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徵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面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徵求意見，更沒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徵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儘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路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里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闆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只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干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闆，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面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只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制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徵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徵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志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干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佔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佔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國在這兩方面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系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系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麼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制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只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面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路上也刪得乾乾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領銜國企改革時曾經公開放言，中國改革正在步入一個地雷陣，而他將義無反顧、抬棺前行。且不論他的激進改革在身後留下多少非議，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時龐大頑固、積重難返的舊體制是多麼難以撼動。 而今，特別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會」結束後以「改革」名義出台的一連串「砸鍋賣鐵」政策，正在將中共推入了一個遠比地雷陣更為恐怖的「灰犀牛陣」。其中，最新的一頭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延遲國民（職工）退休年齡的決定。 「改革」闖關的歷史重複？ 雖然修改退休年齡的法律動議，一個有關所有勞動者的根本制度，醞釀了十幾年，但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後僅寥寥數月，北京的全國人大就如此舉重若輕地快速通過這個極富爭議性的法律修訂案，不能不令中國公眾為之嘩然和愕然。 他們嘩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損失和對未來預期的進一步幻滅。在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經濟大衰退、無論青年人還是中年人的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可見的企業破產浪潮已經到來，整個勞動群體對未來都陷入極不確定的預期之中，這本來是中國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近日在上海公開警告中國陷入嚴重通縮陷阱的根源。 這也是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發表的憂慮所在。他在評價歐洲商會最近出台的一個報告時說，中國消費者極不願意消費，而他們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經濟的復興計劃。而新近出台政策卻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證券研究所的報告所指，在明顯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僅沒有伸出反危機的幫助之手，反而其財稅政策正在變成一隻「掠奪之手」。 而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各種「砸鍋賣鐵」的掠奪，無論緊縮財政還是瘋狂罰沒，或者紀委系統總動員，對上至退休部長級官員下至各級地方官員開展黨內官員巨額財產清查，等等，都沒有什麼能夠與勞動領域的根本性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衝擊相提並論。 公眾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們為砸鍋賣鐵竟然如此愚勇顢頇、一意孤行，無異於與勞動階級進行一場梭哈式的政治賭博。 畢竟，對尚存改革記憶的老輩人來說，類似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此輕易地快速通過，讓人想起的先例並非朱鎔基時代「抬棺闖地雷陣」的勇氣，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趙紫陽主政推動的「價格闖關」的危險。趙試圖以激進的市場導向改革結束「價格雙軌制」，但引發了高通脹，也引發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和公眾同情，最後導致趙紫陽的落馬和整個共產陣營的崩潰。後者算是這場真正的自由主義改革的未期然卻在更大範圍擴散的歷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遲退休改革，在醞釀十幾年後，是社保基金面臨未來幾年即將出現支出危機的背景下不顧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讀需要，在「三中全會」結束後匆匆二讀即生效通過，整個過程沒有按照《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徵求意見，基本屬於利用委員長特別權力強行通過的法律修訂。與同時間在廣州秘密二審宣判黃雪琴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只是一樁針對煽動顛覆的司法審判，卻違反了基本的審判公開的法治原則，而延遲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開審議，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過程的法律修訂。 所以，外界可以從中窺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為砸鍋賣鐵到了何種焦慮程度以致於不顧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們或許參照了同期公示徵求意見然後招致全民反對的「上網身份認證」的前車，頗有某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以為在過去十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清剿、對黨內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證全過程不受干擾地實現「砸鍋賣鐵」的最高意志。 僅此而論，足見中國統治精英，從領導集團到技術官僚，都深諳其中利害，卻完全站在勞工階級的對立面，機會主義地利用反顏色革命的鎮壓成果，強行闖關、通過這條如果在法國或者其他富有勞工運動的國家都將可能引發勞工階級極大反彈、乃至舉國抗議的法律。不能不說，這是貌似必贏卻極其冒險的政治賭博，不顧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後者意味著一個持久不息的革命導火索。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一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衝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也是註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十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僱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僱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鬥-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徵。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僱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僱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僱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一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僱傭者和被僱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三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記重鎚。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一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一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僕役階級），一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儘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一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遊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兇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十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籲的，退休年限是一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一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一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十幾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一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一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一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牆內的財新網用《63歲景俊海轉崗全國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標題來提醒讀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與此同時，上海解放日報社的上觀新聞網則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書記，新職明確》為標題，同樣是意在提醒讀者「此事非比尋常「。 我們都知道中共政權的全國黨代會是五年一屆，地方各級黨委在同級黨代會上換屆也是五年一次。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擬定連任和新任中央委員名單時，即有所謂「三上四下」之說，即在召開全國黨代會的當年滿63歲的省部級正職可以進入新一屆中委候選人名單，64歲就基本不被考慮了。 這就是為什麼每到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為省級黨代會上換屆做準備的省委書記、省長大換班過程中，就要以六十三歲為年齡界限了。在某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總有一批未達65歲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線領導崗位—-無論他們當時是64歲還是63歲。比如1953年出生，與習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前江西省委書記強衛，以及本文下面會詳細介紹的景俊海吉林省委書記的前輩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線」的。 而以如上幾位也是63歲就被退居二線的前省委書記們做例，就更能說明景俊海的63歲退居二線是「事出反常」了。因為下屆中共全國黨代會，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後年秋才召開。而依慣例，吉林省的十三屆黨代會應該是在明年的後半年才召開。那麼就算習近平並沒有讓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晉陞副國級的打算 – 這意味著在二十一大召開當年就年滿65歲的景俊海沒有可能連任中央委員，但也沒有理由趕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發到全國人大「養老」。 今年63歲或者64歲，也就是出生於1960年或者1959年，與景俊海同歲或者還比他年長一歲的在位省委書記有遼寧省委書記郝鵬，湖北省委書記王蒙徽，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等。正常情況下，這幾個人只要沒有被習近平計劃在後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後年3月的新一屆全國兩會上晉陞副國級，那麼就應該會在明年下半年召開的該省新一屆黨代會召開之前的一至幾個月里被陸續安排進全國人大的某個專門委員會。 另外今年6月對景俊海離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新聞發布內容也很反常。正常的運作方式是：65歲生日的當年被宣布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者，中共新華社的報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為沒有必要，同時也不會把該人即將擔任的全國人大某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虛職說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的中央決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標準的慣例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級官員從在任一線崗位轉崗或者升遷至另外一個一線崗位時，才會在宣布該官員不再擔任此一線職務的同時附加「另有任用「四個字，但對被從一線崗位打發到人大或者政協，也就是退居二線的幹部，從來都不會使用」另有任用「四個字。景俊海絕對是唯一的一例。這就是為什麼上海解放日報社的上觀新聞記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書記，新職明確》為標題加以諷刺。 照理，對於在63歲或者64歲就退居二線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新華社的報道中都會在最後附加一句：「據悉，XXX(X X )同志是因為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省委書記（省長）職務」。原因當然是避免引發「誤解」。這也反證景俊海的「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職務，不是「因年齡原因」。 聽聞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筆者在驚詫之餘，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長和省委書記職務的前輩王儒林，當年也是63歲上就被從省委書記崗位上安排退居二線的。 我們這裡先把中共歷任吉林省委書記從景俊海往前倒數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魯（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孫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開列的五任吉林省委書記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長」。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當今聖上習近平同庚，而且還是和習近平同年同月「下鄉插隊」。 日後的王儒林雖然沒有真正的學歷，甚至連習近平的「工農兵學員」的資歷都沒有，但卻因為其基層共青團幹部出身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團省委書記的位置。再往後就是受益於張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場一路順風。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長，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書記。 2014年8月，王儒林「臨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書記職務交給時任省長巴音朝魯的第二天，就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幹部會議，接替了袁純清的山西省委書記職務。澎湃新聞隨即發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網也發表《新「晉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為他造勢。 《夜話中南海》專欄過去的相關節目中，已經介紹過2014年的那場山西政壇大地震，被中紀委和中組部定性為「塌方性腐敗」。當時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時，當然是要強調一句「另有任用」。至於當時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書記職務的袁純清雖然在省委幹部會議上還被劉雲山當眾嚴厲訓斥，但因為是已經被中央決定平級調動，安排到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當副組長（組長是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所以在對他的山西省委書記的免職決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個字。 照理說，這個袁純清和王儒林一樣，也是「團派「出身，而且與當年的共青團」老總「李克強的關係比同時期擔任團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層，在當時的團中央機關和全國青聯任職時是李克強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當中共黨內把習近平「用人不當將對黨和國家造成很嚴重後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訓話傳達到縣團一級後，就是山西省的幹部們也都非常奇怪習近平為什麼會對袁純清網開一面，居然沒給他的一個降職降級處分。 當時的中央黨校教授汪玉凱曾經在公開場合點著袁純清的名字批評，說是「山西存在用人不當、用人失察，導致腐敗連連，山西的主要領導要對此負責任，對袁純清調離的用意與此有關。另外，不僅僅是省委書記，山西省紀委、組織部都有一定責任。」 王儒林「臨危受命」之後，中組部的共產黨員網也發表了《晉官難當：袁純清與王儒林的治晉交棒》一文，繼續為他造勢。文中說「晉官難當」不是新鮮提法。只不過，原來多指安全生產事故的難以監管；而最近這一概念被人們賦予了新的含義：自十八大反腐風暴以來，山西已有金道銘、杜善學、令政策、陳川平、聶春玉、白雲、任潤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發的官場海嘯更是難以想像……。 該文章還透露，時任山西省長李小鵬曾對記者訴苦水，說他當山西省長的感受只有八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王儒林面對央媒記者的採訪，把山西的腐敗特點，歸結為「量大面廣、集體塌方、形勢嚴峻複雜」，更稱山西官場集體塌方「不是個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 當時的王儒林還對採訪他的央媒記者訴苦說：反腐打貪官的同時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適的人選補位空缺、重建官場」。但卻苦於無人可選，無人敢用..….。 因為當年的王儒林是被習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託，所以一時間關於他將會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紀委第一副書記的呼聲甚高，沒成想他在山西省委書記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個月，反腐工作僅僅取得了所謂「階段性成果」，習近平便沒指望他「再接再厲」，趕在山西省十次黨代會召開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線了。 相對於王儒林，其吉林省委書記的繼任巴音朝魯雖然也沒有被習近平恩賜一個副國級，但畢竟是在省委書記位置上堅持到65歲零1個月才被要求讓位給時任吉林省長景俊海。屬於標準的「正點下車」。 有道是，因為巴音朝魯是鄧小平時代開始之後少有的出自「少數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時又因為他所屬的民族蒙古族是個「大少數民族」 ，每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都有該民族代表的份額，所以當初自巴音朝魯榮升省委一把手後，無論是在內蒙古還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國級未來。 離開吉林省委的一個月後，巴音朝魯被宣布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個月後，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中共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的雙胞胎女兒之一，比巴音朝魯年輕三歲的布小林也被安排進了這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按照入「場」的時間順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後。 關於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提前退居二線 ，以及她的家庭與習近平家族曾經的「患難與共」，詳見筆者三年多前發表在本專欄的《誰將是中共國務院的下屆女性副總理？》和《 夜話中南海：石泰峰「超齡服役」是在等待晉陞副國級？》兩文。這裡只要補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問題」之後，即有一些內蒙古族的幹部，包括筆者當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學同窗都為巴音朝魯遺憾，認為假設布小林「健康出了問題」的時間提前半年多，習近平就不會安排巴音朝魯退居二線了。 轉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屆全人大一次會議上，巴音朝魯被宣布為民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68歲上被從二線虛職轉為二線實職，也算是習近平對他的一種肯定。與此同時，比巴音朝魯年輕3歲的布小林卻只是被繼續留在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任上。到底是因為布小林的身體情況已經不允許她出任一個有自己辦公室的二線實職，還是習近平對她的「民族情緒」不甚放心，筆者無從判斷。但巴音朝魯在68歲上還能夠被安排為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二線實職，至少可以證明他身為一個蒙古人卻對習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數民族漢化「政策是堅決擁護的。 前面開列的五任吉林省委書記中，孫政才和王珉的下場人所共知。這裡只要提醒孫政才是在吉林省委書記任上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一同進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孫政才比習近平整整年輕了十歲，習近平怎麼可能對他放心？ 至於孫政才當年吉林省委書記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後來的景俊海一樣，到吉林後先任省長，繼而就地升任省委書記。日後又從遼寧省委書記任上「正點下車」。當時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剛剛去報到的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 說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監獄裡「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兩個前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和王珉。回過頭來再說景俊海。 司馬南同志曾說過：「基本上所有的貪官的事兒就是兩類：涉及到個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沒管住，二是腰帶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就更嚴重了。」 關於孫政才和王珉兩人是如何得罪了習近平， 也就是司馬南所說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筆者在本專欄過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紹。至於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線的原因，幾乎肯定不是和孫政才及王珉一樣的政治原因，很難想像習仲勛陵墓宏偉擴建工程的主持人會因對習近平的「忠誠不絕對」而在黨內遭受「冷處理」。 而從沒管住腰帶也沒管住口袋，包括沒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斷，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經被中紀委實錘的「八個有之」的性質雖然已經達到了中紀委界定「嚴重違紀違法」的標準線之上，但習近平念他為皇阿瑪修墓擴陵功不可沒而對他網開一面。於是便有我們如今已經看到的結果：不予處分，調離一線領導崗位。 但是，如果習近平的「紙」最終還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之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前車之鑒是：如今在秦城監獄裡打發餘生的前吉林省委書記王珉和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等一票落馬貪官都是從省委書記崗位上「平安降落「之後還是在全國人大的某專門委員會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後的景俊海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會場上突然被中紀委人員帶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如果真有這一天，那麼吉林省委書記就也和我們過去節目中已經介紹過的貴州省委書記的位置一樣，堪稱中共政壇里的高危崗位了。 另外一個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問題被習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後，突然鹹魚翻生，從二線重返一線，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屆兩會上被安排一任副國級職務。 這樣的先例也不是沒有。具體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和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式現代化」現在是習近平政權的頭牌節目，已經成為中共當今治國路線的總概括。那麼，這個說法的涵義究竟是什麼呢？此處文短，難以系統陳述論據來做深入探討，但將之放到人類歷史上「現代化」的來龍去脈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許還是有幫助的。 稍加分析之後，你會看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作為一個說法在修辭上自相矛盾，無法成立，而且作為治國路線就是一個陷阱——用流行語言說，那就是一個坑，一個大坑。為什麼習近平熱衷於挖這麼一個大坑呢？咱們也會連帶說及。 中共官媒新華社2024年7月18日發布照片顯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出席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現代化」來自哪裡？ 本欄曾經提到，中共幾年來連篇累牘宣揚「中國式現代化」，但卻鮮少提及什麼是現代化。這個現象本身很有意思：連「現代化」是什麼都不清楚，再弄這式那式的種種花樣，還不都是無本之木嗎？ 我這裡也不想給「現代化」下定義。一則，在自由的學術研究中，每個概念都可以有多種定義，我再多給一個定義又有什麼意思？第二，有人喜歡指責本欄「立場先行」或「從概念出發」，咱接受批評，盡量少談一些概念。當然，公平起見，希望這些人也能去指責習近平和中共當局：你們總是大談「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概念，說什麼都先把「堅持中共領導」的立場挺在前面，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有人批評你們的做法呢？那些堅持中國制度優越的人，為什麼偏偏要來享受美國之音的言論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麼是現代化，其實背後也是這個邏輯：現代化起源於歐洲，首先成就於西方。這是歷史事實，無關立場或概念。「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本身，已經暗含了這一事實。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經做過的事情，偏偏還要反西方，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的自相矛盾。這和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來指責美國之音發表批評中共的言論是一樣的荒謬邏輯。 既然以西方已經實現的現代化為他要爭取做到的目標，那說明他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是個好事情。可是，西方現代化中有的東西他不想要，於是扭曲出來這麼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法。他不想要什麼呢？搞懂了這個，大約也就可以明白「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為什麼「中國式」是陷阱？ 大體來說，西歐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進入現代化進程。當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個歷史階段，但對這裡的分析來說這並不重要，因為再早也是在西歐，包括南歐、西南歐，反正不是在中國。 不錯，中國那時候在世界上還是挺先進的，但正是從那之後被歐洲迅速地遠遠甩在了後面，以至如中共所說，到了19世紀中葉就處在所謂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地步了。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所謂「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隨後實現了現代化，中國目前還在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奮鬥目標。 西方為什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並取得成功呢？這是理解最近幾百年來人類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撇開各種爭論不說，仍然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西方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大體說來是伴隨發展出來的憲政民主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後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延展到世界各國。 那麼，有沒有不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而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呢？答案很肯定：沒有。有沒有不走憲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現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沒有那麼肯定，因為也許有幾個可以爭論的邊緣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個大國也沒有。 這樣的歷史事實是什麼含義呢？很簡單，實現現代化，第一離不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一般稱之為市場經濟），第二不可以不發展憲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說，取一而不取二的話，一個大國就要分裂為很多小國，各國同時還是要搞一點哪怕很不到家的憲政民主，也許也可以實行現代化，當然也可能禍亂連連。 以上三條，中共絕對不要第二條；至於第三條嗎，中共原來根本不懂：鄧小平拿新加坡當樣板，他願意看到中國分裂成250個規模相當於新加坡的國家嗎？既然不願意，還侈談什麼新加坡模式，就說明不懂得「規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這一點，也許另找機會來談。現在習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國式現代化」就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可是，習近平較之鄧小平，又退到了甚至連第一條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種物質成果，甚至還想超過人家的物質發展水平。「中國式現代化」就意味著：不要現代化的制度條件，只要現代化的物質成就。天上掉餡餅兒的事，很多嗎？反正習近平有這份自信：天下獨一份，這餡餅就會掉在他頭上！ 我也相信餡餅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只不過我知道那餡餅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民眾血汗勞動干出來的。為什麼中國民眾的血汗成果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呢？那就是「中國奇蹟」了：因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壟斷了中國的權力，可以任意掠奪中國人的財富。 有人會說，西方的現代化就那麼好嗎？現代化怎麼能等於西方化呢？這問得都很有道理，這個咱們下次談。今天先說清楚一點：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著「中國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著「中國式」的不會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共專制權貴獨享的現代化，也就是中共權貴坐享餡餅，中國老百姓跌進陷阱。
繼慘負七球於日本後，中國足球隊昨晚對戰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時間多踢一人的優勢下，仍遭對手反勝。今天《人民日報》即以「中國隊痛失好局 主帥難辭其咎」為題，炮轟來自克羅埃西亞的總教練伊雲高域，指他「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如既往，責任全在外國，勝利的榮耀歸於自己，失敗的恥辱諉於他人。 中國足球不濟，當然有很多因素，如資源錯配、體制內的貪腐、訓練方式不恰當，諸如此類，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國大陸十四億人，怎麼連一支世界級的，不，是見得人的球隊也組織不到呢？這個足球問題，跟你問「中國那麼多人，怎麼諾貝爾獎得主這樣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著人多勢眾就能夠成功的。 近年中國砸了很多錢，夢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項投資就是聘請外國教練，當中不少均來自足球強國西班牙。前幾年，兩個西班牙學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為了研究中國足球發展，就訪問了四個受聘到中國的西班牙教練，及一位中國人教授兼業餘球員，試圖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中國足球水平何以長年低迷。那兩位學者提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中國家長特別注重讀書，中國的考試壓力又特別沉重，年輕人慣了聽從父母，學業為重，自然不會花太多時間踢波。因此，中國人口雖多，但願意成為職業球員的年輕人卻少之又少。 二、中國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國雖不乏球迷，但社會並沒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圍。眾所周知，該國體育是用來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由於中國長期輸波（聞說中國隊打遍亞洲，已沒有哪國球隊未輸過），中國人自己也以國足為笑話，結果形成惡性循環：輸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隊越擺爛，結果輸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國訓練青年球員的西班牙教練，她說：「仍然有中國人不知道足球是什麼。孩子們認識足球，是因為國家主席的新政，他們被迫要在學校練習足球。」 三、球員只懂「聽領導話」，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這一點我認為尤其重要。足球是團隊運動，要達至世界級水平，端賴整支隊伍所有球員的有機協作、臨場應變，這需要各人動腦筋、用策略，有別於某些運動，只需要一個有天賦的人日以繼夜拚命練習（像全紅蟬）就能夠獨佔鰲頭。然而中國足球的訓練，始終脫不了機械操練模式，而球員也改不了一味服從的習性。 所有受訪的西班牙教練都同意，中國足球最常用的訓練法就是重複練習，讓球員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種指定動作。西班牙教練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問及初接觸中國足球的感受時，說：「中國人極有紀律，但他們的足球學院訓練非常注重分析，他們在球場上缺乏天賦和創造力。」 至於中國足球教練，西班牙教練Jaime Pérez則這樣評論：「他們（中國教練）很難接受球員有某種決策自由，所以較喜歡使用簡單直接的指揮方法。」撰文的兩位學者指出，這種機械式訓練及「聽領導話（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礙了球員培養即興發揮和創新的能力，由是影響團隊的實戰表現。 由於文化差異，中國儘管不惜工本嘗試引入西方足球的訓練方法，但十多年過去，始終徒勞無功。中國繼續灰頭土臉的輸波，贏家就只有財源滾滾的洋教練。近日中國隊連敗兩場，官方固然可以說成是「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但在我看來，足球根本是中國教育文化的照妖鏡，甚至不妨說：你懂得中國足球，就明白中國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後馬上就在官場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妄議」是指「胡亂議論」，「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則是中共為搞官場內鬥新造的黨文化標籤，在中共的語境中有貶義。而中國曆來就有的「異議」一詞，是指「不同的或反對的意見」，在政治上指向當權者，應用更廣泛，帶有反極權的正面意義。 近年伴隨著政經形勢變壞，中共當局針對「妄議中央」和「異議」，正在進行一場「全民封口」運動，並且層層加碼。 先說「妄議中央」。近十年來，不少落馬高官被通報的問題都有此一條。但最近連向來為中共充當喉舌頗為積極，應該摸透了黨的邪性的胡錫進，也因為「妄議中央」而挨整。這是當局一個加大言論防堵力度的舉動。 胡錫進「妄議中央」挨整說明了什麼 今年7月27日開始，在中國大陸網路頗為活躍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突然沉寂，隨後傳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據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前院長劉紀鵬的微博視頻，胡錫進證實他被禁言三個月（到10月27日），胡借劉紀鵬之口認慫稱，「我確實得加強學習，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黨中央文件的含義……。」 胡錫進這次出事，據說是因為針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稱新的《決定》中沒有「公有製為主體」的表述，並指「這種變化無疑是歷史性的」，結果得罪了當局。 連胡錫進都「犯（黨）規」，這一方面可能說明胡錫進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資格，黨認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黨國現在更專制但又更脆弱，連老胡說幾句人話也容不下了。 胡錫進現在很大可能還是口服心不服，但畢竟他是被中共認為是「黨的人」，當局也只是輕輕敲打他一下，日後再登場時他無非自嘲「一時口舌之快」，然後小心翼翼，繼續為黨國宣傳服務。就像劉紀鵬所說，禁言結束，胡錫進重返網路會是所謂的「更加成熟」。 劉紀鵬其實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開表示中國股市長期只在3000點上下浮動，相關制度也不完善，呼籲股民不要入市，結果他說幾句良心話即遭全網禁言。隨後他辭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職務，懷疑也和此事有關。 近日，劉紀鵬在2024年鳳凰灣區財經論壇上，呼籲退市時必須考慮補償無辜的中小投資者時，說希望股民堅持下來，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這種政治環境下，為了安全，劉紀鵬只能改口說這類不痛不癢、也沒有半點作用的話了。 不過，到9月13日，劉紀鵬微博帳號被發現顯示「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用戶目前處于禁言狀態」，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於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經濟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劉紀鵬吁股民不要入市，觸犯了中共高層的「經濟光明論」。三年疫情後，當局解除封控並試圖重振經濟，習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層一再強調唱「經濟光明論」，這是變相的言論管控要求。 但近兩年中國經濟復甦困難，地方債台高築，百業蕭條，各地倒查稅收、「砸鐵賣鍋」變賣國有資產，罰款高漲，非高速公路也收費。股市「跌跌不休」，滬指近日連續失守2800點……現實的經濟不好，中共宣傳上的維穩就難有效果，「經濟光明論」實質上已破功。 胡錫進質疑「公有製為主體」消失，則與中共路線之爭有關，因為習近平主導經濟，一直被批評是「打右燈向左轉」，口喊改革開放但行動上打造更封閉黑箱，將政權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從而使中國經濟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話題十分敏感。 過去一年多來，不少中國經濟學者也因為發表與官方不協調的觀點遭到封殺。除了劉紀鵬，還有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財經博主洪榕、投資研究機構格隆匯創辦人陳守紅、知名評論家水皮、經濟學者馬光遠、財經作家吳曉波、原中金財富證券資深投資顧問徐曉宇等人。 經濟不好，中共執政合法性，習近平坐穩紅色江山的合法性就會動搖，此時最忌諱的就是言論的質疑。從7月份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一直到近日，中共內部是非不斷，有關習近平健康和權力不穩的傳言四起，本質上也都與經濟搞不好有關。 各方議論中共朝政，無論是尖銳的還是溫和的，是直言上書，還是網路傳言，無論來自體制內外，境內外，都會令當權者坐立不安。如此看來，習近平一上台就準備好的禁止官員「妄議中央」，是有備而來，早就料到有今天？ 從「妄議中央」到「政治異議」 胡錫進「妄議中央」說了什麼，人們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過往的官方信息，可見過去10年有不少落馬貪官都有「妄議中央」的問題，但「妄議」的內容從未公開，只有在坊間流傳的隻言片語。 中共遼寧省前書記王珉的「妄議中央」的言論流傳較廣。官場傳言稱，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當眾大發政治牢騷，對習近平當時派親信李希到遼寧任職非常不滿，當有人提醒他「小心被當了腐敗典型」時，王珉脫口說出了一句：「說你腐敗你就腐敗，不腐也敗，說你不腐敗你就是不腐敗，腐也不敗」。聽講者當面奉承王珉「論斷精闢」，王珉當時還自嘲了一句「精個屁」。這幾句話很快被傳給了李希，李希再報告給習近平。 有些落馬官員的妄議中央罪名是和閱讀政治禁書罪名連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審開庭的浙江省政協前副主席朱從玖被指「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並長期閱看」，並「妄議中央」。有可能這類官員看的就是中共高層醜聞類別的禁書，偶爾也在飯局上講講內幕消息，結果被舉報了。 「妄議中央」者通常沒有達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屬於黨內的政治牢騷，或不滿某些政策，與爭權奪利有關。甚至有一名內蒙古官員涉「妄議中央」而撤職，只是因為他把習的所謂「金句」編成了黃段子。 習近平整治官場逾十年來，中共官員人人自危，乾脆整體陷入怠政、懶政的「躺平」狀態。一位在中共官員圈子混熟的大陸媒體人朋友透露，現在官商界各類飯局中，每當說到可笑可氣的人或事時，都會罵「那個人」——意指習近平。官員們對習只是敢怒不敢言。 與官員們「妄議中央」有中共內鬥因素不同，另一類對習施政的批評，有時也是體制內人士所為，但傾向正面，屬於「異議」、「異見」。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強。 2020年初，新冠疫情從武漢流行開來，習近平主導了疫情的隱瞞，又在初期放任病毒傳往世界。知名房產大享任志強，寫了一篇批評習近平防疫的文章，指習「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志強後被以貪腐名義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當局發文要求離退休幹部與習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議中央」。當年8月，河北邯鄲的老黨員董洪義、馬貴全、田奇庄發公開信要求修改黨章，包括取消「黨領導一切」、禁止個人崇拜。結果董洪義被判刑1年6個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後者最近才出獄。 這幾名中共黨員的意見，在當局看來是被加入貶義的「妄議中央」，但在外界看來，也屬於正面的「異議」。 三年封控引爆「異議」抗爭 對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政治異議，在體制內外一直存在，隨著習近平的集權，特別是三年疫情期間當局搞動態清零封控運動，製造人道災難，社會上異議井噴，穿越中共紅牆傳往海外。 因經常表達異議被清華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許章潤，2020年5月寫過《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種種問題。 一直倡導非暴力公民運動的法律學者許志永，也在2020年初，終於忍不住直接喊話要習近平下台。之後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發在北京中關村四通橋上掛出反共橫幅，一條寫「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條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彭立發還播放反共錄音，在抗議現場點起狼煙，相關視頻和圖片迅速傳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沒有消息。 北京四通橋事件，帶動了2022年12月的全國性「白紙運動」，抗議者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這場運動促使習近平不得不結束了動態清零惡政，但當局隨即秋後算帳，抓捕參與抗議者。 彭立發的義舉，影響深遠，直到最近，青年方藝融也在湖南婁底新化縣的天橋上，掛橫幅播口號反習反共。 中共擴大打壓異議加速滅亡 中共當局這兩年加大力度清理「異議」，國安部衝上前台頻頻發聲恐嚇；新設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在全國設點，社區監控人盯人，併網羅外送員、網約車司機等加入特務行列；公安維穩機構越來越龐大，還擬拋出網證網號制度升級監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種方式威脅異議者。而一旦這些人自己回國探親、辦事，隨時會是被抓捕的目標。 最近一個例子，是旅美藝術家高兟，近期在回國探親時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據說是因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製作的毛澤東下跪懺悔雕像等，觸犯了所謂「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這個罪名邊界含糊，被認為是跟「尋釁滋事」罪名一樣，是一個「口袋罪」。 中共查「異議」甚至還覆蓋了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學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指習近平訪歐，「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後杜本被強迫辭職，並被要求兩周內離開中國。 中共建政後一直搞政治運動，打壓「異議」者是核心內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之後，中共針對異議的打擊，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維穩體系，因言獲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時中共人心盡失。因為壞事干多了，謊話說多了，中共現在做什麼說什麼都令人懷疑，這從近期民間對當局推網證網號和房屋養老金的反彈可見。 在政經頹勢揮之不去的黨國沒落期，中共當局可能最想從根子上滅掉「異議」，於是要全民學「習思想」且「入心入腦入魂」，還要「從娃娃抓起」。這是一套邪教做法，違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來是政權衰亡的信號。中國古典文獻《國語》中記述，西周政權陷入財政危機，周厲王宣布對山林川澤的物產實行「專利」，即搞國營壟斷，又增加賦稅，國民怨聲載道。周厲王就下令禁止國人批評朝政，還從衛國找來巫師專門刺探批評朝政的人，厲王聽信了巫師的報告，殺了不少人。最後人們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就匆匆地走開。（典故「道路以目」）厲王見報告批評朝政的人漸漸少了下來，十分滿意。但召穆公對他說，企圖封住老百姓的嘴，這比堵塞江河的後果還要嚴重。（典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果然，三年後，國內發生暴動，周厲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黨刊《學習時報》曾刊發題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難違。 現在看來，這隻能說明，是中共的領導人自己一直在裝傻，搬這一套中華祖訓出來只是騙人的。因為當局現在雖宣稱要以中華文化為根，卻要以魔教馬克思主義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國，早已丟掉了中華民族的魂，讓馬克思主義的邪靈得以乘虛而入。這種替代，其實在中共建政時之後一直在進行，意在使中國人由中華兒女變成馬列子孫。 說到底，即便當權者禁絕了所有「妄議中央」或「政治異議」，但人們表面歌頌，內心還在咒罵。人心盡失的結果，就是政權的垮台。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政府批准了一項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從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將男職工、女白領、女藍領的退休年齡從60歲、55歲、50歲分別延遲到63歲、58歲、55歲。其實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緩解老齡化危機，相當於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到下屆政府任內引爆。 養老金危機是如何造成的？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1955年確定的。當時中位年齡只有22歲，60歲及以上老人只佔7%，1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11個20-64歲勞動力，出生時預期壽命只有47歲。中國的年齡結構到1980年幾乎沒有變化，因此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人們對不會出現養老危機的預測以及「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的承諾和宣傳深信不疑。當我在2000年呼籲停止計劃生育，最開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對和謾罵。 2004年《人民日報》旗下的《中國經濟報告》發表我的《老有所養，誰來養？》，可謂石破天驚，被各大媒體轉載，並被網易財經評為中國財經新聞「TOP-10」第八。 後面我得知，其實有關部門在2000年就開始關注我的觀點，並在一定程度推動在2004年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不幸的是，這個小組由蔣正華（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獨生子女政策的詮釋師）領導，囊括了幾乎所有官方人口學家。他們在2007年出版報告，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 對我的觀點最為重視的是財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員，因為他們對養老金短缺等財政難題有最直接的認識。財政部長金人慶拿走過我的五篇內參報告。有關部門對計生委這一利益集團其實很惱火，2009年曾考慮繞開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而組織財政部、社保部等部門討論人口政策調整，邀請我參加。但是後面不了了之，畢竟國家計生委的勢力太大。 為什麼養老金改革遲遲不動？ 社保部們內部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養老金短缺危機，在2008年就考慮「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但是當時還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刀子還沒有放下，就來止血，在政策邏輯上難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宣布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的同時，就提出了要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2014年還沒有實行全面放開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遲退休年齡的方案，並計劃在2017年正式出台。養老金改革遲遲沒有落實，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層沒有充分認識到人口危機的嚴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頂級人口學家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達到4.4；單獨二孩就足以將生育率提升到2.4。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萬人。在單獨二孩政策破產後，國家衛計委推薦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到2.09，在2023年、2050年還有1.75（出生1550萬）、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慘敗後，中國政府仍未停止計劃生育，而是在2021年實行三孩政策。根據《經濟日報》的介紹，三孩政策「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為會「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重蹈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過快增長的覆轍」。可見，到2021年，高層擔心的還不是養老危機，而是人口過快增長。而現在官方也承認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萬。 第二，擔心失業問題。由於獨生子女減少年輕消費者，中國內需嚴重不足，「過剩」上億勞動力，存在嚴重的失業壓力，就業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遲退休，必然加劇失業壓力。 第三，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引爆。各國的情況表明，延遲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國改革養老金制度，200萬公共部門職工罷工抗議。法國計劃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在2019年-2020年引發了法國25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在2023年再次爆發了有上百萬人參與的抗議。2018年，俄羅斯政府進行養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齡在10年由60歲調高至65歲，女性在16年內由55歲調高至63歲，也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而中國現在的退休年齡最早，而老齡化將比主要發達國家更嚴重，退休年齡也將更晚，在這個過程必將爆發一系列抗議、甚至難以預料的政治危機。 以前是能拖就拖，現在是無法再拖，一方面因為已經火燒眉毛了，各級政府面臨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因為人口形勢已經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撐現有的養老體系。 有人說這麼大的政策，為什麼不充分討論就匆匆出台。一是因為養老金改革是人口結構所決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變的；二是因為耽誤太久了，沒有時間討論了。 婦女年輕時沒有「生機」,年老年時苦無「生計」 英國以前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是男65歲、女60歲，2011年實行養老金改革，將婦女退休年齡推遲到與男性一樣的65歲。現在男女都是66歲，在2026年至2028年間將推遲到67歲，2044年-2046年間推遲到68歲。有智庫建議1970年後出生的提高到71歲。 美國1960年以後出生者要到67歲才可領取全額退休金，預計今後還將推遲。 2020年中國一個65+歲老人對應5個20-64歲勞動力，而英國、俄羅斯、美國分別只對應3.1個、4個、3.7個勞動力。現在中國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誕生了一個中國特產：廣場舞。但是到2050年，中國1個老人只對應1.5個勞動力，而英、俄、美對應2.2個、2.3個、2.4個勞動力。 人口結構國際比較 根據這次養老金改革計劃，到2040年，中國男性退休年齡63歲，女性55、58歲。那時候的人口結構能支撐這種退休年齡？人口結構比民意、政治更有話語權，現在不討論就突然推遲退休，今後也隨時可以突然推遲。現在的英國年輕人難以在70歲前退休，難道中國的年輕人能在60多歲體面退休？ 不推遲退休年齡將導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間的殘酷博弈，而後者是沒有話語權的，後果是年輕人養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續下降，老齡化加劇，陷入惡性循壞。 有人說中國養老金危機是養老制度不完善。其實養老的本質是「人養老」，不是「錢養老」。勞動力是麵粉，養老制度是制麵包的技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便今後不推遲退休年齡，但是只能領到微薄的養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婦女是老齡化的最大受害者，因為預期壽命比男人長6-7歲，並且通常比丈夫年輕幾歲。養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婦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蘭、日本、德國的60-64歲婦女的就業率從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婦女在年輕時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卻不得不找工作。計劃生育讓中國婦女在年輕時沒有「生機」（生育的機會），到年老時將苦無「生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大選11日辯論會的觀眾很多都注意到了，川普從頭到尾眼睛只盯著前方，身體幾乎毫無任何擺動，哈里斯則肢體、表情變化很多，且頻頻轉頭目視川普。於是，這便讓現任的副總統看上去反而更像是具攻擊性的「挑戰者」，哈里斯必須在辯論時表現得更積極，原因自然和她一個多月前臨陣接替拜登有關。 依過去經驗，縱然是遊離選民，在經過數月時間，一面藉由重審候選人過去紀錄，一面觀察他競選期間的言行表現後，也會逐漸形成投票意向，待選舉後期辯論會出場前，絕大多數人實已「心意已決」，如同學者（哈佛教授Vincent Pons、柏克萊助理教授Caroline Le Pennec-Caldihoury）對總統選舉辯論曾做過的分析，發現有86.3%的受訪者在觀看辯論前後，對候選人的選擇保持不變，至多只有3.5%選民會因此轉向（有看辯論的觀眾）。 意外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哈里斯，則相當程度打亂了選民（尤其中間選民）觀察、思考、決定的周期，使得這場辯論對哈里斯來說，再又存在向選民「確認資格」的額外意義。 距離美國大選投票日僅剩八周，儘管雙方民調不分軒輊（比民主黨預估好，但仍未達「現任者」期待），包括《紐約時報》等媒體調查顯示，仍有近三成的潛在選民（未表態）表示他們需要再多認識哈里斯，只有不到一成認為他們需要更了解的是川普。意即到目前為止，選民對川普的意見基本上呈現固化，哈里斯則還有一定的變化幅度（往上、往下都有可能）。另外，當川普已先一步在觀眾腦海留有與拜登辯論的畫面後，確實11日的辯論，多數人是等著看哈里斯將會如何。 因此，辯論會前，哈里斯的幕僚尤其為她進行了連串特訓，包括琢磨出一個所謂「激進但經過校準的辯論方式」。除內容本身，他們也刻意讓哈里斯重拾2020年和彭斯辯論的說話速率（當時同樣發言時間，彭斯比哈里斯用字多了17%）。就媒體估算，川普每分鐘說話約莫會使用189個字詞，一般來說堪稱流暢，但通常辭彙量不高，也很多重複，那麼，哈里斯若能有效以她所擅長的「檢察官詰問」對陣（而非拉高分貝咄咄逼人），或許更能明確區分川普非傳統、語速快且經常即興的風格。另外，每當川普說話，哈里斯即不時搖頭顯露不贊成，也都是設計過的動作，甚而就是期望觀眾能在分割畫面上看到她這樣的反應（川普從頭到尾不看哈里斯，也是某種刻意／互以支持者喜歡的方式表達對對方的不認同）。 今天之前，我們看到許多選舉專家無不認為總統辯論對選舉影響已大幅遞減，很難再出現半世紀前，肯尼迪於辯論會上「輾壓」尼克松而後主導選舉的一幕。原因除了新媒體時代，選民不必等到全國電視轉播辯論，就能透過各種消息、畫面、資訊掌握候選人，另外當然就是政治極化下，會受辯論表現左右的選民已更為壓縮，讓辯論的決定性又更小。 不過，2024年的確出現特殊現象。首先，拜登6月份和川普的首場辯論，竟以相當糟糕的狀態，導致個人選情陷入危機，還間接促使他被迫不再尋求連任。繼之，換上場的哈里斯又是個「相對模糊」的候選人，以至她必須透過各種機會（平台）向選民提供更強大的說服訊息，如果說前一場辯論出乎意料決定了拜登的命運，今天這場辯論，哈里斯同樣有「輸不得」的壓力。這也解釋了哈里斯在今次辯論會前段，那騙不了人的緊張舉止。 就CNN數據，6月拜登和川普辯論後，有67%的人認為川普表現得比較好，僅33%認為拜登較佳，結果頗為客觀，否則當下不會連民主黨內部都有人覺得完蛋了。到了9月，同樣機構，同樣調查（問卷）方式，結果則反過來，有63%的人認為哈里斯表現較好，認為川普表現好的變成37%。 雖然以過去選舉觀察，辯論會激起的波瀾，往往很快會在隨後大量的選舉活動中消退，但經6月、9月兩場辯論一來一往，美國大選辯論彷彿仍是某種「選舉風險競技」。川普的辯論強項，一直以來就是透過攻擊讓對方失去平衡，由此再讓對方顯得軟弱，面對拜登時便是如此。而就這回辯論，哈里斯和幕僚們看來應該是下了很大功夫，同時算是記取過去他人遭遇川普時得到的教訓──「準備不周且意志薄弱者，將正中川普下懷」。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紐約前州長助理、美籍華裔孫雯被以間諜罪起訴，儘管不是2018年以來的第一起，卻因三個特殊因素而成為媒體熱點：孫雯在美國州政府任職，但所作所為卻是美國愛國僑領的標配；她所在地是紐約，號稱美國的門戶；美國借她的被捕向世界宣示：清理中美戰略合作夥伴時期的政治遺產——在美的中國政治代理人勢在必行。 中美「制度利差」造成的「制度套利者」群體 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相對於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的制度優勢與經濟優勢，這種差距可名為「制度利差」，從發展中國家移民至美歐是為了獲得這種制度利差。一些有能力參與國際交往的人士，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促成國與國之間的各種協定合作，自己從中獲取極大的政治利益，可稱之為「制度套利者」。 「制度套利」並非貶意，只是對一種現象的概括。從有國際交往以來，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存在一批因應時勢的橋樑人物。比如美國左派宗師喬姆斯基終生以反美為己任，並成功地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與美國的敵人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獨裁者建立友誼，大大擴展了自身的活動空間並提高國際聲望，可謂是「制度套利」的最高層次。 孫雯與參與「千人計畫」的科學家們，當然是「制度套利者」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在中美是夥伴關係時，這些人的活動在美國是公開而且合法的，不象商業間諜、技術間諜那樣，需要隱藏自己的行蹤。他們為兩個國家服務的行為模式，在中美友好時期被雙方視為「橋樑」；但如果分寸把握不當，極易觸犯規則紅線，在中美交惡之後這幾年，因其觸線行為成為「間諜」不在少數。 據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統計，自2000年至2023年初，中國政府在美國被揭露的間諜活動已達224起，其中超過69%的案件發生在習近平上任中國國家主席之後。這些間諜活動涵蓋了軍事、政治和商業領域，旨在協助北京實現戰略目標。 「橋樑」越界「制度套利」，涉入地緣政治 先從孫雯複雜的身份說起。她在中國參加2019年國慶70周年活動時，用的是美國華人企業家聯合會青年委員會主席，其時，她的正式職業是紐約州州政府官員——州長科莫的副首席多元化官。2021年，科莫因性騷擾醜聞被迫下台，新任州長霍楚爾記得孫雯在過去社區活動中的工作，並任命她為副幕僚長，新州政府當時特別指出，孫雯是其政府中獲得最高任命的亞裔美國人。直到2023年她被州政府解職之前，紐約華人社區都將她視為亞裔成功進入主流社會的成功典範。 《華爾街日報》綜合起訴書與採訪寫成的兩篇文章——《孫雯案的背後：紐約州長前助理如何遊走於中國權力走廊》（9/6/2024）、《孫雯被控中國代理人案：起底她在紐約州長辦公室的過往工作》（9/9/2024），詳細介紹了這位「華人之光」的成長曆程，以及她進入China Town 政治圈之後在紐約州政府步步升遷的經歷。可以說，她父母在她身上傾注的心血已經極盡一個華人家庭在美國的成功想像，但其在China Town的生長環境卻讓她成了華人二代中少見的投身於China Town的成功者。她在巴納德學院所獲政治學學士學位與哥倫比亞大學所獲教育學碩士學位，想進入華府政治與聯合國工作尚嫌不足，但成為China Town政治中的制度套利者，卻是相對豐厚的資本。 孫雯的結局緣於兩點： 一、孫雯升遷至高階職位時，正逢川普2017年入主白宮。從柯林頓總統開始，歷經小布希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正逢中美關係從經濟合作夥伴、全面合作夥伴、2009年之後成為戰略合作夥伴的持續升溫。檢察官說孫雯從2016年就開始以隱秘的方式濫用自己的職務便利，這年正是孫雯擔任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外部事務總監，負責全州的經濟發展之時。等她2018年進入科莫的行政辦公室，參與多元化工作之後，就趕上12月川普政府公布「中國行動計畫」（清查千人計畫的參與者）。 二、2019年3月，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中美開始全面交惡，從「夥伴關係」一變而為「全方位競爭關係」。2021年拜登入主白宮，，形格勢禁，只能奉行「對華戰略模糊」外交策略。2022年3月俄烏戰爭開始，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極大變化。孫雯顯然缺乏國際政治眼光，低估了「中美友好」面臨的不利時局，不僅以「愛國僑領」身份出席北京國慶70周年活動，更未停止其利用職務之便為北京政府謀利的行為。起訴書指控孫雯影響紐約州政府在一些中國政府比較敏感的問題上的表述，例如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以及對中國對待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族公民的方式的關注等，就發生於這一時期。 以上行為，當然違規。科莫政府官員說得很清楚，孫雯的作用主要是擔任紐約龐大的亞裔社區，尤其是華裔社區的聯絡人，「顯然，我們需要的是她對如何在法拉盛和秋園(Kew Gardens)開展工作的看法，而非地緣政治問題。」 孫雯模式被視為對美國政治的威脅 孫雯與其他傳統種類的間諜所起作用不同，無論是商業間諜還是千人計畫中的被捕者，都是以獲取資訊為主，孫雯是以其特殊身份介入美國政治，誠如起訴書所稱，孫雯按照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代表的命令、指示或要求，從事旨在影響公眾的政治活動，包括影響紐約州政府在涉及北京和中共利益的事務上的立場。孫雯這一「潛伏在美國地方政府內部」的「中國經營模式」，是從根基上威脅美國政治。 在川普政府中任國務卿的彭佩奧，曾指出中國紅色滲透已經深入至州級政治。彭佩奧曾受邀參加「全美州長協會2020冬季會議」，並在此會上做了講話。當時全美各州州長都認為中國經濟十分繁榮，希望與中國加強聯繫，發展經貿關係，彭佩奧則發出警告：「中國政府在有條不紊地分析我們的系統，我們非常開放的、深感自豪的系統。他們評估了我們的漏洞，並決定利用我們的自由，在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層面，獲得超越我們的優勢。」 在284個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當中，紐約號稱「美國的門戶」，地位之重要自然不言而喻。紐約市與北京市早在1980年就結為「友好城市」，紐約州與江蘇省1989年結成「友好省州」。加之紐約是美國最開放的國際化大都市，全世界各國的政治失意者、政治異議者與半官方代理人，都喜歡在紐約安營紮寨，這種魚龍混雜的狀態，也是間諜們最喜歡的生存之地，當然是中國在美統戰工作的重點。 在中美兩國是「夥伴關係」之時，「孫雯們」在中國政府中的人脈是搭建中美橋樑關係的重要資源；但如今成了全面競爭關係，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已經形成，美國出於安全考慮，必須清理「戰略合作夥伴」時期的遺產。美國司法部的目標指向那些具有美國身分，但戳力推動北京利益的「中國代理人」，紐約自然是清理重點。過去四年，僅僅在紐約華人集中的布魯克林區，就有12起間諜案被起訴，牽連多達90餘人。 盛宴已散，制度套利者的幸運期已經結束 從柯林頓開啟中美合作夥伴關係這條通道直到奧巴馬時期，美中之間確實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兩國也因此產生不少制度套利者，比如美國的「擁抱熊貓派」與在美華人。套利時期至川普政府2018年推出「中國行動計畫」正式結束；美國為了國家安全，開始清理中美戰略合作夥伴時期留下的各種遺產，制度套利者中凡涉及間諜行為的都在追查之列。這種行動的意義不在於懲罰面的廣度，而在於產生的威懾作用。 我不排除制度套利者當中有人確有促進中美關係，幫助中國發展並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良好動機，但更多的人是將「經營中國」當作一門生意。如今，中美關係進入冷戰前狀態，沒有成為「間諜」的套利者們不管如何抱憾，應該認識到中美盛宴已散，一國政府可以在中美之間兩頭通吃，個人卻難以繼續同時在兩張餐台上享受美食。當然，獲雙方默認的高手不在此列。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