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究竟是人類福音還是生存威脅？
2026 年 10 月 28 日
編者按：甘肅積石山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131人遇難，782人傷。正當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極寒時刻，地處青臧高原東部、海拔2300米處的積石山的父老鄉親們遭罪異常。 積石山地處偏僻，人們對當地鄉村十分陌生。正當舉世矚目、萬眾聚焦之際，我想讓更多人了解真實的積石山鄉村。為此，將2003年5月我在積石山一個村為期五天的調查《醫療費是中國農民的最大負擔》奉上，以便大家了解更多。雖然，2018年1月，我再訪積石山以及這個村莊，有不少變化，然而變化依然十分有限。以下為原文。 一個窘迫的縣委機關幹部 44歲的張得亭並不是甘肅省大茨灘村的村民，但指引記者在這個縣找到大茨灘村的人卻是他。 5月9日下午18時許，記者來到張得亭家門口時，看見院內放著四個花圈，心裡一陣發冷。 記者是在網上的一則報道中，發現了這個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15歲兒子艱辛奔走的人。這則2001年2月22日的報道稱：張得亭家住甘肅省積石山縣關家川鄉何家村石磨庄，在積石山縣委宣傳部工作，月薪500元左右，家裡上有七旬雙親，下有一兒一女，今年剛剛15歲的兒子張培東正在積石山縣吹麻灘中學讀初三。 張得亭發現兒子臉色不好時是在2000年年末。12月29日，夏州醫院專家門診確診為幼稚單核細胞白血病。之後，他懷揣家裡全部的1萬多元積蓄到蘭州，走進省人民醫院，給兒子進行一個療程的化療。後因資金不足又回到積石山縣醫院。2月13日，萬般無奈的張得亭帶著重病的兒子再次來到蘭州，住進了陸軍總院。 此刻，看著院內的花圈，正當記者不知進退的時候，張得亭的二哥把記者拉到院外，「得亭的兒子去年8月就死了，沒治好。我們的老父親又死了，我們正在為他舉辦『百日』祭奠。」記者意識到這是一個遭遇重創之後正處於最悲痛中的農戶。 坐在張得亭家的火炕上，記者身後的土牆裸露著好大一塊，靠在那裡土渣不斷地往火炕上掉；火炕的對面放著全家最好的傢具——一對單人沙發，發黑的草綠色麻布面料，沙發的扶手罩著還能看清楚是紅色的枕巾；沙發的左邊放著一個方桌，上面放著一些祭奠用的供品和好多的黃紙。方桌的左側放著一個看不清顏色的3斗面櫃。 這間屋子是張得亭最好的屋子，另一邊是一間快要倒塌的屋子，放些鋤頭掃帚之類的雜物。還有一個牛棚，牛已經賣了。這就是積石山縣副科級幹部張得亭的家，也是他現在僅有的全部財產。當他最後背著走到生命盡頭的孩子回家時，欠下8萬多元的債務。兩年來他總計花了14萬元的醫療費，僅欠蘭州陸軍總醫院的醫療費就達4萬多元。「兒子沒了，但只要我活著這賬我一定要還的，目前在我的債主裡邊，還有許多生活極為貧困的庄稼人，如果我不先還這些庄稼人的賬，人家只能拿著棍去討飯了。我現在每月就917元的工資。」這是記者見過的最貧困的縣委機關的幹部。他雖然是縣裡的幹部，但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親依然是農民，靠種著幾畝薄田為生，「不是我的話，僅靠這幾畝地全家是要餓肚子了。」與縣委機關幹部張得亭相比，當地的普通村民在疾病面前顯得更是那樣的無助無力。 兩個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記者來到此行的目的地——積石山縣小關鄉大茨灘村，它位於省城蘭州西南約200公里處。全村8個社，245戶人家，總人口1196人。這裡海拔3300米，山頂還有積雪，屬高寒陰濕氣候。全村有山地2266畝，人均1.8畝，農作物以小麥、土豆為主。據村主任馬元海講「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也就400元吧，給上面報的是700元。」5月11日下午，記者隨機進入一社的一戶村民家裡，28歲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門外的鋼絲床上，他的腿斷了。 今年春節後，周海比卜在甘肅省臨夏州一個建築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舊樓房時，從四樓掉下來的樓板砸斷了周海比卜的右腿。當即，他被工友們送到了州人民醫院，他遞給記者的診斷書上寫著「右髖骨折，右手背裂傷」，入院時間是2月26日，出院時間是3月15日，住院17天。周海比卜說：「住院拉(借)了6000多塊錢的帳，光醫療費就花了3971元，還有吃飯等其他費用。」記者問：「為什麼工頭不負責呢？」他說：「幹活時，工頭已經談好，『傷亡與工頭無關，一切由自己負責』，這樣才能有活干。」周海比卜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身上裝了鋼板，一年後要取鋼板，大夫說，至少還得三四千。不知道錢從那裡來！總起來得花1萬元呀。」就在周海比卜砸斷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裡給他生下了第二個女兒。「你媳婦生孩子花了多少錢？」周海比卜說：「也就20來塊錢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點葯，消個炎。」54歲的村支書馬玉良告訴記者：「我們村子裡的娃娃，基本上都是這樣生在家裡的，除非難產了就急急忙忙往醫院裡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幾條人命。沒辦法呀，這連續兩三年沒有一個娃娃是從醫院生的。咱們這裡的農民太窮了，全村目前還有一半家庭，糧食都不夠吃，還餓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與兩個孩子，他還有一個60多歲的老父親。全家7畝山地，當地每畝小麥平均只產150公斤。去年他種了5畝小麥，只打了700公斤糧食，收穫了相當於兩個半人的口糧(村支書說，當地人均年消耗口糧為250公斤，因為沒有一點油水)，另一半口糧由周海比卜打工賺錢購買。去年他在原來的工地上打工5個月，一天也沒停地勞動，最後給家裡賺來1500元。他說：「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錢是10塊，一半就用來給家裡買口糧了。」「全家人都在指望著他，他這一殘廢，我們一家人怎麼活呀！」他的妻子非常無助地對記者說。村裡還有一個村民，徹底殘廢了。他與周海比卜是同一個社的，名叫馬奴力，是一個29歲的青年。在馬奴力的家裡，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訴記者，1998年2月，年僅24歲的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時，滾石砸斷了他的左腿。一年後，截掉了左小腿的馬奴力，帶著假肢拄著雙拐回到了家裡。他的父親說：「這個老闆不錯，娃娃的醫療費全部出了，還給了我們2萬元錢。我們用1萬2蓋了這3間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個不漏雨的窩，其餘的基本上用來買糧食了。」記者去馬奴力家時，馬奴力與村裡的其他一些壯勞力去幾十公里以外的深山裡，挖冬蟲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著說：「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幾次從山上滾下來，差點摔死。渾身是傷。幹得再好，一年也掙不到一千塊錢。」比起這些意外致殘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劇在這個村裡也不是個數。 7歲孤兒：肺結核的繼承人 5月12日，記者隨機走訪來到該村七社村民馬吾德家裡，看到68歲的馬吾德背著自己7歲的孫子馬麻二力正要出門，孩子在不斷地劇烈咳嗽著，臉色蠟黃，沒有一點生氣。馬吾德說：「娃娃1歲多的時候，他媽就不斷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後來看過幾次，打針的錢沒有了，就再也沒去打，拖了一個階段就疼死了，死的時候才28歲。」「一年以後，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幾天後，人家給我送回一具屍體。」 陪同的村文書長海龍告訴記者：「兩個人都是肺結核。」村文書還告訴記者：「與馬麻二力一樣，由於傳染病、地方病失去雙親，變成孤兒的在我們村還有3戶。」接著村文書把記者帶到就近的該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裡。周米香對記者說：「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兒子馬繼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裡睡了幾天就死了，兒媳婦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當時只有10歲、5歲、1歲的三個孩子就走了。」現在大孫女已經出嫁，二孫女在外當保姆，最小的孫子依然與周米香在一起艱難度日。講完這一個個故事後，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這個村村民的整體健康狀態，它又是怎樣的呢？ 殘疾人在村裡隨處可見 從5月10日到5月14日，記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灘村先後走訪了近40家農戶，接觸了200多村民。記者發現——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記者在大茨灘村五社看到一個身高最多不超過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狀，雙腳向外撇著。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村文書告訴記者，她叫陳綠給牙，已經57歲了，是一個老姑娘，一直沒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裡。當天下午，記者在該村六社又見到在馬路邊上曬太陽的一個「小男人」，他的身高與陳綠給牙不相上下，可能會更小一點。他叫馬社木蘇，已經55歲了，住在弟弟家裡，由他的弟弟養活著。據村支書馬玉良介紹，像這樣的侏儒「全村有6個人」，但記者看到的要比這個數字大，而馬支書說：「有1個是外村的，另外幾個不是，因為人老了會自己變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據村文書推薦，記者來到該村五社訪問了瞎子母女。78歲的馬索菲亞與60歲的馬哈力麥住在一間黑乎乎的土坯房裡，屋內只有一個土炕與一個小面櫃，土炕邊上有一個泥巴糊的土爐子，沒有一點兒火。據村文書介紹，女兒馬哈力麥雖然眼瞎，但不僅能做飯，而且田裡的好多活都能幹。5月11日晚，在村委門口小雜貨鋪里記者看到小老闆的老婆也是個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隻眼。這位33歲的女人說：「我這隻眼是從五六歲起開始看不見東西的，當時我弟弟也一樣，但家裡花錢給治好了，我是個女娃子，家裡沒錢管我，也就這樣了。」她接著說：「我們村像我這樣小時候就看不見的人有八九個呢。」但村支書馬玉良統計的結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個」。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記者在該村七社14號農戶門口見到一個約50多歲的女人，半趴在地上，直愣愣地盯著記者一行。村文書說：「她是個痴呆，腿子還有殘疾。」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該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歲、家有幾畝田、家有幾口人。但村支書統計的數字是「全村痴呆者為2人。」村支書告訴記者，村裡還有1個斷肢的、1個大脖子。原來大脖子病很普遍，自從這些年來推行碘鹽等防治措施，現在年輕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村小學老師龍有福認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帶病勞動。而這個數字與積石山縣衛生局去年對全縣的一次抽查的結果基本一致：全縣農民的患病率為59%。顯然，村民患病率不僅在大茨灘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個積石山縣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那麼，當地的村民又是如何應對這眾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與大茨灘村的村民們共同生活了5天後，記者發現當地的村民們對待疾病的態度與處理辦法基本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小病忍著，不疼不治」。5月12日，記者走進該村五社29號，在一間小房子里見到了這裡的主人，40歲的村民麻馬乃。他已經重感冒連續半個多月了，他跟記者說：「因為沒錢買葯，睡在床上抗病」。村文書講：「這在當地很普遍，許多人都是這樣抗病的，大家叫這種做法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體抗著。」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馬」。馬玉良告訴記者，確實病得厲害了，村民們一般會採取以下辦法來對付疾病：最常見的辦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這兩種葯，因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熱。另外當地還有一句順口溜叫做「頭痛感冒，阿斯匹林兩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當地許多村民家裡都有一種「黑葯」，就是從深山裡挖點羌禾、柴胡，再加入白礬煎煮而成的葯。因顏色發黑，當地人叫做「黑葯」。其三，「不睡倒不上醫院」。該村二社村民謝中雄是個老病號，他對記者說：「只要能動，我們農民就會上地去幹活，確實病了，一般是睡上兩天，只要不睡倒就不會去醫院。其四，「在家等死」。謝中雄的母親是37歲死的，他告訴記者：「我的老人確實到了沒辦法的時候才到醫院，是肺結核，去了好幾個地方住院，最後那幾個錢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腳醫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灘村沒有任何醫療機構與醫療人員。1965年，國家為村裡曾培養過一個「赤腳醫生」，1977年八社村民馬占林接了這個「赤腳醫生」的班。當時在大隊部還有一間房子，馬占林也是日常來上班，與別的社員一樣，上班就能掙到工分。村支書說：「1978年，村裡在資金很緊張的情況下，還給過村衛生所1000元，讓他買設備與藥品。」「分田到戶後不久，這個村衛生所就搬到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記者專門來到位於八社的原村醫馬占林家，他的女兒馬蘇尼接待了記者。馬蘇尼告訴記者：「我阿達(父親)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經走了好久了。」馬蘇尼告訴記者，好些年前我們家就不開診所了。她說，一是錢沒有，沒本錢開，開一個至少得兩三千元，我們家拿不出來；二是欠帳太多，大家都是鄉里鄉親，人家生病了來看病，沒錢你給不給看？看了人家又還不上錢，我阿達的診所就是這樣被拖跨的。馬蘇尼還從家裡找出一個塑料夾，對記者說：「這是我阿達的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再也沒去換，換一次要交200元呢，沒錢。」 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都在賣葯 除了村委會門口的那家雜貨鋪外，該村二社還有一家雜貨鋪。兩個雜貨鋪的櫃檯上都放著兩個大號「安乃近」玻璃瓶。村委會門口的雜貨鋪大一點，賣的葯也就多一點。小老闆把幾十板感冒通片、牛黃解毒片、速效感冒膠囊放在一個黑色的塑料袋裡，每當有顧客要貨時，他便把那個黑塑料袋拿出來，數給對方几片葯。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里「安乃近」比鄉政府的小街上賣的貴，村裡每片都是5分錢，小街上是3.3分。 門可羅雀的鄉衛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時，記者來到距大茨灘村約3公里處的鄉政府所在地小關村與唐藏村地界。鄉政府的旁邊就是鄉衛生院，十多間破爛的平房，年久失修，牆皮掉了好多，比較整潔的地方很難找到。 正好有一個叫馬炯的醫生在院里，他帶記者參觀了全院唯一的一間診斷室，只有十來平米的小屋子裡，靠窗戶的地方放著一個還看出顏色的桌子，桌上放著一個聽診器、一個有點毛病的血壓計、一個溫度表，還有一個記錄本。旁邊是一個長條凳，屋子的最裡邊放著一個小床，上面鋪著一床發黑的毯子。 後來進來一個名叫張永忠的醫生，他在這裡工作的時間長。他說：「全院16間房，5個人，共有1個病床、1個藥房、1個防保室、1個手術室。手術室專門用來做結紮手術，其他手術基本不做。」5個醫生，每人一間宿舍。全院設備如下：手術床1個、常用結紮手術刀具3包、冰箱1台、聽診器1個、血壓計1個、體溫表1個。張永忠說：「總計也就2000元的設備吧，都很破爛。房子更是危房。」這個衛生院去年的業務收入為2.4萬元，全年接診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們5個人的工資平均為800元，每月該院僅工資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開支，該院每月凈支出應該不少於5500元。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樣也是在這條小街上，有5家個體診所，分別冠名為不同村莊的衛生所，個個營運良好。其中由該鄉唐藏村村民的張學義開的名為「小關鄉大茨灘村衛生所」的診所，去年的業務收入接近3萬元。張學義原來是鄉衛生院的臨時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辦起了診所，目前他的診所的總資產是7000多元，去年凈賺了6000多元，目前診所只有他一個人在經營。同時他在診所邊上還開了一間雜貨鋪，如今他既是診所的經營者也是雜貨鋪的小老闆。小街上的另外4家診所中，多數都是賺錢的，惟有馬成德是專一經營診所的。老「赤腳醫生」馬成德說：「鄉衛生院與村衛生所有以下不同點：一是投資不同，我們是個人投資購設備辦房產、個人經營，人家是國家投資，官方經營；二是人員不同，我們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專業學校畢業的；三是成本不同，我們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個人經營，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於事，5個人拿錢，一個人值班；四是國家的態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國家包著，還不斷有資金政策支持，而我們好象與國家政策無關，也沒人關心扶持我們；五是承擔的任務不同，我們幾個診所，大部分的接診人次都比他們多，他們還承擔了計劃生育的結紮手術，這一塊佔了他們業務總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國家給他們業務，他們一年能不能有1萬元的業務收入都是問號；六是享受的藥品供應政策與價格不同，人家進葯價格低，而且能退貨，從同一地方進貨，我們的進價不僅高而且不能退貨，有什麼問題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務時間不同，我們是24小時接診，隨叫隨到，他們則是8小時工作制。」 鄉幹部：我從不敢在村裡吃飯 5月14日，記者在大茨灘村走訪農戶時，恰巧碰上了在村裡查計劃生育的小關鄉計生專干高花小姐，這位姑娘對記者說：「這裡村民的衛生狀況太差了，我從不敢在村民家裡吃飯。」記者在這個村發現村裡的衛生狀況著實不盡人意，不僅廚房臟、炕頭臟、衣服臟，連許多孩子的臉也髒得不忍目睹。做飯多是泥巴灶。記者走訪過的許多村民家都把廚房設置在院落最邊角的地方，絕大多數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麥草煙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飯渣與麵湯，黑的與灰的還有說不清的顏色交織在一起。廚房裡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東西並不多，但大多家庭廚房顯得很雜很亂。據村支書介紹，村裡只有5戶是瓷磚灶，還有14戶是混凝土灶。連村支書家的灶也還是泥巴灶。 火炕髒的不敢上。走進每一戶農家，主人總是不停地要請你上火炕，但許多家庭的火炕上不僅沒有像樣的被單，更重要的是因為絕大多數農戶由於十幾年就一床被單，被單不僅破舊，而且髒得看不清楚是什麼顏色。在許多村民的火炕上，記者不僅不敢過多地看床上的被單，更是感到有一種複雜的氣味逼得記者喘不過氣來。衣服破的沒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來自城市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制服，因為衣服破舊，一些人乾脆就不洗。在村裡，記者還發現許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臉的，一天看到一個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動人，但她的臉幾乎是一個五花臉，頭髮更是粘連在一起。 走進每一戶村民家裡，熱情的村民總是會立即給你倒水，但每次他們總是把洗過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顏色的毛巾擦一遍，本來乾渴難忍的記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而這種熱情地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幾乎家家一樣。伸出援手，救助苦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大愛清塵
有人在網上爆料，唐山豐潤區一殯儀館分為「高低檔」取灰處。人都燒成灰了，還分高低檔？然後他們解釋：是因為焚燒的爐子存在高低檔之分。 原來，高檔爐子要比低檔的爐子更豪華一些，當然收費也要更貴一些。於是燒完後，自然有了高檔和低檔不同的「取灰處」。 據報道，區外人燒高檔爐，僅燒一下就要800元。而低檔爐子區外人只要250，區內人免費。 我只能說，很坑爹，相當坑爹。難道不是只要溫度高，啥爐都一樣嗎？你就是搞出商務爐，頭等爐又如何？難不成在裡面還能享受一下？連死了都要逼人去卷，實在過於荒唐可笑。 首先，這就是毫無底線的賺死人錢。這麼講吧，一大堆人在那裡等著，有人去低檔取灰處，有人去高檔取灰處，這種局面必然很難看到，人性如此。那麼多親戚朋友在場，哪個會為了省幾百塊錢，而不願意把送老人的最後一程辦的風光一點？ 不會的，人越多，就越是沒有人會選低檔爐子。就如同古代陪葬品文化一樣，把人與人的尊卑渲染到極致。 屎上雕花，無與倫比。 其次，這是赤裸裸的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毫不掩飾。如此行為，不僅是對死人，同時也是對活人尊嚴的踐踏，擺明了要榨盡你最後一滴油。 余華老師估計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在小說里諷刺性的一說，居然成為了現實。書中不是傳說，現實里也必然不是孤例。我相信，這種騷操作絕對不僅僅只存在於唐山，其他地方多多少少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自然是不正常的，就像唐山豐潤區在這種操作被曝光後，明政局工作人員就曾回復說：是多年前掛的老牌子，現在已經不分高低爐，等下就去把牌子摘了。 連他們自己都不願意承認。 真的只是以前的陋習？現在沒有了嗎？這種差強人意的解釋，也就唬個一部分人，就像我上面說的，很多地方都存在這種現象，難道都是以前掛的牌子，現在不存在類似的操作了？ 一些網友認為，這種高低檔火化爐存在影響，但影響並不大。我絕不認同，如果連死人都能用金錢分為三六九等，那麼活人想找到平等，就只會更加的困難。 比如現在有些醫院裡，事實上你已經能看到vip病房，普通病房，甚至還有幹部領導專用的病房……這顯然是離譜的，這和你有錢去請私人醫生，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連死後焚燒都能分等級，那麼上學，看病，工作就更會出現不同的等級差距。工作中的人與人不同，便不再多說，上學和看病的不對等，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應？ 我認為是階級固化，也就是底層永遠是底層，你將永遠失去「爬」上去的機會。而掌權的人永遠掌權，富有的人只會越來越富有，他們不必擔心任何突如其來的意外。 就這樣吧，人生而平等，就是火化價格有高有低。以後別說活不起了，說不定有一天你會發現，更加死不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竹不倒
退潮後，方知道誰在裸泳。 12月19日，甘肅地震震驚了全國。 在這個寒冷的冬季里，許多家庭失去了家園，許多人在這場災難中不幸喪生。 當然，甘肅地震也讓廣大網友看到了部分農村貧窮的真實面目。 看著那些被地震摧毀的土房子，我們感到無比的心痛。 從上面這些現場圖片我們能看出來，在災區，還有災民的住房水平還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 但是，在當地官方的數據中，一定是所有農村人口均已精準脫貧，發展形式一片大好。 在欺騙誰？ 甘肅災區農村住房的圖片經媒體曝光後，有網友評論稱，深夜甘肅農村一場地震，讓我們看到中華大地仍存在類似「阿富汗」的貧困地區。 還有網友稱，「如果因為房子結構不牢固死於地震……我感覺這種死法是最冤的，因為明明可以避免。」 更有網友稱，「當年據說發下去一萬多億，但是大部分地區就刷了個白牆，刷的是外面不是裡面。」 是的，新農村建設已經喊了多年，經過數年的精準扶貧後全國更是達到了「全民脫貧」的目標，可為什麼我們在災區現場依然看到了如此貧窮的農村？ 顯然，雖說我們已經努力消除了貧困，但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甘肅地震也讓我們再次認識到，儘管國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果，但在一些地區，貧窮依然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 讓我們齊心協力，共同努力，讓那些失去家園的孩子們早日重建家園，讓那些受災的農村人民重拾希望，讓大家都能夠生活在安心舒適的環境中。 唯有如此，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和諧穩定，邁向美好的未來。 文章來源：兵叔聊事
紐約芬克利夫墓園，距離曼哈頓有幾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轉車，要花上2個多小時，但是在風雨中依然有兩三百人趕到這裡，送高醫生最後一程。 禮堂坐不下，儀式結束後外面很多人排隊，等著進去送花、鞠躬，對高醫生表達感謝。 這個墓園是不少中國名人最後的靈魂歸宿，包括宋美齡和顧維鈞。高耀潔1945年曾給自己的妹妹指著天上的飛機，「快看，那是中華民國飛機」。 從今天開始，高醫生也進入了中國文化的某種傳統之中。她將被人們銘記，而她所做的事情，將成為一些中國人的思想資源。 人們必須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反思：那些苦難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類似的苦難再次發生？ 妹妹回憶了高醫生82歲逃亡時的細節。她們從鄭州買火車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時她們一定不知道後面是怎樣的旅程。 家人的發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遠離故土這些詞，面對前來弔唁的人，家人或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理解高醫生，而高醫生在天之靈或許也會感到欣慰。 一個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潔獲得美國的獎項後，河南有關部門曾讓她兒子下跪求母親不要到美國領獎，而高醫生也不得不發布聲明，自己的事和家人無關。 家人感謝了黎安友教授這麼多年的關愛。14年來，黎教授是高醫生在美國的監護人。 小到帶她買麵包，大到幫她辦理廉租房、保險和醫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醫生在紐約第一次生病急診，黎教授在一小時後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國做這些事非常繁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黎教授很討厭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煩事，他見到我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哥大的官僚主義有沒有給你帶來麻煩」，但是，為了高醫生，他在過去14年不得不和各種部門打交道。 黎教授說，在幫助高醫生做這些事的時候，他也接觸到很多去看望高醫生的中國人。他說，在高醫生和那些照顧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特別的觀察。過去14年，有不少人來探望高醫生。他們和她聊天，幫她做事，也從她那裡學習——這讓高醫生在曼哈頓的歲月，成為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活。 這種創造是合力完成的。高醫生專註於自己的寫作和對抗艾資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則幫忙傳播。這不是「項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種自然的、自願的協作。 這是包括醫生、護士和很多哥大學生在內的一個特別的社群。高醫生的醫生和護士代表也到了葬禮現場。 尤其讓人感佩的是這麼多年來哥大的學生小組，一波又一波，傳遞的不僅是責任，也有黎教授所說的「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這是能給人希望的東西，可能也是這種精神在鼓舞著黎教授。 作為漢學家，他研究中國已經超過六十年，他熱愛的東西，應該是有價值的、值得的。他內心中也會感謝高醫生，這讓他的研究對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這讓紐約曼哈頓有一個「更好的中國」，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對這一切，我深深感謝，在此後的日子也應該牢記。 高醫生安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阿里集團第一次正視拼多多的威脅是在 2018 年雙 11 前後。當時拼多多剛上市沒幾個月，GMV 只有阿里的一成，但多位阿里人士已經將其比為初期的淘寶。 阿里比所有其他公司都清楚拼多多的增長是多麼可怕。這家低價電商當時還在用菜鳥平台下單發快遞，每天的訂單量幾乎對阿里透明。 意識到威脅之後的五年里，阿里幾輪反擊。2019 年 3 月，蔣凡開始同時掌管淘寶和天貓，他將被阿里內部稱為 「倚天劍」 的聚划算和淘寶的多個特賣業務合併為一個入口，專門做低價。年底，聚划算上線 「百億補貼」。再一年，淘寶特價版上線，靠補貼爭取到 3 億買家。到今年，阿里直接提出低價戰役，強調 「回歸淘寶、回歸用戶、回歸互聯網」。 一位阿里人士最近這樣形容拼多多，「海底一萬米下見不到陽光的畸形植物。」 但曾經的電商巨頭們已經繞不開這個對手。阿里和京東都在 2023 年初把 「低價」 作為最重要的戰略之一，節奏都類似：創始人表態、調整組織、重新制定策略。它們不再用局部力量，而是集中資源對抗拼多多。 低價大戰一年，拼多多市值超過阿里、相當於 4 個半京東。 而拼多多甚至沒有花費多少精力去做防守，創始人黃崢已離開一線管理有些時日，內部實際管理者顧娉娉（阿布）過去一年只有極少數時間花在拼多多主站上。她和管理層們主要帶領跨境業務 Temu 在海外快速擴展。 拼多多今天僱傭不到 1.5 萬名正式員工，是阿里的 6%、京東的 3%，這些人同時支持著拼多多主站、多多買菜和 Temu，分別對壘阿里、美團和 SHEIN。按人均創收的話，拼多多比 Costco 還高效。 做到這一切，拼多多沒有開闢任何新的商業模式，沒有創造任何新技術，沒有發起一場投資併購。它只是不計一切做到一件簡單的事 —— 構建一個機制，讓東西自然變便宜。 單一目標的平台、單一目標的公司 這家公司似乎成了阿里和京東的對立面。市值被拼多多首次超過那晚，一位阿里員工感嘆，「真覺得阿里是拼多多的反面。」 互聯網巨頭全都是平台公司。它們搭建平台，引入商家或者內容創作者相互競爭，自己控制商品和內容如何分發給消費者，從中獲利。 這是理想狀態。淘寶、天貓的流量分發要考慮商家權重、考慮商家廣告費、考慮商品價格。京東要考慮自營和第三方商家的競爭。 而拼多多即便做到 3 萬億-4 萬億 GMV，依然是個目標單一的平台，幾乎只考慮價格這一個因素。它的平台不只覆蓋商家，從商家到消費者，甚至到員工，都被框在各自的平台里相互作用，將價格打到更低。 低價螺旋的開始是用戶。拼多多消滅了購物車，鼓勵先下單再扣款，把用戶下單的決策流程壓縮到最短——只要點一個按鈕。它不做湊單滿減，不需要用戶算數學題，用各種紅包、優惠券、小遊戲刺激用戶下單。上億用戶主動分享購物鏈接，為自己砍價。 商家則在各種規則的驅動下被捲入。拼多多商家想更快賣出更多商品，只有一個選項 —— 給出全網最低的價格，以此獲得平台流量，並且默認勾選包郵，降低用戶的下單成本。 阿里會給店鋪一部分流量，而拼多多競價的單元被壓縮到原子。不管一個商家平時賣得貨有多好，一個單品只要比競爭對手貴幾元錢，流量就會低。這幾年隨著品牌入駐，品牌商品也被拉到和白牌同一個場域競技比拼低價。 在拼多多，商家不需要研究複雜的平台政策、比拼服務或者其他能力，只需要比單件商品的價格。商家的全部流程被儘可能簡化：商家在淘寶上傳一款商品需要經過 6 大步驟，確認超過 30 個具體細節，通常需要 10 – 20 分鐘；在拼多多的流程只有 3 大步驟，最後還能自動為商品取標題，最快 5 分鐘左右上架一款產品。 費率也比阿里、京東更具優勢，拼多多主站交易傭金為 0.6%，百億補貼自 2021 年開始收取 1% – 3% 傭金，費率約為同期天貓相應類目的一半。 多位同時經營過淘寶天貓和拼多多的電商運營人士告訴《晚點 LatePost》，過去幾年中，他們在拼多多在多個類目經營店鋪的人力成本投入約為淘寶的一半。 商品入場的門檻也被進一步簡化。京東和淘寶在售前充分審核，要求商家提供各種資質文件；拼多多允許有貨的商家無門檻進場，註冊開店最低要求只需要一張身份證，也無需繳納保證金。 以售賣陽澄湖大閘蟹為例，京東要求商家提供 8 種文件，淘寶要求 5 種證明文件，拼多多僅需 1 種 —— 食品經營許可證，不能證明大閘蟹產自陽澄湖。 早期拼多多被質疑的一個邏輯是，如果一件商品有銷量，哪怕被外界質疑是 「仿品」 或 「山寨」，它對消費者依然有價值，平台不應該干預售賣，而是要將更多流量給予該商品。反之，如果用戶不再選擇，平台只需跟隨市場規律自然淘汰這件商品就好。 運作這個平台的拼多多也是個簡單的公司，但它的效率不來自 OKR、先進團隊的協作工具或者信息透明。 拼多多員工每周單休，工時遠超其他互聯網公司，所有工作被拆分到個人，無論是帶隊的主管、組長，還是基層員工，大多數時候每個人通常只有一個考核目標。這樣做的好處是，員工的努力方向簡單純粹，也無法為自己完不成工作開脫找理由，每個人都可以為達成目標竭盡所能。 這家公司大多數業務都推行內部賽馬制，每天、每周、每月賽馬，再按照 2-7-1 機制考核，對 20% 和 70% 的員工給予晉陞和豐厚獎勵。在高 KPI 目標和賽馬制度的壓力下，招商員工為獲得更好成績，必須去找到更多供給。低價就成了完成 KPI 的方法之一。 在競爭中，拼多多傾向於集中力量完成單一核心目標。 2019 年之前，拼多多最核心的目標是追求 GMV 增長。當時，即使已經和阿里產生競爭，拼多多依然保持和支付寶、菜鳥合作。它將數據暴露在競爭對手面前，但保證了那個階段全力做更重要的事——拉來更多交易，一直到 2019 年 3 月，拼多多才開始大力推廣自己的電子面單。 2020 年開始，抖音、快手等平台介入電商。拼多多最核心的指標變為 DAU，認為 DAU 重要度大於 GMV，平台希望衍生出更多複合場景，提高用戶黏性。 […]
公號被迫休假一周，歸來就發現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昨夜，甘肅臨夏州積石山縣發生6.2級地震，西安等多地震感強烈。某高校學生緊急下樓避險，卻發現樓道的門無法打開。網傳消息說，宿舍管理員表示，他們沒有接到上級任何通知，不能隨意打開門。也有消息說，宿管阿姨要求學生聯繫導員，同意後才開門。 總之，受困學生最後被迫徒手砸碎了門上的玻璃，才得以逃離。 萬幸大樓並沒有倒塌。 我不知道，千鈞一髮、人命關天時刻，這位宿舍管理員為何能夠如此淡定，在他或她眼裡「上級「比地震更重要。我只知道，類似這樣的讓人倒抽一口冷氣的」忠於職守「的現象，在我們身邊並不少見。 2023年8月6日凌晨2點33分，山東平原縣發生了5.5級地震。地震發生時，某學校一位老師正帶領學生外出參加比賽，中途緊急帶著學生欲撤離到安全地帶，卻遭到了保安的阻攔。 只見這個保安面色淡定地對著萬分焦急的老師說：「你別激動，等我請示領導再開門！」 又是「請示領導「。 此前不久，2023年8月1日凌晨12點左右，河北保定市白溝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緊急通知，稱由於暴雨和涿州洪水，當地河流存在決堤風險，要求居民立即撤離到安全地帶。很多居民選擇連夜開車撤離，但是，由於車輛通過收費站時需要拿卡，極大地降低了車輛進入高速公路的速度，行駛緩慢。 網友質疑，緊急關頭，為什麼不能打開高速公路收費站的道閘？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工作人員回應稱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他們只是按規定辦事罷了！ 我覺得這些「等通知「者不如機器。是機器，一定會設置緊急情況下的自動放行指令。而他們呢？除了」請示上級「，似乎其他的作為人的功能被統統刪除了。 或者說，他們成了一架被異化了的機器。 有人稱他們是墨守陳規，過於機械古板。我認為這只是表，漠視他人生命才是里。 就不會設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被困隊伍中的一員，又當如何？ 角色互換、體察他人的能力，正在一些人身上流失。 這還不算。有人不僅斷他人生路，還斷得理直氣壯、氣吞山河。 去年9月，成都發生地震時，某小區居民想跑出來避難，結果大門被鎖了。工作人員拿著喇叭狂吼：「我問你，大樓倒了沒有？」 他的意思莫不是，只要大樓不倒，就不許跑出來。問題是，如果大樓倒了，跑還來得及嗎？千鈞一髮時刻，即使長著一雙飛毛腿也未必管用啊。 無論是宿舍管理員，還是收費站工作人員，抑或小區保安等，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世俗意義上的卑微角色，但在特定情況下，他們又可以掌握巨大的權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他人生死； 我不知道，他們的「請示領導「，是把雞毛當令箭，自我加碼，從中尋找暫時性的權力的快感。還是害怕擔責，凡事習慣請示，將自己活成了一個請示器。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在這裡提醒一下—— 我就不提人性與良知這樣的奢侈性字眼了，我主要想說的是，這樣做，其實風險大於收益。比如那個等待上級通知才開門的宿管，那個不許他人逃命、狂吼「樓倒了沒有」的工作人員，萬一樓真的倒了，他們當然可以比誰都跑得快，但若真的因此造成群死群傷的人道悲劇，你說，他們能脫得了干係？樓沒倒，理直氣壯；樓倒了，道歉了事？想得美，道歉也是領導的事，至於具體執行者，看看官方會怎樣來平息民眾的怒火？ 你說，犯得著嗎？至於這樣對自己不負責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常識流通處
這幾天我在朋友圈上看了無數篇關於董宇輝老師的文章，一直在今天還有。在微博上，董宇輝也是霸了熱搜了好多天，就跟連續劇的：董宇輝和小編，董宇輝小作文，董宇輝任副總裁，董宇輝簡歷……我問了問周圍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感覺全民都在熱議董宇輝老師，一直要到這個話題徹底枯竭，像甘蔗渣似的再也咀嚼不出什麼味道了，大家才會罷休。 當然，董宇輝是知名人物，這件事本身也自帶趣味性，引發一定程度的關注也很正常。但是熱鬧到全民議論的程度，而且一議就是這麼多天，我覺得背後恐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大家實在是沒什麼好議的了。 就拿我們這些做自媒體的來說，都有一定程度的話題饑渴症。你要發言，要表達，可沒啥能讓你表達的。在這個行業里，死心眼的都被淘汰了，就剩下我們這幫機靈鬼，所以都在琢磨自己能說點啥。任何一個可談的話題都是好的，都要談了又談、議了又議，彷彿這是天底下最重要、最有趣的問題。這就是屬於逮著蛤蟆也要攥出尿來，逮著唐僧也要擠出元陽來。 其實何止董宇輝老師，前一段抓住一個拍馬屁的王自如老師，大家也陷入狂歡，全民批判這個倒霉蛋。我這麼說倒不是要顯清高，撇清自己。王自如老師出事以後，我不也是專門寫篇討論了嗎？這幾天我沒議董宇輝，是因為我最近忙著別的事兒。要是寫文章的話，不也得拿這個話題好好議一議嗎？現在我騰出空來，不也寫了這篇文章議了嗎？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評論公域問題是自媒體的天職之一，誰也無法完全避開。當然，往好處說，我們這些自媒體也會自我安慰，說這是要「以小見大」，從一個小事件切入到社會問題，分析社會觀念…..但是為啥要曲曲折折地「以小見大」？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是些機靈鬼嘛。 說到這兒，我想起了明朝言官的兩個小故事。當然我倒不是說自媒體有古代言官的影響力，但是那些言官有一點跟現在自媒體很像，就是他們也要定期發言，算是他們的KPI。結果在KPI的壓力下，有個御史就說了：最近我發現了一個問題，京城的大街上有驢也有馬，馬走得快，驢走得慢，擱在一起走不太好，能不能想個辦法，讓馬走馬的，驢走驢的？ 還有個給事中輪到發言的時候，也上了一本，說：我到飯店調研，也發現一件事，就是糖餅不一樣大。其實糖餅太大了吧，費料。糖餅太小了吧，費人工。我建議出台一個規矩，把糖餅的大小統一起來，這樣既不費工，也不費料。 這兩件事在當時是被當成段子講的。我讀明代筆記的時候，看到這裡也覺得好笑，可是現在我對這些人卻有了所謂「同情之理解」。幹這一行就得發表議論。那個時候又沒有王自如和董宇輝，不議論糖餅，讓他們議論什麼去呢？當然，議論糖餅會被一些刻薄的人諷刺兩句：哎呀，你們這些人真無聊，屬於逮著蛤蟆也要攥出尿來啊！但是你真把話筒擱到這些人嘴邊，他們也會逮著蛤蟆猛攥。因為蛤蟆嘛，想怎麼攥怎麼攥，不攥白不攥。 不光我們這些自媒體，其實大部分網友也都是這樣。大家可以看看微博上的熱搜：董宇輝簡歷、張譯拒跳科目三、董明珠稱年輕人不該以自我為中心、男子拆快遞發現全是現金慌忙報警……看到這些熱搜，真會覺得我們這裡是個一片靜謐的平和所在，根本沒什麼大事發生。人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除了雞零狗碎的一些爭執外，再也無事可做。歷史到達了幸福的終點。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肯定不是。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正處於一個變化多端的時期，我們誰也看不清未來的方向。但是這些東西在我們的輿論場里完全反映不出來。打個比方，我們就像坐在一個大船里，外面是茫茫滄海，滔滔白浪。然後我們這些人圍在船艙里，熱烈地討論蛤蟆好擠還是青蛙好擠，蛤蟆嗓門大還是青蛙的嗓門大，蛤蟆為什麼不叫青蛙而青蛙為什麼不叫蛤蟆……. 爭論到最後，結論是： 蛤蟆為什麼不叫青蛙？因為它叫蛤蟆。而青蛙為什麼不叫蛤蟆呢？因為它叫青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2023年12月13日、14日、15日，中方國安部連續三天重磅發聲，聚焦經濟，標誌著國安部成為中方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推手。顯然，這是中方自改開以來的一個偉大創舉。 特別是12月15日，國安部一早發表題為《國家安全機關堅決築牢經濟安全屏障》的文章，指出當前經濟領域日益成為大國競爭重要戰場，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既要克服一些內部困難，也要應對一些外部挑戰。比如，各類意圖唱衰中國經濟的「陳詞濫調」不斷出現，其本質是妄圖以種種虛假敘事構建「中國衰敗」的「話語陷阱」「認知陷阱」，以持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道路進行攻擊、否定，妄圖對中國開展戰略上的圍堵打壓。 文章還指出，一些別有用心者以「賊喊捉賊」的方式，惡意編造我「安全替代發展」「排擠外資」「打壓民企」等虛假敘事，重彈「中國威脅」的陳年老調，故意製造、挑動和放大安全和發展之間所謂不可調和的矛盾，其真實目的是擾亂市場預期和秩序，阻斷我國經濟向好勢頭。 國家安全機關將堅決依法打擊懲治經濟安全領域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為高質量發展創造安全穩定環境；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有效防範化解經濟領域安全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國安力量。 除了這三天，其實在此前的一個月中，國安部已經數次提及經濟安全、營商環境、產業政策等問題。那麼，這究竟釋放出怎樣的信號？ 當然，這是在落實中央經濟工作的部署，扭轉不少人的中方經濟趨弱預期，「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 中方目前的經濟形勢是非常好的，但不知為何總是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破壞這個好勢頭，故意說中方「安全替代發展」、「排擠外資」、「打壓民企」，顯然這是在唱衰中方經濟。為此，中方國安部連續三天發文，聚焦經濟，可不是說著玩的，而是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將打擊網上有害中方經濟的言論作為一個重點方面，誰唱衰中方經濟就嚴厲打擊誰，誰敢在經濟問題上亂說亂動，國安部門一定會敢管敢抓。 我們相信，在國安部門的有力介入下，中方經濟光明論一定會唱響，中方經濟一飛衝天的勢頭一定會繼續保持，中方對外貿易一定會進一步擴大，外資外企一定會大量湧入中方，中方就業形勢一定會供不應求……總之，一句話，在國安部門的有力介入下，中方經濟一定會芝麻開花節節高。 文章來源：古史夜譚
真是活久見了。 第一次見到地鐵斷的。 而且還是在首都北京。 據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官方微博@北京交通 消息，12月14日18時57分，地鐵昌平線西二旗站-生命科學園站上行區段一列車車廂脫離，迫停區間。 幸虧是在平地上，而不是高架，否則不堪設想。 但即使如此，據官方統計，還是有共515人送院，102人骨折，所幸無人員死亡。 我無法想像那是怎樣一種恐怖的現象： 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像往常一樣坐地鐵回家，但地鐵里人那麼多，你都沒找到位子坐。只好站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刷著抖音，看著小說。 突然一聲巨響，眼前一黑，車廂斷裂，有人從連接處掉了下去，有人腿斷了，更多的人摔倒在車廂里。 在這一瞬間，有人發出本能的感慨： 完了完了，我這輩子完了。 這是一種對日常經驗的重大破壞。 我們每天上班下班，可能從來也沒擔心過，我們所信賴的那套堅不可摧的系統，有一天也會崩潰。 可能是太熟悉，太習慣了，我們把身邊的一切都當成理所當然了。 一個真相可能是：我們的生活，建立在一種虛假的想像之上。 我們的歲月靜好，其實很脆弱。 只有當重大的破壞猝然來臨，人們才能感受到日常生活的這種脆弱性。 可是，系統的崩壞，責任在系統，但受影響的，卻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但可能北京的打工人都見過大風大浪，雖然害怕，但漆黑中，大家都在喊： 「冷靜，先站起來！」 雖然冷靜可能也幫不上大忙，但，遇到事情不要慌，這可能是他們被工作訓練出的好處之一。 事發後，對大多數人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回家。 不少打工人要麼冒雪騎車，或者步行回家。西二旗附近的公交車，擠滿了期盼回家的人，打車軟體排隊要1700多人，有網友稱，等了兩個小時也沒打到車。還有人選擇打貨拉拉把自己「拉回家」。不少人回到家已經是零點以後。 這是《冰點周刊》的報道記述的事情，而另外兩個細節，更讓人五味雜陳。 一個叫王梅的打工人，在西二旗一家公司上班，公司告知員工，14、15日可以向部門直屬領導申請居家，但公司大部分員工選擇到崗。 而一位在公司做直播工作的人被告知地鐵停運後，從西二旗站步行至清河站，「平常40分鐘的路程，今天輾轉了三個小時才到家」。但到家後，他又開始後悔，「應該住在公司里」——他明天要跟進直播活動，必須到崗上班。 這讓我想起卡夫卡日記里的那句「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雖然境遇不同，但那種撕裂感卻異曲同工。 可能這就是打工人的真實處境： 他們一無所有，指望著打工為自己掙點什麼，只能依賴那套便宜且穩定的社會系統，以至於習以為常。 而無論這個世界亂套成什麼樣子，他們都必須從內心和行動上保持情緒穩定，快速恢復過來，以避免從工作的節奏中脫軌，而讓自己成為那個慣常的社會系統的例外。 工作就是他們的指揮棒，他們必須把全身心獻祭給工作，他們好像成為了工作的犧牲。 你可以說這是異化，但這樣的哲學問題，打工人考慮不了，他們的首要工作是保住工作。 即使是發生了地鐵斷了這樣匪夷所思的稀罕事，月薪3000的打工人要加的班，一天也不敢少。 他們的心理建設，也許在倖存的那一刻，早已經由自己做好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