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当年的安邦集团总裁吴小晖在陈小鲁为他成功牵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因为又攀上了更高的“高枝”邓家格格邓卓芮而冷落了习家姐夫邓家贵。这可能是习近平下决心收拾他吴小晖的重要因素。 本专栏上周一和周五刊发和播出的《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邓小平的最恨就是习近平的最爱》两篇文章中，主要介绍了因为截然相反的对待毛泽东和针锋相对的对待文革的实际态度，决定了对李讷和毛远新之类在文革中犯有罪行的毛家后代，邓小平的恨有多深，习近平的爱就有多切。习近平对毛泽东后人的深情厚意及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还惠及到了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身上。 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也让毛远新享受了副部长级医疗待遇之后，居然又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如上文章内容刊登后，有自称目前“在国外暂避风头”的知情者联络笔者讨论说，抓吴小晖一事的客观作用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习近平替毛家后代出了口恶气，但替毛家后代出气并非习近平下令重处吴小晖的初衷， 习近平真正恨的是当年被陈小鲁引荐给他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之后，目光短浅的吴小晖居然还嫌他习近平的大腿不够粗，转而投奔了邓家……。 我们本专栏十月九日刊登的《习近平已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一文的最后，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 有好奇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在“谷歌”里键入“邓小平，眠眠”五个字，跳出的首条就是“邓小平抱着眠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点开之后即可读到“图为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儿叫眠眠，外公邓小平抱着眠眠，脸上露出难得的快慰”等说明字样。 除了这张照片，更能体现邓小平生前充分享受天伦之乐，并为全中国人所熟知的一张邓小平与眠眠的照片，就是那张“抓住小辫子” 。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的照片说明是：“一天，外孙女眠眠自己扎了许多小辫子，邓小平一把攥住，说：‘抓住小辫子！’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正是以不怕抓辫子（即不理睬‘四人帮’的攻击诬蔑）的精神同江青一伙作坚决斗争的。” 另外，中共官方在邓小平去世之后陆续发行的一些宣传片中，眠眠的“戏份”都是比邓家第二代成员们的“戏份”还重，足见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在邓小平家庭中的地位之特殊。 至于这个邓卓芮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已经是三婚的吴小晖，而日后习近平为什么单单要对吴小晖下狠手，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 这里需要解释一句，按照邓小平三女儿邓榕曾经的对外解释，邓小平在世时，即为其第三代立下起名的规矩，那就是无论是邓小平儿子还是邓小平女儿所生的孩子，一律姓邓，而且都必须是把邓小平妻子卓琳的姓氏放在名字里。这就是为什么邓楠所生的眠眠大名为邓卓芮，邓质方所生的小弟大名为邓卓棣……。 另外，邓小平生前，所有第三代都要称呼他爷爷，没有“内”、“外”之分。 读过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应该会熟悉如下一段故事内容：邓小平家同陈毅家是挨着的，打开邓家的后窗，就是陈家的小前院。于是，邓榕便和与自己同岁的陈毅小女儿珊珊（陈珊珊）成为了好朋友。两人第一天进小学的时候，彼此紧紧地拉着手的情景，多年后邓榕依然记忆犹新…… 这个陈珊珊有三个哥哥，其中名气最大的并不是曾经官到正部级的大哥陈昊苏，而是已经去世的三哥陈小鲁。 网上曾有报道说：当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陈小鲁丧事期间，王岐山夫妇和习近平弟弟习远平都送了送花圈。前传媒人宋阳标透露，习近平当天向陈珊珊的夫婿，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小鲁是我多年朋友，听闻小鲁去世，深表关注，希望处理好后事！家属节哀！” 长年在外交系统工作，在丈夫担任港澳办主任期间基本上是赋闲在家，平日里走动最多的仍然是邓家的陈珊珊，而且居然还为邓家第三代当了一次“媒婆”。 陈小鲁于2018年二月去世后，笔者非常崇敬的最知名的海外中文写手，三年前不幸去世的闫润涛先生即发表了《陈小鲁是气死的不是吓死的》一文，文章的首段内容是：“陈小鲁死的当天网上传言说是第一野战军副政委的儿子抓了第二野战军政委的外孙女婿吓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的儿子。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这里说的第一副战军副政委是习仲勋，第二野战军政委是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则是陈毅。 不过事实上当年与邓小平担任一野政委、陈毅担任三野司令（兼政委）的同时，习仲勋的职务应该是一野政委兼西北军区政委，而不是副政委。 那么，一野政委的儿子习近平为什么要抓二野政委的外孙女婿吴小晖？而三野司令员的儿子陈小鲁到底是因为吴小晖的被抓吓死的还是气死的呢？ 首先，陈小鲁生前曾被审查并遭受边控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2019年就在陈小鲁去世一周年忌日的当天，他的生前挚友，中共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何迪将此前撰写的怀念文章《启蒙·知交·楷模——我与小鲁的挚友生涯》放到网上。文中虽是极力为陈小鲁撇清与吴小晖的关系，但该文中至少是公开对外证实了陈小鲁因为吴小晖受审查是千真万确的。 该回忆文章《最后的日子》一节中这样写道：“2017年12月30日晚，我邀请了涯子、东明、万峰等一众好友为从上海返京的小鲁接风，并预庆元旦、新年。安邦保险集团自2014年被《财经》、《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质疑和爆光后，小鲁成了被‘首富’的焦点人物。2017年6月，董事长吴小晖被拘捕；8月小鲁被边控，12月小鲁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 前面说的关于习近平对王光亚称陈小鲁是他“多年朋友”的说法，笔者无从证伪，但仅从习、陈两家并无交往之记载，以及习近平与陈小鲁之间七岁的年龄差距，以及当年从未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等方面判断，“多年朋友”的关系实在有些牵强。 而仅从逻辑角度判断，陈小鲁2017年12月“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即使不是习近平亲自指示，习近平最起码也应该是知情的。更何况在“应召”去上海的前四个月，陈小鲁即已经被“边控”了。 什么叫“边控”？百度百科的权威解释是“边控即边境控制，它是为防止涉案的外国人或者中国公民因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也就是说，2017年年中，邓小平的长外女婿吴小晖被拘捕之后，陈小鲁即被没收了护照，断绝了他以合法手段离开中国的可能。 按照何迪回忆文章中的说法：对于案情及是否要退赔，没成为小鲁的思想负担，反倒是办案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令他非常不爽……。2017年12月28日，侦查大队通知陈小鲁可以回京，但不是审查结束……。 也就是说，直到2018年初突然去世，陈小鲁仍然还是待“罪“之身，对其采取的“边控”也好，“候审”也好，都是随着他的去世才不了了之的。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说：“小鲁突然病逝，许多人把他的去世与去年底在上海的取证调查联系在一起，认为心肌大面梗死与外来压力有关。我不愿作此想。” 而润涛先生生前文章中所说的陈小鲁是被气死的，似乎有点道理。这和吴小晖被抓之后，邓卓芮即患上严重忧郁症的说法相一致。 润涛先生的文章中说：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被逮捕后，中共会如何对待陈小鲁？根据网上文章披露，按照中共官方的商业公开资料，陈小鲁自己开的公司加起来占有吴小晖的安邦总股份的51%。就是说，在商言商，按照商业规则，安邦的实际掌门人是陈小鲁，因为他不仅仅是最大股东，而且他本人也是理事，等于后台前台他都占位。安邦有资产超过万亿，那么，陈小鲁的个人资产应该是数千亿规模，可能超过了姚依林家族在海航的资产。 陈小鲁自己给自己在媒体上挖了个埋自己的坑：他说他在吴小晖的安邦里不拿钱，只是站台。等于当活雷锋。这对习近平来说就可顺水推舟了。把吴小晖抓捕后政府接管安邦集团，派人去安邦。陈小鲁你自己承认安邦里没有你的钱，那就一笔勾销，安邦的资产全部被政府部门接管。陈小鲁还有什么话说？……估计他最生气的是：股权没了，他想要回当理事的每年上千万的工钱估计也没得到……。最后一下子归零了，追悔莫及。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透露90年代作为温州市的小干部，吴小晖曾跟随时任市长、新四军刘英之子刘锡荣探望粟裕老伯，得以认识小鲁。后来，吴小晖下海，以代理上海汽车营销起家。大约在1998年吴小晖邀请小鲁作他公司的顾问。90年代末，为了解决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资金不足的矛盾，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以BOT方式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其中，浙江推出了杭宁高速浙江段的招标。吴小晖做汽车营销生意，与公路建设有天然的联系，他想去竞标，无奈名气不够，于是抬出了小鲁。先后组建了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标基公司)、浙江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及杭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请小鲁挂名董事长……. 从此之后吴小晖与陈小鲁的生意越滚越大的过程从略，只需要特别强调陈小鲁曾经向当时的浙江省领导引荐吴小晖，而这个省领导应该就是从2002年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还说：“2004年，吴与卓芮结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问小鲁，他竟然全然不知。去问后得以确认，他警告吴不要再胡来，娶了个格格，要好自为之。他还说，小晖另攀了高枝，自己可以解脱了……。” 这里所说的吴小晖与邓卓芮的婚事陈小鲁“全然不知“也许是事实，原因是吴小晖通过陈小鲁结识了陈珊珊后，是陈珊珊为吴小晖牵线敲开了邓家大门。 陈小鲁之所以说“另攀了高枝”，意思既是指他自己这一“枝”对吴小晖来说已经不够高，而且他为吴小晖引荐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这一“枝”也满足不了吴小晖的胃口。 按照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称目前“在国外暂避风头”的知情者的分析，当初的吴小晖在被陈小鲁引荐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在北京等地开有房地产公司的习家姐夫邓家贵欲与吴小晖的众多产业之一浙江国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强强合作”，没成想人家吴小晖根本没拿正眼瞟一下邓家贵，因为人家看上的是邓卓芮。 应该说，不但是当年的吴小晖，就是当年的陈小鲁应该也没有预料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习近平日后居然会成为胡锦涛的总书记接班人。 习近平上台之后，照理说吴小晖应该对自己当年的有眼不识泰山，没有答应邓家贵的合作邀约而追悔莫及。谁成想利令智昏的他居然还敢继续以先皇孙驸马自居，无法无天，毫无收敛。结果，报应终于来了！ 吴小晖被判决之后，其母林美香连续28次申请探视均遭拒绝。一怒之下，此女开推特账号，爆当局借接管安邦之名乘机侵吞299间民企……。给外界以吴小晖家族已经“人财两空”的印象。但事实上如果从吴小晖和邓卓芮的爱情结晶“吴邓卓”的当然继承权角度看，这位“吴邓卓”才真称得上是人财两失，父亲被习近平下狱的同时，父亲辛辛苦苦聚敛的安邦两万亿人民币资产被充公，意味着“吴邓卓”所能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多只剩两万亿的零头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请读者和听众们参照阅读本专栏2018年6月27日 的文《万亿被充公，邓家第四代人财两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郭台铭两度“试图”参选总统，之所以说他试图，因为第一次没有成真，而这一次虽已展开连署，但在正式登记之前，仍然存在变数。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执念，我不这样看。 有道是，有钱就是可以任性，而郭台铭有钱的程度，大概可以让他天天都任性一次，一个年过七十的豪野人，就算每四年都任性一次，应该也不算过分。 从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得知，当一个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时，对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不利。郭台铭无论是首富或排名第几，差别并不大，他仅凭鸿海的持股，去年就有9 3亿元入袋，即使每天花一千万元，这笔钱也足足够他花三年，花不完的这些钱如果存在银行，每年大概也就是两三亿元利息，对他来说简直是可有可无。而有钱人的财富如果不流动，社会就会陷于停滞，肯定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一个人再怎么有钱，一天也就是三顿饭，即使都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也吃不了多少，钱一旦大量进了富豪荷包，能促使它流动的，大概只剩买古堡飞机炒豪宅一途，但这些大都与市井小民无关。为了能让富人的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于社会，课征富人税是个好办法，但政府通常不敢得罪他们，也因此，鼓励富人选总统，不失为一个另类的好办法。 根据有经验的人士估计，制作一份连署书的直接成本，从设站租金、工作人员连工带料，约需要两百元，但考虑到组织动员，宣传广告及大型造势等，行家估计每份的成本可能要拉高到两千元新台币，郭董的目标喊到一百万份，仅这笔预算就高达二十亿元，这张门票还真的不太亲民，大概也只有如郭董这一级的少数人玩得起。 就笔者近月来的观察，上述成本估计恐怕还是保守的，以双北市而言，连署站通常都设在蛋黄区店面，月租十万起跳是常态，而郭董砸在广告宣传上的手笔也令人咋舌，电视网路不说，公车广告看板几乎全面撒网，而穿流在各大街小巷的LED宣传车，据笔者所知，小型车的日租行情是一万，含司机则需外加三千，月租就逼近四十万元，中型车价码则不详。郭董在全台出了几部宣传车无从得知，但这笔开销，绝对会是令其它候选人知难而退的数字。 按照这个规格，郭董如果跑完整个选程，估计花个五十亿元应该不算夸张，但对他而言，不过如九牛一毛罢了。这些钱和买古堡飞机美钻很不一样，它是货真价实的流入民间生活，从茶水阿姨到抬轿大咖都能享受到实惠。再从经济学上的乘数效果来推算，这笔钱流动三手之后，就可以发挥带动一百五十亿元的GDP规模，谁敢说郭董参选只有他一个人在爽？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体现人生而平等，不但人手一票，票票等值，而且还可以贡献GDP，活络国民经济。也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富人都来独立参选，林百里、曹兴诚甚至张忠谋等，下回可以相约一起来，说不定可以发展出一门“选举经济学”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恒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布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著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叹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恒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恒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叠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著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上篇文章《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和对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而邓小平的憎与习近平的爱之强烈对比，更是表现在对虽然不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但却被江青视如己出的毛远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知道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十年过程中在政治上最为依重的三个自己的家庭成员分别是江青、李讷和毛远新。李讷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联络员”，而毛远新则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联络员”一直到毛泽东归西。 比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直接喊江青妈妈，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讷都已经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文章介绍说：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更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对由他自己下令复出工作，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周恩来的邓小平日渐不满，于是安排了毛远新担任他本人与邓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的联络员。 从那以后，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邓小平、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内者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当时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邓小平当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邓小平等 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 相关史料记载，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时期，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所作所为之担忧之后，毛泽东追问毛远新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毛远新在毛泽东耳边吹枕边风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都是毛远新主持的，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远新传达的。而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还介绍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审判之后，毛远新被审判之前即已经听熟知内情的人士说过，老邓不会轻饶了毛远新，这家伙当了主席的联络员之后，老邓几次让他安排与毛泽东见面都被拒绝。直到二次下台邓小平都未能再单独见到毛泽东一次。 日后笔者所知道的更为准确的时间线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而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一生中倒数第二次面见毛泽东。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到访的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被允许陪同。但这两次都不是邓小平单独见到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姚文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经被完成审判的好几年之后，毛远新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专案组坐实，邓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烦，亲自指示对毛远新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从重从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后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要求限期完成对毛远新案的处理。于是，毛远新于一九八六年被军事法庭以数罪并罚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比较搞笑的是，当时的毛远新虽然是被军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军队方面却没人提醒要同时对毛远新宣布施以开除军籍的处理，以至毛远新刑满出狱之后仍然还有理有据地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军队方面出面对他按“转业干部”的相关政策处理。此乃后话。 日后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关于如何对毛远新定罪处理的讨论过程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任务，当时在特别法庭的工作过程中没有把毛远新也列入被审判者之一，日后当然不能专门再为毛远新单独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而如果把毛远新当成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审判，就不应该由最高院出面。听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对此感觉“棘手”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才指示由军事法院出面“问题就简易化了”。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被宣布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后，毛远新即患了严重的疾病，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残疾。如此一来，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新的生母，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旦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默许了监狱方面为毛远新安排了保外就医，至此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后，有中国内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笔者的如上说法，说是毛远新进入秦城监狱服刑之后，“不愿意服从邓小平命令写关于毛主席的材料，邓小平就恶化服刑环境，入狱之后的伙食待遇、医疗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几个档次, 以至于在狱中因为严重关节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落下终生腿部残疾。” 更劲爆的说法还有：“有人还揭发，他（毛远新）的腿其实是被邓小平派来的人打断的。” 毛左的文章还透露说：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门发生学潮的同时，一向对毛家后代都持较为同情态度的杨尚昆未经请示邓小平，说服赵紫阳和胡启立、乔石三人签字同意，安排给确实病得比较严重的毛远新以“保外就医”的待遇，从那以后毛远新就再没有回过秦城监狱。 无论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与事实是否相符，笔者当年也早就透露了毛远新被邓小平施以“重手”之后，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都相信邓小平的长子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落下终身严重残疾，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子怨气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均视如己出的毛远新身上。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也确实在对待江青和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讨要毛泽东稿费的过程中的绝情一度令杨尚昆都私下里感慨“明摆着是个人报复”，但他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憎恶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还是出自政治层面，或者说是“出以公心”。从当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一段对话中，就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毛远新恨得简直就是无以复加。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后，与彭丽媛设宴款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时，特别不忘安排毛泽东生前的“秘书”，当年差一点就和江青一起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玉凤作陪。也等于是给毛泽东去世之后与李讷一样接受了很长时间政治审查的张玉凤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而据这个张玉凤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忆：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时，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依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在落实了确有这份名单之后，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后还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说到底还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时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你我现在的位置都会坐在毛远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五年多前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一文，两年多前还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标题用引号强调了这是中国内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红二代苏铁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会场上讲出的原话。 在中国大陆，上了点岁数的人只要还对当年的“恶攻罪”心有余悸，就不会不知道曾经被中共政权大力宣传其英勇事迹的张志新烈士曾经的悲惨遭遇，而曾经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新立即执行死刑并在押赴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泽东侄子，当时最高职务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则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也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习近平上台开始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为十年探索之后，“毛”姓又在中国大陆上重新“尊贵”起来， 毛远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祭祖，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对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表示“坚决支持”。毛氏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地对外放风，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两年多前，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过《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内容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被中国内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却原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被政治整肃之后的习近平就更不用说，即使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当时的幼年习近平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过江青和李讷等毛泽东亲属，毛泽东身边的人他唯只见过只有从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泽东和江青收养的毛远新。 当时被恩准到北京和习仲勋及齐心夫妇一起生活的习仲勋前妻所生儿子习富平有幸于1954年秋和毛远新双双从北京育英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进了北京101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习富平日后还成了毛远新的入团介绍人。 从那天以后直到习富平和毛远新分别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军工，毛远新是习家的常客，习富平也成了习家近距离面见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一个。而当时尚还年幼的习近平，对常来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异母长兄一起温习功课写作业的远新大哥简直就是满怀敬仰。羡慕极了这个远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说话”。 这段经历当然也是习近平位高权重之后善待毛远新的因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和他习近平厚待李讷，甚至“爱屋及乌”至张玉凤身上一样，那就是凡是邓小平否定的，他习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邓小平憎恶的，他习近平一样要厚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7日突袭以色列，规模、时机、地点、手段皆震惊全球，美国尤其。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二方面，至2020年统计，犹太裔人口已约占美国的2.4%，不只人口数达750万，他们更透过商业、媒体、政治和学术，相当程度反过来形塑了今日美国（一般多认为是正面的）。大多数美国人对以色列老弱妇孺遭哈玛斯的野蛮攻击自然非常愤慨。 哈玛斯的恐怖行径并非一天两天，除了极端反犹太主义，很难有人会合理化他们的行为，但论及“巴勒斯坦”本身和以色列的交锋，美国民间、学界确实也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一方。当2014年以色列宣布要在东耶路撒冷大规模建造新住房，并不断透过武力扩展“犹太人定居点”，连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凯瑞都曾将中东和谈裹足不前，归咎以色列“对土地胃口的不满足”。而那段期间，也曾发生哈玛斯（又是哈玛斯）公然绑架和杀害以色列青少年，还表现出非让以色列彻底消失的态度，以色列同样是以空袭回敬。今天的冲突画面，仿佛一路以来双方争斗的增强版。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到2014年定居点冲突，兼及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不为文明世界接受的种种暴力，两方人民恩怨已是纠缠不清，而美国方面无论支持以色列或同情巴勒斯坦（非哈玛斯），其实是心知肚明，要以、巴两方共存在毫无有效屏障的紧邻土地（加萨边境六英里内的以色列社区小学、医院和民宅都在哈马斯火箭射程范围），先天上即是十分高难度。不只宗教，举凡一个人出生后的家庭教养、价值观到生而为人的目的，他们简直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进而过去才有“看到两方人口愈成长，和平愈无望”的感叹，因为不管如何，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部分孩子就这样长成了哈玛斯。 根据1922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所做人口普查，巴勒斯坦人口最初约75万，其中78%是穆斯林，11%是犹太教（人），10%是基督徒。25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托管地之前，当地人口已增长到近180万，但宗教信仰人口略有变化，穆斯林降至60%，犹太教（人）则增加到31%，另8%是基督徒。之后，犹太人在大规模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和高出生率下，让以色列建国从一开始的130万人，一路攀升到20世纪末的600万人，比同一时期的300万巴勒斯坦人还多一倍。 犹太人因为二战屠杀阴霾而相当看重“增产报国”，这也促成以色列生育率长期能维持在1.8%左右，远超过欧美水准，人口平均年龄曾仅有30岁，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名子女）的组成相当常见，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让大多数已开发国家望尘莫及。 而今，以色列人口已堂堂超过930万，一世纪前，此地犹太人（信仰犹太教）不过8万馀人。另方面，巴勒斯坦人当然也有“人数”上的压力。这又反映在巴勒斯坦更胜以色列的生育率，巴勒斯坦近年靠著2.4%的生育率不断追赶以色列，以色列每名妇女平均生三名子女，巴勒斯坦妇女则是四个。当以色列平均人口年龄为30岁时，巴勒斯坦则有一半以上人口未满18。 偏偏双方历史伤痕并没有因为一代一代新生而化解，反而愈结愈深，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有多少孩子是在回避不了的恨意下成长。最主要原因，无非在既有土地上，“两个世界的人口”不断增加，然后在双方几无缓冲地带的现实条件下，冲突、刺激只有进一步堆叠，我的人愈多，表示“我恨你”的人也愈多，其中再有部分就这样被倒向极端暴力行动，对方亦复如是。这就是“两方人口愈成长，和平愈无望”的来由。 倘若以、巴冲突能给台湾和中国些许警示，或在台湾人、中国人虽有本质上价值信仰的矛盾，却尚不至出现以、巴之间那般血海深仇，和彼此“从没住在一起”，谁也不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辱高度相关（西藏、新疆则否）。两地人民过去长达70馀年各行其是，至少不必担心出门听场音乐会就被死敌绑架、机枪扫射和游街示众，再多的厌恶感，和眼睁睁看著自己亲人血肉模糊死在怀里，感受当是天壤之别。1949年，台湾人口从600万增长到2300万，中国则从5亿馀激增到14亿，双边人民日常维持“相安无事”，没有翻个墙、拐个弯就碰上遭遇战的压力，如此不知幸运地避开了多少血泪，要像以、巴两国每个人身上都背著椎心刺骨的家仇，那还得了。过去曾有一说：“台湾和中国之间最可贵的是那道台湾海峡”，今日以、巴冲突再又显得这句话确实意味深远。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从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导致毛夫人江青及其一票政治追随着因“反革命罪”被关进大牢之后，罪犯家属之一，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后代，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讷被“分配”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时间……。 1981年，随着汪东兴亲自向李讷宣布“审查”结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重新安排工作”之后，李讷开始了她相对自由的平民生活。之所以说相对自由，是因为她的“江青女儿”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的当时对外联系都是要被批准才可以进行的。 相信许多人都知道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和当年在延安为江青和李讷使用过的保姆韩桂馨夫妻的相助，才有了李讷维持至今的二婚生活。而曾经在中国内地得以公开发表的韩桂馨的亲笔回忆文章中也是不经意地透露了他们夫妇为造访李讷，也还需要“设法”，最终是李银桥凭自己当年中南海镖头的老资格才打通了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关节，得以成行。 当时，已经被毛泽东赶在“文革”前安排到天津工作的李银桥被中央警卫局推荐为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的副局长。回北京后的李银桥和韩桂馨第一次见到李讷的地点，居然是北京远郊区昌平县的医院。 韩桂馨回忆文章中描述的原话是：“……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 如上这几句得以在中国内地通过审查、公开发表的回忆内容，看似轻描淡写，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的判断之一是当时的李讷是被监控的，所以连毛泽东曾经的卫士长和她李讷曾经的保姆虽然被恩准到远在昌平的医院里看望李讷一次，也只能“简单谈了几句话”，和探监无异！ 韩氏的回忆文章中还说：“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 十几年前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红色公主”李讷生平》一文中透露：“一个时期，李讷的工资才70多元，日子过得很紧。每天只买一毛钱肉，儿子长得很瘦。家里的被子，一人一条，一半铺一半盖。日子最紧时，李讷忍痛把一些用不着的书卖给旧书店，用以应急。后来中办对她的生活给予补贴，李讷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而这里说的中办对李讷生活的“补贴”是由何而来，还要从事情的源头说起。 话说李讷在父亲去世之后的头五年里，虽说是被变相监禁，没有自由，但却也和当时正在秦城监狱里的生母江青一样待遇，不但衣食无忧，看病住院也是一切公费。 宣布审查结束，被当时的中办中央办公厅就地安排中办下属的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后，虽然工作是无比轻闲，甚至是完全无事可做，但医疗费用上却出了问题。 从昌平医院回到北京同时也就结束了医疗全部免费的待遇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杀前,李讷因为多种慢性病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她自以为所谓“公费医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仍然没有被他父亲的叛逆者取消,所以开始并没有着急。但到“单位”报销时，单位会计向她出示有关财务规定，说明她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公费医疗”制度规定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讷眼看已经因为看病欠债,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父亲毛泽东生前的财产,尤其是稿费,她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从父亲过去的稿费中支取数千块钱,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她即感恩不尽,相信她父亲之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她恩重如山了。没成想 报告交到邓小平处后,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毛泽东生前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客观评价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表态，至少从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既然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即已经明确表示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毛泽东生前数以亿计人民币的稿费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选集》的稿费，理论上当然应该是归“集体”所有，毛泽东的后代自然没资格继承。 李讷要求提取父亲毛泽东生前稿费积蓄一事被邓小平拒绝后，通过自己北京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昆求救，杨尚昆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太不厚道”。 说起来这个杨绍明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前后“第一家庭”的御用摄影师，从少不更事时起就与李讷以姐弟相称， 考进北大历史系后还因为李讷的因病休学两年而与其成为同班。 但是，就是当年在邓小平手下贵为“九千岁”的杨尚昆和他当时进出邓府与出入自家门一样方便的长公子杨绍明，也没能劝动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江青后代 “得饶人处且饶人”，足见邓小平生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内心仇恨之刻骨。 也正是因为深知邓小平的内心所愿，当然也不排除是当年已经兼任中办副主任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和邓办主任王瑞林的暗中指使，李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长期一直被中办系统暗中刁难。以至和王景清的结婚申请都被压了好长时间，才被自己所在处的处长给催办出来。 显然是因为担心惹恼邓大人，所以李讷二婚时杨尚昆和杨绍明竟然不敢到场。一时间内心愧疚的杨尚昆想起巧克力糖曾是李讷的最爱——在那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从未听说过“巧克力”这个词汇的年代里，于是便遣部下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巧克力糖豆和一床大红色被面，算是贺喜。 笔者曾经在过去发表过的相关内容的文章中分析过：邓小平自执掌中共实际领导权后,不但一直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反而还在其“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后面补充一句“毛泽东思想”。但事实上邓小平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借毛泽东之尸来还共产党之魂，而从其内心世界来讲，他邓小平实在是恨透了毛泽东。上面这则小故事充分证明了当年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仇恨确实是已经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在文学城网站转载之后，有网友留言道：“我看老邓其实并不坏， 三起三落还不是老毛害的， 提着脑袋给毛干了大半辈子， 还要住监房，煤球厂干活。 老邓给毛一些报复是合理的， 并没有走极端， 没有学着汉武帝司马懿朱元璋那样抄家灭族。背后的逻辑就是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你折腾我我也折腾你。” 此话有理！想当年,毛泽东因为自己的长子死在朝鲜战场而迁怒于彭德怀，终于趁“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让这位“共和国元帅”落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日后，邓小平因为自己的长子在毛泽东夫妇发动的“文革”中成了终于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残疾人而迁怒于毛泽东的后代,终于让风云一时的“共和国第一公主”一度落魄到了无钱治病的可怜地步……。 再继续说当年邓小平一句话即断绝了李讷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之后，,因看病欠钱无力偿还的李讷为此仰天长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冤相报，什么叫世态炎凉。无办法好想的时候也曾打过生母江青的主意，无奈江青入狱后精神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每次探监李讷还没有张口，江青就教导不要忘记父亲关于“艰苦朴素”的教诲。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关部门通知李讷，她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办好手续后领走。 实际上，江青留给李讷的存款就是一九八零年中共宣判江青等人时公开对外宣传的，江青在毛泽东生前通过张玉凤签字才要到的那三万块钱。 按照中共当年的公开宣传，江青当时要到了那三万块钱后,还大吵大嚷嫌太少。毛泽东为此非常伤心，当着张玉凤的面泪流满面。日后如果毛泽东的在天之灵知道了当时他不情愿给江青的那三万块钱最终竟成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救命钱，也许就会原谅江青了。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曾给一个福建蒲田县的小学教师回过一封信并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三百块钱送他。信中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与之相比，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李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得的这三万元也算是笔不小的数字了。 这笔钱可能就是《“红色公主”李讷生平》一文中所说的当年中办给李讷的所谓“生活补贴”了。 回想笔者三十年前写作《中共太子党》一书的那个时段，当时虽然“六四”镇压才过去了三几年，但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相比如今的习近平治下，可谓宽松得太多太多了。仅举一例，那就当时敢于用写信、发邮件，或者电话上直接谈论方式向笔者提供信息的知情者有很多，根本无需担心笔者将他们提供的信息在海外公开发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利的政治后果。现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陆续不在人世，在世的即使身在国外或者香港者，居然都不敢再对笔者多说什么。至于仍在国内的几位，恐惧到了干脆把笔者的微信拉黑的地步。 如上这些人中的某一位也是中共元老的后代，也是中共高干子女中最早在美国定居的那批人之一。去年才在美国去世。她三十年前就曾对笔者说过，她所知道的邓小平拒绝李讷继承毛泽东稿费的背景是当时的邓家上下正在谋划邓朴方的婚姻大事。 一九九一年八月初邓朴方到香港时是第一次携妻同行,向外界证实了他已经结婚的消息。他的妻子叫高苏宁。婚前是北京市民政局卫生所的医生,,比邓朴方年轻八岁左右，有过婚史。 而按照中国内地作者权延赤《邓朴方与“康华”》一书中的描述,邓朴方在建立了残联，成立了康华期间即对身边朋友表示了结婚的意愿。他表示:我现在的身体情况,生活无法自理,每天都要擦身,要清理大便、尿袋,总得有个人照顾。现在老爷子还在,怎么都好说,老爷子不在了怎么办?谁照顾更合适?只有爱人才行……。 也就是在这个为邓朴方考虑特殊的婚姻大事期间，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提出要继承毛泽东的稿费，怎么可能不在邓小平处碰壁？ 不过呢，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大地再次乾坤倒转，如今的李讷和毛泽东家族的所有在世者都已经经济上彻底翻身，政治上更是扬眉吐气。欲知详情的读者听众，请到自由亚洲网站查找笔者过去的文章《“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等，对照阅读。 本月3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私营经济退出”论后再有奇文 毛派人物促”冻结私企财产”》一文，正是此文中所介绍的毛左领军人物张宏良，曾于2016年6发表《习总比我们传说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说：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习总设家宴宴请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亲迎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李讷夫妇由于身体不好，经常吃不上饭，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专门为李讷服务。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感动不已，春节时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一起请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习总做得我们传说中的更多。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以及两名保卫，一位负责外出保卫，一位负责家庭保卫。如此一来，李讷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要知道，公派厨师、内卫和外勤双警卫，再加司机和秘书，这是中共政权副国级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规格地优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后代的同时，习近平却是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孙女邓卓芮的夫婿吴小晖打入天牢，同时完全剥夺了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吴邓卓的安邦公司亿万资产的唯一继承权。这是何等的爱憎分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的话题是日经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引起的，但我希望读者超越那篇报道来理解拙文。 这篇由《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写的报道称，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上遭到中共元老们的斥责，这是习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区的一次聚会中达成共识，认为不可任由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持续下去，否则将危及中共统治，并派曾庆红到北戴河严厉批评了习近平的施政方针。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大多分析人士认为，出现上述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不高。不过，本文的关注焦点，不在于对这一报道做出某种事实判断，而在于探讨某种传播现象。 中共政治黑箱的信息苦果 稍有记性的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当时网络舆论上最为热门的中国政治话题之一，就是所谓习下李上。散播消息者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失去权力，李克强会取而代之。那时的传言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中共的所谓元老们的，有消息称105岁的宋平出面强力阻击了习近平。 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如何，答案早就揭晓了。当然，我无意苛求新闻记者和社交媒体传播者在报道中共高层政情的时候一定要给出事实确凿的消息。为什么难以苛求呢？原因很简单：中共政治一贯是黑箱作业，高层政治更是黑幕重重，外界难以得到确实消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后来被证明为并不确实的消息，其实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苦果。最近，无国界记者组织举办了捍卫中国民众知情权的讨论会，就是针对这个黑箱与这类苦果的。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国民众和世界舆论都无法知道关于中国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别是那些执掌公共权力、决定民众命运的高层政治人物的相关信息。仅此一点，也就显示出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谬了。 其实，中共政治不仅具有信息封锁的特点，它还具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脑为目的的中共宣传所散布的信息，很多都是虚假的，真相被扭曲，历史被篡改。以刚刚过去的三年新冠大疫情为例，中国究竟因为疫情死了多少人？中国的抗疫举措是怎样展开的？这些举措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中国政府不仅不公布相关的真实数据，反而还编造了一系列虚假数据来蒙蔽民众与世界。对于老百姓的事情它都这么干，涉及高层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 散布虚假信息，与造谣相去不远。我对中共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发现，中共本身就是一架巨大的谣言机器。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这是中共1940年代的谣言杰作之一；造谣说天安门抗议者在1989年6月3日暴动并杀害中共军队官兵，这是中共为制造六四屠杀而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共以谣言来对付它认定的敌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理，如果中共在关于其高层政治的信息传播中也故意造谣，那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反转利用政治黑箱的信息优势？ 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前述传播关于中共高层政治传言的人都是帮着造谣的中共喉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共善于借口传声，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很多实例的。没有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外界连关于中共高层政治的谣言也无法得知。于是乎，中共从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获得了一种信息优势：只要它露一丝信息出来，外界都如获至宝；加上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们都无法验证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获得某种舆论主导权。尤其是当传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大体类似的情节，而且是在这类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虚假的之后依然改头换面传出，这就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了。 客观上，关于高层权力和治国路向之争、元老批评习近平、习近平要被赶下台等这类“内部消息”，对中共有至少两大好处。 第一，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关乎民众生存的重大事务的关注，特别是在灾害发生、官府爆出丑闻、社会经济政策失败等的背景下。这些年，拿个歌星、艺人做祭品来转移舆论焦点的做法屡屡发生。不过这大体只对国内舆论有效，国际舆论谁知道、谁在乎那些只会捞钱的中国歌星和艺人啊？还是高层权力斗争这个戏码抓眼球。再说，关于这类戏码的信息一旦出口转内销，那就更有价值了。中国自古以来有喜欢谈论宫帏秘事的传统，本来没有任何参与这类事情的可能的小民们那么谈上一番，似乎就有了“参与”朝廷内幕的意思，应该是很能提升幸福感滴。 第二，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于中共政权的希望。不难发现，相关传言中有个一以贯之的调子，那就是总能在中共高层找到什么人物被视为解决当今中国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这些人物的实际政治倾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李克强、宋平、曾庆红，乃至薄熙来、刘亚洲，都能被赋予“挽救国家挽救党”的神威。说来说去，过去是“四人帮”作恶，如今是习近平混蛋，而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中共这个党。既然人们对高层某些人抱了希望，来自社会层面对目前当政者的压力也就相应减轻：不需咱们反抗，人家宋平、曾庆红已经看到了问题并在发力，“我们党“从来都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哈！等你知道实际结果不是李克强替代了习近平，而是习近平踢走了李克强，黄瓜菜早就凉了呢！那好吧，一年之后”消息人士“告诉你现在还有个曾克强。如此循环并回复，党的江山万万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周润发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出席记者会时，他赞叹韩国电影题材广阔，想像丰富，创作人什么也敢拍，可能因为韩国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润发讲了关于香港电影现况的大实话，直指今天是艰难时期，因为中国的审查要求繁多，剧本须经不同部门审批，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后，电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则难以取得资金，末了也不忘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制作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发哥关于审查制度的批评，尽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国大陆媒体却只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轻轻带过（如果有提的话）。其实周润发所讲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极少业界人士够胆开腔而已。今日大家疯传的，说穿了，不是周润发的言论，而是他的态度。 若说周润发“敢言”，则香港演艺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么人，那么整段关于中国审查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回避的。纵横演艺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润发，当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价，但他依然选择说了，我想，驱使他直言不讳的，并非勇气，而是明理。 有人说过，人生有三层境界：一是活着，二是得体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润发已活出第三个境界。我不认识发哥本人，但看过一篇他谈拍照片的访问，觉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决计讲不出那些摄影道理的。 原来对周润发来说，拍戏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摄影师。近廿年来，周润发特别喜欢用大片幅相机拍黑白照，仿佛标志着他的人生已褪尽繁华，由绚烂归于平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爱好，反之亦然。钟情摄影的发哥，原来在追求一种钱买不到的“期待”与“未知”。 他喜欢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机拍照，然后在暗房内无日无夜冲印，他笑着对访谈者解释： “我喜欢未知的东西。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后只完成了拍摄中的一部分而已，进到暗房里把照片做出来之前，你并不会知道照片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数码相机不但可以立刻看到，还可以立刻删除掉刚刚拍摄到的影像。加上拍摄数码很难会有对影像的那种期待，按快门可能也不会太谨慎。” 周润发认为拍照的关键，不在拍摄对象的美，而在摄影者的“构图及感受功力”，世界许多美好，是要“由第三只眼去感应的”。由于他用的不是数码相机，每拍一张照片，发哥都要深思熟虑，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门。 在摄影中，发哥大概学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随心。用心，才观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动人的瞬间；随心，才不会强求某个冲印出来的效果，而能顺其自然，领会意外的喜悦。摄影如是，人生又何尝不然？了然于前者的周润发，当然也明白后者。 人真的不能没有嗜好。生命若一无寄托，就只能与世浮沉，终其一生，贪权逐利；就算有所寄托，若钻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发哥则不然，他明白摄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乐，那是免费、无价，且自足的。无求于人，自然就不必讨好谁，亦不怕得罪谁，说话便可以从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遥自在。由此可见，人一定要有足以废寝忘餐的爱好，才能具备抛却名缰利锁的资本，从而活得独立，活得从容，活得快乐。（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克莱夫·汉密尔顿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渗透西方的专著《无声的入侵》之后，又与长期研究中共大外宣问题的学者马晓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一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类著作的写作与出版却面临愈来愈大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中共的渗透无远弗届，让多家出版社知难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标榜的“政治正确”，将此类研究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论却畅通无阻。 这两位学者在著述和出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种种困境和阻碍，他们没有屈服，如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勇敢迎战似乎力大无穷的巨人歌利亚，他们深知，中国虽然是巨人，却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书结合了详尽的素材与独特的洞见，揭穿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世界、一统天下的计划，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威胁超过了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及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民主期刊》评论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作者的勇气，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从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满以及不了解当中给戳醒。”两位作者指出：“当前的情势突显了我们在《黑手》中的主张——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斗争，乃是一场理念的斗争。这个世界已陷入意识形态的竞争。一边是坐拥庞大经济实力的一党专政体制，另一边是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本书指出，中国透过与西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对象间的关系，建立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门与中国的“友好”，加上政治献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渐进地影响各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各国企业、媒体、大学、学术机构、智库、文化交流，乃至国际组织，越来越向中国卑躬屈膝。比如，欧洲议会有一个“欧中友好小组”，英国有一个“四十八家集团”，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家廉帮北京政府讲话而非捍卫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助纣为虐、替中国摆平身为瑞典公民的中国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国多届政府担任要职的赵小兰拒绝承认中国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美国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彭博公然宣称“习近平不是独裁者”，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时高调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相谈甚欢……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川普执政之前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华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级人士都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和‘建设性交往’的价值”。 中共对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国的手段很简单，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听话就有糖吃，不听话就吃板子。既然中国有金山银山，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纷纷趋利避害，成为中国的裙下臣。各国总统、总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由此中国将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国史书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比喻牢笼、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亿万富豪，争先恐后地沦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断然扭转对华政策。本书作者对川普有很多批评，但诚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是第一个挺身反制中国影响力的美国总统。” 全球媒体，都来姓党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媒体是一个重灾区。经济学者何清涟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对此议题展开研究，她发现，中国用重金购买外国媒体版面，甚至直接在国外设立据点乔装成“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但其研究报告被一家著名人权机构封存八年之后，才以《红色渗透》为名在台湾出版。出版后居然被台湾的旺中集团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开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旺中集团确实是“红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湾知名媒体人简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编辑台》一书，书中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在台湾的媒体领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统，透过这套机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讯息，建立媒体的“产销生态控制”。一位广播人透露，中方是透过“台湾代理人”来电台联系，资金经中间人无违法之虞，经费充裕所以节目做得精致，甚至直接招待台湾青年去福建游乐参访。中国透过生意、补助、金钱游戏影响媒体老板，传媒生态链则从代理人到现在可直接指挥，甚至记者主动配合噤声。进一步，通过网红直播赞助资金，只要内容倾中就有声量与收入。中国利用民主社会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预新闻自由。作者举例指出，在共军单日出动九十一架次军机扰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这一天，竟有多家台湾媒体采用中国官媒《央视》的内容角度来报道此新闻。 《黑手》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实施宣传战的诸多方式：比如，所谓“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给西方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巨额广告费，将其宣传品——《中国日报》出版的特刊《中国观察》——像广告那样夹在正刊中传播。所谓“买船出海”，比如通过香港商人买下美国杂志《福布斯》，然后停掉经常撰写批评中国文章的专栏；又比如马云买下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该报纸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采编人员被迫离职。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挥之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钱出人组建“世界华文大众传媒协会”，有超过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这些媒体的老板和高管经常被邀请到中国享受红地毯、警车开道、五星级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规格接待，并接受中国使馆的补助。 最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逐渐开始自我审查——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共产苏俄，都不可能对西方主流媒体指手画脚，中国却成功做到这一点。彭博社封杀记者傅才德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与此同时，该媒体却对美国总统做出最尖锐批评。这一对比耐人寻味。 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更是如此，脸书老板的扎克伯格试图讨好中国，在办公室摆上习近平的著作；推特老板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多次发表谄媚中国的讲话。在脸书、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谈及六四、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议题，都可能“被黄标”，导致不易触及受众，更遑论盈利。用户无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审查。只有少数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论审查和管制后奋起反击，形成舆论压力，让巨无霸企业暂时退让。居住在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因在脸书上发表一张西藏僧人自焚抗议的照片，被脸书封号，遂在传统媒体撰文抗议，得到各界人士声援，脸书罕见地收回处罚。 当全球媒体姓党之时，也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冷酷荒凉的现实之际。现在反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若继续开门揖盗，就是坐以待毙。 大学与智库，分食残羹冷炙？ 大学与智库，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方向的重镇。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和智库的生命。 德国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子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扰》一文中论述了学术自由的核心精神：“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的主旨。” 然而，“人权观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和大学，或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极权中国对学术自由的威胁。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有些中国学者详细说明中国官员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还有人述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一些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分校也成为棘手问题。美国高等学府为了跻身中国教育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对某些历史、文化和所谓“敏感”话题避而不谈。纽约大学为了让在上海的分校顺利运作，提前终止流亡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访问学者计划。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学生都要上毛泽东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课程——纽约大学校方对此熟视无睹。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渗透西方大学的手段包括通过让特务学生和学者进入西方校园、为留学生提供学费、使用外国研究发展军民融合科技、雇用顶级外国专家、利用学术外交打造软实力、以及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进行监控。 《黑手》一书的两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国对西方大学和智库的种种渗透手段。他们发现，研究中国议题的各国学者，如未能帮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恐怕是各种威吓、胁迫，或直接拿不到签证，根本进不了中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因批评中共发动“六四”屠杀，“六四”之后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国际学术合作上最著名争议之一便是孔子学院。这个机构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广中国文化，实际上却是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专制主义，它如同一处法外之地，明目张胆地实施学术审查、打压言论自由。书中还点名批评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个美国最大、最知名的智库，它自称不分党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仰赖其研究成果，实际上明显倾向左派并亲中。其中国研究的经费来自一位知名的“中国之友”、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此人也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专门帮中资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由于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曾获颁中国政府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红顶商人沈栋在《红色赌盘》一书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库和大学，与西方学术界交往，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与前妻段伟红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因与孙政才关系密切而被习近平整肃，段伟红于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栋出书揭露部分内幕。 沈栋在书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业伙伴、作家和政府顾问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识》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绍加入阿彭斯研究所，并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学人的身份，认识哈佛大学教授迈可·桑德尔（红得发紫的左派学者），然后向哈佛大学捐献数百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资助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生。由此，他与段伟红成为第一对捐赠哈佛大学的中国商人夫妇。 温家宝家族及中共的脏钱通过此一渠道染红了哈佛大学。 十多年后，段伟红被捕，哈佛大学一直对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学等常青藤名校也成为技术流失的重灾区，哈佛大学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国出卖技术而被捕并被判有罪。 海外华人是中共牵线的风筝？ 作家哈金写过一首诗：“多少年来我四处流浪，/像一只风筝，从你手上挣脱/那根灵活的线。 /无数次我的翅膀折断，/被雨水浸蚀，被风吹垮。然而，我仍然直冲浮云，/寻找一个面孔，以把我脑海中的火花/变成灿烂的诗行。/我怀着一颗沸腾的心在空中/飞翔，追逐一片壮美的迷雾。”哈金本人奋力挣脱那根线以及拉着那根线的人，飞向至高的天际，拥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却安于做风筝的命运，愿意与拉着那根线的主人建立某种利益共同体关系。他们离开了中国，从未考虑过回中国定居，却将中国当做一处淘金的风水宝地，他们的乡愁是半真半假的，他们需要的是衣锦还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中国政府才能给予。因为中国有发财的机会，他们对中国的“忠诚”超过对移居国的忠诚。如果说海外华人是对移居国最少忠诚度的少数族裔，这种说法可能会被扣上以种族来划线的帽子，但毋庸讳言，海外华人中的亲共的乃至甘当中共走狗、间谍、辩护者的名流贤达比比皆是，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移居美国的越南裔，普遍对越共政权深恶痛绝，但移居美国的中国裔人士，却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共政权的马前卒，甚至当年拿六四绿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国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书指出，全世界约有五千万到六千万华人，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数。中国的统战工作原本是以中国国内非共产党组织和群体为对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范畴已扩大到海外华人社群。 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驻外使馆，还有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形形色色的部门和机构。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并不让一个部门或机构完全掌控某一领域，而是让若干部门和机构共同参与，以此形成某种竞争机制。这样，即便一个部门或机构受挫，其他部门和机构就能迅速填补空缺，中共就像是九头蛇，砍掉一个头，很快就有另一个头长出来。 《黑手》一书中专门列出海外华人参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过华人参政来培育其代理人，让这些代理人进入西方国家的核心部门。作者以英国为例，描述了两名在英国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亲共华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李贞驹，在北京、香港、广州和伦敦都有律师事务所，二零零六年创办“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她是中国驻伦敦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国侨办法律顾问，还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英国，她是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秘书，曾给工党重要议员、布莱尔政府的部长加迪纳捐过二十万英镑政治献金——后者出任“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家驹的儿子为该机构副主席，另一个儿子则在加迪纳的办公室工作。此人可谓中英两国两边通吃，风光无限：中国党媒《人民日报》高度赞扬她“带人挨家挨户鼓励华人投票”，党的喉舌很关心英国华人投票权，却从不敢直面中国人从没有投票权的事实，推动基层选举、自己出马竞选区人大代表的人权律师许志永被投进了监狱。另一方面，英国首相梅伊颁发“光点奖章”给李贞驹，肯定其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国的李雪琳——在这一年移居英国，拿的是不是“六四”绿卡，暂且存疑。后来，她在英国从事房地产致富，成为全国侨联的海外委员。她的先生贝兹是保守党上议院议员，当过副部长，是英国政界亲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过习近平的亲口赞扬。李雪琳给每个首相都捐款，成为唐宁街十号的座上客，不仅给唐宁街十号门口贴上春联，还为室内装饰各种中国摆设，以营造英国首相也过中国新年的氛围。这对夫妇在访问中国时，曾获得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颁发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我很喜欢看“零零七”系列电影，对“零零七”及其服务的英国军情六处深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国的国安和情报部门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对政治核心部门施展美人计，侵门踏户，为所欲为。 中共的邪恶在于，它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野蛮扩张。 中共的目标是将地球上所有陆地和海洋都变成其殖民地，与之相比，希特勒当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民主国家在保持开放社会特质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御和反击机制，乃是其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关人类文明的存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闲视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