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間煉獄（二）
2026 年 9 月 14 日
被判18年重刑的華遠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獄中病重，其女對習近平發公開信，懇求習允許任出國治療。此舉再次讓人們把眼光放在這位前房產大亨的政治遭遇上。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點名公開批評習的政治路線和內外政策，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當局重判。這一晃4年就過去了。 在那以後，當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異議人士的名冊上，又增加了很多位。最新一個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前副所長朱恆鵬。根據媒體透露的信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議習而「失聯」數月，他的副所長一職被撤，連帶所及，經濟所領導層也在8月被全部換下。 任、朱在反習隊伍中的獨特價值 從某個角度說，名冊上這一長串習的反對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種獨特的價值，這主要緣於他們的官員身份。過去10年，民間對習和中共的反對自不待言，敢捨生取義、走上街頭公開表達反對立場的行動者也有好幾位，他們贏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敬佩。不過，在官僚群體里，特別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的官員中，儘管對習不滿者大有人在，然而，不畏習的權勢和黨內政治高壓，敢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包括國內自媒體，非議習的不多見。任、朱正是少數因異議遭當局嚴厲整肅的官員。 他們二人一個共同的標籤，是黨的領導幹部。任管理的華遠集團是一家國企，這讓他首先是黨的人，當局對他的管理和考核嚴格按照黨的一套標準和程序進行，事實上，任還兼任華遠的黨委副書記。故而他雖然在企業工作，卻是不折不扣的黨的領導幹部，官僚群體的一員。朱所服務的經濟所，雖然不是黨務和政府部門，但作為當局的經濟研究機構，由政府財政供養，它的領導幹部和國企領導一樣，受黨的制度、紀律約束和管理，換言之，也是黨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領域具有知名度和社會聲譽。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任喜歡就公共事務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發言，儘管這些發言為他引來了爭議和不同評價，可顯然，也使他脫離了一般的房地產老闆的角色以及人們對房地產商人唯利是圖的印象，而被社會劃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紅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關係也為他帶來了社會知名度。 朱雖不如任那樣廣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經濟學家。經濟所是中國最早成立、或許今天還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朱能夠做到該所副所長，從他現在遭受的政治整肅來看，當然不可能靠拍馬屁上位，這個職位表明他在經濟研究領域一定的地位和聲譽。 他們二人的第三個共同點，從事的工作和經濟相關。任所在的房地產行業，本身就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房地產的研究，不亞於該領域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朱的專職是經濟研究，但也為當局的經濟政策提供諮詢和建議。指出二人的這個相似，是有必要的。因為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對習和現政權的批判，應該更多發生在對政治更敏感的領域和人群。事實上也大致符合這個規律，中國最先站出來公開反對習的，是律師群體、傳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領域的學者和觀察人士。這三個群體在習的集權傾向開始顯現後，最先預感到這一點，進而表達反對之聲。 幻想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 相對而言，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包括經濟學者，整體上對中國政治的變化，敏感度要差一點，儘管在中國，經濟和政治密切相關。這個群體更多用一種經濟理性去觀察和思考外部世界以及從事的領域，等到他們察覺時，變化已非常明顯，甚至木已成舟。而從實際來看，習以反腐開道，以黨內小組抓權，在一段時間裡確實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將要到來。到了習第一任期的最後兩年，他已大權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預知到了這種變化，然而，此時習還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別在經濟上還不像政治上表現的那樣高度集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派在經濟政策上還能夠對習形成某種牽制。這使得當局的企業界人士和經濟學者雖然對未來也很憂心，但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可能還抱有一絲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的。習越來越專權，黨內高層已無制約他的力量，習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邏輯和思路去治理中國經濟，主要表現在，習為使產業轉型升級，重拳打擊房地產業，並讓國企承擔產業轉型的重任；同時，出於對平台經濟做大後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戰中共統治的考慮，對互聯網企業以監管之名行整肅之實。雖然中國經濟在習上台後顯示出增長疲軟的態勢，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將經濟導入衰退的軌道，尤其民營企業哀鴻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與世界的隔絕，終將多數中國人對未來的信心完全摧毀，以致疫情過後，受疫情疤痕效應的拖累，經濟並未如預期的那樣反彈。 此種狀況無疑是大多數人不樂見的，對習的不滿和憎惡於是充斥民間和黨內，包括官僚隊伍。對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來說，雖然他們可能「覺悟」得晚一點，然而，當中國整體的發展態勢完全逆轉後，他們從事的職業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對這種逆轉帶來的後果有更真切和具體的體會。畢竟經濟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經濟不好，失業和收入的下降對每個人都是具體可感的。這會讓那些原本不想過問政治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對政治這個根本問題，認為習的發展套路是在自掘墳墓。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被警衛扶著離席。 未來會有更多官員加入「非習」行列 任、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出了他們對習的強烈不滿。任本就好議政，紅二代的出身和高層關係，讓他比多數企業家更清楚這種一人統治的政治含義和後果，並由此批判習的黨媒姓黨等主張，當時即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沉寂過一段時間，如果閉眼不問時事，退休後可以過著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許是不安分的個性，也許是不想讓中國這條大船在習的掌舵下沉沒，總之，在歷史處於黑暗，需要有人吶喊之時，他對習發起了猛烈抨擊，但也讓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價。 對習而言，任的批判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由於疫情初期的瞞報，習把自己搞得很被動，處於政治上的低谷時期，致使他很難不起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這種事情出現，所以必須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當局以貪污、受賄等罪名判刑18年，其兒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習言論得到廣泛傳播不同，到目前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議習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聯」是被當局雙規，還是被秘密抓捕。這讓外界更好奇他所犯何事。然而，從他個人的遭遇和連帶損及經濟所來看，此事應該不輕，肯定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他因此是否會像任一樣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應該也肯定，當下仍處於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如果像朱這樣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也可以妄議習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嚴處，在當局看來，這就等於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攻擊習，如此下去，豈不會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必須把此事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的典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朱「失聯」也並非孤例，近幾年還有當局的一些經濟學者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處理。從任到朱，當中國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受到當局越來越多的騷擾和打壓，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另一方面，作為黨國官僚體系的一員，當局對這二人的處置也說明這支官僚隊伍越來越不好帶。儘管當局用嚴厲的黨紀和專政工具對付它的官員，然而可想而知，它並不能完全禁絕他們的政治非議，這個名冊未來肯定還會增加新的官員面孔。鑒於官僚隊伍是中共統治的支柱，當有更多的官員加入「非習」行列，對習政權絕非好事。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此前的文章《”反恐”一哥劉躍進和中共”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中已經介紹過劉躍進的身份是2015年在公安部網站上由公安部部長助理變成”反恐專員（副部長級）”的，當時立刻引起許多牆內媒體和大外宣的興趣。有文章報道說，他劉躍進是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現名西南政法大學）並被選拔進入剛剛成立的刑偵系。當時已經是公安部正部長級常務副部長的楊煥寧，以及日後被習近平委派到重慶接替王立軍職務的何挺等，都是他「西政」刑偵系的同窗。後兩人在劉躍進被委任為「反恐專員」之前，一個是所謂「反恐專家」，另一個則是所謂「反恐尖兵」。 筆者日前又在網上搜索到一篇文章《西政79級學子發展現狀之政壇篇》作者是「佚名」。文章稱讚西南政法大學78、79級、80級學子被譽稱為法學界的「黃埔軍校」前三期，說他們的學術或政治成就對中國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就了所謂的「西政現象」。 這篇發表於15年前的文章稱，據不完全統計，「西政」79級學子中現任省部級領導的有7人，廳局級幹部有60多人。其中的楊煥寧和何挺後面詳細介紹。而時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何超明和時任中央軍委紀委專員劉季幸這裡需要先介紹一下。 劉季幸在習近平上台後就官拜了軍事法院院長，與最高法院的常務副院長同為一級大官，同時也還有中將軍銜，2018年6月退役。在任期間，谷俊山、郭伯雄，以及房峰輝等「軍虎」，都是他主持審判的。 至於澳門人何超明居然是「西政」79級的，筆者也是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此前對他有所關注是因為這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居然在2017年7月被澳門終審法院指控「觸犯詐騙、濫用職權、創立犯罪集團」等1536項（也有說1970項）罪名。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定他逾千項罪名成立，判處單一刑期21年」（引述自百度百科）。 2015年楊煥寧從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位置上調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後，牆內一篇報道他的文章中，特彆強調了他曾是其中一員的西政刑偵系79級是最牛的一屆。一是因為全國第一個刑偵專業的首屆，二是因為當時的最高法院接教育部通知，同意在西南政法學院設置刑事偵查本科專業時，當年的大學本科招生業已結束，所以是從法律專業抽調95名新生組成刑偵專業。該文章還稱當時為刑偵系挑選新生時，條件嚴格，不但有身高、體能要求，甚至還有相貌要求。 這位楊煥寧是山東安丘人，出生於1957年，比劉躍進年長兩歲，而兩人的早年經歷幾乎是一模一樣。 父親也是警察的楊煥寧18歲上高中畢業，在山東省聊城縣朱老莊公社「插隊落戶」三年期間和當時的習近平一樣，因為受到當地的「貧下中農們的一致好評」而獲准加入中共。入黨的次年就被招工到了位於山東濟南的空軍四站。 1979年9月，22歲的楊煥寧通過參加全國統一高考，與自己的山東老鄉何挺，以及當時遠在廣西桂林的劉躍進一同考進了西南政法學院繼而一同被選拔進入刑偵系。 入校後，楊煥寧擔任了79級刑偵系的總班長，從那開始就是何挺和劉躍進的「上級領導」了。 四年制大學畢業後，劉躍進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楊煥寧則是和同班同學中的何挺兩人一同進京，在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工作。 相比於楊煥寧和劉躍進進校就是學生黨員，出生於1962年的何挺入校時才17歲，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此公是在大學三年級入黨，據說入黨介紹人之一就是楊煥寧，另外一個是否是劉躍進就不得而知了。 楊煥寧任職公安部刑偵局期間，一度還被安排到黑龍江「掛職」，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副局長，1996年從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位置上再升一級，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兼部辦公廳主任，伺候時任公安部部長陶駟駒。 2001年1月，楊煥寧又被升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期間通過「在職學習」，比習近平早一年成為「法學博士」。 不過公正地評價，雖然都是「在職讀博」，可楊煥寧當年畢竟是高中畢業了才「下鄉插隊」，日後又是憑高考成績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本科。所以，相信楊煥寧本人也強烈反對把自己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法學博士」與習近平的清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的「法學博士」相提並論。 同理，1979年正經高中畢業後直接考入西政，日後成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在職研究生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何挺，內心裡肯定也是恥於被與習近平的「法學博士「相提並論。 我們本專欄此前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劉躍進是2001年初從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正廳局級）調入公安部的，歷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武警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正局級）、公安部禁毒局局長。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一個月後其行政職務也升了半格，被國務院任命為公安部部長助理。 也就是說，劉躍進當初從天津市公安局調進公安部接替的是他「西政」同窗楊煥寧因為晉陞副部長而空出的職務，自此開始服務時任公安部部長賈春旺。 賈春旺是1998年3月由國家安全部長改任公安部長的。楊煥寧在部辦公廳主任位置上服務了他3年，即向他保舉了劉躍進。 在擔任公安部副部長的2003年至2005年期間，楊煥寧還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和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在部內除了分管刑偵局，還被指定主管反恐局、禁毒局等。在此期間，何挺一直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先是任反恐局局長兼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繼而又回到他曾擔任副局長的刑偵局任局長。 正因為楊煥寧和何挺有如上這段經歷，所以楊煥寧就成了中共媒體上的「反恐專家」，何挺則被稱為「反恐尖兵」。 2008年年中楊煥寧從被外放的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位置上回任公安部時，人民網曾特別刊登文章《反恐專家楊煥寧任公安部副部長》。日後楊煥寧落馬，牆內一些媒體又爭相轉發《曾是反恐專家 這名中央委員調任安監總局卻遭斷崖式降級 》一文。 至於何挺的「反恐尖兵」名銜，更是因為他早在公安部反恐局成立之前，就是刑偵局下屬的反恐處的首任處長，所以反恐局一經成立，他便是首任局長。算得上是中共「反恐」的元老級人物。 楊煥寧2008年年中從黑龍江回調公安部後，其副部長前面就加上了「常務」二字，同時也是當時公安部黨委唯一的副書記，自此官拜正部長級。從2009年開始，這個楊煥寧又兼任了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繼續主導「反恐」。 比楊煥寧年輕近5歲的何挺在公安系統晉陞至副省部級的時間也比楊煥寧晚了8年多。他從2007年至2009年的兩年多時間裡先後擔任的甘肅和青海的公安廳長，都還是正廳局級，直到2009年3月才被宣布為青海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 日後何挺在牆內知名度陡然升高，是因為他於2012年3月奉命從青海轉戰重慶，接掌了王立軍此前被薄熙來安排出任的重慶市政府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職務。「反恐尖兵」成了「救火隊長」。當時的牆內牆外媒體內，多以《何挺：公安部大院的反恐尖兵》、《王立軍繼任者何挺:政法系統老手 被譽為”反恐尖兵”》、《王立軍繼任者 何挺為「反恐尖兵」》之類的標題報道之。 此時的何挺剛剛過了50歲生日，晉陞正省部級的前景十分看好，沒成想5年之後就落馬了。 當時何挺「被查」的消息是大外宣《星島日報》於2017年4月間就對外透露的。 2017年10月9日，中紀委發通報稱已對重慶市政府原黨組成員、副市長，市公安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何挺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通報中開列的何挺的「嚴重違紀」行為是為謀求職務晉陞搞攀附，長期搞迷信活動，違規公務接待，揮霍浪費公共財產，違規出入私人會所，頻繁接受私營企業主宴請，辦公用房和公務用車嚴重超標，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親屬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以及違規選拔任用幹部、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 有點搞笑的是，何挺早在到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當年底，即已經被眼尖的網友公開曝光了他「在不同場合佩戴各種名表，總價值高達幾十萬」。當然，網友們在公開網站上譏諷他為「新一代表叔」、「新表叔」的持續時間不長，當時的百度、新浪微博等各大網路服務提供者即奉命把「何挺」和「表叔」捆在一起屏蔽了。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在此之前早已經有多名中共官員的入獄都是「禍起腕上名表」，何挺怎麼就不懂得引以為戒呢？難道戴名表也是一種戒不掉的癮？ 當然，鑒於何挺的被查是在「戴名表」事件的四年多後，足以證明當時的中紀委並沒有把他的腕上名表當回事。而他2017年被查證的最嚴重的「違紀」行為，當屬習近平最不能容忍的所謂「為謀求職務晉陞搞攀附」。請注意，所謂的「搞攀附」還不是單純的跑官、要官、買官。比如李尚福的罪名之一「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送給他人錢款」就相對「單純」，只是「個人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的一種表現」。但「搞攀附」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 習近平主持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項增寫了搞政治攀附行為的處分規定。中紀委把搞（政治）攀附具體解釋為「投靠有權勢的人，以謀求自己能夠得到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實質上是在政治上拉關係搭『天線』、找後台尋靠山，搞人身依附」。 那麼，何挺落馬前曾對誰「人身依附」了呢？ 從時間線上分析，何挺被對外公開免去其所有政府職務並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的具體時間是2017年6月16日；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孫正才被中紀委公開宣布「正在接受調查」的時間是2017年7月24日；中紀委公開宣布「對第十八屆中央委員，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楊煥寧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的時間是2017年7月31日。 那麼此三人之間應該是誰先揭發了誰呢？何挺是同時或者先後「人身依附」了孫正才和楊煥寧，還是只「攀附」了其中之一呢？ 筆者的判斷是，當時的中紀委很可能是奉習近平之命，為了清除孫正才先從外圍下手，先讓何挺交待出他是如何對孫正才進行「人身依附」，而後就有了整肅孫正才的借口。至於楊煥寧，也應該是被何挺交待出來的。 共產黨官員之間很難湊齊的「四大鐵」關係是：「一起同過窗，一起抗過槍，一起分過贓，一起嫖過娼」。而 「西政」刑偵同窗楊煥寧、何挺和劉躍進，日後分別掛著「反恐專家」、「反恐尖兵」和「反恐專員」的名銜在公安部里一起抗槍，當然也一起分臟。而且大概率也曾一起嫖娼。因為中共在開除他們黨籍的處分決定中都指認他們「違規出入私人會所」。什麼叫「會所」，而且還是「私人」的？誰都懂得。 接下來，何挺的下場是被開除黨籍，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辦理提前退休手續。而時任中央委員楊煥寧則是背了一紙留黨察看二年處分，同時被降為副局級非領導職務。 相比如上兩位「西政」同窗，劉躍進雖然落馬的時間晚了將近7年，但遲來的報應反而更重。已經於上個月被最高檢宣布逮捕的劉躍進此前已經被中紀委認定了「非法收受巨額財物」罪，決定了無期徒刑都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下場。 像他當年在天津的主子武長順一樣領刑死緩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十月一日，有在台港人於西門町舉辦「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的抗議活動，在已申請的地點插起「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豈料有兩個疑似小粉紅的中國遊客看不過眼，直接拔掉「光時」旗丟到地上。主辦單位見狀，即趨前理論，其中一個小粉紅竟向他們怒吼：「今天是中國國慶節，我不允許有這種旗插著！」 有份主辦活動的「赴湯」說：「這邊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你不能撞我的東西。」小粉紅聞言，便像念咒一樣回應：「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赴湯說：「台灣是台灣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隨後雙方吵個不停，主辦者即報警處理。結果兩名踩場的小粉紅被警方帶離。 十月三日看媒體報導，那兩個中國遊客姓姚，是夫婦，二人假借探親名義來台，但原來他們聲稱要探望的母親（身分為「中配」，即嫁到台灣的中國大陸人），早已於七月離台返中，且長期居住大陸。官方表示，兩人濫用台灣基於人道允許兩岸親人相聚的善意，現已強制他們離境。 只是強制離境，未免太便宜這兩個小粉紅了。台灣法律不是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嗎？第73條說「於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運動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口角紛爭或喧嘩滋事，不聽禁止者」，可罰款不超過六千元台幣。有台灣立委也評論，指兩人動手拉旗、破壞、叫囂，已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屬於「非告訴乃論」（即官方可主動偵查、檢控的罪行，無需受害人起訴）。 台灣不同中國，這裡人人皆能自由表達意見，現在兩個中國小粉紅來踩場鬧事，把人家的旗子丟在地上，竟然拍拍屁股走人，完全無需受罰，是否太縱容他們呢？不要忘記，現在兩人被強制出境，不因為他們在別人的合法集會期間搗亂，而是因為他們恰巧「違反入境條件」——他們聲稱要探望的親人根本不在台灣。假如那個中配母親沒有離境，兩人豈不是可以繼續留在台灣，喜歡鬧場就鬧場？想一想就令人心寒了。 我認為，台灣政府對付這類橫蠻無理、破壞言論自由空間的中國遊客，絕對不能手軟。像這次西門町事件，就算主辦者沒有財物損失，也應該按照法律懲治兩人喧嘩滋事、侵犯他人財產、妨礙他人行動等；即使不拘留，也至少應該罰款，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不然中國小粉紅將來必然有恃無恐，陸續在這類活動中借故生事。 在台港人若不幸遇上這類小粉紅，我的建議是：不要跟他拼拳，嘗試入他中路。對方喃喃念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你不妨笑著問他：「海參崴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俄昔日簽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滿洲里界約，你知道令中國失去多少土地嗎？」 小粉紅當然不知道（這是他們的國家機密）。 這時，你就可做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然後義正辭嚴罵道：「你們已經被俄國奪走相當於40個台灣的領土！連這些也不知道，你還算是中國人嗎？」（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在現代戰爭的極限運用之下，以色列軍方與情報部門(摩薩德，Mossad)已經訂出對真主黨與伊朗的「斬首黑名單」，進行所謂「定點清除」，並且按表操課、有序執行。在繼9月27日清除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之後，10月4日再度傳出清除可能繼任領袖人選之一的薩菲丁(Hashem Safieddine)。黎巴嫩安全部門10月5日證實，薩菲丁已經失聯。但是可以預見，以色列的斬首任務必將引來真主黨與伊朗的瘋狂報復。 當前中東的情勢，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情勢失控、危險升級。儘管人們對中東和平的願景充滿不確定性，但唯一確定的是：對和平的企盼已經機會渺茫。似乎，猶太與伊斯蘭兩大民族，永遠難以共存在這個地球上。 三次和平曙光，黯然消退 如果人們記憶猶新，1978年9月，在前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下，美國、埃及和以色列三方簽署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然而，埃及的「親以政策」立即遭到了阿拉伯國家的激烈排擠，隨即被取消《阿拉伯聯盟》成員國的資格，簽署協定的埃及總統沙達特在1981年遭到暗殺，第一次中東和平的曙光稍縱即逝、黯然無光。 1993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簽署了《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中東和平再現曙光。隔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簽署雙方：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和「巴解」領袖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結果，就在隔年(1995年)，拉賓本人也遭一名立場激進的猶太人刺殺身亡。換言之，致力於中東和平的雙邊領袖一一死於非命，證明了兩個民族總有一些人永遠不願看到和平的到來！ 2020年，在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搓合之下，以色列、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四個國家，分別簽署了《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中東和平三度露出曙光。但是3年後的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進行了恐怖突襲，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戰爭框架」(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用語)以及「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ty of Life)：無數的難民與死傷的平民。或許，中東的和平曙光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中東和平三大支柱已經斷裂 第1支柱的斷裂：聯合國已經報廢而不堪使用 在繼2024年4月之後，10月1日晚間伊朗再度對以色列發動數量達到200枚的飛彈攻擊，使用的是超音速的洲際彈道導彈(Super Sonic ICBM)，伊朗宣稱這是對以色列一連串軍事侵略的報復行動。隔日清晨，真主黨武裝人員也首次與突入黎巴嫩境內的以色列部隊交火，中東戰火四處燎原。依據過去我對戰爭演化的三段推論： 雙邊衝突－溢出效應－大國介入，中東戰火已經溢出而擴大。 面對不斷升高的危機，聯合國10月2日召開緊急會議，試圖提出停火建議。然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一番預設立場的說辭，等同於宣告聯合國自毀長城、盡失立場。古特雷斯說道： 「自去年10月以來，以色列在加薩開展了他擔任秘書長以來最致命和最具破壞性的軍事行動。加薩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難超乎想像。與此同時，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被佔領西岸的局勢繼續惡化，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建造定居點， 驅逐居民，掠奪土地，加劇定居者的襲擊，逐步破壞兩國解決方案的任何可能性」。 對於被聯合國「官定」的恐怖組織(哈瑪斯、真主黨)，古特雷斯只是「輕微譴責」，對以色列則「重棒捶打」，這不只是雙重標準，更是頭歪腦斜、是非不清的標準。換言之，聯合國已經失去公正調和、促進和平的功能。換言之，聯合國已經報廢，甚至應該進廠維修，根本無法發揮穩定、調和、促進中東和平的角色。 第2支柱的斷裂：美國的中東影響力已經式微而無力回天 過去三次中東和平協議，都是由美國牽頭促成，但是這次「以哈停火」的談判卻始終毫無斬獲，甚至胎死腹中。換言之，美國已經管不住中東，包括無法勸阻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至於以色列自行其是而不再聽命於美國，也包括管不住伊斯蘭國家，甚至激發這些「疑美集團」烈焰難抑的怒火。時至今日，除了扮演以色列的「輔助防衛者」和「協力攔截者」之外，美國的外斡旋已經捉襟見肘、無力回天。 美國總統拜登10月2日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以色列有權作出回應，但『應當適度』」，在被問及是否支持以色列打擊伊朗核武基地時，拜登回答是negative(不支持)。兩句回答整合起來就是：「以色列有權適度地作出不攻擊伊朗核武基地的回應」，意思就是「有限度回應」。令人疑惑的是，美國不正是因為伊朗發展核武而對伊朗實施制裁嗎？怎麼對於以色列可能攻擊伊朗核武設施表示反對？也許，這就是拜登面對中東衝突的「阿茲海默政策」。 實際上，中東危機的升級，證明了美國(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已經徹底失敗。對於國際衝突，拜登政府始終採取開會、呼籲、溝通、警告等等口頭表態，以為只要「大哥開口」，各方就應一呼百諾、聽命行事。事實上，美國的大國地位已經開始式微，美國的大哥外交已經形同「無能外交」。 第3支柱的破裂：兩大民族血海深仇已無和平意願 在聯合國緊急會議之後，以色列直接將立場偏袒的古特雷斯定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並禁止這位秘書長入境以色列。對於伊朗的飛彈攻擊，以色列誓言要讓伊朗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甚至發出斬首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 A. Khamenei)的預告。10月4日，哈米尼甚至「帶槍」主持祈禱會，在這個具有全國動員力的儀式上，哈米尼宣稱對以色列的飛彈攻擊只是「最低限度的懲罰」，誓言將繼續對抗以色列這一「中東吸血鬼」。換言之，以色列這一方是「戰爭打到底」，伊朗另一方則是「報復無止境」。 現代戰爭型態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現代戰爭已不同於傳統戰場(battle ground)上坦克互轟、機搶掃射、單兵肉搏的型態；在「全武器化」(total weaponization)之下，無人機艇、AI戰狗、激光與微波作戰、駭客癱瘓、特定斬首乃至各種非典型戰術……，已經展現在現代戰爭「多象限空間」的作戰型態中。在繼4年前擊斃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司令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之後，以色列9月17日發動鎖定真主黨人呼叫器(俗稱BB Call)的集體爆炸事件，以及一連串高層領導的的斬首行動，說明了現代戰爭是一種「無限想像」與「難以逆料」的戰爭。 在現代戰爭的框架之下，中東的和平意願已經崩解。在聯合國自廢武功、美國的「呼籲外交」已經失敗、兩大民族之間已無和解意願之下，中東和平的三大支柱已經瓦解。在血債血還的魔咒以及「攻擊－報復」的暴力螺旋之下，「第六次中東戰爭」已經瀕臨一觸即發的境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地位未定論」興起於二戰末期一群美國對中政策官員的看法，他們認為，儘管1943年《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提到戰爭結束後台灣將歸還給中國，但那只是暫時性政治聲明，必須以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為基準。該和約與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日和約》都主張，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但並沒有定明日本放棄後台灣的歸屬國，所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日本放棄的受益國。這也是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的濫觴。 由於戰後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施了有史以來最長的戒嚴令，因此從早期的黨外到民進黨都帶有濃烈的反體制色彩，希望以「台灣住民自決」來對抗國民黨的「法統論」，「台灣地位未定論」就成為前者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即使民進黨於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公開肯認台灣「事實上」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並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歷任的民進黨領導人包括蔡英文在內，能夠不多談「中華民國」就不多談，更遑論要挑戰「台灣地位未定論」。只是，這一切似乎在賴清德就任總統後有了微妙的變化。 上任4個月來，賴清德似乎正在拆解民進黨內普遍認知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並積極透過肯認中華民國合法性的方式，往「兩個中國」的方向走，其證據有三： 第一、賴清德多次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所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之說雖然始自於蔡英文，不過，賴清德卻是第一個將此說搬進就職演說的國家領導人。「兩岸（兩國）主權互不隸屬的說法」讓共產黨恨得牙痒痒，認為賴清德正往「獨」的方向邁進。不過，由於此說標舉中華民國主權高位，對內可以向中華民國支持者號召，對外又可有效區隔中華人民共和國，縱使國民黨不開心卻也很難反對。特別的是，「互不隸屬」說與美國從前年開始倡議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沒處理台灣代表權問題」理念相通，遙相呼應，前者顯然也有美國背書支持的成分在。 第二、賴清德搬出《璦琿條約》，反諷中國如真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收回清朝割讓給俄國的土地？ 賴清德的這番說法聰明地點出中共所謂「中國領土完整」的謊言與荒謬性，後續也引來大批國際媒體的報導，效果驚人。不過，拿大清國簽訂的《璦琿條約》來反擊中共，也隱約有承認「歷史疆域」說的味道，據此，又隱隱與國民黨政府一直強調的「中華民國法統論」相契合。就傳統民進黨人來看，這是一個「危險」的說法，但賴清德卻直言不諱。 第三、賴清德前天說，75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倒是113歲的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 這其中，「中華民國正要過113歲生日」，顯然已納入中華民國在1949年以前在大陸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更是正面肯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台灣人都是「中華民國人民」。至於「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這不僅在民進黨內聞所未聞，就連近10年來都未曾有任何國民黨人說過。賴清德的這番談話，可說是已經完全拆掉傳統民進黨人對中華民國的拘束器，正面表述「兩個中國」。 黨政高層說，賴清德這番話是針對最近許多台灣藝人稱中國為祖國，有感而發。不過，就台灣內部政治而言，賴清德的連番談話其實更像是一把利刃，直插向國民黨的心臟。無論是脫胎自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互不隸屬」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或引據《璦琿條約》直斥共產黨對台灣的領土野心，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是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這本該是前晚坐在台下的韓國瑜、蔣萬安等等國民黨人的傳統論述，但如今卻失去了這些歷史話語權，到底孰令致之？ 比較前後兩任總統的兩岸論述，蔡英文陰柔，總是審時度勢步步為營，希望能慢慢地推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賴清德陽剛，但卻用縝密的事實與簡單的邏輯，逐一破解許多台灣人在兩岸關係上習以為常的定見與盲點。如果國民黨還把賴清德當成亟亟推動台灣正名建國的「台獨金孫」，用趙少康那種不知所云、氣極敗壞的方式解讀賴清德這一系列的談話與布局，那等於是與上述主張站在對立面，將距離台灣主流民意越來越遠。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我不是吳慷仁的粉絲或安溥（從前藝名叫張懸）的歌迷，所以兩人在微博表態祝賀那個「國慶」，我並無特別感覺，但理解很多港、台網民為什麼馬上崩潰。然而兩相比較，安溥「跪」得似乎比吳慷仁更驚天動地。 畢竟連「成都人」林依晨和正在大陸巡演的陳奕迅，昨天都沒有在自己的微博賀「國慶」——可見在中國求財的藝人也有沉默的自由——但沒有用微博的安溥，反而煞有介事透過經紀公司祝賀中共，更親筆題下「祝福新中國成立七十五周年，人民和睦，萬里皆安。安溥祝福」，可謂誠意十足。有小粉紅還嫌她沒寫「祖國」，未免太吹毛求疵了。 其實看一看安溥近年的動向和訪問，她差不多早已親口告訴你：「從前的張懸只是虛假的人設，現在的安溥才是真正的自己。」她根本沒變，只是今天不再演了。 仍叫「張懸」的時候，她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勇於發聲，聲援中國烏坎村、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聲援香港反國教和雨傘運動，在英國開演唱會時還高舉台灣國旗，被小粉紅認定為十惡不赦的「獨派」。但在她使用本名「安溥」後，一切政治表態便戛然而止。試看以下這條耐人尋味的時間線： 2013年10月，以藝名「張懸」最後一次前往中國演出，那是西湖國際音樂節。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張懸在臉書發文聲援香港，有一句說：「我們一起被這世界正在發生的苦難震撼，我們與擁有同樣信念的人們站在一起，一起做事，發出聲音，很多事，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2015年，放棄藝名「張懸」，改用本名「安溥」（她表示希望習慣剪報的父母，能時時看到自己為女兒取的名字），並宣布閉關，暫別幕前。 2017年，安溥突然關閉有35萬人追蹤的臉書粉專，清空過去發表的一切言論。 2018年，正式以安溥身分復出樂壇，11月便到杭州ADM展會演講。 2020年1月1日，相隔六年，安溥終於重返中國大陸演唱，參加溫州東海跨年音樂節。 從此，安溥一直暢通無阻在中國巡迴表演，直到今天。 不難發現2015年是她的人生轉捩點——她由熱血沸騰的「社會運動者」張懸，逐漸蛻變成一個自言增加了「幽默感」、對世事更「包容」的安溥，正如2018年她復出時接受ELLE訪問所說：「以前不管有耐心或是沒有耐心，都會試著想要去多講一些東西。但後來發現其實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是看待所有不同事物的幽默感，幽默感代表任何嬉笑怒罵的事情，任何有理沒理的事情，它都可以存在、都可以發生、都可以被包容，然後你都可以找到一個面向去相對應，而不是一定要去消滅某種說法，或者是大家一定要認同同一個價值觀，這個世界才會繼續運作下去。」 任何沒理的事情，安溥都可以包容，那自然不介意中共的統戰了。 是什麼驅使她有這種變化呢？會否跟2014年聲援雨傘運動有關？我不知道，但決不排除這個可能。不要忘記，林夕也是從傘運開始被中共打壓的，但他沒有「悔過」，終於在大陸變成「佚名」。張懸之前扮演社會運動者，或許一直不需付什麼代價，但這次聲援香港傘運，必然發覺已結結實實踢到一塊鐵板。 踩了中共這條紅線的藝人，若不「洗心革面」，將永遠與香噴噴的人民幣絕緣，這是常識。也許是這緣故，她才毅然跟自己割席，改掉「張懸」這個「劣跡藝人」的名字，並徹底抹掉自己在社交媒體留下的痕迹，然後以清清白白的「安溥」之身投奔對岸。 安溥能夠在2020年頭踏足溫州舞台，當時肯定就跪了，而她那位在中國有廣泛人脈的父親焦仁和，可能亦出了不少力。只要細察安溥在2014年後的微妙變化，就知道她在大陸有今天的發展得來不易，所以萬勿誤會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了，哪有許多無可奈何的苦衷，根本只有蓄謀已久的表忠。 台灣人其實應該感謝中共，是中共讓你看清楚：每一個張懸背後都可能是一個安溥。換了是你，又能否把張懸這個角色演到底呢？（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朱恆鵬因為在微信群非議習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經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後引發外界對中國言論管控的進一步擔憂。關於朱的被抓，我在華日的報導前20多天就已獲知。當時一個朋友告訴我，朱是因為非議三明醫改而被抓的，且經濟所受到牽連，領導班子也被一鍋端，全換了。我本想將此事在我的X帳號披露，但後來想到這可能給朋友帶來麻煩，也就作罷。此前，有朋友給我提供一些資訊，被警方叫去「喝茶」。 說實話，朋友告知我此事時，還不完全相信，因為感覺如果只是非議三明醫改，就把一個經濟學者，而且人家還是副所長抓了，有點不可思議，雖然三明醫改是當局宣導的醫改模範。因此我特意上了經濟所的網站，看看它的領導變更。果然發現，其所長和副所長同時是8月從社科院其他所調入，黨委書記沒有說什麼時候任命，但是一個專攻馬列的學者。顯然，經濟所領導班子的任命程式顯得很不正常，間接證實發生了一場人事地震。而朱恆鵬的資訊在經濟所的網站也消失了，研究員欄內沒有他的名字，無疑連這個資格都被除名。 一場太過嚴厲的處分 我上網查到朱2017年在財經雜誌發表了一篇三明醫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對三明醫改是表揚的。如果像朋友所說，他是因妄議三明醫改而遭此無妄之災，那他是什麼時候轉變對三明醫改的看法？這個轉變背後是否意味著體制內的學者，包括有一定學術地位和權力的學者在過去幾年對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整體環境，還有對習近平個人的看法和評價，有一個大的變化？因為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轉變，他代表的是體制內至少一批持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的轉變。 2017年是習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儘管習在那五年已經在政治上表現出集權，在思想觀念上回歸毛的傾向，但畢竟還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權獨攬，在經濟上還有李克強為代表的中共黨內自由派的某種牽制，彼時的中國經濟雖然已出現衰退，但不是很明顯，所以體制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認為李克強、劉鶴等經濟官僚不會讓習在經濟上完全胡來。然而，從2017年到現在，習越來越專權，經濟也衰退得越來越嚴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終於把體制內那些原本還存有一點幻想的經濟學者惹怒了，認為這樣下去就是自掘墳墓。從這個背景，事實上不難理解朱對當局態度的轉變。 不過我對朋友的有關說法還是存疑。華日的報導也只是說他在微信群里批習，但到底是怎麼批習的，說了哪些習的壞話，不得而知。從當下的政治言，雖然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比習統治前期更惡劣，當局對言論的管控在進一步加強，乃至公開要求對中國經濟不能說壞，只能說好——所謂唱響經濟光明論，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里發泄對習的不滿，批評當局對經濟的做法，從當局之前處理的相關案例——之前也有個別體制內官員因在非公開場合妄議習而受處分——來看，目前這種處理是過嚴了。即使社科院領導想討好上級，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責，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長職務撤銷，開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畢竟朱不是個普通學者，還擔任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的副手，而且以前沒有政治妄議的前科。但現在人不僅被抓，且經濟所的領導班子也全換，從這個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習，是否像任志強一樣，有對習的刻意的政治醜化？ 任被抓，是他發布的批習長信，雖然此信開始也是在小範圍傳閱，但因語氣激烈，公然抨擊習的內外政策，對習進行政治上的徹底否定，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泄露出來後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產生了很大的輿論效果。對習來說，任的這封信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紅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經過從甚密，而那個時候也正是習處於政治低谷時期，武漢疫情的大爆發把他搞得灰頭土臉，種種因素混在一起，很難不使習會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蠢蠢欲動，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會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此種現象的存在，所以必須嚴懲，拿任開刀。 妄議中央，殺一儆百 然而，硃批習的事並沒有在社會擴散開來，只有部分經濟學者知道這個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過去幾月無人談及朱，說明知曉此事的人確實不多。這也就表明，朱的妄議不太可能涉及對習的政治攻擊，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討習檄文一樣。可如果是這樣，像前面說的，當局為何又大動干戈？我提出一個解釋。朱很可能在微信群里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對他的某幾個政策進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評，此事傳出去後被社科院和網信部門獲知。但對這種事的處理當局本來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現在的處理方式，小則交給經濟所內部處理。可是，這個事情被彙報到了蔡奇甚至習那兒。無論蔡還是習，在他們二位看來，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現在像朱這樣的擔任一定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對習和他的經濟政策說三道四，卻不加以嚴處，會不會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抹黑習，攻擊當局政策，從而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他們指示對此事要從重處理，把它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近平的典型案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後當局以腐敗罪判處他18年重刑。朱應該沒有腐敗問題，所以當局要把朱收監，判朱的罪恐怕很難，總不能像對待民間人士一樣，也給朱安個尋釁滋事的罪名，這將會讓人貽笑大方。我估計現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後有沒有一個反習小集團，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習勢力的影響，和這個勢力有什麼策應。如果警方是在這個方向調查朱，那麼他可能面臨兩種結局：要麼在調查後發現沒有其他嚴重政治問題，把他放了；要麼抓到其他把柄，給他安個相應罪名，判處幾年監禁。 不管對朱的處理結果如何，當局都是要發出一個強烈信號，即決不允許包括學者在內的體制內官員，借著當下的困難局面，非議習近平和中央的決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懷有二心。通過這起事例，官方學者更不敢、也不願去表達和當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當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議。當官方學者都噤若寒蟬，可想而知，當局出台的政策和決策，品質只會越來越差。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以色列將尋常電子通訊設備變成殺人武器，立竿見影的效果是黎巴嫩真主黨的高層及骨幹近於覆滅，還產生了不少附帶受害者。接下來受影響的就是全球產品供應鏈。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強大韌帶，其轉移與重置勢必牽動全球經濟格局。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12月在世界民主峰會主題發言中強調全球將分成「民主經濟體」與「非民主經濟體」的構想，因這場爆炸將電子產品供應鏈的「中國」與「去中國化」區隔迅速擴大。 全球化近期分裂的背景回顧 自2019年之後，美中兩國關係被定位成「戰略競爭關係」。儘管拜登政府在對華外交中屢屢強調不以改造對方政治體製為目標，但在2021年12月與2023年3月召開的兩次世界民主峰會中，都強調現階段的國際局勢是民主與獨裁的對峙。例如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民主峰會上的發言中提到：「我們明確，民主價值觀是國際體系的核心，它們也是幾十年來全球發展與繁榮的根本因素。我們致力於與所有持這些價值觀的國家合作，建立將主導我們在21世紀前進的道路規則——包括在網路安全和新興技術問題上——從而讓後代繼續得到我們所得到的自由和民主的恩惠。」西方媒體均將拜登這一發言解讀為民主對獨裁的宣言，美國將成為民主經濟聯合體的領導者，中國則將被不民主的「南方國家」奉為「大哥」。這兩次峰會期間先後發生了俄烏戰爭與以巴戰爭，整個國際格局進入大重塑階段。 儘管兩國政府這一期間不斷表態並保持接觸，都稱希望兩國關係儘快恢復正常，但俄烏戰爭顯現出來的地緣政治衝突表明，兩國關係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曾在《世界產業鏈大分離：「中國」與「非中國」》（RFA,01/17/2023）,《經濟全球化：美中雙引擎正分道揚鑣》（RFA，08/07/2023）中談到，不管兩國政府如何表態，這兩個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分道揚鑣已經不可逆轉。只是全球化進程長達30餘年，各國經貿關係形成了錯綜複雜的聯繫，分離需要時間。在《全球化VS去中國化，美歐商界意彷徨》（RFA，08/07/2024）等文中談到這種為分享做準備的漫長時段中發生的種種。因為這種經濟上的牽絆導致一些盟國在美中之間不肯選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終於忍不住發表「餐桌菜單論」，對一些想遊走美中兩張餐台之間且都成座上賓的國家進行敲打。我在《美中各搭「餐台」，嘉賓指望兩邊通吃》（RFA,01/29/2024）對此有過評論。 產業鏈重置直接影響亞太三大電子產品生產國 全球電子市場規模呈現穩步擴張的態勢，2024年達到79.3億美元。全球電子市場的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亞洲、北美和歐洲等地區。亞太地區由於其製造業基礎雄厚，成為電子產品的主要生產和出口地。中日韓三國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尋呼機、對講機、手機、平板電腦等隨身電子產品領域，從原材料供應到最終產品製造成一條龍供應鏈。北美和歐洲地區則以高端技術和創新驅動的電子產品而聞名，在半導體、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等領域的發展尤為突出。 以色列的供應鏈攻擊涉及廠商就是台灣與日本兩家廠商。台灣金阿波羅公司回應稱，9月17日爆炸的傳呼機的型號為AR-924，公司授權一家名為BAC的企業進行貼牌生產，金阿波羅沒有參與設計或生產，自身也是受害者。9月18日爆炸的對講機為ICOM-V82手持式特高頻對講機，由日本電子製造商ICOM多年前生產，現已停產。路透社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的話說，真主黨五個月前購買了這些對講機，購買時間與傳呼機大致相同。美國Axios新聞網站援引兩位消息人士的話稱，以色列情報部門在將數千部作為戰時緊急通信系統一部分的對講機交給真主黨之前，已在對講機上埋設了炸彈。 這次通訊設備爆炸案開啟了一個新的潘多拉盒子，一方面，從傳統的自殺式襲擊轉向利用電子設備等技術手段進行遠程引爆，為不對稱的超限戰開闢了新戰法。另一方面，通信設備武器化成為全球安全治理的盲區，足以讓人們對供應鏈安全產生恐慌情緒，各國在敏感物品的生產環節將會傾向於建造供應鏈閉環，這對全球供應鏈系統的潛在影響是深遠的。目前可見的是對中東地區的電子產品供應鏈已經產生了影響。 安全憂慮下供應鏈的變動對中國有利 中東地區在全球的政治與經濟版圖中有特殊意義。儘管該地區只佔全球人口的6％，但原油出口佔全球比例高達46％，又位處紅海樞紐，中東貨櫃貿易量佔全球30％，對全球經貿影響甚巨。俄烏戰爭開始後，世界因西方制裁俄羅斯迅速分裂成兩大陣營，中東海灣國家積極布局「後石油時代」發展路線，逐步擴大「非石油產業」的GDP結構佔比，設立工業區，想一步步吸引產業鏈進駐，成為先進位程、汽車製造、資通訊科技（ICT）和醫療技術的重要投資據點。 在中美地緣政治衝突的壓力中調整市場布局的台灣政府從中看到了巨大商機。2023上半年在沙國首都利雅德成立「利雅德台灣貿易中心」，號召中東藍海旗艦團、2024年中東三國貿易訪問團深入阿拉伯、巴林、阿曼，開發醫療照護、綠色能源、汽車零組件、資通訊產業鏈商機。 不過，台灣所有這些商貿構想，完全沒考慮拜登所講的「民主經濟體」與「非民主經濟體」的問題，而是希望「遊走三方經濟走廊」，在與以色列保持良好經貿關係的情況下，摘取「全球貿易鏈下的中東鑽石」。在去年10月以巴戰爭發生之前，這個願望有現實基礎，代工龍頭鴻海集團一直與沙烏地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PIF）保持友好互動關係，搶先在2022年底與PIF合資成立沙國第一個電動車品牌CEER，為的是優先承接電動車、低軌衛星等訂單大餅。 黎巴嫩電子通訊工具爆炸案發生之後，一直以全球為產品供應市場的台灣來說，「遊走三方經濟走廊」的願景受挫，中國產品乘虛而入。 在《中東狂買中國電子產品，要求生產組裝起運均在中國》（網易，9月23日）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中東人這波被數千同胞慘狀給嚇出來的心理應激反應遠超預期，不僅發到中國工廠的詢價郵件要求產品從頭到腳都必須中國造，還有中東人要求連運貨的船都必須是中國的，同時上面的船員也必須是中國籍，確保整個交付流程沒有一絲一毫被西方人接觸到的可能性。「 為了打入中東市場，中國的電子產品這麼多年來花了大量心血和資金進行宣傳，但是不敵台灣電子產品。市場需求端對人身安全的擔憂與關切，遠比拜登在民主峰會上的動員與布林肯的餐桌菜單論這些政治動員手段有效，而且幾乎立竿見影。以色列這一炸，不僅損害了台灣多年開拓市場的努力，也加劇了世界「民主經濟體」與「非民主經濟體」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將達到什麼程度，與美國2024年大選結果直接相關，還將引發全球製造業板塊重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24日，隨著中共政權的 「前反恐專員」劉躍進被最高檢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賄罪」逮捕, 牆內牆外媒體都對這位「副部級公安虎」給以了足夠的關注。各媒體之所以都要特彆強調這位劉躍進的「副部級」， 是因為 「專員」不是一個被人熟知的官銜，所以才要突出強調一下這個劉躍進不是一個普通「專員」，而是一個副部長級的「專員」。 眾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級以上的貪官才有資格被稱為「虎」，從正廳局往下直至副村長級的各級污吏全都被稱之為「(蒼)蠅)」—-「典」出自習近平的「打虎拍蠅」。 說起來，劉躍進退居二線前的「反恐專員」頭銜的全稱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專員」才對，因為他的這一頭銜是為代表中共國就反恐工作對外聯絡時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線」之前的內部職務是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兼國家反恐辦主任。在劉躍進之前，這兩項職務是由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劉偉（武警少將）兼任的。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的各類「領導小組」成員的任命，都不會在任命的同時就對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專任）了某個領導小組的組長（副組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態。而劉躍進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就是在他已經實際主持了兩年多時間的這一小組的日常工作之後才因為全國反恐會議的召開被公開的。而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一向都是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兼任，那副組長至少也是要副部長級才是。 牆內的百度有「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詞條，內容是：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 詞條中介紹：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負責研究、規劃、指導、協調、推動全國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應設立機構，國家反恐協調小組辦公室也設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擔協調小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國家反恐怖協調小組升級為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委員、公安部長擔任，下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反恐辦） 和反恐作戰計劃處等部門。協調小組側重於協調相關的反恐職能部門來進行反恐工作，調整為領導小組之後，小組的「領導統籌」職能增強，職責範圍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由固定成員和非固定成員兩個部分組成，固定成員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總參等專業的反恐職能和統籌部門，而像交通、民政、衛生等部門為不固定成員，起到輔助性作用，滿足國家反恐工作的整體部署和需求。反恐辦是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的（常設）辦事機構。 要說明的是百度的這一詞條大致是2018年左右編成的，日後再未及時修正。所以詞條中列出的當時的該小組的組長還是時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副組長還是：孟揚（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陳文清（時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兼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樂玉成（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陳光軍（時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兼情報局局長）、王寧（時任武警部隊司令員兼中央政法委委員）、劉躍進。 當年劉躍進以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兼任其常設辦事機構反恐辦主任的那幾年裡，一直都是專職。也就是說，劉躍進退居二線之前是中共國的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麼說他是中共國的「國家反恐一哥」呢。 牆內騰訊網的一篇追蹤報道劉躍進的文章介紹了他的簡歷，說生於1959年的劉躍進，「原籍湖南寧遠，出生於廣西桂林，15歲參加工作，很早就在生產隊從事生產勞作，後來還當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產隊長。不過，在生產隊工作幾年之後，劉躍進搖身一變，居然成了省廣播電台的編輯。」 請注意，原籍湖南，出生於桂林，而且是15歲「參加工作」。這就說明當時的劉躍進並非是桂林當地郊縣的原本就是農村戶口的「返鄉知青」，而是「下鄉插隊」的「城市知青」。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鄉插隊之後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參軍、上了大學的，下鄉插隊的時間是會被計入「工齡」的。所以從下鄉插隊的那一天開始就算是「參加工作」。 對照一下習近平的簡歷，寫明是「1969年1月參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澤東的基層爪牙們當成「反革命狗崽子」趕出北京的時間，被迫前往的地點是陝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說，比習近平年輕6歲的劉躍進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趕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後半期。 騰訊追蹤報道劉躍進的記者應該是比較年輕，對「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寫出「在生產隊工作幾年之後，劉躍進搖身一變，居然成了廣播電台的編輯」這樣的話。事實上當年下鄉插隊的城市知青隨時被「招干」回城當幹部也好，當教師也好，當編輯也好，都是再正常不過的——因為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少得可憐。比如當年和習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車到陝西插隊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搖身一變」成為陝西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日後在此崗位上又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 至於劉躍進，人家當年從廣西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崗位上通過正式高考進入西南政法學院，而且還如願進入該校當時最熱門專業，首次招生的刑偵專業，足見他在當時的同齡人里，實際文化程度是屬於姣姣者。 西南政法學院四年學習期滿後，劉躍進參加了全國統一分配。按照如上騰訊文章的介紹：大學畢業後的劉躍進從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的普通幹部開始爬升，歷任天津市公安局團委書記，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副處長，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正處級偵察員，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刑偵局局長。 劉躍進是2001年初從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正廳局級）調升公安部的，歷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武警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正局級）、公安部禁毒局局長。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一個月後其行政職務也升了半格，被國務院任命為公安部部長助理。 2015年01月，劉躍進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長助理身份兼任國家禁毒辦常務副主任，3個月後又被宣布兼任國家禁毒辦主任。當時的公安部網站曾刊登一則消息，說是（2015年）5月11日，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主任、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出席國家禁毒委員會全體會議暨全國禁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並講話。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國家禁毒委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彙報了2014年以來的禁毒工作。 當年12月，劉躍進被國務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長助理職務，在公安部網站上只標示他以公安部黨委委員身份任反恐專員。次月，他便被授予副總警監警銜，自動宣布了他已經正式晉陞副部長級。 說明一下， 中共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推出警銜制以來，就一直將警銜分為五等十三級，最高一級即總警監只有一個，就是當屆的公安部部長。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長包括正部長級的副部長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級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總警監。另外因為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的一把手均為副省部級，所以也都是副總警監銜。簡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長是和下面省級公安廳（局）的一把手平級。也就是說，副總警監等於副省部級。 前面引述的騰訊的文章中還特彆強調了劉躍進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專員。筆者讀到的其他牆內牆外媒體感興趣劉躍進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這一說法。其實是不對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權授以「反恐專員」頭銜的至少還有一個岳修虎，此人從今年六月開始的現職是公安部黨委委員、反恐專員（副部長級），副總警監警銜。這從公安部的官網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於1973年4月，是公安部現有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個。199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他，居然還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了近一年時間的「客座研究員」。研究什麼就不清楚了。從他大學畢業後長期的國務院發改委工作的經歷看，應該是研究經濟大類里的什麼東東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開始被外放雲南省擔任正廳級職務的， 2023年1月「當選」雲南省副省長，併兼任雲南省公安廳廳長及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副省長的這種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為了證明此人 「文武雙全」？ 不過雲南副省長只當了1年5月，這個岳修虎就被調回北京，擔任現職。其實今年6月初牆內曾有好幾家媒體關注過這個岳修虎的新職。 而在劉躍進與如今的岳修虎之間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國家反恐辦主任則是劉躍進在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的學弟杜航偉。此人倒是沒有被同時宣布為「反恐專員」，但至今還是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劉躍進一樣，這個杜航偉在主持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同時，也還兼任著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 去年3月，61歲的杜航偉在副部級崗位上到點下車，被安排佔了一個全國人大的社會建設委員會的委員名額。 回過頭來繼續說劉躍進的那點事。 縱觀劉躍進的如上簡歷內容，前期發跡在天津，後期被重用在北京。關於他在天津給臭名昭著的時任天津公安局長武爺武長順當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我們已經注意到，劉躍進進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辦公廳的主任。雖然部辦公廳主任也是正司局級，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晉陞部長助理然後再晉陞副部長的機會肯定更大。當然，公安部所屬司局裡，也有和部辦公廳的重要性一樣，甚至可以說比部辦公廳更牛掰的一個，那就是一局（政治保衛局）。如果說公安部的黨委委員里有一個局長的話，那就是一局局長。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時期曾擔任過一局局長的孫力軍就是當時公安部黨委委員里唯一的局長。 我們都知道，已經被判處死緩，到他們公安部自己管轄的秦城監獄裡與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部長傅正華相依為伴、抱團取暖的孫力軍當年從上海調入公安部後，首個崗位也是部辦公廳，只是因為此前在上海的級別太低，所以當時調他進京的部長孟建柱擔心在部里引發眾怒，只能讓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過度一下。而早於孫力軍調入公安部的劉躍進因為此前就已經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所以進京出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屬於平調。 孫力軍一經進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輩劉躍進高出了好幾個數量級。 關於孫力軍是如何在公安部發跡的故事，筆者在兩年多前已經為本專欄陸續撰寫了《孫力軍在上海時 曾自詡是”韓市長的英文秘書”》、《孫力軍案中 高級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場：真正的高危職業》、《下一個被公開的「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會是誰？》、《犯了死罪的孫力軍是否還會被習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謂「孫力軍政治團伙」里的7名成員已被判刑：孫力軍因受賄6.46億元，被判死緩；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長傅政華，受賄1.17億元，被判死緩；原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受賄4.4億元，被判死緩；原公安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紀委書記劉彥平受賄2.34億元被判死緩；原上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受賄7,343萬元，被判無期；原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受賄4,267萬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長、公安廳長劉新雲，受賄1,333萬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從公安部歷任副部長里陸續抓出的所謂「公安虎」，至少還有李紀周、鄭少東、李東生、孟宏偉及楊煥寧（正部長級）。他們中間，除了楊煥寧，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監獄裡「安度晚年」 呢。 日後，公安部的歷任正部長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仍未逃脫被整肅命運的周永康，是否還會再有落馬者不好說，但曾經或正在公安部系統任職的副總警監們，肯定還會有跟在劉躍進後面陸續被整肅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偉。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紹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今世界，哪些國家比較受歡迎？看看每天在頭頂上飛來飛去的民航飛機，就可以看出國際政治格局的親疏冷熱。最近，外國航空公司開始停飛中國航線，這件事在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都成了一個大新聞。但是，絕大多數媒體都是從民航運營成本的角度來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種潛在的暗示，什麼時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飛中國航線的外國公司就會立刻恢復營運。 然而，筆者以為，民航成本只是一個表象，而中國的國際重要性明顯下降，才是各國停飛中國線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來多少外國旅客，是看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態度的鏡子。因此，當一個國家的國際旅客數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時，從這面鏡子當中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國際觀瞻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變即該國的國際地位之墜落。面對過去二十多年來國際社會的「中國夢」划下「終止符」，北京的反應是，對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發射洲際導彈，凸顯其對外擴張的戰略威脅。 一、各國停飛中國線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對外宣傳官媒香港01發出一篇報道，提到好幾家外國民航公司停飛中國航線。 今年5月起，一連串國家宣布取消飛中國的航線。美國的達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復洛杉磯—上海的往返航線，現在宣布取消。然後，英國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繼宣布，停飛從倫敦到中國的航班。8月8日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從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暫停倫敦往返北京的航線，以後是否恢復航班，屆時再議。英國航空1980年開通倫敦—北京航線，44年來一直運作，現在卻突然關停了。英國第二大航空公司「維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飛中國航線的態度更決絕，它也是從今年10月26日起停飛，但停飛無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則宣布，從7月28日起停飛悉尼-上海航線。這條航線9個月前才恢復飛行，現在則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東南亞的汶萊皇家航空也將暫停每周兩次直飛北京的航班。 歐洲大陸國家雖然沒停飛去中國的航線，但班次壓縮了。今年夏季德國的漢莎航空（Lufthansa）從慕尼黑和法蘭克福飛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復並擴大運力，以彌補三年疫情的損失，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飛中國航線呢？它們並未壓縮運營規模，而是把飛機和駕駛員、空服人員轉移到別的航線去了。比如，澳大利亞航空公司停了中國航線，卻開闢了飛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也增加了飛新加坡的航班。 還有一些航空公司雖然沒停飛中國航線，但把原來使用的大飛機換成了座位數較少的小飛機。例如，阿聯酋航空飛往中國的航線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為體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國航線乘客少 香港01的報道針對各國停飛中國線這個現象，講了一句重話，「讓人嗅到了一絲反常的氣息」。那什麼是反常的氣息？該外宣媒體不敢講。其實，反常的氣息就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明顯下降了。 五年前，中國曾經是世界各國最熱門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僅大量商務旅客頻頻往返，而且國際遊客也絡繹不絕。這都反映出各國對中國的興趣很大，而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以後，引發了全球性健康危機，各國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閘」，紛紛停飛。疫情結束以後，各國的民航航班開始恢復，但幾年下來，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的航班大幅度減少，那就是中國。 今年6月全球國際航線的旅客運輸量達到535萬人，比去年6月增長了112%，只有飛中國的航線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間的航班頻率只不過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這兩個數據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間的航班基本滿座，那麼，現在每個月航班的載客量比疫情前減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這6.3%的旅客當中，還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國探親的在美華人。今年暑假期間，連在美國的幾十萬中國留學生也很少有人回國，因為生怕拿著大學發給的I-20學生簽證申請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時會遇到申請簽證的麻煩。 全球飛中國的航線中，從美國到中國的航線最具指標性，因為中國人最想去的國家是美國，中國出口賺外匯靠美國市場，從西方撈技術還是從美國偷。什麼時候美中航線沒人坐了，那就是美中關係開始接近冰點了。中國14億人口，台灣才2,350萬人，但是，現在美國飛台灣的航班比中國多一倍。去年12月台灣－北美的客運航線每周飛143班，而中國每周只飛70班。今年4月美國的航空公司集體發函給美國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間增加航班。美國的航空公司這個大逆轉說明，各國的商務旅客和遊客已經用腳投票，表明了態度：我們不再去中國。 如果說，美中關係不佳，可能導致航班減少，那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從中國出發的國際航班比2019年同期減少23%，而今年外國人到中國旅遊的人數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歐洲航司的繞飛成本和中國航司的導航干擾 各國航空公司停飛中國航班，並非其本國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選擇，因為沒有足夠的旅客。不光是各國去中國的旅客減少七成，中國的出國旅客人數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國際航班的中國人之所以越來越少，口袋裡沒錢，當然是一個原因；而當局嚴控護照，也使得很多屬於中產階層的學校、醫院、媒體等機構員工無法出國。為了搶奪有限的客源，中國的航空公司實行機票打折，因此中國的四大國營航空今年上半年虧損70億。即使如此，中國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飛國際航線，因為申請航線要與對方國家的航空公司對等，一旦停飛，這條航線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烏戰爭似乎給中國航空公司的歐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機會。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各國制裁俄羅斯，而俄羅斯則對歐盟、英、美、加等36個國家關閉領空。原來從歐洲飛中國的航班從俄羅斯上空經過，現在只好繞道中東，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為中共與俄羅斯是同夥，所以，中國的航班依然可以從俄國上空抄近路。這就使西方國家航空公司的票價比中國航空公司的票價貴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烏戰爭升級到雙方無人機互相空襲之後，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煩。俄羅斯軍方使用的是國造的格洛納斯系統，抗干擾能力較強，而烏克蘭軍方的無人機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統，沒有抗干擾設置。於是，俄羅斯軍方就用偽造的GPS信號，干擾烏克蘭的無人機操作。這種情形在俄烏戰場屢屢發生。 而俄羅斯軍方偽造的GPS信號，會無差別地干擾到民航機的導航和安全警告系統，造成了以前從未發生過的飛航安全風險。據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響的航班數量已超過1,100架次。由於中國飛西歐的航班會飛經俄烏戰場的上空，因此，中國民航機遭到俄羅斯軍方導航干擾的風險，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生因導航干擾而造成的飛行事故。 四、美國金流已斷供 過去幾年來，維繫美中關係的最後紐帶是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美國過去幾年給中國送去了兩萬億美元的金融投資。這筆錢只是延緩了中國經濟的垮塌，但卻讓美國的投資「失血」。現在，華爾街一廂情願的對中金流基本斷供了。 講到外企投資，一般人只注意到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就是建廠開店的所謂「綠地投資」。其實，更大的一塊不是「綠地投資」，而是金融投資。從最新的中國外匯管理局年報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國金融投資累計一共是2萬億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約是8千萬，而這2萬億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這兩年投資中國的。那時，中共剛要點燃中美冷戰，但華爾街並不知情。 按照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這2萬億金融投資的四成買了中國公司的債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國的私募基金當中（private equity）。所謂的私募基金，即外國投資人與中方的初創公司簽下合資協議。西方投資者作為合股人，不管初創企業前景如何，十年內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創公司成功上市之後，西方投資者才能出讓股權，收回投資和利潤。中國過去幾年出現了大量的初創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沖著這筆錢去的。 中美關係惡化以後，這些中國的初創公司到美國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國的股市一直在3千點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點，所以中國的初創公司在國內或香港也很難上市了。於是，美國金融投資產生的中國初創公司泡沫，也隨即破滅。在外國風險投資的高峰期，2018年中國成立了51,302家初創企業；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僅餘下一個零頭而已。當然了，華爾街的這些金融投資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國的《金融時報》說，外國投資人現在表示，中國的初創企業是「整個行業就在我們眼前消亡了」，華爾街幾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資者現在都認為，與中國接觸的風險太大，所以他們已經開始遠離對中國的任何投資了。而熱衷於對中國做風險投資的美國著名的投資管理公司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中國存在「真正的問題」，「中國的環境正在發生變化，而且越來越艱難」，這家公司的投資組合中，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國了。 五、中國威脅終止西方「中國夢」 西方國家多年來的「中國夢」是如何終結的？始作俑者，中國也。從2020年起，中國開始公開威脅台灣和印太地區，並且霸佔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島，闢為軍事基地。為此，中國頻頻威脅菲律賓，僅僅是因為菲律賓的二百海里經濟區與中共在公海上試圖控制的軍事要塞區相重疊。 中共對台灣、對南海、乃至對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權野心，服務於同一個戰略目標，那就是，使用南海東部廣闊的國際水域，作為其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所謂的「堡壘海區」，是指這一國際海域水深數千米，可以隱藏發射洲際導彈的戰略核潛艇艦隊。中共的洲際導彈攜帶核彈頭，可以從這個「堡壘海區」里隨時發動對美國全境的核威脅。 為了展示其戰略意圖，今年9月25日，中共從「堡壘海區」的山洞型戰略核潛艇基地（位於海南島三亞市東面的亞龍灣東岸之亞龍半島）的附近，發射了一枚洲際導彈，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高度關注。這個威脅行動證明，中共的國際野心並非局限於東海海域，其戰略意圖涵蓋整個印太地區。 這樣的國際霸權意圖引起了周邊國家的高度警惕，各相關國家紛紛增加軍費、加強相互合作，同時引進美國的軍事援助，來加強國防。正因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孤立了。這種負面的國際關注，當然會影響到國際社會民間對中國的觀感。 外國人現在對中國的觀感改變了，那種單純的對中國的好奇和嚮往沒有了，剩下來的是對中國國際角色的疑慮和質疑。中國不斷對外擺出侵略和擴張的姿態，對內不斷強化政治高壓，這樣的一個中國，無論對國際間的商務往來計劃，還是對外國遊客的獵奇探索願望，都是一種明顯的壓制。在大部分國家的商界和民眾當中，當年對中國的美好想像已經破產。這就是國際現實，這就是中國當下面臨的國際處境，這就是中國正在變得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日益孤立的現狀。 六、北京的最新威脅姿態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擴張意圖的國家，而中共點燃了中美冷戰，就是明確表明，中共為了它的國際野心，已經公開挑戰美國，擺出了一副威脅姿態。路透社曾經這樣分析，雖然拜登政府明確表示，並不尋求與中國進行冷戰，但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國國會議員表示，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不斷升級的全球競爭，類似於一場不同但具有新風格的冷戰。 9月18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 在國會山出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有關印太地區大國競爭的聽證會時，有一番坦率的發言。他指出，「我認為，人們已經認識到，這是我們歷史上最重大的挑戰。坦率地說，與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相比，冷戰顯得微不足道。這不僅僅是軍事挑戰，而是全方位的。它體現在全球南方，體現在技術方面。我們需要全面加把勁兒了」。 他還提到，「戰略緊迫性顯而易見。印度-太平洋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經濟和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七支軍隊。美國是印太國家，該地區對我們的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該地區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其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重塑國際秩序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印度-太平洋尋求勢力範圍，其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挑釁行為、對台灣日益增長的壓力以及在與印度的實際控制線上的軍事存在，都威脅著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和盟友的穩定與繁榮」。 坎貝爾的發言清楚地說明，中共現在構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戰，甚至比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挑戰更大。而在坎貝爾明確表態要認真應對中共的挑戰之後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發射洲際導彈來證明，北京的挑戰的確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脅南半球國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