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圓明園被說成是人民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軍以甚麼理由或者說是以甚麼借口燒毀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像的是，當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他們真的只是像那些當年燒毀羅馬的野蠻人一樣隨便在北京放火，很難想像在他們中間竟會產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我注意到，對於英法聯軍當年用於焚燒圓明園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似乎其中真有甚麼難言之隱。十多年前有一場火爆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裡面的英國人莫名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於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借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著作當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幾個字提及，一掠而過，好像是害怕泄露甚麼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過知之甚少時，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慨。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衝突。當時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是「公使駐京」一項，皇帝曾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關稅等更多優惠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 但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公使駐京必然導致覲見皇上，基於他們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拒絕接受磕頭這樣的禮節，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一統」觀念的破產。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之後，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 就在北京附近通州談判的最後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這樣就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英方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著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裡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 對於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後，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並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並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雙方背後都沒有陰謀。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 當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遞交信件，要求與中方談判，結果被推至廣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 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叛亂」的罪名，當時的清政府根本沒有把英國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的宣布為「剿夷」、「討逆」。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談判代表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 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裡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受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影響，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樑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 這些西方外交官在監獄中還受到了殘酷的心理折磨，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後，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於已被宣布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儘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可以說是怒不可遏，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毀紫禁城，後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臉面，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對於當時的咸豐皇帝來說，圓明園被焚毀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樣的聖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毀的噩耗之後，當場口吐鮮血，舊病複發，一年不到就死於熱河。 皇帝的屈辱後來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徵，真是天大的笑話。 皇帝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頭或不向皇帝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 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在對圓明園被焚毀經過有了一個大致上的了解之後，我們的義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兩國了。皇帝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不僅違反西方的國際法，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即使這一準則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遵守。額爾金勛爵在中國，最痛恨那些 「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由他來下令焚毀圓明園，不啻是歷史的悲劇。 後人在討論圓明園這場災難時，對英法聯軍放火報復的憤怒譴責與對專制制度野蠻暴行的有意隱瞞構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通過如此處理，圓明園才能在政治動員中發揮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熱情緒之外，還能把社會輿論導向現實政治所需要的主題。 （來源：看中國網，有刪減）
在故宮裡面開了兩天會，是關於故宮國寶南遷的歷史研討。抗戰時故宮國寶南遷，第一批第一站就是運到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我的報告就是「故宮國寶南遷與湖南大學」。 這次故宮會議上我還搞清楚了一個我過去一直關注，但苦於沒有材料而一直沒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佔領北京八年，故宮裡發生了甚麼事情？至少建築沒有被燒，但是是否發生了搶劫？實際情況是故宮裡沒有發生甚麼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條。故宮國寶南遷是選擇了精品遷走，並沒有全部遷走，因為太多。留下來的也仍然可以說是滿地金銀。但是日本人確實沒有搶劫故宮。而且1942年還完成了過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宮文物大清點。準確記載的搶奪是在1944年，戰爭進入最後階段了，日本比較艱難了，發起「獻銅運動」（像我們大鍊鋼鐵的時候一樣）。這時就強行搶奪了故宮中66口大銅缸、91具銅燈亭、4尊銅炮，而且搶奪的銅缸還是「無款識」的。這真是讓人驚奇。而且更讓人驚奇的是，還有很多故宮文物淪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變後就從北京運到了南京），也都安然無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宮人稱為「二十五寶」的25枚皇帝御璽，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佔領南京期間還曾把「二十五寶」拿出來展覽過，但他們並未拿走。 我無意為帝國主義侵略開脫責任，說這些只是想要實事求是地說出真正的歷史，不要帶著感情去編造歷史。不僅日本人佔領北京，當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時候，故宮也沒有被搶被燒。唯獨當年英法聯軍對圓明園下手，說實話那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惹的禍。人家派出外交使團來談判，我們卻把他們抓起來當犯人一樣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個外交官和記者，被捆起來放在太陽下暴晒，不給吃不給喝，屎尿都在身上，傷口化膿生了蛆…… 這樣的非人折磨怎不讓人恨到骨子裡。人家兵臨城下要你交人，39個人質交出來只剩下18個，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殺死），其中一個《泰晤士報》記者，交出來的屍體被砍成了七八大塊。發生這樣的事，人家怎麼不把你中國人當野蠻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會幹出這種事來。曾國藩都說僧帥（僧格林沁）惹出這種禍來，應該自裁謝罪。而我們很多書中還以歌頌的口吻讚揚僧格林沁。這種事只有缺乏教養的野蠻民族才幹得出來，而我們卻報以歌頌讚揚。就是這個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談判的文人那麼輕鬆那麼起勁，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聯軍卻一觸即潰作鳥獸散！這種人還有人把他稱作英雄！虧得我們中國還有那麼多人喜歡讀武俠書，連最基本的武俠精神都不懂！ 英法聯軍選擇圓明園就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圓明園，他們明確說要報復。不然怎麼不選擇故宮？還有北海、中南海、頤和園等，這些地方都是遍地金銀。 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也說了，他去訪問英法等國的博物館的時候自己感到很驕傲，因為故宮沒有受過戰爭損失，裡面保存的全是真東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館，很多都在戰爭中損失了，展出的是複製品。他明確說到故宮600年未受戰爭搶劫的禍害，而這中間北京三次被外國佔領，一次英法聯軍（就是圓明園那次），一次八國聯軍，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佔領了八年。 居然故宮文物完好無損，這是我們過去的宣傳教育中可從來沒有說過！總說歐美日本的博物館裡展出的中國文物都是搶去的。這次在故宮會議上不只是故宮博物院的人，還有國家博物館、國家檔案館的人都一再說明，過去凡國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會上流傳的那樣被搶劫、被拍賣、流失海外，根本沒有。抗戰時故宮文物南遷運走的只是精選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宮裡的還有100多萬件。100多萬！這可不是小數字。這是故宮文物保管處梁金生處長親口說的，他是故宮「大內總管」，親自主持完成了故宮文物清點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數以萬計的中國文物，多數都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盜賣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徑買賣的。 我們的宣傳教育應該客觀，應該實事求是，不要為了仇恨帝國主義就編造一些子虛烏有事來。這些都是將來無法向歷史交代的。 （編者註：此文在原髮網站網易已經變成了「本文已被刪除或者不存在」）。
希特勒納粹德國的歷史告訴世人，國家的崛起，也有可能變成獨裁者冒險的本錢。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駕馭得當，就會害人害己，面目可猙。 1945年4月30日，56歲的希特勒自殺。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個月的第三帝國，簽下了無條件投降書。5月8日午夜，鏖戰了五年八個月零七天的歐洲迎來了和平。炮火和轟炸停止了，但歐洲已是斷垣殘壁。這對六十年後熱愛和平和自由的人來說，依然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魘。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歷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當代的德國歷史學家如是說。然而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六十年前的那場浩劫，卻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品性的緣故。 納粹黨曾是德國的希望與驕傲 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納粹黨從在野黨一躍而成了德國主要的執政黨。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在危機中執掌大權的。 那時候的德國經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如果加上400萬臨時工，算上家屬，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飢餓和貧困線上掙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廣播電台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聲稱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這不僅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號，事實上，通過納粹當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1.3%，而同時美國失業率為1.89%，英國為8.1%，比利時為8.7%，荷蘭為9.9%。用納粹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 在著力解決就業問題的同時，納粹德國也高度重視社會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說過，「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這不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實踐。希特勒上台後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遊船。僅1937年1年內，全德約有1000萬人參加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遊，「一時間納粹報刊、電台和電影廣為宣傳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為可能。」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聲稱，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納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經濟發展而言，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的奇蹟。 這一切無疑使人們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滿足，從而「把對法西斯制度發泄道德憤怒的政治活動餘地，減少到最低程度」。民眾生活的改善，加上媒體的大肆宣傳和對其他聲音以及信息源的封鎖，使得人們產生了社會地位提高的錯覺，渙散了民眾內部對法西斯統治的抵抗情緒和抵制力量，而且也擴大下層民眾對它在政治上持順從和支持態度。 希特勒的執政經歷表明，獨裁統治可不是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面目可猙。 僅僅用了5年時間 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強國 1936年柏林奧運會也成為了德國政治宣傳的工具。希特勒親自擔任柏林奧委會大會總裁，他下令建了一座能容納10萬人的運動場，建了一個可容納2萬名觀眾的游泳池，並修建了比洛杉磯奧運會還要豪華的奧運村，而且大肆宣傳德國的「繁榮與昌盛」。1936年8月1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堪稱歷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奧運會。在這次奧運會上，德國獲金牌33枚、銀牌26枚、銅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體育政治和體育民族主義的狂熱，被希特勒發揮得淋漓盡致。希特勒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和平政治家的形象，但在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備忘錄里要求，「德國軍隊必須在四年內具有作戰的能力。德國的經濟必須在四年內具有進行戰爭的能力。」 根據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和約，德國一共喪失了擁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國土，德國國防軍減少到10萬人，而且只能用於維護德國內部秩序和執行邊防警察任務。凡爾賽和約禁止實行義務兵役制，不準有任何空軍武器。 1935年，德國實行陸軍普遍徵兵制，並正式成立空軍，接著又大造軍艦和潛艇。國際聯盟對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只是口頭上抗議，沒有誰準備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擴軍備戰。希特勒僅用短短的幾年時間，就使德國的空軍力量超過英國，陸軍力量超過法國，成為歐洲軍力最強大的國家。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強國。 戰前，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德國在戰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而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的。 希特勒稱霸世界的野心無人能阻擋 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壽，德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所有各兵種的軍旗都集中起來組成了一個「軍旗營」，這麼多的軍旗都向希特勒前傾致敬。古德里安就說：「他的事業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已經登峰造極。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適可而止的道理呢？當時的情況已具極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國這時已經沒有人和力量能夠迫使他止步。 作為個人，希特勒是個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煙。就連古德里安也說，「從個人方面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純潔，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權在握的絕對領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煙，都是細枝末節。他可以不喜歡在個人生活上過多花納稅人的錢或者其他甚麼的，但他不怕多流納稅人的血。那時的德國自己已經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瘋狂，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在德國已經建立起了讓德國人俯首帖耳的極權體制。 獨裁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獨裁者一樣，他不僅要控制國家、土地和人民的肉體，還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 納粹讓孩子從小就接受納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隊」、「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組織，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齡都囊括進去，組織起來了，從而培養出符合納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國的指導性口號是：「元首命令，我們緊跟！」德國人民必須聽希特勒的話，跟納粹黨走。1933年3月，德國政府成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戈培爾出任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他強調，大眾傳媒絕對是納粹黨的工具，任務是向民眾解釋納粹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納粹主義思想改造德國人民。他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納粹當局迫害和驅逐「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點也不客氣。1938年8月，德國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約5000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國外。 戈培爾有句講宣傳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話，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可是謊言畢竟是謊言。為了維護謊言，除了繼續說謊之外，密探、監獄和死刑，總是納粹極權政治的孿生兄弟。可以說希特勒的監控體系卓有成效，比如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建立了周詳的檔案系統，為每一個可能的敵人設立案卷。德國的猶太人和那些無論是思想或者行動上否定納粹主義的人，不管你是共產黨人還是社會民主黨人，或者是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都不得不生活在納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學生里的志願情報員會定期上交聽課筆記，這樣一來，大學老師的政治態度，也就在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環境，老師上課自然也就會傾向於跟納粹黨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鎮壓體系也從來沒有吃白飯。據估計，1933～1938年，納粹人民法庭和特別法庭共判處34萬人長達100萬年的監禁；1939～1945年，納粹軍事法庭判處國防軍官兵25,000人死刑。在集中營被殺害的估計有1100萬人（包括佔領區），另外遭受殘酷摧殘的大約1800萬人。 在這樣的監控和鎮壓體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異議活動都面臨致命的危險。於是乎，對希特勒統治所表現出來的狂熱，最後很難分清是出於恐懼，還是出於真心。這個國家在獨裁者和納粹黨面前只會大聲說是，在世界面前大聲說不。 1940年6月，希特勒在埃菲爾鐵塔。（圖片來源：HarwoodKeystone/Getty Images） 納粹黨高於一切的時代 1938年之後，納粹德國政府內閣就再也沒有開過一次會議。部長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單獨工作。甚至連部長也常常是從報紙廣播中才知道「德國政府」做出了甚麼決定，或者頒布了甚麼法令。在政府機構之外，設置了一個與政府機構平行的納粹黨的機構。希特勒的口號是：「政府並不控制黨，而黨卻控制政府。」就連後來成為戰爭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憶錄里也說：「於是就發生了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行政權轉到了黨的手裡，一切實權操在黨委的手中。」黨老爺成了實權派。國會形同虛設，由於議員開會只是高唱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和納粹黨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此外沒有任何發言辯論，被稱為「昂貴的合唱團」。授權法案的規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權力。 當然，納粹德國也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相互制約了。用納粹的話來說，就是「國內不再有黨爭」。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頒布《禁止組織新政黨法》，不僅取締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黨和民族人民黨在內的一切政黨，而且納粹黨是「德國唯一的政黨」。這年12月1日頒布的黨和國家統一法，確立了納粹黨在德國至高無上的地位。既然沒有了在野黨，也就無所謂執政黨了，納粹成為了德國一黨專政的統治黨。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納粹黨黨代會上說：「黨是指揮國家的。不是國家指揮我們，而是我們指揮國家。」1937年1月25日頒布的《文職人員法》規定，今後政府官員必須由納粹黨員擔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會主義，無條件支持納粹的政治目標，政府官員必須同黨的幹部一樣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年後，納粹黨籍成為當官的先決條件。希特勒在德國實現了黨國一體。 軍隊絕對服從於黨 曾經「戰無不勝」 與此同時，不斷強大起來的德國軍隊也成了納粹黨的軍隊，成了希特勒的軍隊。德國國防軍被黨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軍。軍隊不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納粹黨，忠於希特勒。1932年2月，國防部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勃洛姆貝格下令軍人一律佩帶萬字標誌的軍鷹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體德國國防軍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1944年3月，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爾和一些積極的陸軍元帥又在給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書上親自簽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二百萬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將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卻是另一番表現。英國歷史學家戴維．歐文這樣寫道：「實事求是地說，有數以百計的將軍就是由於他們盲目地服從自己的誓言，不顧顯然無望的局勢而在戰鬥中送命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戰爭。希特勒掌握著德國的方向盤，就是開向懸崖，德國也無人能夠阻止。除了去世、謀殺、政變，沒有甚麼東西能夠使希特勒下台。納粹德國沒有改弦易轍的內部機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黃油，他可以使德國人都不要黃油而只要大炮。這種制度是一條道走到黑的制度。這樣一個國家，就是想不瘋狂，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當然，德國發動戰爭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確實讓多數德國人興奮了一陣子。德國軍隊只花了五個星期的工夫，就開進了夙敵法國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麥打敗法國拿破崙三世、進逼巴黎的時間還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國簽署了投降書。在同一節火車車廂里，1918年11月11日，德國曾簽署了戰敗的停戰協定。在現在的德國看來，這自然是「洗刷凡爾賽恥辱」的成就。希特勒被當成「所有時代的最偉大的統帥」而得到德國人的歡呼。再想想看，自從1939年9月戰爭爆發，直到1942年11月英美軍隊在北非的阿拉曼戰役中大敗德軍之前，英國軍隊可是戰無不敗。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希特勒的德國是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在一般民眾的眼裡，這都是德國揚眉吐氣的有力證據。 希特勒的滅亡留給世界一個教訓 但是，德國緊接著就是大難臨頭。1943年2月，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慘敗。這成了戰爭的轉折點。從此德國軍隊開始全線退卻，可它依然在大談「最終勝利」，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最後，希特勒重複了威廉二世的悲劇。希特勒發動戰爭非但沒有拓展德國的「生存空間」，反而喪失了領土，德國還被一分為二。當然，希特勒本人最後一刻也沒有屈服，可1945年德國的城市卻躺在一片瓦礫之下。英國工黨政府在給下議院的一份報告中稱，柏林的瓦礫即使每天清除100噸，也要30年才能清除乾淨。而根據《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報導，擁有43萬人的德國杜塞爾多夫市這年冬天定量供應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裝，15套童裝，33件成人外衣和兩條毛巾。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德國的歷史告訴世人，國家的崛起，也有可能變成獨裁者冒險的本錢。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駕馭得當，就會害人害己。德國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出現兩次這樣的悲劇。從1871年1月18日俾斯麥在凡爾賽宣布德意志帝國的誕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1914年的德國已經成為歐洲軍事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苦心經營獲得的是崩潰、廢墟和死亡，它不但沒有得到「陽光下的地盤」，倒是丟掉了東普魯士和阿爾薩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國的一份報紙就這樣寫道：「戰前德國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減到472,082平方公里。」 希特勒重複了威廉二世的悲劇。納粹德國的崛起，成了一種危險，一種具有世界影響的危險。鮮花結出了苦果。除了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之外，僅就德國內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約希特勒濫用國力的機制，是德國崛起成了世界性禍害的重要原因。 德國的歷史表明，國家需要發展，但為了發展崛起不能不擇手段。否則，富強一旦成了簡單的無條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種國內危險，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危險。
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人。他被譽為超級的「跨學科」人物，其論述方面之廣，層次之多，近世幾乎無人可比。他在哲學及哲學史方面，從先秦儒家、諸子，到漢代經學（今古文）、道家，再到中古以後的理學、佛學（唯識、禪宗）、道學；在中國史方面，從三代以前的古史，綿延而下及宋史；在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邊民族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歷史地理方面，從上古崑崙到四川地方，從《山海經》到《水經注》，他是無不涉獵。至於史學史、經濟史乃至氣候史等，只是其閑暇之餘捉刀。 幼年時的蒙文通即聰慧過人，他五歲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古文，不到兩年全能背誦，直到晚年都能成誦。1906年，他進入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分設（附屬）中學（現成都石室中學的前身）讀書，1911年被選拔入四川存古學堂（1913年改為四川國學院）讀書，深得經史諸大師之言傳身教。1915年，蒙文通即撰成研究論文《孔子古文說》，其議論精深，發表於《國學薈編》1915年第八期。 1921年，蒙文通到達重慶，任教於重慶聯中和省二女師等校，向學生講授宋明理學等課程。1923年，他來到南京，拜謁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先生，與之商討古文與今文之學。後又進入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主辦的支那內學院，潛心研究佛學。在此期間，他寫就研究論文《中國禪學考》和《唯識新羅學》，深得歐陽大師讚賞。 其後，蒙文通先後在國立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歷史系等任教，並於1927年寫就其平生最為重要的著作《古史甄微》的初稿。在書中，他將上古族群分為江漢（炎族）、河洛（黃族）、海岱（泰族）三系，並由此推導出古史三系之說。 1933年，蒙文通應北京大學教授湯用彤先生之邀請，與錢穆先生共同執教於北大歷史系。在北大他主講周秦民族史、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深受學生歡迎。三年後，他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教。1937年，在日軍全面侵華後，他拒絕撰寫「中日提攜」的漢奸文章，因而率全家向南逃難。後在四川大學歷史系、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並寫就《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始》等重要學術著作。 據其友人回憶，蒙文通為人忠厚熱情、古道熱腸、疾惡如仇、不畏權貴。他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和行為從不苟同姑息。 可以說，民國時期的蒙文通，就因其淵博的知識和對經學、史學、諸子百家、佛、道、二藏、古代少數民族的極其嚴謹的蘊涵著科學預見的精闢而廣博的論文，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受到了人們的尊重，並成為一代國學大師。 然而，在中共建政後，在鉗制思想的專制高壓下，身為國學大師的蒙文通亦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四川大學黨委有意向將其打為「右派份子」。其中一個叫繆鉞的御用文人，跳出來攻擊蒙文通說：「你為何不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死抱著封建傳統文化不放？」而四川省委出於不願砍掉蒙文通「這面四川國學研究的學術大旗」，出面暫時「保護」了他，但蒙文通還是被迫在大會上做了檢討，四川大學還將他本該評為一級教授的職稱貶為二級教授。 在從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間，「夾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還是寫下了不少學術著作，如《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的封建地租》、《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熙豐變法》、《宋代的商稅》等。 當血雨腥風的文革開始後，蒙文通率先被紅衛兵打成了「封、資、修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並被剝奪了其教職和人格尊嚴，勒令他勞動改造，並強迫他天天打掃公共廁所和做重體力勞動。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掃四川大學的一個公共廁所，一個紅衛兵公然向其身體撒尿。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衝天怒火使一直以來飽受摧殘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衝上去就打了這個畜生兩個耳光。這下可闖下了滔天大禍，在紅衛兵大喊著「蒙鬍子打人了」後，一群紅衛兵沖了進來將蒙文通打翻在地，並將其拖去開現場批鬥會。這群紅衛兵還拔出手槍威脅和恐嚇蒙先生要他交出他的存款：「蒙文通，放明白點，這是最後的機會，你不交出存款我們就對你不客氣了！」。 當時的情景，正好被四川大學歷史系中年教師伍仕謙和唐嘉弘看見。他們後來回憶說：「我們看見紅衛兵把蒙先生抓進批鬥會場，幾小時後蒙先生出來時手裡拿著被紅衛兵剪掉的鬍子，他的『愛國鬍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體已被毒打得變形且渾身是傷，他被押送回家後不幾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至死後，紅衛兵還污稱其是患癌症而死。 冤死的蒙文通死後猶未得安寧。據川大唐嘉弘回憶，「蒙鬍子死了，開了一個以鬥爭會代替的『追悼會』，正面懸掛著蒙鬍子的放大象，加兩條黑叉。台上跪著一個戴高紙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個上去進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兒子……」 悲哉！不知當年迫害這位國學大師的紅衛兵們是否為當年的罪行懺悔過？不知批判自己生身父親的兒子是否為此而痛不欲生？也許，這樣的慘劇我們只能在專制的制度下才會看到。 生平軼事（摘自網路） 蒙文通是近代「蜀學」傳人，經史大師。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校教授。其學生在回憶起大師的生平點滴，盡用「儒者豪邁」來概之。 蒙文通一生治經史之學，著作頗豐，但他曾告訴兒子蒙默，自己學問最深處，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學。「理學不是拿來講的，是拿來躬身實踐的。」四川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能一字不差地回憶起父親的原話。 蒙默說，父親指導研究生，上來先是兩句話。第一句引陸象山言：「我這裡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條：「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甚麼大成就。」 經有川大學生回憶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體態豐盈，美髯垂胸，兩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來長的葉子煙桿，滿面笑容，從容瀟洒地走上講台，大有學者、長者、尊者之風。」 他講課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不帶講稿，有時僅攜一紙數十字的提要放在講台上，但從來不看，遇風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會下課鐘，聽而不聞，照講不誤，每每等到下堂課的教師到了教室門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學生吳天墀說：「先生豁達大度，不拘小節，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會上三教九流，一視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歡上街坐茶館，和人作海闊天空的閑談，也愛邀熟人上餐館小吃一頓。」 許多學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訪蒙文通，交往過後，他們往往發出這樣的感嘆：「讀先生的書，以為只是一個恂恂儒者，沒想到先生還這麼豪邁。」
2007年9月13日是林彪折戟沉沙36周年忌日。然而，關於那一事件的種種解釋和判讀一直眾說紛紜。在飛機墜毀之後，機上人員身份的確認很費周張，因為唯一一具女屍身上有避孕藥，很多人懷疑葉群沒有上機。 （左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葉群。（圖片：公有領域） 九具屍體一個身份證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94年1月31日刊登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的文章稱，1971年9月13日凌晨2點30分左右，杜卡加汶．丹吉德瑪正守候著蒙古東部靠近貝爾赫的熒石礦的炸藥庫，她說：「我看到那架飛機在墜落時飛機尾部起火。從我所處的地方，我能夠一直追蹤那架飛機直到它墜毀的地方（9英里遠）」。這架機翼上標有中國民航256號的字樣的英制三叉戟1E飛機就這樣結束了它的飛行。 警察圖瓦尼．久米得是第一批抵達失事現場的人，並查看了散落在這片草原上的殘骸。他說：「我看到三處大火，所以問題是哪一處最先起火。我從車中走出，走了兩三步幾乎被甚麼東西絆倒。當我往下看時，我看到那是一個背朝上的男屍。」 黎明到來後，現場顯示出一片可怕的場景。八具燒焦的男屍和一具女屍散落成一線。大火幾乎燒盡了他們的衣物，只剩手槍皮套和腰帶。當時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長杜格瑟仁金．額德畢力格回憶說：「這幾乎不可能辨認飛機上的任何一個人。」他是當天稍後從200英里外的首都烏蘭巴托趕來，查看了這些屍體。 大火後僅存的一份個人文件—一個身份證，是林的兒子林立果的證件，這個證件在事後證實了他在這架飛機上。其他八具屍體沒有線索證實他們的身份，儘管有飛機的印記、毛的像章、飛航筆記本和其他文件表明了這架飛機以及它的乘客都是中國人。 20世紀40年代末的林彪（圖：公有領域） 機上女性不是葉群？ 現任蒙古民主議會議員根登山布金．祖奈在失事現場幫助撰寫了第一份醫療報告。他說：「作為一個在場的醫療專家，我確認沒有一個人年齡超過50歲。」祖奈同時確定唯一的女性屍體過於年輕，不會是林的夫人葉群。 一名被調查者告訴彼得，他對林彪在這架飛機上的說法表示懷疑。當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擔任英語翻譯，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電話叫起，10分鐘後一輛汽車將他帶到了安全部，關在一間小屋裡。有人給他一張印著英文的紙片，讓他立即翻譯成蒙古語。看著紙片，他十分惶恐—這是一張避孕藥的說明書，上面寫著藥效和服用方法。看過譯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後他們告訴他，避孕藥被放在那個女人的口袋裡。 按常識推算，葉群已經過了使用避孕藥的年齡—這個女人很可能不是葉群，那麼林彪是否在飛機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問。 林彪座機256號三叉戟飛機殘骸（網路圖片） 林彪準兒媳：林家的確上了飛機 但是，1971年與林彪的兒子林立果訂婚的張寧，堅持認為林彪一家確實上了那架飛機。 當彼得問張寧，葉群是不是到了絕經期。張寧對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說葉群當時確實還有生育能力。於是，彼得告訴張寧，在墜機現場的女屍口袋裡發現了避孕藥，並道出他的疑問：葉群會不會經常服用避孕藥？ 張寧說，不大可能，因為她非常愛惜身體，會害怕避孕藥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時帶著避孕藥，也許是他把避孕藥塞進葉群的口袋裡。 張寧訴說了1971年9月12日最後幾個小時發生在林彪別墅的事情。 那天，一家人正在看電影，林彪吃了安眠藥，進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來，把葉群叫到另外一間屋子裡密談。隨後，葉群向大家宣布，作好準備，明早7點乘飛機去廣州。與葉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給警衛部隊打電話，給北京報信。11點，周恩來打來電話詢問，葉群在電話里談了十多分鐘，顯得很慌亂。放下電話後，她改變了決定，要求大家立即出發。林豆豆拒絕離開；林立果沒有去叫正要入睡的張寧，而是帶上幾名親信，和葉群一起把還沒清醒過來的林彪架上汽車，驅車向山海關機場衝去。 葉群的司機事後告訴張寧，倉皇中，林彪等人是順著從飛機上拋下來的軟梯爬上去的。林彪很虛弱，下面有人把他扛在肩膀上，上面葉群用力拽他，才登上飛機。 飛機最初向東南方向飛去。二十分鐘後又折回來，在機場上盤旋幾周，然後向北飛去。而彼得在蒙古和俄羅斯調查林彪墜機事件時，曾有人告訴他，失事的飛機最初進入蒙古境內，一直向北飛到蘇蒙邊界，卻又折迴向南飛了兩百公里，然後在溫都爾汗墜毀。這其中的緣由始終不能破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的確在飛機上。 中共元帥林彪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原名育蓉。湖北黃岡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1926年1月，林彪投考黃埔軍校第四期，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北伐戰爭。 1926年12月，林彪被教官聶榮臻分派到第4軍葉挺獨立團2營7連任見習排長，後升任73團3營7連連長。 1927年4月，蔣介石宣布清黨後，林彪依然選擇跟隨中共。 8月1日，中共在南昌發動武裝暴動，林彪跟隨聶榮臻一起參加起義。起義失敗後，林彪找到陳毅一同轉戰井岡山，先後擔任紅四軍軍長、紅一軍團軍團長等職，參加歷次反圍剿戰爭及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15師師長，參加平型關戰役，隨後赴蘇聯養傷。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指揮過遼瀋戰役、平津戰役等戰役，平定東北、中南戰事。 中共建國後，林彪先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等職務。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成為中共二號人物，曾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及1970年憲法草案，但1970年第三次廬山會議上，陷入與江青等人的權力鬥爭，加上因主張設立國家主席而與毛澤東的關係破裂，旋即失勢。 1971年3月22日－24日，據中共官方描述，林彪、葉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制訂了武裝政變計畫，計畫取名為《「571工程」紀要》。林彪的骨幹曾具體部署刺殺南巡中的毛澤東，但由於一直保持警覺的毛澤東，突然改變南巡行程，最終躲過一劫，安全回到北京。 1971年發生「九一三事件」，中共當局宣稱，林彪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在山海關機場出逃，所乘256號專機墜毀於蒙古境內，機上全員身亡。 1974年，在毛澤東授意下，江青等發起了「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罪名是「批判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對於林彪之死的原因與真相至今只是中共當局的統一說法，由於外界各種傳說很多，而中共元老的回憶錄均在林彪之死部分出現彼此矛盾，由此讓「林彪931事件」成為了一個無人知曉的大秘密。 如今，越來越多的說法是，林彪夫婦根本就不在飛機上，他是在參加毛為他設置的晚宴後遭到槍決。其兒子林立果獲悉後奪飛機出逃，結果被解放軍用地空導彈將座機擊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