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當年的安邦集團總裁吳小暉在陳小魯為他成功牽線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之後，因為又攀上了更高的「高枝」鄧家格格鄧卓芮而冷落了習家姐夫鄧家貴。這可能是習近平下決心收拾他吳小暉的重要因素。 本專欄上周一和周五刊發和播出的《習近平讓毛澤東後代經濟上翻身，政治上揚眉吐氣》、《鄧小平的最恨就是習近平的最愛》兩篇文章中，主要介紹了因為截然相反的對待毛澤東和針鋒相對的對待文革的實際態度，決定了對李訥和毛遠新之類在文革中犯有罪行的毛家後代，鄧小平的恨有多深，習近平的愛就有多切。習近平對毛澤東後人的深情厚意及無微不至的關愛甚至還惠及到了毛澤東生前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身上。 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也讓毛遠新享受了副部長級醫療待遇之後，居然又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如上文章內容刊登後，有自稱目前「在國外暫避風頭」的知情者聯絡筆者討論說，抓吳小暉一事的客觀作用也許可以被看作是習近平替毛家後代出了口惡氣，但替毛家後代出氣並非習近平下令重處吳小暉的初衷， 習近平真正恨的是當年被陳小魯引薦給他這個時任浙江省委書記之後，目光短淺的吳小暉居然還嫌他習近平的大腿不夠粗，轉而投奔了鄧家……。 我們本專欄十月九日刊登的《習近平已替毛澤東後代成功向鄧家復仇》一文的最後，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這個鄧卓芮就是前文說過的那個眠眠，是鄧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 有好奇的讀者和聽眾不妨在「谷歌」里鍵入「鄧小平，眠眠」五個字，跳出的首條就是「鄧小平抱著眠眠—-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人民網」。點開之後即可讀到「圖為在江西艱難的日子裡，鄧楠生了個女兒叫眠眠，外公鄧小平抱著眠眠，臉上露出難得的快慰」等說明字樣。 除了這張照片，更能體現鄧小平生前充分享受天倫之樂，並為全中國人所熟知的一張鄧小平與眠眠的照片，就是那張「抓住小辮子」 。鄧小平網上紀念館的照片說明是：「一天，外孫女眠眠自己扎了許多小辮子，鄧小平一把攥住，說：『抓住小辮子！』熟悉『文化大革命』歷史的人都知道，鄧小平正是以不怕抓辮子（即不理睬『四人幫』的攻擊誣衊）的精神同江青一夥作堅決鬥爭的。」 另外，中共官方在鄧小平去世之後陸續發行的一些宣傳片中，眠眠的「戲份」都是比鄧家第二代成員們的「戲份」還重，足見這個眠眠，也就是鄧卓芮在鄧小平家庭中的地位之特殊。 至於這個鄧卓芮為什麼會嫁給一個已經是三婚的吳小暉，而日後習近平為什麼單單要對吳小暉下狠手，則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故事。 這裡需要解釋一句，按照鄧小平三女兒鄧榕曾經的對外解釋，鄧小平在世時，即為其第三代立下起名的規矩，那就是無論是鄧小平兒子還是鄧小平女兒所生的孩子，一律姓鄧，而且都必須是把鄧小平妻子卓琳的姓氏放在名字里。這就是為什麼鄧楠所生的眠眠大名為鄧卓芮，鄧質方所生的小弟大名為鄧卓棣……。 另外，鄧小平生前，所有第三代都要稱呼他爺爺，沒有「內」、「外」之分。 讀過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應該會熟悉如下一段故事內容：鄧小平家同陳毅家是挨著的，打開鄧家的後窗，就是陳家的小前院。於是，鄧榕便和與自己同歲的陳毅小女兒珊珊（陳珊珊）成為了好朋友。兩人第一天進小學的時候，彼此緊緊地拉著手的情景，多年後鄧榕依然記憶猶新…… 這個陳珊珊有三個哥哥，其中名氣最大的並不是曾經官到正部級的大哥陳昊蘇，而是已經去世的三哥陳小魯。 網上曾有報道說：當年在海南省三亞市舉辦陳小魯喪事期間，王岐山夫婦和習近平弟弟習遠平都送了送花圈。前傳媒人宋陽標透露，習近平當天向陳珊珊的夫婿，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小魯是我多年朋友，聽聞小魯去世，深表關注，希望處理好後事！家屬節哀！」 長年在外交系統工作，在丈夫擔任港澳辦主任期間基本上是賦閑在家，平日里走動最多的仍然是鄧家的陳珊珊，而且居然還為鄧家第三代當了一次「媒婆」。 陳小魯於2018年二月去世後，筆者非常崇敬的最知名的海外中文寫手，三年前不幸去世的閆潤濤先生即發表了《陳小魯是氣死的不是嚇死的》一文，文章的首段內容是：「陳小魯死的當天網上傳言說是第一野戰軍副政委的兒子抓了第二野戰軍政委的外孫女婿嚇死了第三野戰軍司令的兒子。事實應該不是這樣子的。」 這裡說的第一副戰軍副政委是習仲勛，第二野戰軍政委是鄧小平，第三野戰軍司令則是陳毅。 不過事實上當年與鄧小平擔任一野政委、陳毅擔任三野司令（兼政委）的同時，習仲勛的職務應該是一野政委兼西北軍區政委，而不是副政委。 那麼，一野政委的兒子習近平為什麼要抓二野政委的外孫女婿吳小暉？而三野司令員的兒子陳小魯到底是因為吳小暉的被抓嚇死的還是氣死的呢？ 首先，陳小魯生前曾被審查並遭受邊控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2019年就在陳小魯去世一周年忌日的當天，他的生前摯友，中共前農業部長何康之子何迪將此前撰寫的懷念文章《啟蒙·知交·楷模——我與小魯的摯友生涯》放到網上。文中雖是極力為陳小魯撇清與吳小暉的關係，但該文中至少是公開對外證實了陳小魯因為吳小暉受審查是千真萬確的。 該回憶文章《最後的日子》一節中這樣寫道：「2017年12月30日晚，我邀請了涯子、東明、萬峰等一眾好友為從上海返京的小魯接風，並預慶元旦、新年。安邦保險集團自2014年被《財經》、《財新》、《南方周末》等媒體質疑和爆光後，小魯成了被『首富』的焦點人物。2017年6月，董事長吳小暉被拘捕；8月小魯被邊控，12月小魯應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門對吳小暉案的取證調查……。」 前面說的關於習近平對王光亞稱陳小魯是他「多年朋友」的說法，筆者無從證偽，但僅從習、陳兩家並無交往之記載，以及習近平與陳小魯之間七歲的年齡差距，以及當年從未就讀於同一所學校等方面判斷，「多年朋友」的關係實在有些牽強。 而僅從邏輯角度判斷，陳小魯2017年12月「應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門對吳小暉案的取證調查」，即使不是習近平親自指示，習近平最起碼也應該是知情的。更何況在「應召」去上海的前四個月，陳小魯即已經被「邊控」了。 什麼叫「邊控」？百度百科的權威解釋是「邊控即邊境控制，它是為防止涉案的外國人或者中國公民因其借出境之機逃避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給境內的國家、集體或個人財產等帶來重大損失，而通過法定程序在國邊境口岸對之採取限制出境的一種保全措施。」 也就是說，2017年年中，鄧小平的長外女婿吳小暉被拘捕之後，陳小魯即被沒收了護照，斷絕了他以合法手段離開中國的可能。 按照何迪回憶文章中的說法：對於案情及是否要退賠，沒成為小魯的思想負擔，反倒是辦案的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態度，令他非常不爽……。2017年12月28日，偵查大隊通知陳小魯可以回京，但不是審查結束……。 也就是說，直到2018年初突然去世，陳小魯仍然還是待「罪「之身，對其採取的「邊控」也好，「候審」也好，都是隨著他的去世才不了了之的。 何迪的回憶文章中說：「小魯突然病逝，許多人把他的去世與去年底在上海的取證調查聯繫在一起，認為心肌大面梗死與外來壓力有關。我不願作此想。」 而潤濤先生生前文章中所說的陳小魯是被氣死的，似乎有點道理。這和吳小暉被抓之後，鄧卓芮即患上嚴重憂鬱症的說法相一致。 潤濤先生的文章中說：鄧小平外孫女婿吳小暉被逮捕後，中共會如何對待陳小魯？根據網上文章披露，按照中共官方的商業公開資料，陳小魯自己開的公司加起來佔有吳小暉的安邦總股份的51%。就是說，在商言商，按照商業規則，安邦的實際掌門人是陳小魯，因為他不僅僅是最大股東，而且他本人也是理事，等於後台前台他都佔位。安邦有資產超過萬億，那麼，陳小魯的個人資產應該是數千億規模，可能超過了姚依林家族在海航的資產。 陳小魯自己給自己在媒體上挖了個埋自己的坑：他說他在吳小暉的安邦里不拿錢，只是站台。等於當活雷鋒。這對習近平來說就可順水推舟了。把吳小暉抓捕後政府接管安邦集團，派人去安邦。陳小魯你自己承認安邦里沒有你的錢，那就一筆勾銷，安邦的資產全部被政府部門接管。陳小魯還有什麼話說？……估計他最生氣的是：股權沒了，他想要回當理事的每年上千萬的工錢估計也沒得到……。最後一下子歸零了，追悔莫及。 何迪的回憶文章中透露90年代作為溫州市的小幹部，吳小暉曾跟隨時任市長、新四軍劉英之子劉錫榮探望粟裕老伯，得以認識小魯。後來，吳小暉下海，以代理上海汽車營銷起家。大約在1998年吳小暉邀請小魯作他公司的顧問。90年代末，為了解決加快高速公路建設與資金不足的矛盾，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以BOT方式吸引民營企業投資。其中，浙江推出了杭寧高速浙江段的招標。吳小暉做汽車營銷生意，與公路建設有天然的聯繫，他想去競標，無奈名氣不夠，於是抬出了小魯。先後組建了上海標準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簡稱標基公司)、浙江標準基礎設施投資公司及杭寧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請小魯掛名董事長……. 從此之後吳小暉與陳小魯的生意越滾越大的過程從略，只需要特彆強調陳小魯曾經向當時的浙江省領導引薦吳小暉，而這個省領導應該就是從2002年開始擔任浙江省省長、省委書記的習近平。 何迪的回憶文章中還說：「2004年，吳與卓芮結婚，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去問小魯，他竟然全然不知。去問後得以確認，他警告吳不要再胡來，娶了個格格，要好自為之。他還說，小暉另攀了高枝，自己可以解脫了……。」 這裡所說的吳小暉與鄧卓芮的婚事陳小魯「全然不知「也許是事實，原因是吳小暉通過陳小魯結識了陳珊珊後，是陳珊珊為吳小暉牽線敲開了鄧家大門。 陳小魯之所以說「另攀了高枝」，意思既是指他自己這一「枝」對吳小暉來說已經不夠高，而且他為吳小暉引薦的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這一「枝」也滿足不了吳小暉的胃口。 按照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稱目前「在國外暫避風頭」的知情者的分析，當初的吳小暉在被陳小魯引薦給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之後，在北京等地開有房地產公司的習家姐夫鄧家貴欲與吳小暉的眾多產業之一浙江國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展「強強合作」，沒成想人家吳小暉根本沒拿正眼瞟一下鄧家貴，因為人家看上的是鄧卓芮。 應該說，不但是當年的吳小暉，就是當年的陳小魯應該也沒有預料到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習近平日後居然會成為胡錦濤的總書記接班人。 習近平上台之後，照理說吳小暉應該對自己當年的有眼不識泰山，沒有答應鄧家貴的合作邀約而追悔莫及。誰成想利令智昏的他居然還敢繼續以先皇孫駙馬自居，無法無天，毫無收斂。結果，報應終於來了！ 吳小暉被判決之後，其母林美香連續28次申請探視均遭拒絕。一怒之下，此女開推特賬號，爆當局借接管安邦之名乘機侵吞299間民企……。給外界以吳小暉家族已經「人財兩空」的印象。但事實上如果從吳小暉和鄧卓芮的愛情結晶「吳鄧卓」的當然繼承權角度看，這位「吳鄧卓」才真稱得上是人財兩失，父親被習近平下獄的同時，父親辛辛苦苦聚斂的安邦兩萬億人民幣資產被充公，意味著「吳鄧卓」所能從父親那裡繼承的最多只剩兩萬億的零頭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請讀者和聽眾們參照閱讀本專欄2018年6月27日 的文《萬億被充公，鄧家第四代人財兩失！》。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郭台銘兩度「試圖」參選總統，之所以說他試圖，因為第一次沒有成真，而這一次雖已展開連署，但在正式登記之前，仍然存在變數。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執念，我不這樣看。 有道是，有錢就是可以任性，而郭台銘有錢的程度，大概可以讓他天天都任性一次，一個年過七十的豪野人，就算每四年都任性一次，應該也不算過分。 從經濟運行的規律可以得知，當一個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時，對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不利。郭台銘無論是首富或排名第幾，差別並不大，他僅憑鴻海的持股，去年就有9 3億元入袋，即使每天花一千萬元，這筆錢也足足夠他花三年，花不完的這些錢如果存在銀行，每年大概也就是兩三億元利息，對他來說簡直是可有可無。而有錢人的財富如果不流動，社會就會陷於停滯，肯定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一個人再怎麼有錢，一天也就是三頓飯，即使都是山珍海味瓊漿玉液，也吃不了多少，錢一旦大量進了富豪荷包，能促使它流動的，大概只剩買古堡飛機炒豪宅一途，但這些大都與市井小民無關。為了能讓富人的財富取之於社會用於社會，課徵富人稅是個好辦法，但政府通常不敢得罪他們，也因此，鼓勵富人選總統，不失為一個另類的好辦法。 根據有經驗的人士估計，製作一份連署書的直接成本，從設站租金、工作人員連工帶料，約需要兩百元，但考慮到組織動員，宣傳廣告及大型造勢等，行家估計每份的成本可能要拉高到兩千元新台幣，郭董的目標喊到一百萬份，僅這筆預算就高達二十億元，這張門票還真的不太親民，大概也只有如郭董這一級的少數人玩得起。 就筆者近月來的觀察，上述成本估計恐怕還是保守的，以雙北市而言，連署站通常都設在蛋黃區店面，月租十萬起跳是常態，而郭董砸在廣告宣傳上的手筆也令人咋舌，電視網路不說，公車廣告看板幾乎全面撒網，而穿流在各大街小巷的LED宣傳車，據筆者所知，小型車的日租行情是一萬，含司機則需外加三千，月租就逼近四十萬元，中型車價碼則不詳。郭董在全台出了幾部宣傳車無從得知，但這筆開銷，絕對會是令其它候選人知難而退的數字。 按照這個規格，郭董如果跑完整個選程，估計花個五十億元應該不算誇張，但對他而言，不過如九牛一毛罷了。這些錢和買古堡飛機美鑽很不一樣，它是貨真價實的流入民間生活，從茶水阿姨到抬轎大咖都能享受到實惠。再從經濟學上的乘數效果來推算，這筆錢流動三手之後，就可以發揮帶動一百五十億元的GDP規模，誰敢說郭董參選只有他一個人在爽？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主真是個好東西，不僅可以體現人生而平等，不但人手一票，票票等值，而且還可以貢獻GDP，活絡國民經濟。也因此，我們應該鼓勵所有富人都來獨立參選，林百里、曹興誠甚至張忠謀等，下回可以相約一起來，說不定可以發展出一門「選舉經濟學」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極權中國，沒有百年投資，也沒有快樂投資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私募圈突然傳出一則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網發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長關善祥已逝世，請投資者儘快登錄「善祥基金」微信公眾號，公司基金產品將進入清算流程。該消息語焉不詳，年僅三十八歲的關善祥於何時、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測。隨後，網上有消息說，關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殺的，是自刎而死。這種死法讓人駭然。死亡原因估計與他操持的投資巨額虧損有關。 中國金融分析師「超級財經」曾在推特上質疑關善祥的投資能力。貼文指出，關善祥重倉地產和保險股票，尤其是恆大和融創的股票，造成血虧百分之六十四，貼文諷刺說「能把地產和保險的大雷都踩了，關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關善祥是一名高調的職業投資者，深圳灝四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長。他從小就跟隨父親出入股市，通過股票投資，二十八歲就實現財務自由，號稱「中國巴菲特」，據稱創造過從三十萬本金到上億的十年數百倍收益。他擁有百分之百股權的灝四方資產，致力於為投資者實現家族資產戰略轉型升級，布局資本市場股票投資。旗下所有基金均設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資鎖定期，寧願減少管理規模也不接受短期資金，倡導長期的價值投資。 中國的商人稍有點錢，就喜歡往文人乃至哲學家方向靠。關善祥出版過《傳世投資》一書，書中提出「價值投資」的理念，主張投資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場巨大好玩的遊戲，假如我們的人生過得痛苦，必然是我們的活法與心法出現了問題。投資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場好玩的遊戲。……我認為百年投資是我要進行的一件人生藝術品，一年又一年，極具耐心地將這件藝術品去完成，我極之享受其中，而非因為賺錢，更非因為消費享受金錢，我從來只過著非常簡單節約的生活，我的快樂源於投資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錢。」 據《證券時報》報道，關善祥有三個小孩，長期吃素，對空氣品質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國，他還真能跟那些喜歡禪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東方哲學及環保理念的矽谷或華爾街巨頭們談笑風生、稱兄道弟。然而，在中國，這些「正能量」都無法拯救他脫離危機，等待他是一望無際的深淵，是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 百年投資、快樂投資，當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國沒有百年企業，哪來百年投資？中國人含辛茹苦積攢的資產都如韭菜般被鐮刀斧頭割去，哪裡有快樂投資？關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為中國不是美國。中國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場，但並無真正的股票市場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產權、法治、言論和新聞自由。中國的股票市場是特權階層的遊戲，不是關善祥這樣的平民子弟「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舞台。即便是黃光裕、肖建華、許家印這樣曾富可敵國、呼風喚雨的白手套，最終下場也如《紅樓夢》所寫「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縱橫馳騁十數年的關善祥觸礁擱淺。他在一封發表在雪球網的給投資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在數不清的日日夜夜裡，責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擔憂、焦慮和損害。」最後，他將自己的失敗歸結為疫情這一「天災」和官方強力干預經濟這一「人禍」。天災人禍都是個人無能為力的，如項羽在敗亡中的嘆息「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也如崇禎皇帝在上吊殉國前的自我辯解「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虎口奪食，豈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經中說，一鯨落，萬物生。但在中國，事實卻相反，如同鯨魚般的恆大倒下，無數像關善祥這樣寄生於恆大的小魚小蝦只有死路一條。 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前一直謊話連篇的關善祥在總結投資失敗的原因時，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為：「目前投資底層邏輯已經轉變，房地產行業風險的集中釋放，各種政策疊加發力，民營房企確實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回款不暢，就會造成資金斷裂的危機。……這種置之於死地式的調控，實在讓人無法想像，匪夷所思！一個涉及十幾萬億關乎全國人民利益的大行業，政策說變就變，說改就改，沒有任何過渡期，簡單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遠遠大於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訓行業，一夜之間就封停。新東方、好未來等教育培訓行業股票股價一時之間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沒有給予過渡、調整的空間。今年以來這種現象特別明顯，還有眾多一夜之間就被封殺的股票。這造成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市場對民營企業失去信心。」 關善祥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新時代來臨了：「這一兩年的各項政策，深深感覺到今後是一個『國進民退』的時代。……民營企業在這個時代當中如一葉輕舟，說翻就翻。過去我們投資還刻意投資民企避開國企，因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後，還必須強調擁有『優秀背景股東』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導向是以國企央企為主導，收購民營企業。在煤炭、鋼鐵、稀有金屬、傳媒、教育、金融理財等領域都是以國企為主導。現在房地產行業也面臨向這個方向發展。政策支援國企維護市場穩定，實質是對市場優質項目進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這個詞，一語道出真相。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和他的公司豈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詩：「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在毛時代廣為傳頌，實際上，那時的中國農村，大部分農民連牙刷都沒有。歷史學者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一書中寫道：「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家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統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基礎，是官僚特權的肥沃土壤。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最終，這套制度讓中國陷入一窮二白、國民經濟崩潰、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悲劇。 鄧小平時代，當局實行改革開放，讓渡部分經濟自由，讓中共政權絕處逢生，也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習近平掌權之後，覺得極權體制千瘡百孔，更嫌權力不夠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時代那樣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在經濟上也要回到統制模式，民營企業的好時光結束了。 習近平的書單上沒有經濟學大師米塞斯的經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條。他的經濟政策逼死了關善祥，自己的下場未必比關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書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產手段私有製為基礎。……如果歷史能教導們什麼，那肯定是：私有財產權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反之：「自古以來，政府一向熱衷於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它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從來未曾達到所要追求的目的。……執掌強制與脅迫機構的人，本質上，都會高估這種機構成事的功力，並且都會努力爭取更多權力，要讓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服從這種機構的直接命令。」在納粹德國和蘇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際，米塞斯預言說，這兩個反資本主義的政權必然敗亡：「德國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共同特點是：政府完全控制生產手段。政府決定生產什麼，以及如何生產。政府給每個人分配一份消費財產供個人消費。如果不這樣，這兩種體系將不應該稱為社會主義體系。」今天的習近平政權當然逃脫不了這個歷史規律。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上篇文章《習近平讓毛澤東後代經濟上翻身，政治上揚眉吐氣》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當年毛澤東與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及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悲慘境遇都已經因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否定和對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盡甘來。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的同時，也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而鄧小平的憎與習近平的愛之強烈對比，更是表現在對雖然不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但卻被江青視如己出的毛遠新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讀者和聽眾們應該都知道毛澤東在整個文革十年過程中在政治上最為依重的三個自己的家庭成員分別是江青、李訥和毛遠新。李訥是文革初期的毛澤東「聯絡員」，而毛遠新則是文革後期的毛澤東「聯絡員」一直到毛澤東歸西。 比李訥年輕不到一歲的毛遠新因為小時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為毛澤東家庭中的一員，直接喊江青媽媽，與李訥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後一樣被「隔離審查」。只是毛遠新被「隔離審查」的時間長達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訥都已經在楊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遠新卻被鄧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據中共官方黨史文章介紹說：1975年春節過後，毛澤東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更因為此時的他已經對由他自己下令復出工作，基本上已經取代了周恩來的鄧小平日漸不滿，於是安排了毛遠新擔任他本人與鄧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們的聯絡員。 從那以後，毛遠新成了發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這更為顯赫的是，舉凡鄧小平、華國鋒，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員在內者需要反映到毛澤東那兒的事情，均由毛遠新代為傳達，他在毛的面前怎樣彙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毛澤東的決策。 當時毛遠新口袋裡經常性地裝著一個精製筆記本，這是一個裝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寶葫蘆」，只要他拿出筆記本傳達什麼，任何人都得遵照執行。鄧小平當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澤東逝世前的八個月當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會議，第一項內容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鄧小平等 所有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聽。在討論時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辦理。如此權勢遮天，難怪毛遠新曾對親信驕橫地說：「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幾段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 相關史料記載，此時正是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開始進行「全面整頓」時期，當江青等人向毛澤東表示了對鄧小平所作所為之擔憂之後，毛澤東追問毛遠新社會上是否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毛遠新在毛澤東耳邊吹枕邊風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從那以後毛澤東便開始越來越後悔對鄧小平的重新啟用。接下來，批評鄧小平、要求鄧小平檢討的幾次會議都是毛遠新主持的，毛澤東一次比一次嚴厲的從「批評幫助」到徹底否定鄧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遠新傳達的。而正是在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堅決鬥爭的過程中令毛澤東感覺到了毛遠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還介紹說：江青及其「四人幫」利用毛遠新特殊的地位，對復出後領導全面整頓的鄧小平進行一再的打擊。毛遠新在毛澤東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實的彙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毛澤東最忌諱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遠新恰恰在這一問題上向鄧小平捅軟刀子。「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遠新在向毛澤東遞交的書面報告中寫到：「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闢謠。近幾年鄧小平名聲不好，就抬起總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壓活人……」 筆者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審判之後，毛遠新被審判之前即已經聽熟知內情的人士說過，老鄧不會輕饒了毛遠新，這傢伙當了主席的聯絡員之後，老鄧幾次讓他安排與毛澤東見面都被拒絕。直到二次下台鄧小平都未能再單獨見到毛澤東一次。 日後筆者所知道的更為準確的時間線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後，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沒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而這次會議是鄧小平一生中倒數第二次面見毛澤東。最後一次是毛澤東於1975年12月2日會見了到訪的美國福特總統，鄧小平被允許陪同。但這兩次都不是鄧小平單獨見到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麼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開始毛遠新被「隔離審查」了整整十年之後鄧小平還是堅決不同意對他「免予刑事處分」。 當時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緩，王洪文、姚文遠及手下眾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經被完成審判的好幾年之後，毛遠新的具體罪行仍然不能被專案組坐實，鄧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煩，親自指示對毛遠新的司法處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從重從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後立刻給隸屬總政領導的解放軍軍事法院下達「政治任務」，要求限期完成對毛遠新案的處理。於是，毛遠新於一九八六年被軍事法庭以數罪併罰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從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時間算起。比較搞笑的是，當時的毛遠新雖然是被軍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軍隊方面卻沒人提醒要同時對毛遠新宣布施以開除軍籍的處理，以至毛遠新刑滿出獄之後仍然還有理有據地給總政治部寫信，要求軍隊方面出面對他按「轉業幹部」的相關政策處理。此乃後話。 日後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關於如何對毛遠新定罪處理的討論過程中，當時的最高法院內部有意見認為審判「四人幫」的特別法庭已經完成了任務，當時在特別法庭的工作過程中沒有把毛遠新也列入被審判者之一，日後當然不能專門再為毛遠新單獨成立一個「特別法庭」。而如果把毛遠新當成一個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來審判，就不應該由最高院出面。聽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對此感覺「棘手」的情況彙報之後，鄧小平才指示由軍事法院出面「問題就簡易化了」。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被宣布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關進秦城監獄後，毛遠新即患了嚴重的疾病，因為拖延治療而一條腿落下殘疾。如此一來，鄧小平才沒有否定毛遠新的生母，時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朱旦華為自己兒子的求情信，默許了監獄方面為毛遠新安排了保外就醫，至此他已經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後，有中國內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筆者的如上說法，說是毛遠新進入秦城監獄服刑之後，「不願意服從鄧小平命令寫關於毛主席的材料，鄧小平就惡化服刑環境，入獄之後的伙食待遇、醫療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幾個檔次, 以至於在獄中因為嚴重關節炎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落下終生腿部殘疾。」 更勁爆的說法還有：「有人還揭發，他（毛遠新）的腿其實是被鄧小平派來的人打斷的。」 毛左的文章還透露說：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門發生學潮的同時，一向對毛家後代都持較為同情態度的楊尚昆未經請示鄧小平，說服趙紫陽和胡啟立、喬石三人簽字同意，安排給確實病得比較嚴重的毛遠新以「保外就醫」的待遇，從那以後毛遠新就再沒有回過秦城監獄。 無論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與事實是否相符，筆者當年也早就透露了毛遠新被鄧小平施以「重手」之後，即使中共內部人士也都相信鄧小平的長子在毛澤東和江青發動的「文革」中落下終身嚴重殘疾，所以鄧小平才把這股子怨氣發在了毛澤東和江青均視如己出的毛遠新身上。 事實上雖然鄧小平也確實在對待江青和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討要毛澤東稿費的過程中的絕情一度令楊尚昆都私下裡感慨「明擺著是個人報復」，但他鄧小平對毛遠新的憎惡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還是出自政治層面，或者說是「出以公心」。從當年鄧小平與華國鋒的一段對話中，就足以看出鄧小平對毛遠新恨得簡直就是無以復加。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習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後，與彭麗媛設宴款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時，特別不忘安排毛澤東生前的「秘書」，當年差一點就和江青一起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玉鳳作陪。也等於是給毛澤東去世之後與李訥一樣接受了很長時間政治審查的張玉鳳徹底恢復了政治名譽。 而據這個張玉鳳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憶：鄧小平二次下台之後，毛澤東在一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時，提出自己身後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依序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在落實了確有這份名單之後，鄧小平在自己最後一次與華國鋒當面談話對他進行嚴厲指責之後還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說到底還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時粉碎了『四人幫』的反黨篡權陰謀，你我現在的位置都會坐在毛遠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鄧小平的階下囚，習近平的座上賓》一文，五年多前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一文，兩年多前還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標題用引號強調了這是中國內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紅二代蘇鐵山在紀念毛澤東誕辰會場上講出的原話。 在中國大陸，上了點歲數的人只要還對當年的「惡攻罪」心有餘悸，就不會不知道曾經被中共政權大力宣傳其英勇事迹的張志新烈士曾經的悲慘遭遇，而曾經親自下令對已經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張志新立即執行死刑並在押赴刑場之前對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澤東侄子，當時最高職務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則因此而成為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日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句老話也曾經在毛遠新身上得到應驗，他在秦城監獄裡曾經的日子過得比如今的薄熙來、王立軍以及薄谷開來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到習近平上台開始把鄧小平否定的東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為十年探索之後，「毛」姓又在中國大陸上重新「尊貴」起來， 毛遠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駕到韶山祭祖，而後是周遊北京等地對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民間自發紀念活動」的籌備表示「堅決支持」。毛氏後代甚至還故作神秘地對外放風，說是2007年習近平接替上海市委書記後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要切實做好對革命烈士親屬毛遠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實」工作，提高待遇，而且還秘密接見過毛遠新，當面鼓勵他「忘掉歷史的不愉快記憶」，「繼續與黨同心同德。 兩年多前，筆者還在本專欄發表過《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內容在發表後的一段時間裡曾經多次被中國內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卻原來，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父親已被政治整肅之後的習近平就更不用說，即使在這之前的幾年時間裡，當時的幼年習近平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沒有見過江青和李訥等毛澤東親屬，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唯只見過只有從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澤東和江青收養的毛遠新。 當時被恩准到北京和習仲勛及齊心夫婦一起生活的習仲勛前妻所生兒子習富平有幸於1954年秋和毛遠新雙雙從北京育英學校畢業後被保送進了北京101中學成為同班同學。習富平日後還成了毛遠新的入團介紹人。 從那天以後直到習富平和毛遠新分別進入了中國科技大學和哈軍工，毛遠新是習家的常客，習富平也成了習家近距離面見毛主席次數最多的一個。而當時尚還年幼的習近平，對常來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異母長兄一起溫習功課寫作業的遠新大哥簡直就是滿懷敬仰。羨慕極了這個遠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說話」。 這段經歷當然也是習近平位高權重之後善待毛遠新的因素之一，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和他習近平厚待李訥，甚至「愛屋及烏」至張玉鳳身上一樣，那就是凡是鄧小平否定的，他習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鄧小平憎惡的，他習近平一樣要厚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7日突襲以色列，規模、時機、地點、手段皆震驚全球，美國尤其。一方面，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支持，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標誌；二方面，至2020年統計，猶太裔人口已約佔美國的2.4%，不只人口數達750萬，他們更透過商業、媒體、政治和學術，相當程度反過來形塑了今日美國（一般多認為是正面的）。大多數美國人對以色列老弱婦孺遭哈瑪斯的野蠻攻擊自然非常憤慨。 哈瑪斯的恐怖行徑並非一天兩天，除了極端反猶太主義，很難有人會合理化他們的行為，但論及「巴勒斯坦」本身和以色列的交鋒，美國民間、學界確實也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一方。當2014年以色列宣布要在東耶路撒冷大規模建造新住房，並不斷透過武力擴展「猶太人定居點」，連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凱瑞都曾將中東和談裹足不前，歸咎以色列「對土地胃口的不滿足」。而那段期間，也曾發生哈瑪斯（又是哈瑪斯）公然綁架和殺害以色列青少年，還表現出非讓以色列徹底消失的態度，以色列同樣是以空襲回敬。今天的衝突畫面，彷彿一路以來雙方爭鬥的增強版。 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到1967年「六日戰爭」，到2014年定居點衝突，兼及巴勒斯坦極端組織不為文明世界接受的種種暴力，兩方人民恩怨已是糾纏不清，而美國方面無論支持以色列或同情巴勒斯坦（非哈瑪斯），其實是心知肚明，要以、巴兩方共存在毫無有效屏障的緊鄰土地（加薩邊境六英里內的以色列社區小學、醫院和民宅都在哈馬斯火箭射程範圍），先天上即是十分高難度。不只宗教，舉凡一個人出生後的家庭教養、價值觀到生而為人的目的，他們簡直就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進而過去才有「看到兩方人口愈成長，和平愈無望」的感嘆，因為不管如何，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一部分孩子就這樣長成了哈瑪斯。 根據1922年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所做人口普查，巴勒斯坦人口最初約75萬，其中78%是穆斯林，11%是猶太教（人），10%是基督徒。25年後，也就是在1947年聯合國劃分巴勒斯坦託管地之前，當地人口已增長到近180萬，但宗教信仰人口略有變化，穆斯林降至60%，猶太教（人）則增加到31%，另8%是基督徒。之後，猶太人在大規模移民（主要來自前蘇聯）和高出生率下，讓以色列建國從一開始的130萬人，一路攀升到20世紀末的600萬人，比同一時期的300萬巴勒斯坦人還多一倍。 猶太人因為二戰屠殺陰霾而相當看重「增產報國」，這也促成以色列生育率長期能維持在1.8%左右，遠超過歐美水準，人口平均年齡曾僅有30歲，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名子女）的組成相當常見，直到今天都還是如此，讓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望塵莫及。 而今，以色列人口已堂堂超過930萬，一世紀前，此地猶太人（信仰猶太教）不過8萬餘人。另方面，巴勒斯坦人當然也有「人數」上的壓力。這又反映在巴勒斯坦更勝以色列的生育率，巴勒斯坦近年靠著2.4%的生育率不斷追趕以色列，以色列每名婦女平均生三名子女，巴勒斯坦婦女則是四個。當以色列平均人口年齡為30歲時，巴勒斯坦則有一半以上人口未滿18。 偏偏雙方歷史傷痕並沒有因為一代一代新生而化解，反而愈結愈深，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有多少孩子是在迴避不了的恨意下成長。最主要原因，無非在既有土地上，「兩個世界的人口」不斷增加，然後在雙方几無緩衝地帶的現實條件下，衝突、刺激只有進一步堆疊，我的人愈多，表示「我恨你」的人也愈多，其中再有部分就這樣被倒向極端暴力行動，對方亦復如是。這就是「兩方人口愈成長，和平愈無望」的來由。 倘若以、巴衝突能給台灣和中國些許警示，或在台灣人、中國人雖有本質上價值信仰的矛盾，卻尚不至出現以、巴之間那般血海深仇，和彼此「從沒住在一起」，誰也不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辱高度相關（西藏、新疆則否）。兩地人民過去長達70餘年各行其是，至少不必擔心出門聽場音樂會就被死敵綁架、機槍掃射和遊街示眾，再多的厭惡感，和眼睜睜看著自己親人血肉模糊死在懷裡，感受當是天壤之別。1949年，台灣人口從600萬增長到2300萬，中國則從5億餘激增到14億，雙邊人民日常維持「相安無事」，沒有翻個牆、拐個彎就碰上遭遇戰的壓力，如此不知幸運地避開了多少血淚，要像以、巴兩國每個人身上都背著椎心刺骨的家仇，那還得了。過去曾有一說：「台灣和中國之間最可貴的是那道台灣海峽」，今日以、巴衝突再又顯得這句話確實意味深遠。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當年毛澤東與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及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悲慘境遇都已經因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否定而苦盡甘來。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的同時，也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已經替毛澤東後代成功向鄧家復仇》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到了從1976年10月毛澤東去世導致毛夫人江青及其一票政治追隨著因「反革命罪」被關進大牢之後，罪犯家屬之一，即毛澤東和江青的唯一後代，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訥被「分配」進中央警衛局「宿舍」長達五年時間……。 1981年，隨著汪東興親自向李訥宣布「審查」結束，「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重新安排工作」之後，李訥開始了她相對自由的平民生活。之所以說相對自由，是因為她的「江青女兒」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她的當時對外聯繫都是要被批准才可以進行的。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正是毛澤東當年的衛士長李銀橋和當年在延安為江青和李訥使用過的保姆韓桂馨夫妻的相助，才有了李訥維持至今的二婚生活。而曾經在中國內地得以公開發表的韓桂馨的親筆回憶文章中也是不經意地透露了他們夫婦為造訪李訥，也還需要「設法」，最終是李銀橋憑自己當年中南海鏢頭的老資格才打通了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關節，得以成行。 當時，已經被毛澤東趕在「文革」前安排到天津工作的李銀橋被中央警衛局推薦為毛澤東紀念堂管理局的副局長。回北京後的李銀橋和韓桂馨第一次見到李訥的地點，居然是北京遠郊區昌平縣的醫院。 韓桂馨回憶文章中描述的原話是：「……平房，房子不好，病房裡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訥一眼就認出我們來了，很熱情，叫我小韓阿姨，叫他銀橋叔叔。我們就在病房走廊的長椅上坐下，簡單談了幾句話。」 如上這幾句得以在中國內地通過審查、公開發表的回憶內容，看似輕描淡寫，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得出的判斷之一是當時的李訥是被監控的，所以連毛澤東曾經的衛士長和她李訥曾經的保姆雖然被恩准到遠在昌平的醫院裡看望李訥一次，也只能「簡單談了幾句話」，和探監無異！ 韓氏的回憶文章中還說：「李訥回北京後，住在太僕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過得難，身體不好，主要是婦科病、膽結石。獨自帶一個孩子，家不像家，買了糧食拿不回來，就買個小車推回來，母子倆再把糧抬上樓。我看到這情景，心裡很難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澤東身邊時的往事……「 十幾年前中國內地公開發表的《「紅色公主」李訥生平》一文中透露：「一個時期，李訥的工資才70多元，日子過得很緊。每天只買一毛錢肉，兒子長得很瘦。家裡的被子，一人一條，一半鋪一半蓋。日子最緊時，李訥忍痛把一些用不著的書賣給舊書店，用以應急。後來中辦對她的生活給予補貼，李訥的日子才好過一些。」 而這裡說的中辦對李訥生活的「補貼」是由何而來，還要從事情的源頭說起。 話說李訥在父親去世之後的頭五年里，雖說是被變相監禁，沒有自由，但卻也和當時正在秦城監獄裡的生母江青一樣待遇，不但衣食無憂，看病住院也是一切公費。 宣布審查結束，被當時的中辦中央辦公廳就地安排中辦下屬的秘書局資料圖書處工作後，雖然工作是無比輕閑，甚至是完全無事可做，但醫療費用上卻出了問題。 從昌平醫院回到北京同時也就結束了醫療全部免費的待遇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殺前,李訥因為多種慢性病需要同時治療和保養,前後花了數千元醫療費。她自以為所謂「公費醫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仍然沒有被他父親的叛逆者取消,所以開始並沒有著急。但到「單位」報銷時，單位會計向她出示有關財務規定，說明她的藥費中有一大部分屬於「公費醫療」制度規定不能報銷的「自費藥品」…… 當時的李訥眼看已經因為看病欠債,萬般無奈,只好硬著頭皮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詢問她父親毛澤東生前的財產,尤其是稿費,她自己是否有權繼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從父親過去的稿費中支取數千塊錢,彌補因治病而欠下的虧空,她即感恩不盡,相信她父親之後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對她恩重如山了。沒成想 報告交到鄧小平處後,鄧小平冷漠地說了一句:毛澤東生前的財產,都是黨和國家的財產,任何個人都不能隨便支取。 我們從局外人的角度客觀評價鄧小平當時的這個表態，至少從邏輯上是站得住腳的。既然鄧小平在接受法拉奇採訪時即已經明確表示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毛澤東生前數以億計人民幣的稿費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毛澤東選集》的稿費，理論上當然應該是歸「集體」所有，毛澤東的後代自然沒資格繼承。 李訥要求提取父親毛澤東生前稿費積蓄一事被鄧小平拒絕後，通過自己北京大學歷史系同班同學，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向楊尚昆求救，楊尚昆對自己家人說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對待主席後代的問題上太不厚道」。 說起來這個楊紹明曾經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前後「第一家庭」的御用攝影師，從少不更事時起就與李訥以姐弟相稱， 考進北大歷史系後還因為李訥的因病休學兩年而與其成為同班。 但是，就是當年在鄧小平手下貴為「九千歲」的楊尚昆和他當時進出鄧府與出入自家門一樣方便的長公子楊紹明，也沒能勸動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江青後代 「得饒人處且饒人」，足見鄧小平生前對毛澤東和江青的內心仇恨之刻骨。 也正是因為深知鄧小平的內心所願，當然也不排除是當年已經兼任中辦副主任的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和鄧辦主任王瑞林的暗中指使，李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長期一直被中辦系統暗中刁難。以至和王景清的結婚申請都被壓了好長時間，才被自己所在處的處長給催辦出來。 顯然是因為擔心惹惱鄧大人，所以李訥二婚時楊尚昆和楊紹明竟然不敢到場。一時間內心愧疚的楊尚昆想起巧克力糖曾是李訥的最愛——在那全中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都從未聽說過「巧克力」這個辭彙的年代裡，於是便遣部下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巧克力糖豆和一床大紅色被面，算是賀喜。 筆者曾經在過去發表過的相關內容的文章中分析過：鄧小平自執掌中共實際領導權後,不但一直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反而還在其「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後面補充一句「毛澤東思想」。但事實上鄧小平這樣做不過是為了在中國大地上借毛澤東之屍來還共產黨之魂，而從其內心世界來講，他鄧小平實在是恨透了毛澤東。上面這則小故事充分證明了當年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仇恨確實是已經到了無已復加的地步。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已經替毛澤東後代成功向鄧家復仇》在文學城網站轉載之後，有網友留言道：「我看老鄧其實並不壞， 三起三落還不是老毛害的， 提著腦袋給毛幹了大半輩子， 還要住監房，煤球廠幹活。 老鄧給毛一些報復是合理的， 並沒有走極端， 沒有學著漢武帝司馬懿朱元璋那樣抄家滅族。背後的邏輯就是你不殺我我也不殺你，你折騰我我也折騰你。」 此話有理！想當年,毛澤東因為自己的長子死在朝鮮戰場而遷怒於彭德懷，終於趁「文化大革命」的機會讓這位「共和國元帥」落到了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步。日後，鄧小平因為自己的長子在毛澤東夫婦發動的「文革」中成了終於不能再站立起來的殘疾人而遷怒於毛澤東的後代,終於讓風雲一時的「共和國第一公主」一度落魄到了無錢治病的可憐地步……。 再繼續說當年鄧小平一句話即斷絕了李訥對毛澤東財產的合法繼承權之後，,因看病欠錢無力償還的李訥為此仰天長嘆,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冤冤相報，什麼叫世態炎涼。無辦法好想的時候也曾打過生母江青的主意，無奈江青入獄後精神一直處於半瘋癲狀態。每次探監李訥還沒有張口，江青就教導不要忘記父親關於「艱苦樸素」的教誨。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關部門通知李訥，她自然是江青遺產的合法繼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辦好手續後領走。 實際上，江青留給李訥的存款就是一九八零年中共宣判江青等人時公開對外宣傳的，江青在毛澤東生前通過張玉鳳簽字才要到的那三萬塊錢。 按照中共當年的公開宣傳，江青當時要到了那三萬塊錢後,還大吵大嚷嫌太少。毛澤東為此非常傷心，當著張玉鳳的面淚流滿面。日後如果毛澤東的在天之靈知道了當時他不情願給江青的那三萬塊錢最終竟成了自己親生女兒的救命錢，也許就會原諒江青了。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曾給一個福建蒲田縣的小學教師回過一封信並從自己稿費中拿出三百塊錢送他。信中說:「……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與之相比，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李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所得的這三萬元也算是筆不小的數字了。 這筆錢可能就是《「紅色公主」李訥生平》一文中所說的當年中辦給李訥的所謂「生活補貼」了。 回想筆者三十年前寫作《中共太子黨》一書的那個時段，當時雖然「六四」鎮壓才過去了三幾年，但當時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相比如今的習近賓士下，可謂寬鬆得太多太多了。僅舉一例，那就當時敢於用寫信、發郵件，或者電話上直接談論方式向筆者提供信息的知情者有很多，根本無需擔心筆者將他們提供的信息在海外公開發表會給他們帶來什麼不利的政治後果。現如今，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陸續不在人世，在世的即使身在國外或者香港者，居然都不敢再對筆者多說什麼。至於仍在國內的幾位，恐懼到了乾脆把筆者的微信拉黑的地步。 如上這些人中的某一位也是中共元老的後代，也是中共高幹子女中最早在美國定居的那批人之一。去年才在美國去世。她三十年前就曾對筆者說過，她所知道的鄧小平拒絕李訥繼承毛澤東稿費的背景是當時的鄧家上下正在謀劃鄧朴方的婚姻大事。 一九九一年八月初鄧朴方到香港時是第一次攜妻同行,向外界證實了他已經結婚的消息。他的妻子叫高蘇寧。婚前是北京市民政局衛生所的醫生,,比鄧朴方年輕八歲左右，有過婚史。 而按照中國內地作者權延赤《鄧朴方與「康華」》一書中的描述,鄧朴方在建立了殘聯，成立了康華期間即對身邊朋友表示了結婚的意願。他表示:我現在的身體情況,生活無法自理,每天都要擦身,要清理大便、尿袋,總得有個人照顧。現在老爺子還在,怎麼都好說,老爺子不在了怎麼辦?誰照顧更合適?只有愛人才行……。 也就是在這個為鄧朴方考慮特殊的婚姻大事期間，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提出要繼承毛澤東的稿費，怎麼可能不在鄧小平處碰壁？ 不過呢，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大地再次乾坤倒轉，如今的李訥和毛澤東家族的所有在世者都已經經濟上徹底翻身，政治上更是揚眉吐氣。欲知詳情的讀者聽眾，請到自由亞洲網站查找筆者過去的文章《「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鄧小平的階下囚，習近平的座上賓》等，對照閱讀。 本月3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了《”私營經濟退出”論後再有奇文 毛派人物促”凍結私企財產”》一文，正是此文中所介紹的毛左領軍人物張宏良，曾於2016年6發表《習總比我們傳說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說：2013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習總設家宴宴請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李訥，還有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習總夫婦站在寒風中親迎毛主席的女兒前來赴宴。吃飯過程中習總得知，李訥夫婦由於身體不好，經常吃不上飯，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廚師，專門為李訥服務。此舉讓許許多多的毛派群眾感動不已，春節時紛紛把習主席的畫像和毛主席的畫像一起請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這位毛家後人聊天中才知道，習總做得我們傳說中的更多。當時習總不僅派去了一位廚師，同時還派去了一位司機兼秘書，以及兩名保衛，一位負責外出保衛，一位負責家庭保衛。如此一來，李訥的生活算是有了著落，全國毛派群眾心裡也算是有了著落。 要知道，公派廚師、內衛和外勤雙警衛，再加司機和秘書，這是中共政權副國級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規格地優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後代的同時，習近平卻是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孫女鄧卓芮的夫婿吳小暉打入天牢，同時完全剝奪了鄧家第四代中的老大吳鄧卓的安邦公司億萬資產的唯一繼承權。這是何等的愛憎分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的話題是日經新聞最近的一篇報道引起的，但我希望讀者超越那篇報道來理解拙文。 這篇由《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撰寫的報道稱，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上遭到中共元老們的斥責，這是習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說，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區的一次聚會中達成共識，認為不可任由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持續下去，否則將危及中共統治，並派曾慶紅到北戴河嚴厲批評了習近平的施政方針。 報道一出，輿論嘩然。大多分析人士認為，出現上述事態發展的可能性不高。不過，本文的關注焦點，不在於對這一報道做出某種事實判斷，而在於探討某種傳播現象。 中共政治黑箱的信息苦果 稍有記性的讀者，不妨回憶一下去年這個時候，當時網路輿論上最為熱門的中國政治話題之一，就是所謂習下李上。散播消息者言之鑿鑿，說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上失去權力，李克強會取而代之。那時的傳言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中共的所謂元老們的，有消息稱105歲的宋平出面強力阻擊了習近平。 這些說法的可信性如何，答案早就揭曉了。當然，我無意苛求新聞記者和社交媒體傳播者在報道中共高層政情的時候一定要給出事實確鑿的消息。為什麼難以苛求呢？原因很簡單：中共政治一貫是黑箱作業，高層政治更是黑幕重重，外界難以得到確實消息。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後來被證明為並不確實的消息，其實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給這個世界的信息苦果。最近，無國界記者組織舉辦了捍衛中國民眾知情權的討論會，就是針對這個黑箱與這類苦果的。在這個高度信息化的時代，中國民眾和世界輿論都無法知道關於中國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別是那些執掌公共權力、決定民眾命運的高層政治人物的相關信息。僅此一點，也就顯示出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謬了。 其實，中共政治不僅具有信息封鎖的特點，它還具有製造虛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腦為目的的中共宣傳所散布的信息，很多都是虛假的，真相被扭曲，歷史被篡改。以剛剛過去的三年新冠大疫情為例，中國究竟因為疫情死了多少人？中國的抗疫舉措是怎樣展開的？這些舉措的社會經濟後果是什麼？中國政府不僅不公布相關的真實數據，反而還編造了一系列虛假數據來蒙蔽民眾與世界。對於老百姓的事情它都這麼干，涉及高層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 散布虛假信息，與造謠相去不遠。我對中共的政治傳播的研究發現，中共本身就是一架巨大的謠言機器。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這是中共1940年代的謠言傑作之一；造謠說天安門抗議者在1989年6月3日暴動並殺害中共軍隊官兵，這是中共為製造六四屠殺而精心策劃的陰謀。中共以謠言來對付它認定的敵人，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同理，如果中共在關於其高層政治的信息傳播中也故意造謠，那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反轉利用政治黑箱的信息優勢？ 再次強調，我並不是說前述傳播關於中共高層政治傳言的人都是幫著造謠的中共喉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中共善於借口傳聲，這在歷史上也是有很多實例的。沒有中共內部的消息人士，外界連關於中共高層政治的謠言也無法得知。於是乎，中共從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獲得了一種信息優勢：只要它露一絲信息出來，外界都如獲至寶；加上包括新聞界在內的人們都無法驗證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獲得某種輿論主導權。尤其是當傳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大體類似的情節，而且是在這類情節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證明是虛假的之後依然改頭換面傳出，這就更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了。 客觀上，關於高層權力和治國路向之爭、元老批評習近平、習近平要被趕下台等這類「內部消息」，對中共有至少兩大好處。 第一，這有助於轉移人們對關乎民眾生存的重大事務的關注，特別是在災害發生、官府爆出醜聞、社會經濟政策失敗等的背景下。這些年，拿個歌星、藝人做祭品來轉移輿論焦點的做法屢屢發生。不過這大體只對國內輿論有效，國際輿論誰知道、誰在乎那些只會撈錢的中國歌星和藝人啊？還是高層權力鬥爭這個戲碼抓眼球。再說，關於這類戲碼的信息一旦出口轉內銷，那就更有價值了。中國自古以來有喜歡談論宮幃秘事的傳統，本來沒有任何參與這類事情的可能的小民們那麼談上一番，似乎就有了「參與」朝廷內幕的意思，應該是很能提升幸福感滴。 第二，有助於增加人們對於中共政權的希望。不難發現，相關傳言中有個一以貫之的調子，那就是總能在中共高層找到什麼人物被視為解決當今中國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這些人物的實際政治傾向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於是李克強、宋平、曾慶紅，乃至薄熙來、劉亞洲，都能被賦予「挽救國家挽救黨」的神威。說來說去，過去是「四人幫」作惡，如今是習近平混蛋，而解決問題還是要靠中共這個黨。既然人們對高層某些人抱了希望，來自社會層面對目前當政者的壓力也就相應減輕：不需咱們反抗，人家宋平、曾慶紅已經看到了問題並在發力，「我們黨「從來都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的哈！等你知道實際結果不是李克強替代了習近平，而是習近平踢走了李克強，黃瓜菜早就涼了呢！那好吧，一年之後」消息人士「告訴你現在還有個曾克強。如此循環並回復，黨的江山萬萬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周潤發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出席記者會時，他讚歎韓國電影題材廣闊，想像豐富，創作人什麼也敢拍，可能因為韓國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潤發講了關於香港電影現況的大實話，直指今天是艱難時期，因為中國的審查要求繁多，劇本須經不同部門審批，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後，電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則難以取得資金，末了也不忘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製作具有香港精神的電影。」 發哥關於審查制度的批評，儘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國大陸媒體卻隻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輕輕帶過（如果有提的話）。其實周潤發所講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是極少業界人士夠膽開腔而已。今日大家瘋傳的，說穿了，不是周潤發的言論，而是他的態度。 若說周潤發「敢言」，則香港演藝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麼人，那麼整段關於中國審查的話，也是完全可以迴避的。縱橫演藝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潤發，當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價，但他依然選擇說了，我想，驅使他直言不諱的，並非勇氣，而是明理。 有人說過，人生有三層境界：一是活著，二是得體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潤發已活出第三個境界。我不認識發哥本人，但看過一篇他談拍照片的訪問，覺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決計講不出那些攝影道理的。 原來對周潤發來說，拍戲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攝影師。近廿年來，周潤發特別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黑白照，彷彿標誌著他的人生已褪盡繁華，由絢爛歸於平淡。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愛好，反之亦然。鍾情攝影的發哥，原來在追求一種錢買不到的「期待」與「未知」。 他喜歡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機拍照，然後在暗房內無日無夜沖印，他笑著對訪談者解釋： 「我喜歡未知的東西。在按下快門完成拍攝後只完成了拍攝中的一部分而已，進到暗房裡把照片做出來之前，你並不會知道照片呈現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而數碼相機不但可以立刻看到，還可以立刻刪除掉剛剛拍攝到的影像。加上拍攝數碼很難會有對影像的那種期待，按快門可能也不會太謹慎。」 周潤發認為拍照的關鍵，不在拍攝對象的美，而在攝影者的「構圖及感受功力」，世界許多美好，是要「由第三隻眼去感應的」。由於他用的不是數碼相機，每拍一張照片，發哥都要深思熟慮，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門。 在攝影中，發哥大概學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隨心。用心，才觀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動人的瞬間；隨心，才不會強求某個沖印出來的效果，而能順其自然，領會意外的喜悅。攝影如是，人生又何嘗不然？瞭然於前者的周潤發，當然也明白後者。 人真的不能沒有嗜好。生命若一無寄託，就只能與世浮沉，終其一生，貪權逐利；就算有所寄託，若鑽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發哥則不然，他明白攝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樂，那是免費、無價，且自足的。無求於人，自然就不必討好誰，亦不怕得罪誰，說話便可以從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遙自在。由此可見，人一定要有足以廢寢忘餐的愛好，才能具備拋卻名韁利鎖的資本，從而活得獨立，活得從容，活得快樂。（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亞學者、公共知識分子克萊夫·漢密爾頓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滲透西方的專著《無聲的入侵》之後，又與長期研究中共大外宣問題的學者馬曉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一書。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類著作的寫作與出版卻面臨愈來愈大的、有形無形的壓力。中共的滲透無遠弗屆，讓多家出版社知難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標榜的「政治正確」，將此類研究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論卻暢通無阻。 這兩位學者在著述和出版過程中，親身體驗到種種困境和阻礙，他們沒有屈服，如聖經中的大衛一樣勇敢迎戰似乎力大無窮的巨人歌利亞，他們深知，中國雖然是巨人，卻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書結合了詳盡的素材與獨特的洞見，揭穿中國共產黨試圖顛覆世界、一統天下的計劃，以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一威脅超過了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及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民主期刊》評論說：「我們應該感謝兩位作者的勇氣，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從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自滿以及不了解當中給戳醒。」兩位作者指出：「當前的情勢突顯了我們在《黑手》中的主張——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進行鬥爭，乃是一場理念的鬥爭。這個世界已陷入意識形態的競爭。一邊是坐擁龐大經濟實力的一黨專政體制，另一邊是把自由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國家所組成的鬆散聯盟。」 本書指出，中國透過與西方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等對象間的關係，建立各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長、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門與中國的「友好」，加上政治獻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漸進地影響各國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各國企業、媒體、大學、學術機構、智庫、文化交流，乃至國際組織，越來越向中國卑躬屈膝。比如，歐洲議會有一個「歐中友好小組」，英國有一個「四十八家集團」，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麥家廉幫北京政府講話而非捍衛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助紂為虐、替中國擺平身為瑞典公民的中國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國多屆政府擔任要職的趙小蘭拒絕承認中國對美國造成任何威脅，美國億萬富翁、前紐約市長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彭博公然宣稱「習近平不是獨裁者」，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中美關係處於最低潮時高調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相談甚歡……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川普執政之前的數十年間，「幾乎所有華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級人士都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口號和『建設性交往』的價值」。 中共對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國的手段很簡單，軟硬兼施、恩威並施，聽話就有糖吃，不聽話就吃板子。既然中國有金山銀山，西方政治、經濟領域的精英紛紛趨利避害，成為中國的裙下臣。各國總統、總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國有龐大的生意，由此中國將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國史書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時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範圍，比喻牢籠、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和億萬富豪，爭先恐後地淪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斷然扭轉對華政策。本書作者對川普有很多批評，但誠實地承認這一事實：「他是第一個挺身反制中國影響力的美國總統。」 全球媒體，都來姓黨 中國對西方的滲透，媒體是一個重災區。經濟學者何清漣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對此議題展開研究，她發現，中國用重金購買外國媒體版面，甚至直接在國外設立據點喬裝成「外國媒體」報道中國新聞。但其研究報告被一家著名人權機構封存八年之後，才以《紅色滲透》為名在台灣出版。出版後居然被台灣的旺中集團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開資料，這些資料足以證明旺中集團確實是「紅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灣知名媒體人簡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編輯台》一書，書中指出，時至今日，中國在台灣的媒體領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統，透過這套機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訊息，建立媒體的「產銷生態控制」。一位廣播人透露，中方是透過「台灣代理人」來電台聯繫，資金經中間人無違法之虞，經費充裕所以節目做得精緻，甚至直接招待台灣青年去福建遊樂參訪。中國透過生意、補助、金錢遊戲影響媒體老闆，傳媒生態鏈則從代理人到現在可直接指揮，甚至記者主動配合噤聲。進一步，通過網紅直播贊助資金，只要內容傾中就有聲量與收入。中國利用民主社會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預新聞自由。作者舉例指出，在共軍單日出動九十一架次軍機擾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這一天，竟有多家台灣媒體採用中國官媒《央視》的內容角度來報道此新聞。 《黑手》一書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實施宣傳戰的諸多方式：比如，所謂「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給西方主流報刊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巨額廣告費，將其宣傳品——《中國日報》出版的特刊《中國觀察》——像廣告那樣夾在正刊中傳播。所謂「買船出海」，比如通過香港商人買下美國雜誌《福布斯》，然後停掉經常撰寫批評中國文章的專欄；又比如馬雲買下香港老牌媒體《南華早報》之後，該報紙的獨立性逐漸喪失，很多采編人員被迫離職。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揮之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錢出人組建「世界華文大眾傳媒協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體參加，這些媒體的老闆和高管經常被邀請到中國享受紅地毯、警車開道、五星級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規格接待，並接受中國使館的補助。 最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議題時，逐漸開始自我審查——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共產蘇俄，都不可能對西方主流媒體指手畫腳，中國卻成功做到這一點。彭博社封殺記者傅才德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道，與此同時，該媒體卻對美國總統做出最尖銳批評。這一對比耐人尋味。 擁有更大影響力的社交媒體更是如此，臉書老闆的扎克伯格試圖討好中國，在辦公室擺上習近平的著作；推特老闆馬斯克的特斯拉電動車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多次發表諂媚中國的講話。在臉書、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談及六四、藏獨、疆獨、港獨、台獨等議題，都可能「被黃標」，導致不易觸及受眾，更遑論盈利。用戶無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審查。只有少數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論審查和管制後奮起反擊，形成輿論壓力，讓巨無霸企業暫時退讓。居住在德國的異議作家廖亦武，因在臉書上發表一張西藏僧人自焚抗議的照片，被臉書封號，遂在傳統媒體撰文抗議，得到各界人士聲援，臉書罕見地收回處罰。 當全球媒體姓黨之時，也就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成為冷酷荒涼的現實之際。現在反擊，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若繼續開門揖盜，就是坐以待斃。 大學與智庫，分食殘羹冷炙？ 大學與智庫，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石，是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方向的重鎮。而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和智庫的生命。 德國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學術機構是學術的頂峰……其全體成員必須服膺於純科學的觀念。因此，在這一圈子中，孤獨和自由便成為支配性原則。」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術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擾》一文中論述了學術自由的核心精神：「這所大學的教學和科研以追求真理為主旨……這所大學是以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以人類進步和人的完善發展，以自由探索真理為辦學的主旨。」 然而，「人權觀察」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世界上許多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學院和大學，或是有大量中國學生的高等學府，都沒有準備好系統地解決極權中國對學術自由的威脅。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導致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威脅。有些中國學者詳細說明中國官員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脅他們，使他們不敢在課堂或其他場合批評中國政府。還有人述說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保持沉默，因為害怕發言被其他中國學生記錄下來，向中國當局打小報告。一位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總結他對課堂監控的擔憂說：「這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與此同時，隨著一些美國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合作，在中國境內開分校也成為棘手問題。美國高等學府為了躋身中國教育市場而不惜自我審查，對某些歷史、文化和所謂「敏感」話題避而不談。紐約大學為了讓在上海的分校順利運作，提前終止流亡人權活動家陳光誠的訪問學者計劃。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學生都要上毛澤東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課程——紐約大學校方對此熟視無睹。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滲透西方大學的手段包括通過讓特務學生和學者進入西方校園、為留學生提供學費、使用外國研究發展軍民融合科技、僱用頂級外國專家、利用學術外交打造軟實力、以及利用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對中國學生的意識形態進行監控。 《黑手》一書的兩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國對西方大學和智庫的種種滲透手段。他們發現，研究中國議題的各國學者，如未能幫助「講好中國故事」，面臨的恐怕是各種威嚇、脅迫，或直接拿不到簽證，根本進不了中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因批評中共發動「六四」屠殺，「六四」之後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國的簽證。國際學術合作上最著名爭議之一便是孔子學院。這個機構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廣中國文化，實際上卻是宣揚中國模式和中國專制主義，它如同一處法外之地，明目張胆地實施學術審查、打壓言論自由。書中還點名批評布魯金斯研究所這個美國最大、最知名的智庫，它自稱不分黨派，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仰賴其研究成果，實際上明顯傾向左派並親中。其中國研究的經費來自一位知名的「中國之友」、前高盛總裁約翰·桑頓。此人也是香港絲路金融公司董事長，該公司專門幫中資進入「一帶一路」國家。由於他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曾獲頒中國政府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友誼獎」。 紅頂商人沈棟在《紅色賭盤》一書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庫和大學，與西方學術界交往，影響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他與前妻段偉紅是溫家寶家族的白手套，因與孫政才關係密切而被習近平整肅，段偉紅於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後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棟出書揭露部分內幕。 沈棟在書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業夥伴、作家和政府顧問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識》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紹加入阿彭斯研究所，並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學人的身份，認識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紅得發紫的左派學者），然後向哈佛大學捐獻數百萬美元，設立獎學金，資助研究中國歷史、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生。由此，他與段偉紅成為第一對捐贈哈佛大學的中國商人夫婦。 溫家寶家族及中共的髒錢通過此一渠道染紅了哈佛大學。 十多年後，段偉紅被捕，哈佛大學一直對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學等常青藤名校也成為技術流失的重災區，哈佛大學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國出賣技術而被捕並被判有罪。 海外華人是中共牽線的風箏？ 作家哈金寫過一首詩：「多少年來我四處流浪，/像一隻風箏，從你手上掙脫/那根靈活的線。 /無數次我的翅膀折斷，/被雨水浸蝕，被風吹垮。然而，我仍然直衝浮雲，/尋找一個面孔，以把我腦海中的火花/變成燦爛的詩行。/我懷著一顆沸騰的心在空中/飛翔，追逐一片壯美的迷霧。」哈金本人奮力掙脫那根線以及拉著那根線的人，飛向至高的天際，擁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華人卻安於做風箏的命運，願意與拉著那根線的主人建立某種利益共同體關係。他們離開了中國，從未考慮過回中國定居，卻將中國當做一處淘金的風水寶地，他們的鄉愁是半真半假的，他們需要的是衣錦還鄉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中國政府才能給予。因為中國有發財的機會，他們對中國的「忠誠」超過對移居國的忠誠。如果說海外華人是對移居國最少忠誠度的少數族裔，這種說法可能會被扣上以種族來劃線的帽子，但毋庸諱言，海外華人中的親共的乃至甘當中共走狗、間諜、辯護者的名流賢達比比皆是，其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族裔。移居美國的越南裔，普遍對越共政權深惡痛絕，但移居美國的中國裔人士，卻有很多人心甘情願地充當中共政權的馬前卒，甚至當年拿六四綠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國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書指出，全世界約有五千萬到六千萬華人，相當於英國的人口數。中國的統戰工作原本是以中國國內非共產黨組織和群體為對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範疇已擴大到海外華人社群。 從事這一工作的，除了駐外使館，還有統戰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形形色色的部門和機構。這是中共體制的一個特點，並不讓一個部門或機構完全掌控某一領域，而是讓若干部門和機構共同參與，以此形成某種競爭機制。這樣，即便一個部門或機構受挫，其他部門和機構就能迅速填補空缺，中共就像是九頭蛇，砍掉一個頭，很快就有另一個頭長出來。 《黑手》一書中專門列出海外華人參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過華人參政來培育其代理人，讓這些代理人進入西方國家的核心部門。作者以英國為例，描述了兩名在英國多財善賈、長袖善舞的親共華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幗不讓鬚眉的李貞駒，在北京、香港、廣州和倫敦都有律師事務所，二零零六年創辦「英國華人參政」計劃。她是中國駐倫敦大使館首席法律顧問，也是國僑辦法律顧問，還應邀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在英國，她是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小組的秘書，曾給工黨重要議員、布萊爾政府的部長加迪納捐過二十萬英鎊政治獻金——後者出任「英國華人參政」計劃主席，李家駒的兒子為該機構副主席，另一個兒子則在加迪納的辦公室工作。此人可謂中英兩國兩邊通吃，風光無限：中國黨媒《人民日報》高度讚揚她「帶人挨家挨戶鼓勵華人投票」，黨的喉舌很關心英國華人投票權，卻從不敢直面中國人從沒有投票權的事實，推動基層選舉、自己出馬競選區人大代表的人權律師許志永被投進了監獄。另一方面，英國首相梅伊頒發「光點獎章」給李貞駒，肯定其對英國社會的「巨大貢獻」。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國的李雪琳——在這一年移居英國，拿的是不是「六四」綠卡，暫且存疑。後來，她在英國從事房地產致富，成為全國僑聯的海外委員。她的先生貝茲是保守黨上議院議員，當過副部長，是英國政界親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過習近平的親口讚揚。李雪琳給每個首相都捐款，成為唐寧街十號的座上客，不僅給唐寧街十號門口貼上春聯，還為室內裝飾各種中國擺設，以營造英國首相也過中國新年的氛圍。這對夫婦在訪問中國時，曾獲得中共宣傳部副部長頒發的「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 我很喜歡看「零零七」系列電影，對「零零七」及其服務的英國軍情六處深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國的國安和情報部門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對政治核心部門施展美人計，侵門踏戶，為所欲為。 中共的邪惡在於，它非常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如貪財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對內殘酷鎮壓，對外野蠻擴張。 中共的目標是將地球上所有陸地和海洋都變成其殖民地，與之相比，希特勒當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方民主國家在保持開放社會特質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禦和反擊機制，乃是其當今面臨的最大挑戰。 事關人類文明的存亡，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閑視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