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迫切地向台湾人民推销其统一大业：包括“九二共识”等于统一；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政协模式”实现统一；不承诺不武力统一台湾等等方针政策。讲话中，又承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民生福祉会更好，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这种没有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宣告，无非是甜言蜜语，软硬兼施，威迫利诱，设计另一次骗局，引诱台湾人民上当受骗。笔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恶心难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骗局。 以下是两次严重骗案的回顾： 49年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一场大骗局 作家笑蜀于1999年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于2013年再版。本书收录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党史通讯》等内容反独裁，要民主的社论、评论、声明、文件和讲话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华日报》1946年3 月30 日社论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必包揽于一党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的演说，他说：“我们认为，欲施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说： 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国林肯总统定义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书内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章汉夫、夏衍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了达至推翻国民政府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不惜向全中国人民许下建立一个西方式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的承诺，引诱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确相信中共的宣传，前赴后继地投奔延安，以为这是中共的庄严承诺。 实情是，毛泽东在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而且确提出要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又具体建议先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经过选举，召开国民大会，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己经荒腔走板变了调，除提出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更主张建立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论联合政府》的论述己经被他改变得面目全非，更明显地推翻先前的所谓承诺。 但是，虽然如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按计划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包括各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选出代表国家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因为政协会议的召开，让毛泽东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明确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在联合政府内，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占半数；在政务院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真有联合政府的格局。这样似模似样的政协会议，联合政府，的确令当时的中国人更加误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诚意，忘记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称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为真，纷纷投向北京。 然后，当1953年毛泽东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事情就慢慢地起了变化。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9 月发表〈改造资本主义必经之路〉的讲话后，便开始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令大型私营工业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实质是对私人商业的吞并。 到1954 年9 月，随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后，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色彩已经消失，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咨询机构，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统战策略。 事情的恶化并未停止，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4月，毛泽东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许多知识分子又再信以为真，有些人还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于是，毛泽东再次违背承诺，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这就是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反右阳谋运动了。全国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彻底的重创，使民主党派彻底成为摆设的花瓶。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制度建设，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所取代。这个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阴险骗局，中共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归是更加阴毒的骗局 当初，中共为安定民心，平稳过渡，于1984年12 月与英国政府签定“中英联合声明”，并根据“声明”第三段第十二条订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治港方针。香港人看在眼里，有这样庄严的声明，又有这样白纸黑字的承诺，很难不相信中共的诚意。于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归”，相信中共会遵守诺言，给予香港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例如三权分立，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长官的真普选。 笔者当时以为时代己经进化到科技电脑时代，中共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翻云覆雨时代了，便与香港人一样相信中共的承诺而认同民主回归。可是我错了，当我发觉中共并没有在回归后把地下党公开的计划，而是实施以地下党运作形式接管香港时，便断定这是预先设计了的阴谋，所谓一国两制实在是一场骗局。我心情沉重，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与香港地下党》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运作，一国两制就是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这就是所谓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决定地下党不公开，误导港人以为真的回归中国，而实质却是回归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一国两制只是一个骗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归并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党。中共利用香港地下党偷龙转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实在是违反了基本法的原则。（2004年4 月） 由于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只不过是一场大骗局，我们再受骗了。（2007年6 月） 中共为甚么不把地下党公开？共产党早有深谋远虑的计划，知道在基本法的规范下，他们无法公开统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党，潜伏于香港的各个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抢夺香港的控制权，地下党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由开初到现在，共产党从未打算过真的让香港实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只要地下党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场大骗局。（2009年） 回归之初，中共为了实现夺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部署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攻势：先是发动爱国论的讨论。提出“治港者必须爱国”；“普选不一定能选出爱国者，因而不能普选”；“非爱国者不能参选”等等说法，为阴谋推翻基本法作舆论准备。笔者在文章中反驳说：把“党”加“国”的爱国论强加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爱国主义的扭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标准是价值、诚信、廉洁和才能，并不是甚么爱国论。 然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权力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他又引述邓少平说：“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议会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由爱国论到权力论的舆论战，己经充份说明了中共计划违反基本法，夺取香港管治权，改造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为它所用的决心。 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发表文章〈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归后香港管治力量己经变成了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样的言论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图及途径，让港人窥见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舆论战己经打得差不多了，中共开始行动。中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2 月作出决定： 否决香港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全体议员，同意于2017年香港特别行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当时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汹涌，极度悲愤。笔者也无奈地认为，既然有了时间表，这仍然有希望，并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后中共绝对有可能再度推翻决定，十年后的这一次，无论如何必须让中共兑现承诺。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誓把这个2017年的承诺化为香港的现实。 可是，我又再次估计错误了。我后来发现梁振英开始蠢蠢欲动，不断自我宣传，便知道，原来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个隐瞒身份的地下党员出任下届行政长官，2017年普选时间表的承诺，只是吊着市民胃口的缓兵之计，我非常愤恨，我又上当受骗。 自梁振英当上特首之后，中共强横全面夺权的计划，势如破竹地展开。2014年6 月中国国务院就香港一国两制的落实发表白皮书，表明： 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又于同年8 月31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是之后雨伞运动直接导火线。 最后，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及香港说：“要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这样，《中英联合声明》被消失，“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回归二十年后，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正式归结。 为甚么几代的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及西方人总是相信中共的承诺而上当受骗？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因为我们生活在实行信誉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习惯性地对契约、合约、条约的尊重，正如我们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贷一样。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订定的条款，也相信别人也一样遵守。不会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一国之尊，一份国际性文件会出现违诺之事。如果有人毁约必需要有理据，也应付出代价。 二）很多人受与生俱来的爱国思想所影响，总是被一种强烈地希望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感情所牵制，盲目的爱国情怀掩盖了一切理智的思维。人们不知道爱国这种崇高的思想，不能用于现在这个中国上，因为中国现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众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国共产党所骑劫。山河已经变色，民众思想人格己经沦落，爱现在的中国等于爱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两者不能分割。所以现在的中国不能爱。 三）未能认识中共的本质和行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丽的言语理解为庄严的承诺，是天大的误会。中国共产党哪里是对人民的甚么承诺，他们自己对过去和现在所许下过的美丽的言语，世人以为就是承诺的都不会认为是一种承诺，而只是一种策略。中共从来没有所谓“承诺”和“守诺”的概念，他们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们以为是他们承诺的美丽言语，是政策的产物。 因应时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发展势力的策略口号或权宜之计，其实是中共的传统，一脉相承遗传至今。因此，当他们把以前的美丽言语一笔钩销，随时灵活转换策略的时候，可以面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党员不会有任何抱歉心，羞耻感，因为这只不过是策略的改变。 如果我们用道德观点去批评他违反诺言，喝令他们遵守道德规范兑现承诺，他们却无动于衷，认为自己只是执行政策没有承诺。你，无耻、无道、流氓、恶魔，我们就算骂他个狗血淋头，也是搔不到痒处，摸不到中共本质要害的误解。严格来说，中共并不是撒谎，也不是违诺，他们实在是一个为抢夺政权而建立，一个功利性不择手段的党，这就是它的本质。 辛子陵的文章：〈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引述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讲话：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后，毛泽东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作了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 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是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这番讲话充份体现了毛泽东的流氓无赖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开及内部两手操作的传统。公开有一套政策，党内另有一套政策。公开所讲的政策并不代表党内所定的政策，一切以党内的指示为准则。如果党内的说法与公开的说法相异，违反承诺时，党员并不以之为骗，以之为耻，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泽东的讲话是示范如何蔑视宪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样。 朋友们，我们受中共欺骗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轻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于香港，基督徒，笔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正为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党党员，同时担任学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动”中负责组织灰校学生斗委会及飞行集会式（即快闪）示威游行，发展地下团员和党员。1974年移民加拿大后脱党，并于1997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地下党的文章，成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各级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最重要的职权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宪法的修订，来不得半点马虎。 那么，习近平何以能如此顺利地流氓修宪，玩弄全国人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于股掌之间？说到底，这是中共党”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必然。让我们对此做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图章” 1949年前中共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乡村贫苦农民、城市流氓无产者与产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作为列宁主义类型的党，毛泽东与中共党深知，只有把列宁的“思想”——俄国人生涩难懂的抽象话语——转换成连中国底层民众都听得懂的话，才能成功地动员他们加入中共闹革命。于是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类的说法，就是中共最广为人知的鼓动口号。所谓“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坐江山“，就是中共党掌控国家权力。毛泽东从带着队伍上井冈山起，就琢磨着夺取国家政权。 1931年中共在井冈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既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前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井冈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版；中共党的国家理论源头，就是列宁的“坚持党领导国家”的思想， 这成了中共党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国家之上的”政治正确“盾牌。经过28年的暴力杀戳，中共夺得国家政权，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共党而存在，全国人大从来没有获得过宪法所阐明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媒体人黄钟先生曾经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泽东建政后在全国发动各类运动，包括参加韩战，都只在中共党内讨论决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1954年9月以后）常委会审议批准；三年大饥荒全国至少饿死4000多万人，全国人大没有追究毛泽东和中共党的罪责；1964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意见分歧矛盾激化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拿着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最终刘少奇于1969年11月惨死于河南。 从宪法权威角度说，无论是宣布战争状态、追究执政党和中共政府重大责任、罢免国家主席等，都属于全国人大的核心权力，也只有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泽东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统治后，就不在乎曾经给民众的民主承诺了。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了摆脱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继续革命”的神圣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毁已经建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政治秩序，全国人大在民粹运动狂暴冲击下，长达9年多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党中止文革，全国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共党与人大关系的动态变化 汲取毛泽东与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率先破除“两个凡是”；安徽农民冒死试验家庭承包责任田；中共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使中国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出过一些新的气象，客观上给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动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这主要在三个方面：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然而，人大新气象好景不长，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间经历了马鞍形的沉浮变动。 人大代表真竟选终究梦幻一场 1980年代初在筹备召开各省市的人大会议过程中，各地陆续出现竞选人大代表的活动，特别是高校先后出现过竞选热潮。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都有大学生成为竞选中的活跃人士，包括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刘少奇儿子刘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当时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如王军涛、胡平、于大海等，后来成为海外华人中的著名民运人士。 竞选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客观上也是民众普及民主意识、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径和机会，年轻人再次成为草根民主兴起的先行力量。面对民众的热情高涨和积极参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态度逐渐发生分化：邓小平陈云等从一开始的鼓励默许到后来的限制；胡耀邦等则始终如一地明确支持大学生的竞选热情。邓小平1980年底再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竞选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判定为“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当时北京市委下达通知说“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党员不得参加竞选；北京大学一分校党委书记，组织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击候选人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竞选讲话……。然而，胡耀邦则认为“竞选出人才！”北大党委副书记主动参加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并表示校党委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但是，胡耀邦等终究抵挡不过中共政治老人的强大压力，北京等地党执行邓小平压制民主的旨意，封杀当选人大代表的北大学生胡平，使胡平毕业后长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师范学院校方粗暴干预选举，由此引发湖南学潮。各地出现的情况表明，即便“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阐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由中共党指定或商定；凡是独立参加竞选而当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过中共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生长，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这其中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让某些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它并不意味着中共党的政治体制具有开放性——而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种钱权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间人士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官方表面上并不直接打压公民独立参选人，实际是利用公权竭力为官方推荐的人选造势，变相限止独立参选人的活动，尽量阻断他们与选民接触的机会。尽管这给独立参选人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民间人士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最为外界所关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语学院的吴青教授等。 习近平上台后对社会实施严厉控制和打压，民间人士参与政治的环境空前严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独立候选人遭到各种骚扰、恐吓、围堵、非法拘禁，一些独立候选人手机被抢、电脑被扣、人身被监视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选举时，英国媒体BBC的一位资深记者前往约定的独立参选人家采访，到达参选人家门时只见大门被堵、窗户被封、参选人被软禁在家。记者与那群身份不明的围堵者交涉周旋了半个多小时，非但见不到参选人，相反还遭到百般阻扰和暴力驱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记者被迫放弃采访。中共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所谓“选举”只是一种虚假的政治包装而已。由此，各级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中共党放心的人聚会的特定场合，各级人大会议都不可能违背中共党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头博弈 中共党对各级人大的控制，最关键的环节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过党“推荐”的政府成员名单。各级政府组成人员须经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同意，这是各级人大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党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重要关节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于表达真实的投票意愿，不再完全依照中共党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过不了关，即便是等额投票政府组成人员，党的组织意图照样落空。例如，原辽宁省恶名在外的贪官慕绥新，属于既有能力干事又敢胆大妄为贪腐的官员，曾被省委推荐为省政府某厅厅长人选，但多数人大代表投了反对票，慕绥新未能获得新职。人大会议后，省委即任命慕绥新为该厅党组书记，比厅长的权力还要大。于是民间嘲讽说：“人民不要的，党要了。”这不是孤例，习近平作为任职候选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决过。 在习近平父母老关系的活动下，1985年5月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从正处级提拔到副厅级），不久后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12月的厦门市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被提名为下一届市长人选（正厅级），并且是等额选举。然而，投票结果是习近平得票不过半数而落败。不久，习近平就被调到福建省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提拔为正厅级干部。因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无需经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选择政府组成人员，这既是人大的核心权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中共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集中体现。1993年的浙江和贵州的两省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们不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的省长候选人，于是人大代表们在会议上联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长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民意”省长当选了，党的意图意空了。在中共党顶层看来，这不仅是“选举出了问题”，而且是对党中央权威的严重挑战，自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与贵州省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此后，中共中央坚持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把手”（正职）只能有一个投票“人选”，实际变相剥夺了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人选”的权力。 如何对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选择”？中共党确实想了不少办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过一些情况，我再做些补充： 一是以中共党的组织名义，要求被代表联名推举的“候选人”服从组织决定，声明自己退出“候选人”之列，让代表民意推选候选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会投票，以地、市为单位划成若干分团，把责任砸实到地、市主官到头上。若投票结果违背党的意图，轻则主官调离降职，重则找个反腐败借口“双规”审查。我曾亲耳听中纪委研究室主任说：”官员都不经查”，一抓一个准。 三是工作人员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单图，代表按规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写票后将选票反扣在座位台面上离开现场，由工作人员按座位顺序收取选票。翻开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组织要求写票。这种种做法，等于废除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规则。 四是投票时告知人大代表们，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请动笔“ 。人大代表座位一个紧挨着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谁敢公开动笔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选人”？！ 以上这种种做法，都是利用种种有形无形的胁迫，限制人大代表权力，以保证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组成人员，实质人事大权牢牢把控在中共党的手里。 其实，所谓投票代表民意与党的意图博弈，说到底还是中共党内的内斗。各级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70%，党的意图应该是有把握实现的，之所以出现“民选”省长，根子还在于党内缺乏民主。中共党内，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确定人选推荐名单的背后，是党内不同势力之间权力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中共党决策的潜规则是“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要的事不开会”。为新一届政府选配负责官员属于最重要的决策，其习惯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强调“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党员人大代表讨论征求意见。由于不同意见在党内没有机会表达，于是就在人大会议上用人大代表的权力来与中共组织抗衡。然而，由国家极权统治体制掌握一切资源所决定，党组织能掌控所有干部甚至其家人的命运。无论是谁，都可能一夜之间从达官显贵跌落至阶下囚徒。也就是说，一旦中共收紧党内控制，党员人大代表就鲜有敢违抗组织意志的。事实上，后来其余的省人大会议再也没发生过类似浙江、贵州两省人大会议的情况。 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员（省部级干部后备队伍）的讨论，一位学员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与中组部干部调配使用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这位学员发问：“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授权”原则的冲突究竟该怎么解决？事实上，当制度本身存在矛盾冲突时，常常是承担相应职责的官员陷入困境左右为难，他们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权斗的牺牲品。 “异化”的人大“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人大的职能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谈话———后来被美誉为“窑洞对”，毛泽东说由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事实正相反，70 多年来中共一直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这主要是三个问题：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 首先，各级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过政务院人民检察委员会，直接监督政府，谭平山任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共党建立党内监察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实行间接监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把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起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共同纲领》阐明的中共党领导、多党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性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设立国国家监察部，专职行使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职权，国家监察部向全国人大负责。1957年反右后，中共党决定把全国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力收归于党，撤销国家监察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国家监察部，将监察部的人员和业务归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中共的（监察委）纪检委直接监督政府官员，全国人大的监督职权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恢复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始终处于悬空状态。 其次，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中国长期以来有宪法无宪政，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从理论上说，制定宪法是为了实施宪法，并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违宪行为，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然而实际生活中，公权力违背宪法的强力行为处处皆是，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稍举几例： 比如，各级人大开会特别是全国人大开会，人大代表习惯性地使用“聆听总理报告”，“受到很大鼓舞”之类的语句，批评质询政府工作的意识极为薄弱，甘于扮演“举手通过”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国宪法第35条阐明公民有言论自由、结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70多年来除了民国时期组建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外，中共党始终严厉打击民间的任何结党结社活动。文革前以成立反动组织为罪名，1978年后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许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监；有的至今依旧身陷牢笼； 再有，2020——2022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抗击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各地执行绝对清零政策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权，不少人因此而被夺去性命。然而，中国政府至今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全国人大对此并未作出任何批评性反应，更别提追究中共党魁和政府责任； 还有，中国每天都在“打内战”。全国各地城管、辅警越权滥用暴力，动辄没收平民摊贩售卖物品，公开抢劫私人财物、当街暴打民众，甚至随意抓捕民众，他们连80多岁的耄耋老人、身残肢障的行动困难者都不放过。这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却不见各级人大站出来伸张正义，制止粗暴野蛮“执法”；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公权力违宪违法在中国成为“常态”，与宪法难以进入司法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的宪法学家曾经不断提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然而几十年的呼吁，至今没有任何进展。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等八位学者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被称之为“合宪性审查”。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做任何回答，仅由中国国务院宣布废止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都未能推动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贺卫方教授曾经叹息：法学家们所期望推动的法治进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1978年以后，“马上夺天下”出身的各级官员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作为“老干部”退休前的过渡性位子，即所谓退居“二线”。于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为了老干部临退休前的“养神干政”机构，免不了与在“一线”（政府）任职的少壮派官员产生各种矛盾摩擦。这类摩擦分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批评监督政府；另一是夹杂着人际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制肘现任领导。这就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不那么“听话”，在职官员感觉“党的领导”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约在2006年前后，中共实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县）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把人大常委会直接置于党组织的直接控制之下，实质是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确保权力意志的通行无阻。由此人大的监督功能——仅有的有限制约强权意志的某种制度性设置也被实际上废除了。 总之，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过生气活力，一度改变过其“橡皮图章”的面貌。然而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本质所决定，中共党难以容忍“人民权力”的有限行使。从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开始，中共党就想方设法地阻碍人大履行权责，挤压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间，最终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又基本恢复了全国各级人大的“橡皮图章”原状。 即便如此，习近平并不满足，他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达到改变全国人大性质定位的目标。请看： 2015年，习近平破天荒地实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府、两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会名义）汇报工作的制度，并强调这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宣布，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立法工作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习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关部门进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宪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与修宪事务； 2021年，习近平要求人大成为“四个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民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这种性质定位明显违背宪法。 2024年，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当众敲桌子，训话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而赵乐际在习近平训话后立即掏笔补作记录。这一突兀互动表明，习近平公开无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权威。由此，这成为引发各种媒体议论的热点之一。 归根到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党高踞于国家之上的“一党专政”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毛泽东有所顾忌，做的较为隐蔽巧妙，有学者概括为表面一套实际上另一套的“阴阳体制”，而习近平则索性撕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显出党控制一切权力的极权统治本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天让我惊呆，不断翻看对岸视频的，是洞庭湖堤岸在华容地区的崩决。不只是天灾水漫的灾情，而是抢救过程的荒谬，连大陆网友都看不下去。这个缺口，在第一天时只有50~60米，但24小时内，据央视报导，缺口已扩大到226米，约50平方公里地区被淹没，相当于1/5个台北市。第三天运来大石块投湖，大约才补强66米，官方预计约需一周才能把缺口堵上，但说法不一。 官员的脑袋长那儿去了？ 在第一天的抢救缺口画面中，官方动用了多辆大卡车，载著散沙，整车推进缺口，但散沙随即入水变成泥流，不久后卡车也被水流冲散。大陆网友讥讽，用散沙去堵水，连个沙包也不装，车上却不忘挂上抢险救灾的红布条。这些官员的脑袋长那儿去了？一般人用常识都知道不可行啊！官方还调来两条抽砂船，现抽湖底泥沙往缺口喷，是嫌洞庭湖水太干净，非得混点泥巴，淹进民宅才更添混浊、更有味道是吗？水利工程专家叹气道，这抽砂船把缺口旁边的底土都抽光了，旁边没垮的堤岸也得垮了，还不如把抽砂船吸饱砂，坐沉在缺口，再往上丢石块。果不其然，抽了一天，缺口从60米扩大到226米，最后还是得调大卡车运大石头过来，从两边慢慢往中间补住缺口。 依照工程界的常识，要堵住堤防缺口，先要护住缺口两边堤岸，防止缺口扩大。缺口两端是水流冲击力最大的地方，所以最好是先丢消波块，再丢大石头，再填小石块，最后才填进沙土填缝。如果一时找不到大石块与消波块，也可用聚丙烯（PP）不织布与铁丝编成的土石笼袋或沙肠袋，或俗称的太空包，装满土石沉入水中暂时顶著用。台湾在八八水灾时，也曾用货柜装满土石，叠了13层来当临时路基，理论上也能用于堵住缺口。这些最初级的工程抢险常识，县市级水利单位都懂，号称基建狂魔的中国基层官员，怎么会不懂？怎会砸砂石车来当作救灾抢险的政绩？ 时间往前，当附近地区暴雨如注，或上游出现洪峰，下游地区要嘛开抽水站降低水位，要嘛开启警戒模式，调集万一出现决堤时所需的人员物资，并且巡查堤防各处，堵截出现“管涌”现象的堤防弱点。一边撤离危险地区居民，一边加强堤防防务，有时我们会看到工程车辆在大雨时往岸边吊放消波块，为的就是防止大水冲刷堤防底土，造成崩塌决堤。但这次，什么预防工作似乎都没看到。全世界防灾标准作业，都依循著FEMA（美国联邦紧急救难总署）的“减灾（mitigation）、准备（preparedness）、应变（response）、复原（recovery）”四个循环作业程序，难道独独中国没有吗？ 国家危机预警系统全面崩坏 这次洞庭湖决堤事件所显示的，不只是救灾抢险工作的失能，而是整个中国官僚体系在管理职能上的系统性崩坏。首先，整个国家的危机预警系统不发生作用。从河南郑州、河北涿州、东北大水，近日贵州、广东、湖南、到安徽连发大水，都出现大雨滂沱，水坝决口，或多个水库一声令下一起放水，还常在半夜放水，居民来不及撤离的窘况。整个预警系统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生作用，都不应该会出现此类状况。就算偶而出现意外，一次教训也该学一次乖，相关部门立马召开会议，拟出作业程序，通报全国，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但郑州大水是2021年，至今已过3年；河北涿州是去年发的大水，都淹进天子脚下了，过了1年仍无改进。这次南涝北旱，贵州又是因金沙江上四个水库同时放水，阳朔桂林全成了水乡泽国，其他省市仍无警觉。若非整个国家的危机预警系统全面崩坏，何以至此？ 其次，县级水利相关部门，与救灾抢险相关单位，不只是没有基本知识，更是没有基本常识，要不怎会用散沙去填决口？用抽砂船去喷破口？大陆乡民讽刺官方有时间做红布条，没时间装沙袋，有时间作秀却没时间办正事，说得也没错。但问题是，拉布条作秀，虽是救灾政治学的常态，却也得有效堵截抢通，才算成功，怎会为了画面好看，显得我军威武，去做那种散沙填破口的蠢事呢？第二天后，应该是中央或省委发现事情大条了，才开始调运石块来堵破口，采取了正常点的工法。这问题就更大了，难道地方官员的素质，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常识都不如，那这个官是怎么当上这个官儿的？ 习大大恶搞10年，处处短板 回顾十几年前，就是习上台之前那个黄金十年，中国的官员可不是这么回事。约20年前，某周日访问湖南岳麓书院，出来遇到一群人从湖南大学一间大楼里走出来，随行人员说，那些是省委各级干部，周日来校上管理课。约2011年左右，新华社发了条新闻，说总理温家宝视察偏远乡村，说“穷乡僻壤是国家发展的‘短板’。”我拿这条新闻问了台湾政界、媒体界许多人，都不知其何义？但台湾的企业界主管，马上就反应过来，那是“木桶理论”，即“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决定于它最短的那片木板。”但大陆来台人士，不论老小，多半一听便知是木桶理论。当年台湾企业界的管理知识，超过大陆至少5年，但大陆官员的管理素养，又超过台湾官员们5至10年。大陆能在黄金10年突飞猛进，并非偶然。但现在，被习大大恶搞10年，这个木桶不只处处短板，还根本破底了。如果基层官员们的管理素养如此之低能，政令又如何能得到良好的执行？虽说“不只要把事情做对，还要做对的事”，但若连“把事情做对”都做不到，“对的事”做著做著也自然而然的就错了。就像一直往木桶里装水，却怎么也装不到泡脚高度，这才是最恐怖的事。 其实，大陆的惨况不该只是我们嘲笑的对象，更该是我们警惕的教训。中国的官僚习性已延续两千多年，台湾也传承了不少这种尿性。一个政治系统的管理职能，不是只靠上课便能达成的，而是需要从上而下的依循与落实，包括人事、财务、流程的尊重专业，不能政治挂帅，选举挂帅，新闻挂帅，行销挂帅，声量挂帅。贬低别人并不会成就自己，能解决问题才是系统成长的开始。如果整个管理系统失效，危机管理系统失能，那必然是大灾难的开始。而且任何小事，都会“细洞不补，大洞甘苦”，最终演成不可逆，也不可补，动摇国本的巨大变故。为政者当诫之慎之，不要笑著笑著，就从山顶上倒栽葱下去了。 ※作者为前亲民党文宣部副主任、专栏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的几件诡异的事儿，验证了我早先的估计：普京的日子一好过，就会腾出手来修理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的大忽悠导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然后是西方的制裁，然后是俄罗斯的困难，然后是习近平背弃承诺袖手旁观还占便宜。这搁谁都会心生怨恨。这是全俄罗斯人的想法，从上层到基层。 胜负难分的时候，普京这个克格勃很会隐忍。乌克兰的败像已显，就开始在习近平的背后捅刀子了。 1）和北朝鲜结盟，帮助它摆脱北京多年来的控制。尽管金正恩恨得咬牙切齿，也没办法摆脱北京的控制。这次顺利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盟友，今后不用对习近平毕恭毕敬了。 2）给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越南和菲律宾撑腰，重申了和越南的传统友谊并给菲律宾提供了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先进的反舰导弹由俄罗斯和印度合作研制，没有普京的批准，印度不能出售给别人。这大大抵消了中共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优势地位。 3）几年来为对付美、日、韩而进行的中俄海军联合巡逻，今年俄罗斯只派出了一艘轻型护卫舰。这让习近平很尴尬：派不派军舰参加都很尴尬，因为俄罗斯显然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儿。 4）普京高调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在和中国争夺影响力，对习近平在俄罗斯后院的渗透表达不满。两人微笑着握手然后口蜜腹剑地交谈，也是一道风景线。 普京看来算计得很好，现在正在忽悠欧洲谈判，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减轻受到的制裁，并缓和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正好报习近平的一箭之仇，顺便提点儿条件，算盘打得很精细。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得逞，习近平的日子都不好过。 最坏的情况下，美俄之间的矛盾缓和，就可以联手对付中共了。毕竟这也是美国很多战略家一直鼓吹的战略。美国两党的共识就是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且已经发展得势均力敌了。联俄对华的战略符合大家的共识，只是被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给分散了注意力。缓和了俄乌战争，解决了中东的麻烦，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习近平了。 习近平有什么应对呢？把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一锅端，军心大乱导致政变的阴谋论此起彼伏。经济衰败还要开历史的倒车，搞什么变相的人民公社。不敢趁俄罗斯困难要回不平等条约割让的领土，还要让人家改地名，引起人家的警惕和反感。这是什么臭大粪的手段呀？怪不得人家说中国人懦夫心态，更无一人是男儿。 不过习近平的日子不好过，可不能怪人家普京。你自断武功大杀自己人，好赖不分可比崇祯皇帝。自绝于人民仅次于毛泽东，今后不知道是不是能赶上。大撒币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古一帝的理想得到了实现。 为了中国人民着想，提醒可能取代习近平的后继者一下。要想走出现在因为习近平造成的困境，必需首先解决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法没什么诀窍，就是回到市场经济的模式里，开发国内消费市场给制造业解决出路。 回到传统的市场经济消除共产经济的余孽，才能开辟国际市场，融入全球自由贸易，解决另一部分的过剩制造业能力。而回到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任何投机取巧想不改政治就能发展经济的做法，都只能是原地打转，走不出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怪圈。
赚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打“口号”是改革。然而，从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评判，此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戴着镣铐的改革”。 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并把工作重点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错的改革方案。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看出，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会，倘按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玄机，但也因此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猜想。当局则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唱起改革的调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这使一些敏感的观察家觉得，当局如若举行三中全会，大概会举改革旗号。 中国走到历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断，还不只是当局的文宣，而是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当局必须再次借重改革“名号”，挽救民心，提振士气，走出困境。前面说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中国的器物文明看起来相当现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充其量在现代化的早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准了脉，开出的药方也对症，舆论一度认为，按照这个决定“下药”，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在规定的时段大体实现。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当局高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10年下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没有向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江胡时代处于某种萌芽形态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被完全掐灭，领袖取代党号令天下，党专政和寡头共治走向个人专权。在一人统治下，中国确实如当局所宣称的，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可却和改革没有半毛钱关系，或者干脆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其后果也就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茫，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前行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有钱人忙着移民，转移资金，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也想方设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也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便在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结构体系经过当局10年的强力改造，不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官场、舆论生态，和10年前比，大相径庭，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人们直观体认到，在可见未来，不会有改善。尽管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现状，可对当权者来讲，社会了无生气，民众失去憧憬，也不是其乐见的，因为这对其统治不是好事，即便人们不起来反抗，也表明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不够。而当局如今又特别在乎这点。 当局欲借“改革”给社会打强心针 事情并不止于此。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象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10年从未被扑灭，尽管遭遇压制。这对当局的统治，对它给民众画的大饼，以及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许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所以，在强力管控的同时，要给市场注入一点信心，给民众一点希望，让经济恢复一些活力，在当局看来，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用改革这块招牌，可以给社会打一剂强心针。 另从民众和市场的角度看，三中全会一再推迟，也带来一种幻觉，以为党内存在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被压制的改革派利用当下的经济困境和人心思变，敦促当局顺应民意和历史大势，发动改革，解救目前困局。过去几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出来呼吁，必须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时有两派斗争的消息流出。特别是资深改革派学者周其仁5月被选中参加由习在山东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似乎坐实了三中全会会改革的看法，一些评论把这次座谈会解读成当局为三中全会进行改革吹风。 进入7月，中共当局开足马力宣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会比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并特别点名是由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言下之意，在中共历史上，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是又一次划时代的改革盛会，当局将对改革进行又一个通盘、全面的规划。6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公告了这点。从官媒和学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这次全会在某些具体领域，会有政策的突破，比如关于财政体制改革，针对中央地方关系进行调整；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场自由流转等。 然而，这次改革尽管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氛围有所缓和，基本缘木求鱼。何以如此评判？政治局会议说得非常明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六个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并不是当局第一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之前习讲过多次， “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那么，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用习在企业专家座谈会的话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无论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绝不能动 换言之，当局为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定的基调和划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场、步骤等重大原则问题，是绝不允许跨雷池一步，犯颠覆性错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说白了，无论改什么、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不能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为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可以有限度地针对具体问题放松某些控制，收缩一点政府权力，但这样一来，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也就成空话。 因此，这次改革实际是戴着镣铐的“改革”，即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有前辈之鉴 中共两位前防长获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介绍了去年10月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的次日即已经有外界媒体质疑“如果李尚福在那么长一段时间有贪腐问题，习为什么还要提拔他？这等于说习没有做到领导人应具有的“‘知人善任’？” 所谓“知人善任”的反义词就是“用人失察失误”。“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的规定出自于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习近平亲自主持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的第八十四条内容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那么，先后把魏凤和、李尚福和秦刚三人安排到副国级领导岗位，是否属于“任人唯亲”和“突击提拔”先不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只能是习近平。此其一。 其二，如上三人虽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两个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试问所有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领导人所占据的不同领导岗位中，又有哪一个能够比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份量更重呢？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因为犯了重罪而正在等军事法院的审判，新任外交部长上任数月就被废黜，导致国内外舆论大哗的后果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中共党章规定：“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强调过“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所以如果对习近平本人也严格按照如上《规定》内容执行的话，习近平因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了他即使不被开除党籍，至少也应该受到个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吧？但是，中共党内、军内的上上下下，有哪一个敢于就此对习近平提出质疑呢？ 至于在提拔和重用如上三人晋升国务委员的过程中，推荐人和“政治担保”人也都应该被视为“用人失察失误”的“直接责任者”。都有谁呢？军委方面至少包括前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上届加本届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外交系统难辞其咎的至少包括王毅和2022年年中主要负责对秦刚进行“全面考察”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以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 当然，因为习近平本人绝无半点可能“罪己”，应该也不好意思“罪人”。不过，不排除张又侠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自扇耳光，主动检讨自己没有替习主席“把好用人关”的可能。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闭幕后，新华社分别播发了《肩负历史重任 开创复兴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以及《高举伟大旗帜 谱写崭新篇章——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两份长篇报道，两篇中都有如下一段表述： “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看，主体为省部级和军队战区职（级）以上领导骨干……。” 但是，两篇文章的内容中都完全避提军方的“两委”委员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而事实上如果说地方和中央机关里产生的“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还是要经过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通过”的话，中央军委实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决定了军队高层的人事安排都是不需要经过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讨论的，也就是说，出自军队系统的“两委”委员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无论是十九大上的魏凤和还是二十大上的李尚福，以及本文后面内容中还要涉及的李玉超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习近平一人来负。 在过往的中共党、国领导人中，是否有因为“用人失察失误”而受到党内轻量级处分（警告或严重警告）者，我们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就是 “用人失察失误”。此人就是薄熙来。 2012年9月28日由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给他开列的多项罪状中，既包括“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也包括“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薄熙来的所谓“用人失察失误”当然是指提拔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而造成的所谓“严重后果”则是指王立军被他薄熙来一巴掌打进了美国驻成都领馆。 那么比照薄熙来，如今习近平的“用人失察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对整个党国的外交形象及国防事业的巨大损害，绝对不是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到美国领馆过了一夜的“严重后果”所能相提并论的。 2022年9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党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党组）处分批准权限”做了明确说明：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处分事项：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给予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处分。 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撰写本文之前，又仔细阅读并“认真领会”了《规定》中如上这段内容，才看明白其中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应该是指当届，也就是在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所以，对照检查笔者在今2月5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如下一段叙述有误：“不久前才被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军头中的李玉超、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都是本届或者上届中央委员，张振中则是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党纪处理，都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的党纪处理一样，都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结束时刚刚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还是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需要在此纠正的是：如上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丁来杭、李传广和周亚宁以及张振中虽然肯定已经被中央军委在内部宣布了开除党籍、军籍，但是这种对上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处分，是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走程序”的。地方上的上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是同理。 所以说，下周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首先要“追认”的当然是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李尚福开除党籍的决定。与此同时，应该还会正式宣布撤销李尚福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同时任命董军为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现行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至于魏凤和，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政治局会议上无论对他做出怎么样的处分，都不需要再由中央全会“追认”。过去相继被开除党籍、军籍的腐败军头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张阳和房峰辉等人，因为被处分时都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都没有被拿到处分他们之后的中央全会上“走程序”。 另外，今年2月5日发表了《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之后，陆续又有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西藏自治区党委前书记吴英杰，司法部前部长唐一军等因“严重违纪违法”罪名接受审查调查，但他们都是上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决定也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追认”。 至于本届中央委员，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既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严重违纪违法”， 那么在下周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有可能出现“追认此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李玉超党籍的决定“的说法。 我们不妨以过去处理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军方代表王建平和田修思为例。 2017年10月14日召开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黄兴国、李立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杨焕宁、王三运、项俊波、李云峰、杨崇勇、张喜武、莫建成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其中的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处理过的首位现役上将，当然也是当届中央委员。而田修思当时虽然已经退役转到全国人大任职，但此前是在空军政委任上“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的。 当然，等到下次，也就是四中全会上再处分李玉超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无论是田修思还是王建平，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先后被军网或国防部网站公开宣布了他们“正在接受军纪委审查”的消息。而李玉超“正在接受审查”的消息至今还没有被对外公开。 而如上开列的被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宣布党纪处理的那一大堆贪官污吏中，项俊波与如今也可能会在下周一的三中全会上宣布对其进行党纪处理的唐仁健一样，都是在国家机关正部级领导岗位上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 项俊波当年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在“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的四年半之后，于2017年4月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任上被中纪委宣布接受审查。当年5月被宣布免职，9月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然后就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被“追认”此前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而如今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唐仁健是在农业农村部部长任上于今年5月18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40天后，他的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职务被宣布由韩俊接替。 因为中纪委的网站上直指他唐仁健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了“严重”二字，就决定了他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有可能也会被宣布“追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他党纪处分的决定。 不过诡异的是，虽然唐仁健被宣布“接受调查”的40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召开了最新一次例会，但会议宣布的国家部委人事异动只有免去马晓伟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同时任命雷海潮接任的一项内容，却没有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长职务并任命韩俊接替此职务的内容。害得这位韩俊在本月5日会见外国农业部长时，仍然只能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的身份。 也就是说，到下周召开三中全会时，唐仁健在“法理”上仍然还是国务院的农业农村部部长。那么是否会因为中纪委对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所以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尚未决定对他的党纪处分呢。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就不会提及唐仁健的名字。虽然他百分之百不会出席这次会议。 除了上面介绍和分析的李尚福、李玉超以及唐仁健，下周的三中全会是否会宣布对秦刚和袁洁等人的党纪处分，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
本专栏上篇文章的结尾介绍了不少内地网民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央军委《关于魏凤和（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所谓“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和 “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做了对比，结论是李尚福的“严重污染”的范围看似要狭窄一些。 笔者比较同意这一说法。因为被魏凤和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的“部队”两个字是泛指，表明被他严重污染过“政治生态”的范围大到了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而被李尚福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军队的“装备领域”。至于同时还被他李尚福“严重污染的“行业领域风气”，主要是指给军队提供各类装备以及航天系统这两个“行业领域”。 今年4月笔者即已经在相关文章中介绍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长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小军等人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取消后，也已经被失踪好几个月的中共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和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仍然没有消息……”。 从如上人等落马时的职务及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的任职经历看，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李尚福在总装备部、战略支援部队及军委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向他行过贿的。至于李尚福是否还有向这些人“索贿”的情节，日后的军事法庭判决结果公布时或许会披露。当然，笔者百分之百相信除了如上人等，被李尚福供出的兵器等“装备领域”和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系统等“行业领域”的行贿人总共有多少，恐怕连习近平都吓到了。 而笔者也倾向于相信，李尚福是在受贿行为东窗事发之后，才迫于将他“留置”的军纪委的压力，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已经连任两届军纪委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与他李尚福同为二十届中央军委委员的张升民的逼迫下，才把他“行贿”的罪行也交待出来了。 有一种说法是，李尚福的被查始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董事长吴燕生的被举报。 吴燕生的被“民间”揭发始于2021年8月下旬，墙内出现的揭发文章很快被删，但被海外网站及时以《谁来监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为标题张贴出来。该文具体内容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得到，这里不做引述。只强调其中关于吴燕生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陈希做靠山的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这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开，陈希卸任中共组织部长要职之后，航天科技系统的“部分党员”才敢“勇于揭发”吴氏的原因。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已经连任了军纪委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的张升民在中纪委常委会开始部署对吴燕生等人的初步调查时便如获至宝，认为自己晋升副国级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张升民在习近平眼中是多么的被器重，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他的快速提拔就能够看得出来。此人在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掌总书记和中央军委职务的前几个月才晋升为正军职的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政治委员，一年多之后又平级调任第二炮兵某基地政治委员。继而又过了一年半时间即升至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副大军区级），很快就被选拔进入国防大学战略指挥培训班在校学习。 日后的张升民曾改任过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委员，在此职务上只过度了半年时间，即于2016年7月晋升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官至正大军区级。当年“军改”完成后，其职务改成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委员（正战区职）。 在总后勤部和军委后勤保障部担任政治委员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这位张升民又于2017年初被习近平重用为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委书记。当时的财新网曾以《军改后三次履新 张升民中将任军委纪委书记》为标题暗示张升民因被习近平器重而在五年内完成了“三级跳”。 日后看来，当时的习近平安排张升民接任军纪委书记的首要目的就是调查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张阳和房峰辉。而张升民确实也没有辜负“习主席的信任和委托”。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张升民成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宣布为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此后的张升民志得意满，野心爆棚，早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一两年即给自己设计好了“再上一层楼”的晋升计划，自认为在二十大召开时，有相当概率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内分管政工的副主席，即使达不到这一层级，自信也会被非常欣赏他的习主席犒赏他一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没成想，习近平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只是安排他张升民在继续担任军纪委书记的基础上进入中央军委。 此后的张升民对连任的军委副主席和新任的军委副主席都不敢造次，但对与自己同为军委委员的李尚福则是一百个看不惯。当他以中纪委副书记身份最早看到吴燕生的被揭发材料中说他的行贿对像“可能还包括李尚福在内”的内容时，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所以当习近平批准了对李尚福的“受贿问题”展开初步调查后，张升民就已经想好了如何让李尚福把他升官的行贿对像也交待出来，以报因为李尚福的被提拔挡了自己晋升副国级的“一箭之仇”。 令张升民再次没有想到的是，李尚福被搬倒之后，新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位置仍然没有轮到他张升民来坐。至于董军接替防长之后何日才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正式进入副国级序列的话题，留待日后详细介绍。而如果如上故事确实属实或部分属实的话，笔者相信习近平没有安排张升民接任防长，并不是因为对他张升民的不信任或者认为他的资历不够，而是基于对军内可能出现的负面反应的忌惮。试想，如果习近平安排了军纪委书记接替被军纪委调查的李尚福的职务，岂不是彰显出了张升民的“以权谋私”？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政治局6月底的“例会”同意对外公开了李尚福被中央军纪委立案调查的起始时间是去年8月31日。对魏凤和的立案调查起始时间则是去年9月21日。前后相差三周左右。 仅从这个“时间差”分析，李尚福极有可能是在被军纪委“留置”之后立马先供出了被他巨额贿赂过的前防长魏凤和。 《星岛日报》在它6月28日刊登的评论文章中也承认“从官方对李尚福、魏凤和案件定性看，两人案件可能有关联之处。能让李尚福行贿的高官必然位高权重，行贿对象有可能包括他的前任魏凤和”。 请注意此文中使用的“包括”二字，言下之意就是魏凤和只是被李尚福贿赂过的“位高权重”者之一。 确实，如今已经被军纪委对外公开宣布了涉嫌“行贿”和“受贿”两项罪名的李尚福从一个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一路爬升至二十届中央军委委员和政府系统的副国级领导人，说他在这个爬升过程中只行贿过魏凤和一人？鬼都不信！ 笔者注意到李尚福和魏凤和“两只靴子同时落地”后，墙内网民即有“不止行贿了魏凤和”之类的质疑，但也只能以“你懂得”来暗示，不敢明说。而墙外的评论文章也有直指张又侠也是李尚福行贿对像之一的，但主要是把分析要点集中在张又侠的军委副主席任内。 确实，李尚福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被内部确认为魏凤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继任人选之前，从逻辑上讲魏凤和的“建议权”是远不及时任军委副主席徐其亮和张又侠的。 已经在二十大之后退役的许其亮本文暂且不表，而李尚福对张又侠与习近平的特殊关系肯定知道比我们外界了解的内容更深层，所以如果二十大之前的李尚福为自己晋升副国级向上行贿的话，那么两个时任军委副主席如果被他挑选只贿赂其中一人的话，这个人当然不会是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徐其亮，而是第二副主席张又侠。更何况当年的李尚福从正军级晋升副战区职再到正战区职的过程中，很可能都已经行贿过他当时的上司张又侠了。 话说李尚福与张又侠在军中的职务交集始于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次年。 2012年10月，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被安排接替了张万全的总装备部部长职务，十八大闭幕后即成为当届中央军委委员之一。 当年出身于解放军航天发射基地的李尚福被平调为张又侠手下的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正军职）的时间是习近平上台的十八大召开的次年。 时光又过了一年，张又侠即将李尚福提拔为总装备部副部长。由正军级晋升为副大军区级。不过李尚福当时的军衔还是少将。 关于李尚福当时为何会进入解放军总装备部的背景，还要从根儿上说起。 1998年4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决定在原“三总部”的基础上，再单独组建一个总装备部。新成立的总装备部保留了原国防科工委的技术指挥领导机构——科学技术委员会…。简言之就是航天发射系统被归入了总装备部。所以总装备部从成立之初就有了副部长之一必须来自航天基地的惯例。而李尚福从航天基地调入总装备部的原因就是曾经担任过当时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两个发射中心主要职务，并在此基础上成为总装备部副部长的牛光红年近退休。 2015年“军改”落幕后，原有的解放军四总部改组为15个中央军委职能部门，张又侠的总装备部长职务改成了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与此同时，李尚福则因为其主管的航天部门归入全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其职务也转而成为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对李尚福当时职务变动的报道始见于2016年2月29日，当时一家中共官媒的报道中特别突出了李尚福的红二代背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尚福在担任总装备部副部长期间，一直都还是少将军衔。央视《新闻联播》于2016年8月29日报道了习近平亲临战略支援部队机关的消息。出镜者之一李尚福被眼尖的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已经佩戴上了中将军衔。即刻发表报道文章说：“这意味着，本轮军改后调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尚福已由少将军衔晋升中将军衔。” 此前，李尚福晋升少将的时间是2006年7月，当时所担任的职务是正军级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也就是说，他从少将熬成中将，花了10年时间。不过接下来他的军内仕途便进入快车道了。 十九大召开前的2017年8月18日，官媒的一篇报道文章《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在京开幕》中，从与会者的官职中找到了“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尚福已接替张又侠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证据。 两个月后，李尚福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直到五年后的二十大召开。 分析到此，如果有人再说李尚福在总装备部任职期间被顶头上司张又侠重用，以及日后成为张又侠的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继任人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对张又侠本人或者其“身边人”进行过贿赂，谁信？ 关心中共政情的人士应该都还记得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曾于去年7月26日突然宣布“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而且还特别说明只查2017年10月以来的“违规违纪线索”，明摆着是在强调张又侠担任总装备部长和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即使也有“违规违纪”的“线索”，都不许举报。如此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自然就更令人相信张又侠绝非清白！
今年6月28日，在北京，中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纪念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外界有人据此联想，奉行多年的战狼外交和霸凌政策之后，习近平当局或将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回到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和平共处？其实，外界想多了，实在不必心存幻想。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当年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于1954年提出，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然而，无论纵观过去七十年的历史还是横看今日现实，中共不仅从未遵守和兑现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五项原则，而且，其所作所为竟与这些原则完全相反，背道而驰。 比如“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看看现实中的乌克兰，早在三十年前，中共就同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乌克兰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共与其他常任理事国一样，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之后，都以双边协议方式向乌克兰做出了安全保障，承诺保障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两年半前，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声援乌克兰，而且还在背后支持俄罗斯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多国质问中共，何不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再说“互不侵犯”，周恩来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率先载入了中印联合声明。然而，如何解释随后于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共首先点燃战火，悍然入侵印度，中印大打出手。直到如今的习时代，中共仍然在中印边界频繁搞事，动辄制造流血冲突。难道说，过去七十年的中印关系就是“互不侵犯”的关系典范？ 说到“互不干涉内政”，五项原则也率先载入中缅联合声明，但大半个世纪里，中共一直在干涉缅甸内政，处心积虑地，要把缅甸变成中共的一个仆从国。直到三年前的缅甸军事政变，都有中共在背后怂恿的影子。难道说，过去七十年的中缅关系就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典范？ 至于“平等互利”，北京的真意，只想跟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平等，它绝不想跟周边小国诸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平等。互利？按照中共御用文人的说法：所谓双赢，就是让中国赢两次。正如中国与美国、欧洲、世界各国的贸易，非要要用政府补贴、低价倾销、抄袭剽窃盗版等，不择手段地挤垮对方、强行占据国际市场。哪来互利可言？ 至于“和平共处”，试看中共建政以来，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北京何曾有和平共处的表现？就说新近发生的事件，今年六、七月间，中共先后对菲律宾和台湾上演公开霸凌：从撞船、水炮攻击发展到手持大刀斧头冲上菲律宾船只，强夺对方枪支、砍伤对方人员；对台湾船只，从强行“登临检查”到强行拖到中国大陆港口扣押。中共破坏和平的挑衅和霸凌行经不断升级。 其实，要准确理解中共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须把中共的宣传逻辑搞清楚。其中之一：它字面上的意思跟它的本质含义完全相反。无论是历史上共产党宣传的，还是近日习近平所表述的，概莫例外。 所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共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中共不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二，中共自我定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范围，然后就强制要求别国予以承认。比如，中共把它悍然入侵、占领、夺取的西藏（1950年）划入共产中国版土而强求他国承认。又比如，在南海，中共把领海范围划到其他国家诸如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家门口，完全不承认、不理会这些国家在国际法的保障下至少拥有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中共自划领海和主权，并强求他国承认和尊重，但中共从不尊重这些小国在自然法和国际法之下拥有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不予尊重，而且肆意侵犯。 所谓“互不侵犯”，中共的定义就是：你不可以侵犯我，但我可以侵犯你。举凡边境冲突或边境战争，中共在宣传中都把责任一律归咎于对方，自己总是有理。 至于所谓“互不干涉内政”，中共的逻辑就是：你不可以干涉我的内政，但我可以干涉你的内政。比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声援中国人民、要求中共尊重人权，中共就跳脚高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但中共本身却一直在干涉其他国家内政。除了对缅甸、柬埔寨这样的周边小国，中共对民主国家的选举采取了越来越露骨的干预。举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国的选举，中共都伸出了它的“咸猪手”，用上金钱、贿赂、间谍等手段。这些国家忍无可忍，纷纷向中共提出交涉：不得干涉内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跟世界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一回，习近平等人只不过是要找一个开会的由头，继续忽悠国际社会、掩饰孤立处境、彰显权力的存在。除此之外，并无任何新意。 中共宣称，这次大会邀请了各国政要，但仔细一看，并非现任的各国政要，而只邀请到一些国家的前领导人出席。包括：越南前总书记农德孟，缅甸前总统登盛，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韩国前总理李海瓒等。 由此可见，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过时，请的也都是过时的外国人物。有中国网民提问：邀请那么多外国前领导人来北京吃大餐，习近平跟他们亲切握手、谈笑风生，那么，中国自己的前领导人在哪里呢？比如还在世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他为何未获邀请出席这次盛会？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本人能够跟中共自己的前领导人和平共处吗？这无疑是最讽刺的诘问。 各国前领导人、包括越共前领导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幸好不是中国的前领导人，故而能够有尊严地存活下来、还有机会被邀请到北京吃大餐。如果他们是中国的前领导人，不仅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更可能被软禁或被变相软禁；更有甚者，还可能平白丧失生命，正如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结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近一年后，当局终于公告了他的所谓罪行和处理意见，给予其开除党籍军籍以及取消陆军上将军衔的政治处分。这个结果或许并不出乎外界预料。不过，李的前任、已经退休两年的原防长魏凤和也出现在和李遭同样开除待遇的腐败高官名册里，多少让外界有些讶异。 尽管在李出事后，舆论一度传出魏涉火箭军的腐败案，但今年春节当局对老干部的慰问，魏亦在列，熟悉中国政治事务的人都知道，这大概表明魏已经没事了。 不像李——其实也不像绝大多数落马的官员，魏此番被查没有一个“前奏”，先宣布他落马，过段时间再公布所犯何罪及处理结果，而是直接进入“高潮”，和李一起同时宣布受处置。当局这样做是其内部事情，但有一点则再清楚不过，中共有腐败嫌疑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就看抓不抓。李和魏是前后两任防长兼国务委员，位列副国级，魏虽在胡锦涛时代发迹，然而被提为防长兼国务委员，是在习近平时代，李更是一手被习提拔，视为习之亲信。两位军队要员先后出事，如果再加上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一大堆将军，你会觉得军队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是个别和偶发的？ 落马高官数量跃升彻底说明当局反腐失败 可笑的是，当局早早宣称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落马官员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来看，确实是“压倒性的”，但却一点都称不上“胜利”，如果真的是“胜利”，应该在某个峰值之后被查处官员逐年下降才对，而不是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后者表明腐败越来越严重。当局到2022年20大召开前，反了10年腐，抓了大批腐败官员，在20大前的几年，落马高官的数目似乎在下降，然而，这种情况20大后逆转，2021年，被查处的中管干部有25名，2022年增加到32名，2023年又大幅增加到47名，其中包括3名省部级官员，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跃升到37名，其中省部级官员7名。被查的官员有退休多年的，也有现任在职的，还有退居二线的，领域也是遍布各行业。 此种情形彻底说明当局的反腐败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不是它没有认真去反腐，而是在一党专政乃至一人独裁之下，是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的，更不用讲去消灭腐败。道理简单得很，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腐败，个人独裁则是腐败的绝对形式，皇帝不受任何制度——不管是成文的还是约定俗成的——约束，以为通过强力反腐，可以让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员不效法自己，成为一个个小皇帝，廉洁亲民，勤政干事，实则是办不到的，当局12年的反腐已经表明了这点。然而，当局吹嘘它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抑制腐败的机制和体系。 尽管如此，反腐失败并不妨碍中南海把它用于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个人效忠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案例中，官方新闻稿出现了过去罕见的几乎相同的表述：（两人）“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指李）/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指魏），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指李）/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指魏），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差别只在上面标注的某些用词上。这种带有政治判定的表述，当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需求。从李、魏二人的处理结果在三中全会前不久，且和政治局会议同一天公布来看，这个政治需求明显和三中全会有关。 中南海害怕三中全会出现要求检讨政治路线 不只李、魏，今年被查处官员的数量之多，事实上也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尤其最近两月，几乎到了每两三天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的地步，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为何当局三中全会前刻意在反腐上显示“零容忍”态度？这不排除中南海已侦查到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里，对现行政策的某种不满浮出了水面，会借着三中全会这个场合“非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甚至要求检讨目前的政治路线。如果在全会上出现这种苗头，即便被当局强力压制和扑灭，对中南海的权威也是一大警讯。而要避免此种情形，不让三中全会开成对中南海政治路线的检讨，就当局工具箱中的打击武器来说，还是要抬出反腐这一招，多惩办几个所谓的腐败官员。 这是中南海对官员上的一根政治绞索。但是只有反腐可能还吓不到一些官员，且打着反腐旗号要让党员干部不说话，也显得不那么合理合法。中南海还有另一政治绞索，即用党建尤其是政治建设强化对干部群体的纪律惩戒。外界看到，政治局会议当天，24名权力体系的成员也就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在主持学习的讲话中强调，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党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如何推进？中南海的办法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高压稍松懈，政治权威基座将松动 党的建设曾被毛泽东捧成中共打天下赢天下的“四大法宝”之一，而所谓的党建在毛看来，不过是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没有半点个人自由意志、听命于毛的毛式政党，这样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中共共产革命的胜利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即毛对中共的改造是成功的。如今，中南海依葫芦画瓢，要再次捡起这一手，某种程度上也成功了，党内派系被清除，异议被压制，反对是不可以的，在所谓统一思想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独裁体制。但是，中南海的新独裁和毛式独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权威的确在党内得到了多数自觉的拥护，且那时中共和它的党员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当然，毛能做到这点，条件是中国处于一种锁国蒙昧状态。 然而，现今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并不是靠事功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让党员自觉服从而取得的，相反，靠党的政治纪律，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政治势力才得以建立起来，但这也就决定了其政治权威内在的不稳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压稍稍松懈，政治权威的基座就会松动，很容易坍塌。因此，要强化政治权威，需不断地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强调政治学习、政治建设，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 不幸的是，对中南海来说，由于经济持续不振和社会弥漫的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其政治权威也在快速消退，此次三中全会当局重举改革牌，目的是提振全党以及社会对当局的信心，但这也就给了党内不满中南海的力量一个合法要求检讨党的经济路线甚至政治路线的机会。这会不会让会议起某种变化，越出中南海事先对会议划定的基调和掌控？当局不能不对此保持警觉，并用党的政治纪律来约束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 因而，外界也就看到了当局的上述动作。打着反腐和治党的旗号，从正当性来讲，让党内不满势力不好发作，忌惮被扣上反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而是反党的帽子。假如有官员不怕被戴上它，还有腐败这顶帽子等着扣在头上。从政治现实出发，在这两顶帽子或两根绞索面前，难以想象有官员还敢在会上公开挑战现行路线，而中南海要的，就是会议上假装的政治团结，不能有非议声音出现。如此，三中全会将被当局宣传为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再次在全会上得以印证。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再次对农民下重手了，表面上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真实意图却剑指宅基地，以及宅基地背后更深层的城乡经济结构。 近日，多地先后出台鼓励农民放弃、退出农村宅基地政策，并给予退出宅基地奖励。比较特别的是，出台政策的地方几乎都是四五线小城市。以安徽省凤阳县为例，农村居民自愿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并归还土地建物，可一次获人民币5万元购房奖励。安徽凤阳县，是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率先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变相私有化方式，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如今这个政策，当然有政治指标意义──当年第一个将土地给农民的改革圣地，现在率先把农民从土地上打发走。 除了凤阳县，还有这些地方，江苏省南通市宣布，自愿退出（放弃）农村宅基地进城购房的，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标准由全市各地自行制定。湖北鄂州则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等。 大众第一反应都是：此举只是小地方想卖房，消化库存，走投无路想出来的馊主意。毕竟，年轻人口基本上都被一二线大城市虹吸走了。而过去的买房主力人口体制内群体又不再旱涝保收，发工资都是问题，所以不得不对农民下手。 但其实我们可以算笔帐，就会发现，这很不现实。 中国的“宅基地”是非常特别的农民财产，所有权属于集体，只能用以建造住宅。扩展理解有几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只拥有使用权；而且还不能单独拥有宅基地，必须要有建筑物，才能一并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任何农民建房，都需要政府批准，否则，政府可以强拆。还有就是，城镇人口不能购买宅基地，农民失去农村户口后也不能再拥有。 在中国购房网站上，凤阳县的房价均价为每平方公尺5000-6000元，一套均价50多万人民币，首付三成最低15万以上。5万显得比较鸡肋，就算勉强凑10万元，交了首付，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首先是城市生活问题，在农村，农民有土地可以种植，就算没工作，至少吃饭没问题。但是失去土地到了城市，吃饭用水都需要花钱。其次是未来房贷怎么办？小地方就业岗位很少，城镇人口都很难，何况进城的农民。最关键的是，农没有正常城镇医保社保，怎么看病养老？再说了，宅基地一旦退出，就不可能恢复。因为农业人口可以购买城镇住房，而作为非农业人口的城镇居民则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村民出卖住宅后，无法再申请宅基地——就是说，是5万元把农民赶出农村，大概率只能让他们未来成为城市边缘人，彻底没有立锥之地。 其实宅基地换房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有的，几年前就开始了。4月份华尔街时报曾报导：河南省一名男子在2018年把自家的宅基地和农田通过政府卖给开发商，本来可以换6套公寓，2021年就可以入住。没想到因为疫情和经济下行、房地产衰退，相关楼盘项目的开发已停滞，他的祖产却再也回不来。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农村宅基地闲置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地方闲置率达到20%左右，不少宅基地上面的房子早已倒塌。所以农村闲置宅基地大部分时候只能在同村居民之间买卖，村民往往只有转出的意愿，没有转入的意愿，实际上根“卖不掉”。既然土地闲置，那么对于想建房的农民应该鼓励甚至补贴吧？可诡异的是，现实恰好相反。 现在全国普遍性的现实是，农村宅基地审批越来越严格了。很多农民想申请宅基地盖房子，难如登天，甚至还有人担心以后农村不让农民盖房子了，甚至还有地方建好的房子都被强拆，没有办证的，拆；塌了超过两年没人住，拆。而有一些大家族男女老少同住一个老房子，按规定，成年儿女结婚了可以分家独立修房子，村组织却好几年都不批，造成大家族住一个屋檐下，频频闹矛盾。至于为什么不批准，理由都是一个：要保护耕地。 可是中国现在真的很缺耕地吗？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为18.1%。从2000到2016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由8.08亿人减少至5.89亿人，减少了27.1%，但同期农村宅基地面积反而由2.47亿亩扩大为2.98亿亩，增加20.6%。而近三年，因为退林还耕和控制宅基地，中国耕地连续三年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因为农村空心化，和严格限制农村自建房，腾出来的耕地并不会投入生产，也不见集中起来开发做旅游区或者规模化种植为乡村谋福利，而是依然闲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被回收成为农业用地的宅基地，本来就不是要用来种植或者搞建设的，而是为了另一笔帐。那就是——转化为补充耕地指标。什么叫转化补充指标？那就要说到中国土地的占补平衡制度。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各地方政府先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一定时期内的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控制，之后每一年，通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进行管理；最后，在每一年的实际工作中， 县以上地方政府对本地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动态管理。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想新增建设用地，就不免要侵占耕地，但是耕地红线划得很严格，那就根据总量控制的原则，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充划入多少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这就是占补平衡制度。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地方为了GDP，在城镇中心或者工业区不停新增建设用地，然后在农村严格控制宅基地，或者把闲置的宅基地转回耕地，控制耕地总量不变，这样，指标总量就圆回来了。 也就是说，让农民让出这些宅基地，或者，干脆就不给申请盖房子的农民批复宅基地，使耕地看起来很多，并不是要开发农村，也并不是真的要保证粮食生产，更不是纯粹为了让农民离开农村去城里买房，而就是为了给这个地方政府腾出新的建设用地指标，来换取更多的建设用地建工厂、做房地产。饮鸩止渴，循环往复。 可问题是，在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下，就算农民牺牲这么多，也不一定能恢复地方的经济。因为中小型城镇并没有快速建设扩张的可能，大中型城市又不缺建设用地指标，政府投入巨资腾退多馀宅基地，却很难收回成本。牺牲的只有农民。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就是中国“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从晚清到中共建政莫不如此。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表面看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是政治运动，其实真正的经济意义是：中共需要把中国传统的农村基层力量完全消灭，这个基层实际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农民和皇权之间的中介和缓冲带——乡绅和地主。过去，他们一直负责稳定乡村，以及征兵、纳税，而中共通过政治运动把他们毁灭，就可以去掉“赚差价”的中间商，直接控制农民。土地还给农民，不是同情农民，是因为当时土地的价值是耕种产出农作物，用农业哺育工业，他必须要农民耕种，才能实现土地价值。而现在，而土地不需要农民耕种了，因为个体小农能产出的价值有限，而土地却有了新的商业价值。 2022年，中国GDP总量1204724亿元，其中农业 7.3%， 工业 39.9%， 服务业 52.8% ，可以看出农业早就不占主导地位了。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51.83%，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2022年末，城镇常住人口超9亿人，乡村常住人口接近5亿，城镇化率为65.2%。中国的经济模式早都改变了——地比人值钱，于是农民就成了横在中央政府和土地财政之间的阻力，所以，国家要把农民这个阻力拔除，哪怕让农民成为城市和农村的游民，国家权力也要直接控制土地。 所以，中共不再需要讨好农民，农民不再占主体之后，政治话语权也开始消失，再次成了沉默的韭菜，一声不响地，就被收割了。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