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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指鼠为鸭”局长毫发未损,未来可堪重用

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近日公布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昭示着江西南昌“鼠头鸭脖”事件要翻篇了。 涉事企业被罚款1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325.5元;三名责任人被处以罚款共计706万元。 消息系媒体记者从“企查查”搜索获得,而非江西方面主动发布。这事曾经引得街谈巷议,却 “悄悄地处理,打枪的不要”,其中的意味自不待言。 处罚结果甫一传出,公众齐刷刷地追问:“指鼠为鸭”的江协学局长,为啥毫发无损,是平安着陆了吗? 百度词条显示,江协学仍为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局长。 事实上,行政处罚决定无干人事问题。只是江局长留给公众的印象太深刻,只要提及“鼠头鸭脖”事件,便不能不想到其人并翻旧账。 或许,就江局长个人的进退留转,南昌方面尚在斟酌研究,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不愿再被舆论裹挟。 说来也有些蹊跷。涉事的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等校领导已被去职,涉事企业江西中快后勤服务公司也已被行政处罚,被千夫所指的江局长却岿然不动,这颇堪玩味。 “经反复对比,确认就是鸭脖”,正是这句石破天惊之语,使得“鼠头鸭脖”事件,发酵成轰动全国甚至传向世界舆论场的重大事件。江局长言之凿凿,无疑是这当中最大的酵母。 江局长未找目击学生证实,拿到手的就是涉事物品,滥用权力,弄虚作假,愚弄大众,涉嫌失职渎职,对其褫夺公权、削官去职,应无任何争议和悬念。 半年时间过去,江局长安稳无恙,这就给了公众丰富的想象空间。 假设当时江局长尊重常识,说“这就是鼠头”,理论上也是学校以及承包商受罚,自己还能落个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好名声,却为何要冒险站出来说谎呢? 只有两种可能,江局长要么与涉事企业有利益输送,要么受到了某种压力而为之。 倘若是前者,因为一己私利,给当地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南昌市级甚至江西省级层面,都对其无“力保”的必要,将其顺势拿下才符合事理逻辑。 江局长历经汹汹民意、千丈狂澜而不倒,组织上迄今对其护佑有加,不能不说组织有某些特别的考量。 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当初为了“维护地方形象”,尽快平息舆论,堵住悠悠众口,江局长“挺身而出”,不惜以公共权力作担保“指鼠为鸭”,原本就是组织授意。 孰料说辞太过牵强,扯蛋扯伤了裤裆,激怒了更多人,省级联合调查组不得不介入调查,结果演绎出更大的舆情乱局。 江局长这一出,彻底演砸了,但这不完全是他的责任。相反,江局长急领导所急、解领导所忧,至少是“靠得住”的基层执法部门负责人。 义无反顾将自己往“火坑”里送,难道江局长对党纪国法一点不忌惮吗?他本可选择不干的。 官虽不大,但江局长也是“理性经济人”。彼时站出来“澄清事实”,救领导于水火,解地方形象于倒悬,虽有背良心和职业道德,却也能获取“顾大局、敢担当”的政治资本。 曹操的军粮官替他分忧,却被借之头而杀之,是其奸了。那是乱世枭雄的做派,不足为训也。都是革命同志,待事待人得讲究个分寸。 何况自江局长宣称“这就是鸭头”,就注定跟当地大大小小的领导,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要共同进退了。 如今若是拿这样的同志开刀,无论如何有卸磨杀驴之嫌,不仅江局长情感上难以接受,也会伤了其他同志的心。 弄不好,就应了《天下无贼》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江局长睁眼说瞎话,落了个“鸭头局长”的不雅称谓,公众恨得牙痒痒,欲将其拉下马、送进去而后快,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这样经得住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任由舆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呢。 据此可以认为,江局长屹立不倒,实属正常,且未来可堪重用。 舆论若是仍得理不饶人,非要让江局长“挨板子”才解恨,就是强当地组织所难了。 大不了人家这个分局局长不干了,换个职级相当甚至更重要的位置。 陕西”华南虎事件”中,被免职的两位副厅长,最终不还是职级待遇一点没变的“省林业厅领导” ?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人们怀念“最美周芷若”,就像怀念那逝去的宽容

再有一个周海媚,你可忍得下她如此演绎女反派周芷若? 演员周海媚去世了,早上起来,看到朋友圈里都在悼念,说她是“最美的周芷若”,说她之后的女演员再演《倚天屠龙记》里这个角色,其实不是在演原著中的周芷若,而是在演绎她周海媚。 余生也晚,94港版《倚天屠龙记》刚上映那会儿,我还没上小学,所以周海媚演的周芷若如何,只是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当时只觉得这个角色挺奇怪的,怎么前几集还对男主张无忌浓情蜜意,爱的要死要活,到后来却必欲除之而后快? 后来上大学,系统的补看了整部剧之后,我才发现周海媚塑造的这个人物的迷人之处到底在哪里。这个周芷若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她最开始是一个好人、一个纯情少女,但在命运的捉弄和半佛系、半渣男的张无忌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情感PUA,一步步走火入魔,最后变成大反派、女魔头的那个样子。 换句话说,这的确是个反派,但却是一个有人物性格张力的反派。“人物性格张力”这个东西是好文学作品的必备要素,一个人、从出场到剧终,历经那么多世事总得在性格上发生一点变化,才会显得有魅力,但这种变化又必须合乎情理,才能说服观众。比如《水浒传》里的花和尚鲁智深,从出场时那么一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莽撞人,到最后“噫!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的悟道圆寂。他的性格就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几番微妙的变化,让人看的非常过瘾。 可是这种有性格张力的人物不好写,更不好演,演不好很容易让观众无法接受,尤其是你想象周芷若这人,她最后是要跟男主为仇作对,至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在中国过去的文学艺术史上,几乎就没有什幺女角色这样因爱生恨的站到男主的对立面还有好果子吃的。你看同样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也对武松求过爱,结果武松非但不领情,还骂她,到头来一刀斩讫,成了水浒传里荡妇、毒妇的代表。 男主抛弃了你,你也只能当弃妇,当怨妇都有人喷,更何况你想当毒妇。 所以周芷若这个角色,虽有性格张力,但注定是很难演的,演出来招人恨很容易,但让人恨中有爱,甚至生出一种同情之理解,其实是很难的。 这一点,我估计金庸本人当年刚写《倚天屠龙记》时,都没奢望读者能接受这个反传统的周芷若。原版的倚天屠龙记直接打发周芷若削发为尼当尼姑去了,很明确的写了张无忌与赵敏双宿双飞。周芷若充其量就是一个悲情的、麦克白式的女反派、女配角。 可是在看了周海媚演的周芷若之后,自己都说:“早知道周芷若是她演的,我写书的时候就把周芷若和张无忌安排在一起了。” 这其中的原因,我想绝不是单纯因为周海媚年轻时靓丽动人。而是她在把自己个性与感情经历揉到这个角色里以后,把周芷若真的演活了。 我其实并不赞同以“最美周芷若”去评价周海媚的这次饰演。因为评价一个女人“美”,其实还是一种来自我们男性的审视。周海媚真正的成功,在于她把周芷若当成了一个人去演。 人是什么?人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利益诉求、受了侮辱会记恨、受了伤害懂得反击的生物。但我们在传统文学中塑造女性时,往往总会忘记这一点,织女被牛郎偷了衣服,反而爱上了他。女孩被拐卖到深山老林,最后成了“嫁给大山的女人”。甚至龙傲天小说里,男主公然开后宫,他周围的女性也要发誓效忠,说什么:“你有多少女人我不在乎,只要你爱我就行”……这种桥段以男性视角去看,固然很爽。但你推而广之的去想想,这跟帝制时代的官史中那些“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效忠宣誓其实并无任何区别。都是不把妻和臣当人,而把夫和君的利益诉求扩充到无限大,任其予取予求还要你山呼万岁的狗屁思维。 所以周海媚演的那个周芷若,不仅是美丽的、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因为相信所有观众都会对她演的那场张无忌逃婚后的“疯批戏”印象尤深——“各位英雄,今日是张无忌舍我而去,是他负我!不是我负他!” 这段戏,会看的人真的会觉得很过瘾,因为人物的张力拉的太满了。 原来女配不是只能跟在男主们身后无限崇拜、无限爱慕、烘托其魅力无穷的背景板,原来她们也有自己情感、会愤怒、懂反抗! 我觉得周海媚这个演绎是划时代的,她接的只是一个女反派的剧本,却演活了第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女主。 而更难得的是,当时,无论港澳台还是大陆,观众居然都能接受并喜欢这样一个周芷若。 我觉得这更难得。这说明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宽容的,会欣赏的,他们相比于看一群只会围着主角转的配角,更懂得欣赏一个游离于主角之外,演绎出自己逻辑与性格的配角。 不过讽刺的是,周海媚成于一个“有性格”的反派,却败于另一个“有性格”的反派。 周海媚在《倚天屠龙记》之后不久,就转向内地发展,此后一直星途顺遂。但到了2018年,却因为出演了爆款剧《香蜜沉沉烬如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网暴。 什么原因?居然仅仅是因为在剧中饰演天后荼姚太过可恶了。 于是一帮看了戏不解气的网友追到微博上去围攻周海媚。 我当时看过周海媚与网友之间的骂战,周海媚其实只是在反复解释一点——反派也是人,哪怕是反派,也是有自己的人性、诉求与性格张力的。 但这更激怒了网暴她的那帮SB,他们就觉得反派就该死!敢挡主角者、敢害主角者都得死!你敢这么演就是替反派张目! 最终,不堪网暴的周海媚宣布了退网,她在微博上发的那段告别宣言,我看了以后特别感触,尤其是那句:“当思考被情绪裹挟变成潮水方向,我选择激流勇退。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 我想写下这段话时的周海媚,应该是满怀感慨与无奈的吧。二十多年前,她因为塑造了一个有独立人格与个性,有着性格张力、可恨又可爱的女反派,而获得了大众的肯定,成为“最美周芷若”。可是二十多年后,周海媚同样带着自己的理解,去饰演另一个有个性的反派,怎么就如此招人恨了呢?甚至有人要跳出戏剧,追到现实中去网暴她? 是周海媚变了?还是观众变了? 不去想了,从那一刻起,她选择了激流勇退。 如今一代女神去世了,我看到有朋友说“人们怀念周海媚,其实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 其实我觉得无论周海媚还是我们的青春,都不如另一种东西更可怀念,那就是我们曾经的宽容——一群愿意去看懂周海媚演绎的周芷若,理解周芷若,理解那些主角光环之外的人物的所思所行和其魅力的观众是可敬的。而一群连这样的演绎都无法容忍,甚至要追到戏外去网暴演员本人的观众则是可笑的、更是可耻的。 而我想问的是,这两群观众,真的是同一批观众么?如果是的话,这二十多年里,他们的性格又到底是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从宽容到苛责,从正常到巨婴的变化。怎么时隔多年,审美水平反不如初? 这其中,也许有一个比周海媚演绎的周芷若性格畸变更奇葩的故事。 “当思考被情绪裹挟变成潮水方向,我选择激流勇退。”江山代有才人出,也会有美人出。只是,如果大众的不宽容如斯,我们可还容得下另一个周海媚去演绎另一个“最美周芷若”? 所以那么多人在怀念周海媚。我想,也许他们更是在怀念自己吧?怀念自己的逝去的宽容,以及因失去这份宽容而无法回去的参差百态与勃勃生机。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海边的西塞罗

一家五口,都做了外卖骑手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身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在这个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父母、大儿子与儿媳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二儿子也曾来北京送过几个月外卖。 这样一个骑手家族背后,是社会基层的自我复制。‍‍‍‍‍‍‍‍‍‍‍ 骑手一家‍‍‍‍‍ 马闯起床准备上工的时候,十点半的北京已经天光大亮。屋内仍是晦暗一片,在马泉营村彼此挨挤的矮房群里,这间位于一层的小房分到的阳光被挡去了大半,即使在白天,屋内的光源绝大部分也来自那盏白炽灯。 晦暗里空荡荡的。7点多的时候,女主人潘明月出门送女儿去读幼儿园,而后就骑电动车开始跑单。马闯去厕所冲了把脸,套上外套就出门。推着摩托车从狭窄的巷子里出来,他打开手机,系统派发了今天的第一单,他看清商家的地址后,骑着车出发了。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乡马泉营村,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北京CBD的摩天大楼在远处的天际线矗立,村里有的是一栋连着一栋密集的两层小楼。长相相似的小楼,内里被隔开一个个小小的单间,住满了来北京打拼的外地租客,许多是从事服务员、物流配送或者送餐员之类的工作。马闯一家三口和父母来这里落脚时,不巧没能找到同一栋空出来的两个房间,于是,在相距数百米的两栋楼里各租了一间房。 马泉营村的出租房群内部,人员庞杂,流动频繁。阡陌纵横的巷子里,略微富余的空间,被北漂的劳动者们各式各样的代步车占据,大都是电动车和摩托车。马闯家门口,被三辆车围住。马闯和妻子各一辆摩托车,还有一辆是马闯的表哥的,最近,他回河南老家陪伴待产的妻子,暂时把送餐用的车寄存在了马闯家,等几个月后照顾好妻子,还要回来北京送外卖。 马闯开玩笑说,在马泉营村,自己的家是一个“骑手之家”。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大人们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 偶尔,马闯会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时是在美食档口取餐的时候,时间充裕的话,能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说的多是当天收到的差评或态度恶劣的商家。12月初,马闯的女儿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爷爷马国保遇到马闯的时候,聊的都是孙女恢复的情况。有几次,马闯在送餐途中遇见骑着车送餐的母亲赵华清,两人都着急送餐,就只按几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个篮筐里的鸡蛋,挤挤挨挨,时间撞在一起。照顾孩子等家务,只能匀出妻子潘明月来,她跑兼职单,收入少些,但时间自由,每天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等后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巷子口就会出现潘明月骑着电动车的声音。她把车停在出租屋门口,洗了洗手,就进了厨房备菜。嫁给马闯前,潘明月不会做饭,一家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担起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也学会了下厨。马闯两点多回家,帮着潘明月将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端出来。女儿四点多才放学,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 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马国保和赵华清也在吃午饭。马国保和赵华清都是全职,有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固定工时。做饭还是由妻子负责,为了尽快准备好饭菜,赵华清总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没单子的时间,回家备菜。 为什么会扎堆。归根结底,这个家庭发展根系的逻辑,延续着熟人带熟人的方式。到家人亲朋打拼过的地区工作,是他们所能动用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也是很多这类家庭到大城市打拼最基本的跳板。 对马家来说,这层阶梯,就是马闯的堂哥一家。第一个被拉来北京的是马闯。2016年,他对在广州五金厂的工作不甚满意,求助堂哥之后,他跟着堂哥,进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厅当学徒。出发前,他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学不会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拼的堂哥,安抚着他初来北京的忐忑。 工作后,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这层疑虑。马闯的父母,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放弃了广州的工作,随儿子一起来了北京。当时堂哥一家已经在北京落脚,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马闯一家很快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有了着落,父亲马国保跟着自己的大哥送快递,母亲跟着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银。 经过堂哥一家的“传帮带”,马闯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岗位独立运转了起来。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脚,也很快撞见了一些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窘迫时刻。 独立送快递后不久,马国保一次不小心开着载满快递的三轮车,驶上了北京东五环的立交桥。为了拓展更多空间,为疏导交通流足更多余地,北京六环内,随处可能修建着立交桥。有时候驶入一个路口,马路会在前行数百米后忽然上倾,而后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这便是大城市庞杂的一面。在老家,村里一马平川,马国保没走过这样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着头皮骑车谨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车不断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为他提供指点。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战战兢兢将三轮车停在路边,给自己的大哥发消息求助。最后,大哥来将他带了下去。 马家人后来流入外卖骑手一行,契机在于马国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他送快递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线,也熟练掌握了导航。在饭桌上,他听转行送外卖的前同事聊起,跑外卖的收入比以前要高。于是,他辞了送快递的活,跟着前同事学,成了一名骑手。 事后看,马国保的这次职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个家庭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马闯的披萨店负债歇业。他在家待业一个月,每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里的求职软件,试图继续留在餐饮行业,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岗位要么离家太远,要么薪资不高。女儿才不到一岁,各方面都需要花钱,还有债务需要偿还,马闯的失业让家庭的运转陷入了困顿。 当时外卖行业正热,父亲成了家里的支柱。马闯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亲接济,女儿的奶粉有时也得马国保帮忙买。为了让失业的儿子尽快振作,马国保建议他来送外卖。当时马闯一穷二白,做骑手开的第一辆摩托车,还是父亲帮忙买的。 2022年,赵华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赵华清来北京当了两年收银员后,因家里还有在读高中的小儿子需要看顾,决意回老家尝试当微商。为了获得更高的代理职务,她大量购置商品,最终在几年内,将大部分钱财赔了进去。 得知了赵华清的亏损,马闯和马国保父子开始劝说她回京,做什么,自然也是外卖骑手。赵华清羞愧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最终答应了下来。 一棒传一棒,马闯像当初父亲教他一样,带着母亲一点一点熟悉送餐的流程。刚过完年不久,单子还不多,母亲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跟着他跑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他带着母亲购置了一台电动车,又跟着她从七八点跑到了十一点。两三个小时里,母亲挣了两百块钱。这是两年来,赵华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长。 2022年年中,马闯的弟弟从河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找不到工作,考公也无果,最终在家人的提议下,上半年也住进了马泉营村,穿上骑手服送了几个月外卖。马闯的弟弟性格内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绪。马闯隐约感觉,弟弟虽然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收入,却始终不满意送外卖这份工作,只是一时间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将就。‍‍‍‍‍‍‍‍‍‍‍‍‍‍‍‍‍‍‍‍‍‍ 突破圈层的想象‍‍‍‍‍‍‍‍‍‍‍ 有时候,马闯会开玩笑说,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这个家里,成员们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女儿,每个家庭成员都曾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区之间拼命飞驰,场景不断地变换、摇晃,他们无望地看着自己奔向超时的结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轨道里盘绕,这样的轨迹与经验最终还是没能满足马闯弟弟的心气和野心。只干了几个月,马闯的弟弟回了河南,报名了郑州一家机构的编程课,企图抓住一块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马闯也想从每天在崔各庄风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过上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坐进写字楼的办公室里,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比起眼下风吹雨淋的工作,写字楼里的劳作有建筑遮风避雨,更规律,不用透支体力和时间。但他过早辍学,想要出走到这样的结局…… 半个世纪来,这个家庭吸收着有限的家庭资源,在固定的轨道上缓慢前行。马闯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一生扎在农村的土地上。马国保和赵华清完成了从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们二十岁结婚生子,在大儿子马闯五六岁的时候,拿着几百块钱,到隔壁南阳市批发卖菜,走出了驻马店的村子。 马闯见证了父母进货的工具从脚蹬三轮车,换成了摩托三轮,后来又换上了大卡车。零几年时,父母在老家县道边盖了一栋有前院和后院的两层小楼,带着他们搬出了老旧的平房。 高中毕业后,马闯没有考上大学,父母曾想把卖菜的生意经教给他,但马闯拒绝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摊帮忙,见过父母的辛劳,他觉得菜摊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进了一家五金厂,负责在高温车间里给电机烤漆,轮班上岗12小时后,他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车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拎着一袋路边买的酱香饼回到家,马闯嚼着嚼着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那块饼还在嘴里没咽下去。城市里的工作不如他想象得轻松,工资也不如想象中多,马闯觉得厌倦。 马国保和赵华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卖菜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会面临风险。从马闯高中起,父母就几次出现菜品选择的失误,不断亏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车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没卖完,只能倒掉,亏损了几万块。连续的亏损不断挫伤马国保夫妇的信心,放弃的念头日益强烈。 一家三口的命运重新交汇。一年结束,马闯从上海回老家过春节,转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广州,进厂上班。一年后举家来北京,开启了骑手一家的序章。 从西餐学徒做到厨师长,马闯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几个月,他迷失在西餐厅后厨二十多种调味料中。迷迭香与百里香的区别、调味料的用量、多种组合的先后顺序,家里做饭不用这些佐料,这些是超出他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尝试。时间久了,他学会了记笔记,将需要记忆和区分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在笔记本上。一年多的时间,从成天只能站在高温油锅边炸薯条,到顺利出餐不被退回,他总算出师。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辗转在不同的厨房里,学习不同国家的菜系,技艺不断纯熟,头衔也不断升级。风头最劲时,他在朝阳大悦城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当厨师长。 当时马闯发觉,虽然这不是顶级的厨师岗位,但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处。公司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从国外回来的人镶着米其林星级的金边,升上行政总厨。但不会英语这一点挡住了马闯,想要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成就,他还得在这个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许创业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机会——25岁的马闯决定试试。2019年七八月,马泉营村附近新开了一座美食城,马闯和潘明月在那里开了一家披萨店。 头半年生意红火,女主人潘明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还在店里帮忙。潘明月回老家待产的一个多星期里,马闯一个人撑着这个店铺,炸、炒、烤的各种工序并行。烤箱的高温,烘得他起了满背的痱子。 半年后碰上疫情,等到来年,生意依然没有好转,之后的半年不断亏损。父亲听闻他一直在赔钱,劝他关店。马闯不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店,竭尽全力他也想坚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钱,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实在填不上了,他才放弃。 机遇之于马闯一家,就像走旋转门,看似走进去,却时常回到原地。 马国保和赵华清年轻时在南阳卖菜赚了第一笔钱。他们决心用这笔钱改善住房。当时,许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有远房亲戚怕他们错过搬进城的机会,劝夫妻俩赶紧也去买一套。但是,马国保想着要回老家自己盖房,坚决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想要兼顾机遇和情怀,对马闯一家来说很难。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方刚展露攀升的势头,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日后的房价会以怎样的速度攀升。 马国保如愿在村里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远房亲戚也花十万元在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没两年,机场附近的地块拆迁,亲戚买的房子被拆,获得了数百万元赔款。 而随着孩子们长大,马国保开始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成婚都流行在城里买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渐渐地在孩子们的婚恋里,派不上用场了。 有时候看向远处,马闯可以看到另一个圈层的家庭是如何伸展、发展家族的枝叶。 在马泉营村周围环绕着大片别墅区。那里的楼栋和马闯住的矮楼群一样整齐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别墅区,因为精巧的设计,每一户都能享受绿意与阳光。 空阔的空间,和充分被保护的私密度,是别墅业主们享有的便利,却成为骑手们的麻烦。 马闯不喜欢去别墅区送餐。摩托车不可能开到楼下,保安总是连人带车把骑手们拦在小区门口,要等登记和跟业主确认后才给放行。进别墅区不能骑车,只能走进去送餐,远的话,往返小区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时。 去年,马闯接过一个单子,信息提示顾客买了价值五六千的红酒。本以为会是数量庞大的一单,没想到取货时,马闯发现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红酒,这意味着单瓶酒价格就上千元。不仅如此,配送费还达到了160元,折算给他的金额足以抵他午高峰一两个小时的订单收入。 马闯送餐时,看到过一家中介摆出这些别墅的售价,一栋两千多万。马闯想,一瓶红酒一千多元,虽然自己也掏得起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对于住在别墅区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天价酒水,估计和自家在聚会上点一百多的红酒白酒性质上没什么差别。 在这个圈层里,货币以膨胀的方式存在着。 马闯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这样的酒。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圈层里,人生的路径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许是因为高学历或其他条件,他们在公司里表现优异且资历丰富,继而拥有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薪。 如何获取财富,马闯承认自己想象力有限。除了做点小生意,或是直播电商,他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年薪千万的大主播,经历难以复制。况且,那是家里的人都不熟悉的行业,在不熟悉的行业,没有亲戚朋友的引领,很难成功。‍‍‍‍‍‍‍‍‍‍‍‍‍‍‍‍‍‍‍‍‍‍‍‍‍‍‍‍‍‍‍‍‍‍‍‍‍‍‍‍‍‍‍‍‍‍‍‍‍‍‍‍ 停不下来的齿轮‍‍‍‍ 如何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多人难以搁置的烦恼。马闯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贪大财,马闯也知道自己需要赚很多钱。 2021年,马闯的女儿一岁多时生了一场病,发烧,吃药一直不管用,送到华西医院后,检查得知孩子已经快要烧到肺炎,必须尽快住院。 一万元的住院押金,差点压垮了马闯和妻子。当时马闯刚开始送外卖没多久,虽然债务没还完,心态仍旧轻松,每天只跑六七个小时,能挣到两百多就乐呵呵地下班。工资覆盖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都勉强,更别提存钱。以至于要交押金时,马闯手里只有两千元。没办法,夫妇俩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打给了马闯远在老家的爷爷,才凑上钱。 马闯说,如果不是发现自己连女儿一万元的救命钱都掏不出来,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必须四处找钱的境地:“你不好好干,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么着需要钱,你没钱的那一刻最丢人。” 女儿病愈后,马闯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出门,一直跑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马闯入选了“骑手上大学”项目,免费在国家开放大学就读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可以获得大专文凭。为此,他特意买了笔记本电脑,晚上下班了就看一会儿网课。起初还特别有激情,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单子不多的时候都会掏出手机来上会儿课。 马闯慢慢发现,上课无法急于一时。他依旧像初高中时一样难以理解复杂的原理,老师讲起计算机的二进制,他听得迷糊。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拥有了一定要学会的理由。 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无法停下。一直在轮转的夫妻二人,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儿子。2017年,马国保和赵华清掏出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了首付的十几万,给大儿子马闯在老家县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两年后,马闯结婚,彩礼也由他们置办。小儿子编程培训班的两万元学费,再加上在郑州租房的费用,都得老两口来付。以后他结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帮持。 老两口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孙女出生后,他们也抽不出时间帮马闯这对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给予的,只有经济上的援助。 现在,马国保仍会时不时询问马闯手里的钱够不够花。看到对话框里的红包或转账,马闯心里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气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摆在他眼前。 一个月房租2000,房贷2000,四口人的生活费2000,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加油一个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月得将近一万块。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计划外开支的考验。 “下一代说不定还是送外卖。”马闯一家五口都是骑手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后,有网友如此评论。 马国保接受不了这样的论断与推测,马闯和潘明月也对女儿被牵扯进来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卖,我也没觉得丢人,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马闯彻底崩溃过一次。当时天刚擦黑,往常该顺着晚高峰的人潮四处送餐的马闯,骑着车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冲进厕所,关上门,躲在里面哭了出来。哭声在狭窄的厕所里回响,穿透单薄的墙板传到门外。 回家前,马闯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天天送餐吗?”马闯平时性格乐观,群里的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国保,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 生活是害怕比较的。马闯偶尔会羡慕身边的同龄人。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在马泉营村附近开了家早餐店,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两家店里。大伯和伯母给堂哥买了辆车,堂哥夫妇也还没有孩子,生活压力要小许多。 潘明月在马闯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发的消息。她拉开了厕所的门,站在门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挣多点就多吃点,挣少点就少吃点,不跟别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看起来,马闯似乎也只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马闯明白,自己需要卸掉这些压力,撑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干眼泪,让情绪过去。隔天,马闯又沉浸在收入额不断跳动上涨的获得感之中。再次活跃在微信群里时,他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积极面貌,“兄弟们,你们看我这单挣了多少钱,你们行不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北京地铁断成两截!一场大雪暴露两处重大安全隐患

你们地铁一天天光知道给乘客做安检,涉及千万乘客安全的列车有认真做安检吗? 12月14日晚,北京地铁昌平线一趟列车在行驶途中居然发生车厢脱离,断成两截! 根据通报,事故目前已造成超过30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有网友反映现场有乘客腿被压折…… 虽然事故原因尚待调查,但如此罕见的事故至少暴露了北京地铁运营存在的两大问题: 一是列车安全检查落实不到位 按照地铁通行的安全管理规定,每列在役的列车都需要定期接受安全检查,每天列车开始运营之前还需要开行空驶的轧道车,确保线路整体安全。 当然,任何安全检修都不可能百分百避免故障和事故的发生,但如果检修工作认真落实到位,绝不至于出现两节车厢连接处完全断开这么离谱的重大结构性故障。 好比一辆定期保养检修的汽车,也可能出现爆胎、漏气、空调不制冷等问题,毕竟检修是人做的,难免有疏漏之处。但是你的车做了保养才没几天,开着开着突然整个轮胎飞出去了,或者压过井盖颠簸一下底盘突然断成了两截,这么离谱的重大结构性故障,那一定是保养检修时出现了不可原谅的重大疏漏。 这几天北京是下大雪了,如果列车接触轨因此断电之类的完全可以理解,但地铁轨道都在城市平缓路段,不存在什么爬坡或者急转弯,也不存在超重载货,再怎么样也不该发生两截车厢连接处完全断开的情况。 先把话撂在这里,这种级别的事故别想把原因推给大雪天灾。 二是事故应急处置存在重大隐患 车厢断裂事故发生后,故障列车停在了轨道上,这时候要么组织乘客待在车厢内等待救援,要么组织乘客通过轨道两侧的应急通道疏散到安全地带。 任何应急处置方案里,绝对没有让乘客自行进入铁轨处等候逗留的道理! 一方面接触轨带电,存在恢复供电后导致触电的风险,另一方面要防范有后续列车追尾发生二次事故。 现场图片中的情况表明,事故发生后,北京地铁并没有组织起高效的乘客疏散,也没有做好二次事故的防范工作。事故现场几乎处于‘失管’的状态,这是对乘客生命安全的极度漠视! 通报里所谓的紧急救援和疏散,不知道专业性体现在了哪里…… 北京地铁每天承载上千万人次的安全,雪化之前,期待真相澄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落魄中介茶档:在楼市过冬的年轻人

夜幕降临,广州南沙区蕉门水道旁,数十家摊位的霓虹灯照亮整条堤岸。柠檬茶、炒粉、铁板鱿鱼,沿着两公里的LED招牌走上一圈,在烧烤架飘出的烟雾中,很容易辨认出梁建东。 打过发蜡的油头,银色腕表,衬衫配西裤皮鞋,闪亮的LV皮带扣在腰间,这是他做地产中介的标准着装。相比装束,更显眼的是身后的红字招牌——落魄中介茶档。起初,梁建东起这个名字是为了揽客,博人眼球。如今,他觉得用“落魄中介”形容自己再贴切不过。 过去一年,售楼业绩为零,被亏欠的佣金也因开发商暴雷不知去向。房贷、车贷和逾期的信用卡摆在眼前,最近他决定离开地产行业,专靠摆摊为生。 今年九月,广州市出台“认房不认贷”政策,在一线城市中率先放松限购。部分区域有回暖迹象,但多数购房者仍在观望。楼市寒冬,作为从业基数最大的群体,像梁建东一样的中介小哥摆起了地摊,用卖房的话术推销手打柠檬茶,似乎跟上了新的风口。 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坐。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卖了30多套房。”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7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 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 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陆续推出打造“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政策,投资客源源不断。 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 “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做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 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60%甚至70%。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 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牌。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 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十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七百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 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 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去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 摆摊即时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有降价消息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款,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 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工作,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了中介行业,如今又成为堤坝路上的“落魄兄弟”。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卖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 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万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订西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 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万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 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LV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 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七八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他坑了。 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里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十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 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 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百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摊。 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串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 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五六百,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但阿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 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们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 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三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5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 “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三分之一。 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五六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 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 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 阿文给自己制定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三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 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 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三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两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文章来源:极昼工作室

拼多多越好,时代越糟

为了像成吉思汗一样征服全球消费者,拼多多也许正在榨干“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滴血 01 疲惫不堪的工厂 关于拼多多市值超越阿里的报道在前两周已经非常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评价是:拼多多用三年上市,用五年市值超越阿里。单从商业视角分析,拼多多无疑是近10年最能反映中国崛起的故事之一。 海外平台Temu是这轮增长故事的主角,它同时代表了拼多多已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增长——把低价卖到全球市场。其实中国增长在2022年上半年已陷入停滞,2022年Q1季度拼多多的增长只有个位数(7%),完全反常于过往两位数增长的战绩。 Temu是2022年9月登陆海外的,延续了拼多多在中国的增长策略,高投入营销+超低价产品。2022年11月,Temu的GMV从400万美元攀升到了1亿美元,也由此启动在美国最大的一次市场投放,1400万美元投给了素有美国春晚的超级碗,用优惠折扣、下载返利等活动传播“一元店”的定位,Temu也成为有史以来在超级碗投放广告中最年轻的品牌。 这轮投放被很多业内人士质疑更像一次粗暴买量的行为,“超级碗”并不适合新品牌亮相,其效果需要之后更全面立体的品牌战略来支撑检验,但这类学院派的观点很快遭遇打脸:拼多多一向以“粗暴买量”的见长:大规模买量,然后用“低价”接住流量,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这套方法已经在2017年的中国市场得到了验证。根据财新的报道:黑五期间,Temu打出了200美元优惠券,最低一折,0.39美元起等诸多促销措施,其崛起已经对亚马逊的销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023年11月,Temu的GMV已达到30亿美元。“低价”是拼多多攻占全球的核心壁垒,在激烈的电商市场,黄峥对“价格”要素看得最为透彻:我们从不看竞争对手在干什么,而是看消费者需要什么:人们永远喜欢“低价”。 拼多多在征战海外市场时更是将其“低价模式”发挥到极致,为了更好的控制供应链,它采用了一种“全托管”的模式,相当于商家既不用操心前端的获客,也不用处理复杂的物流,运营,投流、售后。商家唯一要做的的事情就是按照备货单备好货,生产,再统一发到多多跨境的仓库中。 就这样山东平度市的假睫毛、浙江湖州的童装畅通无阻地发往海外,拼多多今年最重要的传播点就是对外传播自己的全托管模式,“让跨境电商门槛降到更低”。 但等一等,这一切难道不让人毛骨悚然吗?在整条生产链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工厂只需要听从平台的指令按量备货。然后呢?拼多多只会选择价格最低的产品,以保证其“低价”策略。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垄断的变体,通过结构化的优势,倒逼供应链以提供更低的价格,这也是典型聚合效应的负面结果:谁掌握需求,谁就有权重新定义生产链,而其他角色是没有太多话事权的。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义乌做牙刷出口生意,之前生意不算稳定,但利润可控,村镇周围几家竞品工厂虽彼此存在竞争关系,但面对不同客户各有优势。拼多多的出现让大家卷到一个水平线:低价,只有更低的低价,否则会被平台拒收。只有夜以继日的开工,压缩成本,把利润压倒最低,才能获得拼多多的高额订单。 最近,朋友决定把厂子关掉:想赚和从前一样多的钱更累了,毕竟每个牙刷的利润从几毛钱降到几分钱。“厂子和厂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太好了,你价格低,那我更低,毕竟用你的就不用我的” 很多成熟的产业带已无力持续这场拼多多制造的极致内卷游戏,最近,一些源头工厂已经转移到了山东、河北,当这些地区也无力生产后,平台总会找到下一个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持续走低的利润无法支撑生产链的升级进化、新品的研发和创新,以及需要忍受无法承受的工作强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的异化。为了像成吉思汗一样征服全球的消费者,拼多多正在用低价榨干“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滴血。 02 扼杀品牌? 和其他平台相比,拼多多是“货找人”的逻辑,更强调“货”,“货品”的下方对应着“价格”。 从品牌的角度出发,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逻辑。因为品牌不能指望用户不仅在搜索框中打出品类,还可以打出品牌(如洗发水+海飞丝)。大部分用户在拼多多养成的习惯也不是搜索品牌,而是搜索品类,然后找到该品类下的最低价格。 那么,所有品牌商家就需要争夺搜索的结果是否能排到顶部——登上榜首的最好方法就是价格。换句话说,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低价,要么牺牲销售规模。于是应对这个根本矛盾的办法很简单:不需要做品牌,品牌在拼多多是毫无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拼多多仍然充斥着大量的白牌产品。 当然有一部分人会反驳说:经济下行期,“低价”是人民的刚需,沃尔玛就是“质价比”的成功案例,拼多多是新时代的沃尔玛。 但请不要忘记,沃尔玛作为线下零售商所提供的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是一个实体的货架,货架是品牌最重要的展示渠道之一,它增加了消费者看到品牌的机会。消费者在逛沃尔玛时,有充足的时间在同一品类的货架下,看到不同品牌的产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购买场景,消费者被吸引、然后触摸、对比价格,产生消费欲望,或记得一个品牌的产品和logo。(同样是进军海外、打出“一元店”的名创优品绝对是被资本市场低估的,我会后续再写一篇文章更新这个观点。) 以下为消费的购买漏斗模型(The AIDA model) Attention: make the buyer aware of a problem they have 注意:看到、受到吸引 Interest: the buyer becomes interested in solving their problem 兴趣:用户感兴趣产品 Desire: the buyer becomes interested in your solution to their problem 欲望:用户种草 Action: the buyer acquires your solution 行动:用户购买 沃尔玛并没有企图消灭品牌,而是通过实体货架,提供给品牌(新品)展现的窗口,让消费者购买到符合自己消费能力的“质价比”产品。而拼多多是将整个购买漏斗压缩到一个你可能只看到几分之一秒的资源位上:低价是其最显眼的标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拼多多始终需要再提供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当淘宝、小红书、抖音等都在努力通过更丰富的媒介形态和流量方案推动自身生态长出更多更优质的品牌时(不管结果好坏,这是平台很重要的价值)——只有拼多多在企图“扼杀”品牌。 这注定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尤其那些希望拥有差异化产品和建立品牌的商家,寄望于拼多多帮你找到客户、交付货物?不要异想天开了,尽快逃离吧,拼多多也许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而我们越高频次地使用拼多多,就有越多品牌(或商家)因为无法提供绝对的“低价”而消失。 03 真的不考虑社会价值? 2018年拼多多上市之前,融资不顺,大部分投资人无法理解拼多多五环外的故事,很多人一边震惊于拼多多令人乍舌的增长数据,一边质疑其数据造假。投过京东的著名消费投资人徐新曾说过,她看不懂拼多多。 在饱受质疑时,创始人黄峥的态度坚决,拼多多不需要讲故事,“增长”才是硬道理。 理解一家公司最好的途径就是理解创始人,黄峥用极致效率+极致增长为拼多多定下了日后所有故事的基调:这是一家对内对外都无意阐释价值观的公司,它信奉一种极致的功利主义。 鉴于拼多多的这种价值观和整合效率,它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增长,这也是资本市场最容易理解的故事。而在占领全球之后,它也注定会开启第三阶段的增长:大概率会销售自营产品以提升利润,毕竟,它拥有海量用户、海量的搜索行为以及丰富的第三方商品信息。 这些信息足矣帮助拼多多决定:如何为商品定价,如何抄袭平台上那些卖得好的商品的功能,或根据收入潜力或增长空间选择进入哪些产品细分市场——对于这家热衷“增长”的公司来说,高利润几乎是无法抵抗的诱惑。 它的触角会渐渐伸向那些为其供货的商家,利用自身的规模、价格和海量数据发起围剿——就像亚马逊在2010年收购竞争对手的网站diapers.com那样,前者靠把自家的尿布卖出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令对手陷入绝境——毕竟消灭一个对手付出的千万美元对巨头来说不算什么。 即使我们眼下可以从拼多多的低价中受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将面临更低质量的产品和更少的选择——当然,另一种论调会提醒我不要对消费者抱以过高期望,毕竟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产的减少是“低价”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拼多多的低价背后到底需要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代价? 这也是为什么我用“拼多多越好,时代越糟糕”作为标题——拼多多简直是福特哲学的逆转版,福特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让他们买得起自己制造的汽车,推动了中产的崛起,开启了消费的繁荣和品牌的兴盛。 拼多多在反其道而行之的:它通过掠夺性的定价、对内对外的极致效率以及平台的结构优势也许无意之间在扼杀制造业、扼杀品牌、扼杀创新、扼杀就业,更不要提在这个模式下的环境污染和大量低廉物品导致的浪费。 虽然我内心十分期待拼多多能拿出补贴和更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以建立一个良性的生态,但这无疑会牺牲它的短期增长。 历史是一个不断以时间淘洗的过程,洗淘掉坏的,留存住好的,商业组织亦然,为社会提供更多机会、更好的价值观或更多样的审美趣味的公司得以基业长青,只关注自身增长的公司注定速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卓见SeeDifferently

二百多万支持者哪里去了?——“完善”后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仅得27.54%,成为香港区议会选举历史上最低的投票率,连饱受中方攻击的英国统治香港年代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还不如。

旧闻评论:河南人应该接受杨丞琳的道歉

在台湾综艺节目中谈笑风生的杨丞琳,在郑州演唱会上讲了句玩笑话“河南人爱骗人”,已经引起了河南人的内讧。一部分河南人觉得无所谓,他们自认为属于河南人这个群体,但不觉得必须领受针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可惜,这种豁达未能感染其他河南人。‍‍‍‍‍‍‍‍‍‍‍‍‍ 有关杨氏新闻下方的评论区,已经被愤怒的河南IP淹没,声讨之势炽烈不下。河南人开始了维护省誉的行动,他们举报给12345,要求有关部门严惩杨丞琳;河南官媒连发评论,正告杨丞琳谨守“戏子”本分,不要在地域黑的道路上走到底。‍‍‍‍‍‍‍‍‍ 河南人对杨丞琳的围剿,客观上起到了反作用。就在他们严厉斥责杨丞琳不知好歹时,围观的外省人不厚道地笑了。这个事,河南人痛心疾首,可外省人在看笑话,双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忠于省籍所激发的攻击力,并没能给河南人赢得同情之理解。‍‍‍‍‍‍‍‍‍‍‍‍‍‍‍‍‍‍‍ 考虑到河南人在此事中的好斗及其低下效果,建议河南人接受杨丞琳的道歉。一是可以真正地展示河南的中原文明,显示大度的一面;二是优化面对河南地域黑的反应模式,正面反击往往会壮大河南地域黑的声势,而不是相反,可谓得不偿失。‍‍‍‍‍‍‍‍‍‍‍‍‍‍‍‍‍‍‍‍‍‍‍‍‍‍‍‍‍‍‍‍‍‍‍‍‍‍‍‍‍‍‍‍‍‍‍‍‍‍‍‍‍‍‍‍‍‍‍‍‍‍‍‍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河南人越是紧盯杨丞琳不放,要她付出代价,河南人在名誉流失的程度上越是出血厉害。尤其是,用“这是个坏女人、无良歌手”的反击方式,拉杨丞琳的清单,将河南的地域黑转嫁给一名台湾人,只能陷入地域黑的魔咒。 像河南共青团官微的那种狂怒,“老子一井盖夯死你妈”,则完全起不到丁点反击效果,就好像先把自个戳个三刀六洞,除了自证地域黑,根本不能阻吓对着河南人形象吹口哨的人。接受杨丞琳的道歉,是走出反击地域黑无效路径的第一步。 “河南人爱骗人”当然是流行了几十年的刻板偏见,但必须承认,面对“河南人爱骗人”这一刻板印象所宣泄出来的愤怒,反映了集体无意识的某种原型心态。因为关于河南的地域黑,在逻辑上涉入了坚硬的省情现实,而护豫宝在此徒劳地列阵对垒假想敌。‍‍‍‍‍‍‍‍‍‍‍‍‍‍‍‍‍‍‍‍‍ 有必要为杨丞琳所谓辱豫风波提供的背景是,至少今年以来,河南的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不胜枚举,被嘲笑为“河南热搜包年”计划。若再往前溯及郑州水灾时种种,更可见舆论场中对河南(人)形象的反面叙事,哪怕高耀洁医生也不能折冲。‍‍‍‍ 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惜省誉的河南人与抱持刻板印象的外省人,其实共享一种无助心态,那就是现实反复加诸的挫败感。在这种挫败感前,一部分河南人退缩了,退回到对群体的绝对认同的牢笼中;而更多外省人,则在此种刻板印象的阵线前盘桓不去。‍‍‍‍‍‍‍‍‍‍‍‍‍‍‍‍‍‍‍‍‍‍‍‍‍‍‍‍‍‍‍‍‍‍‍‍‍‍‍‍‍‍‍‍‍‍‍‍ 颇有意味的是,河南人在反驳地域黑时,除了直接谩骂,还会列举河南的文化标签与历史沉淀。但后者效果存疑,不是因为地域黑对河南没有认识盲区,而在于若以现实为参照,人们强烈认为河南人这个群体停止了更新,所谓中原文明是被掏空的空壳。‍‍‍ 假如存在着一种有效反击地域黑的方式,那就是改造现实以呈现中原文明在河南有活的延续——今日之河南不似昨日之豫省——据此证明河南(人)没有生活在古代文化想象中。毕竟,地域黑是现实评价的叠加,破除地域黑的唯一方法是证明此地域不黑。 面对杨丞琳的道歉,虚怀若谷地接受之,是证明河南地域“不黑”的最经济方式。既然以中原文明的继承者与守护者自居,这也是用文明说服外省人放弃地域黑的最好方式。而全省媒体声讨,大量河南IP在舆论场中凌厉出击,恰与这种理想模式背道而驰。‍‍‍‍‍‍‍‍‍‍‍‍‍‍‍‍‍‍‍‍‍‍‍‍‍‍ 设想一下,如果杨丞琳因为郑州演唱会风波折戟大陆演艺市场,必会加深而不会改善地域黑,对河南形象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到时候,外省人会将杨丞琳禁演看成河南无改现实,地域黑不知自省的新证据,一个可怕的河南形象只怕更加广布。‍‍‍‍‍‍‍ 放下在杨丞琳口误一事上的复仇心态,是许多河南人走出被羞辱心态的必要步骤。不只是河南,所有被地域黑笼罩的群体,最聪明的反应是恢复个体自尊,拒绝将群体认同绝对化,在人道、人性等文明范畴展露积极的道德探索,有意愿有能力改造现实的省份,不惧地域黑。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三位医生

2023年12月10日,高耀洁医生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6岁。 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缅怀这位医生。 高耀洁医生于2009年8月到达美国。当天晚上,她发电子邮件给朋友说:“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但这个心愿,最终没能实现。 高耀洁医生的遗嘱是,去世后不留存墓地,不留骨灰,实施水葬,将骨灰与她丈夫的骨灰一并洒入黄河。 期望她的这个遗愿,能顺利实现。 高耀洁医生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医生去世了,有人悼念缅怀,也有人在骂她。“卖国贼”,是我今天看到最恶毒的评论。 这条评论让我有一种被扎的心痛,还有心寒。 网上有关于高医生的诸多争议。无疑,高耀洁医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她坦荡,纯粹。在到美国以后,高耀洁医生从来不与海外任何组织为伍。她只想保持自身清白,害怕被人利用。除了伏案整理书稿以外,高耀洁医生的一个爱好是种花,她说,“花不会诈骗、拉帮结派、阳奉阴违。” 在遗嘱中,高耀洁医生也特别强调:“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这是一个干净的人,像她的名字一样:高尚、荣耀、纯洁。 9个月以前,2023年3月11日,蒋彦永先生去世。三年以前,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先生去世。 与高耀洁老人一样,蒋彦永和李文亮也都是医生。蒋彦永先生因二十年前的那场SARS闻名,李文亮先生在三年前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我之所以在今天的文章中一并写到这三位医生,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某些重要的时刻,说了真话。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医生说假话,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专业领域说假话,是会死很多人的。 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也未必完全正确,但真话一定是说自己真正相信的话。 因为有太多的人满嘴谎话,一本正经地说着连自己不相信的假话,所以说真话就显得尤其珍贵。 高耀洁医生说:“我觉得一个人不讲可以,但一定不要说瞎话。” 蒋彦永医生说:“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李文亮医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句警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世上本没什么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平凡人的挺身而出!高耀洁、蒋彦永、李文亮就是这样的凡人英雄,他们曾经用善良和正直发出的光,温暖这个世界。 他们值得我们崇高的敬佩和深切的缅怀,他们应该被未来的人们铭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世界上为什么只有四个考公大国

上两个月有个热搜,国考过审人数首次突破三百万人大关,近三年增幅巨大,近五年国考的报录比都大于60:1,如今更是达到77:1。 前两天还有个热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四地省考结束后,不少考生慨叹题目是变态难度,热搜里包括“浙江省考比国考还难”“江苏省考酣畅淋漓地蒙题”“山东省考一考一个不吱声”等话题。 报考人数越多、越热门,就会越卷,为了拉开相对差距,难度就会有所加大,这是趋势。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考公还会继续热下去。“吃公家饭”从古至今都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热”只是时代特例,而且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即使是互联网经济兴起和勃发的时代,考公和考编仍然是大多数父母心目中的就业首选。这两年就更不用说了,父母依然如此,孩子也主动投身其中,因为几乎别无选择。我一直觉得“上岸”这个词特别恶心,不过我能理解人们“上岸”的狂喜。 世界上真正的考公大国并不多。如果以公务员人数来说,美国当属第一,但美国公务员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收入不算高、加班相对多、民众要求苛刻,而且不是铁饭碗,所以一直都不算热门工作,大学毕业生很少会干这个,名校生更不可能。真正热衷考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四个,另外三个是俄罗斯、印度和韩国。 与中韩同处东亚的日本,情况有些不同。这几年考公遇冷,政府简直是求人考公务员。日本公务员的收入其实相当不错,但年轻人都嫌弃太累,因为民众要求高,所以经常挨骂(尤其是窗口部门),完全没有职业成就感。2021年,日本有1.431万人报考公务员,比2020年减少14%,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俄罗斯考公非常热门,而且相对其人口来说,体制内人员的数量可谓一再膨胀。按照前几年的数据,十个俄罗斯人就要养一个官员。 早在苏联时代,体制内就很吃香。因为苏联过度倾斜重工业,消费品一直不足,加上计划经济掣肘,所以物资匮乏是常态。普通老百姓买什么都要凭票排队,但公职人员则可享受各种单位福利,实在不行还能走后门插队。 到了俄罗斯时代,走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只是前苏联官僚主义的延伸而已,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俄罗斯公务员在工资和福利层面仍然远远高于普通民众,公务员平均工资甚至是全民平均工资的两倍甚至接近三倍之多。就在今年十月,俄罗斯公务员又加薪了,幅度是5.5%,同时,俄罗斯国家机关的非公务员雇员(也就是人们最熟悉的“临时工”)也享受同样的加薪幅度。当然,这个加薪有点搞笑,官方说法是要让公职人员的收入跟得上经济增长,但俄罗斯的经济压根没增长,发到手上的钱多了,只是因为通胀太厉害,货币贬值也太厉害,钱越来越不值钱,不多发点,公职人员不够用,不够用就会不高兴。 除了工资和奖金之外,俄罗斯公务员还有大量隐形福利,社会地位可以确保家人的各种方便,权力寻租带来的收益更是惊人。2010年,有调查机构对“统一俄罗斯”党4500名后备干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当公务员的人首先考虑的是通过自己的职位为自己谋利益。46%的受访者表示,想当公务员的主要考虑是可以有“灰色收入”。 公务员人数的庞大,并没有带来国家治理质量的提升,甚至排名靠后。关键时刻更没有用,比如去年俄罗斯到处征兵,大批男性公务员选择直接逃跑到外国。莫斯科市长办公室最惨,有部门一个月就没了30%的男性公务员,直接辞职的还算有交代,更多人休个假就再也不回来了。俄罗斯足协的公务员最好玩,本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差,然后集体逃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了。 早在2011年,俄罗斯的民调就显示公务员排名热门职业排行榜首位,有42%的民众认为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16%。医生、IT人士和律师等专业工作,都排在公务员之后。 其实前些年,俄罗斯也曾打过削减公务员工资的主意,以应对经济困难,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公职人员是俄罗斯政府最大的基本盘。削减公务员工资的背景,更是此前连续多年的加薪,相当于股票涨了几倍之后回撤了10%,还真的不算啥。而且即使再怎么削减,年轻人还是会考公,因为相对普通民众来说,公务员的收入仍然稳定且高。 大概是2011年时,梅德韦杰夫曾说俄罗斯年轻人爱考公说明国家腐败,“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有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付的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他还说“为了成功,企业家需要10年、20年、30年的艰苦努力,要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才能把生意做好。青年则在公务员身上看到了可以不费力气快速取得成功的榜样。他们的想法是走上基层岗位,受贿几次,然后就可以睡安稳觉。但按一般规律,收受贿赂一事是不会自己主动停止的,只要没有被人抓到,只要还在体制内,收受贿赂的习惯可能就会伴随其一生。” 这当然是实话,但显然谁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自苏联时代开始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低效,加上公务员人数庞大、人际关系复杂,这些毛病都延续到了俄罗斯身上。 有人说,俄罗斯存在一个现象:人们都很讨厌政府官员,认为他们腐败低效无能,同时又特别希望自家孩子能成为公务员,因为公职人员的身份可以为自己家庭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医疗卫生、交警和教育是受贿最严重的三个部门,其他领域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地域来说,莫斯科政府官员的受贿状况远远比其他地区严重,而且它完全公开化。 即使是那些有心创业的年轻人,也会先考公,干上几年,一方面积累人脉,一方面积累“原始资金”。他们的创业方式,当然也少不了打点好政府部门,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相比人口较少的俄罗斯,如今已成为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考公热是因为年轻人太难找工作。 从GDP来说,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近十年来,印度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在20%之上。2022年,印度15-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3%。印度今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受过教育的青年失业率达18%,相当于2400万人。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摆路边摊是常态。 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的毕业生有将近一半(49.7%)“无法被雇用”,即便是印度最热门的科技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也仅有六成左右属于“能够聘用”的程度。 印度公务员考试(CSE)的难度号称世界第一,每年有大约100万人申请,最终只有不到1%的人入选。当然,公务员也是印度年轻人最喜欢的工作,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住房和医疗等福利都很不错。 韩国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100位开外,但人口数量排名世界前三十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重要的经济国家和多人口国家,它的考公极其疯狂。 作为东亚国家,韩国受儒家影响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有深厚基因。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原因。 韩国有许多“考试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体宿舍,房间宽度还不到一个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厨房等只能公用,环境十分逼仄压抑。有些人在这种环境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脱产备考公务员。韩国人有“四当五落”的说法,认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才可能考上,睡五个小时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经是“人中之龙”,考五次甚至七次结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 因为考试的人多,考题也就越来越难,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答完试卷。大量题目完全没有现实意义和逻辑,完全是脑筋急转弯类型。 这么多人考公务员,而且一考就是好几年,对韩国经济当然有影响。韩国政府的对策是削减公务员工资,韩国公务员的整体薪资只能算中上水平,远远比不上大企业。许多地方还推行淘汰制,比如不能胜任工作的公务员,可能会被派到街上捡烟头。当然,许多中国基层公务员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要干的类似事情其实比韩国人多多了。 即使如此,韩国年轻人依旧是考公没商量。毕竟公务员社会地位高,育儿假多,去银行贷款都是优质客户,各种福利补贴也还不错。而且,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财阀主导的阶级固化已根深蒂固,考公务员的选拔过程再难再变态,也是相对公平的,是寒门子弟唯一可以凭借努力实现的目标。 韩国的社会阶层固化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想去大企业,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韩国三大高校的背景。但三大高校又优先录取本地生源,比如首尔大学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首尔。换言之,大多数非大城市的孩子,从出生就已经输了。韩国高考的卷也是惊人的,小学生学完高中课程早已是常态。 在这种状态下,寒门子弟在考试院里呆几年,希望自己能考上公务员,是唯一肉眼可见的目标。 韩国政府一直担心的是,韩国会成为“公务员之国”。虽然公务员必不可少,但它始终是一个支出型工种。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成本过高,就肯定是举国的负担。但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他们别无选择。 公务员只是一种工作,考公当然没有问题,但一个国家成为考公大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背后都有社会问题存在。 有俄罗斯学者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模式中,“体制内”会被视为最靠谱的职业,因为政府是最大的雇主,甚至是唯一的雇主。但这样的模式,显然并没有好处。 文章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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