」遠未落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023年對中國來講是非常弔詭的一年,三月由李強擔任總理的新內閣上任,不到七月個時間,已經有四位重要部長被免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被免職、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被免職、科技部長王志剛被免職、財政部長劉昆被免職。更不幸的事,同樣三月才卸任總理的李克強因心臟病突發死亡。 生老病死原本是人類最常態的過程,但放在中國,尤其是官場而言,更充滿神秘與想像空間。李克強成為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自然死亡」中年紀最輕者之一。 成為中國黨與國家領導人之後,由「中央保健委員會」來負責黨與國家領導人們的身體健康,這個委員會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來管理,現在是蔡奇負責領導。 根據網上資料,2023年中國中央保健委員會預算是164億8千萬元,用於不到一千人的中央領導幹部(含退休黨與國家領導人)平均每一位醫療費用高達164萬。從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的回憶錄「搶救國家領導人的經歷」一書中,講述搶救十世班禪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都是心肌更塞的幕後故事。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禪搭專機到西藏主持開光大典,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勛送行,習跟班禪說:「這個季節西藏缺氧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性急,要勞逸結合。」班禪回:「開光大典是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死也瞑目。」習仲勛:「佛祖不要你走、馬克思也不要你走,」並送一隻德國牧羊犬給班禪。1月28日上午8點50分北京保健局長王敏清就接電話說班禪凌晨四點發生心肌梗塞,溫家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搶救組組長,吩咐要組織最好的班子、帶上最好的搶救醫療器具、以最快速度赴西藏搶救。搶救組到達拉薩已經是下午5點20分,再轉小飛機到達日喀則是下午6點20分,距離病發已經超過14小時。搶救小組用盡一切可能奏效方法,心臟有微弱的蠕動,但班禪始終沒有恢復呼吸,8點16分放棄搶救。 死後也很多傳言,51歲十世班禪在新宮不明不白的突然圓寂,繪聲繪影,甚至有政治暗殺傳言不斷。 回憶錄也提到搶救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場景是在懷仁堂開政治局會議,胡耀邦突然站起來說「我胸悶,難受」要離開會場,趙紫陽問:「是不是心臟病,千萬不要動,趕快坐下。」除了通知保健局以外,現在問誰帶了保健盒?恰好江澤民帶了,給了胡耀邦硝酸甘油片,加上現場處理之後就送醫院,檢查證實是心臟病,因為搶救及時,病情恢復平穩,不存在立即性的危險,但4月15日就傳出不幸逝世的噩耗。後續人民因為對當時經濟改革所造成的亂象不滿,藉由紀念胡耀邦,引發天安門事件。 官方公布資訊:李克強在上海休息突發心臟病送醫,經全力搶救無效。以李克強的身份,中共中央會配給生活秘書,有保健、有政治、有負責生活等秘書,加上上海醫療與中共中央搶救組的預算與裝備,可以搶在第一時間處理類似如胡耀邦。因此李克強的驟逝,在現在的中國政治氛圍中就會更多傳說。 雖然中共黨與國家領導人身體健康是最高機密,但外界知道是李克強宿疾是在肝而不是心,況八月底李克強參觀甘肅莫高窟,氣色相當好,笑容滿面,向民眾揮手致意,更深受現場民眾歡呼擁戴。與中共長期以來對退休的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潛規則不符,退休之後,不能公開活動、禁止寫回憶錄,因為中共領導人下台之後,被認為不僅退出政治舞台,也應該同時退出歷史舞台。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只有老大、沒有大佬的存在。 李克強任期最後,在經濟政策上與習近平明顯不同調,更誠實公布六億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幣,全國竟有六億棟房屋等發言,加上李克強任內最後一天說:人在干、天在看、蒼天有眼。似乎不是在做政治生命的句點。如今生命已經划下句點,所有的疑惑只能留給中國人自己尋找答案。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被指在上海「休息」期間,26日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27日凌晨在上海離世,享年68歲。海外網上一片質疑,紛指與中共內鬥有關,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是習近平暗殺了李克強。 筆者認為,習近平不至於要暗殺李克強,但他試圖以抓到的把柄威脅李克強,以徹底清除李克強退位後的影響力,或準備將中國經濟下行的責任甩給李克強,這是有可能的。 官方指李克強在上海「休息」,實際上是不是有中紀委的工作組和李克強談話?如同中共元帥陳毅之子、安邦集團關係人陳小魯,2018年2月也傳出因急性心肌梗死,在海南離世。由於有安邦被當局接管,董事長吳小暉被帶走在先,網民對陳小魯之猝死同樣眾說紛紜。 如果有被談話這種可能,李克強因為氣憤而突發心臟病,就不奇怪了。 盤點發現,多個細節顯示,李克強生前確實在被「剪裙邊」(逼迫),親信舊部紛紛落馬或失勢。甚至在習近平的大秘李強上任總理後,兩人疑似聯手對李克強施壓。 李克強六年前被「剪裙邊」 一直剪到卸任後 李克強最早被剪裙邊的對象是大秘楊晶,事情發生在2017底。官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院長的楊晶,2017年10月落選新一屆中央委員,2018年2月24日受到留黨查看一年、行政撤職的處理,降為正部長級。 據港媒報導,原先當局對楊晶的方案是他會被降級和撤職,並將由北京返回其仕途起點的內蒙古。李克強對楊晶受罰結果事先並不知情,得知後曾為此「大發雷霆」。最後楊晶不用回內蒙,保留至正部級的退休待遇,也是李克強爭取的。 楊晶為共青團出身,於1993年擔任共青團內蒙古區委書記時,與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關係密切。李克強身為總理,在任時連多年舊部也被拿掉,可見非常弱勢。 2021年10月25日,中共國務院任免一批工作人員。卸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石剛是李克強的大秘、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也是李克強的安徽老鄉。他追隨李克強10年,沒有官拜正部,也沒有掛上國務院副秘書長,也是因為李克強過於弱勢。 卸任兩年多的貴州省委原書記孫志剛今年8月28日落馬。李克強被指是孫志剛的靠山之一。 孫志剛2006年調到安徽出任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後,和籍貫安徽、生於安徽的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熟絡。李克強升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時,2008年至2013年曾主管醫療體制改革,孫志剛2010年獲調進京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李克強當上總理後,孫志剛續任醫改委主任,並由副部級升至正部級。 這裡並非強調李克強有什麼貪腐或保護傘問題。其實中共官場,誰沒有點問題?所謂的反腐或問責,只剩下內鬥的功能。 此外,今年9月13日公布國務院任免一批副部級官員,遭免職的四人中,三人有職務安排,只有李克強時期的「高級智囊」向東,遭免後沒有被安排職務,也引人聯想。 習近平和李強聯手向李克強施壓 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的親信大面積上位,團派被「團滅」。時任總理李克強、政協主席汪洋卸任常委,副總理胡春華未能進入政治局,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則在二十大閉幕式期間被架出會場。李克強和汪洋在今年3月正式退休,胡春華獲安排了一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 李克強卸任總理後,情況堪憂的跡象已經開始進一步浮現。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兩會召開期間,習近平曾公開對李克強進行敲打。 中共新華社3月6日報導了習近平與民建工商聯界政協委員開會時的講話。習近平說,「我們的一些政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搞不好就可能是腐敗的痛點。」他舉例中共的「放管服」改革:「放了以後,管跟上沒有?服到位了沒有?光放不管不行,跟著就要爆雷。」 李克強任內一直力推的招牌「改革」是「放管服」,即所謂「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要推進向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變。這是中共十八大後,由李克強於2015年提出和力推的行政體制改革概念。 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中要推動服務型政府,當然不可能做到。李克強根本推不動,而問題的根子,除了體制,看來還因為習近平人為的掣肘。 在這一點上,習的大秘李強也配合習。李強在今年3月13日首次總理記者會上,沒提簡政放權,反而強調:凡事要多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不能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 3月17日,李強主持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向習中央交出國務院決策權,明確新增「堅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開展工作……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李強還下令在新規則中刪除了李克強的心頭大事「放管服」。李克強版的規則中有:「第十七條: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創新服務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優化營商環境,便利企業和群眾辦事。」李強的新規則中,完全沒提「放管服」。 3月29日,李強在海南調研建設自由貿易港。除了力捧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李強還說「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開」,等等。 自李強任總理後,中共官媒文章鮮見出現「放管服」的字眼。 李克強還有更麻煩的事。就在李強就任總理後,中共國務院馬上進行新一輪統計打假。一些地方公開的信息顯示,統計打假要倒查2022全年,甚至更早到2017年10月起,就是到李克強的第二任期內。 經濟數據造假是中共體制一貫的問題,李克強非常清楚。2010年,維基揭秘披露的消息稱,李克強在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時,有一次與美國大使共進晚餐。他說,中國當時的GDP數字是「人為製造」的,因此不可靠。 故此,經濟數據造假也不只是李克強總理任期內的問題。這次李強「倒查」,一方面是要顯示和過去舊賬切割,另一方面就有點暗算已下台的李克強的意味了。 事實上,去年5月30日,中共統計局已經進行一次統計打假行動「動員部署」。剛上任兩個月的統計局長康義當時強調,打假是直接按習近平「指示批示」而為,他並沒有提及李克強的指示。也許,習去年就要打李克強的假,是為打擊李克強做準備。 李克強離世 中共改良無望 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5日開幕當天,李克強發表任內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只花了約1個小時,他與汪洋「裸退」,被視為象徵中共「改革開放時代」的徹底結束。 有視頻(影片)顯示,會議散場時,習近平和合作十年的李克強握手,但只有一兩秒時間,完了習轉身就走。過程中習似乎並未目視李克強。 李克強任內被視為改革派,一些對中共抱幻想的人時而熱傳「習下李上」,希望讓李克強上台來改變中共亂局。即便李克強退位,這種幻想仍未完全消散。 也許習近平有帶垮中共的天意安排,李克強突然去世,終結了改良派的想像。然而,這次李克強猝死事件,由於疑點重重,而官方顯然刻意淡化,卻可能同時帶來政治震蕩效應,埋下習近平的危機。 中共二十大後,官場繼續內鬥不止,越反越腐,躺平流行,淫風入骨,顯現末世景象,政權氣數將盡。 套用中紀委官員習驊疑以晚清影射當代的一句話:「正當整個官場鼾聲一片時,國情和世情發生了巨大變化。……「帝國大廈由搖晃走向垮塌……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李克強突然去世,六十八歲在中共官場,也不能算長壽。一百零七歲的宋平,還能出席二十大,目睹習近平當眾架走胡錦濤的經典場面,李克強之死,未免令人為他惋惜。 一般來說,除非長期疏忽或有隱疾,否則心臟病不會突然發作,李克強不可能未經最高級別的身體檢查,也不可能得不到全天候的照看,他的死始終有一些疑點,不過,這也只能交給歷史了。 中共最高領導層中,李克強給人的印象還不算太差,至少他看上去比較正常。首先,他的家族沒有貪腐的傳聞,他太太在大學教書,女兒曾在美國讀書,不知是仍在外國生活,還是回到大陸,但至少沒有像一般官二代紅二代那樣,在官場商場撈得風生水起。 其次,李克強為人低調,也不熱衷歌功頌德,很少講一些令人肉麻的大話,恬不知恥地生造一些口號獻媚取寵,在官場多年,也少見有下屬官員刻意奉承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從這一點看,他似乎為人還算正直。 再次,作為總理,他心裡還有百姓。當習近平努力為自己的「偉大」喬妝打扮時,他反而時不時撥一點冷水。六億人每月收入一千元,在任職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向全世界公開,顯見得他對百姓真實的生活狀況很「上心」。新冠肺炎肆虐時百姓生活困苦,他又力主地攤經濟為民間解憂。 再次,他雖然沒有雄才偉略,但卻是做實事的人。大局逐日崩壞,那是中共體制決定的,他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盡量扶危補漏,維持政府的運轉。一個官員是為個人利益,還是為人民福祉,老百姓還是看得出來的。 最後,李克強的離世,宣告中共官場內團派的正式寂沒,自此團派將不可能再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存在,剩下胡春華夾起尾巴做人,只等平安落地,退休養老而已。中共官場只剩一個習派,那對中共絕不是好事,反而是政權崩壞的先兆。 團派都是學生幹部中培養出來的,他們一般都比較正派,因為從年輕時就要「爭取表現」,不敢行差踏錯,都很聽話,很努力做事。他們學歷都不錯,千挑萬選之下,也都有一定工作能力,因此在稍微正常一點的官場內,團派都比較有升遷機會。但當碰上習近平這樣志大才疏的個人野心家,團派的「斯文」便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落了下風。 自習近平上調中央,李克強即表現出處處忍讓,低調行事,大局為重,循規蹈紀,少說話多做事,其原因便是避其鋒芒,不與習近平爭一日之長短。習近平缺乏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但搞權爭與排斥異己卻有獨門秘笈。以李克強在最高層多年經營的基礎,要爭也不是沒有爭的機會,只是他生性較懦弱,個人野心沒有那麼大,所以不斷收縮自己的地盤,到最後,便將整個官場都讓給習近平。 二十大之前,曾有評論認為李克強可能再坐一會,去當人大委員長,以七上八下之規矩,他在可否之間,但李克強還是退了,中共官宣對黨內高層領導的「高風亮節」曾給予好評。李克強與汪洋自動退出,胡春華退居邊緣等退休,這都是團派高舉降旗的姿態,也是團派對中共未來預期悲觀,集體甩攤子的表現。 群魔亂舞的未世,沒有正派人的立足之地,與其戀棧而自討沒趣,與其抱著一塊朽木在怒海中沉浮,不如遠離官場,享受退休待遇,冷眼袖手,旁觀世變更實惠。 李克強去世後,已有民眾自發到他故居獻花,民間對他的懷念,也體現中國百姓對當道的褒貶。當習近平不顧民間疾苦,還在做他「中國解決方案」的大夢,還在夙夜匪懈地搞鬥爭,而那個以「人在做天在看」為初衷的總理,卻撒手人間了。 中國人借領導人離世來發泄對現實的不滿已有傳統。周恩來去世,搞出第一個天安門事件,胡耀邦去世,搞出另一個驚世的天安門事件,李克強與周恩來胡耀邦不可同日而語,但今日之中國與當年之中國,也不可同日而語。事態將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 歷史發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往往通過偶然性起作用,中國人對中共統治的惡感,正在等待一個精神出口。一個蒼生在念的高官,面對崩壞的末世有志難伸,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中國人共同的命運,李克強之死便像一種無言的昭示,事態發展可大可小。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於日前以低於平均壽命之年過世,他與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團派菁英,雖然他個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卻挽回不了萬里在2015年過世之後,整個團派以及安徽幫也走進歷史。李克強屬於胡錦濤一系的團派,他能受到胡錦濤賞識有著安徽和團派的雙重因素,同時還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遺緒。然而,隨著主客觀的權力結構演變,以及近十年中國公務員系統的改變,人才的選用與流動系統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階級性的派系已難有作為。 胡錦濤世代的仕途受到鄧小平的大力提拔有關,另一位則是認同「改革開放」並且關心民生,有著萬大爺尊稱的正國級元老萬里。在文革結束之後,萬里復出於安徽擔任第一書記,對於清末以來便相對貧苦的江淮地,區有著不同於左的路線,對於農村問題和農業經濟自有看法。他將長子萬伯翱送往黃泛區歷練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糧食問題,推動包產到戶,團派的胡耀邦曾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與「要米糧,找紫陽」並稱。 萬里在安徽期間在農村問題之外,還帶起了汪洋有著安徽歷練工作的團派,並且也對安徽出身的胡錦濤深為肯定,直到胡錦濤入西藏仍受到萬里的指點,因此在2015年萬里的葬禮上可見到胡錦濤真摯的身影。萬里對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當時只有習仲勛對處理意見與其他人相左,由於當時萬里外訪美國和加拿大,回程時被迫停留上海表態,中國政局的未來可能有所不同。最後萬里以己為謀,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習仲勛則以是在深圳蘭園引退,將希望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這一世代。 在安徽幫的發展過程,以及元老的提攜和團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團派-安徽」的堅實系統,胡錦濤也很自然的啟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強作為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間,李克強在胡錦濤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兩人關係很好,以「錦濤」、「克強」相稱。「團派-安徽」的系統也串連起軍方系統,萬里的兒子萬伯翱曾經實際管理中國作家協會,同時與少林將軍許世友之子許援朝維持世交,許也曾擔任安徽軍區司令。 企業界方面,基於徽商傳統情誼與身分建構,安徽人脈網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來便自成一格,同時也讓「團派-安徽」能與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連成一氣,直到胡錦濤執政時期成為另一股商業力量,在當時的上海幫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別於上海幫得到交通大學系統的技術官僚支持,「團派-安徽」則較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與學術領域的光鮮外表,因此較傾向於自我保護,這也使得系統性貪腐容易發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視為小團體。 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團派的歷練相當於企業儲備經理人,並不是董事會接班人,這樣的小團體若是越為堅實,自然威脅了政治權力,更何況中共的天下並不是他們的父輩打下,在萬里過世之後,若只依靠「團派」自身的力量,在鬥爭的層次也低了幹部子弟一個層級。隨著中國公務員系統梯隊的來源擴大,也從下而上的排擠團派的空間,對於能在高考脫穎而出,並且層層過關進入政府系統的公務員而言,他們也不願樂見中層幹部被特定團體壟斷,由上而下的推倒團派系統自然能讓他們受益,同時反映在近幾年黨建工作上的參與和積極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團派-安徽」系統不是左遷,就是退居全國政協的位置。被視為「小胡」的胡春華從中央政治局委員,被降級為中央委員是最為顯著的案例;曾任國家統計局長寧吉喆是李克強的心腹,現任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同樣也不具備任何實權;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以及自然資源部部長的陸昊,則調任組織規模更小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國家質檢總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貶謫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更是直接從侍郎降為郎中。安徽出身,前廣州軍區司令尤太忠之子,陸軍副司令員尤海濤,則轉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另一方面,隨著李尚福的去職,軍中已無其他級幹部子弟位列上將,即使他的李紹珠與習仲勛同樣參與「抗美援朝」的工作,兩代世交也無從挽救。而今只有由陸軍轉人民武警上將王春寧是幹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軍區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範大內的危難,因此有功在身。在「團派-安徽」和幹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計,中共內部已無有能力集結的潛在政治菁英群體,隨著公務員梯隊的升遷之路大開,黨政人員的選拔也更具多樣性,陳吉寧這樣留洋而無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個五年任期,隨著中共各個派系的脈絡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員形成「眾星拱月」之局,更有利於持續鞏固執政的「習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強去世最大的影響。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因廣大消費者(人口)和日益增長的購買力,過去幾十年曾讓美國企業將它視為「搖錢樹」,無論是「美國的機會在中國」,還是「本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溢美之詞都和美國企業確實在當地賺進大把鈔票有關。但隨著投資經驗累積,過去一、二十年,他們也親身遭遇了不少「中國風險」,且每每適應了一項中國既有遊戲規則,就會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戰。去年美國上海商會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業論壇上說:「我們確實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識是,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已變得愈來愈困難…」他這句話還成了當期富比世相關新聞的主標題。 關於美企赴中投資的風險評估汗牛充棟,根據警示的內容,美企的挑戰大致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一開始,他們關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場准入」和「消費者偏好」。「消費者偏好」尚且單純,主要是指當中國社會發生相當大程度的階級轉變,消費環境必然比過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國消費者偏好上,難免有一段磨合期。至於「市場准入」,則是除了消費者購買習慣外,一來,中國市場環境起初和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是處於脫節狀態,另加上當地政府對外企獨有的監管體系,亦讓許多美國企業難以踏出第一步。 而後,縱然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難關,一旦踏足中國市場,卻發現棘手問題還在後頭。一者是中國極權社會下的「官僚主義」,尤其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許可證取得上,經常有超越美式經驗的繁瑣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義」一體兩面的「政府挑戰」,也曾經一度讓美企赴中投資很頭痛,即中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敗和「黨領導人中飽私囊」,便讓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關於後者,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十餘年,多有關於赴中投資的期刊、報告,不少會藉由一定的篇幅,特別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等級結構,包括分析中國官方決定政策、運作以及官員任命的細節。例如中國地方政府如何對地方經濟資源擁有實質和自由裁量權,加以,當地方官員個人晉陞和當地經濟績效(稅收)直接掛鉤時,美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自然要懂得滿足這位關鍵官員「未來晉陞的經濟表現」,不只這樣,就算這位官員因美企成就的經濟表現高升他處,美企還得立刻投入和他繼任者的關係經營,因為在中國官場文化,一些前任官員的允諾若未得到繼任者認可,哪怕是正在進行的投資項目,也可能因為「厚此(前任)薄彼(繼任)」面臨被終止的危機。 諸如此類,常決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成功或失敗。但近年風險面向又更複雜,且不僅是關於「智慧財產權」保障、和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加劇,或當地勞工工資上漲,企業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卻是來自政治面的影響。尤其在習近平上任後,美國企業界普遍感受到的壓力,已大幅傾向來自「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的監管行為」。 疫情期間,中國以政府高壓管制手段控制企業,無不讓美企嘆為觀止,當時早有許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國的業務視為一種長期賭注,且很清楚回報會因為新增的風險而減弱。這當然是美國政府之後出面將美企技術和投資引導到其他市場的行動主因。 不容否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報上仍不乏像是美國汽車業特斯拉、福特,或大型製藥廠莫德納等企業繼續進軍中國的新聞,但伴隨而來,就像美國知名投資顧問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資深顧問(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體上強調的:「我們不會忽視(中國)市場,但在當前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必須更睜大眼睛。」 近日,美國各媒體無不報導了鴻海集團富士康突然遭中國查稅的消息,雖多數沒有明說,但也都點到了背後或是出於「政治動機」,也就是對郭台銘「執意參選台灣總統的警告」。這一赴中投資政治風險堪稱台灣企業所獨有,卻又直接吻合美企對「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監管行為」的警覺,「富士康被查稅」之舉,雖然不在過去美企赴中投資風險教材之內,但顯然對美企也會帶來相當重要的啟示。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披露,郭台銘所屬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國有關部門展開稅務稽查與用地調查,文章還指出,台資企業在中國分享發展紅利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了,這件事要大要小,恐將隨著台灣總統大選出現不同變化;只是,共產黨真是厚誣了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的郭台銘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銘所提出的政見主張。郭台銘的具體政見不多,但最明確的當屬兩岸政策,這見諸於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門和平倡議〉。倡議里提出8項追求和平的具體步驟,其中包括常設一個「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以及到各大學甚至國外普設「和平講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動「兩岸和平協商」。把推動兩岸和平協商(議)寫到自己的政見里,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後化身統派代言人的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對共產黨而言,這政見是推動兩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為什麼還要查他的稅? 還有,郭台銘評價台灣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民主不能當飯吃」,意思是什麼民主、人權都沒什麼用,讓人民的吃飽喝足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主張,與中共這些年來不斷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處劃設「特定區」吸引台資台人,推動兩岸融合,說要讓台灣人過上好日子,可謂若合符節。其對民主的見解,也與共產黨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之路」,擁有「全過程人民民主」,更是遙相呼應。共產黨有如此「知音」,為什麼還要查他稅? 郭台銘被查稅,或許與他的政見無關,而是與他硬要出來參選,讓非綠泛藍陣營一分為三有關。但這就牽涉到郭台銘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灣已經選過7次總統,扣掉民進黨還不成氣候的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民進黨在6次總統大選里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陳水扁的39.3%。24年過去了,民進黨現在不但是執政黨,還有更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年輕選民不斷崛起,這代表泛綠參選的賴清德此次選舉至少從4成起跳。換言之,任一藍白總統參選人得票率必須被壓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絲絲獲勝的機會。共產黨不去質疑柯文哲自創民眾黨出來攪局,不去責怪國民黨提名侯友宜這樣一個望之不似人君的總統參選人,卻怪郭台銘出來參選可能讓非綠總統參選人選不上,這還有公道嗎? 其次,台灣的立委選舉是單一選區,郭台銘投入總統大選,不但對立委選舉沒有影響,只要操作得當,還可能進一步繃緊選情,沖高非綠候選人的選票與政黨票,如果因此成為非綠政黨國會過半的最後琺碼,郭台銘參選總統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產黨對郭台銘下重手,其實是自己對台灣選舉的誤判。一如過去半年來藍白陣營對於執政黨沒有任何攻擊火力,卻不斷地上演藍白合不合的爛戲,其實是自知總統勝率不高,想把敗選責任推給藍白不合;中共對台系統如今開鍘郭台銘,的確不無為對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預防針之用。過去10多年來,中共接收台灣政情的訊息單一,既不了解民進黨為何能從絕境中反彈,也不淸楚國民黨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輕人的脾胃,判讀台灣的政情走向屢屢失誤,此次用查稅來阻止郭台銘參選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與郭台銘稱兄道弟,柯文哲更曾與郭台銘組成准政治聯盟。但是當共產黨用查稅手段對付他們的昔日盟友時,侯柯倆人不是悶聲不吭,就是言不及義,顯然對共產黨如此明目張胆地干預台灣選舉也甘之如飴;事情發生已經兩天了,竟只有賴清德跳出來聲援郭台銘。台灣人真應該看清楚,如果連主張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嘲諷台灣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郭台銘都能被共產黨這樣對待,未來要怎麼樣才能不觸怒中共?還要交出什麼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