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醒來,驚聞方流芳老師逝世。 網路圖片 可能很多人並不是很了解方老師。不過,在我心中,和江平老師一樣,方老師也是一位很有風骨、很受尊敬的法律學者。 在這裡,摘抄去年8月以來他在微博上發表的一些言論。透過這些言論,我們大致可以看到方老師是怎樣一個人。 網路圖片 2023.8.7 暑假期間,世界各地的華人攜子女去哈佛觀光,早已是一道風景線。看看哈佛銅像的靴子被撫摸得有多光亮,大致可以計算出每天來訪的中國遊客。不過,那裡從不需要預約,出入哈佛學院的Johnson Gate永遠開放,無人看守 ——這也許是公立和私立的區別之一吧。 2023.8.8 法治的第一步就是政府必須受自己制定的規則約束,而任何規則的合憲性又都是普通人在法庭上可以爭辯的問題。走不出這一步,很難啟動運動之治到法治的轉變。 2023.8.10 清查醫藥腐敗,舉國歡呼。如果不是等到積弊成山、深固難徙的時候,再出手撼動,百分之九十的損失都可以避免——即使豁免醫療事故的賠償責任,一元回扣,給國家和個人造成十元直接經濟損失是不會誇張的——放任不僅是人禍之源,而且把人禍的危害放大了若干倍。 2023.8.16 中國要整治醫療腐敗,起點就是:官員與平民就醫機會平等;中藥與西藥按同一臨床標準評估、統一招標和投標;主治醫生的收入、待遇至少與處級官員持平。 2023.8.29 在電視新聞看到了大批從緬北營救回國的被裹挾者,詐騙的手法好像就是一個改良版的「賣豬仔」。這些同胞在何種程度受騙、受裹挾,他們在參與詐騙的過程中,有過痛苦的內心掙扎,還是腦子已經被「想贏就要拼」、「心狠才能發」之類的口號格式化了? 口號是一種強力洗腦劑,人們會從口號中發現屈服、適應羞辱、告密、檢舉親屬、殺熟和虐待他人的正當性——「活下去比什麼道理都強」。口號讓人放棄思考,用苟活代替倫理,這是很可怕的墮落。回顧華人移民史,凡是華人移民始祖所到之地——馬尼拉、巴達維、加里曼丹、古巴、洛杉磯、緬甸、泰國、越南——幾乎都發生過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2023.9.1 援外項目往往是腐敗高發區,而且追查難度極大;會計、審計規則的差異,外交政治主導的債務豁免,「不可抗力」以及保險理賠信息不公開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沒有人能看明白援外財務是否合規。 2023.9.2 缺乏批判思維,主要原因是缺乏表達自由。由此產生兩種人格: 其一,杠精,也就是所謂「反駁型人格」。他們最初聽到那些讓自己反感的、來自「權威」的話,即使罵在心裡,臉上還在裝笑、點頭,還在一本正經記筆記。久而久之,假裝順應的身體語言就會弄假成真,讓人放棄思維和表達。但是,一旦進入說話「無後顧之憂」的場景,長期壓抑的抬杠本能就被激活了,杠精的語言特點是反問句主打,沒有敘事、不講邏輯,一個反問句戛然而止——他們似乎是在通過抬杠補償自己的人生損失。 其二,「歌德」。文革期間,不少人熱淚盈眶地呼喊口號,跺腳、踢腿、揮臂、唾沫飛濺,那都是「歌德」荷爾蒙驟然上升的表徵。其實,這與在古代的唱和、磕頭、山呼「吾皇萬歲」都是一個路數。「歌德」的深層結構是站隊思維,在「好得很」還是「好個屁」之間選邊站隊。 思維和表達都是能量,一旦受到壓制,能量催生「反駁型人格」和「歌德」精神的潛移默化的力量也就不奇怪了。 2023.9.2 體面的大學都非常珍惜自己不可複製的財產——傳統、聲譽,那裡的錄取名額供不應求是一個不可改變而令人不快的現實,儘管如此,它們也決不會通過「橫向聯合」、「品牌特許經營」等方式進行擴張。大學畢竟不是星巴克、肯德基、麥當勞、君悅酒店之類可以通過品牌特許經營而賺取快錢並滿足市場需求的行業。 2023.9.21 如今,網路上針對知識分子的語言暴力、仇恨言論已超過文革。「叫獸」、「專家」、「公知」已成一種公開的污名化。即使在文革期間,「臭老九」也不是一個公開的稱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人們心有不滿,不滿需要宣洩,而把一盤散沙的知識分子作為宣洩對象是不會有任何風險的。 2023.10.4 許家印雄辯地證明了博主20多年前講課提出的一個命題:成為債務人是一種強大的優勢,它代表了債務人轉移風險和綁架債權人的能力,這是從法律本身永遠無法得到解釋的能力。法律解決不了政治問題。 2023.10.6 (「搞科研」)每年都有億萬資金用來「搞科研」。人文社科類的「科研」與命題作文一模一樣,出錢的人定下題目,成百上千有志之士蜂擁投標,證明自己是命題作文的最佳寫手。這種「成果」能否區分優劣,姑且存疑,出錢的人若捂住口袋,等「成果」面世,有讀者、有影響之後再獎賞,也比事先付款訂購命題作文稍微靠譜一些——古往今來,世界上沒有一篇傳世之作是贊助人事先付款「搞」成的,以後也不會有。 房地產買賣與抵押貸款,現有合同紕漏百出,也不知是否通過招投標渠道選定。如果政府拿出一百萬「科研經費」,讓有能力草擬合同的律師競標,雖然也會有種種弊端,但比事先付款定購命題作文肯定要合算一些。 2023.10.9 在「淘寶」搜索一下,還能找到一些有關恆大的書籍,如:「恆大傳奇:解密許家印」,張守剛著,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恆大之騰飛」,方誌遠著,廣東經濟出版社;恆大許家印:苦難是我的財富,郭弘文、徐亞輝著,台海出版社;許家印,內部講話,孫琦著,新世界出版社….,想到這些書很快會成為禁書,就像許家印的名字會從校友名單剔除一樣,忍不住下單買了幾本。儘管這些書籍都是自我吹噓或肉麻吹捧,但還是保留了獨一無二的、不可複製的信息,任其隨著人事消亡而湮沒是一個會讓人惋惜的損失。 2023.10.9 許家印是一個熱衷政治、欣賞個人崇拜的企業家,與中國公司始祖的趣味迥然有異。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移民在東南亞創建「蘭芳公司」、「大港公司」、「義興公司」、「十三條公司」、「義福公司」…..,都是民間力量的聚集,它們總是遠離殖民當局,而它們一旦與殖民當局合流之日,就是末日來臨之際。 為什麼政治和商業總是纏繞在一起?為什麼商業公司的發展走不出「官商合流」這樣一條「西風瘦馬」的千年故道?儘快我並不贊同「一刀切」、一個模式的「政企分開」,但「政企分開」的話語至少可以成為一個研究的支點。 可是,「政企分開」流行一陣之後,如今又有許老闆的一句擲地有聲的大實話「恆大的一切都是D給的」,實際上這話不過是「雨露雷霆,皆為天恩」的翻版而已,但確實生動。 2023.10.9 現有的商品房預售合同將購房者置於任人擺布的地位,購房、面積計算、貸款、物業管理在交房前都由賣方單獨決定,購房者無從發聲。連法律服務也是單方的,購房者個人處於單獨或聯合都無法聘請法律顧問的狀態。沒有什麼比這種名為「合同」的單元房買賣更為冷酷、露骨的綁架了。 2023.10.10 在「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有一種生存本能:每當一個與自己沾邊的人被「打倒」之後,同事、鄉鄰、同學立刻與他「劃清界限」(摘清自己)、「反戈一擊」(選邊站隊);對倒下的人不踩一腳、不啐口水,絕對屬於季羨林所說的在「公有制單位」很難找到的義人。許家印「博導」、教授、「傑出校友」落馬之後的遭遇再次證明了以上現實。教育校友知恩圖報,宣傳「一生一世F大人」,言說者自己都不信。 2023.10.11 王立軍、賴小民、許家印……「教授」、”博導”群前赴後繼,究竟傳遞了什麼信息? 文革之前,再不顧體面的大學也不會把一個官員、一個商人聘為教授,再貪圖虛榮的官員、商人也不會欣然接受「教授」頭銜(那時沒有「博導」)。如今,跨界「教授」、「博導」層出不窮,而院士卻被禁止發表跨界「學術觀點」,如此矛盾的政策又意味著什麼? 倘若還有王國維、陳寅恪、顧炎武這樣難以割捨傳統的「遺民」在世,他們會有何回應? 2023.10.12 如果哪個高校能寫出一份中、英文雙語的教授聘用合同,把包括「末位淘汰」、「不當言論」之類的懲治措施說明白,那一定是大學治理的一個奇蹟。可以斷言: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一奇蹟不會發生。 現在的大學管理者,多為文革後期的紅小兵,該讀書的時候,他們都在寫大字報、寫「小評論」,稍有出息就開始抄襲,抄襲成名就充當「筆杆子」了。紅小兵比紅衛兵的靈魂更為空虛。 2023.10.14 讀完「恆大許家印」和「許家印內部講話」,發現兩本書都是同樣的體例,每章開頭都是用長方形框摘出一段許家印語錄,然後,圍繞語錄展開詮釋,而詮釋沒有一丁點兒推理、分析、建構、解構,都是宣揚語錄帶來奇蹟、用個案證明「精神變成物質」的道理,與最粗糙的見證神跡的聖經解讀是一個套路。許家印1958年出生在一個無神論國家,讀小學就開始了文革,當時的小學課本絕對排除了宗教影響。那麼,這樣的文體、寫作套路來自哪裡?我以為,還是來自牽動億萬人說話、寫作習慣的「活學活用」文體。 從1969-76年,「活學活用」文體曾經是最為流行的範文,如:「用MZD思想指導針灸」、「用MZD思想指引養豬」、「用MZD思想戰勝棉鈴蟲」、「用MZD思想指導計劃生育」等等,都曾經耳熟能詳。語錄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最後又帶來立竿見影的「物質」改變——各行各業、男女老少都在重複同樣的故事,「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就是用這樣的套路創作他們的「處女作」,一發而不可收拾。 如果進一步解構「恆大許家印」、「許家印內部講話」的句型、常用詞,可以發現:(1)構成中心意思的文句,都是「要如何」、「一定要如何」、「堅決要如何」、「必須要如何」……,這是文革流行的「表決心」體;(2)簡單搜索一下,文章使用頻率最高(待證偽)的單詞是當下流行的正能量辭彙——「拼搏」,這大概算是「與時俱進」了;(3)文革期間,還有一類「鬥私批修」文體,那就是自我貶抑,用以襯托偉大精神,現在「寫檢查」的時候還有人用。 鄧小平說:「教育失敗是最大的失敗」。這話讓我思考了許久。我的領悟是:問題出在迫使人們放棄思考的、「範文」一統天下的語言環境,每個人都在「自覺」地篩選文字,只把那些可以轉化為「正能量」的文字放上檯面,可對人言的書面和口頭語言都充滿了文飾。於是,思維與表達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話語權」也就註定成為一句說了玩玩的笑話,這是幾代人的宿命。出路在哪裡?看來,還是要認真思考鄧小平以上那句話,並且記住每個家庭的長輩的教誨「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2023-10-18 這幾年,流行硬氣說話,諸如:「應管儘管」、「應封盡封」、「應關盡關」,而所謂做事決斷就是不惜代價、不留餘地,沒有商量。 如今,規章禁止「校外培訓」,好像學校教育已盡善盡美,能夠滿足不同學生的所有需求。學生、家長不滿學校教育,但他們毫無怨言,自費補強,這是多麼通情達理的人民!如今,這也「非法」了。然而,古今中外,校外學習是任何禁令都無法阻攔的,受損害的只能是那些經濟條件比較一般的學生,他們無法承受高昂的培訓費——保守估計,京城一個高中生的課外學習費用大約是每月1.5萬元。禁令一出,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一對一培訓」翻倍漲價。可以預見:禁令只會推動更多的人去海外讀書、擇機移民,正是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收起 【當天補評】國內高等教育人為地不能滿足學生們的需要,那就只能海外求學,甚至經濟能力不足以去歐美日的家庭,還可以考慮泰國、馬來西亞等相對便宜點的國家。 …… 方老師的微博上,有很多內容。限於篇幅,這裡不再摘抄。感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方老師千古。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憲跬刑辯
王和岩,財新傳媒主筆,業界人稱「三姐」,部分原因是歲月讓她到了「大姐」的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對她的業務、人品的認可和尊敬。在「調查記者」日漸稀缺以致可以成為招牌的今天,她始終保持著一貫的低調,從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聞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報道、武長順系列報道,每一篇都體現著記者的價值,獨家、獨到。 人生總會有順流、逆流,是什麼支撐著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聞是青春的職業,她如何讓自己的「開花期」持續了20多年?每一篇獨家報道的背後,又有怎樣的堅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認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前媒體人劉萬永對話財新傳媒主筆王和岩,聽一聽一位調查記者的熱愛、困惑和希望。 01 做調查記者契合我 對這個職業的熱愛 劉萬永:你在甘肅當了10年公務員,後來怎麼當了記者? 王和岩: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肅隴南地委黨校。那個年代,黨校是很邊緣的一個單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報到的第一天,教務處用的布沙發,硬得像鐵一樣,據說還是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 硬體條件差是其次,關鍵在於無所事事。我剛參加工作,對未來還是滿懷信心的,迎頭撞擊的卻是無比鬱悶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職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雜誌當記者,歷經輾轉,2001年5月到《中國商報》,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財經》雜誌。2009年參與創辦財新。 劉萬永:為什麼要選擇記者,而不是創業?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對淘金沒概念,我最愛乾的工作就是做記者。 我對記者最早的認知是在高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來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學,有很多來自大城市的教師。1985年9月10日第一個教師節時,學校要表彰這些老教師,要求給每個先進教師寫篇小傳,我寫作文還可以,就被挑上寫其中兩位老師。 寫小傳就要了解人家,要採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絞盡腦汁去編,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據。 採訪的過程讓我感覺很快樂,寫起來也很順利。 後來跟語文老師彙報,我還得意洋洋地說,我把問題都提前寫在本上,再去問他們。老師說,你這樣不對。但我這個人比較膽怯,也不好意思問為什麼不對。 後來看電影《十字街頭》,趙丹扮演在報館工作的老趙,他去採訪,想不起問題來回翻採訪本,很笨拙的樣子。可能老師覺得我像那個人一樣很笨。 劉萬永:你覺得你真正的記者生涯是從什麼開始的? 王和岩:《中國商報》吧。雖然在雜誌時也採訪過,但那時候主要是做編輯,寫的稿子基本是隨筆。到《中國商報》以後,才有了比較合格的新聞作品。 有一年,內蒙古金川酒業在北京開新聞發布會,說他們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壽,還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來研究,覺得很多說法沒法自圓其說。 比如,他們說喝了啤酒的那一組小白鼠,壽命比其他沒喝的長。可我覺得從小白鼠到人,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後來我又採訪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都很懷疑:有醫生說,酒精對人體有害無益,這是公認的結論;還有專家說,如果是在靈長類動物身上試驗,取得這樣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還近一點,從小白鼠一下類比到人,缺乏足夠的科學驗證。 材料里附有一份實驗報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電話找到那家研究所,對方說報告只是對樣本進行了分析,樣本來源他們不管。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結論。後來,我寫了一篇報道,表示質疑。後來對方找到我,承認報道沒問題,但希望不要再報道了。 劉萬永:你去當記者,特別是最初的那些年,會不會有各種不適應,有沒有後悔過? 王和岩:我進入記者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很厭倦公務員的工作,我很不喜歡那種生活方式。在機關,普通小職員唯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觀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務性的工作,沒有創造性,很乏味。 作記者,可以對社會發言,可以滿足你內心最樸素的正義感。記者這個職業捍衛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有公共關懷,也有啟蒙作用。每發表一篇稿子,無論干預現實還是記錄歷史,或者兩者兼備,都讓你感到它有價值和意義。這是公務員生活所無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編輯,不是一開始就做高強度的突發報道和調查報道,也就沒有太多出稿的壓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這個行業充滿了熱情和新鮮感,覺得採訪特別讓我快樂。 在《中國貧困地區》雜誌時,要去特別窮的農村採訪,因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會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覺得特別興奮。 後來,我在《中國商報》專門做調查報道,經常出差。一位副總編曾半開玩笑說,來報社的人,只要是看著像上訪戶的,就是來找我的。因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願意做那種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題,我倒是挺喜歡做。 那個時候我頻繁出差,樂此不疲。記得一個同事說,感覺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熱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裡面了。其實我自己反而渾然不覺。 劉萬永:怎麼就一步步走到調查記者了? 王和岩:我明確知道調查記者這個詞是2004年。當時我也面臨著一些職業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輕的記者,和我同齡的很多都要做編輯了。 那時候讀了展江老師的書,了解到原來在西方國家,調查記者是新聞職業裡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飯,西方很多調查記者白髮蒼蒼依然還在一線做調查,很敬仰他們 我不是一個在寫作上有天賦的人。做調查記者,要求一個記者要很踏實、很執著、很專註,可能對寫作要求不是那麼高。我覺得這個比較契合我對職業的熱愛,就想去做調查報道。 02 要坦率地告訴採訪對象:我需要你的幫助 劉萬永:很多記者會焦慮,沒選題時焦慮選題,有選題時焦慮怎麼做。你焦慮嗎? 王和岩:我不是一個想的特別遠的記者,比如說拿到一個選題我不大會先想怎麼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遠的事情,只想眼前怎麼找人。 面對一個選題,要是坐在家裡想,可能永遠都想不出來。還是要走出家門,到現場去;拿起電話,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偉案中案》,就是一點一點跑出來的。 2006年4月下旬,《財經》雜誌刊發了《程偉案中案》,這是我入職《財經》後發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會計程偉,涉嫌貪污、挪用6000萬元公款和執行款。2005年夏天,程偉出逃,引出1949年以來中國司法領域涉案金額最大的腐敗案,並連環牽出檢察機關反貪官員受賄大案。 這篇一萬多字的調查報道,起源於一則特別模糊的傳聞:《財經》的一名編輯聽人說,「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們那邊有一個會計,把執行款挪用了6000萬,跑了。」 這個題最後派給了我。編輯安慰我說,我們在天津沒有任何資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壓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門,就像拼圖一樣,一點一點搜集、確認信息,終於摸清了情況。 最初,我通過朋友了解到確有其事,但有關部門明確說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輾轉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對方一聽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頭搖得像撥浪鼓。幾經寒暄,對方答應說幾句話,好讓我回單位交差。 了解了大體案情後,尋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經聯繫,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答應見我。說明來意後,他面露難色,一味東拉西扯,跟案情有關的話一句也不說。三個多小時過去了,仍一無所獲,我只好起身告辭。這時,他小心翼翼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有兩個人名:程偉、劉曉環。「這是涉案的會計和出納,我能幫你的只有這個。」 採訪終於有了實質性突破。 劉萬永:記得你採訪時偽裝了一個身份,但被採訪對象識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聽採訪對象說程偉好像在天津開發區某小區有棟別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決定去那裡碰碰運氣。我裝作買房人,程偉的別墅前轉時,一名男子來開房門,他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是替老闆來看房,他問老闆是做什麼生意的?我看著米色的牆隨口胡謅:「做塗料的。」 這個人自稱與程偉認識多年。聊天中,我獲得了程偉出逃前後的一些情況。 過了兩天再聯繫,他推說自己很忙,感覺比較抵觸。我試著堅持:「我還是想再和你見面討論下買房的事。如果下午沒時間,晚上也行。」起先,他說沒時間,我都不抱希望了。誰知他又說,五點鐘給你打電話吧。 後來我們在酒店咖啡廳見面,寒暄後他突然說:「你是記者吧?」 我一下子心虛了:「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他盯著我說,「感覺你不像買房子的,更像是記者。」 我決定豁出去了,說:「對不起,我是記者。我為此前所說的假話向你道歉。」 我解釋,約他見面第一是為了工作,第二自己沒有做壞事,第三不會傷害他。之所以沒有說出真實身份,是怕他有顧慮不肯說。 一番說服後,我心一橫,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但也尊重你的決定。」那時,真有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 他笑了:「其實,你告訴我你的真實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這麼大的事,不是程偉一個人的問題。」他又介紹了一些程偉涉案的情況,並稱共有11人涉案。 後來,經過不斷的找人、採訪,終於落實了11名涉案者個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劉萬永:我們常說記者怎麼去突破,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有幸運因素的。 王和岩:對,是有幸運因素。但還是應該儘可能真誠對待別人,比如他問我是不是記者,我告訴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訴他是記者,對方會問,你不是記者問這個幹嘛? 實際上,你告訴對方真實身份以後,對方反而會對你放心。最壞的結局就是拒絕你。如果對方不願意說,一方面要理解對方,另一方面還是要儘可能說服對方。 劉萬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說,採訪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終於承認這也不是他的原創)。也有人說,世界上有兩件事是最難的,一個是把別人兜里的錢拿出來,還有一個就是讓別人把不願意說的話說出來。你是怎樣讓你的採訪對象開口說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現場,和採訪對象見面,不要試圖在電話里說服對方。 我不是一個善於當面拒絕別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覺得一個人去當面拒絕另外一個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礙,不像電話里說可以立馬掛了。 我很少在電話里說服對方接受我的採訪。因為如果對方不同意跟你見面,你就沒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採訪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個是我要找到你,第二個就是告訴你我的誠意。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樣,距離案發現場最近,你就最有可能獲得關鍵信息。 另外,不要諱言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幫助,但又不願意講。我會直截了當告訴採訪對象,我在這邊採訪,很不順利,因為我是第一次來,也不認識人,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 像這種開誠布公地求助,我是沒有心理負擔的。有時,也需要讓採訪對象了解記者這個職業對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與價值,因為樸素的正義感,人皆有之。 劉萬永:做記者,除了你的這種突破,韌性、抗壓性也很重要。財新關於谷俊山的報道,應該是你採訪時間最長,定稿後等待時間最長的報道了吧? 王和岩:一開始,你並不知道這個事情裡面水有多深,料有多豐富。只是憑直覺和簡單的判斷,選題重大。隨著採訪的深入,神經會越來越興奮。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這個題能做出來多少。 動身去濮陽的時候,我確實比較忐忑,我對部隊系統很陌生,去的時候還是有畏難情緒的。編輯說,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當時焦慮到什麼程度,剛到河南濮陽,打車去酒店的路上就問司機:你們這好像出過一個將軍?他說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說對,他有個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兒嗎?他說,東白倉村。 我一下子就覺得不像一始那麼茫然了。隨著不斷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東白倉村,我看見幾個村民站著聊天,就過去問了,一聽說我打聽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幾個人的神情一愣,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是北京來的記者,為什麼強調是北京來的?我想讓他們明白我不是當地的,他們就有一種信任感。而且那麼遠跑來,可見對這個事情有多重視。 他們說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記者證給他們看。一個村民說,你跟我來,我就跟在他後面,在個小衚衕裡面拐了幾個彎,然後拐到他家,另外兩個農民後來也過來,給我講了谷三的一些劣跡。 劉萬永:那個稿子最後刊發也是等了很長時間,中間有沒有這種很焦灼的心態? 王和岩:也有,一開始舒立說這個稿子先放一下,我原來就想著是一兩個月,沒想到是一年。期間,我不斷打聽谷俊山案的調查情況。 我一開始做調查的時候,這個案子前景並不明朗,雖然他的職務被免了,但人還可以自由活動,會客見人都沒什麼問題。 當時,官方對他的調查實際上是有一個博弈的過程。在漫長等待的幾個月里官方對谷俊山的調查由最初的軍隊內部處理,逐漸變成有中央紀委參與,直至轉向司法審理。 那時候,我不斷找人打聽,有一點消息就趕快給編輯部發郵件,讓財新編輯部知道刊發這篇報道的風險在不斷降低。 等的過程中也在完善內容。比如涉及釣魚台5號院的部分內容,就是後來不斷完善補充的。 03 做新聞需要一種執念 劉萬永:做記者這麼多年,你覺得你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王和岩:劣勢是不善於隨機應變。很多記者很機智,別人一質問,立馬就能想出一套說辭,把對方糊弄過去。我基本上是實話實說,或者部分實話實說。 優勢可能是我對職業的執念。我特別愛看兩種題材的視頻,一種是考古發掘,我覺得像做調查,過程充滿發現,充滿奇蹟,充滿讓你驚奇的東西;還有一個是警匪片,我覺得特別好玩,特別刺激。 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鬱悶,但做記者會帶來很多生活的快樂。庸常的人生需要新聞給予的快樂。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沒有實現,我想調查監獄黑幕,還有就是走私、販賣軍火這種隱秘故事。故事越隱秘,陰謀越幽深,對我越有吸引力。 劉萬永:回想我自己的報道,平衡、剋制方面可以說沒啥問題,最大的問題可讀性差。你有沒有反思,自己的報道在文本上有沒有問題? 王和岩:當然有了。我經常做一些法制報道,涉及大量的法律術語,寫得比較硬。那種法言法語,我會儘可能通俗化、簡潔化,變成自己的語言。 但是我跟編輯還是有些不同意見,編輯認為我們做的報道都是高對抗性的,當你對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語言進行改寫,力圖用公眾能聽懂的語言闡述,可能會面臨比較高各種風險。編輯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認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較偷懶的行為,我還是希望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之上,儘可能用簡潔通曉的語言去表達。當然,準確是第一位的,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可讀性要讓位於真實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喧賓奪主。我們做的很多選題比較重大,細節過多會沖淡主題。在主幹清晰的基礎上,增加一些細節,增強可讀性,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每家媒體都有自己的受眾,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讀者,只能吸引目標讀者。 作為一個記者,對文字的追求應該是無止境的,但還是要認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時候你只能承認現實,就吸引這一部分讀者。 劉萬永:你說的對抗性,一是採訪本身,二是報道發表後可能有人找你公關,甚至引起訴訟。你這麼多年有沒有打過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過官司,在《中國商報》的時候就有過一次。我當時寫的安徽交通廳廳長貪腐的案子,當時安徽交通系統抓了好多人,一個地級市的交通局局長協助調查了,但是我寫被紀委給帶走了。 那個稿子大概是9000字,關於他的表述是11個字,因為這11個字,對方把我們告上法庭,我們敗訴了。 做報道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經驗和吸取教訓的過程。 有的報道,對方確實來找過,但沒有找出稿子的問題來,指不出硬傷。 但是商報的事情,還是讓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實,最終呈現跟採訪之間,也要是一個不斷縮小的過程。掌握8分的證據,最多說6分的話。表達除了嚴謹,也要剋制。 劉萬永:通緝犯金毅當上河北唐山財政局副局長的報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個報道,就十幾分鐘。有沒有挫敗感? 王和岩:10分鐘,10分鐘就被刪掉了,我自己都沒看到。 我跟德國同行交流時也被問到這個事。他們說你會不會很沮喪?我就說,當時很生氣,後來想想,有10分鐘我已經很滿足了,這就是中國記者要面臨的環境,你沒法改變。 劉萬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辭職兩年了,也就說你到目前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測會繼續超越我的記錄。對還在做調查記者這行的,你有什麼想說的? 王和岩:前兩天,有一個實習生結束實習後問我:在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對這個職業有沒有過厭倦?是什麼讓你堅持到底?我跟她說,我也有過倦怠感,任何一個職業從事的久了,都會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職業相比,我還是覺得做記者有意思。 她說:「我明白了,沒有任何行業是理想鄉。 是的,沒有一個職業讓你永遠信心滿滿、激情澎湃。 劉萬永:有沒有無力感? 王和岩:這肯定是伴隨著這個職業終身的,因為很多事情報道後,會發現於事無補,而且你說的好多話,都是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說過的話,比如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排除,但你還是要堅持。 劉萬永: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貸還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友多聞
庭審中,任亭亭數度伏案長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從公訴席上站起來,沖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殺人犯,我不會原諒你們。」被告席上一陣騷動,審判長忙出聲制止。 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區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伊寧市,其丈夫曾是老資格的警察,後因公殉職。其獨子孫任澤,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尋釁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羈押於伊犁州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孫任澤在伊犁州霍城縣看守所接受警務人員長達七個多小時審訊後昏迷,之後輾轉多家醫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來的孫任澤終告不治身亡,時年不滿31歲。 警方稱孫任澤是審訊中要求喝水結果被嗆導致昏迷,審訊人員沒有責任。目睹兒子在病床上遍體傷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無法接受這樣的結論。此後五年,她頂著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為兒子不明不白的死四處奔走,終於迎來真相大白的時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務人員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傷害罪,一審被分別判處3年至13年有期徒刑。 網路圖片 2018年9月18日,辦案人員從羈押地伊犁州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看守所將孫任澤提出,帶到伊犁州公安局交警大隊辦案中心地下一層,採用正反被凳子、捆綁、水澆等手段,連續審訊近一周。圖:財新 王和岩 該案八名被告人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轄各市縣公安局幹警:白震華,生於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支隊長;何德富,生於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原副大隊長、四級高級警長;吳學民,生於1986年12月,霍城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清水河分局局長;劉獻永,生於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情報信息大隊原三級警長;師東華,生於1983年8月,新源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原教導員;靳博文,生於1985年1月,霍城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原副大隊長;崔亮,生於1985年7月,霍城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原副大隊長;朱生徳,生於1976年10月,鞏留縣公安局食品藥品環境偵查大隊原大隊長。 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華、何德福、吳學民、劉獻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惡團伙專案辦案中,實施捆綁、懸吊、毆打、澆水等暴力行為,致被害人孫任澤死亡。法院認為,八名被告人作為從警多年的公安幹警,應當能夠預見行刑逼供可能導致的後果,但為了獲取證據,刑訊逼供,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其行為觸犯《刑法》故意傷害罪相關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構成故意傷害罪。 一審宣判後,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目前在伊犁州中級法院二審中。 「警察說人是喝水嗆死的」 任亭亭記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點多,她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警官崔亮,說霍城縣公安局領導要見她,讓她一會兒跟他們走。 自多年前當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職,任亭亭一直獨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沒有應允。約半小時後,崔亮開著輛非警用三菱車來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區,雙方在大門口見面。崔亮說,領導找她了解情況。任亭亭堅稱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間,「崔亮不斷到遠處打電話,時間很長」。 網路圖片 六個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兒子孫任澤因涉嫌尋釁滋事,被伊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後被逮捕羈押在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據任亭亭介紹,孫任澤是家中獨子,自幼備受寵愛,上初中時父親在工作崗位上突發心梗去世,沒了父親的管教,孫任澤日漸不馴,雖然後來上了警校,但並未從警,一直做生意,開酒吧。據財新了解,孫任澤喜歡交友,往來大多是成分比較複雜的社會人,前些年也曾「幾進宮」。 任亭亭與警察僵持到10點半,警察堅持要立刻出發,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給兒子請的律師陪她前往霍城。 鄰近子夜,進入霍城縣,車徑直開到霍城縣第一人民醫院(又稱霍城縣江蘇醫院)門診大樓前,崔亮讓任亭亭、律師去二樓ICU,自己沒有進去,遠處還站著一個人。後來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吳學民,時任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 「到ICU門口,我的腿都軟了。」任亭亭說,「我兒子蓋著被單,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我哭著叫任澤、任澤,沒有任何反應;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紅傷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開身上的被單,我兒子全身赤裸,左臂打著夾板,小腿一道道傷痕,好多血痂,睾丸處紅腫……」 任亭亭說,後來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紅色傷痕,是被用軍帶捆綁長時間懸吊造成的,血痂是電擊後留下的。「我問他們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們說我兒子喝水被嗆倒在地下,他們往起拉就脫臼了。」 警方拿出保外就醫單讓任亭亭簽字。任亭亭記得病歷稱有偵查人員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嗆後倒地,患者幾天沒有吃飯,精神狀態很差。 「這麼多外傷,病歷為何不寫?」任亭亭質問。 崔亮此前所說的霍城縣公安局領導一直未出現,吳學民說領導不在縣裡。任亭亭拒絕簽字,「吳學民很著急,走來走去,不停打電話,像熱鍋上的螞蟻」。 半夜兩三點,任亭亭回到伊寧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發抖,哭著跟大姐講了這個事情。」任亭亭說,這一夜她和家人沒和眼。 天亮後,任亭亭和家人、律師又去霍城縣第一人民醫院。ICU門口站著輔警不讓進,任亭亭找到參加搶救的馬某娜醫生,「她一聽我是孫任澤的母親,說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攔她,說你也是做母親的人,看見自己的兒子成了這樣,難道不該弄清楚嗎?她說你去找院長吧」。任亭亭沒找到院長,參與搶救的醫生告訴她,警察說人是喝水嗆死的,胳膊是他們搶救時脫臼的。 幾經交涉,霍城縣公安局領導終於答應下午見他們。任亭亭和律師來到公安局,「任何東西不讓帶,全身上下搜了遍」。當時還擔任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白震華和霍城縣公安局的徐姓紀檢書記見了任亭亭,接待律師的是霍城縣公安局主管刑偵的王副局長。 「白震華一上來就套近乎,說他在伊寧縣公安局工作時,我老公是他們的老領導。」對於孫任澤的情況,白震華的說辭和送醫警察的說法一樣,還說手腕、腿上的傷是戴手銬腳鐐造成的。「我一聽就知道是說假話。我兒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麼會一直戴手銬腳鐐?」任亭亭提出要看視頻監控,起初白震華說有監控視頻,但不可能給她看,後又改口以後再說。王副局長則答覆律師,想看視頻需要請示。 網路圖片 「我們盡全力了」 9月29日,孫任澤出事第三天,醫院院長告訴任亭亭,他們請了烏魯木齊新華醫院ICU主任過來會診,患者已經是腦死亡,即使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憶,她問兒子身上一團一團青紫是不是搶救時電擊造成的?院長說,人來的時侯都沒呼吸了,還電擊什麼;她提出要看接診病歷,院長說醫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長辦公室交涉的過程中,吳學民一直站在門口,「之後凡是我和家人去醫院看望兒子,或找醫生諮詢情況,一直都有警察在場、跟隨」。 也是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紀檢組、檢察院等單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月3日,孫任澤病情危重,氣管被切開。任亭亭和家人到醫院,ICU里外守著六名警察或協警,不讓他們見。「我說患者家屬有探視權,醫生說要公安同意才行。協警推我大姐,我大姐雙手本能的向前抓,協警就說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歲的人。」任亭亭說,「警察對著對講機叫喊,嘩啦衝上來十幾個警察,一下子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被帶到當地的一間派出所,聽任亭亭說明情況後,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們,也沒為難她們。 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檢察院等單位,討要探視權。經協調,她和家人被允許一周探視一次,每次一小時。 10月12日,孫任澤出事整整半個月後,被轉到伊犁州友誼醫院。友誼醫院位於伊寧市,是伊犁州兩所三甲醫院之一。這期間,孫任澤已出現腎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種危重癥狀。 任亭亭回憶,伊犁州友誼醫院主治醫生告知她,患者情況很不好,人說不行就不行了,讓家屬要有心理準備。自從孫任澤轉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誼醫院看望兒子,儘管只能隔著玻璃遠遠望著ICU病房裡人事不省的兒子,她還是滿心期盼奇蹟出現。 11月6日,任亭亭來到伊犁州友誼醫院,ICU主任郭醫生和自治區專家對她說,醫院已經盡全力搶救了,但患者情況很不好,全靠意志活著,分分鐘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準備,「其他的事,你該怎樣就怎麼樣,這是你的權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讓我該告就告,該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說。 三天後,2018年11月9日,在ICU搶救43天的孫任澤終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個真相」 孫任澤出事後,伊犁州警方也有積極作為。孫任澤轉院伊犁州友誼醫院後,伊犁州和霍城縣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補償方案,「前提是家屬認可警方沒有任何過錯」。 任亭亭回憶,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紀檢組將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訪辦。「吳學民、崔亮、霍城縣公安局督察大隊毛督查等都在場,毛督查說經過調查,孫任澤的死警方沒有責任,但可以給我們一些司法救助,我沒有答應。」任亭亭說,後來在律師辦公室,白震華、霍城縣公安局徐姓紀檢書記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為她家爭取80萬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堅持必須是國家賠償。 任亭亭記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長助理陸建軍和白震華稱到任亭亭家來。陸建軍早先在伊寧縣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屬。「陸建軍說,按照伊寧的標準,救助款很少,為了照顧我們家,州公安局幫著爭取到一線城市標準救助,共有90萬元。」但任亭亭還是沒有答應,她說:「如果我兒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車禍死的,隨著時間流逝,我的痛苦和傷心會慢慢減輕。一想起我兒子滿身傷痕,死得不明不白,時間拖得越長我越痛苦。我就想要個真相:我兒子是怎麼死的。」 孫任澤死亡當晚,霍城縣公安局委託伊犁州中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屍檢。鑒定結論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導致死亡。至於是何原因引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屍檢報告隻字未提。任亭亭質問法醫為何對孫任澤身體外傷不鑒定,「法醫說,他已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樣的鑒定結論,任亭亭沒法接受。她委託一家律師事務所向伊犁州檢察院申請重新鑒定死因,州檢察院接到申請後,遲遲未予答覆。任亭亭說,之後四個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樣,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機關詢問進展,連續向自治區政法部門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等單位快遞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檢察院終於同意進行二次屍檢,但鑒定費一直沒有著落。為早日揭開兒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處借貸,墊付13.6萬元鑒定費。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鑒定中心(下稱「湖北崇新」)指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教授、主任法醫師劉良一行飛抵伊寧,鑒定孫任澤死因。6月,伊犁州檢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鑒定報告。7月,州檢察院的有關人士對任亭亭說檢察院決定對此事進行調查。 再無所逃 湖北崇新的鑒定報告結論,無論伊犁州公安局還是檢察院,至今未對外公布,亦未將其作為證據向法院提交,其鑒定結論無從知曉。 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檢察院提交鑒定報告後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舉報材料,稱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鑒定機構人員,行賄鑒定人。材料很快批轉至伊犁州檢察院,任亭亭被檢察院叫去接受調查,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監控,「我與家人、鑒定人的電話往來、銀行轉賬、接觸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 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規定,司法鑒定人不得違反規定會見訴訟當事人及其委託人。任亭亭辯稱,自己和律師當時並不了解該規定,她曾委託律師去機場接送劉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過劉良教授支付了鑒定費,這都成為警方指控其程序違法、鑒定報告不能採納的理由。 「(鑒定人)本來應該是檢察院負責接送,但他們把這件事推給了我們;我請檢察院轉交(我墊付的)鑒定費,他們讓我直接打到劉良教授提供的賬戶。」任亭亭說,對舉報信中羅列的任亭亭涉嫌違規違法線索,伊犁州檢察院都逐一做了調查,還派專人去武漢核實鑒定費問題。 鑒定費的問題搞清楚了,任亭亭稱,警方又在孫任澤的死因上做文章,稱孫任澤曾患有癲癇,審訊中因癲癇發作倒地,不治身亡。這次警方拿出了證據,孫任澤2006年被勞教時,任亭亭欲為兒子辦理保外就醫,曾在警方做過問訊筆錄,並提交了孫任澤罹患癲癇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認自己當年救子心切,說了假話,但當年警方帶孫任澤先後到伊犁州三家醫院進行檢查,未予確診其患有癲癇,孫任澤保外就醫申請因此被駁回,三年勞教期滿方被釋放。 這之後,孫任澤2015年的一樁舊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紹,2015年時,孫任澤曾幫商人張懷遠要賬,與同事將債務人鄧雪飛弄到一家賓館看管起來,期間鄧雪飛從看管地墜樓身亡。張懷遠、孫任澤等人被法院認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獲得諒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為緩刑,其中孫任澤被判三緩四。 「伊犁州公安局一個姓肖的女幹部,曾專程上門半是勸說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復生,讓他們賠些錢算了。刑警隊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麼強勢的部門,你能斗得過?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來,對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說,之後就傳她給主審法官送了錢,兒子才被從輕處罰。她沒有理睬,繼續奔走申訴——當時她只以為,翻出幾年前的鄧雪飛墜樓案,是為了阻嚇自己追索真相,儘快拿錢閉口,直到2023年7月公開庭審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國性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始後,當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繼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員,孫任澤被認定為其中一起「伊犁掃黑除惡第一案」的團伙成員。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內的多名嫌疑人歸案後,審訊進展緩慢,遲遲未能取得關鍵證據。為拿下該案,鄧雪飛墜樓案被警方確定為突破口,而作為鄧雪飛案重要當事人的孫任澤,也成為警方重點審訊對象。對孫任澤刑訊逼供,正是為了獲得他們想要的口供。 在反覆中,一直拖到2022年,孫任澤案才有了進展。因任亭亭與鑒定機構人員私下接觸,警方質疑湖北崇新鑒定結論的公正性與合法性,伊犁州檢察院重新委託廣州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對孫任澤死因進行第三次鑒定。 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學鑒定中心出具鑒定報告,認定孫仁澤符合「因患有心肌橋、左冠狀動脈輕度粥樣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礙,後繼發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傷可誘發或促進其死亡進程的發展,為輔助死因。」 2022年4月1日,經伊犁州檢察院指定,白震華等八名涉嫌刑訊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檢察院繼續偵查。4月3日,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訊逼供被指定監視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華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訊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時,任亭亭才知道,從兒子孫任澤被送到醫院搶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醫院的劉獻永、朱生徳、崔亮等幹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訊逼供致孫任澤死亡的兇手」。 「他們名為看護,實則監視我和被害人家屬的一舉一動,嚴防警方內部知情者或醫護人員與我們接觸。」面對記者,任亭亭憤怒地控訴,從這些涉嫌刑訊逼供的警官毆打自己的兒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對他們執行強制措施,已經過了將近四年時間,如此漫長的時間,八名嫌疑人每天進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晉陞、提拔,並有足夠充裕的時間串供,訂立攻守同盟,阻撓偵查。而任亭亭則面臨的是「全天候監聽、監視和管控」,社區警察經常來入戶登記,離開伊犁必須提前報備…… 「拿不下,你們就是他背後的保護傘」 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檢察院以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訴。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審開庭審理此案,庭審現場位於克拉瑪依市中級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該院法庭開庭。 財新獲悉,相關部門對該案審理非常重視,伊犁州公安、檢察院有關領導坐鎮克拉瑪依中院,通過視頻觀看了兩天庭審;法院不僅對旁聽人員嚴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許兩名家屬旁聽,總共18名旁聽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聽席上,顯得法庭空空蕩蕩。被害人親屬與被告人親屬被分別限制在旁聽席前後左右遙遙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終分別緊挨著他們正經危坐,以防庭審中雙方親屬情緒過激發生意外。 檢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趙祥涉惡團伙案專案組,時任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白震華任趙祥專案組副組長,吳學民、崔亮、師冬華、靳博文、劉獻永、朱生德等人為成員,吳學民、崔亮後分別被指定為審訊組小組長。 趙祥是伊犁當地知名地產商,後又成立伊寧縣東信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掃黑除惡開始後,趙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孫任澤作為該團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尋釁滋事遭到刑拘。 白震華在庭審中說,趙祥案號稱是伊犁州「掃黑除惡第一案」,是自治區公安廳掛牌督辦的案件,要求一定要辦成鐵案。「上面要求趙祥案10月份要結案,自治區公安廳也來人專門督查。伊犁州公安局、專案組壓力很大,就將掃黑除惡就交給了霍城公安局。」據當地律師介紹,霍城公安局辦案以嚴厲著稱,在伊犁公安系統中,案子拿不下時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領神會。 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統下轄各縣市公安局抽調辦案骨幹,組成趙祥專案組,州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親任組長,白震華任副組長,吳學民等人相繼從各自單位被抽調到趙祥專案組。同年5月,時年55歲的何德富經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有組織犯罪偵查支隊指派,加入專案組指導案件。何德富工作關係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長期借調至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有組織犯罪偵查支隊。 但是一直到當年9月,專案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偵查一直未獲得實質性突破。專案組決定從該案重要嫌疑人孫任澤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孫任澤被從羈押地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九天後孫任澤在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室倒地昏迷,再也沒能醒來。 庭審中,多名被告人稱,刑訊逼供孫任澤的目的是為了拿下趙祥案。趙祥案遲遲未能突破,沒有命案和保護傘,就沒法定性黑社會性質組織。伊犁州公安局領導及專案組負責人商量後,決定從鄧雪飛案入手,若能證實趙祥參與鄧雪飛案,其黑社會「命案」這一條指標即可達到。孫任澤作為趙祥的手下,又是鄧雪飛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確定為突破趙祥案的重點對象。 公訴人指出,孫任澤被採取強制措施後,一直不承認趙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鄧雪飛。為獲取趙祥案相關證據,白震華、何德富等決定,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重點審訊,並將專案組成員分成兩組,每組五人,輪流審訊。第一組由吳學民任組長,組員有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組崔亮任組長,另有組員五人。 庭審中查明,9月23日,經白震華協調後,由專案組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隊辦案中心進行審訊。9月23日至25日期間,吳學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該辦案中心審訊孫任澤,採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綁、水澆等手段。期間白震華、何德福均去過審訊現場。 經白震華協調後,9月25日中午,專案組又將孫任澤從州公安局交警支隊辦案中心轉至霍城縣公安局辦案區進行審訊,至9月26日中午期間,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該辦案區審訊孫任澤,將孫任澤吊在辦案區後門衛室的門樑上,對其採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毆打、老式電話搖把子電擊等刑訊逼供手段。 庭審調查顯示,孫任澤之所以被帶離原羈押地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是因為在那裡警方對孫任澤的審訊很不順利,在看守所,審訊室偵查人員與嫌疑人中間有鐵柵欄隔離,「不方便審訊」;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隊地下室辦案中心後又離開,是因為審訊期間交警大隊有領導表示,交警大隊來往人員很雜,很容易傳出去;但辦案人員將孫任澤轉移到霍城縣公安局後院辦案點進行審訊後,「縣公安局長說,孫任澤被打的叫聲傳到前院(辦公區),影響不好,讓把人帶到看守所去審訊」。 9月26日上午,白震華、何德富在霍城縣公安局後院辦案點召集專案組全部人員開會,決定將孫任澤押解到霍城縣看守所審訊。白震華稱,他和霍城縣看守所所長孫某亮、副所長柴某聯繫,要求安排一間沒有視頻監控的房間。 吳學民在法庭上說,他之前曾跟白震華提出,「審了一周多,該休息一下,白震華說要一鼓作氣,拿下口供,圓滿完成任務。」另有幾名被告人也當庭先後表示,9月26日上午的會上,大家提議審訊差不多了,應該休息一天;鄰近中秋,辦案人員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嚴詞拒絕。「何德富說,應該加大力度,徹底摧垮孫任澤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孫任澤,你們就是他背後的保護傘(或:黑惡勢力最大的保護傘)」。 其中一名被告人還提到,何德富曾對他們說,審訊中將毛巾放在一根細棍子,讓孫任澤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傷痕。 何德富矢口否認說過此話,強調自己沒有參與9月26日上午的會,還稱自己2018年6月才到專案組,主要負責做筆錄審查,並不參與具體審訊工作。對其他被告人刑訊逼供的行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孫任澤的專案組成員,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說過類似的話。吳學民說,「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審訊,你們就是黑社會背後的保護傘』,讓我非常震撼。」 公訴人員稱,孫任澤9月18日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隊,再轉到霍城縣公安局,以及後來又被轉移到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均是白震華決定。但白震華表示,孫任澤口供一直沒能突破,時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長正副局長經常詢問審訊情況,指示他們在保證人員安全的情況下,加快審訊節奏,爭取早日拿下上級重點督辦的自治區掃黑第一案。於是,他與何德富等建議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轉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隊地下室專門審訊,兩位領導同意,並叮囑他們注意安全。 將孫任澤帶離羈押地審訊,「涉及伊犁州、縣公安局及看守所多個單位的溝通交涉事宜,我一個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根本沒有許可權。」白震華說,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長與上述單位領導溝通後,安排他執行的。而兩名時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長筆錄則稱,對孫任澤被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 致命的七小時 9月26日下午16時許,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師東華、朱生德,駕車將孫任澤從霍城縣公安局辦案區帶至霍城縣看守所。孫任澤渾身滿是傷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會被拒收。專案組將孫任澤裝進押解車裡,沒有辦理入所登記,從B門入所。 因孫任澤之前被刑訊逼供導致雙腿不能正常行走,吳學民等人借了輛輪椅,將坐著輪椅的孫任澤推進了審訊室,看守所內走廊監控視頻顯示,時間為當日下午16時許。之後的七個多小時里,參與審訊的吳學民一組警察,包括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師東華、朱生德,對孫任澤共同或者分別實施了捆綁、毆打、懸吊、水澆等刑訊逼供行為。9月27日凌晨0時37分,陷入昏迷的孫任澤被抬出審訊室。直到43天後故去,孫任澤再也沒能醒來。 庭審顯示,這間審訊室由霍城縣公安局國保大隊辦案人員辦案專用,俗稱國保辦案室,平時不大使用。審訊室里其實有監控視頻設備,分別安裝在前門和後窗附近。看守所所長孫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長柴某將監控視頻關閉,但柴某多了個心眼兒,為以防萬一禍及自身,後來又偷偷打開了後窗附近的監控視頻。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記錄的七個多小時審訊過程,成為該案扭轉乾坤的關鍵證據。 現場視頻顯示,審訊室內靠近門的位置有辦公桌,兩三把椅子。室內有一張鐵制高低床,一頭對著門一頭靠著牆,牆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裝有監控視頻。 多名被告人當庭陳述,審訊中,他們或讓孫任澤正背、反背鐵制審訊椅(俗稱「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鐘;或抽掉鐵架床下鋪床板,將僅穿短褲的孫任澤雙手、雙腳分別捆綁鐵架床前後兩頭,使其赤裸的身體承重在鐵格擋上,並將啞鈴放在肚子上,增加孫任澤腰部的難受程度;或將孫任澤懸空吊起,用毛巾敷臉澆水。 監控視頻顯示,從下午4點到11點半,長達七個多小時的時間內,孫任澤被毛巾敷面澆水、或直接澆水十幾次,其中長達16分鐘和15分鐘的有兩次。其餘時間每次懸吊20多分鐘。 據知情者介紹,孫任澤被固定在靠近門的鐵架床那頭,視頻只拍攝到其被刑訊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許多畫面被鐵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審訊人員有戴塑膠手套、拿可樂瓶、啞鈴和毛巾等動作。「視頻中當審訊人員作出澆水動作時,無法看到孫任澤的表情和反應,但看見鐵架床長時間劇烈晃動,可以想像人有多痛苦。」 被告人說,審訊中,他們還抽孫任澤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腳後跟,用老式搖把電話機電擊其身體,為防止留下體外傷,用軍用帶捆綁孫任澤手腕、腳腕時,特意墊有毛巾。審訊進行到最後,孫任澤曾大聲慘叫,連連求饒。 幾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稱,年齡最小、首次參加刑偵專案組的劉獻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現最興奮、最積極,逼供手段也最「變態」。他們說,審訊中,劉獻永或用膠帶拔孫任澤的腿毛,或將裝滿水的可樂瓶懸掛在孫任澤的生殖器上,或用戴著塑膠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陰毛、毛巾敷面澆水、直接水澆面部,大都是劉獻永所為。 庭審中,劉獻永承認上述行為,「我想侮辱孫任澤的人格,摧毀他的心理防線」。 有知情者說,劉獻永到案後一直不認罪,直到審訊人員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潰了,哭著說:這幾年這個事就像石頭一樣壓在心上,現在說出來了,反而輕鬆了。 本不在吳學民這一組的崔亮於當晚19:39進入審訊室,之後協助劉獻永等人將孫任澤捆綁在床板抽出等。20時41分許,何德富也進入審訊室,見孫任澤被捆綁在鐵床上,仍要求吳學民等人加大審訊力度。後吳學民、劉獻永等人將孫任澤先後控制在審訊椅中、捆綁在鐵床上,對並多次用水澆淋孫任澤面部。 靳博文對孫任澤最後時刻的回憶是:「……把孫任澤綁在高低床的下口,綁好後就開始給他灌水,還將芥末抹到孫任澤的眼睛、鼻子上讓他難受,用可樂瓶子給孫任澤扣鼻灌水,中間有人拿毛巾過來堵孫任澤的口鼻,然後接著灌水,這樣灌了有三四次,孫任澤在灌水的過程中就昏迷了。」 朱生德的回憶是:「……將孫任澤綁在床上,拿毛巾蓋在孫任澤的臉上澆水,並接了一桶新水,然後又開始對孫任澤臉上澆水,澆了幾下孫任澤就沒有反應了,沒有掙扎也沒有喘息。」 2018年9月27日凌晨0時37分,連續刑訊逼供七個多小時後,孫任澤出現昏迷。審訊者將孫任澤從老虎凳上放下來,摸手腕沒有脈搏跳動,拍打臉部也無反應,劉獻永把孫任澤放在地上做心肺復甦,吳學民讓人去叫看守所醫生,之後送醫院急救。霍城縣醫院的接診記錄顯示:27日凌晨1點半,患者被送來,呼吸、脈搏均無,瞳孔有放大。送醫警察說,患者要求喝水,被嗆後出現昏迷。 任亭亭說,參與搶救的醫院院長9月28日曾對她說,孫任澤現在就是腦死亡,即使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醫院記錄顯示:「搶救時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鐘,曾電擊做心臟復甦,因時間較長已經腦死亡……」 吳學民筆錄中供述,孫任澤送醫前已處於昏迷狀態,沒有脈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吳學民則表示,自己不是專業人員,沒法判斷人是否腦死亡。 被害人律師及家屬認為,吳學民改口,包括後來串供,都為掩蓋孫任澤實際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實。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醫院,性質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會有很大區別。 孫任澤先後做過三次屍檢和一次補充屍檢。前兩次屍檢,因受害人家屬及警方分別提出異議,公訴機關未予採納。審理中,公訴機關作為證據向法庭提交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副主任羅斌教授等署名的鑒定報告(下稱「第三份鑒定報告」)及補充屍檢報告。 羅斌教授從事法醫鑒定工作30多年,曾做過6000多例屍檢。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這第三份鑒定報告稱:孫仁澤符合因患有心肌橋、左冠狀動脈輕度粥樣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礙,後繼發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傷可誘發或促進其死亡進程的發展,為輔助死因。 2022年3月,霍城縣看守所副所長柴某,在壓力下為減輕罪責,主動交出了審訊視頻。之後伊犁州檢察院向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羅斌團隊提交了審訊視頻,要求其對孫任澤死亡責任做出認定。2023年3月2日,羅斌及助手出具補充鑒定報告。報告稱:孫任澤符合在患有心肌橋及左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基礎病上,合併外傷、寒濕等條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蓋口鼻並用水澆淋,引起機械性窒息及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最終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責任認定中,被毛巾覆蓋口鼻並用水澆淋為主要因素,參與度為60%;外傷及寒濕環境的參與度為25%;自身疾病參與度為15%。 據知情者介紹,庭前會議時,曾當場播放審訊視頻,「看完後,所有律師心情都很沉重,無人說話」。 「沒想過」 庭審顯示,白震華、何德富沒有參與具體審訊,二人也自始至終否認對刑訊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則說,審訊孫任澤期間,每天或隔幾天,白震華、何德富都要組織大家開會,彙報昨天審訊情況以及審訊手段。 白震華辯解說,他不僅是專案組副組長,還兼任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隊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負責,工作需要他兩邊跑,不常在專案組,對下屬刑訊逼供的手段並不知情。「我只是跟他們說,審訊中要講究策略,這個唱白臉,那個唱紅臉。有次吳學民說孫任澤怕水,我問為什麼,他們說用水澆孫任澤,我制止了。」他表示,審訊中打幾個耳光、踢幾腳可以,但不知道他們用那麼殘忍的手段刑訊逼供。 白震華說,9月26日早上組織所有人員開會,兩個小組的人員都參加了。他說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開會,聽取頭天晚上審訊情況彙報,他不在的時侯,就是何德富負責召集大家開會。他跟組員宣布,他不在時聽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證實白震華的確曾說何大隊是省廳下來的專家,他不在時,大家要聽何大隊的。 何德富則否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進專案組最晚,從來沒有正式文件對他進行過任命,也沒有被上級口頭任命過。他只是負責審核筆錄,對審訊情況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視頻才知道他們對孫任澤進行刑訊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堅持不認罪,也拒絕對受害人家屬作出賠償。 公訴人或審判長問多名被告人,何德富說加大審訊力度是什麼意思?他們回答:就是上手段,加大刑訊逼供的力度。 何德富的辯護律師說,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副隊長,因工作出色,被長期借調到自治區公安廳廳刑警隊。何德富被派到專案組,只是對筆錄把關,負責材料組。因為平時對筆錄要求特別嚴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人的筆錄不合格,致使他們心懷怨恨,一致指認是報復。律師強調,9月26日審訊現場監控視頻顯示,何德富曾在案發現場停留了4分多鐘。事發後,其他被告人訂立攻守同盟,串供,也沒有何德富,「這充分說明何德富與他們不是一夥的」。 何德富因罹患肺結核被批准取保候審。庭審中,他一直帶著口罩,說話時常常氣若遊絲,審判長多次提醒他大聲。旁聽席上孫任澤之妻每每憤憤的說:「裝死。」 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較少參與刑訊逼供者。他在庭審中多次強調自己對審訊是消極的、被動的。監控視頻顯示,朱生德做過一個用手拍打孫任澤的動作。 朱生德在陳述中表示,自己參加公安工作以來,都是兢兢業業,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如果當初……對審訊,他一直是消極的、被動的;自己從進入公安隊伍的第一天,就知道聽從命令,服從組織。這麼多年來成為他不自覺的行動。當律師問朱生德,有沒有想過刑訊逼供嫌疑人是違法行為?他說沒想過。 庭審還披露,9月27日凌晨孫任澤被送進醫院搶救後,自覺情況不妙的眾審訊人員開始緊鑼密鼓的銷毀、造假。當天,吳學民等人留在醫院看守,崔亮則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室,清除遺留在審訊現場的刑訊逼供工具等物品。 起訴書稱,為掩蓋孫任澤進入霍城縣看守所的真相,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等人還拍攝假視頻,提交給伊犁州紀委派駐州公安局紀檢組,試圖掩蓋真相,矇混過關。 白震華則說,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領導彙報孫任澤之事,是局領導提出製作假視頻,應付紀檢部門調查。按照這個指示,他通知霍城縣看守所副所長柴某提供拍攝現場,並讓身型與孫任澤相似的崔亮頭蒙黑套,偽裝成孫任澤,假裝正常入所,製作了假視頻。不過該局領導在筆錄中否認自己知情。 假視頻的出現嚴重干擾、延滯了檢察部門的調查。直到2022年3月,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提交屍檢報告,柴某主動交出審訊視頻,3月8日,伊犁州檢察院才正式成立「9.27案」專案組。此後,嫌疑人相繼被採取強制措施。 檢方認為,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身為司法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職責,實施暴力逼供,致人死亡,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相互配合,分工協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白震華、何德福系組織領導人員,被告人吳學民、劉獻永系積極實施暴力逼供者,四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系從犯。 職務行為還是故意傷害? 從2018年9月27日案發至2022年7月所有嫌疑人相繼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時間裡,白震華等八名涉嫌嚴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均因趙祥案立功晉陞。其中白震華榮立二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擢升支隊長。「與此同時,他們利用足夠正常履職的機會和充裕的時間,一方面隱匿銷毀,造假串供,另一方面四處活動,動用各種關係和公權力,監控孫任澤家人一舉一動,並試圖用納稅人的錢徹底擺平。」任亭亭說,庭審顯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人先後兩次串供,其中一次使用事後無法查證痕迹的叮叮串供,應對調查。任亭亭的訴訟代理人亦表示,從立案偵查到2022年4月,大部分被告人的前三份筆錄均是串供好的。 一位被告人曾當庭稱,「孫任澤事發那天,在醫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記得的是,面對趕到醫院的受害人家屬,眾被告人更多表現的是一種滿不在乎的輕慢,甚至蔑視,「在縣醫院大門口,吳學民直接揚言,你們隨便告」。 法庭辯論進行了兩輪。庭審進行至最後,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及量刑建議後,專門講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義的話:兩天的庭審,給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參加庭審的執法人員以及旁聽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課。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榮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們從警多年,位居領導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極其殘忍,法律何在?其行為給黨、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給被害人親屬帶來無可挽回的傷痛,也給自己的家庭帶來傷害。旁聽席數名被告人親屬掩面啜泣。 第一天庭審中午休庭時,旁聽席上朱生德的女兒在其父即將走出法庭,高聲喊「爸爸」,頭髮花白的朱生德扭頭望向旁聽席上的妻女。還有數名被告人家屬向他們的親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訴人發言時譴責道:昨日庭審中,多名被告人家屬置被害人家屬傷痛不顧,當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 庭審中,因任亭亭突發身體不適,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帶吳學民前往洗手間,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見,頓時情緒激動,大喊殺人犯,並試圖衝過去,被一旁守候的醫生牢牢按住。 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長期在警察系統工作,也曾在刑偵部門任職,任亭亭自稱對刑偵工作的性質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員)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幾個耳光,沒想到他們會往死打我兒子。」她說,「我也是母親,我也會心軟。可是州公安上沒有一個人對我表示過半點歉意。」 最後陳述階段,只有靳博文提前準備了書面文字,念到「從警十幾年了,脫下熱愛的警服」時,一度哽咽。他表示認罪悔罪,願意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並道對不起。何德富不認罪,白震華、吳學民、劉獻永和朱生德則認為自己構成刑訊逼供罪,不構成故意傷害罪。 白震華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均有異議。他表示,公訴機關將專案組認定為犯罪團伙,他不認同,個別民警辦案中不當行為不能作為辦案組的行為;他被任命為組長,他只是上傳下達,其工作都是向領導彙報的,其對刑訊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們沒有傷害的共同故意,沒有共同故意的動機和目的,客觀上沒有共同實施傷害的行為。」其辯護律師表示,本案中的鑒定意見書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把公安機關的刑偵專案組當做犯罪集團,處理明顯不當;白震華作為專案組的副組長,是在領導的指揮和安排下開展工作,對上彙報案件審訊情況,對下傳達領導指示指示,在辦案過程中說拿下口供也並不存在問題,對於可能造成被審人傷害的手段,白震華也說了阻止的話,至於說讓其他被告人加大力度,加大審訊手段,是部分實施人員的個人理解,白震華沒有到審訊現場,未實施任何刑訊手段,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擔作為領導的失職責任。 […]
最近,電視劇《繁花》風靡中國,多人解釋成兩張郵票是其名來歷,引起興趣最多的是上海風情,比如劇中出現的那些舊式昂貴洋房、上海元素排骨年糕、泡飯等。從我個人來說,我更看重的是這部電視劇展現的時代背景:1988年到1994年,這段時期,中國經歷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1992年2-3月的鄧小平南巡。這段時期正好是中國1980年代中期的撬開計劃經濟一道裂口的價格雙軌制,1990年代初期深滬兩地股市開始創立,約有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還未進入權貴私有化的短暫平民創業致富階段。原小說作者將書名之為《繁花》,自有其深意在。 阿寶到寶總:平民致富的窗口時期產物 上海曾是中國紡織業與服裝業重鎮,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原材料不再計劃供給,這兩個產業迅速衰落,外移至江浙一帶,那時,上海人對廣州的富庶開放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繼之是鄧小平南巡,「發展是硬道理」,普通人曾有一段從體制縫隙與股市中獲利的短暫繁華時期。 中國政治多變,一屆領導人一屆光景,本屆中共掌門人習近平雖然也提改革開放鄧氏路線,但政治上似乎對毛式統治更為青睞,海外則因六四事件對「鄧屠」恨之入骨,甚至認為六四之後中國改革已死,我曾在推上向一位持此說法的「六四」人士曾在推特上解釋過。我說,如果說「六四事件」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自此斷絕,那是事實。但中國經濟領域所有重大的改革,幾乎全部是在六四之後一一推行,例如中國深滬股市、期貨市場及債券市場等為主的資本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兩大後果,一是培養了在中國具有壟斷地位的幾十個國企寡頭,二是讓數百萬國企工人下崗);中國加入WTO、農業稅的取消等等;尤其是上海這個中國經濟中心的經濟改革、歐美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繼的大量進入中國,全發生在1990年代。 上述改革,尤其是股票市場的創立(1990到1993年),是中國改革史上繼個體戶-萬元戶之後,平民不需要與權貴結盟就能憑藉大膽與運氣就能致富的窗口時期。 成就「寶總」的九十年代前期上海 這時期的上海情況非常特殊,表現在三點。 一,「六四」之後,江澤民升任中共總書記,中共元老實際上是陳雲與鄧小平雙頭體制,鄧主張改革,陳雲反改革,加上鄧小平曾兩廢中共總書記,加上接替江任上海市長兼市委書記的朱鎔基1991年上調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各地官場有中央成了「上海幫」之說。江澤民有政治顧忌,不知政治風向究竟如何,有大約兩年半方向迷茫時期,還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這類反改革的話。基於政治考慮,上海市委、市政府官員相當自律,認為「上海是總書記後花園,不能給總書記添麻煩」,在所謂改革上相當謹慎,真正放開步子,是鄧小平「南巡」之時敲打了江澤民之後的事情。 二、鄧小平「南巡」之後,陳雲身體狀態據說很差不能視事,江澤民權衡之後表態擁護改「南巡講話」,上海立即開始行動。 三、歐美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之後的事情。它們中意的不是廣東深圳這兩塊珠三角寶地,而是上海這個長三角洲的經濟中心(當然也是全中國的經濟中心)。尤其是滙豐銀行在1990年代曾經與上海市政府接觸,想購回大樓的傳說,讓上海市政府抱有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雄心。當時已經有個說法:當初特區要選在上海,效益比深圳強不知凡幾。江澤民對上海的偏愛體現在各種政策傾斜上,還體現在一些虛名上,比如深圳股市先於上海成立,但人民銀行總行卻硬壓著批複,讓上海證券交易所先拿到批複,成為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中心,因此,兩個證交所誰先「出生」成為一個爭議問題。上海證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為自己的所慶日,而深圳證交所則將12月1日當作所慶日,但官方只肯承認深交所出生日為1991年4月11日,因為那天是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銀行總行批複同意建立深圳證交所的時間。 1988-1993年經濟改革三步曲正是阿寶化蝶之時 第一部曲,政府放權讓利,計劃物質實行雙軌制(這造成官倒,六四針對「官倒」就是針對鄧朴方的康華);外貿放開口子,個人私企可以在外貿局所屬外貿公司管控之下接出口訂單,外有訂單、內有「內部人」合作就能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這在《繁花》里有很好的直觀展現:27號(上海市外貿公司)就是權力部門,汪小姐是內部人,寶總與汪小姐之間有很鐵的合作,因此互相成就:汪小姐成就了寶總驕人的商業成就,寶總則為汪小姐升科長積累了業績。 第二部曲:股市初創的草莽時期,這段時期從1990年深圳、上海兩地企業試行股份制改造,並設置股票營業點開始,1991年深滬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直到1992年1-2月鄧小平南巡之後約一年多。這段時期,中國股市確實有段草莽縱橫時期,只要膽大,願意冒風險,平民可以在股市低進高出賺錢,積累第一桶金。當時兩地發行新股,實行抽籤購買認股證,深圳還發生了震驚全國的1992年8:10新股抽籤表事件。在《繁花》中阿寶借錢購買認股證,高價位拋出,賺到了第一桶金,深滬兩地都有類似故事。這些人就是中國第一代股民,不過這代股民暴富之後,只要還在股市戀戰,很快就成為機構大戶與券商操盤股市的犧牲品。 第三部曲:股市進入機構大戶與券商聯手時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於1992年10月,在此前後,股市從最開始的個人入市、大戶操盤到機構大戶介入。自此之後,證券市場散戶入場的草莽時代漸漸結束。各地證券公司與機構大戶聯手操盤,最大的優勢在於資金統籌能力大大增加,可以利用銀行信貸資金聯手操作,集中資金使用對敲方式拉抬股價的時代來臨,散戶被血洗的過程就在這一兩年間。劇中寶總聯合當年股市舊部蔡司令、胖阿姨等,來了一場散戶對決機構-券商聯手操盤,算是散戶年代最後一次血戰股市並有所斬獲——當然,這是小說情節,我不確定上海是否有過,深圳我沒聽說有這事。 阿寶的退出正當其時。因為1994年以後的上海資本市場,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夠暢遊之地。上海1995年3.27國債號稱「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關於這件事情,國內每隔幾年會有一篇舊事重溫的文章,但談的都是能夠擺到桌面上的事情,更黑的故事隱藏在深不見底的黑幕當中。以《今日頭條》2022年7月31日登載的《「3.27」國債期貨事件: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為例,除了簡單交待了當時代號為「327」的國債期貨合約在中國資本市場上掀起的巨浪,以及被吞沒的上海證券教父管金生之外,還指出:「在這場資本市場的空前多空對決中,時年28歲的魏東、29歲的袁寶璟、34歲的周正毅以及30歲的劉漢,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之後稱霸一方,成為各地有頭有臉的人物。然而,誰又曾想到,若干年後,其中的多數人卻以悲慘的方式謝幕「。上述四人的經歷很多故事,背後皆有支持者(耳語狀態,沒哪家媒體敢說),劉漢因為傍上了周永康的兒子周濱,此後到四川投資而風光一時,被捕時他的四川漢龍集團已經有400億身家,旗下卻擁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控股子公司。同時他還是連續三屆四川省政協常委,正是對這些「社會資本」的深深眷念,讓他覺得在洛杉磯避禍的人生毫無意義,國內耳目探聽到沒事之後就回去了,最後官司塵埃落定之時,幫派內36人被判刑,他與其弟劉維等14人因殺人全是死刑。 古漢語中「花」與「華」相通,「繁花似錦」之外,更常被引用的是「繁華落盡空餘恨」,「繁華褪盡,人比煙花寂」。中國自改革以來已逾40多年,從1990年代的權貴私有化開始,歷經約20年的高中層權貴「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養成了一批批巨富。但最近幾年肖建華、吳小暉、馬雲等人的經歷表明,在一個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國家,所有在權力與市場相結合中游弋有餘的長袖善舞者,最後都將得在政治權力面前低下頭來。
河南某校高一班主任讓學生髮毒誓「在教室裡面只有學習,若違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媽」。當時就有話想說,只是這號還封著,只好憋著,只是發了一條朋友圈,「對這個班主任沒啥可評的,就像你不會罵豬說『你是豬啊』。」 現在號回來了,說三個點。 【一】很多教師與教育沒什麼關係 純粹一個恃強凌弱 他們根本不在意教育是什麼、學生學了什麼。所有的工作都只為了他們自己的生存,所有的學生只是他們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坐擁恃強凌弱的位置,所以肆無忌憚。 比如河南這位高中班主任。 竟然有評論說「動機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對」。且不論甘地同志說的「你不可能通過一條錯誤的道路抵達正確的終點」,只看這個評論就是糊塗蛋,動機是不能作為評判標準的,因為動機永遠只能是一種揣測,而不能作為依據:你怎麼知道他的動機是好的?比如我就可以覺得他的動機很糟糕:他就是為了自己的業績,而不管學生父母的死活,更無視學生的抵觸、不滿、難受、痛苦。 就差把刀架在學生父母的脖子上對學生說「你再不學習,我一刀捅了他」,只是他不好意思自己下手,只好請神靈幫忙。 「為了學生好」?扯什麼蛋。把羞辱當教育,一直是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父母和老師的慣常手法。 我們來看幾個問題: 「成績不好」和「父母雙亡」,哪一個人生更悲慘? 如果領導要求他發誓「班級成績不提升,先死爹,後死媽」,他念不念? 他敢不敢要求領導發誓「不提高老師待遇、學校業績,先死爹,後死媽」? 他敢不敢要求他班上的科任老師念「成績排名不靠前,先死爹,後死媽」? 諒他不敢。 答案就是真相:因為恃強凌弱,才敢肆無忌憚。 2023年4月3日,我寫了一篇《一張校園圖片的人間惡毒》(點擊可見》評論下面這張校園圖片。 網路截圖 我當時寫下這樣的句子: 「要對學生有多深的刻骨仇恨,才會想到這樣的比喻?但凡有一點人性或慈悲,也絕不忍心用「二手貨」「屎」之類的詞語去形容他們面前的孩子。 要有多愚蠢、多傲慢,才敢把這樣的句子明目張胆、得意洋洋在公眾場所公開展示? 製作者明顯很驕傲地認為這正是自己對學生成長的負責——但凡有半點正常教育觀,但凡有半點基本人性,但凡對學生有半點愛與善意,但凡有半點自知之明,都不敢把這樣的句子用這樣的方式展示出來。」 這位河南班主任,已經不只是羞辱學生了,而「進化」到詛咒學生父母。父母們從未想到,本來是送孩子上學,哪知會搞到自己的命都要沒了的地步。 為了刺激學生努力成長,除了所謂樹立人生目標、長久灌溉、培養內驅力這樣的宏大概念,有沒有別的急功近利的方法? 有的。 2014年,湖北咸寧一小學校長承諾如果學生養成良好行為習慣,他就當眾親一頭豬。於是,全校小學生歡天喜地、眾志成城,果然幫助這位叫洪耀明的校長實現了這一目標,他當著全校4000多學生在主席台上親吻了一頭豬:全校同學都沸騰了。 但這不是他的首創。 2003年,美國一校長就承諾如果學生在這一年讀完2003本書,他就當眾親豬——學生們狂讀一年,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 2006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如果學生80%通過測試,他就當眾親豬——學生們拚命學習,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 2008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如果學生65%通過測試,他願意在屋頂上去呆一天——學生們拚命學習,最後70%的通過了測試,於是他帶上一部手提電腦、一個裝有水和食物的冰飲箱爬到屋頂上呆了整整一天,成為當天學校最引人注目的風景,嗯,「校長在高處」。 1996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學生在某天之前讀完15萬頁書,他就在那一天爬著去上班——學生們於是瘋狂讀書,同樣幫助這位校長實現了目標:他從家門口出發,爬行了三個小時,爬壞了五雙手套,終於爬到了學校。沿途司機向他鳴笛致敬,還有學生陪著他爬上一段,全校師生在校門口夾道歡呼,彷彿歡迎一位英雄歸來。 所以,我誠懇地建議這位河南班主任,他的口號應該改為這個:「我鄭重承諾,作為你們的班主任,如果我提不高你們的成績,先死我爹,後死我媽。」 [二] 現代學生的無知和羸弱, 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 那些跟著念「先死爹,後死媽」的學生,不可能情願。這點基本認知和人性他們必有。所以他們的無知不是來自這個。 他們的無知來自於:他們不知道他們可以拒絕。——哪怕他們已經是高中生。 只要他們拒絕,並明確告知老師「你這樣做是不對的」,老師很難堅持。 如果老師仍然堅持,就進一步告訴老師「想想我們申訴這件事會帶來怎樣的後果」,除非這個老師完全傻掉,否則不可能再堅持。——這樣既能保護自己的基本良知而不念出「死爹死媽」,又能保護這個老師自己——他一定會因此事被處理。 也就是說,他們不需要付出代價,就能避免此事發生。但他們所有人都沒有為之做過任何嘗試。——他們要冒的最大風險就一個:老師看我不順眼。但已經叫他們發這樣的毒誓了,說明老師早就看他們不順眼——所以邏輯可知:他們並不會付出多餘的代價。 然而他們不知道這樣的方式。他們從小到大習慣了服從任何指令,包括明知非常荒謬的指令。 哪怕遭受如此重大的、涉及父母的羞辱,他們也不懂、不敢反抗。 他們不知道自己具備力量。 更不敢運用自己的力量。 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想清楚自己在怕什麼。就只是怕。 他們長大了,就是我們很多大人的模樣:遇到事情,唯一反應就是「服從」,肚裡罵罵咧咧,嘴上唯唯諾諾,手上加班加點。 ——而就是這麼一代又一代人,經常叫囂「雖遠必誅」。 所以詭異的事情是:我們一邊教育他們勇往直前、敢於拼搏、堅持正義、報效祖國,一邊又把他們教育成了一群面對死爹死媽也不吭一聲的懦夫。 【三】這類標語的血脈傳承 這個老師,其實也是犧牲品,而且他大概率想不明白這一點,可能還覺得委屈。 如果一個社會缺乏真正的人文意識,那麼思想的引導只能雞湯化。——然而面對如此兇猛的內卷狀態,雞湯明顯太溫吞,所以自然而然走向雞血。——雞血明顯量不夠,所以就又自然而然走向狗血。 雞湯——雞血——狗血,分外流暢。 於是一切就這樣發生了。 校園口號和標語的要死要活、野蠻血腥,並不鮮見。隨便舉幾例即可:「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提高一分,幹掉千人」、「就算頭碰血流,也要衝進一本線的大樓」、「不像角馬一樣落後,要像野狗一樣戰鬥」、「有來路,沒退路,留退路,是絕路」、「要成功,先發瘋」、「寧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個」、「累死你一個,幸福全家人」…… 但這種野蠻與血腥,並非初見。 它的遠親是這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該流不流,扒房牽牛」、「打下來,流出來,就是不準生下來」、「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 近親大家更加熟悉。我特意專門找了河南這塊神聖的祖國文化重要發源地上出現的:「帶病回村,不孝子孫」、「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今天到處亂跑,明年墳頭長草」、「不戴口罩亂集聚,家人含淚過頭七」…… 這樣一列,這位河南同行的做法恐怕也沒啥稀奇:他平時耳聞目睹的就是這些。 當然,我們都是河南人:「一人傳染全家倒,財產全跟親戚跑」、「不戴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今年走親訪友,明年家中剩狗」…… 再往前找……我都不知道會不會讓文章發不出來:「揪出……幕後黑手」、「砸爛……的狗頭」、「 斬盡殺絕……,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橫掃、炮轟、火燒……」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特正經的張某某
前幾天參加一個活動,見到不少學生。有大陸的,也有台灣的。 台灣學生說,明天就回去啦。「是寒假嗎?」「是回去投票啦。」 台灣學生和大陸學生的區別非常明顯。口音是一方面,整體狀態是另一方面。 他們更鬆弛,也更開心,更愛笑,不怎麼談深奧話題。 旁邊有人聊天,他們都很配合地發出一驚一乍的聲音,就像娛樂節目的氛圍組。「啊——」「哦?」…… 2003年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宿舍的哥們兒經常用電腦播放台灣的綜藝節目,就是這樣的聲音。 那時很不喜歡看這樣的節目,太幼稚了,有什麼好驚嘆的。我們是碩士研究生,都正在讀高深的書籍,書架上都是福柯、薩義德。 但是現在看到這些學生,真是發自內心的羨慕。 他們單純,有時候甚至表現得有點幼稚,這是因為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 有民生方面的保障。2017年在大理,一個台灣大姐在那裡大理客棧。她工資不高但是很開心,「我們是全民健保,看病不花錢。」所以她在退休後到處跑,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有更重要的權利的保障。我讀書的時候,那邊還是陳水扁,現在看來是很久遠的事了,後面是馬英九和蔡英文。 不同的政黨,口號差別很大,但是有些共同的東西留存下來了。在紐約見到的研究生,應該是00後,差不多正好出生在我讀書時候。完全是「新青年」。 以前經常感嘆的「沒有被欺負的臉」,也長在了華人頭上了,一副副完全沒有負擔的表情。 很多大陸人一定不會懂得,明明經常是「戰爭陰雲」,怎麼會一臉輕鬆?那裡似乎沒有那麼多戰略家和大棋論,也就沒有「棋子」、有的是獨立的、鮮明的個體。 他們很少使用「我們」,因為知道同桌的三個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們的口頭禪是「還好啦」「也不一定」,不專斷,因為知道有「他者」。這讓他們顯得很謙和,沒有攻擊性。 其實,這就是正常社會該有的樣子,一種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安全感,有了這個安全感,對人就會有真正的信任和善意。 相比之下大陸學生就要深沉得多了。有些講過去三年自己的變化,也有人強調,「今天的談話絕對不會公開。」一種沉重的成熟。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前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南方小土豆」這個詞爆火後不久,我就表達了意外。意外來自於這個辭彙能夠這樣「大方」「堂皇」出現,卻沒有招來高分貝反對聲(至少當時很明顯是這樣)。 我的意外暴露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和判斷,不妨先拋在這裡: 一、個人感受上,我認為「南方小土豆」是一個具有冒犯性的詞語; 二、如果有南方朋友因為這個詞覺得受到冒犯,我認為合情合理。 01 對「南方小土豆」這個稱呼的反對意見,一開始各種自媒體上幾乎見不到。 說當時這個辭彙的傳播量沒有達到引起各路嗜流量如命的自媒體注意的閾值,似乎也不太準確,這個詞的鋪天蓋地與哈爾濱的爆火幾乎同步。只能說在最初,這個詞便沒有造成強烈、直接的刺激與冒犯效果,是需要回過一點勁才會感覺異樣的那種。 這也可以證明我最初的判斷,即這個詞在大部分來到哈爾濱的普通南方遊客耳中,也不算一個刺耳稱呼,屬於至少可以勉強接受的程度。 即使後來一些自媒體文章表達了「我不願意聽」的態度,流量也很一般。比如項棟樑的《你好,我是有邊界感的南方人,不是你的小土豆》。維舟的《「南方小土豆」到底有沒有歧視》則認為這個詞不僅是缺乏邊界感,而且有歧視意味,算是更升了一級的指責。 但與此同時,哈爾濱歌照唱舞照跳,遊客繼續如潮,海量自媒體推送中,仍然大量充斥著「南方小土豆」的稱呼,短視頻內南方女遊客面對哈爾濱人熱情的招呼多是喜笑顏開。我想,在這個詞上,或許大眾的感受多少與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互聯網大V認知有些脫節。 網路圖片 需要看到,很多人在批評和肯定的時候,都習慣以個人社交關係舉例。這一思路是自然和本能的,也很容易產生說服力,但群體之間的社交模式與個體之間的社交終究不一樣。 個體之間社交出現問題的時候,傷害和冒犯是可量度的,感受、反饋和應對都可以是明確的,你可以說:「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說話」。 但群體之間不一樣,受害主體和責任主體都很模糊,很多群體行為可能緣於大量個體互動,無法簡單地用個體之間的人際關係規則處理——類比當然可以,也無非是利於說明而已。 如此,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者,必須面對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即每個人都不能輕率代替群體中的其他人發言。你覺得我不能忍,但如果其他人對「小土豆」這個稱呼覺得蠻親切呢? 當然,有些情況下,「我的個體感受」最大,但有時候確乎又顯得煞風景了一些。 還有一個「南方人」的所指對象問題。很多人未必知道,在東北,長期以來「南方」的概念不見得是秦嶺淮河以南,而是山海關以南。我見過很多東北人親友號稱「去南方打工」,一問,是去了石家莊、濟南。 今年哈爾濱還有更過分的,是一位朋友親歷,說在哈爾濱打車後司機吐槽前一位南方乘客如何嘰歪,問是南方哪裡,司機說:「聽口音像遼寧的。」 那麼,當一些河南、山西遊客被東北人習慣性地稱為「南方小土豆」並且並無不悅時,其他南方朋友是不是還要先爭奪一下「正品南方」的所有權再來論戰? 我的朋友葉克飛是廣東中山人,他最常說的口頭禪是:「其實對我們來說,韶關就已經是北方啦……」不消說,上海湖南也統統都是北方了。 網路圖片 群體之間的關係中,如果有一部分個體覺得受到冒犯,而另一部分並不覺得或無所謂,那麼他們所佔的比例重要嗎?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在表達支持或者反對的時候,都應該考慮到這一事實,因為總還有一些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自己的立場不一定那麼牢不可破。 在這個前提下,我想,問題回到了冒犯的性質與程度。 02 我為什麼覺得「南方小土豆」的稱呼是一種冒犯呢? 假如我是一個南方人,聽到有人叫我「南方小土豆」,我會覺得不適。但正如前面所說,由於是群體之間的互動,我的這一感受不能代表別人。 個體的感受在有些情況下,可能一笑而過更合適得體,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哪怕只有一個人感到不適也必須大聲說出來。但這種感受,終究只能代表一個人,我不能說這個詞「冒犯了所有南方人」。 這個詞讓我不適的原因,純屬字面上的,一個是「土豆」,一個是「小」。作為文字工作者,我認為這裡有明顯的標籤化傾向,而且與「矮小」這個貶義詞相聯繫。 你覺得這是我應該喜歡的嗎? 網路圖片 有人說,「南方小土豆」這個詞是南方朋友先提出來的,我也不認為這是很充分的理由。連一些東北朋友也覺得:「人家可以自嘲,你不可以拿來嘲。」沒毛病。 更多的人,包括很多為這個詞辯護的南方網友最喜歡說的,是這麼稱呼「沒有惡意」。 關於這一點,值得說道說道。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並且在哈爾濱讀了四年大學的東北人,我想,不應該有人懷疑我對東北的了解。 在我的記憶里,給人起外號的風氣在東北相當普遍,很多時候談不上善意。 早些年,我甚至懷疑,如果沒有外號,民間社會的有些部分會喪失語言交流能力。什麼「二驢子」「三瘸子」「胖子」……至於拿小動物名稱作為外號的,就更多了。嗯,很多東北人所說的「如果真是罵人就不會是土豆而是地缸了」的「地缸」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各地都知道東北人自帶喜劇基因,這種天賦其實植根於日常生活。生活中常見的俏皮嗑,有不少便是以挖苦諷刺打擊別人的短處甚至殘疾為樂的。 哪怕今天在已經相當「潔凈」的二人轉里,這類段子仍然常見甚至不可或缺。一些東北語言學的研究專著中,也注意到了東北話和東北民間藝術的這一特徵。 網路圖片 起外號和諷刺挖苦這些習慣當然不是東北獨有,但與其他多數地區相比東北更為突出,我想很多東北人都不會否認。 「南方小土豆」當然不見得出於這樣的「惡意」,但在東北的傳統文化中,有些「善意」的揶揄交流,的確經常缺少分寸感,甚至隱含著倚強凌弱的霸凌味道。 因此,當處於人際關係敏感的邊界地帶,東北人需要明白,自己更可能在不自知、「無意冒犯」的初衷下,造成破壞邊界感的事實上的「冒犯」後果。 對「南方小土豆」,我不喜歡的還有一點:這個詞明確地指向了「南方」的女性。幾乎所有視頻中「南方小土豆」都以嬌小、無助、可愛賣萌的女性形象出鏡。那些南方的男性遊客呢? 這種明顯將南方女性化、幼小化甚至多少有些物化的呈現方式,自然地在「東北男性」與「南方女性」之間建立起一種強與弱、給予與接受的關係。誠然,這種關係被美化為「寵溺」,但在全中國的很多酒桌上,「寵溺」就是油膩的開始,誰不知道呢? 當然,在這一點上不必誅心,哈爾濱人無論如何沒有動機去故意冒犯自己的外地客人。甚至對這稱呼潛在的冒犯效果,哈爾濱人也並非完全沒有察覺。在這個稱呼推出後,各路自媒體一度想用「小金豆」「公主」替換下「小土豆」,只是中途掉頭太難。 如果這種稱呼的誤會純粹限於民間交往範疇,相對而言可接納度或許更高。但誰都明白,這次哈爾濱的爆火現象背後最大的推動和控制力量很難說是純粹的市場,那把地方文旅部門的價值至於何地。如此一來,這個稱呼便具有了更強的官方色彩,對它的要求標準也就難免更苛刻。 03 但從另一面來說,「南方小土豆」這樣的稱呼,確實有它的來處。 東北民間文化里存在一些標籤化或者諷刺挖苦揶揄的「習慣」,但在這一點上,東北確實也只是更明顯突出一些,類似的習慣長期普遍當然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 民間基於地域的稱呼,有些是純粹貶義的,現在已經很少在公共領域見到了。還有一些稱呼至今還在,比如「老廣」。難道廣東人都很老嗎?我看官媒也用「老廣」稱呼,並沒有青春年少的廣東人出來較真。 所有的廣東人都中意這個稱呼嗎?我看不見得。這些不喜歡不開心的個體感受,是不是也都應該得到絕對的尊重? 可能答案並不是那麼剛性。 網路圖片 至於普通中國人,對某些國家國民的稱呼,似乎從來不在乎惡語,也不在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國內個別區域對其他地區居民在言語甚至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歧視——是歧視,而不僅僅是一種「冒犯」,更不是「無意的冒犯」,也不少見。 如果在「現代文明」的坐標中衡量,很多無禮的行為,實在沒有相差太遠。倒不是要以一種「比爛」的相對主義否認任何冒犯事實,但意識到某種糟糕的文化習慣在所有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習焉不察,有助於人們準確評估冒犯,並在是否將其歸因於某個地域文化的「劣質」時,留一點冗餘的空間。 某種程度上,「東北男性」與「南方女性」這種角色關係定位,不是東北單方面的定義,更像南北的合謀與合作。 「南方小土豆」自然可能基於一種刻板印象與偏見,但很多外地省份民眾對東北的看法,何嘗不是有大量無知、刻板的印象。東北男人的形象當是怎樣,東北的女性又是如何……東北沒有秀氣和精緻的男性或女性嗎? 我甚至覺得,東北人或許是以一種特有的喜劇本能,順水推舟地默認和利用了外地人對東北的誤解和缺乏了解,構造了更具辨識度和戲劇性的關係,成功地導演了一次對東北「再發現」的劇目。 我更願意將「南方小土豆」定義為一個不自覺冒失導致的「無意冒犯的冒犯」,有點莽撞,有些粗糙。在用意與動機上,當然談不上惡意,而在冒犯的後果與傷害性上,大概最多是在尷尬與不適之間。 我相信也正是這個原因,這個詞語並沒有招致太強烈的反應,而在後期,當「南方小土豆」這個形象被細分呈「小砂糖橘」「小辣椒️️️」「小熊貓」「小蘑菇」「小椰子」……言語的冒犯性已經被迅速稀釋和解構,不再有刺,更接近於審美上的「俗」了——雖然一定還是有人不喜歡。 網路圖片 這個難得的冰雪充沛冬天很快會過去,由「南方小土豆」引發的言語爭端似乎也可以化為一笑隱入風雪了。但我認為,那些嚴肅的討論仍然應該存在,那些感覺不適的個體聲音也理應得到表達。 哈爾濱或整個東北如果不是想做個迅速過氣的「短期網紅」,不是只做「一鎚子買賣」,就需要認真地看待這些意見。 對於已經出現的質疑和保留,最不應該的就是動不動借著自媒體的嘴不客氣地辯解,什麼「好心換來驢肝肺」「干卿何事」「開不起玩笑」。無論是何種初心,如果一種稱呼有冒犯的可能,這種界限應該由感受一方來界定。 在現代社會,「人是好人就是嘴不好」已經是一種過時且粗暴的形象維護邏輯。繼續用「豪爽」「直率」這些辭彙來為某些冒犯言語或行為辯護,只會把這些好詞也順帶污染。 南方北方的最大差異,在粗糙與精細,這算是一種全民共識。什麼是精細?尺度分寸的把握就是精細。沒有這種精細,能設想營造出好的營商環境嗎? 東北人要有盡最大努力尊重而非冒犯客人(以及「自己人」)的自覺,要有在文化觀念上「升級換代」的勇氣,不是每一種自詡優點的地方文化特徵都必須捆綁一些「改不掉」的毛病,特別是一些與現代文明方向相悖的毛病。 你看,連韓國都能禁止吃狗肉了,傳統文化習慣的揚棄不但必須,而且沒有什麼不可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01 關於穿衣自由的話題,總能引發尖銳的觀點對立。 就比如今天這條熱搜: #上海地鐵明確非日常服飾進站會阻攔# 網路圖片 事情並不複雜,而且也過去好幾天了: 1月7日,有一名COSER發視頻稱,自己從漫展回去,在上海坐地鐵時,被安檢員阻攔並呼叫民警,警察詢問她COS的是什麼形象,在確認對方是國產遊戲角色並穿的是漢服後,警察要求其提供身份證。 最後,警察要求她摘下帽子和飾物,並表示如果在地鐵里引起圍觀要負法律責任。在這之後,COSER去坐了地鐵。 這段話雖然是網上的信息,但我仔細檢查了好幾遍,還做了修改,以免有任何紕漏。 因為網上對#上海地鐵明確非日常服飾進站會阻攔#這個話題的用詞不嚴謹,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我覺得沒啥問題。又不是不讓走,只是進行身份核實。嫌麻煩的可以打車。 你們媒體就離譜,明明是攔下來查驗身份,又不是不給進,你這標題我還以為不可以進….差點就開噴了 氣沖沖的點進來,發現不是不讓進,而是要核驗身份,果然不把標題改成這樣沒有流量對吧? 標題黨,核實身份不正常嗎?地鐵偶爾需要查身份證不也是一種核實,煽動對立的媒體和個人本身有問題,不經過調查傳播的顯然也有問題 但同時,還有另外一種聲音: 什麼是日常服飾?誰來定義日常服飾?你有能力立規定,就得能做出來執法尺度統一和精確的基礎。 特色民族服裝,歷代漢服,各種影視綜的cosplay宣傳中華文化怎麼就不行了? 不是,你是上海啊,那以後cos了從家裡走到場館嗎?漫展呢??你那麼多漫展以後coser怎麼去? 大河報的新聞,文字不多,視頻很短,我相信上述針鋒相對的其實都沒怎麼看過原版視頻,所以雙方的爭辯,都像是空中樓閣,沒有堅實的根基。 還好,我找到了這個COSER發的完整視頻,可以大致還原這件事的本來面貌,感興趣的可以點開看一下。 網路圖片 02 根據視頻,我們可以得知: COSER在進地鐵時,被安檢員攔了下來,理由是她的個人形象有點誇張了。安檢員表示要叫警察,COSER表示同意。 COSER對警察說,自己是從漫展過來,見完朋友要回去,警察問她到哪一站,她說到人民廣場站 。 警察問他cos的是什麼形象,COSER表示是國產遊戲《原神》里的七七角色,身上的衣服是自己搭配的漢服。 然後,警察並未對她的回答做出回應,而是要求COSER提供身份證和姓名,核驗身份。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警察似乎是在問COSER視頻拍攝者的名字叫什麼,COSER連忙說: 「我們是二次元的朋友,沒有暴露真名的。」 聽到COSER這麼說,警察表示: 「啊啊啊,好,謝謝,可以的,可以。就是說,我們,就是,提醒一下,就是說,呃,現在這個坐地鐵嘛,就說像碰到這種,復古來的,那種血腥恐怖,就是,低俗……」 COSER連忙打斷:「我恐怖嗎?我覺得我很可愛啊。」 警察沒回應她,而是繼續說:「一些這方面的,是不允許坐地鐵的。我想問一下,你的帽子可以摘下來嗎?」 COSER問:「這個帽子很恐怖嗎?」 警察:「不是,我是說,你如果,因為是,我們坐地鐵裡面,就是說,如果,呃,在地鐵裡面,不要有一些誇張,呃,或者說,就,比較,就是那種,就是,比較比較激動的一些表現,好吧?」 警察:「在一個就是說,如果你的那個動作,或者什麼,引起了圍觀,要負法律的責任。」 對於警察的說法,COSER連說「嗯嗯」。 警察再次問帽子能摘下來嗎,COSER表示帽子比較難固定,如果拿下來,她要再花半個小時弄上去,坐車比較麻煩。 聽到COSER這麼說,警察沒為難她,而是問她能不能把臉上的殭屍符咒拿下來,COSER也照做了。 警察繼續說:「我們,就是說可以拿下來的,一些數字(聽不太清)的話……」 COSER問:「都需要拿下來?」 警察:「不是說拿下來,就是說,呃,像你這個,前面的這個一點,什麼的話……」 警察又告訴COSER不要在車裡有過激的行為,過分的表現,引起乘客的圍觀,「或者一些聚集的話,或者被別人拍照,或者引起了一些情況的話,你要……(聽不清)給你提醒了。」 做了這些提醒後,警察看到在錄像,又對COSER說: 「還有,你剛出是錄像了還是什麼?」 COSER說:「我錄像了,因為我的朋友們一直都不相信我進地鐵站會被攔住。」 視頻拍攝者說:「對,要給你們宣傳宣傳。」 COSER:「對,我可以跟他們說,你們近地鐵站注意一下自己的裝扮,不然有可能會被攔。我肯定不會惡意說出來。」 警察提醒:「你不要掐頭去尾發到網上。」 COSER說:「我一刀都不剪,你看我的態度也很好吧,我也沒鬧事吧,對不對?(警察說,對的對的)我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我只是想正常地坐一個地鐵而已。」 警察再次提醒:「剛才我也給你宣傳了,有相應這些元素的,肯定是不行的。再一個,如果我們全身卡通那種情況的,也是不行的,你要至少要把相應的一些飾品,或者事物啊這種,要摘下來的。至少看上去是一個正常的乘客,而不是一個怪物啊,或者卡通什麼的。」 然後,COSER問了警察一個問題,說她是一個動漫高手,她每一周都要cos,那他每一周都要經歷這些,都要叫警察來嗎?什麼樣的情況不用叫民警來? 警察說:「正常的就是說,你只是一個,穿著漢服,如果只是漢服,或者是說你的頭髮,或者是,就說,臉上沒有相應的那個什麼的話,他們也不會……」 COSER問:「那我請問您,一天就是會接到多少次這樣的處理?」 警察:「我這邊的話,還沒有。」 COSER問:「今天這是第一次嗎?」 警察說:「是的,很少的。」 警察表示,長跑路有漫展,可能會多一點,但這一站cosplay的少。 然後,因為警察提前跟安檢員打過招呼了,COSER和拍攝者就正常去坐地鐵了。 這就是幾乎全部的過程,從頭到尾COSER和警察都挺客客氣氣,雙方都保持了理性。 03 我把視頻發到朋友圈,有人誇讚這個警察克制,我能理解他這麼說的原因,但我厭惡這種論調。如果一個警察只因為沒對市民怒吼而是平心靜氣地說話就被誇,那還真是悲哀。 從他們的對話里可以看出,他確實是第一次處理這樣的事情,他不認識《原神》這款愛國遊戲里的角色,提醒COSER時的語無倫次和磕磕絆絆,都顯示出他處理經驗的不足。 但透過他不太順暢的提醒,我們大概也能知道,有恐怖、血腥、低俗元素的cosplay,全身卡通的,都不能坐地鐵。在地鐵里也不能有一些誇張或過激的表現。 因為是現場對話,警察說的有些話不嚴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覺得他就算嚴謹了,就算是新聞出來後,警察給出的回復,也還是沒有正面回答COSER的問題。 到底什麼衣服算是「非日常服飾」?它和「日常服飾」的界限在哪裡?以誰的標準為標準?比如,婚紗算「日常服飾」嗎? 怎麼界定恐怖、血腥和低俗?標準是什麼?有的恐怖元素一卡通化,就變得可愛了,比如表情包里的小殭屍,那還是恐怖元素嗎?殭屍牙算恐怖元素嗎? 引起多少乘客的圍觀、聚集和拍照,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又要承擔什麼責任?警告還是拘留?還有,地鐵里穿婚紗也能引起圍觀,同等情況下,和穿恐怖元素引起的圍觀有何不同? 上海地鐵警察說,至少看上去是一個正常的乘客,那麼一個正常的乘客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如果我的cos(比如《原神》)被人罵崇洋媚外,但我覺得我是在弘揚中國文化,那地鐵的規定和警察,要如何保障我的合法權益和愛國熱情? 一定的模糊性是可以接受的,但既然要伸出手去管了,就應該對規定做出相對精確的界定,來規範和指導地鐵工作人員和COSER的行動。 否則,就只能靠一線工作人員的見識和喜好,那豈不是亂了套?就比如這件事里,如果地鐵上的人,大部分都不覺得COSER臉上的殭屍符咒恐怖,就警察覺得恐怖,那到底聽誰的? 我不玩cosplay,但是每次坐地鐵,或者路上看到一群年輕人cos成他們喜歡的形象,帶著笑聲從我身邊經過,我都覺得這個世界又燦爛又美好。 他們不過是一個個普通的市民,只是想正常地坐一個地鐵而已,他們的熱愛和生活,不該如此無所適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近日,胡錫進和司馬南互相咬起來了,吃瓜群眾趕快搬起小板凳來吃瓜了。 起因是胡錫進在聊起美國流浪的孫博士的時候,提到有人罵孫博士是「祖國的叛徒」,老胡就覺得這樣做有點激進,因為他也沒有從事危害中國的活動,頂多算一個人生失敗者。 網路截圖 而後又提到了自己全家人都是中國國籍,也沒有在美國買過小房子。 特別是這一句美國買過小房子,這就是司馬南之前被人發現在美國買了房子之後的狡辯之詞。在之前還多次闢謠呢。 網路截圖 於是在美國買過一個小房子,成了美國大V司馬南抹不去的污點,一方面教導粉絲們恨美國,一方面用實際行動愛美國,支持美國,給美國交房產稅。 所以老胡在這個時候陰陽怪氣的提到這個梗,也是在表明,在美國流浪的孫博士至少比這些虛偽的愛國者要光明磊落。寧願流浪也沒有來收割愛國者的流量。 所以說孫博士是祖國的叛徒不合適,他比那些口上愛國反美,實際赴美投資生活的偽君子要好的多。 胡錫進和司馬南都是頂流的愛國大V,老胡這麼陰陽怪氣的內涵司馬南,司馬南及司馬南的粉絲會看不出來嗎? 這就是納米級別的精確打擊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司馬南也發文回應了。 網路截圖 他首先還是承認在美國買房子是他抹不掉的政治污點,既然要吃愛國大V這碗飯,那就要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只能說在美國買這個小房子,讓他大腸直腸都悔青了。 網路截圖 後面還說:已經檢討過多次,被舉報多次,只能不停檢討下去,直至:胡心柔,胡肺息,胡尿盡,胡眯眼。 把胡錫進的名字拆開,並雜糅眯眼與尿,這就太明顯了,就差把老胡的身份證號碼寫上去了。 更絕的還在後面。 胡錫進今年開始炒股,結果賠了不少錢。 叼盤能叼住很多盤,唯獨叼不住大盤。 司馬南也是拿胡不開提哪胡。 網路截圖 於是司馬南找到一個刁鑽的角度,有人炒股天天賠,自己在美國買的小房子卻步步高,又漲價了。哎喲喂,都是投資人和人的差距咋那麼大呢? 在微博上搜索胡錫進三個字,出來的熱搜大部分都是他炒股虧的話題。 網路截圖 司馬南想把他買房子的行為框在投資的範圍內。如果只是投資行為,司馬南確實比胡錫進賺得多。 但考慮到他們都是愛國大V的人設,他們的主業是掙愛國流量費,投資不過是為流量而設的話題。胡錫進股市虧的錢,早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司馬南投資美國,是在看多美國,嘲諷胡錫進虧錢是在唱空大A,胡錫進投資A股,雖然也是在演戲,坑了不少粉絲,也為人所詬病,但站在愛國大V的人設來看,老胡略勝司馬南一籌。 除此之外,司馬南還在1月8日深夜找了一個角度進行回擊。 司馬南說,有人竟讓民眾放鬆抓間諜的警覺性,沒人覺得不對勁嗎? 網路截圖 而且在文末還特意提到,間諜手段五花八門,各種各樣,有人專門在意識形態輿論戰線做些引領性的工作。 這是在內涵誰呢?巧了,老胡在不久前正好提過要正確理解謹慎對待全民抓特務。 網路截圖 在抓特務這件事上,老胡的提議還是比司馬南一味煽動民粹要高明一些。 雖然我們經常在嘲笑胡錫進,但在那些極左的夾頭粉看來,胡錫進還是太右了。站在左邊來看,騎牆派還是在右邊。 兩者互咬完全不顧同在愛國大V戰壕里的體面。看來在消滅完公知之後,他們就會陷入內鬥。 對於他們的粉絲來說,他們之間可能有很多粉絲是重合的,看著他們倆互相撕咬,各自咬得一嘴毛,或許才能解構愛國大V的本質,讓各自的粉絲學會思考和辨別。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這兩個人同時掉進水裡,你手裡有塊板磚,你拍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白帝城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