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碭山超市驚傳持刀傷人 官方稱4傷民間傳4死
2026 年 11 月 10 日
十月一日，有在台港人于西门町举办“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抗议活动，在已申请的地点插起“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岂料有两个疑似小粉红的中国游客看不过眼，直接拔掉“光时”旗丢到地上。主办单位见状，即趋前理论，其中一个小粉红竟向他们怒吼：“今天是中国国庆节，我不允许有这种旗插着！” 有份主办活动的“赴汤”说：“这边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你不能撞我的东西。”小粉红闻言，便像念咒一样回应：“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份！”赴汤说：“台湾是台湾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随后双方吵个不停，主办者即报警处理。结果两名踩场的小粉红被警方带离。 十月三日看媒体报导，那两个中国游客姓姚，是夫妇，二人假借探亲名义来台，但原来他们声称要探望的母亲（身分为“中配”，即嫁到台湾的中国大陆人），早已于七月离台返中，且长期居住大陆。官方表示，两人滥用台湾基于人道允许两岸亲人相聚的善意，现已强制他们离境。 只是强制离境，未免太便宜这两个小粉红了。台湾法律不是有《社会秩序维护法》吗？第73条说“于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展览会、运动会或其他公共场所，口角纷争或喧哗滋事，不听禁止者”，可罚款不超过六千元台币。有台湾立委也评论，指两人动手拉旗、破坏、叫嚣，已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属于“非告诉乃论”（即官方可主动侦查、检控的罪行，无需受害人起诉）。 台湾不同中国，这里人人皆能自由表达意见，现在两个中国小粉红来踩场闹事，把人家的旗子丢在地上，竟然拍拍屁股走人，完全无需受罚，是否太纵容他们呢？不要忘记，现在两人被强制出境，不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合法集会期间捣乱，而是因为他们恰巧“违反入境条件”——他们声称要探望的亲人根本不在台湾。假如那个中配母亲没有离境，两人岂不是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喜欢闹场就闹场？想一想就令人心寒了。 我认为，台湾政府对付这类横蛮无理、破坏言论自由空间的中国游客，绝对不能手软。像这次西门町事件，就算主办者没有财物损失，也应该按照法律惩治两人喧哗滋事、侵犯他人财产、妨碍他人行动等；即使不拘留，也至少应该罚款，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不然中国小粉红将来必然有恃无恐，陆续在这类活动中借故生事。 在台港人若不幸遇上这类小粉红，我的建议是：不要跟他拼拳，尝试入他中路。对方喃喃念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你不妨笑着问他：“海参崴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俄昔日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满洲里界约，你知道令中国失去多少土地吗？” 小粉红当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国家机密）。 这时，你就可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义正辞严骂道：“你们已经被俄国夺走相当于40个台湾的领土！连这些也不知道，你还算是中国人吗？”（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在现代战争的极限运用之下，以色列军方与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已经订出对真主党与伊朗的“斩首黑名单”，进行所谓“定点清除”，并且按表操课、有序执行。在继9月27日清除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之后，10月4日再度传出清除可能继任领袖人选之一的萨菲丁(Hashem Safieddine)。黎巴嫩安全部门10月5日证实，萨菲丁已经失联。但是可以预见，以色列的斩首任务必将引来真主党与伊朗的疯狂报复。 当前中东的情势，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情势失控、危险升级。尽管人们对中东和平的愿景充满不确定性，但唯一确定的是：对和平的企盼已经机会渺茫。似乎，犹太与伊斯兰两大民族，永远难以共存在这个地球上。 三次和平曙光，黯然消退 如果人们记忆犹新，1978年9月，在前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下，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方签署了《大卫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然而，埃及的“亲以政策”立即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激烈排挤，随即被取消《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资格，签署协定的埃及总统沙达特在1981年遭到暗杀，第一次中东和平的曙光稍纵即逝、黯然无光。 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签署了《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中东和平再现曙光。隔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签署双方：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和“巴解”领袖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结果，就在隔年(1995年)，拉宾本人也遭一名立场激进的犹太人刺杀身亡。换言之，致力于中东和平的双边领袖一一死于非命，证明了两个民族总有一些人永远不愿看到和平的到来！ 2020年，在前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搓合之下，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四个国家，分别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中东和平三度露出曙光。但是3年后的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了恐怖突袭，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战争框架”(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用语)以及“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ty of Life)：无数的难民与死伤的平民。或许，中东的和平曙光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中东和平三大支柱已经断裂 第1支柱的断裂：联合国已经报废而不堪使用 在继2024年4月之后，10月1日晚间伊朗再度对以色列发动数量达到200枚的飞弹攻击，使用的是超音速的洲际弹道导弹(Super Sonic ICBM)，伊朗宣称这是对以色列一连串军事侵略的报复行动。隔日清晨，真主党武装人员也首次与突入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部队交火，中东战火四处燎原。依据过去我对战争演化的三段推论： 双边冲突－溢出效应－大国介入，中东战火已经溢出而扩大。 面对不断升高的危机，联合国10月2日召开紧急会议，试图提出停火建议。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一番预设立场的说辞，等同于宣告联合国自毁长城、尽失立场。古特雷斯说道： “自去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加萨开展了他担任秘书长以来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的军事行动。加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难超乎想像。与此同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西岸的局势继续恶化，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建造定居点， 驱逐居民，掠夺土地，加剧定居者的袭击，逐步破坏两国解决方案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被联合国“官定”的恐怖组织(哈玛斯、真主党)，古特雷斯只是“轻微谴责”，对以色列则“重棒捶打”，这不只是双重标准，更是头歪脑斜、是非不清的标准。换言之，联合国已经失去公正调和、促进和平的功能。换言之，联合国已经报废，甚至应该进厂维修，根本无法发挥稳定、调和、促进中东和平的角色。 第2支柱的断裂：美国的中东影响力已经式微而无力回天 过去三次中东和平协议，都是由美国牵头促成，但是这次“以哈停火”的谈判却始终毫无斩获，甚至胎死腹中。换言之，美国已经管不住中东，包括无法劝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至于以色列自行其是而不再听命于美国，也包括管不住伊斯兰国家，甚至激发这些“疑美集团”烈焰难抑的怒火。时至今日，除了扮演以色列的“辅助防卫者”和“协力拦截者”之外，美国的外斡旋已经捉襟见肘、无力回天。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以色列有权作出回应，但‘应当适度’”，在被问及是否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核武基地时，拜登回答是negative(不支持)。两句回答整合起来就是：“以色列有权适度地作出不攻击伊朗核武基地的回应”，意思就是“有限度回应”。令人疑惑的是，美国不正是因为伊朗发展核武而对伊朗实施制裁吗？怎么对于以色列可能攻击伊朗核武设施表示反对？也许，这就是拜登面对中东冲突的“阿兹海默政策”。 实际上，中东危机的升级，证明了美国(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对于国际冲突，拜登政府始终采取开会、呼吁、沟通、警告等等口头表态，以为只要“大哥开口”，各方就应一呼百诺、听命行事。事实上，美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开始式微，美国的大哥外交已经形同“无能外交”。 第3支柱的破裂：两大民族血海深仇已无和平意愿 在联合国紧急会议之后，以色列直接将立场偏袒的古特雷斯定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禁止这位秘书长入境以色列。对于伊朗的飞弹攻击，以色列誓言要让伊朗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甚至发出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A. A. Khamenei)的预告。10月4日，哈米尼甚至“带枪”主持祈祷会，在这个具有全国动员力的仪式上，哈米尼宣称对以色列的飞弹攻击只是“最低限度的惩罚”，誓言将继续对抗以色列这一“中东吸血鬼”。换言之，以色列这一方是“战争打到底”，伊朗另一方则是“报复无止境”。 现代战争型态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现代战争已不同于传统战场(battle ground)上坦克互轰、机抢扫射、单兵肉搏的型态；在“全武器化”(total weaponization)之下，无人机艇、AI战狗、激光与微波作战、骇客瘫痪、特定斩首乃至各种非典型战术……，已经展现在现代战争“多象限空间”的作战型态中。在继4年前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之后，以色列9月17日发动锁定真主党人呼叫器(俗称BB Call)的集体爆炸事件，以及一连串高层领导的的斩首行动，说明了现代战争是一种“无限想像”与“难以逆料”的战争。 在现代战争的框架之下，中东的和平意愿已经崩解。在联合国自废武功、美国的“呼吁外交”已经失败、两大民族之间已无和解意愿之下，中东和平的三大支柱已经瓦解。在血债血还的魔咒以及“攻击－报复”的暴力螺旋之下，“第六次中东战争”已经濒临一触即发的境地。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地位未定论”兴起于二战末期一群美国对中政策官员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1943年《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提到战争结束后台湾将归还给中国，但那只是暂时性政治声明，必须以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为基准。该和约与195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日和约》都主张，日本放弃对台湾与澎湖的主权及一切权利、主张，但并没有定明日本放弃后台湾的归属国，所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日本放弃的受益国。这也是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的滥觞。 由于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施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戒严令，因此从早期的党外到民进党都带有浓烈的反体制色彩，希望以“台湾住民自决”来对抗国民党的“法统论”，“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成为前者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即使民进党于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公开肯认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并接受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但历任的民进党领导人包括蔡英文在内，能够不多谈“中华民国”就不多谈，更遑论要挑战“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一切似乎在赖清德就任总统后有了微妙的变化。 上任4个月来，赖清德似乎正在拆解民进党内普遍认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积极透过肯认中华民国合法性的方式，往“两个中国”的方向走，其证据有三： 第一、赖清德多次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所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之说虽然始自于蔡英文，不过，赖清德却是第一个将此说搬进就职演说的国家领导人。“两岸（两国）主权互不隶属的说法”让共产党恨得牙痒痒，认为赖清德正往“独”的方向迈进。不过，由于此说标举中华民国主权高位，对内可以向中华民国支持者号召，对外又可有效区隔中华人民共和国，纵使国民党不开心却也很难反对。特别的是，“互不隶属”说与美国从前年开始倡议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没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理念相通，遥相呼应，前者显然也有美国背书支持的成分在。 第二、赖清德搬出《瑷珲条约》，反讽中国如真在乎领土完整，为何不收回清朝割让给俄国的土地？ 赖清德的这番说法聪明地点出中共所谓“中国领土完整”的谎言与荒谬性，后续也引来大批国际媒体的报导，效果惊人。不过，拿大清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来反击中共，也隐约有承认“历史疆域”说的味道，据此，又隐隐与国民党政府一直强调的“中华民国法统论”相契合。就传统民进党人来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说法，但赖清德却直言不讳。 第三、赖清德前天说，7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113岁的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这其中，“中华民国正要过113岁生日”，显然已纳入中华民国在1949年以前在大陆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更是正面肯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台湾人都是“中华民国人民”。至于“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这不仅在民进党内闻所未闻，就连近10年来都未曾有任何国民党人说过。赖清德的这番谈话，可说是已经完全拆掉传统民进党人对中华民国的拘束器，正面表述“两个中国”。 党政高层说，赖清德这番话是针对最近许多台湾艺人称中国为祖国，有感而发。不过，就台湾内部政治而言，赖清德的连番谈话其实更像是一把利刃，直插向国民党的心脏。无论是脱胎自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互不隶属”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或引据《瑷珲条约》直斥共产党对台湾的领土野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这本该是前晚坐在台下的韩国瑜、蒋万安等等国民党人的传统论述，但如今却失去了这些历史话语权，到底孰令致之？ 比较前后两任总统的两岸论述，蔡英文阴柔，总是审时度势步步为营，希望能慢慢地推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与能见度。赖清德阳刚，但却用缜密的事实与简单的逻辑，逐一破解许多台湾人在两岸关系上习以为常的定见与盲点。如果国民党还把赖清德当成亟亟推动台湾正名建国的“台独金孙”，用赵少康那种不知所云、气极败坏的方式解读赖清德这一系列的谈话与布局，那等于是与上述主张站在对立面，将距离台湾主流民意越来越远。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我不是吴慷仁的粉丝或安溥（从前艺名叫张悬）的歌迷，所以两人在微博表态祝贺那个“国庆”，我并无特别感觉，但理解很多港、台网民为什么马上崩溃。然而两相比较，安溥“跪”得似乎比吴慷仁更惊天动地。 毕竟连“成都人”林依晨和正在大陆巡演的陈奕迅，昨天都没有在自己的微博贺“国庆”——可见在中国求财的艺人也有沉默的自由——但没有用微博的安溥，反而煞有介事透过经纪公司祝贺中共，更亲笔题下“祝福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人民和睦，万里皆安。安溥祝福”，可谓诚意十足。有小粉红还嫌她没写“祖国”，未免太吹毛求疵了。 其实看一看安溥近年的动向和访问，她差不多早已亲口告诉你：“从前的张悬只是虚假的人设，现在的安溥才是真正的自己。”她根本没变，只是今天不再演了。 仍叫“张悬”的时候，她在许多社会议题上勇于发声，声援中国乌坎村、支持台湾太阳花学运、声援香港反国教和雨伞运动，在英国开演唱会时还高举台湾国旗，被小粉红认定为十恶不赦的“独派”。但在她使用本名“安溥”后，一切政治表态便戛然而止。试看以下这条耐人寻味的时间线： 2013年10月，以艺名“张悬”最后一次前往中国演出，那是西湖国际音乐节。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张悬在脸书发文声援香港，有一句说：“我们一起被这世界正在发生的苦难震撼，我们与拥有同样信念的人们站在一起，一起做事，发出声音，很多事，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2015年，放弃艺名“张悬”，改用本名“安溥”（她表示希望习惯剪报的父母，能时时看到自己为女儿取的名字），并宣布闭关，暂别幕前。 2017年，安溥突然关闭有35万人追踪的脸书粉专，清空过去发表的一切言论。 2018年，正式以安溥身分复出乐坛，11月便到杭州ADM展会演讲。 2020年1月1日，相隔六年，安溥终于重返中国大陆演唱，参加温州东海跨年音乐节。 从此，安溥一直畅通无阻在中国巡回表演，直到今天。 不难发现2015年是她的人生转捩点——她由热血沸腾的“社会运动者”张悬，逐渐蜕变成一个自言增加了“幽默感”、对世事更“包容”的安溥，正如2018年她复出时接受ELLE访问所说：“以前不管有耐心或是没有耐心，都会试着想要去多讲一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看待所有不同事物的幽默感，幽默感代表任何嬉笑怒骂的事情，任何有理没理的事情，它都可以存在、都可以发生、都可以被包容，然后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面向去相对应，而不是一定要去消灭某种说法，或者是大家一定要认同同一个价值观，这个世界才会继续运作下去。” 任何没理的事情，安溥都可以包容，那自然不介意中共的统战了。 是什么驱使她有这种变化呢？会否跟2014年声援雨伞运动有关？我不知道，但决不排除这个可能。不要忘记，林夕也是从伞运开始被中共打压的，但他没有“悔过”，终于在大陆变成“佚名”。张悬之前扮演社会运动者，或许一直不需付什么代价，但这次声援香港伞运，必然发觉已结结实实踢到一块铁板。 踩了中共这条红线的艺人，若不“洗心革面”，将永远与香喷喷的人民币绝缘，这是常识。也许是这缘故，她才毅然跟自己割席，改掉“张悬”这个“劣迹艺人”的名字，并彻底抹掉自己在社交媒体留下的痕迹，然后以清清白白的“安溥”之身投奔对岸。 安溥能够在2020年头踏足温州舞台，当时肯定就跪了，而她那位在中国有广泛人脉的父亲焦仁和，可能亦出了不少力。只要细察安溥在2014年后的微妙变化，就知道她在大陆有今天的发展得来不易，所以万勿误会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哪有许多无可奈何的苦衷，根本只有蓄谋已久的表忠。 台湾人其实应该感谢中共，是中共让你看清楚：每一个张悬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安溥。换了是你，又能否把张悬这个角色演到底呢？（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因为在微信群非议习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经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后引发外界对中国言论管控的进一步担忧。关于朱的被抓，我在华日的报导前20多天就已获知。当时一个朋友告诉我，朱是因为非议三明医改而被抓的，且经济所受到牵连，领导班子也被一锅端，全换了。我本想将此事在我的X帐号披露，但后来想到这可能给朋友带来麻烦，也就作罢。此前，有朋友给我提供一些资讯，被警方叫去“喝茶”。 说实话，朋友告知我此事时，还不完全相信，因为感觉如果只是非议三明医改，就把一个经济学者，而且人家还是副所长抓了，有点不可思议，虽然三明医改是当局宣导的医改模范。因此我特意上了经济所的网站，看看它的领导变更。果然发现，其所长和副所长同时是8月从社科院其他所调入，党委书记没有说什么时候任命，但是一个专攻马列的学者。显然，经济所领导班子的任命程式显得很不正常，间接证实发生了一场人事地震。而朱恒鹏的资讯在经济所的网站也消失了，研究员栏内没有他的名字，无疑连这个资格都被除名。 一场太过严厉的处分 我上网查到朱2017年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三明医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对三明医改是表扬的。如果像朋友所说，他是因妄议三明医改而遭此无妄之灾，那他是什么时候转变对三明医改的看法？这个转变背后是否意味著体制内的学者，包括有一定学术地位和权力的学者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整体环境，还有对习近平个人的看法和评价，有一个大的变化？因为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转变，他代表的是体制内至少一批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的转变。 2017年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尽管习在那五年已经在政治上表现出集权，在思想观念上回归毛的倾向，但毕竟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权独揽，在经济上还有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共党内自由派的某种牵制，彼时的中国经济虽然已出现衰退，但不是很明显，所以体制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认为李克强、刘鹤等经济官僚不会让习在经济上完全胡来。然而，从2017年到现在，习越来越专权，经济也衰退得越来越严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终于把体制内那些原本还存有一点幻想的经济学者惹怒了，认为这样下去就是自掘坟墓。从这个背景，事实上不难理解朱对当局态度的转变。 不过我对朋友的有关说法还是存疑。华日的报导也只是说他在微信群里批习，但到底是怎么批习的，说了哪些习的坏话，不得而知。从当下的政治言，虽然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比习统治前期更恶劣，当局对言论的管控在进一步加强，乃至公开要求对中国经济不能说坏，只能说好——所谓唱响经济光明论，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里发泄对习的不满，批评当局对经济的做法，从当局之前处理的相关案例——之前也有个别体制内官员因在非公开场合妄议习而受处分——来看，目前这种处理是过严了。即使社科院领导想讨好上级，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责，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长职务撤销，开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毕竟朱不是个普通学者，还担任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的副手，而且以前没有政治妄议的前科。但现在人不仅被抓，且经济所的领导班子也全换，从这个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习，是否像任志强一样，有对习的刻意的政治丑化？ 任被抓，是他发布的批习长信，虽然此信开始也是在小范围传阅，但因语气激烈，公然抨击习的内外政策，对习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否定，还讥讽习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泄露出来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的舆论效果。对习来说，任的这封信无异于是讨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红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经过从甚密，而那个时候也正是习处于政治低谷时期，武汉疫情的大爆发把他搞得灰头土脸，种种因素混在一起，很难不使习会疑心，认为党内有一个针对他的势力要借著疫情蠢蠢欲动，把他搞下，先由任发难，在舆论上造势，唤起社会对他的不满，接下来会对他采取其他手段。习当然不能容忍此种现象的存在，所以必须严惩，拿任开刀。 妄议中央，杀一儆百 然而，朱批习的事并没有在社会扩散开来，只有部分经济学者知道这个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过去几月无人谈及朱，说明知晓此事的人确实不多。这也就表明，朱的妄议不太可能涉及对习的政治攻击，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讨习檄文一样。可如果是这样，像前面说的，当局为何又大动干戈？我提出一个解释。朱很可能在微信群里说了对习大不敬的话，对他的某几个政策进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评，此事传出去后被社科院和网信部门获知。但对这种事的处理当局本来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现在的处理方式，小则交给经济所内部处理。可是，这个事情被汇报到了蔡奇甚至习那儿。无论蔡还是习，在他们二位看来，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动摇了习的领导力，现在像朱这样的担任一定职务的知名经济学者，对习和他的经济政策说三道四，却不加以严处，会不会鼓励其他对习不满的学者也跟著批评抹黑习，攻击当局政策，从而动摇军心，损害习的权威？所以他们指示对此事要从重处理，把它作为政治上妄议中央和习近平的典型案例，达到杀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后当局以腐败罪判处他18年重刑。朱应该没有腐败问题，所以当局要把朱收监，判朱的罪恐怕很难，总不能像对待民间人士一样，也给朱安个寻衅滋事的罪名，这将会让人贻笑大方。我估计现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后有没有一个反习小集团，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习势力的影响，和这个势力有什么策应。如果警方是在这个方向调查朱，那么他可能面临两种结局：要么在调查后发现没有其他严重政治问题，把他放了；要么抓到其他把柄，给他安个相应罪名，判处几年监禁。 不管对朱的处理结果如何，当局都是要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决不允许包括学者在内的体制内官员，借著当下的困难局面，非议习近平和中央的决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怀有二心。通过这起事例，官方学者更不敢、也不愿去表达和当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当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议。当官方学者都噤若寒蝉，可想而知，当局出台的政策和决策，品质只会越来越差。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以色列将寻常电子通讯设备变成杀人武器，立竿见影的效果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及骨干近于覆灭，还产生了不少附带受害者。接下来受影响的就是全球产品供应链。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强大韧带，其转移与重置势必牵动全球经济格局。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2月在世界民主峰会主题发言中强调全球将分成“民主经济体”与“非民主经济体”的构想，因这场爆炸将电子产品供应链的“中国”与“去中国化”区隔迅速扩大。 全球化近期分裂的背景回顾 自2019年之后，美中两国关系被定位成“战略竞争关系”。尽管拜登政府在对华外交中屡屡强调不以改造对方政治体制为目标，但在2021年12月与2023年3月召开的两次世界民主峰会中，都强调现阶段的国际局势是民主与独裁的对峙。例如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民主峰会上的发言中提到：“我们明确，民主价值观是国际体系的核心，它们也是几十年来全球发展与繁荣的根本因素。我们致力于与所有持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建立将主导我们在21世纪前进的道路规则——包括在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问题上——从而让后代继续得到我们所得到的自由和民主的恩惠。”西方媒体均将拜登这一发言解读为民主对独裁的宣言，美国将成为民主经济联合体的领导者，中国则将被不民主的“南方国家”奉为“大哥”。这两次峰会期间先后发生了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整个国际格局进入大重塑阶段。 尽管两国政府这一期间不断表态并保持接触，都称希望两国关系尽快恢复正常，但俄乌战争显现出来的地缘政治冲突表明，两国关系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曾在《世界产业链大分离：“中国”与“非中国”》（RFA,01/17/2023）,《经济全球化：美中双引擎正分道扬镳》（RFA，08/07/2023）中谈到，不管两国政府如何表态，这两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逆转。只是全球化进程长达30余年，各国经贸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分离需要时间。在《全球化VS去中国化，美欧商界意彷徨》（RFA，08/07/2024）等文中谈到这种为分享做准备的漫长时段中发生的种种。因为这种经济上的牵绊导致一些盟国在美中之间不肯选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终于忍不住发表“餐桌菜单论”，对一些想游走美中两张餐台之间且都成座上宾的国家进行敲打。我在《美中各搭“餐台”，嘉宾指望两边通吃》（RFA,01/29/2024）对此有过评论。 产业链重置直接影响亚太三大电子产品生产国 全球电子市场规模呈现稳步扩张的态势，2024年达到79.3亿美元。全球电子市场的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亚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亚太地区由于其制造业基础雄厚，成为电子产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地。中日韩三国在全球电子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寻呼机、对讲机、手机、平板电脑等随身电子产品领域，从原材料供应到最终产品制造成一条龙供应链。北美和欧洲地区则以高端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电子产品而闻名，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尤为突出。 以色列的供应链攻击涉及厂商就是台湾与日本两家厂商。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称，9月17日爆炸的传呼机的型号为AR-924，公司授权一家名为BAC的企业进行贴牌生产，金阿波罗没有参与设计或生产，自身也是受害者。9月18日爆炸的对讲机为ICOM-V82手持式特高频对讲机，由日本电子制造商ICOM多年前生产，现已停产。路透社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真主党五个月前购买了这些对讲机，购买时间与传呼机大致相同。美国Axios新闻网站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情报部门在将数千部作为战时紧急通信系统一部分的对讲机交给真主党之前，已在对讲机上埋设了炸弹。 这次通讯设备爆炸案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一方面，从传统的自杀式袭击转向利用电子设备等技术手段进行远程引爆，为不对称的超限战开辟了新战法。另一方面，通信设备武器化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盲区，足以让人们对供应链安全产生恐慌情绪，各国在敏感物品的生产环节将会倾向于建造供应链闭环，这对全球供应链系统的潜在影响是深远的。目前可见的是对中东地区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已经产生了影响。 安全忧虑下供应链的变动对中国有利 中东地区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版图中有特殊意义。尽管该地区只占全球人口的6％，但原油出口占全球比例高达46％，又位处红海枢纽，中东货柜贸易量占全球30％，对全球经贸影响甚巨。俄乌战争开始后，世界因西方制裁俄罗斯迅速分裂成两大阵营，中东海湾国家积极布局“后石油时代”发展路线，逐步扩大“非石油产业”的GDP结构占比，设立工业区，想一步步吸引产业链进驻，成为先进制程、汽车制造、资通讯科技（ICT）和医疗技术的重要投资据点。 在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压力中调整市场布局的台湾政府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2023上半年在沙国首都利雅德成立“利雅德台湾贸易中心”，号召中东蓝海旗舰团、2024年中东三国贸易访问团深入阿拉伯、巴林、阿曼，开发医疗照护、绿色能源、汽车零组件、资通讯产业链商机。 不过，台湾所有这些商贸构想，完全没考虑拜登所讲的“民主经济体”与“非民主经济体”的问题，而是希望“游走三方经济走廊”，在与以色列保持良好经贸关系的情况下，摘取“全球贸易链下的中东钻石”。在去年10月以巴战争发生之前，这个愿望有现实基础，代工龙头鸿海集团一直与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PIF）保持友好互动关系，抢先在2022年底与PIF合资成立沙国第一个电动车品牌CEER，为的是优先承接电动车、低轨卫星等订单大饼。 黎巴嫩电子通讯工具爆炸案发生之后，一直以全球为产品供应市场的台湾来说，“游走三方经济走廊”的愿景受挫，中国产品乘虚而入。 在《中东狂买中国电子产品，要求生产组装起运均在中国》（网易，9月23日）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中东人这波被数千同胞惨状给吓出来的心理应激反应远超预期，不仅发到中国工厂的询价邮件要求产品从头到脚都必须中国造，还有中东人要求连运货的船都必须是中国的，同时上面的船员也必须是中国籍，确保整个交付流程没有一丝一毫被西方人接触到的可能性。“ 为了打入中东市场，中国的电子产品这么多年来花了大量心血和资金进行宣传，但是不敌台湾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端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与关切，远比拜登在民主峰会上的动员与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论这些政治动员手段有效，而且几乎立竿见影。以色列这一炸，不仅损害了台湾多年开拓市场的努力，也加剧了世界“民主经济体”与“非民主经济体”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将达到什么程度，与美国2024年大选结果直接相关，还将引发全球制造业板块重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24日，随着中共政权的 “前反恐专员”刘跃进被最高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罪”逮捕, 墙内墙外媒体都对这位“副部级公安虎”给以了足够的关注。各媒体之所以都要特别强调这位刘跃进的“副部级”， 是因为 “专员”不是一个被人熟知的官衔，所以才要突出强调一下这个刘跃进不是一个普通“专员”，而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专员”。 众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才有资格被称为“虎”，从正厅局往下直至副村长级的各级污吏全都被称之为“(苍)蝇)”—-“典”出自习近平的“打虎拍蝇”。 说起来，刘跃进退居二线前的“反恐专员”头衔的全称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专员”才对，因为他的这一头衔是为代表中共国就反恐工作对外联络时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线”之前的内部职务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在刘跃进之前，这两项职务是由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伟（武警少将）兼任的。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各类“领导小组”成员的任命，都不会在任命的同时就对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专任）了某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态。而刘跃进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就是在他已经实际主持了两年多时间的这一小组的日常工作之后才因为全国反恐会议的召开被公开的。而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向都是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兼任，那副组长至少也是要副部长级才是。 墙内的百度有“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词条，内容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 词条中介绍：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应设立机构，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办公室也设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担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国家反恐怖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担任，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恐办） 和反恐作战计划处等部门。协调小组侧重于协调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恐工作，调整为领导小组之后，小组的“领导统筹”职能增强，职责范围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像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起到辅助性作用，满足国家反恐工作的整体部署和需求。反恐办是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 要说明的是百度的这一词条大致是2018年左右编成的，日后再未及时修正。所以词条中列出的当时的该小组的组长还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副组长还是：孟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文清（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乐玉成（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光军（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情报局局长）、王宁（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兼中央政法委委员）、刘跃进。 当年刘跃进以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兼任其常设办事机构反恐办主任的那几年里，一直都是专职。也就是说，刘跃进退居二线之前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么说他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一哥”呢。 墙内腾讯网的一篇追踪报道刘跃进的文章介绍了他的简历，说生于1959年的刘跃进，“原籍湖南宁远，出生于广西桂林，15岁参加工作，很早就在生产队从事生产劳作，后来还当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产队长。不过，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省广播电台的编辑。” 请注意，原籍湖南，出生于桂林，而且是15岁“参加工作”。这就说明当时的刘跃进并非是桂林当地郊县的原本就是农村户口的“返乡知青”，而是“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乡插队之后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参军、上了大学的，下乡插队的时间是会被计入“工龄”的。所以从下乡插队的那一天开始就算是“参加工作”。 对照一下习近平的简历，写明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泽东的基层爪牙们当成“反革命狗崽子”赶出北京的时间，被迫前往的地点是陕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说，比习近平年轻6岁的刘跃进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赶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半期。 腾讯追踪报道刘跃进的记者应该是比较年轻，对“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写出“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广播电台的编辑”这样的话。事实上当年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随时被“招干”回城当干部也好，当教师也好，当编辑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少得可怜。比如当年和习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车到陕西插队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摇身一变”成为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日后在此岗位上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至于刘跃进，人家当年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岗位上通过正式高考进入西南政法学院，而且还如愿进入该校当时最热门专业，首次招生的刑侦专业，足见他在当时的同龄人里，实际文化程度是属于姣姣者。 西南政法学院四年学习期满后，刘跃进参加了全国统一分配。按照如上腾讯文章的介绍：大学毕业后的刘跃进从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普通干部开始爬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正处级侦察员，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 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升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2015年01月，刘跃进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长助理身份兼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3个月后又被宣布兼任国家禁毒办主任。当时的公安部网站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是（2015年）5月11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汇报了2014年以来的禁毒工作。 当年12月，刘跃进被国务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在公安部网站上只标示他以公安部党委委员身份任反恐专员。次月，他便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自动宣布了他已经正式晋升副部长级。 说明一下， 中共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警衔制以来，就一直将警衔分为五等十三级，最高一级即总警监只有一个，就是当届的公安部部长。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长包括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总警监。另外因为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均为副省部级，所以也都是副总警监衔。简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长是和下面省级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平级。也就是说，副总警监等于副省部级。 前面引述的腾讯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刘跃进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专员。笔者读到的其他墙内墙外媒体感兴趣刘跃进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这一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权授以“反恐专员”头衔的至少还有一个岳修虎，此人从今年六月开始的现职是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副部长级），副总警监警衔。这从公安部的官网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于1973年4月，是公安部现有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居然还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近一年时间的“客座研究员”。研究什么就不清楚了。从他大学毕业后长期的国务院发改委工作的经历看，应该是研究经济大类里的什么东东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开始被外放云南省担任正厅级职务的， 2023年1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并兼任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的这种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为了证明此人 “文武双全”？ 不过云南副省长只当了1年5月，这个岳修虎就被调回北京，担任现职。其实今年6月初墙内曾有好几家媒体关注过这个岳修虎的新职。 而在刘跃进与如今的岳修虎之间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则是刘跃进在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的学弟杜航伟。此人倒是没有被同时宣布为“反恐专员”，但至今还是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刘跃进一样，这个杜航伟在主持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同时，也还兼任着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去年3月，61岁的杜航伟在副部级岗位上到点下车，被安排占了一个全国人大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名额。 回过头来继续说刘跃进的那点事。 纵观刘跃进的如上简历内容，前期发迹在天津，后期被重用在北京。关于他在天津给臭名昭著的时任天津公安局长武爷武长顺当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我们已经注意到，刘跃进进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办公厅的主任。虽然部办公厅主任也是正司局级，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晋升部长助理然后再晋升副部长的机会肯定更大。当然，公安部所属司局里，也有和部办公厅的重要性一样，甚至可以说比部办公厅更牛掰的一个，那就是一局（政治保卫局）。如果说公安部的党委委员里有一个局长的话，那就是一局局长。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时期曾担任过一局局长的孙力军就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委员里唯一的局长。 我们都知道，已经被判处死缓，到他们公安部自己管辖的秦城监狱里与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傅正华相依为伴、抱团取暖的孙力军当年从上海调入公安部后，首个岗位也是部办公厅，只是因为此前在上海的级别太低，所以当时调他进京的部长孟建柱担心在部里引发众怒，只能让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过度一下。而早于孙力军调入公安部的刘跃进因为此前就已经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所以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属于平调。 孙力军一经进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辈刘跃进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于孙力军是如何在公安部发迹的故事，笔者在两年多前已经为本专栏陆续撰写了《孙力军在上海时 曾自诩是”韩市长的英文秘书”》、《孙力军案中 高级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场：真正的高危职业》、《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里的7名成员已被判刑：孙力军因受贿6.46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长傅政华，受贿1.17亿元，被判死缓；原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受贿4.4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受贿2.34亿元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受贿7,343万元，被判无期；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恢林，受贿4,267万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刘新云，受贿1,333万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从公安部历任副部长里陆续抓出的所谓“公安虎”，至少还有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孟宏伟及杨焕宁（正部长级）。他们中间，除了杨焕宁，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监狱里“安度晚年” 呢。 日后，公安部的历任正部长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仍未逃脱被整肃命运的周永康，是否还会再有落马者不好说，但曾经或正在公安部系统任职的副总警监们，肯定还会有跟在刘跃进后面陆续被整肃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今世界，哪些国家比较受欢迎？看看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民航飞机，就可以看出国际政治格局的亲疏冷热。最近，外国航空公司开始停飞中国航线，这件事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成了一个大新闻。但是，绝大多数媒体都是从民航运营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种潜在的暗示，什么时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飞中国航线的外国公司就会立刻恢复营运。 然而，笔者以为，民航成本只是一个表象，而中国的国际重要性明显下降，才是各国停飞中国线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来多少外国旅客，是看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态度的镜子。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旅客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时，从这面镜子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国际观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即该国的国际地位之坠落。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的“中国梦”划下“终止符”，北京的反应是，对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凸显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威胁。 一、各国停飞中国线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对外宣传官媒香港01发出一篇报道，提到好几家外国民航公司停飞中国航线。 今年5月起，一连串国家宣布取消飞中国的航线。美国的达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复洛杉矶—上海的往返航线，现在宣布取消。然后，英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继宣布，停飞从伦敦到中国的航班。8月8日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从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暂停伦敦往返北京的航线，以后是否恢复航班，届时再议。英国航空1980年开通伦敦—北京航线，44年来一直运作，现在却突然关停了。英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飞中国航线的态度更决绝，它也是从今年10月26日起停飞，但停飞无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则宣布，从7月28日起停飞悉尼-上海航线。这条航线9个月前才恢复飞行，现在则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东南亚的汶莱皇家航空也将暂停每周两次直飞北京的航班。 欧洲大陆国家虽然没停飞去中国的航线，但班次压缩了。今年夏季德国的汉莎航空（Lufthansa）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飞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复并扩大运力，以弥补三年疫情的损失，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飞中国航线呢？它们并未压缩运营规模，而是把飞机和驾驶员、空服人员转移到别的航线去了。比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停了中国航线，却开辟了飞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也增加了飞新加坡的航班。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虽然没停飞中国航线，但把原来使用的大飞机换成了座位数较少的小飞机。例如，阿联酋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线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为体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国航线乘客少 香港01的报道针对各国停飞中国线这个现象，讲了一句重话，“让人嗅到了一丝反常的气息”。那什么是反常的气息？该外宣媒体不敢讲。其实，反常的气息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下降了。 五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各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仅大量商务旅客频频往返，而且国际游客也络绎不绝。这都反映出各国对中国的兴趣很大，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引发了全球性健康危机，各国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闸”，纷纷停飞。疫情结束以后，各国的民航航班开始恢复，但几年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航班大幅度减少，那就是中国。 今年6月全球国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达到535万人，比去年6月增长了112%，只有飞中国的航线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间的航班频率只不过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这两个数据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间的航班基本满座，那么，现在每个月航班的载客量比疫情前减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这6.3%的旅客当中，还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国探亲的在美华人。今年暑假期间，连在美国的几十万中国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回国，因为生怕拿着大学发给的I-20学生签证申请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时会遇到申请签证的麻烦。 全球飞中国的航线中，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最具指标性，因为中国人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出口赚外汇靠美国市场，从西方捞技术还是从美国偷。什么时候美中航线没人坐了，那就是美中关系开始接近冰点了。中国14亿人口，台湾才2,350万人，但是，现在美国飞台湾的航班比中国多一倍。去年12月台湾－北美的客运航线每周飞143班，而中国每周只飞70班。今年4月美国的航空公司集体发函给美国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个大逆转说明，各国的商务旅客和游客已经用脚投票，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再去中国。 如果说，美中关系不佳，可能导致航班减少，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比2019年同期减少23%，而今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欧洲航司的绕飞成本和中国航司的导航干扰 各国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班，并非其本国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足够的旅客。不光是各国去中国的旅客减少七成，中国的出国旅客人数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国际航班的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少，口袋里没钱，当然是一个原因；而当局严控护照，也使得很多属于中产阶层的学校、医院、媒体等机构员工无法出国。为了抢夺有限的客源，中国的航空公司实行机票打折，因此中国的四大国营航空今年上半年亏损70亿。即使如此，中国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飞国际航线，因为申请航线要与对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对等，一旦停飞，这条航线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乌战争似乎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欧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机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各国制裁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对欧盟、英、美、加等36个国家关闭领空。原来从欧洲飞中国的航班从俄罗斯上空经过，现在只好绕道中东，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为中共与俄罗斯是同伙，所以，中国的航班依然可以从俄国上空抄近路。这就使西方国家航空公司的票价比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贵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乌战争升级到双方无人机互相空袭之后，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俄罗斯军方使用的是国造的格洛纳斯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统，没有抗干扰设置。于是，俄罗斯军方就用伪造的GPS信号，干扰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这种情形在俄乌战场屡屡发生。 而俄罗斯军方伪造的GPS信号，会无差别地干扰到民航机的导航和安全警告系统，造成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飞航安全风险。据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响的航班数量已超过1,100架次。由于中国飞西欧的航班会飞经俄乌战场的上空，因此，中国民航机遭到俄罗斯军方导航干扰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因导航干扰而造成的飞行事故。 四、美国金流已断供 过去几年来，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纽带是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过去几年给中国送去了两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这笔钱只是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垮塌，但却让美国的投资“失血”。现在，华尔街一厢情愿的对中金流基本断供了。 讲到外企投资，一般人只注意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建厂开店的所谓“绿地投资”。其实，更大的一块不是“绿地投资”，而是金融投资。从最新的中国外汇管理局年报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国金融投资累计一共是2万亿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约是8千万，而这2万亿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投资中国的。那时，中共刚要点燃中美冷战，但华尔街并不知情。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2万亿金融投资的四成买了中国公司的债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国的私募基金当中（private equity）。所谓的私募基金，即外国投资人与中方的初创公司签下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作为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十年内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创公司成功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才能出让股权，收回投资和利润。中国过去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初创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这笔钱去的。 中美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到美国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国的股市一直在3千点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点，所以中国的初创公司在国内或香港也很难上市了。于是，美国金融投资产生的中国初创公司泡沫，也随即破灭。在外国风险投资的高峰期，2018年中国成立了51,302家初创企业；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仅余下一个零头而已。当然了，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投资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外国投资人现在表示，中国的初创企业是“整个行业就在我们眼前消亡了”，华尔街几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资者现在都认为，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对中国的任何投资了。而热衷于对中国做风险投资的美国著名的投资管理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艰难”，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中，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国了。 五、中国威胁终止西方“中国梦”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中国梦”是如何终结的？始作俑者，中国也。从2020年起，中国开始公开威胁台湾和印太地区，并且霸占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岛，辟为军事基地。为此，中国频频威胁菲律宾，仅仅是因为菲律宾的二百海里经济区与中共在公海上试图控制的军事要塞区相重叠。 中共对台湾、对南海、乃至对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权野心，服务于同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使用南海东部广阔的国际水域，作为其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所谓的“堡垒海区”，是指这一国际海域水深数千米，可以隐藏发射洲际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中共的洲际导弹携带核弹头，可以从这个“堡垒海区”里随时发动对美国全境的核威胁。 为了展示其战略意图，今年9月25日，中共从“堡垒海区”的山洞型战略核潜艇基地（位于海南岛三亚市东面的亚龙湾东岸之亚龙半岛）的附近，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关注。这个威胁行动证明，中共的国际野心并非局限于东海海域，其战略意图涵盖整个印太地区。 这样的国际霸权意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各相关国家纷纷增加军费、加强相互合作，同时引进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加强国防。正因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这种负面的国际关注，当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民间对中国的观感。 外国人现在对中国的观感改变了，那种单纯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没有了，剩下来的是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疑虑和质疑。中国不断对外摆出侵略和扩张的姿态，对内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样的一个中国，无论对国际间的商务往来计划，还是对外国游客的猎奇探索愿望，都是一种明显的压制。在大部分国家的商界和民众当中，当年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已经破产。这就是国际现实，这就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处境，这就是中国正在变得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日益孤立的现状。 六、北京的最新威胁姿态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扩张意图的国家，而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就是明确表明，中共为了它的国际野心，已经公开挑战美国，摆出了一副威胁姿态。路透社曾经这样分析，虽然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全球竞争，类似于一场不同但具有新风格的冷战。 9月18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国会山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听证会时，有一番坦率的发言。他指出，“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 他还提到，“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度-太平洋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稳定与繁荣”。 坎贝尔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中共现在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战，甚至比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挑战更大。而在坎贝尔明确表态要认真应对中共的挑战之后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北京的挑战的确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胁南半球国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湖南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遇害案最近几天震动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虽然在过往，中国也发生过包括高官在内的官员遇害案，该案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两名嫌犯和被害人一起坠楼身亡，让此案显得相当诡异，以致一开始就传闻四起。 警方在案发后两天，披露了案件的“详细过程”。从警方通报来看，要把案件塑造成一起普通的“入室谋财抢劫致人死案”，因此强调嫌犯的赌博欠债，化妆踩点，和死者没有交集，双方有打斗，嫌犯用窗帘结绳逃跑坠落等细节，然而，正是这诸多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让人对案件产生更多猜疑。 地方当局定性普通刑案 在警方通报案情前，湖南财政厅抢先发布了死者讣告。讣告说，刘文杰是一名“优秀中共党员”，“政治坚定、对党忠诚，践行宗旨、一心为民，勤勉敬业、夙夜在公，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其“逝世是湖南财政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这个评价对一个厅官来说相当高了，显然，湖南地方当局要为案件定性，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号：这就是一起普通的刑案，以打消外界对这位女厅长可能涉腐，或者黑吃黑的“胡乱”联想。 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侦破前，死者单位是不能擅自发布讣告的，因为讣告涉及对死者生平的政治评价，在严格讲究政治规矩的当下，对死者作什么样的评价不仅关乎死者的政治地位，还关乎死者家属的实际利益，何况，死者是财政厅的一把手，什么时候发讣告以及发什么样的讣告，它是不能做主的，要由上级部门也就是湖南省政府决定。从这个角度看，讣告的发布意味着警方的调查结论将很快公布。 湖南当局之所以快速以普通命案来结案引导社会舆论，原因很简单，在嫌犯和死者都已坠楼身亡的情况下，它要保护死者的“声誉”，不想舆论带偏节奏，让她染上腐败的色彩。无论是经济纠纷，黑吃黑，还是仇家寻仇，都会给人留下贪官、腐败的印象。现在双方都死了，无法从两边的当事人口中得知案情的真实缘由和杀人动机，即便最后侦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其他成因，但对死者都毫无意义。可对地方当局以及更广泛的官僚体系却不然，要想不让官僚阶层的“声誉”在这起案件中受损，避免在民众中出现这种看法：一个贪官让人杀死了，当局就得保护死者的“声誉”。换言之，当局将此案做成一起普通刑案，并非真出于保护死者“清白考虑”，不想给她和她的家人留下一个污点，而是要保护整个官僚阶层的“声誉”，尽管这种“声誉”在民众那儿已所剩无几。 虽然地方当局可以利用双方的坠亡，改变这起案件的性质，并极力掩盖某些重要信息，但自媒体时代当局是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遮背。民间把嫌犯之一的信息挖出，他是当地一家企业的董事长，还是县政协委员，和死者有工作交集。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嫌犯有一笔6000万的借贷，利息900万，死者正是担保人。 这起案件是由死者近期没有向嫌犯支付该给的利息而引发。这个版本是符合嫌犯身份的，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只是一些细节不能确定，死者是被两嫌犯捆绑放在窗户上，不小心自己摔死还是被嫌疑推下摔死；嫌犯的死亡是在女厅长摔死后自知闯大祸决定跳楼自杀，还是死于其他什么方式。有没有两个嫌犯确实如警方的调查通报说的，一个死于和女厅长的打斗，一个死于结窗绳逃跑？当然不排除，但要很多人相信这点，警方至少要解释前述疑点，拿出更多证据。 针对官员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 我之所以详细讨论案情及警方结论的不可靠，除了官方习惯性的撒谎让人们对它的说法天然保持怀疑——在这起案件中还明显不合常理，是要表达下面这个看法：假如案件不像警方说的，而是由借贷纠纷引发，由于两名嫌犯已死，此案会不会无形中给中国社会创造一种我称之为针对官员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 虽然一名嫌疑人是当地企业董事长和县政协委员，比底层百姓的社会地位要高一点，但相对官员尤其中高级干部而言，这个层次的人也是“民”一个，他和女厅官的经济纠纷，亦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与官相斗的性质。 到现在为止的中国民众对官员的反抗模式，特别是在杀官案中，不管蓄谋已久还是一时情急冲动，在杀官后通常选择躲藏或逃亡，也有个别主动投案，选择同归于尽的极少。隐藏或逃亡是杀人者的自然反应，但这也表明，一个人顾惜自己的生命，在抗争中，杀官的意志可能就不那么坚定，这使得只要条件或环境稍有改变，或者仅仅是他心情的某种变化，很可能改变主意，不会强烈寻求去杀一个欺负他的官员。然而，倘如一个人在杀官后选择自尽，表明这人抱有必死之决心，那么不管条件或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轻易放弃去杀害官员。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中国社会已从中度进入到深度矛盾转化阶段，社会冲突特别是官民冲突已经显性化。倘若中国还处于传统的社会形态，不说现在烽烟四起，起码有人已经揭竿而起。之所以社会表面上还维持稳定状态，原因在于当局的强力维稳，无论是维稳的手段还是工具，都是过去没法比的，这就使得许多的反抗火花尚未点燃即被掐灭。官方还有意把它引向民间的互斗。但愤怒之火总要发泄出来，因此看到一些人操刀持棒，向同为弱势者的普通民众，甚至小孩，倾注仇恨。这是人们如今看到的情形。 然而，只要社会矛盾加剧，官方所害怕的民众针对官员的抗争终究是压不下的，会以某种形式展开。尤其在经济萧条下，一部分有产阶级被抛入贫困者行列，比如中小企业主的破产，各种形式的经济纠纷也比经济繁荣时期来得多，这都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相对底层民众，有产者的经济纠纷和贫困化，可能更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和忍受这种状况，从而激化与官府的矛盾，让他们加入反抗官府的行列，并把这种反对落实到现实中某个具体的对象。 古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间的反抗如到这种地步，无疑会是中国的官员，特别是视百姓为刍狗的官员以及当局最害怕的一种情景。在民间的抗争中，如果抱有必死之心的人越多，对当局的反抗会越激烈，极可能引发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具体到官员个人，他们当然不希望被民间的“仇家”盯上，丢了性命。但这不会改善官员的治理，只会让他们心生恐惧，加强自我保护，这样和民众的距离就更远，而且加强保护需要吸纳社会更多资源，从而造成社会的进一步贫困化，官民矛盾也跟着进一步强化。 我只是在分析，湖南女厅官遇害案两位嫌疑的同死，是否客观上预示着一种新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的出现，以及这种反抗模式对当局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但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多数人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似乎并不把它当作一种民对官的反抗，毕竟它看起来更像一起经济纠纷引发的命案，里面似乎没有人们一般理解的因受官府欺压的反抗元素。 不过我认为，是否具有这一元素不是关键，它是否会被人效法，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去反抗官府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哪怕把此案看成官场内斗，当它以这种形式呈现，产生某种效应时，也会让当局胆战心惊，寝食难安，让官场人人自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1年11月2日，纽约市又创造了历史性一刻，第二位黑人市长亚当斯诞生，他简直就是美国梦政治版。他的成长经历几乎每一段都很励志，而他也很擅长将它们转化为个人政治资产。 例如，他是单亲母亲养大的六个孩子之一，小时候曾拿垃圾袋装衣服，只因为有可能随时会被赶出出租公寓，所以他说自己很能体会工人阶级的苦；15岁时，他因故遭警察逮捕兼殴打，他说这个经验激励了他要从内部改革警察体制，长大后如愿当上纽约市警察，并创建了防止警察暴行的组织；离开警界，亚当斯转攻政坛，招牌口号就是打击犯罪，先是当选参议员，再转任布林克林区长，2021年，因世纪病毒导致纽约市犯罪率上升，遂给了警察出身的亚当斯绝佳机会进取市长一职。不少政治评论者起初对亚当斯也颇具好感，认为他温和民主党人的形象，或是平衡进步派和中间派的典范。 不过，这位底层阶级、警察出身的黑人市长上任没多久，原本大家寄望的纽约“新政治”气氛就不太对，尤其施政方面，原来亚当斯也和前任一样，非常勤于个人公关而非解决实际问题，包括遭市民讪笑的“向纽约老鼠宣战”，以及大张旗鼓公布纽约市新款垃圾收集箱。偏偏他对日益严峻的非法移民安置，明显捉襟见肘，在在让人觉得他堂堂纽约市长只会“拿大炮打小鸟”。 于此同时，媒体开始把焦点转向他突出的时髦打扮，以及酷爱出入俱乐部的形象反差，频频以“市长衣柜”为题，解析他公开场合上变化万千的西装和领带，进而发现不少还是名师设计，又或者出自特别手工订制。然后，不免有人质疑以一位市长的薪资条件，穿著这些奢华西装是否“恰如其分”，但他从头到尾拒绝说明西装价格（也无从得知他有没有付钱），连究竟收藏多少件西装、夹克、领带和口袋方巾，也以隐私为由半点不松口。 接著，“都市传说”甚嚣尘上，说他身上一件5000美元的西装，是由一位土耳其裁缝所制作，无巧不巧，再又同场加映，爆出亚当斯疑似非法收受外国（土耳其）竞选捐款。自此，亚当斯的纽约市长之旅就成了丑闻传言不断的噩梦。眼前，亚当斯正面临五项刑事犯罪指控，包括贿赂、电汇诈欺和非法索取外国竞选捐款，他的另一项历史纪录是──第一位受到刑事指控的现任纽约市长。 根据检方起诉书内容，亚当斯不只被控利用人头捐赠，逃避竞选经费来源限制，并从一名土耳其商人那收受了非法选举资金和豪华旅行招待。另外，亚当斯还试图隐瞒自己在年度登记表格中市长受赠的礼品，且要求幕僚删除诸多和旅行、礼物有关的简讯。 雪上加霜的是，亚当斯另因用人不当，额外搞得市府团队鸡犬不宁，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幕僚、官员，对市长的忠诚，很多时候却又超出了个人的政策专业知识，只是徒增麻烦。 当初风光就任的亚当斯，早在丑闻风暴之前，他就已创下纽约史上支持度最低的市长纪录，原本大家以为要超越前市长白斯豪的荒腔走板很不容易，亚当斯却做到了。现在，要他自请辞职的声音高涨，连如何产生代理市长的步骤都跟著出炉，府会也共组了“能力不足委员会”（inability committee），倘若纽约州州长不愿动用解职权，他们将送请纽约市议会，票决市长是否已无能力任职。 亚当斯政治风暴山雨欲来，起初他曾说自己坦荡荡会配合调查，然后市府官员有连带被搜索的，有突然离职的，当案情继续升高，亚当斯则一改态度，反控是因为个人政治立场（观点）才遭迫害。不过，纵使政治真的很复杂，司法调查也还在进行中，但不就是光一个市长，就可接连蹦出这么多道德上的解释不清，每一项还都和他长期“人设”严重相违，即使再怎么平庸的政客也很难办到，才会让美联社在近日新闻中写下“这些指控标志著亚当斯的惊人堕落”。 纽约市民先是怀疑他能力有问题（自当初被发现个人竞选经费种种不寻常，全以“我什么都不知道”回应开始），再来是怀疑他诚信有问题（至少政商关系并不如自己标榜的那么单纯），而如果他真像自己所称的那么高标准洁身自爱，很多麻烦其实根本没机会发生，他当然有权坚持自己清白，但民众实已懒得再听他多说，仿佛这个市长的命运已不关大家的事，连既有支持者都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愿意支持他连任，对一个政客来说，便形同步入“社死”边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