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而今，特别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会”结束后以“改革”名义出台的一连串“砸锅卖铁”政策，正在将中共推入了一个远比地雷阵更为恐怖的“灰犀牛阵”。其中，最新的一头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 “改革”闯关的历史重复？ 虽然修改退休年龄的法律动议，一个有关所有劳动者的根本制度，酝酿了十几年，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后仅寥寥数月，北京的全国人大就如此举重若轻地快速通过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法律修订案，不能不令中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愕然。 他们哗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损失和对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幻灭。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衰退、无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可见的企业破产浪潮已经到来，整个劳动群体对未来都陷入极不确定的预期之中，这本来是中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公开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的根源。 这也是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发表的忧虑所在。他在评价欧洲商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报告时说，中国消费者极不愿意消费，而他们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经济的复兴计划。而新近出台政策却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所指，在明显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伸出反危机的帮助之手，反而其财税政策正在变成一只“掠夺之手”。 而且，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砸锅卖铁”的掠夺，无论紧缩财政还是疯狂罚没，或者纪委系统总动员，对上至退休部长级官员下至各级地方官员开展党内官员巨额财产清查，等等，都没有什么能够与劳动领域的根本性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相提并论。 公众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为砸锅卖铁竟然如此愚勇颟顸、一意孤行，无异于与劳动阶级进行一场梭哈式的政治赌博。 毕竟，对尚存改革记忆的老辈人来说，类似重大的体制改革如此轻易地快速通过，让人想起的先例并非朱镕基时代“抬棺闯地雷阵”的勇气，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赵紫阳主政推动的“价格闯关”的危险。赵试图以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结束“价格双轨制”，但引发了高通胀，也引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和公众同情，最后导致赵紫阳的落马和整个共产阵营的崩溃。后者算是这场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未期然却在更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迟退休改革，在酝酿十几年后，是社保基金面临未来几年即将出现支出危机的背景下不顾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读需要，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匆匆二读即生效通过，整个过程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征求意见，基本属于利用委员长特别权力强行通过的法律修订。与同时间在广州秘密二审宣判黄雪琴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桩针对煽动颠覆的司法审判，却违反了基本的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而延迟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开审议，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过程的法律修订。 所以，外界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为砸锅卖铁到了何种焦虑程度以致于不顾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们或许参照了同期公示征求意见然后招致全民反对的“上网身份认证”的前车，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以为在过去十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清剿、对党内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证全过程不受干扰地实现“砸锅卖铁”的最高意志。 仅此而论，足见中国统治精英，从领导集团到技术官僚，都深谙其中利害，却完全站在劳工阶级的对立面，机会主义地利用反颜色革命的镇压成果，强行闯关、通过这条如果在法国或者其他富有劳工运动的国家都将可能引发劳工阶级极大反弹、乃至举国抗议的法律。不能不说，这是貌似必赢却极其冒险的政治赌博，不顾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后者意味着一个持久不息的革命导火索。 苦力主义和劳动宪法 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推迟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欧洲相关政策改革，作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国的劳动环境下，一个未经广泛讨论和审议的重大劳动政策的变更，在缺乏配套劳动和福利改革的条件下，不仅可能迅速上升为“国家违约”的政治冲突，而且从劳动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败，可能引发中国劳动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崩塌，进而造成持久的国家失败。 简单地讲，原先成型于1970年代初的职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即61岁），在几十年后国民延寿至平均年龄78岁后，表面上似有调整必要。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结束后，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意识全然消失，中国劳动领域只有没有阶级的庞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的集体谈判机制流于形式，并不存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的在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政治谈判安排。任何劳动制度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单向度的、强加的、违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阶级利益。 其次，工人阶级消失的无声无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开启的市场经济将19世纪以来的华工-苦力主义传统唤醒了，并且以奋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观。中国劳动者以推迟享受、为未来回报而特别能忍受现期超时劳作的苦力主义激励，与国家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双重暴力驱动和谐并进。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广大苦力-劳动者来说，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开始美好生活、结束苦力劳动的解放象征。只有在双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国，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年龄线对劳动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义。当然，今天也有许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龄劳动者苦于60/55的限制，雇佣单位对他们的超龄雇佣显然违法，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这在园林行业、建筑行业也成为雇主们近年来的困扰，他们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劳动法，放宽退休年限。 这一对少数高龄体力劳动者来说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识，毋宁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社会福利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悲惨现实。对更多的劳动者来说，三年的退休延期却形同绝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记重锤。因为，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上，充满了年龄歧视。在缺乏工会代言和阶级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数低学历的劳动者如同骡马一般被按齿序分类。其中，35岁意味着第一个失业门槛，简直就是高学历码农的噩梦。而越来越多总量接近两亿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大部分实为外卖骑手、按摩师、护工、卡车司机等新仆役阶级），一个更无劳动时间保障近年来因多发生高龄劳动猝死的劳动群体，新近被美团等公司限制招收45岁以上求职者，且被限制向高龄骑手派单。 也就是说，对总体上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且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劳务派遣工的中国劳动者来说，他们正在成为不稳定就业者，新流民阶级。对他们来说，从40到60都意味着严重的职场歧视和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越来越短的健康劳动寿命。（譬如当今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劳动寿命只有57岁。）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尽管可能只是为现在已经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帐户带来更多一点儿在北京官僚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边际损失，对无数困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化而无法被福利领域解救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等等整个新流民阶级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灾难，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阶级结构的瓦解之后发生社会结构的瓦解。 事实上，疫情结束的两年来，中国各地激增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件，从吉林针对美国游客的屠杀，到苏州平江路惨案等等，几乎每天、每周都发生的类似惨案，行凶者的年龄越来越集中在5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群体。他们正在耗尽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十几年前中青报等媒体大声呼吁的，退休年限是一个国家契约、不可轻易违约的评论，其中固然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迂腐，但若对照中国劳动市场现状，恐怕不难发现，相比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无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后也是唯一神圣的劳动宪法。任何对这一劳动宪法的轻视和践踏，都可能颠覆整个国家的阶级-社会关系和政治基础。 如此来看，可能无需再行计算1970年代十几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个劳动者养活一个退休者的不可能供养模式，任何人都能从中国劳动者的苦力主义悲惨状况发现这场延迟退休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它将可能在未来触发一场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逃避态度所决定的。他们或许深知，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灰犀牛阵，以敲锣打鼓、砸锅卖铁的方式唤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们。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尚且被随意拿捏，谁又真正在乎那些从未进入视野的劳工大众呢？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墙内的财新网用《63岁景俊海转岗全国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标题来提醒读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网则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同样是意在提醒读者“此事非比寻常“。 我们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即有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满63岁的省部级正职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基本不被考虑了。 这就是为什么每到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上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年龄界限了。在某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总有一批未达65岁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无论他们当时是64岁还是63岁。比如1953年出生，与习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以及本文下面会详细介绍的景俊海吉林省委书记的前辈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以如上几位也是63岁就被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们做例，就更能说明景俊海的63岁退居二线是“事出反常”了。因为下届中共全国党代会，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后年秋才召开。而依惯例，吉林省的十三届党代会应该是在明年的后半年才召开。那么就算习近平并没有让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晋升副国级的打算 – 这意味着在二十一大召开当年就年满65岁的景俊海没有可能连任中央委员，但也没有理由赶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发到全国人大“养老”。 今年63岁或者64岁，也就是出生于1960年或者1959年，与景俊海同岁或者还比他年长一岁的在位省委书记有辽宁省委书记郝鹏，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正常情况下，这几个人只要没有被习近平计划在后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后年3月的新一届全国两会上晋升副国级，那么就应该会在明年下半年召开的该省新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一至几个月里被陆续安排进全国人大的某个专门委员会。 另外今年6月对景俊海离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新闻发布内容也很反常。正常的运作方式是：65岁生日的当年被宣布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者，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会把该人即将担任的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虚职说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标准的惯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级官员从在任一线岗位转岗或者升迁至另外一个一线岗位时，才会在宣布该官员不再担任此一线职务的同时附加“另有任用“四个字，但对被从一线岗位打发到人大或者政协，也就是退居二线的干部，从来都不会使用”另有任用“四个字。景俊海绝对是唯一的一例。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记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加以讽刺。 照理，对于在63岁或者64岁就退居二线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新华社的报道中都会在最后附加一句：“据悉，XXX(X X )同志是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职务”。原因当然是避免引发“误解”。这也反证景俊海的“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不是“因年龄原因”。 听闻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笔者在惊诧之余，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的前辈王儒林，当年也是63岁上就被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安排退居二线的。 我们这里先把中共历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景俊海往前倒数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鲁（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孙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长”。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当今圣上习近平同庚，而且还是和习近平同年同月“下乡插队”。 日后的王儒林虽然没有真正的学历，甚至连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的资历都没有，但却因为其基层共青团干部出身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团省委书记的位置。再往后就是受益于张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场一路顺风。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长，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2014年8月，王儒林“临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时任省长巴音朝鲁的第二天，就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干部会议，接替了袁纯清的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澎湃新闻随即发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网也发表《新“晋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为他造势。 《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2014年的那场山西政坛大地震，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定性为“塌方性腐败”。当时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当然是要强调一句“另有任用”。至于当时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袁纯清虽然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还被刘云山当众严厉训斥，但因为是已经被中央决定平级调动，安排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所以在对他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免职决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个字。 照理说，这个袁纯清和王儒林一样，也是“团派“出身，而且与当年的共青团”老总“李克强的关系比同时期担任团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层，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和全国青联任职时是李克强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当中共党内把习近平“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训话传达到县团一级后，就是山西省的干部们也都非常奇怪习近平为什么会对袁纯清网开一面，居然没给他的一个降职降级处分。 当时的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曾经在公开场合点着袁纯清的名字批评，说是“山西存在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导致腐败连连，山西的主要领导要对此负责任，对袁纯清调离的用意与此有关。另外，不仅仅是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都有一定责任。” 王儒林“临危受命”之后，中组部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晋官难当：袁纯清与王儒林的治晋交棒》一文，继续为他造势。文中说“晋官难当”不是新鲜提法。只不过，原来多指安全生产事故的难以监管；而最近这一概念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发的官场海啸更是难以想象……。 该文章还透露，时任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对记者诉苦水，说他当山西省长的感受只有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面对央媒记者的采访，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当时的王儒林还对采访他的央媒记者诉苦说：反腐打贪官的同时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但却苦于无人可选，无人敢用..….。 因为当年的王儒林是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托，所以一时间关于他将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呼声甚高，没成想他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个月，反腐工作仅仅取得了所谓“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便没指望他“再接再厉”，赶在山西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线了。 相对于王儒林，其吉林省委书记的继任巴音朝鲁虽然也没有被习近平恩赐一个副国级，但毕竟是在省委书记位置上坚持到65岁零1个月才被要求让位给时任吉林省长景俊海。属于标准的“正点下车”。 有道是，因为巴音朝鲁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少有的出自“少数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时又因为他所属的民族蒙古族是个“大少数民族” ，每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都有该民族代表的份额，所以当初自巴音朝鲁荣升省委一把手后，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国级未来。 离开吉林省委的一个月后，巴音朝鲁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个月后，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中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双胞胎女儿之一，比巴音朝鲁年轻三岁的布小林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入“场”的时间顺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后。 关于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提前退居二线 ，以及她的家庭与习近平家族曾经的“患难与共”，详见笔者三年多前发表在本专栏的《谁将是中共国务院的下届女性副总理？》和《 夜话中南海：石泰峰“超龄服役”是在等待晋升副国级？》两文。这里只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之后，即有一些内蒙古族的干部，包括笔者当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学同窗都为巴音朝鲁遗憾，认为假设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的时间提前半年多，习近平就不会安排巴音朝鲁退居二线了。 转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人大一次会议上，巴音朝鲁被宣布为民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68岁上被从二线虚职转为二线实职，也算是习近平对他的一种肯定。与此同时，比巴音朝鲁年轻3岁的布小林却只是被继续留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上。到底是因为布小林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出任一个有自己办公室的二线实职，还是习近平对她的“民族情绪”不甚放心，笔者无从判断。但巴音朝鲁在68岁上还能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二线实职，至少可以证明他身为一个蒙古人却对习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数民族汉化“政策是坚决拥护的。 前面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孙政才和王珉的下场人所共知。这里只要提醒孙政才是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一同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孙政才比习近平整整年轻了十岁，习近平怎么可能对他放心？ 至于孙政才当年吉林省委书记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后来的景俊海一样，到吉林后先任省长，继而就地升任省委书记。日后又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正点下车”。当时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刚刚去报到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说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两个前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和王珉。回过头来再说景俊海。 司马南同志曾说过：“基本上所有的贪官的事儿就是两类：涉及到个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没管住，二是腰带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关于孙政才和王珉两人是如何得罪了习近平， 也就是司马南所说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绍。至于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原因，几乎肯定不是和孙政才及王珉一样的政治原因，很难想像习仲勋陵墓宏伟扩建工程的主持人会因对习近平的“忠诚不绝对”而在党内遭受“冷处理”。 而从没管住腰带也没管住口袋，包括没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断，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经被中纪委实锤的“八个有之”的性质虽然已经达到了中纪委界定“严重违纪违法”的标准线之上，但习近平念他为皇阿玛修墓扩陵功不可没而对他网开一面。于是便有我们如今已经看到的结果：不予处分，调离一线领导岗位。 但是，如果习近平的“纸”最终还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车之鉴是：如今在秦城监狱里打发余生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和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等一票落马贪官都是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平安降落“之后还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后的景俊海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会场上突然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吉林省委书记就也和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贵州省委书记的位置一样，堪称中共政坛里的高危岗位了。 另外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问题被习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后，突然咸鱼翻生，从二线重返一线，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一任副国级职务。 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是习近平政权的头牌节目，已经成为中共当今治国路线的总概括。那么，这个说法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此处文短，难以系统陈述论据来做深入探讨，但将之放到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许还是有帮助的。 稍加分析之后，你会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作为一个说法在修辞上自相矛盾，无法成立，而且作为治国路线就是一个陷阱——用流行语言说，那就是一个坑，一个大坑。为什么习近平热衷于挖这么一个大坑呢？咱们也会连带说及。 中共官媒新华社2024年7月18日发布照片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出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现代化”来自哪里？ 本栏曾经提到，中共几年来连篇累牍宣扬“中国式现代化”，但却鲜少提及什么是现代化。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连“现代化”是什么都不清楚，再弄这式那式的种种花样，还不都是无本之木吗？ 我这里也不想给“现代化”下定义。一则，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每个概念都可以有多种定义，我再多给一个定义又有什么意思？第二，有人喜欢指责本栏“立场先行”或“从概念出发”，咱接受批评，尽量少谈一些概念。当然，公平起见，希望这些人也能去指责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你们总是大谈“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概念，说什么都先把“坚持中共领导”的立场挺在前面，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有人批评你们的做法呢？那些坚持中国制度优越的人，为什么偏偏要来享受美国之音的言论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么是现代化，其实背后也是这个逻辑：现代化起源于欧洲，首先成就于西方。这是历史事实，无关立场或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暗含了这一事实。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经做过的事情，偏偏还要反西方，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的自相矛盾。这和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来指责美国之音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是一样的荒谬逻辑。 既然以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为他要争取做到的目标，那说明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个好事情。可是，西方现代化中有的东西他不想要，于是扭曲出来这么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法。他不想要什么呢？搞懂了这个，大约也就可以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为什么“中国式”是陷阱？ 大体来说，西欧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进入现代化进程。当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个历史阶段，但对这里的分析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再早也是在西欧，包括南欧、西南欧，反正不是在中国。 不错，中国那时候在世界上还是挺先进的，但正是从那之后被欧洲迅速地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如中共所说，到了19世纪中叶就处在所谓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地步了。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所谓“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随后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目前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奋斗目标。 西方为什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取得成功呢？这是理解最近几百年来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撇开各种争论不说，仍然看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西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大体说来是伴随发展出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后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延展到世界各国。 那么，有没有不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呢？答案很肯定：没有。有没有不走宪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现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没有那么肯定，因为也许有几个可以争论的边缘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个大国也没有。 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含义呢？很简单，实现现代化，第一离不开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一般称之为市场经济），第二不可以不发展宪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说，取一而不取二的话，一个大国就要分裂为很多小国，各国同时还是要搞一点哪怕很不到家的宪政民主，也许也可以实行现代化，当然也可能祸乱连连。 以上三条，中共绝对不要第二条；至于第三条吗，中共原来根本不懂：邓小平拿新加坡当样板，他愿意看到中国分裂成250个规模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家吗？既然不愿意，还侈谈什么新加坡模式，就说明不懂得“规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也许另找机会来谈。现在习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国式现代化”就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可是，习近平较之邓小平，又退到了甚至连第一条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种物质成果，甚至还想超过人家的物质发展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就意味着：不要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只要现代化的物质成就。天上掉馅饼儿的事，很多吗？反正习近平有这份自信：天下独一份，这馅饼就会掉在他头上！ 我也相信馅饼会自动来到习近平的饭碗里，只不过我知道那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民众血汗劳动干出来的。为什么中国民众的血汗成果会自动来到习近平的饭碗里呢？那就是“中国奇迹”了：因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权力，可以任意掠夺中国人的财富。 有人会说，西方的现代化就那么好吗？现代化怎么能等于西方化呢？这问得都很有道理，这个咱们下次谈。今天先说清楚一点：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着“中国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着“中国式”的不会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共专制权贵独享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共权贵坐享馅饼，中国老百姓跌进陷阱。
继惨负七球于日本后，中国足球队昨晚对战沙地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时间多踢一人的优势下，仍遭对手反胜。今天《人民日报》即以“中国队痛失好局 主帅难辞其咎”为题，炮轰来自克罗地亚的总教练伊云高域，指他“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一如既往，责任全在外国，胜利的荣耀归于自己，失败的耻辱诿于他人。 中国足球不济，当然有很多因素，如资源错配、体制内的贪腐、训练方式不恰当，诸如此类，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怎么连一支世界级的，不，是见得人的球队也组织不到呢？这个足球问题，跟你问“中国那么多人，怎么诺贝尔奖得主这样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着人多势众就能够成功的。 近年中国砸了很多钱，梦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项投资就是聘请外国教练，当中不少均来自足球强国西班牙。前几年，两个西班牙学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为了研究中国足球发展，就访问了四个受聘到中国的西班牙教练，及一位中国人教授兼业馀球员，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中国足球水平何以长年低迷。那两位学者提出以下三个原因。 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中国家长特别注重读书，中国的考试压力又特别沉重，年轻人惯了听从父母，学业为重，自然不会花太多时间踢波。因此，中国人口虽多，但愿意成为职业球员的年轻人却少之又少。 二、中国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国虽不乏球迷，但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围。众所周知，该国体育是用来培养民族自豪感的，由于中国长期输波（闻说中国队打遍亚洲，已没有哪国球队未输过），中国人自己也以国足为笑话，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输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队越摆烂，结果输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国训练青年球员的西班牙教练，她说：“仍然有中国人不知道足球是什么。孩子们认识足球，是因为国家主席的新政，他们被迫要在学校练习足球。” 三、球员只懂“听领导话”，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足球是团队运动，要达至世界级水平，端赖整支队伍所有球员的有机协作、临场应变，这需要各人动脑筋、用策略，有别于某些运动，只需要一个有天赋的人日以继夜拼命练习（像全红蝉）就能够独占鳌头。然而中国足球的训练，始终脱不了机械操练模式，而球员也改不了一味服从的习性。 所有受访的西班牙教练都同意，中国足球最常用的训练法就是重复练习，让球员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种指定动作。西班牙教练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问及初接触中国足球的感受时，说：“中国人极有纪律，但他们的足球学院训练非常注重分析，他们在球场上缺乏天赋和创造力。” 至于中国足球教练，西班牙教练Jaime Pérez则这样评论：“他们（中国教练）很难接受球员有某种决策自由，所以较喜欢使用简单直接的指挥方法。”撰文的两位学者指出，这种机械式训练及“听领导话（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碍了球员培养即兴发挥和创新的能力，由是影响团队的实战表现。 由于文化差异，中国尽管不惜工本尝试引入西方足球的训练方法，但十多年过去，始终徒劳无功。中国继续灰头土脸的输波，赢家就只有财源滚滚的洋教练。近日中国队连败两场，官方固然可以说成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但在我看来，足球根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照妖镜，甚至不妨说：你懂得中国足球，就明白中国了。（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马上就在官场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妄议”是指“胡乱议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则是中共为搞官场内斗新造的党文化标签，在中共的语境中有贬义。而中国历来就有的“异议”一词，是指“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在政治上指向当权者，应用更广泛，带有反极权的正面意义。 近年伴随著政经形势变坏，中共当局针对“妄议中央”和“异议”，正在进行一场“全民封口”运动，并且层层加码。 先说“妄议中央”。近十年来，不少落马高官被通报的问题都有此一条。但最近连向来为中共充当喉舌颇为积极，应该摸透了党的邪性的胡锡进，也因为“妄议中央”而挨整。这是当局一个加大言论防堵力度的举动。 胡锡进“妄议中央”挨整说明了什么 今年7月27日开始，在中国大陆网路颇为活跃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突然沉寂，随后传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纪鹏的微博视频，胡锡进证实他被禁言三个月（到10月27日），胡借刘纪鹏之口认怂称，“我确实得加强学习，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党中央文件的含义……。” 胡锡进这次出事，据说是因为针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称新的《决定》中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并指“这种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结果得罪了当局。 连胡锡进都“犯（党）规”，这一方面可能说明胡锡进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资格，党认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党国现在更专制但又更脆弱，连老胡说几句人话也容不下了。 胡锡进现在很大可能还是口服心不服，但毕竟他是被中共认为是“党的人”，当局也只是轻轻敲打他一下，日后再登场时他无非自嘲“一时口舌之快”，然后小心翼翼，继续为党国宣传服务。就像刘纪鹏所说，禁言结束，胡锡进重返网路会是所谓的“更加成熟”。 刘纪鹏其实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开表示中国股市长期只在3000点上下浮动，相关制度也不完善，呼吁股民不要入市，结果他说几句良心话即遭全网禁言。随后他辞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职务，怀疑也和此事有关。 近日，刘纪鹏在2024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呼吁退市时必须考虑补偿无辜的中小投资者时，说希望股民坚持下来，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这种政治环境下，为了安全，刘纪鹏只能改口说这类不痛不痒、也没有半点作用的话了。 不过，到9月13日，刘纪鹏微博帐号被发现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于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经济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刘纪鹏吁股民不要入市，触犯了中共高层的“经济光明论”。三年疫情后，当局解除封控并试图重振经济，习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层一再强调唱“经济光明论”，这是变相的言论管控要求。 但近两年中国经济复苏困难，地方债台高筑，百业萧条，各地倒查税收、“砸铁卖锅”变卖国有资产，罚款高涨，非高速公路也收费。股市“跌跌不休”，沪指近日连续失守2800点……现实的经济不好，中共宣传上的维稳就难有效果，“经济光明论”实质上已破功。 胡锡进质疑“公有制为主体”消失，则与中共路线之争有关，因为习近平主导经济，一直被批评是“打右灯向左转”，口喊改革开放但行动上打造更封闭黑箱，将政权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从而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话题十分敏感。 过去一年多来，不少中国经济学者也因为发表与官方不协调的观点遭到封杀。除了刘纪鹏，还有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经博主洪榕、投资研究机构格隆汇创办人陈守红、知名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人。 经济不好，中共执政合法性，习近平坐稳红色江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此时最忌讳的就是言论的质疑。从7月份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一直到近日，中共内部是非不断，有关习近平健康和权力不稳的传言四起，本质上也都与经济搞不好有关。 各方议论中共朝政，无论是尖锐的还是温和的，是直言上书，还是网路传言，无论来自体制内外，境内外，都会令当权者坐立不安。如此看来，习近平一上台就准备好的禁止官员“妄议中央”，是有备而来，早就料到有今天？ 从“妄议中央”到“政治异议” 胡锡进“妄议中央”说了什么，人们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过往的官方信息，可见过去10年有不少落马贪官都有“妄议中央”的问题，但“妄议”的内容从未公开，只有在坊间流传的只言片语。 中共辽宁省前书记王珉的“妄议中央”的言论流传较广。官场传言称，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当众大发政治牢骚，对习近平当时派亲信李希到辽宁任职非常不满，当有人提醒他“小心被当了腐败典型”时，王珉脱口说出了一句：“说你腐败你就腐败，不腐也败，说你不腐败你就是不腐败，腐也不败”。听讲者当面奉承王珉“论断精辟”，王珉当时还自嘲了一句“精个屁”。这几句话很快被传给了李希，李希再报告给习近平。 有些落马官员的妄议中央罪名是和阅读政治禁书罪名连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审开庭的浙江省政协前副主席朱从玖被指“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并“妄议中央”。有可能这类官员看的就是中共高层丑闻类别的禁书，偶尔也在饭局上讲讲内幕消息，结果被举报了。 “妄议中央”者通常没有达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属于党内的政治牢骚，或不满某些政策，与争权夺利有关。甚至有一名内蒙古官员涉“妄议中央”而撤职，只是因为他把习的所谓“金句”编成了黄段子。 习近平整治官场逾十年来，中共官员人人自危，干脆整体陷入怠政、懒政的“躺平”状态。一位在中共官员圈子混熟的大陆媒体人朋友透露，现在官商界各类饭局中，每当说到可笑可气的人或事时，都会骂“那个人”——意指习近平。官员们对习只是敢怒不敢言。 与官员们“妄议中央”有中共内斗因素不同，另一类对习施政的批评，有时也是体制内人士所为，但倾向正面，属于“异议”、“异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强。 2020年初，新冠疫情从武汉流行开来，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又在初期放任病毒传往世界。知名房产大享任志强，写了一篇批评习近平防疫的文章，指习“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后被以贪腐名义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当局发文要求离退休干部与习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议中央”。当年8月，河北邯郸的老党员董洪义、马贵全、田奇庄发公开信要求修改党章，包括取消“党领导一切”、禁止个人崇拜。结果董洪义被判刑1年6个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后者最近才出狱。 这几名中共党员的意见，在当局看来是被加入贬义的“妄议中央”，但在外界看来，也属于正面的“异议”。 三年封控引爆“异议”抗争 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政治异议，在体制内外一直存在，随著习近平的集权，特别是三年疫情期间当局搞动态清零封控运动，制造人道灾难，社会上异议井喷，穿越中共红墙传往海外。 因经常表达异议被清华大学解除教职的法学家许章润，2020年5月写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种种问题。 一直倡导非暴力公民运动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在2020年初，终于忍不住直接喊话要习近平下台。之后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发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挂出反共横幅，一条写“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条写著“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彭立发还播放反共录音，在抗议现场点起狼烟，相关视频和图片迅速传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没有消息。 北京四通桥事件，带动了2022年12月的全国性“白纸运动”，抗议者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场运动促使习近平不得不结束了动态清零恶政，但当局随即秋后算帐，抓捕参与抗议者。 彭立发的义举，影响深远，直到最近，青年方艺融也在湖南娄底新化县的天桥上，挂横幅播口号反习反共。 中共扩大打压异议加速灭亡 中共当局这两年加大力度清理“异议”，国安部冲上前台频频发声恐吓；新设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设点，社区监控人盯人，并网罗外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加入特务行列；公安维稳机构越来越庞大，还拟抛出网证网号制度升级监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种方式威胁异议者。而一旦这些人自己回国探亲、办事，随时会是被抓捕的目标。 最近一个例子，是旅美艺术家高兟，近期在回国探亲时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据说是因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制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雕像等，触犯了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这个罪名边界含糊，被认为是跟“寻衅滋事”罪名一样，是一个“口袋罪”。 中共查“异议”甚至还覆盖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学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指习近平访欧，“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后杜本被强迫辞职，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 中共建政后一直搞政治运动，打压“异议”者是核心内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之后，中共针对异议的打击，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维稳体系，因言获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时中共人心尽失。因为坏事干多了，谎话说多了，中共现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令人怀疑，这从近期民间对当局推网证网号和房屋养老金的反弹可见。 在政经颓势挥之不去的党国没落期，中共当局可能最想从根子上灭掉“异议”，于是要全民学“习思想”且“入心入脑入魂”，还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一套邪教做法，违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来是政权衰亡的信号。中国古典文献《国语》中记述，西周政权陷入财政危机，周厉王宣布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即搞国营垄断，又增加赋税，国民怨声载道。周厉王就下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巫师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厉王听信了巫师的报告，杀了不少人。最后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典故“道路以目”）厉王见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但召穆公对他说，企图封住老百姓的嘴，这比堵塞江河的后果还要严重。（典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果然，三年后，国内发生暴动，周厉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党刊《学习时报》曾刊发题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难违。 现在看来，这只能说明，是中共的领导人自己一直在装傻，搬这一套中华祖训出来只是骗人的。因为当局现在虽宣称要以中华文化为根，却要以魔教马克思主义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国，早已丢掉了中华民族的魂，让马克思主义的邪灵得以乘虚而入。这种替代，其实在中共建政时之后一直在进行，意在使中国人由中华儿女变成马列子孙。 说到底，即便当权者禁绝了所有“妄议中央”或“政治异议”，但人们表面歌颂，内心还在咒骂。人心尽失的结果，就是政权的垮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从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将男职工、女白领、女蓝领的退休年龄从60岁、55岁、50岁分别延迟到63岁、58岁、55岁。其实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缓解老龄化危机，相当于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到下届政府任内引爆。 养老金危机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55年确定的。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2岁，60岁及以上老人只占7%，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11个20-64岁劳动力，出生时预期寿命只有47岁。中国的年龄结构到1980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人们对不会出现养老危机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和宣传深信不疑。当我在2000年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和谩骂。 200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报告》发表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可谓石破天惊，被各大媒体转载，并被网易财经评为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后面我得知，其实有关部门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我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推动在2004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由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诠释师）领导，囊括了几乎所有官方人口学家。他们在2007年出版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 对我的观点最为重视的是财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员，因为他们对养老金短缺等财政难题有最直接的认识。财政部长金人庆拿走过我的五篇内参报告。有关部门对计生委这一利益集团其实很恼火，2009年曾考虑绕开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而组织财政部、社保部等部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邀请我参加。但是后面不了了之，毕竟国家计生委的势力太大。 为什么养老金改革迟迟不动？ 社保部们内部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养老金短缺危机，在2008年就考虑“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但是当时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刀子还没有放下，就来止血，在政策逻辑上难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宣布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2014年还没有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并计划在2017年正式出台。养老金改革迟迟没有落实，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顶级人口学家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达到4.4；单独二孩就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万人。在单独二孩政策破产后，国家卫计委推荐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2.09，在2023年、2050年还有1.75（出生1550万）、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惨败后，中国政府仍未停止计划生育，而是在2021年实行三孩政策。根据《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可见，到2021年，高层担心的还不是养老危机，而是人口过快增长。而现在官方也承认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万。 第二，担心失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减少年轻消费者，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剩”上亿劳动力，存在严重的失业压力，就业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迟退休，必然加剧失业压力。 第三，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引爆。各国的情况表明，延迟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200万公共部门职工罢工抗议。法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在2019年-2020年引发了法国25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在2023年再次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与的抗议。2018年，俄罗斯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龄在10年由60岁调高至65岁，女性在16年内由55岁调高至63岁，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而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最早，而老龄化将比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退休年龄也将更晚，在这个过程必将爆发一系列抗议、甚至难以预料的政治危机。 以前是能拖就拖，现在是无法再拖，一方面因为已经火烧眉毛了，各级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形势已经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撑现有的养老体系。 有人说这么大的政策，为什么不充分讨论就匆匆出台。一是因为养老金改革是人口结构所决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变的；二是因为耽误太久了，没有时间讨论了。 妇女年轻时没有“生机”,年老年时苦无“生计” 英国以前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是男65岁、女60岁，2011年实行养老金改革，将妇女退休年龄推迟到与男性一样的65岁。现在男女都是66岁，在2026年至2028年间将推迟到67岁，2044年-2046年间推迟到68岁。有智库建议1970年后出生的提高到71岁。 美国1960年以后出生者要到67岁才可领取全额退休金，预计今后还将推迟。 2020年中国一个65+岁老人对应5个20-64岁劳动力，而英国、俄罗斯、美国分别只对应3.1个、4个、3.7个劳动力。现在中国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诞生了一个中国特产：广场舞。但是到2050年，中国1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而英、俄、美对应2.2个、2.3个、2.4个劳动力。 人口结构国际比较 根据这次养老金改革计划，到2040年，中国男性退休年龄63岁，女性55、58岁。那时候的人口结构能支撑这种退休年龄？人口结构比民意、政治更有话语权，现在不讨论就突然推迟退休，今后也随时可以突然推迟。现在的英国年轻人难以在70岁前退休，难道中国的年轻人能在60多岁体面退休？ 不推迟退休年龄将导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而后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后果是年轻人养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加剧，陷入恶性循坏。 有人说中国养老金危机是养老制度不完善。其实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劳动力是面粉，养老制度是制面包的技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今后不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6-7岁，并且通常比丈夫年轻几岁。养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60-64岁妇女的就业率从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妇女在年轻时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却不得不找工作。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在年轻时没有“生机”（生育的机会），到年老时将苦无“生计”。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大选11日辩论会的观众很多都注意到了，川普从头到尾眼睛只盯著前方，身体几乎毫无任何摆动，哈里斯则肢体、表情变化很多，且频频转头目视川普。于是，这便让现任的副总统看上去反而更像是具攻击性的“挑战者”，哈里斯必须在辩论时表现得更积极，原因自然和她一个多月前临阵接替拜登有关。 依过去经验，纵然是游离选民，在经过数月时间，一面借由重审候选人过去纪录，一面观察他竞选期间的言行表现后，也会逐渐形成投票意向，待选举后期辩论会出场前，绝大多数人实已“心意已决”，如同学者（哈佛教授Vincent Pons、柏克莱助理教授Caroline Le Pennec-Caldihoury）对总统选举辩论曾做过的分析，发现有86.3%的受访者在观看辩论前后，对候选人的选择保持不变，至多只有3.5%选民会因此转向（有看辩论的观众）。 意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则相当程度打乱了选民（尤其中间选民）观察、思考、决定的周期，使得这场辩论对哈里斯来说，再又存在向选民“确认资格”的额外意义。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八周，尽管双方民调不分轩轾（比民主党预估好，但仍未达“现任者”期待），包括《纽约时报》等媒体调查显示，仍有近三成的潜在选民（未表态）表示他们需要再多认识哈里斯，只有不到一成认为他们需要更了解的是川普。意即到目前为止，选民对川普的意见基本上呈现固化，哈里斯则还有一定的变化幅度（往上、往下都有可能）。另外，当川普已先一步在观众脑海留有与拜登辩论的画面后，确实11日的辩论，多数人是等著看哈里斯将会如何。 因此，辩论会前，哈里斯的幕僚尤其为她进行了连串特训，包括琢磨出一个所谓“激进但经过校准的辩论方式”。除内容本身，他们也刻意让哈里斯重拾2020年和彭斯辩论的说话速率（当时同样发言时间，彭斯比哈里斯用字多了17%）。就媒体估算，川普每分钟说话约莫会使用189个字词，一般来说堪称流畅，但通常词汇量不高，也很多重复，那么，哈里斯若能有效以她所擅长的“检察官诘问”对阵（而非拉高分贝咄咄逼人），或许更能明确区分川普非传统、语速快且经常即兴的风格。另外，每当川普说话，哈里斯即不时摇头显露不赞成，也都是设计过的动作，甚而就是期望观众能在分割画面上看到她这样的反应（川普从头到尾不看哈里斯，也是某种刻意／互以支持者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不认同）。 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许多选举专家无不认为总统辩论对选举影响已大幅递减，很难再出现半世纪前，肯尼迪于辩论会上“辗压”尼克松而后主导选举的一幕。原因除了新媒体时代，选民不必等到全国电视转播辩论，就能透过各种消息、画面、资讯掌握候选人，另外当然就是政治极化下，会受辩论表现左右的选民已更为压缩，让辩论的决定性又更小。 不过，2024年的确出现特殊现象。首先，拜登6月份和川普的首场辩论，竟以相当糟糕的状态，导致个人选情陷入危机，还间接促使他被迫不再寻求连任。继之，换上场的哈里斯又是个“相对模糊”的候选人，以至她必须透过各种机会（平台）向选民提供更强大的说服讯息，如果说前一场辩论出乎意料决定了拜登的命运，今天这场辩论，哈里斯同样有“输不得”的压力。这也解释了哈里斯在今次辩论会前段，那骗不了人的紧张举止。 就CNN数据，6月拜登和川普辩论后，有67%的人认为川普表现得比较好，仅33%认为拜登较佳，结果颇为客观，否则当下不会连民主党内部都有人觉得完蛋了。到了9月，同样机构，同样调查（问卷）方式，结果则反过来，有63%的人认为哈里斯表现较好，认为川普表现好的变成37%。 虽然以过去选举观察，辩论会激起的波澜，往往很快会在随后大量的选举活动中消退，但经6月、9月两场辩论一来一往，美国大选辩论仿佛仍是某种“选举风险竞技”。川普的辩论强项，一直以来就是透过攻击让对方失去平衡，由此再让对方显得软弱，面对拜登时便是如此。而就这回辩论，哈里斯和幕僚们看来应该是下了很大功夫，同时算是记取过去他人遭遇川普时得到的教训──“准备不周且意志薄弱者，将正中川普下怀”。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纽约前州长助理、美籍华裔孙雯被以间谍罪起诉，尽管不是2018年以来的第一起，却因三个特殊因素而成为媒体热点：孙雯在美国州政府任职，但所作所为却是美国爱国侨领的标配；她所在地是纽约，号称美国的门户；美国借她的被捕向世界宣示：清理中美战略合作伙伴时期的政治遗产——在美的中国政治代理人势在必行。 中美“制度利差”造成的“制度套利者”群体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制度优势与经济优势，这种差距可名为“制度利差”，从发展中国家移民至美欧是为了获得这种制度利差。一些有能力参与国际交往的人士，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促成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协定合作，自己从中获取极大的政治利益，可称之为“制度套利者”。 “制度套利”并非贬意，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概括。从有国际交往以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一批因应时势的桥梁人物。比如美国左派宗师乔姆斯基终生以反美为己任，并成功地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与美国的敌人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独裁者建立友谊，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活动空间并提高国际声望，可谓是“制度套利”的最高层次。 孙雯与参与“千人计画”的科学家们，当然是“制度套利者”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在中美是伙伴关系时，这些人的活动在美国是公开而且合法的，不象商业间谍、技术间谍那样，需要隐藏自己的行踪。他们为两个国家服务的行为模式，在中美友好时期被双方视为“桥梁”；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当，极易触犯规则红线，在中美交恶之后这几年，因其触线行为成为“间谍”不在少数。 据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报告统计，自2000年至2023年初，中国政府在美国被揭露的间谍活动已达224起，其中超过69%的案件发生在习近平上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这些间谍活动涵盖了军事、政治和商业领域，旨在协助北京实现战略目标。 “桥梁”越界“制度套利”，涉入地缘政治 先从孙雯复杂的身份说起。她在中国参加2019年国庆70周年活动时，用的是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青年委员会主席，其时，她的正式职业是纽约州州政府官员——州长科莫的副首席多元化官。2021年，科莫因性骚扰丑闻被迫下台，新任州长霍楚尔记得孙雯在过去社区活动中的工作，并任命她为副幕僚长，新州政府当时特别指出，孙雯是其政府中获得最高任命的亚裔美国人。直到2023年她被州政府解职之前，纽约华人社区都将她视为亚裔成功进入主流社会的成功典范。 《华尔街日报》综合起诉书与采访写成的两篇文章——《孙雯案的背后：纽约州长前助理如何游走于中国权力走廊》（9/6/2024）、《孙雯被控中国代理人案：起底她在纽约州长办公室的过往工作》（9/9/2024），详细介绍了这位“华人之光”的成长历程，以及她进入China Town 政治圈之后在纽约州政府步步升迁的经历。可以说，她父母在她身上倾注的心血已经极尽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的成功想像，但其在China Town的生长环境却让她成了华人二代中少见的投身于China Town的成功者。她在巴纳德学院所获政治学学士学位与哥伦比亚大学所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想进入华府政治与联合国工作尚嫌不足，但成为China Town政治中的制度套利者，却是相对丰厚的资本。 孙雯的结局缘于两点： 一、孙雯升迁至高阶职位时，正逢川普2017年入主白宫。从克林顿总统开始，历经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正逢中美关系从经济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2009年之后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持续升温。检察官说孙雯从2016年就开始以隐秘的方式滥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这年正是孙雯担任纽约州经济发展厅外部事务总监，负责全州的经济发展之时。等她2018年进入科莫的行政办公室，参与多元化工作之后，就赶上12月川普政府公布“中国行动计画”（清查千人计画的参与者）。 二、2019年3月，川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中美开始全面交恶，从“伙伴关系”一变而为“全方位竞争关系”。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形格势禁，只能奉行“对华战略模糊”外交策略。2022年3月俄乌战争开始，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孙雯显然缺乏国际政治眼光，低估了“中美友好”面临的不利时局，不仅以“爱国侨领”身份出席北京国庆70周年活动，更未停止其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政府谋利的行为。起诉书指控孙雯影响纽约州政府在一些中国政府比较敏感的问题上的表述，例如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对待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公民的方式的关注等，就发生于这一时期。 以上行为，当然违规。科莫政府官员说得很清楚，孙雯的作用主要是担任纽约庞大的亚裔社区，尤其是华裔社区的联络人，“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她对如何在法拉盛和秋园(Kew Gardens)开展工作的看法，而非地缘政治问题。” 孙雯模式被视为对美国政治的威胁 孙雯与其他传统种类的间谍所起作用不同，无论是商业间谍还是千人计画中的被捕者，都是以获取资讯为主，孙雯是以其特殊身份介入美国政治，诚如起诉书所称，孙雯按照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代表的命令、指示或要求，从事旨在影响公众的政治活动，包括影响纽约州政府在涉及北京和中共利益的事务上的立场。孙雯这一“潜伏在美国地方政府内部”的“中国经营模式”，是从根基上威胁美国政治。 在川普政府中任国务卿的彭佩奥，曾指出中国红色渗透已经深入至州级政治。彭佩奥曾受邀参加“全美州长协会2020冬季会议”，并在此会上做了讲话。当时全美各州州长都认为中国经济十分繁荣，希望与中国加强联系，发展经贸关系，彭佩奥则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在有条不紊地分析我们的系统，我们非常开放的、深感自豪的系统。他们评估了我们的漏洞，并决定利用我们的自由，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层面，获得超越我们的优势。” 在284个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当中，纽约号称“美国的门户”，地位之重要自然不言而喻。纽约市与北京市早在1980年就结为“友好城市”，纽约州与江苏省1989年结成“友好省州”。加之纽约是美国最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全世界各国的政治失意者、政治异议者与半官方代理人，都喜欢在纽约安营扎寨，这种鱼龙混杂的状态，也是间谍们最喜欢的生存之地，当然是中国在美统战工作的重点。 在中美两国是“伙伴关系”之时，“孙雯们”在中国政府中的人脉是搭建中美桥梁关系的重要资源；但如今成了全面竞争关系，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形成，美国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清理“战略合作伙伴”时期的遗产。美国司法部的目标指向那些具有美国身分，但戳力推动北京利益的“中国代理人”，纽约自然是清理重点。过去四年，仅仅在纽约华人集中的布鲁克林区，就有12起间谍案被起诉，牵连多达90馀人。 盛宴已散，制度套利者的幸运期已经结束 从克林顿开启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这条通道直到奥巴马时期，美中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两国也因此产生不少制度套利者，比如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与在美华人。套利时期至川普政府2018年推出“中国行动计画”正式结束；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开始清理中美战略合作伙伴时期留下的各种遗产，制度套利者中凡涉及间谍行为的都在追查之列。这种行动的意义不在于惩罚面的广度，而在于产生的威慑作用。 我不排除制度套利者当中有人确有促进中美关系，帮助中国发展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良好动机，但更多的人是将“经营中国”当作一门生意。如今，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前状态，没有成为“间谍”的套利者们不管如何抱憾，应该认识到中美盛宴已散，一国政府可以在中美之间两头通吃，个人却难以继续同时在两张餐台上享受美食。当然，获双方默认的高手不在此列。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