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資爭議升溫 墨爾本多家醫院醫師下周罷工
2026 年 8 月 5 日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迫切地向台灣人民推銷其統一大業：包括「九二共識」等於統一；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通過「政協模式」實現統一；不承諾不武力統一台灣等等方針政策。講話中，又承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民生福祉會更好，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種沒有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宣告，無非是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威迫利誘，設計另一次騙局，引誘台灣人民上當受騙。筆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噁心難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騙局。 以下是兩次嚴重騙案的回顧： 49年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一場大騙局 作家笑蜀於1999年主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於2013年再版。本書收錄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黨史通訊》等內容反獨裁，要民主的社論、評論、聲明、文件和講話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華日報》1946年3 月30 日社論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解放日報》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必包攬於一黨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他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說： 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時說：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國林肯總統定義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書內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章漢夫、夏衍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達至推翻國民政府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不惜向全中國人民許下建立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的承諾，引誘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確相信中共的宣傳，前赴後繼地投奔延安，以為這是中共的莊嚴承諾。 實情是，毛澤東在1945年4 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的而且確提出要組成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又具體建議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經過選舉，召開國民大會，然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己經荒腔走板變了調，除提出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更主張建立由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論聯合政府》的論述己經被他改變得面目全非，更明顯地推翻先前的所謂承諾。 但是，雖然如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還是按計劃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各黨派、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出代表國家的民主聯合政府。這樣，因為政協會議的召開，讓毛澤東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綱領帶有臨時憲法性質，宣布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明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聯合政府內，非中共人士張瀾、李濟深、宋慶齡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佔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佔半數；在政務院中，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擔任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部長以上職務，真有聯合政府的格局。這樣似模似樣的政協會議，聯合政府，的確令當時的中國人更加誤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誠意，忘記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稱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為真，紛紛投向北京。 然後，當1953年毛澤東提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時，事情就慢慢地起了變化。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9 月發表〈改造資本主義必經之路〉的講話後，便開始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令大型私營工業企業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變成公私合營企業，實質是對私人商業的吞併。 到1954 年9 月，隨著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後，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共產黨人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國家政權的聯合政府色彩已經消失，政治協商會議變成諮詢機構，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統戰策略。 事情的惡化並未停止，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決定全黨開展整風運動。4月，毛澤東發出〈關於整風運動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號召黨外人士鳴放，幫助中共整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許多知識分子又再信以為真，有些人還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紛紛提出批評意見。於是，毛澤東再次違背承諾，整風運動急轉為反右運動，這就是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反右陽謀運動了。全國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給各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徹底的重創，使民主黨派徹底成為擺設的花瓶。至此，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的共和國制度建設，完全被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取代。這個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陰險騙局，中共僅僅用了幾年時間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歸是更加陰毒的騙局 當初，中共為安定民心，平穩過渡，於1984年12 月與英國政府簽定「中英聯合聲明」，並根據「聲明」第三段第十二條訂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香港人看在眼裡，有這樣莊嚴的聲明，又有這樣白紙黑字的承諾，很難不相信中共的誠意。於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歸」，相信中共會遵守諾言，給予香港發展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例如三權分立，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真普選。 筆者當時以為時代己經進化到科技電腦時代，中共無論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翻雲覆雨時代了，便與香港人一樣相信中共的承諾而認同民主回歸。可是我錯了，當我發覺中共並沒有在回歸後把地下黨公開的計劃，而是實施以地下黨運作形式接管香港時，便斷定這是預先設計了的陰謀，所謂一國兩制實在是一場騙局。我心情沉重，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運作，一國兩制就是一場偷天換日的騙局，這就是所謂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決定地下黨不公開，誤導港人以為真的回歸中國，而實質卻是回歸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一國兩制只是一個騙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歸併沒有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中共利用香港地下黨偷龍轉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實在是違反了基本法的原則。（2004年4 月） 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那隻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我們再受騙了。（2007年6 月） 中共為甚麼不把地下黨公開？共產黨早有深謀遠慮的計劃，知道在基本法的規範下，他們無法公開統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黨，潛伏於香港的各個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搶奪香港的控制權，地下黨的歷史任務還未完成。由開初到現在，共產黨從未打算過真的讓香港實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只要地下黨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動，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場大騙局。（2009年） 回歸之初，中共為了實現奪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部署了一場又一場的輿論攻勢：先是發動愛國論的討論。提出「治港者必須愛國」；「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因而不能普選」；「非愛國者不能參選」等等說法，為陰謀推翻基本法作輿論準備。筆者在文章中反駁說：把「黨」加「國」的愛國論強加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標準是價值、誠信、廉潔和才能，並不是甚麼愛國論。 然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力論」：「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他又引述鄧少平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議會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由愛國論到權力論的輿論戰，己經充份說明了中共計劃違反基本法，奪取香港管治權，改造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為它所用的決心。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發表文章〈一國兩制的條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歸後香港管治力量己經變成了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樣的言論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圖及途徑，讓港人窺見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輿論戰己經打得差不多了，中共開始行動。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 月作出決定： 否決香港在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同意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當時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洶湧，極度悲憤。筆者也無奈地認為，既然有了時間表，這仍然有希望，並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後中共絕對有可能再度推翻決定，十年後的這一次，無論如何必須讓中共兌現承諾。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誓把這個2017年的承諾化為香港的現實。 可是，我又再次估計錯誤了。我後來發現梁振英開始蠢蠢欲動，不斷自我宣傳，便知道，原來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個隱瞞身份的地下黨員出任下屆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時間表的承諾，只是吊著市民胃口的緩兵之計，我非常憤恨，我又上當受騙。 自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後，中共強橫全面奪權的計劃，勢如破竹地展開。2014年6 月中國國務院就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發表白皮書，表明： 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又於同年8 月31 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是之後雨傘運動直接導火線。 最後，2017年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及香港說：「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與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這樣，《中英聯合聲明》被消失，「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回歸二十年後，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作出正式歸結。 為甚麼幾代的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及西方人總是相信中共的承諾而上當受騙？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一）因為我們生活在實行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習慣性地對契約、合約、條約的尊重，正如我們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貸一樣。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訂定的條款，也相信別人也一樣遵守。不會相信一個泱泱大國，一個一國之尊，一份國際性文件會出現違諾之事。如果有人毀約必需要有理據，也應付出代價。 二）很多人受與生俱來的愛國思想所影響，總是被一種強烈地希望為國家貢獻力量的感情所牽制，盲目的愛國情懷掩蓋了一切理智的思維。人們不知道愛國這種崇高的思想，不能用於現在這個中國上，因為中國現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眾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國共產黨所騎劫。山河已經變色，民眾思想人格己經淪落，愛現在的中國等於愛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兩者不能分割。所以現在的中國不能愛。 三）未能認識中共的本質和行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麗的言語理解為莊嚴的承諾，是天大的誤會。中國共產黨哪裡是對人民的甚麼承諾，他們自己對過去和現在所許下過的美麗的言語，世人以為就是承諾的都不會認為是一種承諾，而只是一種策略。中共從來沒有所謂「承諾」和「守諾」的概念，他們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們以為是他們承諾的美麗言語，是政策的產物。 因應時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發展勢力的策略口號或權宜之計，其實是中共的傳統，一脈相承遺傳至今。因此，當他們把以前的美麗言語一筆鉤銷，隨時靈活轉換策略的時候，可以面不變色心不跳，那些黨員不會有任何抱歉心，羞恥感，因為這只不過是策略的改變。 如果我們用道德觀點去批評他違反諾言，喝令他們遵守道德規範兌現承諾，他們卻無動於衷，認為自己只是執行政策沒有承諾。你，無恥、無道、流氓、惡魔，我們就算罵他個狗血淋頭，也是搔不到癢處，摸不到中共本質要害的誤解。嚴格來說，中共並不是撒謊，也不是違諾，他們實在是一個為搶奪政權而建立，一個功利性不擇手段的黨，這就是它的本質。 辛子陵的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引述毛澤東關於憲法的講話：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同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後，毛澤東卻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了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 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這番講話充份體現了毛澤東的流氓無賴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開及內部兩手操作的傳統。公開有一套政策，黨內另有一套政策。公開所講的政策並不代表黨內所定的政策，一切以黨內的指示為準則。如果黨內的說法與公開的說法相異，違反承諾時，黨員並不以之為騙，以之為恥，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澤東的講話是示範如何蔑視憲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樣。 朋友們，我們受中共欺騙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輕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於香港，基督徒，筆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斗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並於1997年發表第一篇關於地下黨的文章，成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各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其最重要的職權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憲法的修訂，來不得半點馬虎。 那麼，習近平何以能如此順利地流氓修憲，玩弄全國人大——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於股掌之間？說到底，這是中共黨」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必然。讓我們對此做些簡要的回顧與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圖章」 1949年前中共黨的絕大部分黨員來自鄉村貧苦農民、城市流氓無產者與產業工人和小知識分子。作為列寧主義類型的黨，毛澤東與中共黨深知，只有把列寧的「思想」——俄國人生澀難懂的抽象話語——轉換成連中國底層民眾都聽得懂的話，才能成功地動員他們加入中共鬧革命。於是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類的說法，就是中共最廣為人知的鼓動口號。所謂「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權力，用毛澤東的話說，即「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所謂」坐江山「，就是中共黨掌控國家權力。毛澤東從帶著隊伍上井岡山起，就琢磨著奪取國家政權。 1931年中共在井岡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既被選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又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前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就是井岡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模版；中共黨的國家理論源頭，就是列寧的「堅持黨領導國家」的思想， 這成了中共黨理所當然地高踞於國家之上的」政治正確「盾牌。經過28年的暴力殺戳，中共奪得國家政權，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從一開始就依附於中共黨而存在，全國人大從來沒有獲得過憲法所闡明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 媒體人黃鐘先生曾經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黨形成黨在法之上體制的關鍵十年。中共黨在全國人大、中央政府、司法、軍隊、外交、情報等機關建立中共黨的組織體系，從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黨掌控，中共黨還明確了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問題上，中央政府必須向中共中央請示彙報的規定。這樣，全國人大不可避免地淪為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需要時拿出來用，不需要時擱置一邊。全國人大的所有職能都在中共黨控制範圍之內，全國人大自身的存在與延續，都取決於中共黨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為此，毛澤東是中國最高權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澤東建政後在全國發動各類運動，包括參加韓戰，都只在中共黨內討論決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全國人大（1954年9月以後）常委會審議批准；三年大饑荒全國至少餓死4000多萬人，全國人大沒有追究毛澤東和中共黨的罪責；1964年中共黨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意見分歧矛盾激化後，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手指頭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劉少奇拿著憲法也保護不了自己，最終劉少奇於1969年11月慘死於河南。 從憲法權威角度說，無論是宣布戰爭狀態、追究執政黨和中共政府重大責任、罷免國家主席等，都屬於全國人大的核心權力，也只有全國人大經過法定程序才能做出決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澤東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統治後，就不在乎曾經給民眾的民主承諾了。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為了擺脫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繼續革命」的神聖口號，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毀已經建立的國家權力體制和政治秩序，全國人大在民粹運動狂暴衝擊下，長達9年多處於癱瘓狀態。直到毛澤東去世，中共黨中止文革，全國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復。 改革開放後中共黨與人大關係的動態變化 汲取毛澤東與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訓，胡耀邦在「撥亂反正」中率先破除「兩個凡是」；安徽農民冒死試驗家庭承包責任田；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這使中國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顯出過一些新的氣象，客觀上給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動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這主要在三個方面：人大代表的選舉產生、各級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對政府的監督。然而，人大新氣象好景不長，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間經歷了馬鞍形的沉浮變動。 人大代表真竟選終究夢幻一場 1980年代初在籌備召開各省市的人大會議過程中，各地陸續出現競選人大代表的活動，特別是高校先後出現過競選熱潮。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都有大學生成為競選中的活躍人士，包括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劉少奇兒子劉源。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北大，當時北京大學校園裡的風雲人物如王軍濤、胡平、於大海等，後來成為海外華人中的著名民運人士。 競選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客觀上也是民眾普及民主意識、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徑和機會，年輕人再次成為草根民主興起的先行力量。面對民眾的熱情高漲和積极參与，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態度逐漸發生分化：鄧小平陳雲等從一開始的鼓勵默許到後來的限制；胡耀邦等則始終如一地明確支持大學生的競選熱情。鄧小平1980年底再次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核心，「並且要以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對競選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況，鄧小平判定為「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積極串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公開發表」，是「敵我矛盾」的性質，要進行一場「政治鬥爭」。當時北京市委下達通知說「競選是資產階級形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決定黨員不得參加競選；北京大學一分校黨委書記，組織動員黨員和積極分子反擊候選人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競選講話……。然而，胡耀邦則認為「競選出人才！」北大黨委副書記主動參加學生的競選答辯會，並表示校黨委要「用各種方式宣傳候選人」。但是，胡耀邦等終究抵擋不過中共政治老人的強大壓力，北京等地黨執行鄧小平壓制民主的旨意，封殺當選人大代表的北大學生胡平，使胡平畢業後長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師範學院校方粗暴干預選舉，由此引發湖南學潮。各地出現的情況表明，即便「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闡明了國家的一切權力歸人民，然而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大代表都由中共黨指定或商定；凡是獨立參加競選而當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過中共各種形式的打壓。 19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生長，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業家爭當人大代表，這其中的情況相當複雜。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讓某些民營企業家成為人大代表——它並不意味著中共黨的政治體制具有開放性——而是在國家政治領域中出現的一種錢權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間人士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官方表面上並不直接打壓公民獨立參選人，實際是利用公權竭力為官方推薦的人選造勢，變相限止獨立參選人的活動，盡量阻斷他們與選民接觸的機會。儘管這給獨立參選人增加了不少困難，但民間人士的努力始終沒有中斷過。其中最為外界所關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語學院的吳青教授等。 習近平上台後對社會實施嚴厲控制和打壓，民間人士參與政治的環境空前嚴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獨立候選人遭到各種騷擾、恐嚇、圍堵、非法拘禁，一些獨立候選人手機被搶、電腦被扣、人身被監視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選舉時，英國媒體BBC的一位資深記者前往約定的獨立參選人家採訪，到達參選人家門時只見大門被堵、窗戶被封、參選人被軟禁在家。記者與那群身份不明的圍堵者交涉周旋了半個多小時，非但見不到參選人，相反還遭到百般阻擾和暴力驅趕。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記者被迫放棄採訪。中共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沒有選舉權更沒有被選舉權，所謂「選舉」只是一種虛假的政治包裝而已。由此，各級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只不過是中共黨放心的人聚會的特定場合，各級人大會議都不可能違背中共黨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頭博弈 中共黨對各級人大的控制，最關鍵的環節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過黨「推薦」的政府成員名單。各級政府組成人員須經人大代表投票表決同意，這是各級人大行使權力的最重要體現，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與黨組織的意圖博弈的重要關節點。 改革開放後，隨著解放思想的推進，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於表達真實的投票意願，不再完全依照中共黨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過不了關，即便是等額投票政府組成人員，黨的組織意圖照樣落空。例如，原遼寧省惡名在外的貪官慕綏新，屬於既有能力幹事又敢膽大妄為貪腐的官員，曾被省委推薦為省政府某廳廳長人選，但多數人大代表投了反對票，慕綏新未能獲得新職。人大會議後，省委即任命慕綏新為該廳黨組書記，比廳長的權力還要大。於是民間嘲諷說：「人民不要的，黨要了。」這不是孤例，習近平作為任職候選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決過。 在習近平父母老關係的活動下，1985年5月習近平被調到福建廈門市任副市長（從正處級提拔到副廳級），不久後任常務副市長。1987年12月的廈門市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被提名為下一屆市長人選（正廳級），並且是等額選舉。然而，投票結果是習近平得票不過半數而落敗。不久，習近平就被調到福建省寧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提拔為正廳級幹部。因為，擔任黨的領導職務無需經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選擇政府組成人員，這既是人大的核心權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與中共組織的意圖博弈的集中體現。1993年的浙江和貴州的兩省人大會議上，人大代表們不同意中共中央決定的省長候選人，於是人大代表們在會議上聯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長候選人」。投票的結果是「民意」省長當選了，黨的意圖意空了。在中共黨頂層看來，這不僅是「選舉出了問題」，而且是對黨中央權威的嚴重挑戰，自然不能容忍這個趨勢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與貴州省人大會議結束後的當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即在北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當時的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此後，中共中央堅持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把手」（正職）只能有一個投票「人選」，實際變相剝奪了人大代表聯名推薦「人選」的權力。 如何對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選擇」？中共黨確實想了不少辦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過一些情況，我再做些補充： 一是以中共黨的組織名義，要求被代表聯名推舉的「候選人」服從組織決定，聲明自己退出「候選人」之列，讓代表民意推選候選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會投票，以地、市為單位劃成若干分團，把責任砸實到地、市主官到頭上。若投票結果違背黨的意圖，輕則主官調離降職，重則找個反腐敗借口「雙規」審查。我曾親耳聽中紀委研究室主任說：」官員都不經查」，一抓一個準。 三是工作人員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單圖，代表按規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寫票後將選票反扣在座位檯面上離開現場，由工作人員按座位順序收取選票。翻開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組織要求寫票。這種種做法，等於廢除人大代表「無記名」投票規則。 四是投票時告知人大代表們，同意的」不動筆「，不同意的」請動筆「 。人大代表座位一個緊挨著一個，眾目睽睽之下，誰敢公開動筆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選人」？！ 以上這種種做法，都是利用種種有形無形的脅迫，限制人大代表權力，以保證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組成人員，實質人事大權牢牢把控在中共黨的手裡。 其實，所謂投票代表民意與黨的意圖博弈，說到底還是中共黨內的內鬥。各級人大代表中，中共黨員約佔70%，黨的意圖應該是有把握實現的，之所以出現「民選」省長，根子還在於黨內缺乏民主。中共黨內，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確定人選推薦名單的背後，是黨內不同勢力之間權力資源的爭奪。眾所周知，中共黨決策的潛規則是「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特別重要的事不開會」。為新一屆政府選配負責官員屬於最重要的決策，其習慣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強調「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黨員人大代表討論徵求意見。由於不同意見在黨內沒有機會表達，於是就在人大會議上用人大代表的權力來與中共組織抗衡。然而，由國家極權統治體制掌握一切資源所決定，黨組織能掌控所有幹部甚至其家人的命運。無論是誰，都可能一夜之間從達官顯貴跌落至階下囚徒。也就是說，一旦中共收緊黨內控制，黨員人大代表就鮮有敢違抗組織意志的。事實上，後來其餘的省人大會議再也沒發生過類似浙江、貴州兩省人大會議的情況。 筆者曾經參加過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班學員（省部級幹部後備隊伍）的討論，一位學員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人事任免權與中組部幹部調配使用權之間存在矛盾衝突，這位學員發問：「黨管幹部」原則與「人民授權」原則的衝突究竟該怎麼解決？事實上，當制度本身存在矛盾衝突時，常常是承擔相應職責的官員陷入困境左右為難，他們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權斗的犧牲品。 「異化」的人大「監督」政府 監督政府及其官員是人大的職能之一。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與黃炎培有過一次著名談話———後來被美譽為「窯洞對」，毛澤東說由人民民主監督共產黨。事實正相反，70 多年來中共一直凌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凌駕於憲法與法律之上，各級人大的監督職能形同虛設。這主要是三個問題：人大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存在；公權力違憲難以追究與糾正；人大的監督功能變成黨內的內鬥工具。 首先，各級人大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立過政務院人民檢察委員會，直接監督政府，譚平山任人民檢察委員會主任。同時，中共黨建立黨內監察委員會，對政府官員實行間接監督。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五四憲法》，把中國定位於社會主義國家，確立起中共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從根本上改變《共同綱領》闡明的中共黨領導、多黨聯合執政的聯合政府性質。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設立國國家監察部，專職行使監督政府和政府官員的職權，國家監察部向全國人大負責。1957年反右後，中共黨決定把全國人大監督政府的權力收歸於黨，撤銷國家監察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議撤銷國家監察部，將監察部的人員和業務歸入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此後，中共的（監察委）紀檢委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全國人大的監督職權形同虛設。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恢復相對獨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全國人大的監督職能始終處於懸空狀態。 其次，公權力違憲難以追究與糾正。中國長期以來有憲法無憲政，憲法就是一紙空文。從理論上說，制定憲法是為了實施憲法，並且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對於任何違反憲法的行為，尤其是公共權力的違憲行為，必須進行司法審查，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然而實際生活中，公權力違背憲法的強力行為處處皆是，卻長期得不到糾正。稍舉幾例： 比如，各級人大開會特別是全國人大開會，人大代表習慣性地使用「聆聽總理報告」，「受到很大鼓舞」之類的語句，批評質詢政府工作的意識極為薄弱，甘於扮演「舉手通過」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國憲法第35條闡明公民有言論自由、結黨結社、新聞出版自由等權利，70多年來除了民國時期組建的八個民主黨派以外，中共黨始終嚴厲打擊民間的任何結黨結社活動。文革前以成立反動組織為罪名，1978年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罪名，許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監；有的至今依舊身陷牢籠； 再有，2020——2022年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抗擊武漢新冠病毒疫情，各地執行絕對清零政策所採取的極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權，不少人因此而被奪去性命。然而，中國政府至今隱瞞真實的死亡人數，全國人大對此並未作出任何批評性反應，更別提追究中共黨魁和政府責任； 還有，中國每天都在「打內戰」。全國各地城管、輔警越權濫用暴力，動輒沒收平民攤販售賣物品，公開搶劫私人財物、當街暴打民眾，甚至隨意抓捕民眾，他們連80多歲的耄耋老人、身殘肢障的行動困難者都不放過。這在中國各地司空見慣，卻不見各級人大站出來伸張正義，制止粗暴野蠻「執法」； 總而言之，長期以來公權力違憲違法在中國成為「常態」，與憲法難以進入司法實踐直接相關。中國的憲法學家曾經不斷提出建立違憲審查機制，然而幾十年的呼籲，至今沒有任何進展。2003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舉國嘩然，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等八位學者先後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在中國語境中，被稱之為「合憲性審查」。然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不做任何回答，僅由中國國務院宣布廢止原有的收容遣送辦法，以新的救助管理辦法取而代之。孫志剛以生命為代價，都未能推動建立違憲審查機制。賀衛方教授曾經嘆息：法學家們所期望推動的法治進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監督功能變成黨內的內鬥工具。1978年以後，「馬上奪天下」出身的各級官員大多數到了退休年齡。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協的領導職務作為「老幹部」退休前的過渡性位子，即所謂退居「二線」。於是，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事實上成為了老幹部臨退休前的「養神干政」機構，免不了與在「一線」（政府）任職的少壯派官員產生各種矛盾摩擦。這類摩擦分兩種情況：一是正常的批評監督政府；另一是夾雜著人際矛盾或者利益衝突的制肘現任領導。這就使得人大常委會顯得不那麼「聽話」，在職官員感覺「黨的領導」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約在2006年前後，中共實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縣）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把人大常委會直接置於黨組織的直接控制之下，實質是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確保權力意志的通行無阻。由此人大的監督功能——僅有的有限制約強權意志的某種制度性設置也被實際上廢除了。 總之，改革開放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帶來過生氣活力，一度改變過其「橡皮圖章」的面貌。然而由「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本質所決定，中共黨難以容忍「人民權力」的有限行使。從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競爭性選舉開始，中共黨就想方設法地阻礙人大履行權責，擠壓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間，最終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五年任期內又基本恢復了全國各級人大的「橡皮圖章」原狀。 即便如此，習近平並不滿足，他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地削弱全國人大的權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達到改變全國人大性質定位的目標。請看： 2015年，習近平破天荒地實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政府、兩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會名義）彙報工作的制度，並強調這是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宣布，全國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則是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確定的立法工作目標任務，立法中的重要事項和重大問題，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習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關部門進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憲活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張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參與修憲事務； 2021年，習近平要求人大成為「四個機關」：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成為自覺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機關、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權力機關，全民擔負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責的工作機關、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代表機關，這種性質定位明顯違背憲法。 2024年，習近平在人大會議上當眾敲桌子，訓話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而趙樂際在習近平訓話後立即掏筆補作記錄。這一突兀互動表明，習近平公開無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應有權威。由此，這成為引發各種媒體議論的熱點之一。 歸根到底，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黨高踞於國家之上的「一黨專政」本質絲毫沒有改變，只是毛澤東有所顧忌，做的較為隱蔽巧妙，有學者概括為表面一套實際上另一套的「陰陽體制」，而習近平則索性撕掉一切偽裝，赤裸裸地顯出黨控制一切權力的極權統治本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幾天讓我驚呆，不斷翻看對岸視頻的，是洞庭湖堤岸在華容地區的崩決。不只是天災水漫的災情，而是搶救過程的荒謬，連大陸網友都看不下去。這個缺口，在第一天時只有50~60米，但24小時內，據央視報導，缺口已擴大到226米，約50平方公里地區被淹沒，相當於1/5個台北市。第三天運來大石塊投湖，大約才補強66米，官方預計約需一周才能把缺口堵上，但說法不一。 官員的腦袋長那兒去了？ 在第一天的搶救缺口畫面中，官方動用了多輛大卡車，載著散沙，整車推進缺口，但散沙隨即入水變成泥流，不久後卡車也被水流衝散。大陸網友譏諷，用散沙去堵水，連個沙包也不裝，車上卻不忘掛上搶險救災的紅布條。這些官員的腦袋長那兒去了？一般人用常識都知道不可行啊！官方還調來兩條抽砂船，現抽湖底泥沙往缺口噴，是嫌洞庭湖水太乾淨，非得混點泥巴，淹進民宅才更添混濁、更有味道是嗎？水利工程專家嘆氣道，這抽砂船把缺口旁邊的底土都抽光了，旁邊沒垮的堤岸也得垮了，還不如把抽砂船吸飽砂，坐沉在缺口，再往上丟石塊。果不其然，抽了一天，缺口從60米擴大到226米，最後還是得調大卡車運大石頭過來，從兩邊慢慢往中間補住缺口。 依照工程界的常識，要堵住堤防缺口，先要護住缺口兩邊堤岸，防止缺口擴大。缺口兩端是水流衝擊力最大的地方，所以最好是先丟消波塊，再丟大石頭，再填小石塊，最後才填進沙土填縫。如果一時找不到大石塊與消波塊，也可用聚丙烯（PP）不織布與鐵絲編成的土石籠袋或沙腸袋，或俗稱的太空包，裝滿土石沉入水中暫時頂著用。台灣在八八水災時，也曾用貨櫃裝滿土石，疊了13層來當臨時路基，理論上也能用於堵住缺口。這些最初級的工程搶險常識，縣市級水利單位都懂，號稱基建狂魔的中國基層官員，怎麼會不懂？怎會砸砂石車來當作救災搶險的政績？ 時間往前，當附近地區暴雨如注，或上游出現洪峰，下游地區要嘛開抽水站降低水位，要嘛開啟警戒模式，調集萬一出現決堤時所需的人員物資，並且巡查堤防各處，堵截出現「管涌」現象的堤防弱點。一邊撤離危險地區居民，一邊加強堤防防務，有時我們會看到工程車輛在大雨時往岸邊吊放消波塊，為的就是防止大水沖刷堤防底土，造成崩塌決堤。但這次，什麼預防工作似乎都沒看到。全世界防災標準作業，都依循著FEMA（美國聯邦緊急救難總署）的「減災（mitigation）、準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四個循環作業程序，難道獨獨中國沒有嗎？ 國家危機預警系統全面崩壞 這次洞庭湖決堤事件所顯示的，不只是救災搶險工作的失能，而是整個中國官僚體系在管理職能上的系統性崩壞。首先，整個國家的危機預警系統不發生作用。從河南鄭州、河北涿州、東北大水，近日貴州、廣東、湖南、到安徽連發大水，都出現大雨滂沱，水壩決口，或多個水庫一聲令下一起放水，還常在半夜放水，居民來不及撤離的窘況。整個預警系統只要有一個環節發生作用，都不應該會出現此類狀況。就算偶而出現意外，一次教訓也該學一次乖，相關部門立馬召開會議，擬出作業程序，通報全國，以防止類似悲劇重演。但鄭州大水是2021年，至今已過3年；河北涿州是去年發的大水，都淹進天子腳下了，過了1年仍無改進。這次南澇北旱，貴州又是因金沙江上四個水庫同時放水，陽朔桂林全成了水鄉澤國，其他省市仍無警覺。若非整個國家的危機預警系統全面崩壞，何以至此？ 其次，縣級水利相關部門，與救災搶險相關單位，不只是沒有基本知識，更是沒有基本常識，要不怎會用散沙去填決口？用抽砂船去噴破口？大陸鄉民諷刺官方有時間做紅布條，沒時間裝沙袋，有時間作秀卻沒時間辦正事，說得也沒錯。但問題是，拉布條作秀，雖是救災政治學的常態，卻也得有效堵截搶通，才算成功，怎會為了畫面好看，顯得我軍威武，去做那種散沙填破口的蠢事呢？第二天後，應該是中央或省委發現事情大條了，才開始調運石塊來堵破口，採取了正常點的工法。這問題就更大了，難道地方官員的素質，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常識都不如，那這個官是怎麼當上這個官兒的？ 習大大惡搞10年，處處短板 回顧十幾年前，就是習上台之前那個黃金十年，中國的官員可不是這麼回事。約20年前，某周日訪問湖南嶽麓書院，出來遇到一群人從湖南大學一間大樓里走出來，隨行人員說，那些是省委各級幹部，周日來校上管理課。約2011年左右，新華社發了條新聞，說總理溫家寶視察偏遠鄉村，說「窮鄉僻壤是國家發展的『短板』。」我拿這條新聞問了台灣政界、媒體界許多人，都不知其何義？但台灣的企業界主管，馬上就反應過來，那是「木桶理論」，即「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決定於它最短的那片木板。」但大陸來台人士，不論老小，多半一聽便知是木桶理論。當年台灣企業界的管理知識，超過大陸至少5年，但大陸官員的管理素養，又超過台灣官員們5至10年。大陸能在黃金10年突飛猛進，並非偶然。但現在，被習大大惡搞10年，這個木桶不只處處短板，還根本破底了。如果基層官員們的管理素養如此之低能，政令又如何能得到良好的執行？雖說「不只要把事情做對，還要做對的事」，但若連「把事情做對」都做不到，「對的事」做著做著也自然而然的就錯了。就像一直往木桶里裝水，卻怎麼也裝不到泡腳高度，這才是最恐怖的事。 其實，大陸的慘況不該只是我們嘲笑的對象，更該是我們警惕的教訓。中國的官僚習性已延續兩千多年，台灣也傳承了不少這種尿性。一個政治系統的管理職能，不是只靠上課便能達成的，而是需要從上而下的依循與落實，包括人事、財務、流程的尊重專業，不能政治挂帥，選舉挂帥，新聞挂帥，行銷挂帥，聲量挂帥。貶低別人並不會成就自己，能解決問題才是系統成長的開始。如果整個管理系統失效，危機管理系統失能，那必然是大災難的開始。而且任何小事，都會「細洞不補，大洞甘苦」，最終演成不可逆，也不可補，動搖國本的巨大變故。為政者當誡之慎之，不要笑著笑著，就從山頂上倒栽蔥下去了。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的幾件詭異的事兒，驗證了我早先的估計：普京的日子一好過，就會騰出手來修理習近平。因為習近平的大忽悠導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然後是西方的制裁，然後是俄羅斯的困難，然後是習近平背棄承諾袖手旁觀還佔便宜。這擱誰都會心生怨恨。這是全俄羅斯人的想法，從上層到基層。 勝負難分的時候，普京這個克格勃很會隱忍。烏克蘭的敗像已顯，就開始在習近平的背後捅刀子了。 1）和北朝鮮結盟，幫助它擺脫北京多年來的控制。儘管金正恩恨得咬牙切齒，也沒辦法擺脫北京的控制。這次順利地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盟友，今後不用對習近平畢恭畢敬了。 2）給和中國有領土糾紛的越南和菲律賓撐腰，重申了和越南的傳統友誼並給菲律賓提供了超音速反艦導彈。這種先進的反艦導彈由俄羅斯和印度合作研製，沒有普京的批准，印度不能出售給別人。這大大抵消了中共海軍在南中國海的優勢地位。 3）幾年來為對付美、日、韓而進行的中俄海軍聯合巡邏，今年俄羅斯只派出了一艘輕型護衛艦。這讓習近平很尷尬：派不派軍艦參加都很尷尬，因為俄羅斯顯然不把這個當一回事兒。 4）普京高調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這是在和中國爭奪影響力，對習近平在俄羅斯後院的滲透表達不滿。兩人微笑著握手然後口蜜腹劍地交談，也是一道風景線。 普京看來算計得很好，現在正在忽悠歐洲談判，可能帶來的後果就是減輕受到的制裁，並緩和與西方之間的關係。這個時候正好報習近平的一箭之仇，順便提點兒條件，算盤打得很精細。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得逞，習近平的日子都不好過。 最壞的情況下，美俄之間的矛盾緩和，就可以聯手對付中共了。畢竟這也是美國很多戰略家一直鼓吹的戰略。美國兩黨的共識就是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威脅，而且已經發展得勢均力敵了。聯俄對華的戰略符合大家的共識，只是被烏克蘭戰爭和以色列戰爭給分散了注意力。緩和了俄烏戰爭，解決了中東的麻煩，就可以集中精力對付習近平了。 習近平有什麼應對呢？把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一鍋端，軍心大亂導致政變的陰謀論此起彼伏。經濟衰敗還要開歷史的倒車，搞什麼變相的人民公社。不敢趁俄羅斯困難要回不平等條約割讓的領土，還要讓人家改地名，引起人家的警惕和反感。這是什麼臭大糞的手段呀？怪不得人家說中國人懦夫心態，更無一人是男兒。 不過習近平的日子不好過，可不能怪人家普京。你自斷武功大殺自己人，好賴不分可比崇禎皇帝。自絕於人民僅次於毛澤東，今後不知道是不是能趕上。大撒幣不顧本國人民的死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千古一帝的理想得到了實現。 為了中國人民著想，提醒可能取代習近平的後繼者一下。要想走出現在因為習近平造成的困境，必需首先解決經濟問題。解決的方法沒什麼訣竅，就是回到市場經濟的模式里，開發國內消費市場給製造業解決出路。 回到傳統的市場經濟消除共產經濟的餘孽，才能開闢國際市場，融入全球自由貿易，解決另一部分的過剩製造業能力。而回到市場經濟的最大障礙，就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任何投機取巧想不改政治就能發展經濟的做法，都只能是原地打轉，走不出鄧小平和習近平的怪圈。
賺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主打「口號」是改革。然而，從當局最近一段時間發出的密集信號來評判，此次三中全會的所謂「改革」，可稱之為「戴著鐐銬的改革」。 三中全會和改革劃等號，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並把工作重點從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兩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乃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錯的改革方案。由這個簡單的回顧可看出，不是歷屆三中全會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後來，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會，倘按以前慣例正常舉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確立會期。外界不清楚當局拖延舉行的背後玄機，但也因此吊足了人們的胃口，對三中全會做出各種猜想。當局則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唱起改革的調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這使一些敏感的觀察家覺得，當局如若舉行三中全會，大概會舉改革旗號。 中國走到歷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斷，還不只是當局的文宣，而是中國目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當局必須再次借重改革「名號」，挽救民心，提振士氣，走出困境。前面說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目標本來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為中國的器物文明看起來相當現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後，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處於前現代階段，充其量在現代化的早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准了脈，開出的藥方也對症，輿論一度認為，按照這個決定「下藥」，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望在規定的時段大體實現。 然而，事與願違，雖然當局高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實質內容。10年下來，中國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沒有向現代化邁進半步，反而在加速後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黨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時代，中共的黨專政全面惡化，獨裁復辟，江胡時代處於某種萌芽形態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被完全掐滅，領袖取代黨號令天下，黨專政和寡頭共治走向個人專權。在一人統治下，中國確實如當局所宣稱的，在「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可卻和改革沒有半毛錢關係，或者乾脆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反改革，其後果也就有目共睹：經濟蕭條，社會迷茫，信心崩潰，官員躺平，無論對個人前途還是國家未來，多數人都喪失了前行動力。 現在的情形是，有錢人忙著移民，轉移資金，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也想方設法，哪怕用走線方式也要潤出這個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信心即便在國門重開，生活重回常態後，依然沒有好轉。原因在於，整個國家的結構體系經過當局10年的強力改造，不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官場、輿論生態，和10年前比，大相徑庭，在這種大趨勢面前，人們直觀體認到，在可見未來，不會有改善。儘管多數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現狀，可對當權者來講，社會了無生氣，民眾失去憧憬，也不是其樂見的，因為這對其統治不是好事，即便人們不起來反抗，也表明政權的道德感召力不夠。而當局如今又特別在乎這點。 當局欲借「改革」給社會打強心針 事情並不止於此。中國社會死氣沉沉的表象下，從黨內到黨外，從精英到草根，從官員到農民，不滿的情緒正在孕育和增強，局部抗爭始終存在，這10年從未被撲滅，儘管遭遇壓制。這對當局的統治，對它給民眾畫的大餅，以及和美國西方的對抗，非常不利。當局或許意識到，再這樣下去，統治前景堪憂。所以，在強力管控的同時，要給市場注入一點信心，給民眾一點希望，讓經濟恢復一些活力，在當局看來，藉助三中全會，重啟改革信號，用改革這塊招牌，可以給社會打一劑強心針。 另從民眾和市場的角度看，三中全會一再推遲，也帶來一種幻覺，以為黨內存在改革和保守兩種力量的較量，被壓制的改革派利用當下的經濟困境和人心思變，敦促當局順應民意和歷史大勢，發動改革，解救目前困局。過去幾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員和體制內學者出來呼籲，必須進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時有兩派鬥爭的消息流出。特別是資深改革派學者周其仁5月被選中參加由習在山東主持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似乎坐實了三中全會會改革的看法，一些評論把這次座談會解讀成當局為三中全會進行改革吹風。 進入7月，中共當局開足馬力宣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會比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並特別點名是由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言下之意，在中共歷史上，二十屆三中全會會是又一次劃時代的改革盛會，當局將對改革進行又一個通盤、全面的規劃。6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公告了這點。從官媒和學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這次全會在某些具體領域，會有政策的突破，比如關於財政體制改革，針對中央地方關係進行調整；在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許農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場自由流轉等。 然而，這次改革儘管號稱進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鬆動，黨的控制力度有所減弱，社會整體的嚴厲氛圍有所緩和，基本緣木求魚。何以如此評判？政治局會議說得非常明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總結和運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貫徹六個原則，其中第一條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並不是當局第一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之前習講過多次， 「改革開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那麼，什麼是改革的正確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用習在企業專家座談會的話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無論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絕不能動 換言之，當局為這次三中全會改革定的基調和劃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根本性問題，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場、步驟等重大原則問題，是絕不允許跨雷池一步，犯顛覆性錯誤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說白了，無論改什麼、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是絕不能變的。在這個前提下，為解決目前遇到的經濟困難，可以有限度地針對具體問題放鬆某些控制，收縮一點政府權力，但這樣一來，當局強調的改革要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也就成空話。 因此，這次改革實際是戴著鐐銬的「改革」，即便它在經濟政策上有某些具體突破，由於政治的緊箍咒依舊，不會帶來社會信心的根本扭轉，中國依然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有前輩之鑒 中共兩位前防長獲判無期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介紹了去年10月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職務的次日即已經有外界媒體質疑「如果李尚福在那麼長一段時間有貪腐問題，習為什麼還要提拔他？這等於說習沒有做到領導人應具有的「『知人善任』？」 所謂「知人善任」的反義詞就是「用人失察失誤」。「用人失察失誤」的「領導責任者」應該受到黨紀處分的規定出自於從今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習近平親自主持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其中的第八十四條內容是：「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封官許願、說情干預、跑官要官、突擊提拔或者調整幹部等違反幹部選拔任用規定行為，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那麼，先後把魏鳳和、李尚福和秦剛三人安排到副國級領導崗位，是否屬於「任人唯親」和「突擊提拔」先不論，「用人失察失誤」的「領導責任者」只能是習近平。此其一。 其二，如上三人雖然都不是政治局委員，但兩個是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一個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試問所有的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領導人所佔據的不同領導崗位中，又有哪一個能夠比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份量更重呢？先後兩任國防部長都因為犯了重罪而正在等軍事法院的審判，新任外交部長上任數月就被廢黜，導致國內外輿論大嘩的後果已經嚴重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中共黨章規定：「在黨的紀律面前人人平等」。習近平本人也多次強調過「紀律面前一律平等，黨內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 所以如果對習近平本人也嚴格按照如上《規定》內容執行的話，習近平因為「用人失察失誤造成（的）嚴重後果」，決定了他即使不被開除黨籍，至少也應該受到個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吧？但是，中共黨內、軍內的上上下下，有哪一個敢於就此對習近平提出質疑呢？ 至於在提拔和重用如上三人晉陞國務委員的過程中，推薦人和「政治擔保」人也都應該被視為「用人失察失誤」的「直接責任者」。都有誰呢？軍委方面至少包括前任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和上屆加本屆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外交系統難辭其咎的至少包括王毅和2022年年中主要負責對秦剛進行「全面考察」的外交部黨委書記齊玉，以及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 當然，因為習近平本人絕無半點可能「罪己」，應該也不好意思「罪人」。不過，不排除張又俠已經在上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自扇耳光，主動檢討自己沒有替習主席「把好用人關」的可能。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閉幕後，新華社分別播發了《肩負歷史重任 開創復興偉業——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以及《高舉偉大旗幟 譜寫嶄新篇章——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兩份長篇報道，兩篇中都有如下一段表述： 「從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員看，主體為省部級和軍隊戰區職（級）以上領導骨幹……。」 但是，兩篇文章的內容中都完全避提軍方的「兩委」委員候選人是怎麼產生的。而事實上如果說地方和中央機關里產生的「兩委」委員候選人名單還是要經過一個中央政治局會議「集體討論通過」的話，中央軍委實行的軍委主席負責制決定了軍隊高層的人事安排都是不需要經過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討論的，也就是說，出自軍隊系統的「兩委」委員中的任何一個出了問題—-無論是十九大上的魏鳳和還是二十大上的李尚福，以及本文後面內容中還要涉及的李玉超等人，「用人失察失誤」的領導責任只能由習近平一人來負。 在過往的中共黨、國領導人中，是否有因為「用人失察失誤」而受到黨內輕量級處分（警告或嚴重警告）者，我們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被開除黨籍的罪名之一就是 「用人失察失誤」。此人就是薄熙來。 2012年9月28日由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中給他開列的多項罪狀中，既包括「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也包括「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 薄熙來的所謂「用人失察失誤」當然是指提拔王立軍為重慶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而造成的所謂「嚴重後果」則是指王立軍被他薄熙來一巴掌打進了美國駐成都領館。 那麼比照薄熙來，如今習近平的「用人失察失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對整個黨國的外交形象及國防事業的巨大損害，絕對不是一個直轄市的公安局長到美國領館過了一夜的「嚴重後果」所能相提並論的。 2022年9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議批准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對「黨中央以及各級黨委（黨組）處分批准許可權」做了明確說明： 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處分事項：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給予嚴重觸犯刑律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開除黨籍處分。 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作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撰寫本文之前，又仔細閱讀並「認真領會」了《規定》中如上這段內容，才看明白其中說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應該是指當屆，也就是在任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所以，對照檢查筆者在今2月5日在本專欄發表的《有多少中委、候補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蟲在等待三中全會發落？》一文中的相關內容，如下一段敘述有誤：「不久前才被從全國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軍頭中的李玉超、丁來杭、李傳廣、周亞寧都是本屆或者上屆中央委員，張振中則是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對他們的黨紀處理，都和對秦剛及李尚福的黨紀處理一樣，都是要經過黨的中央全會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結束時剛剛被宣布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孫志剛，也還是需要經過中央全會確認。」 需要在此糾正的是：如上這段文字中所說的丁來杭、李傳廣和周亞寧以及張振中雖然肯定已經被中央軍委在內部宣布了開除黨籍、軍籍，但是這種對上屆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的處分，是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會「走程序」的。地方上的上屆中央委員孫志剛也是同理。 所以說，下周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首先要「追認」的當然是已經在上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對李尚福開除黨籍的決定。與此同時，應該還會正式宣布撤銷李尚福的中央軍委委員職務，同時任命董軍為中央軍委委員。中共現行黨章第二十三條規定：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 至於魏鳳和，因為他已經不是當屆中央委員，所以政治局會議上無論對他做出怎麼樣的處分，都不需要再由中央全會「追認」。過去相繼被開除黨籍、軍籍的腐敗軍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張陽和房峰輝等人，因為被處分時都已經不是當屆中央委員，所以對他們的處分都沒有被拿到處分他們之後的中央全會上「走程序」。 另外，今年2月5日發表了《有多少中委、候補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蟲在等待三中全會發落？》一文之後，陸續又有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西藏自治區黨委前書記吳英傑，司法部前部長唐一軍等因「嚴重違紀違法」罪名接受審查調查，但他們都是上屆中央委員或者候補中央委員，所以對他們的處分決定也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會上「追認」。 至於本屆中央委員，火箭軍原司令員李玉超上將既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為「嚴重違紀違法」， 那麼在下周的三中全會公報中就有可能出現「追認此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開除李玉超黨籍的決定「的說法。 我們不妨以過去處理過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的軍方代表王建平和田修思為例。 2017年10月14日召開的十八屆七中全會的公報中宣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黃興國、李立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楊煥寧、王三運、項俊波、李雲峰、楊崇勇、張喜武、莫建成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其中的前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是習近平上台之後處理過的首位現役上將，當然也是當屆中央委員。而田修思當時雖然已經退役轉到全國人大任職，但此前是在空軍政委任上「當選」為十八屆中央委員的。 當然，等到下次，也就是四中全會上再處分李玉超的可能也不是沒有。因為無論是田修思還是王建平，在十八屆七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先後被軍網或國防部網站公開宣布了他們「正在接受軍紀委審查」的消息。而李玉超「正在接受審查」的消息至今還沒有被對外公開。 而如上開列的被在十八屆七中全會上宣布黨紀處理的那一大堆貪官污吏中，項俊波與如今也可能會在下周一的三中全會上宣布對其進行黨紀處理的唐仁健一樣，都是在國家機關正部級領導崗位上被宣布接受審查調查的。 項俊波當年是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在「當選」十八屆中央委員的四年半之後，於2017年4月在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任上被中紀委宣布接受審查。當年5月被宣布免職，9月被中紀委宣布開除黨籍，移交司法機關。然後就是在十八屆七中全會上被「追認」此前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開除其黨籍的決定。 而如今的二十屆中央委員唐仁健是在農業農村部部長任上於今年5月18日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開宣布接受審查調查的，40天後，他的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職務被宣布由韓俊接替。 因為中紀委的網站上直指他唐仁健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有了「嚴重」二字，就決定了他在下周的三中全會上有可能也會被宣布「追認」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給予他黨紀處分的決定。 不過詭異的是，雖然唐仁健被宣布「接受調查」的40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召開了最新一次例會，但會議宣布的國家部委人事異動只有免去馬曉偉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同時任命雷海潮接任的一項內容，卻沒有免去唐仁健的農業農村部長職務並任命韓俊接替此職務的內容。害得這位韓俊在本月5日會見外國農業部長時，仍然只能以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的身份。 也就是說，到下周召開三中全會時，唐仁健在「法理」上仍然還是國務院的農業農村部部長。那麼是否會因為中紀委對他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所以上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尚未決定對他的黨紀處分呢。 如果這個分析成立的話，那麼三中全會上就不會提及唐仁健的名字。雖然他百分之百不會出席這次會議。 除了上面介紹和分析的李尚福、李玉超以及唐仁健，下周的三中全會是否會宣布對秦剛和袁潔等人的黨紀處分，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
本專欄上篇文章的結尾介紹了不少內地網民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央軍委《關於魏鳳和（李尚福）問題審查結果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中所謂「嚴重污染部隊政治生態」和 「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政治生態和行業領域風氣」做了對比，結論是李尚福的「嚴重污染」的範圍看似要狹窄一些。 筆者比較同意這一說法。因為被魏鳳和嚴重污染了「政治生態」的「部隊」兩個字是泛指，表明被他嚴重污染過「政治生態」的範圍大到了整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包括武警部隊），而被李尚福嚴重污染了「政治生態」的範圍，僅僅局限在軍隊的「裝備領域」。至於同時還被他李尚福「嚴重污染的「行業領域風氣」，主要是指給軍隊提供各類裝備以及航天系統這兩個「行業領域」。 今年4月筆者即已經在相關文章中介紹過「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燕生、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石泉、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長青、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下屬的一院（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兼黨委副書記王小軍等人的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被取消後，也已經被失蹤好幾個月的中共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潔和兵器裝備集團總經理陳國瑛仍然沒有消息……」。 從如上人等落馬時的職務及他們在不同崗位上的任職經歷看，就不難發現他們都是李尚福在總裝備部、戰略支援部隊及軍委裝備發展部任職期間向他行過賄的。至於李尚福是否還有向這些人「索賄」的情節，日後的軍事法庭判決結果公布時或許會披露。當然，筆者百分之百相信除了如上人等，被李尚福供出的兵器等「裝備領域」和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系統等「行業領域」的行賄人總共有多少，恐怕連習近平都嚇到了。 而筆者也傾向於相信，李尚福是在受賄行為東窗事發之後，才迫於將他「留置」的軍紀委的壓力，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在已經連任兩屆軍紀委書記和中紀委副書記，與他李尚福同為二十屆中央軍委委員的張升民的逼迫下，才把他「行賄」的罪行也交待出來了。 有一種說法是，李尚福的被查始自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前董事長吳燕生的被舉報。 吳燕生的被「民間」揭發始於2021年8月下旬，牆內出現的揭發文章很快被刪，但被海外網站及時以《誰來監督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燕生？》為標題張貼出來。該文具體內容仍然可以在網上找得到，這裡不做引述。只強調其中關於吳燕生有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的陳希做靠山的說法應該不是空穴來風。這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開，陳希卸任中共組織部長要職之後，航天科技系統的「部分黨員」才敢「勇於揭發」吳氏的原因。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已經連任了軍紀委書記和中紀委副書記的張升民在中紀委常委會開始部署對吳燕生等人的初步調查時便如獲至寶，認為自己晉陞副國級的機會終於來了。 這個張升民在習近平眼中是多麼的被器重，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對他的快速提拔就能夠看得出來。此人在習近平從胡錦濤手中接掌總書記和中央軍委職務的前幾個月才晉陞為正軍職的第二炮兵指揮學院政治委員，一年多之後又平級調任第二炮兵某基地政治委員。繼而又過了一年半時間即升至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副大軍區級），很快就被選拔進入國防大學戰略指揮培訓班在校學習。 日後的張升民曾改任過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政治委員，在此職務上只過度了半年時間，即於2016年7月晉陞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官至正大軍區級。當年「軍改」完成後，其職務改成了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政治委員（正戰區職）。 在總後勤部和軍委後勤保障部擔任政治委員的時間滿打滿算只有不到半年時間，這位張升民又於2017年初被習近平重用為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委書記。當時的財新網曾以《軍改後三次履新 張升民中將任軍委紀委書記》為標題暗示張升民因被習近平器重而在五年內完成了「三級跳」。 日後看來，當時的習近平安排張升民接任軍紀委書記的首要目的就是調查時任中央軍委委員張陽和房峰輝。而張升民確實也沒有辜負「習主席的信任和委託」。 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張升民成為中央委員，並在一中全會上被宣布為中紀委副書記、軍紀委書記兼中央軍委監察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 此後的張升民志得意滿，野心爆棚，早在二十大召開的前一兩年即給自己設計好了「再上一層樓」的晉陞計劃，自認為在二十大召開時，有相當概率成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內分管政工的副主席，即使達不到這一層級，自信也會被非常欣賞他的習主席犒賞他一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沒成想，習近平在二十屆一中全會上只是安排他張升民在繼續擔任軍紀委書記的基礎上進入中央軍委。 此後的張升民對連任的軍委副主席和新任的軍委副主席都不敢造次，但對與自己同為軍委委員的李尚福則是一百個看不慣。當他以中紀委副書記身份最早看到吳燕生的被揭發材料中說他的行賄對像「可能還包括李尚福在內」的內容時，怎麼可能不如獲至寶。所以當習近平批准了對李尚福的「受賄問題」展開初步調查後，張升民就已經想好了如何讓李尚福把他陞官的行賄對像也交待出來，以報因為李尚福的被提拔擋了自己晉陞副國級的「一箭之仇」。 令張升民再次沒有想到的是，李尚福被搬倒之後，新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位置仍然沒有輪到他張升民來坐。至於董軍接替防長之後何日才會被任命為國務委員，正式進入副國級序列的話題，留待日後詳細介紹。而如果如上故事確實屬實或部分屬實的話，筆者相信習近平沒有安排張升民接任防長，並不是因為對他張升民的不信任或者認為他的資歷不夠，而是基於對軍內可能出現的負面反應的忌憚。試想，如果習近平安排了軍紀委書記接替被軍紀委調查的李尚福的職務，豈不是彰顯出了張升民的「以權謀私」？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政治局6月底的「例會」同意對外公開了李尚福被中央軍紀委立案調查的起始時間是去年8月31日。對魏鳳和的立案調查起始時間則是去年9月21日。前後相差三周左右。 僅從這個「時間差」分析，李尚福極有可能是在被軍紀委「留置」之後立馬先供出了被他巨額賄賂過的前防長魏鳳和。 《星島日報》在它6月28日刊登的評論文章中也承認「從官方對李尚福、魏鳳和案件定性看，兩人案件可能有關聯之處。能讓李尚福行賄的高官必然位高權重，行賄對象有可能包括他的前任魏鳳和」。 請注意此文中使用的「包括」二字，言下之意就是魏鳳和只是被李尚福賄賂過的「位高權重」者之一。 確實，如今已經被軍紀委對外公開宣布了涉嫌「行賄」和「受賄」兩項罪名的李尚福從一個航天系統的技術專家一路爬升至二十屆中央軍委委員和政府系統的副國級領導人，說他在這個爬升過程中只行賄過魏鳳和一人？鬼都不信！ 筆者注意到李尚福和魏鳳和「兩隻靴子同時落地」後，牆內網民即有「不止行賄了魏鳳和」之類的質疑，但也只能以「你懂得」來暗示，不敢明說。而牆外的評論文章也有直指張又俠也是李尚福行賄對像之一的，但主要是把分析要點集中在張又俠的軍委副主席任內。 確實，李尚福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即被內部確認為魏鳳和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繼任人選之前，從邏輯上講魏鳳和的「建議權」是遠不及時任軍委副主席徐其亮和張又俠的。 已經在二十大之後退役的許其亮本文暫且不表，而李尚福對張又俠與習近平的特殊關係肯定知道比我們外界了解的內容更深層，所以如果二十大之前的李尚福為自己晉陞副國級向上行賄的話，那麼兩個時任軍委副主席如果被他挑選只賄賂其中一人的話，這個人當然不會是時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徐其亮，而是第二副主席張又俠。更何況當年的李尚福從正軍級晉陞副戰區職再到正戰區職的過程中，很可能都已經行賄過他當時的上司張又俠了。 話說李尚福與張又俠在軍中的職務交集始於習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召開的次年。 2012年10月，習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夜，時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被安排接替了張萬全的總裝備部部長職務，十八大閉幕後即成為當屆中央軍委委員之一。 當年出身於解放軍航天發射基地的李尚福被平調為張又俠手下的總裝備部司令部參謀長（正軍職）的時間是習近平上台的十八大召開的次年。 時光又過了一年，張又俠即將李尚福提拔為總裝備部副部長。由正軍級晉陞為副大軍區級。不過李尚福當時的軍銜還是少將。 關於李尚福當時為何會進入解放軍總裝備部的背景，還要從根兒上說起。 1998年4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決定在原「三總部」的基礎上，再單獨組建一個總裝備部。新成立的總裝備部保留了原國防科工委的技術指揮領導機構——科學技術委員會…。簡言之就是航天發射系統被歸入了總裝備部。所以總裝備部從成立之初就有了副部長之一必須來自航天基地的慣例。而李尚福從航天基地調入總裝備部的原因就是曾經擔任過當時隸屬於國防科工委的兩個發射中心主要職務，並在此基礎上成為總裝備部副部長的牛光紅年近退休。 2015年「軍改」落幕後，原有的解放軍四總部改組為15個中央軍委職能部門，張又俠的總裝備部長職務改成了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與此同時，李尚福則因為其主管的航天部門歸入全新組建的戰略支援部隊，其職務也轉而成為戰略支援部隊的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對李尚福當時職務變動的報道始見於2016年2月29日，當時一家中共官媒的報道中特別突出了李尚福的紅二代背景。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尚福在擔任總裝備部副部長期間，一直都還是少將軍銜。央視《新聞聯播》於2016年8月29日報道了習近平親臨戰略支援部隊機關的消息。出鏡者之一李尚福被眼尖的澎湃新聞記者發現已經佩戴上了中將軍銜。即刻發表報道文章說：「這意味著，本輪軍改後調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李尚福已由少將軍銜晉陞中將軍銜。」 此前，李尚福晉陞少將的時間是2006年7月，當時所擔任的職務是正軍級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任。也就是說，他從少將熬成中將，花了10年時間。不過接下來他的軍內仕途便進入快車道了。 十九大召開前的2017年8月18日，官媒的一篇報道文章《第三屆軍民融合發展高技術裝備成果展覽在京開幕》中，從與會者的官職中找到了「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尚福已接替張又俠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的證據。 兩個月後，李尚福在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委員並繼續擔任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直到五年後的二十大召開。 分析到此，如果有人再說李尚福在總裝備部任職期間被頂頭上司張又俠重用，以及日後成為張又俠的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繼任人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對張又俠本人或者其「身邊人」進行過賄賂，誰信？ 關心中共政情的人士應該都還記得中共軍委裝備發展部曾於去年7月26日突然宣布「開展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違規違紀清查整肅治理活動」，而且還特別說明只查2017年10月以來的「違規違紀線索」，明擺著是在強調張又俠擔任總裝備部長和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期間即使也有「違規違紀」的「線索」，都不許舉報。如此的「此地無銀三百兩」，自然就更令人相信張又俠絕非清白！
今年6月28日，在北京，中共舉行了一個隆重的紀念大會，紀念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外界有人據此聯想，奉行多年的戰狼外交和霸凌政策之後，習近平當局或將調整外交政策、重新回到與周邊國家及世界和平共處？其實，外界想多了，實在不必心存幻想。 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由當年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於1954年提出，內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然而，無論縱觀過去七十年的歷史還是橫看今日現實，中共不僅從未遵守和兌現他們自己提出的這五項原則，而且，其所作所為竟與這些原則完全相反，背道而馳。 比如「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看看現實中的烏克蘭，早在三十年前，中共就同從蘇聯獨立出來的烏克蘭簽署了安全保障協議。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共與其他常任理事國一樣，在烏克蘭放棄核武器之後，都以雙邊協議方式向烏克蘭做出了安全保障，承諾保障烏克蘭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但是，兩年半前，俄羅斯悍然入侵烏克蘭，中共不僅沒有譴責俄羅斯，也沒有聲援烏克蘭，而且還在背後支持俄羅斯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多國質問中共，何不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再說「互不侵犯」，周恩來當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率先載入了中印聯合聲明。然而，如何解釋隨後於1962年發生的中印邊境戰爭？中共首先點燃戰火，悍然入侵印度，中印大打出手。直到如今的習時代，中共仍然在中印邊界頻繁搞事，動輒製造流血衝突。難道說，過去七十年的中印關係就是「互不侵犯」的關係典範？ 說到「互不干涉內政」，五項原則也率先載入中緬聯合聲明，但大半個世紀里，中共一直在干涉緬甸內政，處心積慮地，要把緬甸變成中共的一個僕從國。直到三年前的緬甸軍事政變，都有中共在背後慫恿的影子。難道說，過去七十年的中緬關係就是「互不干涉內政」的關係典範？ 至於「平等互利」，北京的真意，只想跟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平等，它絕不想跟周邊小國諸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平等。互利？按照中共御用文人的說法：所謂雙贏，就是讓中國贏兩次。正如中國與美國、歐洲、世界各國的貿易，非要要用政府補貼、低價傾銷、抄襲剽竊盜版等，不擇手段地擠垮對方、強行佔據國際市場。哪來互利可言？ 至於「和平共處」，試看中共建政以來，朝鮮戰爭、中印戰爭、中蘇戰爭、中越戰爭，北京何曾有和平共處的表現？就說新近發生的事件，今年六、七月間，中共先後對菲律賓和台灣上演公開霸凌：從撞船、水炮攻擊發展到手持大刀斧頭衝上菲律賓船隻，強奪對方槍支、砍傷對方人員；對台灣船隻，從強行「登臨檢查」到強行拖到中國大陸港口扣押。中共破壞和平的挑釁和霸凌行經不斷升級。 其實，要準確理解中共的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只須把中共的宣傳邏輯搞清楚。其中之一：它字面上的意思跟它的本質含義完全相反。無論是歷史上共產黨宣傳的，還是近日習近平所表述的，概莫例外。 所謂「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有兩層含義：其一，中共要求其他國家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是中共不會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二，中共自我定義「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範圍，然後就強制要求別國予以承認。比如，中共把它悍然入侵、佔領、奪取的西藏（1950年）劃入共產中國版土而強求他國承認。又比如，在南海，中共把領海範圍划到其他國家諸如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家門口，完全不承認、不理會這些國家在國際法的保障下至少擁有二百海里經濟專屬區。中共自劃領海和主權，並強求他國承認和尊重，但中共從不尊重這些小國在自然法和國際法之下擁有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僅不予尊重，而且肆意侵犯。 所謂「互不侵犯」，中共的定義就是：你不可以侵犯我，但我可以侵犯你。舉凡邊境衝突或邊境戰爭，中共在宣傳中都把責任一律歸咎於對方，自己總是有理。 至於所謂「互不干涉內政」，中共的邏輯就是：你不可以干涉我的內政，但我可以干涉你的內政。比如，美國和西方國家聲援中國人民、要求中共尊重人權，中共就跳腳高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但中共本身卻一直在干涉其他國家內政。除了對緬甸、柬埔寨這樣的周邊小國，中共對民主國家的選舉採取了越來越露骨的干預。舉凡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歐洲等國的選舉，中共都伸出了它的「咸豬手」，用上金錢、賄賂、間諜等手段。這些國家忍無可忍，紛紛向中共提出交涉：不得干涉內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北京跟世界開了個天大的玩笑！這一回，習近平等人只不過是要找一個開會的由頭，繼續忽悠國際社會、掩飾孤立處境、彰顯權力的存在。除此之外，並無任何新意。 中共宣稱，這次大會邀請了各國政要，但仔細一看，並非現任的各國政要，而只邀請到一些國家的前領導人出席。包括：越南前總書記農德孟，緬甸前總統登盛，巴西前總統羅塞夫，南非前總統莫特蘭蒂，衣索比亞前總統穆拉圖，斯里蘭卡前總統拉賈帕克薩，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義大利前總理達萊馬，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韓國前總理李海瓚等。 由此可見，中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過時，請的也都是過時的外國人物。有中國網民提問：邀請那麼多外國前領導人來北京吃大餐，習近平跟他們親切握手、談笑風生，那麼，中國自己的前領導人在哪裡呢？比如還在世的前總書記胡錦濤，他為何未獲邀請出席這次盛會？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習近平本人能夠跟中共自己的前領導人和平共處嗎？這無疑是最諷刺的詰問。 各國前領導人、包括越共前領導人應該感到慶幸：他們幸好不是中國的前領導人，故而能夠有尊嚴地存活下來、還有機會被邀請到北京吃大餐。如果他們是中國的前領導人，不僅不會有這樣的機會，更可能被軟禁或被變相軟禁；更有甚者，還可能平白喪失生命，正如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的結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前國防部長李尚福落馬近一年後，當局終於公告了他的所謂罪行和處理意見，給予其開除黨籍軍籍以及取消陸軍上將軍銜的政治處分。這個結果或許並不出乎外界預料。不過，李的前任、已經退休兩年的原防長魏鳳和也出現在和李遭同樣開除待遇的腐敗高官名冊里，多少讓外界有些訝異。 儘管在李出事後，輿論一度傳出魏涉火箭軍的腐敗案，但今年春節當局對老幹部的慰問，魏亦在列，熟悉中國政治事務的人都知道，這大概表明魏已經沒事了。 不像李——其實也不像絕大多數落馬的官員，魏此番被查沒有一個「前奏」，先宣布他落馬，過段時間再公布所犯何罪及處理結果，而是直接進入「高潮」，和李一起同時宣布受處置。當局這樣做是其內部事情，但有一點則再清楚不過，中共有腐敗嫌疑的官員，一抓一大把，就看抓不抓。李和魏是前後兩任防長兼國務委員，位列副國級，魏雖在胡錦濤時代發跡，然而被提為防長兼國務委員，是在習近平時代，李更是一手被習提拔，視為習之親信。兩位軍隊要員先後出事，如果再加上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一大堆將軍，你會覺得軍隊大面積的腐敗現象是個別和偶發的？ 落馬高官數量躍升徹底說明當局反腐失敗 可笑的是，當局早早宣稱反腐敗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從落馬官員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來看，確實是「壓倒性的」，但卻一點都稱不上「勝利」，如果真的是「勝利」，應該在某個峰值之後被查處官員逐年下降才對，而不是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後者表明腐敗越來越嚴重。當局到2022年20大召開前，反了10年腐，抓了大批腐敗官員，在20大前的幾年，落馬高官的數目似乎在下降，然而，這種情況20大後逆轉，2021年，被查處的中管幹部有25名，2022年增加到32名，2023年又大幅增加到47名，其中包括3名省部級官員，今年上半年這個數字躍升到37名，其中省部級官員7名。被查的官員有退休多年的，也有現任在職的，還有退居二線的，領域也是遍布各行業。 此種情形徹底說明當局的反腐敗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不是它沒有認真去反腐，而是在一黨專政乃至一人獨裁之下，是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的，更不用講去消滅腐敗。道理簡單得很，黨專政本身就是一種制度腐敗，個人獨裁則是腐敗的絕對形式，皇帝不受任何制度——不管是成文的還是約定俗成的——約束，以為通過強力反腐，可以讓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員不效法自己，成為一個個小皇帝，廉潔親民，勤政幹事，實則是辦不到的，當局12年的反腐已經表明了這點。然而，當局吹噓它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抑制腐敗的機制和體系。 儘管如此，反腐失敗並不妨礙中南海把它用於排除異己、打擊政敵、個人效忠的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李尚福和魏鳳和的案例中，官方新聞稿出現了過去罕見的幾乎相同的表述：（兩人）「身為黨和軍隊高級領導幹部，背棄初心使命、喪失黨性原則（指李）/信仰坍塌、忠誠失節（指魏），其行為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託，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政治生態和行業領域風氣（指李）/嚴重污染部隊政治生態（指魏），給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級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巨大」，差別只在上面標註的某些用詞上。這種帶有政治判定的表述，當然服務於某種特定的政治需求。從李、魏二人的處理結果在三中全會前不久，且和政治局會議同一天公布來看，這個政治需求明顯和三中全會有關。 中南海害怕三中全會出現要求檢討政治路線 不只李、魏，今年被查處官員的數量之多，事實上也可從這個角度去觀察，尤其最近兩月，幾乎到了每兩三天就有一個中管幹部落馬的地步，這在以前是不多見的。為何當局三中全會前刻意在反腐上顯示「零容忍」態度？這不排除中南海已偵查到黨的幹部隊伍特別是高級幹部里，對現行政策的某種不滿浮出了水面，會借著三中全會這個場合「非議」中央的大政方針，甚至要求檢討目前的政治路線。如果在全會上出現這種苗頭，即便被當局強力壓制和撲滅，對中南海的權威也是一大警訊。而要避免此種情形，不讓三中全會開成對中南海政治路線的檢討，就當局工具箱中的打擊武器來說，還是要抬出反腐這一招，多懲辦幾個所謂的腐敗官員。 這是中南海對官員上的一根政治絞索。但是只有反腐可能還嚇不到一些官員，且打著反腐旗號要讓黨員幹部不說話，也顯得不那麼合理合法。中南海還有另一政治絞索，即用黨建尤其是政治建設強化對幹部群體的紀律懲戒。外界看到，政治局會議當天，24名權力體系的成員也就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進行第十五次集體學習。習在主持學習的講話中強調，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將長期存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全黨必須永葆「趕考」的清醒和堅定，以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為有效途徑，不斷把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前進。如何推進？中南海的辦法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政治高壓稍鬆懈，政治權威基座將鬆動 黨的建設曾被毛澤東捧成中共打天下贏天下的「四大法寶」之一，而所謂的黨建在毛看來，不過是把中共改造成一個沒有半點個人自由意志、聽命於毛的毛式政黨，這樣黨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戰鬥力。中共共產革命的勝利確實證實了這一點，即毛對中共的改造是成功的。如今，中南海依葫蘆畫瓢，要再次撿起這一手，某種程度上也成功了，黨內派系被清除，異議被壓制，反對是不可以的，在所謂統一思想和集中統一領導之下，形成了一個新的獨裁體制。但是，中南海的新獨裁和毛式獨裁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權威的確在黨內得到了多數自覺的擁護，且那時中共和它的黨員還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成分，當然，毛能做到這點，條件是中國處於一種鎖國蒙昧狀態。 然而，現今中南海的政治權威並不是靠事功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讓黨員自覺服從而取得的，相反，靠黨的政治紀律，壓制不同意見，打擊不同政治勢力才得以建立起來，但這也就決定了其政治權威內在的不穩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壓稍稍鬆懈，政治權威的基座就會鬆動，很容易坍塌。因此，要強化政治權威，需不斷地在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強調政治學習、政治建設，強調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 不幸的是，對中南海來說，由於經濟持續不振和社會瀰漫的對未來的悲觀情緒，其政治權威也在快速消退，此次三中全會當局重舉改革牌，目的是提振全黨以及社會對當局的信心，但這也就給了黨內不滿中南海的力量一個合法要求檢討黨的經濟路線甚至政治路線的機會。這會不會讓會議起某種變化，越出中南海事先對會議劃定的基調和掌控？當局不能不對此保持警覺，並用黨的政治紀律來約束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幹部。 因而，外界也就看到了當局的上述動作。打著反腐和治黨的旗號，從正當性來講，讓黨內不滿勢力不好發作，忌憚被扣上反對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進而是反黨的帽子。假如有官員不怕被戴上它，還有腐敗這頂帽子等著扣在頭上。從政治現實出發，在這兩頂帽子或兩根絞索麵前，難以想像有官員還敢在會上公開挑戰現行路線，而中南海要的，就是會議上假裝的政治團結，不能有非議聲音出現。如此，三中全會將被當局宣傳為一次成功的會議，中南海的政治權威再次在全會上得以印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再次對農民下重手了，表面上鼓勵農民進城買房，真實意圖卻劍指宅基地，以及宅基地背後更深層的城鄉經濟結構。 近日，多地先後出台鼓勵農民放棄、退出農村宅基地政策，並給予退出宅基地獎勵。比較特別的是，出台政策的地方几乎都是四五線小城市。以安徽省鳳陽縣為例，農村居民自願放棄宅基地進城購房並歸還土地建物，可一次獲人民幣5萬元購房獎勵。安徽鳳陽縣，是農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率先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變相私有化方式，解放農民的積極性。如今這個政策，當然有政治指標意義──當年第一個將土地給農民的改革聖地，現在率先把農民從土地上打發走。 除了鳳陽縣，還有這些地方，江蘇省南通市宣布，自願退出（放棄）農村宅基地進城購房的，給予一定額度的獎補，標準由全市各地自行制定。湖北鄂州則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積給予購房補貼等。 大眾第一反應都是：此舉只是小地方想賣房，消化庫存，走投無路想出來的餿主意。畢竟，年輕人口基本上都被一二線大城市虹吸走了。而過去的買房主力人口體制內群體又不再旱澇保收，發工資都是問題，所以不得不對農民下手。 但其實我們可以算筆帳，就會發現，這很不現實。 中國的「宅基地」是非常特別的農民財產，所有權屬於集體，只能用以建造住宅。擴展理解有幾個特點：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農民只擁有使用權；而且還不能單獨擁有宅基地，必須要有建築物，才能一併擁有宅基地的使用權；任何農民建房，都需要政府批准，否則，政府可以強拆。還有就是，城鎮人口不能購買宅基地，農民失去農村戶口後也不能再擁有。 在中國購房網站上，鳳陽縣的房價均價為每平方公尺5000-6000元，一套均價50多萬人民幣，首付三成最低15萬以上。5萬顯得比較雞肋，就算勉強湊10萬元，交了首付，真正的問題才剛剛開始。首先是城市生活問題，在農村，農民有土地可以種植，就算沒工作，至少吃飯沒問題。但是失去土地到了城市，吃飯用水都需要花錢。其次是未來房貸怎麼辦？小地方就業崗位很少，城鎮人口都很難，何況進城的農民。最關鍵的是，農沒有正常城鎮醫保社保，怎麼看病養老？再說了，宅基地一旦退出，就不可能恢復。因為農業人口可以購買城鎮住房，而作為非農業人口的城鎮居民則不得購買農村宅基地，村民出賣住宅後，無法再申請宅基地——就是說，是5萬元把農民趕出農村，大概率只能讓他們未來成為城市邊緣人，徹底沒有立錐之地。 其實宅基地換房這種事情不是現在才有的，幾年前就開始了。4月份華爾街時報曾報導：河南省一名男子在2018年把自家的宅基地和農田通過政府賣給開發商，本來可以換6套公寓，2021年就可以入住。沒想到因為疫情和經濟下行、房地產衰退，相關樓盤項目的開發已停滯，他的祖產卻再也回不來。 過去這麼多年，因為農村人口大量流出，農村宅基地閑置情況非常嚴重，很多地方閑置率達到20%左右，不少宅基地上面的房子早已倒塌。所以農村閑置宅基地大部分時候只能在同村居民之間買賣，村民往往只有轉出的意願，沒有轉入的意願，實際上根「賣不掉」。既然土地閑置，那麼對於想建房的農民應該鼓勵甚至補貼吧？可詭異的是，現實恰好相反。 現在全國普遍性的現實是，農村宅基地審批越來越嚴格了。很多農民想申請宅基地蓋房子，難如登天，甚至還有人擔心以後農村不讓農民蓋房子了，甚至還有地方建好的房子都被強拆，沒有辦證的，拆；塌了超過兩年沒人住，拆。而有一些大家族男女老少同住一個老房子，按規定，成年兒女結婚了可以分家獨立修房子，村組織卻好幾年都不批，造成大家族住一個屋檐下，頻頻鬧矛盾。至於為什麼不批准，理由都是一個：要保護耕地。 可是中國現在真的很缺耕地嗎？根據官方數據，2019年全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率為18.1%。從2000到2016年，中國農村常住人口由8.08億人減少至5.89億人，減少了27.1%，但同期農村宅基地面積反而由2.47億畝擴大為2.98億畝，增加20.6%。而近三年，因為退林還耕和控制宅基地，中國耕地連續三年在增加，也就是說，這些因為農村空心化，和嚴格限制農村自建房，騰出來的耕地並不會投入生產，也不見集中起來開發做旅遊區或者規模化種植為鄉村謀福利，而是依然閑置。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些被回收成為農業用地的宅基地，本來就不是要用來種植或者搞建設的，而是為了另一筆帳。那就是——轉化為補充耕地指標。什麼叫轉化補充指標？那就要說到中國土地的占補平衡制度。 根據中國國務院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各地方政府先根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一定時期內的建設用地總規模進行控制，之後每一年，通過土地利用年度計划進行管理；最後，在每一年的實際工作中， 縣以上地方政府對本地建設用地總規模進行動態管理。意思是：如果一個地方政府想新增建設用地，就不免要侵佔耕地，但是耕地紅線劃得很嚴格，那就根據總量控制的原則，建設佔用多少耕地，就要補充劃入多少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這就是占補平衡制度。實際操作起來，就是地方為了GDP，在城鎮中心或者工業區不停新增建設用地，然後在農村嚴格控制宅基地，或者把閑置的宅基地轉回耕地，控制耕地總量不變，這樣，指標總量就圓回來了。 也就是說，讓農民讓出這些宅基地，或者，乾脆就不給申請蓋房子的農民批複宅基地，使耕地看起來很多，並不是要開發農村，也並不是真的要保證糧食生產，更不是純粹為了讓農民離開農村去城裡買房，而就是為了給這個地方政府騰出新的建設用地指標，來換取更多的建設用地建工廠、做房地產。飲鴆止渴，循環往複。 可問題是，在現在的經濟大環境下，就算農民犧牲這麼多，也不一定能恢復地方的經濟。因為中小型城鎮並沒有快速建設擴張的可能，大中型城市又不缺建設用地指標，政府投入巨資騰退多餘宅基地，卻很難收回成本。犧牲的只有農民。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在著作《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曾提到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議程」，就是中國「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從晚清到中共建政莫不如此。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農村集體化運動中，表面看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大躍進是政治運動，其實真正的經濟意義是：中共需要把中國傳統的農村基層力量完全消滅，這個基層實際也是過去幾千年來農民和皇權之間的中介和緩衝帶——鄉紳和地主。過去，他們一直負責穩定鄉村，以及徵兵、納稅，而中共通過政治運動把他們毀滅，就可以去掉「賺差價」的中間商，直接控制農民。土地還給農民，不是同情農民，是因為當時土地的價值是耕種產出農作物，用農業哺育工業，他必須要農民耕種，才能實現土地價值。而現在，而土地不需要農民耕種了，因為個體小農能產出的價值有限，而土地卻有了新的商業價值。 2022年，中國GDP總量1204724億元，其中農業 7.3%， 工業 39.9%， 服務業 52.8% ，可以看出農業早就不佔主導地位了。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51.83%，城鎮人口正式超過農村人口。2022年末，城鎮常住人口超9億人，鄉村常住人口接近5億，城鎮化率為65.2%。中國的經濟模式早都改變了——地比人值錢，於是農民就成了橫在中央政府和土地財政之間的阻力，所以，國家要把農民這個阻力拔除，哪怕讓農民成為城市和農村的遊民，國家權力也要直接控制土地。 所以，中共不再需要討好農民，農民不再佔主體之後，政治話語權也開始消失，再次成了沉默的韭菜，一聲不響地，就被收割了。 ※作者為作家，自媒體人，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聯合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