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甚么理由或者说是以甚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像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像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像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著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甚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名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像是害怕泄露甚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慨。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皇帝曾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 但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基于他们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拒绝接受磕头这样的礼节，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 就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这样就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英方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著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著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当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递交信件，要求与中方谈判，结果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叛乱”的罪名，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把英国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受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影响，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著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 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 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 “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 后人在讨论圆明园这场灾难时，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来源：看中国网，有删减）
在故宫里面开了两天会，是关于故宫国宝南迁的历史研讨。抗战时故宫国宝南迁，第一批第一站就是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我的报告就是“故宫国宝南迁与湖南大学”。 这次故宫会议上我还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甚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甚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著感情去编造历史。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唯独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下手，说实话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惹的祸。人家派出外交使团来谈判，我们却把他们抓起来当犯人一样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个外交官和记者，被捆起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不给吃不给喝，屎尿都在身上，伤口化脓生了蛆…… 这样的非人折磨怎不让人恨到骨子里。人家兵临城下要你交人，39个人质交出来只剩下18个，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杀死），其中一个《泰晤士报》记者，交出来的尸体被砍成了七八大块。发生这样的事，人家怎么不把你中国人当野蛮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曾国藩都说僧帅（僧格林沁）惹出这种祸来，应该自裁谢罪。而我们很多书中还以歌颂的口吻赞扬僧格林沁。这种事只有缺乏教养的野蛮民族才干得出来，而我们却报以歌颂赞扬。就是这个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谈判的文人那么轻松那么起劲，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联军却一触即溃作鸟兽散！这种人还有人把他称作英雄！亏得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武侠书，连最基本的武侠精神都不懂！ 英法联军选择圆明园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圆明园，他们明确说要报复。不然怎么不选择故宫？还有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这些地方都是遍地金银。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 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是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编者注：此文在原发网站网易已经变成了“本文已被删除或者不存在”）。
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面目可狰。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和平和自由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纳粹党曾是德国的希望与骄傲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 那时候的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著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馀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以及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了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也扩大下层民众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狰。 仅仅用了5年时间 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但在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 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著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希特勒称霸世界的野心无人能阻挡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已经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在握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甚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那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 独裁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 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著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年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纳粹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无论是思想或者行动上否定纳粹主义的人，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不得不生活在纳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会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镇压体系也从来没有吃白饭。据估计，1933～1938年，纳粹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共判处34万人长达100万年的监禁；1939～1945年，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国防军官兵25,000人死刑。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估计有1100万人（包括占领区），另外遭受残酷摧残的大约1800万人。 在这样的监控和镇压体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异议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于是乎，对希特勒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最后很难分清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真心。这个国家在独裁者和纳粹党面前只会大声说是，在世界面前大声说不。 1940年6月，希特勒在埃菲尔铁塔。（图片来源：HarwoodKeystone/Getty Images） 纳粹党高于一切的时代 1938年之后，纳粹德国政府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部长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单独工作。甚至连部长也常常是从报纸广播中才知道“德国政府”做出了甚么决定，或者颁布了甚么法令。在政府机构之外，设置了一个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口号是：“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就连后来成为战争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也说：“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党老爷成了实权派。国会形同虚设，由于议员开会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此外没有任何发言辩论，被称为“昂贵的合唱团”。授权法案的规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权力。 当然，纳粹德国也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制约了。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不再有党争”。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不仅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而且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这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 军队绝对服从于党 曾经“战无不胜” 与此同时，不断强大起来的德国军队也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成了希特勒的军队。德国国防军被党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军。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纳粹党，忠于希特勒。1932年2月，国防部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勃洛姆贝格下令军人一律佩带万字标志的军鹰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体德国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1944年3月，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和一些积极的陆军元帅又在给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书上亲自签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二百万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将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是另一番表现。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这样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有数以百计的将军就是由于他们盲目地服从自己的誓言，不顾显然无望的局势而在战斗中送命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著德国的方向盘，就是开向悬崖，德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甚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德国发动战争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确实让多数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德国军队只花了五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夙敌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918年11月11日，德国曾签署了战败的停战协定。在现在的德国看来，这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成就。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得到德国人的欢呼。再想想看，自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2年11月英美军队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之前，英国军队可是战无不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德国是一个胜利接著一个胜利。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都是德国扬眉吐气的有力证据。 希特勒的灭亡留给世界一个教训 但是，德国紧接著就是大难临头。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它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反而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为二。当然，希特勒本人最后一刻也没有屈服，可1945年德国的城市却躺在一片瓦砾之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柏林的瓦砾即使每天清除100吨，也要30年才能清除干净。而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导，拥有43万人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装，15套童装，33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1914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国的一份报纸就这样写道：“战前德国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减到472,082平方公里。” 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了苦果。除了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 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他被誉为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其论述方面之广，层次之多，近世几乎无人可比。他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家，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在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在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他是无不涉猎。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只是其闲暇之馀捉刀。 幼年时的蒙文通即聪慧过人，他五岁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古文，不到两年全能背诵，直到晚年都能成诵。1906年，他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附属）中学（现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读书，1911年被选拔入四川存古学堂（1913年改为四川国学院）读书，深得经史诸大师之言传身教。1915年，蒙文通即撰成研究论文《孔子古文说》，其议论精深，发表于《国学荟编》1915年第八期。 1921年，蒙文通到达重庆，任教于重庆联中和省二女师等校，向学生讲授宋明理学等课程。1923年，他来到南京，拜谒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与之商讨古文与今文之学。后又进入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潜心研究佛学。在此期间，他写就研究论文《中国禅学考》和《唯识新罗学》，深得欧阳大师赞赏。 其后，蒙文通先后在国立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等任教，并于1927年写就其平生最为重要的著作《古史甄微》的初稿。在书中，他将上古族群分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并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 1933年，蒙文通应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先生之邀请，与钱穆先生共同执教于北大历史系。在北大他主讲周秦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深受学生欢迎。三年后，他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7年，在日军全面侵华后，他拒绝撰写“中日提携”的汉奸文章，因而率全家向南逃难。后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写就《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始》等重要学术著作。 据其友人回忆，蒙文通为人忠厚热情、古道热肠、疾恶如仇、不畏权贵。他对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和行为从不苟同姑息。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蒙文通，就因其渊博的知识和对经学、史学、诸子百家、佛、道、二藏、古代少数民族的极其严谨的蕴涵著科学预见的精辟而广博的论文，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然而，在中共建政后，在钳制思想的专制高压下，身为国学大师的蒙文通亦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四川大学党委有意向将其打为“右派份子”。其中一个叫缪钺的御用文人，跳出来攻击蒙文通说：“你为何不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抱著封建传统文化不放？”而四川省委出于不愿砍掉蒙文通“这面四川国学研究的学术大旗”，出面暂时“保护”了他，但蒙文通还是被迫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四川大学还将他本该评为一级教授的职称贬为二级教授。 在从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间，“夹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还是写下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中国的封建地租》、《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熙丰变法》、《宋代的商税》等。 当血雨腥风的文革开始后，蒙文通率先被红卫兵打成了“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被剥夺了其教职和人格尊严，勒令他劳动改造，并强迫他天天打扫公共厕所和做重体力劳动。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扫四川大学的一个公共厕所，一个红卫兵公然向其身体撒尿。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冲天怒火使一直以来饱受摧残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冲上去就打了这个畜生两个耳光。这下可闯下了滔天大祸，在红卫兵大喊著“蒙胡子打人了”后，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将蒙文通打翻在地，并将其拖去开现场批斗会。这群红卫兵还拔出手枪威胁和恐吓蒙先生要他交出他的存款：“蒙文通，放明白点，这是最后的机会，你不交出存款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 当时的情景，正好被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年教师伍仕谦和唐嘉弘看见。他们后来回忆说：“我们看见红卫兵把蒙先生抓进批斗会场，几小时后蒙先生出来时手里拿著被红卫兵剪掉的胡子，他的‘爱国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体已被毒打得变形且浑身是伤，他被押送回家后不几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至死后，红卫兵还污称其是患癌症而死。 冤死的蒙文通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著蒙胡子的放大象，加两条黑叉。台上跪著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 悲哉！不知当年迫害这位国学大师的红卫兵们是否为当年的罪行忏悔过？不知批判自己生身父亲的儿子是否为此而痛不欲生？也许，这样的惨剧我们只能在专制的制度下才会看到。 生平轶事（摘自网络） 蒙文通是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其学生在回忆起大师的生平点滴，尽用“儒者豪迈”来概之。 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但他曾告诉儿子蒙默，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身实践的。”四川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能一字不差地回忆起父亲的原话。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甚么大成就。” 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2007年9月13日是林彪折戟沉沙36周年忌日。然而，关于那一事件的种种解释和判读一直众说纷纭。在飞机坠毁之后，机上人员身份的确认很费周张，因为唯一一具女尸身上有避孕药，很多人怀疑叶群没有上机。 （左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图片：公有领域） 九具尸体一个身份证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4年1月31日刊登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的文章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杜卡加汶．丹吉德玛正守候著蒙古东部靠近贝尔赫的荧石矿的炸药库，她说：“我看到那架飞机在坠落时飞机尾部起火。从我所处的地方，我能够一直追踪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的地方（9英里远）”。这架机翼上标有中国民航256号的字样的英制三叉戟1E飞机就这样结束了它的飞行。 警察图瓦尼．久米得是第一批抵达失事现场的人，并查看了散落在这片草原上的残骸。他说：“我看到三处大火，所以问题是哪一处最先起火。我从车中走出，走了两三步几乎被甚么东西绊倒。当我往下看时，我看到那是一个背朝上的男尸。” 黎明到来后，现场显示出一片可怕的场景。八具烧焦的男尸和一具女尸散落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尽了他们的衣物，只剩手枪皮套和腰带。当时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回忆说：“这几乎不可能辨认飞机上的任何一个人。”他是当天稍后从200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托赶来，查看了这些尸体。 大火后仅存的一份个人文件—一个身份证，是林的儿子林立果的证件，这个证件在事后证实了他在这架飞机上。其他八具尸体没有线索证实他们的身份，尽管有飞机的印记、毛的像章、飞航笔记本和其他文件表明了这架飞机以及它的乘客都是中国人。 20世纪40年代末的林彪（图：公有领域） 机上女性不是叶群？ 现任蒙古民主议会议员根登山布金．祖奈在失事现场帮助撰写了第一份医疗报告。他说：“作为一个在场的医疗专家，我确认没有一个人年龄超过50岁。”祖奈同时确定唯一的女性尸体过于年轻，不会是林的夫人叶群。 一名被调查者告诉彼得，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电话叫起，10分钟后一辆汽车将他带到了安全部，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人给他一张印著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著纸片，他十分惶恐—这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写著药效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 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飞机残骸（网络图片） 林彪准儿媳：林家的确上了飞机 但是，1971年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订婚的张宁，坚持认为林彪一家确实上了那架飞机。 当彼得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 张宁说，不大可能，因为她非常爱惜身体，会害怕避孕药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时带著避孕药，也许是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 张宁诉说了1971年9月12日最后几个小时发生在林彪别墅的事情。 那天，一家人正在看电影，林彪吃了安眠药，进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来，把叶群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密谈。随后，叶群向大家宣布，作好准备，明早7点乘飞机去广州。与叶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给警卫部队打电话，给北京报信。11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叶群在电话里谈了十多分钟，显得很慌乱。放下电话后，她改变了决定，要求大家立即出发。林豆豆拒绝离开；林立果没有去叫正要入睡的张宁，而是带上几名亲信，和叶群一起把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架上汽车，驱车向山海关机场冲去。 叶群的司机事后告诉张宁，仓皇中，林彪等人是顺著从飞机上抛下来的软梯爬上去的。林彪很虚弱，下面有人把他扛在肩膀上，上面叶群用力拽他，才登上飞机。 飞机最初向东南方向飞去。二十分钟后又折回来，在机场上盘旋几周，然后向北飞去。而彼得在蒙古和俄罗斯调查林彪坠机事件时，曾有人告诉他，失事的飞机最初进入蒙古境内，一直向北飞到苏蒙边界，却又折回向南飞了两百公里，然后在温都尔汗坠毁。这其中的缘由始终不能破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的确在飞机上。 中共元帅林彪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原名育蓉。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926年1月，林彪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12月，林彪被教官聂荣臻分派到第4军叶挺独立团2营7连任见习排长，后升任73团3营7连连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宣布清党后，林彪依然选择跟随中共。 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林彪跟随聂荣臻一起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林彪找到陈毅一同转战井冈山，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参加历次反围剿战争及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参加平型关战役，随后赴苏联养伤。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战役，平定东北、中南战事。 中共建国后，林彪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职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曾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及1970年宪法草案，但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陷入与江青等人的权力斗争，加上因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而与毛泽东的关系破裂，旋即失势。 1971年3月22日－24日，据中共官方描述，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制订了武装政变计画，计画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的骨干曾具体部署刺杀南巡中的毛泽东，但由于一直保持警觉的毛泽东，突然改变南巡行程，最终躲过一劫，安全回到北京。 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中共当局宣称，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在山海关机场出逃，所乘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境内，机上全员身亡。 1974年，在毛泽东授意下，江青等发起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罪名是“批判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对于林彪之死的原因与真相至今只是中共当局的统一说法，由于外界各种传说很多，而中共元老的回忆录均在林彪之死部分出现彼此矛盾，由此让“林彪931事件”成为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大秘密。 如今，越来越多的说法是，林彪夫妇根本就不在飞机上，他是在参加毛为他设置的晚宴后遭到枪决。其儿子林立果获悉后夺飞机出逃，结果被解放军用地空导弹将座机击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