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普查臨近 未按時填報最高每日罰364元
2026 年 8 月 9 日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系統的「要求」 看到快遞行業新規，我第一個想法是，如果真的完全按照規定去送，快遞員可能會被累死在送貨上門的路上。 「新規」出台，對市場規範和維護消費者權益無疑是好事，同時也應該看到，一些快遞員提出了異議。矛盾表面上發生在快遞員跟消費者之間，背後其實存在於快遞員跟「系統」之間。 我們現在有點過於「神化」系統和演算法了，覺得演算法準確、高效、自動，幾乎「萬能」。但事實上，快遞工人面臨的現實情況往往要複雜得多。至少在快遞行業，系統和演算法並沒有或者沒能力考慮現實的複雜性，同時又刻板地要求高效率的確定性結果。例如，某日某時之前必須把快遞送到。最終，解決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快遞員頭上。 2016年秋天，我去到通達系一家公司，在J城市的兩個站點以學徒身份各自待了數月，跟快遞員同吃同住，學著他們幹活，中間還在公司總部「實習」了一個月。 為了節約成本，A站點開在城中村，跟承包片區最遠隔了十多公里。我印象很深，第一天經過大橋，同行的快遞小哥為了趕時間，不僅沒等橋底下的紅燈，還不願意繞行，直接帶著我逆行衝上了橋。我當時心想，這要是真撞了，田野還沒做完，我就上新聞了，標題大概是「北大博士騎電動三輪在高速橋逆行被撞身故」。 每天清晨，快遞員就會領到相當重的派件任務。那時候，快遞分「早班件」和「晚班件」。早班件必須在當天14點前送達，並在系統里錄入簽收。晚班件則必須在晚上22點前送達和錄入。不分包裹是大是小、是輕是重，更不顧小區物業幾點讓快遞員進、幾點不讓進等等因素，系統錄入時間每天都是截止在14點整和22點整，分秒不等。 帶我幹活的小哥跟我說，根據他的經驗，一天送100件的時候是比較輕鬆的，早班件可能午飯前就送完了。這時候他就會騎著電瓶車，在街上轉一轉、吹吹風。不過，他基本都是在站點派送區域里逛，哪怕隔著條街就是著名景點也從來不去。在自己的片區，他特別熟悉，要走哪個門、哪個保安好說話、寫字樓哪個電梯不能坐等等。但對片區外的J市，他卻很陌生，甚至有種畏懼。 實際上，閑逛的機會他一年到頭也享受不了幾次。快遞員平均一天要送120-180件（2016年），如果超過150件，基本就沒有休息的時間了，差不多從早上一直不停歇地干到晚上八九點。 那時候一天干下來，基本都是走3萬多步。我有日常鍛煉的習慣，還跑過馬拉松，但前面一兩周跟著送快遞，天天晚上腿都是酸痛的，後來才慢慢習慣了。 快遞員最不想送的就是老舊小區。不僅沒有電梯，小區排列不規整，樓棟也可能很多。剛送幾天我就發現，老舊小區的快遞並不是均勻分布在各個樓層的，而是五、六樓特別多。一開始我也納悶，難道住在一樓二樓的人都不喜歡在網上買東西么？後來我理解了，低樓層的業主都會讓自己家老人居住，高樓層的會拿來出租給外地年輕人，而快遞又主要都是這些年輕人在買。 可是對於快遞員來說，所有件的派送費都是一樣。無論什幺小區、什麼樓層、什麼物件，都是送一件1塊錢（註：2016年）。一個文件是1塊錢，一袋大米也是1塊錢。有人買了個馬桶，幾十斤重，又住六樓，非要送上樓，快遞員說就掙1塊錢，讓他自己來樓下拿，要麼直接給他填拒收，兩個人就這樣在電話里吵了起來。 如果按照日均150件算，快遞員一個月掙4500元，再加上攬件，一個月差不多6000到6500元。所以快遞員其實不願意多派件，一天比別人多派30件，一個月也多賺不到1000塊。而且快遞數量是不可控的，誰都不知道明天站點運來多少個包裹。來多少就必須送多少。 網路圖片 在我的調查過程里，發現快遞員特別討厭「雙11」。到了高峰期，大約一天要送300-400件。雖然工資增多，但任務極重，像打仗一樣。提前一周站點就開始行動，把所有堆積的問題件都送出去。「雙11」來了以後，真的是一趟趟車往站點拉，放不下就堆院子里。 有一個畫面我至今忘不掉，有個快遞員，三輪車裡裝不下，上面綁了一大袋，座位上還擺了兩大袋，弓著腰半蹲半站著騎電瓶車匆匆忙忙走了。這時候，好好吃頓飯也成了奢望，送到晚上11、12點很普遍，送完還要錄系統、建包。 這就是工人跟系統的矛盾——系統只看效率，但勞動者的時間和體力卻是有限的、波動的、不平均的。系統可以算出勞動者工作時間和強度的平均值，還能優化他們工作的流程與行車的路線，卻忽視現實的複雜性，處處一刀切設計。系統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無限追求，當下看來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扭轉。 網路圖片 系統的「漏洞」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矛盾，工人為了滿足系統要求，勞動過程中主動發揮「人」的自主性，卻不自覺侵犯了消費者權益。 2016年那個時候，還幾乎沒什麼驛站和智能櫃，我們每個件都要打電話。先把快遞提前按小區和樓棟整理好，到一棟樓下逐一給收件人打電話。平均4-5個電話里，就會有一個沒人接或拒接。剛開始我說，那要不多打幾遍吧？因為按照公司的操作規範，快遞員必須要聯繫上收件人。但試了幾天我就發現，很多人就是不想接。也遇到過很兇的，接起來就罵人、問你幹嘛一直給我打電話。因此，後來我最多打2遍，也就不打了。 系統難以預料的其他情況也不少，有時候小區物業突然不讓進了，有的聯繫上了收件人又要求馬上改地址。又或者送完快遞下樓，發現快遞車電瓶被人家偷了。還有個人明明親自收了快遞，轉頭就投訴自己沒有收到，要求賠款，連續好多次。最後公司只能讓另一個快遞員在他拿快遞時偷偷在旁邊錄像取證，接到投訴後再出示證據。 快遞員每天還要處理千奇百怪的問題。比如有人買了一副手套，包裹里只發現其中一隻，他也投訴快遞。快遞員說這個你得找商家，客戶說不懂怎麼操作，最後快遞員只能義務上門幫他弄。 這些勞動過程中司空見慣的複雜情況，卻從來都不是電腦系統和演算法會考慮的。為了應對系統簡單粗暴的衡量標準，快遞員不得不發揮「人腦」的自主性，「優化」自己的勞動過程。 比如，遇到不接電話，大多數快遞員就會根據經驗來判斷。如果這個收件人是熟悉的或者好脾氣的，直接就給他放門口了。如果沒有把握，可能就會緩一緩，先放在車上，回去錄入簽收異常，下午再送一次。這種簽收異常的件要是一天有7-8個就會令人非常頭疼，因為很可能下午或者第二天，得專門為了這個件單獨跑一趟這個小區。 快遞員很煩重複送件，大多數人都會覺得，1個件就掙1塊錢，還要來來回回跑，掙得太費勁。但他們既不能扔掉這個件，也不能跟收件人發脾氣，最後往往還是放門口。 網路圖片 快遞員往往比社區還熟悉片區里的居民。分揀包裹的時候，快遞員瞟一眼收件人的名字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片區的，在哪個小區、哪層樓，甚至外貌性格好不好、家庭關係好不好都能了解。我的博士論文里，因此把快遞員稱作「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完成那次田野調查已經8年了，至今還記得一些收件人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收件人叫「王俊凱的初戀女友」，她的快遞超級多，但我從來沒見過她。因為她當時住在一個臨街的三樓，是跟人合租的，總是不關外面的大門。所以我每次派件不用打電話，門一推、放客廳就行了，派送效率極高。在我看來，這就是雙方達成的隱形默契。但是，嚴格按照系統流程的話，肯定是不合規的。 田野中我還發覺，系統其實也在引導快遞員發揮「人的自主性」，來處理最難解決的收件人投訴問題。 在這個行當里，快遞員最怕的就是投訴和罰款。最常見的投訴就是虛報「問題件」。一般都是來不及送了，快遞員就自己先在系統里填一個收件人不在。收件人要是查詢到這個信息，反饋給系統說自己明明在家啊，就會對快遞員罰款5元。其他的情形還有：虛假簽收，罰款700元；丟失件照價賠償，最低罰300元等等。 在公司里，快遞員和客服的比例大約是5：1。我做田野的這家公司，全國客服就有幾十萬人。站點的客服接到投訴，比如說「虛假簽收」，會先聯繫快遞員，告訴他哪個快遞被投訴了，快遞員自己就會給顧客打電話解釋，一般是說包裹太多了忙不過來，下午就送。跟收件人溝通完，快遞員自己就可以在系統上選擇撤訴，這樣就不會罰款了。 一開始，我還以為這是系統的「漏洞」。後來我在總部跟管理層訪談，發現他們其實一開始就了解這個情況。其中一個管理層對我說，設置客服的目的不是為了罰款、進而保障派送時效，而是要設置一個過程，解決快遞員來不及派送和收件人著急收件的矛盾和張力。 當快遞員在自己派送的片區內，主動搭建起和收件人良性互動的社交關係，混了臉熟甚至成了朋友，那麼收件人遇到快遞員送得慢或者工作失誤，也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如果快遞員沒跟顧客溝通好，引發了二次投訴，那就會對快遞員加倍重罰，一次虛假簽收罰完700元，二次投訴就再罰1000元。 在我看來，「新規」中明令禁止的「擅自代收快遞」，「擅自投放到智能快遞箱、快遞服務站」等行為，正是由快遞員在系統提升效率和派件量繁重的雙重壓力下，發揮勞動自主性的過程。只是帶來的負面效果之一，就是會侵害消費者的權益，特別是對於老年人、殘疾人和行動不便的消費者來說，無疑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網路圖片 不增反降的派費 這些年，大家對快遞公司特別是通達系的吐槽好像越來越多，這肯定不是偶然。其實，作為加盟制快遞代表，「通達系」的優勢是成本可控、運費低廉，劣勢就是質量和服務較弱。 低成本也反映在快遞員的保障上。除了派攬件收入，快遞員僅有的「福利」，也就是老闆提供的住宿。2016年在B站點，他們住在臨時板房裡，在 A站點，他們住在城中村的隔間。 他們的居住環境我至今記得很清楚，一個房間住12個人，6張上下鋪的鐵床，一進去就是一股撲鼻而來的臭腳丫子味。我進去的時候排到第11張床，很靠近廁所，廁所里到處都是黃漬，也沒人會打掃，反正能用就行了。房間里很陰暗，分不清朝向。地上到處是辣條、瓜子殼、飲料瓶，他們最喜歡喝冰紅茶，很便宜，1升的桶裝，一天可以喝幾桶。 我跟快遞員們聊過未來規劃，他們想法都比較類似，要麼賺幾年錢回家干點什麼，要麼進順豐、京東這種直營性快遞公司。當時順豐的派件大概是1.5-2元，整體收入更高，還有五險一金。但它們的職位也是有限的，往往需要等空額乃至先做一段時間兼職。 網路圖片 2019年我曾打算重訪，結果發現兩個原來站點都消失了，A站點老闆說2016年雙11爆倉，罰款太多，索性就不送了。B站點老闆聯繫不上了，原來的站點現在成了停車場。 這幾年，不論是快遞工人、外賣員，又或者網約車司機，勞動管理系統變得越發精細和嚴格。可惜的是，這種「精細」始終體現在對工人勞動過程的具象化管理，他們的肢體動作、語言，甚至說話的語氣都會被系統探測並記錄。但對於工人勞動場景中面臨的複雜場景和不確定性事件，始終沒有得到很好考慮和解決。 「精細」管理的另一結果，是單人快遞派件量的大幅度增加。2016年，官方統計全國每天約1億件快遞；2023年，這個數據已增長到了3.6億。但是快遞員沒有增加那麼多。2016年底，北京交通大學有調查顯示全國當時一線快遞員大概230萬，2022年有個統計，大概是450萬。粗略估計，單個快遞員派件的數量翻倍。 （註：2016年據莊家熾統計，J市快遞員日送快遞平均為150件左右，據媒體近日報道，J市多位快遞員一天的送貨量大約為三四百件，幾乎翻倍，與上文判斷互相印證。另外，近年快遞價格在不斷下降。據國家郵政局數據，2010年至2020年，全國快遞平均單價從24.6元降至10.6元，下降約57%。2021年上半年，全國快遞平均單價已不足10元。） 然而，快遞員的收入增長就沒有那麼明顯了。2019年我跟他們聊，甚至發現他們派件費比2016年更低了，一件只有9毛還是8毛。這還可以根據招聘啟事判斷，現在你去看J市的快遞員招聘，通常就是8000元（註：招聘網站上多個J市通達系快遞招聘薪酬顯示為8000-15000元包食宿），實際上應該拿不到那麼高。哪怕是8000元，跟2016年比增長也有限。 一邊是系統控制更加嚴格和精細，另一邊是派件量爆炸式增長。菜鳥驛站和電子貨櫃的普及和廣泛使用，確實大幅提升了派送效率。但像消費者要自己搬重物這樣的問題也確實存在。 網路圖片 未來如何更好地解決「最後一公里」的派送問題，我覺得，還是應該變革「系統」，乃至變革行業發展模式。 僅僅舉一例，對於重物、生鮮、無電梯高樓層的家庭，如果可以適當增加派件費用，相信可以最大程度激發快遞員發揮「人的自主性」和「人的智慧」。我們發快遞的時候都是按重量收費，怎麼快遞工人派件的時候就不是了呢？ 跟快遞員待得越久，我越會發現自己和他們身上的共同點，以至於常常覺得平行空間，我很可能也是一名快遞小哥，所以我發自內心地希望他們過得更好。但我也知道，這需要整個行業乃至社會的努力。 更宏觀的層面，行業的發展邏輯同樣應該迎來變革，而不是像這些年，一直處於低價競爭的「泥潭」模式。2016年，就有一個公司老闆跟我說，快遞業界流傳一句話：「誰不降價，誰得死；誰先降價，誰先死」。8年過去了，我覺得這句話對快遞行業依然適用。如何引導中國快遞行業「卷服務」、「卷品質」、「卷安全」，可能是主管部門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無論如何，在目前的背景下，如果快遞公司嚴格執行「新規」，要求每個快遞員逐一打電話、消費者又要求全部上門派送的話，確實有很大的困難。強力推行的結果，很可能是將派送壓力與違規責任，簡單粗暴地直接壓到一線工人身上。 如果是這樣，或許還不如把問題直接拋給市場，讓消費者自己選擇，想要什麼樣的價格和服務，就選擇怎樣的企業？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陳戌源一審被判無期徒刑，成為歷史上獲刑最重的中國足協官員。 在中國足協最近五屆實際掌門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風暴中，謝亞龍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個月，兩人當時的涉案金額分別為136.38萬和119.6554萬元，而陳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錢款高達8103萬餘元（含上海港務集團任職期間），數額巨大令人咋舌。 網路圖片 陳戌源之所以能夠上位足協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時期的表現得到認可。「選擇陳戌源，主要考慮他政治素質強，熟悉足球發展情況，在業內有一定認可度，具有大型國企管理經驗和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陳戌源自己的話說，從來沒想過來足協工作，「是組織安排我到足協工作的，剛開始聽到這樣的安排很糾結。」 網路圖片 陳戌源早年的「上進」，也是憑藉認可度。1973年，17歲的陳戌源開始在上海港務局工作，擔任碼頭工，因為愛好文學，在單位刊物上發表詩歌散文，被領導賞識看重，23歲時調入辦公室做秘書，後來又進入港務局團委，從此開始仕途。 那時候，年輕的陳戌源對足球還是一腔熱愛，他喜歡踢球，主打的位置是邊鋒，擅長突破。 上任足協主席之初，陳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職業聯盟，形成充滿活力、規範有序的職業聯賽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甚至還表態，足協要從管理者變為服務者，幫助職業聯盟上路。 彼時的陳戌源，大概還有著擔任俱樂部老總時的思維慣性，但根據中國歷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態一旦上位權力要與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嘗到權力滋味後，放權就成了空談。 網路圖片 時任廣州富力副董事長的黃盛華被陳戌源請到北京，出任職業聯盟籌備組召集人，但他漸漸發現，中國足協並未想要放權給俱樂部，人事任免權牢牢在手，職業聯盟雖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但也只是一塊空招牌。 後來，失望的黃盛華通過微信向陳戌源辭行，「我們代表投資人幹了幾個月，就覺得這個東西已經變味了，就覺得我們是足協下面的一個部門了」。直到今天，職業聯盟也仍處在「籌備組」階段，千呼萬喚出不來。 按照黃盛華的想法，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要想真正職業，行政鬆綁是首要之舉。「投資人能不能更好地開發市場，要看行政能不能給到更多權力。你把許可權劃分出來，做不好可以更換管理人員，這也是五十多傢俱樂部的切身利益。他們代表最高峰的時候一年110個億的投入，現在低谷也有30億左右的投入，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市場必須形成一個抱團取暖的組織？」 網路圖片 那麼，管理者為什麼不鬆綁不放權？也許因為手裡有權力就可以尋租，就能撈取好處。 陳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當選中國足協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協負責人來敲他房門，各自送上30萬元「拜碼頭」費用。陳戌源回憶：「到我房間里來，把雙肩包往我沙發上一放，說陳主席恭喜你、祝賀你，希望能夠多關照，然後我說什麼東西，他說老規矩了，我們都這樣。」 辦理陳戌源案的湖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羅氚也說：「中國足球管辦不分，足協既監管又組織，權力過於集中，這樣肯定帶來很大的風險。」當監管者手握不受監督的巨大權力，那結果可想而知，按照陳戌源自己的話說：「我自己也收錢，我要是去抓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嗎？」 這句話說到了根子上，自己怎麼會抓自己呢？讓手握權力者監督自己，就是一個笑話，於是在這一波足壇反腐中，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出好戲： 2023年1月19日，劉奕、陳永亮被調查，足協開會，陳戌源表示堅決擁護； 2月15日，陳戌源被調查，足協開會，杜兆才表示堅決擁護； 4月1日，杜兆才被調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來你也在這裡」。 按照職業聯盟籌備組的建議，作為社會組織，中國足協需要借鑒國外足協經驗，做到真正的「管辦分離」。 因為除了個人貪腐，決策機構如果沒有多元化權力分立與監督體系，很容易形成一個領導拍腦袋、一聲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協說什麼，聯賽俱樂部只能聽著，只能執行。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很可能導致一旦做出災難性決策時，無人能夠剎車攔阻。 網路圖片 比如陳戌源和足協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這個初衷雖然符合世界職業足球發展規律，但選錯了時機，在疫情後的經濟大形勢下，最該做的是保持穩定，而不是折騰，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鑒國外經驗，比如在日本，這類涉及聯賽和俱樂部發展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職業聯盟（J LEAGUE）說了算，基本流程是，職業聯盟中的執行委員會提出和討論重大決議，再由每年召開兩次的「社員總會」通過或否決。 執委會的成員，均為聯賽各俱樂部（J1到J3這三級別聯賽）的代表，「社員總會」的參與者，除了各隊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聯賽主席在內的理事會。換句話說，J聯賽怎麼玩，各俱樂部自己商量著來。 而日本職業聯盟作為公益社團法人，和隸屬於日本體育廳的足協，不存在誰領導誰的關係。足協的經費來自體育廳，J聯賽不從政府行業協會拿任何經費，而J聯賽自己掙到的錢，也不會給足協抽成。 就這樣，把權責分清，把規則框架搭起來，把監管機制建起來，然後就放手讓聯賽參與者們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但很可惜，這類涉及到頂層設計與權力分配的深層改變，也許已不是陳戌源和足協所能持續推進的。陳戌源說：「看了改革發展方案，有一種畏難情緒，覺得這件事情，足協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終，陳選擇了放棄長遠大局，追求個人政績與利益。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巡視員崔海飛在評論陳戌源案時說：「杜兆才和陳戌源作為足協負責人……卻都覺得改革難度大、見效慢，與其花精力啃下這塊硬骨頭，不如一邊為自己撈點好處，一邊把出『政績』的希望押寶在豪賭世界盃上……」 網路圖片 歷史循環往複，閻世鐸當年賭進了世界盃，但取消甲A升降級等舉措，沉重打擊了聯賽的健康發展；謝亞龍為賭國奧，提出中超南北分區賽制（後胎死腹中）；韋迪也提出過「國奧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隊為國奧陪練…… 一次次的折騰，一次次的傷害，付出代價的始終是中國足球。 歷史往複循環。預言了國足要輸越南的范志毅還說：「你說職能部門，職能部門一屆一屆一屆換了多少個足球協會主席了，改過不啦？換湯不換藥。」 清除一個陳戌源不難，更難的也許是，如何避免「陳戌源們」再次出現。 回到2010年，中國足壇上次掃黑風暴在寒風中宣判，謝亞龍、李冬生、蔚少輝、陸俊等一批足壇人士獲刑。記者趙宇回憶：「那次宣判我也在現場，鐵嶺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邊站著，很冷，我當時就想，中國足球能變好嗎？中國足球在這輪肅清之後，就能走上正軌了嗎？」 如今，14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浪體育
福州上了熱搜，一學校在廁所安裝反霸凌報警器，只要被打的學生大喊「救命」、「打人了」，報警器便會觸發，把信息傳到班主任的手機上。 網友紛紛喝彩，「說做得好，終於出手了」。也有少部分網友存疑，「真的會有效果嗎？」 我毫不懷疑，這種對策幾乎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廁所里的「報警器」，一直存在，那就是「學生」自己。 網路圖片 一直以來大家似乎弄錯了一個概念，那些被霸凌的學生是啞巴嗎？他們就算被堵在學校的廁所里毆打羞辱時無法「大聲呼救」，那之後為何又不去求助老師和校長的幫助？甚至不敢告訴家長？ 這根本不是一個報警器能解決的，真正的問題，出在校長、老師、甚至我們整個社會身上。 為什麼被霸凌者事後不敢尋求幫助？ 因為他尋求不到幫助。校長和老師能做的、會做的除了遮遮掩掩不讓事情曝光出去之外，最多就是幾句毫無力度的譴責。而譴責，只會讓霸凌者們下一次動手更狠。 甚至一些有背景的霸凌者，校長連譴責都不會譴責他，反而要陰陽兩句被霸凌的學生，「你怎麼那麼懦弱，這點事還要告老師？」 至於告訴家長，其實普通家長做不了太多。死人了拉個橫幅都要被學校找人「教育」，霸凌這種事，皮球踢兩個來回就讓你回家等消息了。弄到最後，倒霉的可能還是被霸凌的學生。 一直以來，西方國家和我們在食品問題上存在顯著的對比，他們為什麼做得好？根源在於一旦被舉報出問題，倒血霉的不止是商家，還有負責監督商家的人。 我們現在面臨的霸凌問題同樣如此。但凡不是小打小鬧，而真正上升到霸凌的級別。那麼在校內，就要追究校長的責任。 只有這樣做，那些校長、主任之流才會把霸凌問題放在心上。 同時，我們還需要鼓勵被霸凌的學生還手。就像我之前的文章里所說，十幾個人打你一個，你還要想著公平決鬥，想著萬一把對方戳死了呢。 這種鼓勵，當需是「反抗無罪」。十個人打你一個，我打不過，但是手上有一把摺疊刀，我用不用？ 當然用啊，正當防衛嘛。 但很多時候顯然不是這樣，你用了，戳死了人，他們說你是防衛過當。這理由也有趣，叫別人沒用武器，打不死你。但你用了摺疊刀，存在故意傷害的嫌疑……神經。 相比在廁所里裝警報器，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想要遏制霸凌問題的人更該關注和思考的。 一，在學校霸凌，嚴格追究校長、主任等領導的責任，誰讓你們不盡責呢？ 二，在校外霸凌，法律當更寬容的保護被霸凌者，反抗無罪，捅死捅傷後果自負。 幾年前上饒那個衝進學校的家長，早就跟霸凌者的父母商討過，但對方不在意，也不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事實上，有背景、家裡有權有錢的人更不在意，除非你有能力讓他們感受到痛。 上饒那個當然不算，因為被霸凌者的家屬自己也搭進去了。因此我們更需要鼓勵被霸凌者反抗，且這種反抗不需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至於什麼廁所里的警報器……呵呵，隔靴搔癢，只能說聊勝於無。不過用這種勞而無功的方式繼續掩耳盜鈴般的「嘗試」，那我們還要付出多少「代價」？ 今天，福建晉江市通報了初中女生被同學長期霸凌後跳樓身亡的事情，這是第多少起了？ 網路圖片 同樣是今天，還有小學生被同班同學暴力磕斷門牙，家長想調班學校還稱不合適的新聞。裡面提到了霸凌者長期對他家孩子用筆扎、脫褲子、觸碰生殖器官等行為。 網路圖片 學校根本就不當回事，拒絕調班，等同於讓孩子一直被霸凌下去。 一般來說，能被霸凌的小孩，都不會是官宦子弟。相反，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來自無權無勢的家庭，有些家長甚至長期在外務工，沒辦法給予孩子太多幫助。如果這種霸凌雨露均沾，像那PM2.5污染一樣，你看還會不會被重視。 霸凌行為必須嚴懲，無論是對霸凌者，還是負有責任的校長領導。無論霸凌者有何背景，都不能繼續姑息養奸下去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走讀新生
曹麗萍很少會哭。 至少在成為好友的這十年，李舒幾乎沒見過。印象里，曹麗萍是她們之中充當「情緒垃圾桶」的角色，會默默緩和偶有摩擦的關係。 同學朋友都或多或少聽說，湖南省人民醫院的規培生活讓她極度疲憊。她曾連續加班42.5個小時，輪轉壓力散落在事無巨細的瑣碎中，回報卻只有每天70多元的工資，請假更是艱難。 好幾次，她在跟同學的聊天中提到，帶教老師收治病人的病歷也要自己代勞。她想忍忍就過去，但又擔心，「再忍我要被搞死。」同學勸她強硬拒絕，「下次壓力大的時候就哭，消化科有個輪科的同學，不是就哭了嗎？」 「小小規培生我能怎麼辦。不想要混了。不想要規培證了。」她答。 從一個科室到另一個科室，曹麗萍結束不了無底洞式的加班輪轉，也無法從掌握「生殺大權」的帶教老師手下脫困，更難以對抗規培制度中的結構性困境。2月一個加班的夜晚，在醫生值班室的衛生間里，25歲的曹麗萍把手術刀揮向了自己。 妹妹曹檸後來才知道，姐姐的畢業論文已經提交通過。這意味著，如果一切順利，在曹麗萍生日的5月，她就會完成規培結業考試，有機會成為一名正式醫生。 但最終，她只留下一段遺言。千餘字的內容里，出現了10次「加班」、9次「請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 「明明一切都那麼那麼美好，可是我不想看見了。沒日沒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讓我自己選擇方式吧。」這是年輕的曹麗萍，最後留給世界的話。 1 一場決絕的死亡 藍黑色血氧儀顯示的心率數值一路上跳。 從139、142、144、149到150，曹麗萍第六次測量時，飆到152。這是2月最後一個周五的早上八點半左右。 她的休假申請在前一天就獲批，但23日中午她仍未能停下手頭的工作。「還有出院要整，」她帶著些調侃的語氣發消息給同學，「現在屬於帶假加班」。 據澎湃新聞報道，監控顯示當晚8點40分左右，曹麗萍穿著白大褂，提著一份外賣，走進了湖南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的醫生值班休息室。當天晚上值班的一名規培生，後來跟曹麗萍的同學王曉莉轉述，大約晚上10點，曹麗萍進入休息室廁所。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無人知曉這道門後發生了什麼。 晚上11點左右，一名值班規培生去上廁所，發現門推不開，以為有醫生或護士在上廁所，就回去睡了。次日零點30分左右，另一位值班的規培生宋晨去了一趟，門還是推不開，這讓宋晨感到奇怪，一個人怎麼可能上近兩個小時的廁所？ 宋晨蹲下去，往門縫底下一看，一攤紅色血跡流了出來。一定出事了。宋晨立刻叫來二線住院總醫師，後者撞開了門，看到一地的血，曹麗萍躺在衛生間里，皮膚髮白。 網路圖片 警方在24日凌晨1點10分趕到現場。曹麗萍的家人，則是在2點37分接到自稱曹麗萍老師的電話，對方說，麗萍已經自殺，無生命體征，要求他們趕緊到醫院。 曹麗萍家在湘西瀘溪縣的農村，外面冰天雪地，路況不好，家人預計需要十幾個小時才能到達長沙。這通電話里，曹麗萍家人要求醫院全力搶救，保留現場，並及時同步情況，「我們要第一時間見人。」但老師拒絕提供任何信息。 妹妹曹檸和父母抵達殯儀館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左右。在家屬兩次強烈要求下，他們見到了曹麗萍的遺體。這一天本該是闔家團圓的元宵節。 和姐姐的上一次見面，是去年12月。曹檸從深圳回湖南，順便到長沙看姐姐。剛過去的這個春節，曹麗萍沒能回家過年。除夕前，排班表遲遲未定，曹麗萍擔心過年值班，一直沒買票。等到排班定下來，票已售罄。出事前幾天，曹麗萍還找妹妹聊天，給她發了很多表情包，「看起來沒有任何異樣。」 和警方的後續溝通中，家屬被告知了死亡現場的一些細節：衛生間門是反鎖的，是密閉空間，初步排除他殺，身體左頸部有切口，身旁有手術刀。 就在事發23日晚11點59分，曹麗萍的QQ空間內，一段設置為「私密狀態」的遺言發出，言語間滿是疲憊、控訴和絕望： 「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我以為熬過這幾天就好了，可是這就是個死循環。一句這個月科室缺人，所以我就活該要一個人做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事情嗎？ 即使是在猝死的邊緣，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馬一樣幹活。機器也需要定期檢修的啊。我真的堅持不下去了，明明昨天就已經請了假，明明心臟已經快要跳出來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悶得內衣都不敢穿，可是還是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不能回去休息…… 世上本就沒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見了，這個世界…….」 李舒是從共同的高中同學那裡，聽說她自殺的消息，她立刻給曹麗萍打電話，沒有人接聽。 一開始李舒拒絕相信這件事，她根本沒想過自殺會發生在曹麗萍身上，更難以接受的是她自殺的方式，「還是頸動脈。」 同為醫學生，她非常清楚，選擇割傷頸動脈意味著什麼——動脈血速度快、壓力大，能迅速衝到天花板，立刻造成失血性休克。 「這個位置就算原地搶救，根本救都救不過來，都堵不住的那種，」李舒因此判斷，「她應該不想後悔，可能割腕還有後悔的餘地。」 2 加班，加班 家屬簽署排除他殺的死亡通知後，被獲准拿回曹麗萍的遺物。 曹檸在姐姐留下的手機里，看到了她未曾跟家人講述過的生活：自2月1日輪轉到神經內科，曹麗萍每天都在上班，沒有間斷過。 除夕前，一位住院病人見過曹麗萍一面。在這名病人的回憶中，曹麗萍臉色蠟黃，黑眼圈很重，一直在寫病歷。病人有問題求助，她就立刻放下手裡的活回答問題。「很憔悴很疲憊，像是很久沒有休息過了。」 春節假期還沒過完，她又開始輪軸轉。大年初六連續上班30多小時沒合眼，「直接上感冒了」。初七、初八加班繼續，初八熬夜寫病歷到零點左右，事情還是沒做完。初九早上六點半起床，七點多趕到科室繼續工作，這一天，她中飯沒吃，一刻沒停。加班期間，她一直胸悶、心臟不舒服。 2月19日這天，曹麗萍感覺真的熬不下去了。 早上交班時，神經內科的主任提醒她沒有搞辦公室衛生。上午工作時曹麗萍的血壓已經達到了158/98mmHg，心跳在132次/分，她被准許獲得兩小時的寶貴休息。 網路圖片 她下午給另一位規培生髮消息描述，「我平常血壓可是110/60左右的人」「主任在旁邊說心率快是件好事，證明還有應激」「我真的好倒霉。為什麼缺人要如此對待我們啊？」 她也兩次發消息給神經內科一位姓朱的總住院醫師，請求他下個月不要再給自己排主班，以及當晚非必要不收病人。對方應了下來。 晚上9點零4分，曹麗萍的朋友圈照片顯示，心跳每分鐘123次，她寫，「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 曹麗萍還和朱老師因排班不合理溝通過兩次，她提出：有的規培生接了新病人，第二天可以輪空一天，而過年一直上班、獨立收了5個新病人的自己，反而持續工作；排班沒有按照正確的順序；自己在周六獨立收病人、還沒有助班。 「怎麼排班都會不公平。」朱老師回復她，並提出調來一個師弟幫忙。 21日下午，她連續提出心臟不舒服，胸悶，急切想請假，只得到朱老師「打太極」式的答覆： 「和上級說，和主任請假。」 「還要看請幾天。」 「超過3天好像需要教學辦審批吧。」 「主要不確定你請時間長了要不要補輪科時間。」 曹麗萍質疑，科室把學生當成機器，並提出自己沒有助班並不合理。 「沒有助班也不是我能安排的，沒有那麼多學生呀。」朱老師說，自己人微言輕，同時表示，「加快輪轉、狂收病人肯定都是上面主任的意思，包括余主任要求的48小時歸檔。」 下午1點23分，曹麗萍又更新了一條朋友圈，她的脈搏達到了每分鐘120次。「應該全病房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快的了。」好友李舒在評論中問她，啥情況？她只回了一句，「神內科值班太窒息了。」 幾小時後，曹麗萍向帶教的謝老師和神經內科余主任提出請假。據澎湃新聞報道，曹麗萍申請的請假時間為2月22日到29日。 後來，一同規培的王曉莉從醫院內部打聽到，曹麗萍爭取的假已經批下來了，但批假過程中，上級告訴曹麗萍，手頭的事情必須要做完。於是，請假的曹麗萍又開始加班——開醫囑、準備病人的住院病歷及出院記錄。 曠日持久的加班仍在繼續。22號這天晚上，曹麗萍工作到晚上九點，睡在了科室。 3 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坐落在湘江東岸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天心閣院區，擁有百年歷史，距離長沙市最著名的景區橘子洲僅3公里左右。在醫療領域，它是湖南一家集醫教研於一體的三甲綜合性醫院。 2021年，22歲的曹麗萍開始在湖南師範大學醫學院就讀內科學專碩，同時期，她也進入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 規培全稱是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2013年，國家衛計委等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建立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要求所有新進醫療崗位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臨床醫生，必須接受3年的規範化培訓，培訓結束參加統一考試，得到規培證後，方可成為一名正式醫生。 規培生加班熬夜，甚至通宵，是這裡的常態。和曹麗萍同期規培的王曉莉說，病人從入院到出院的一系列流程都要靠規培生完成，忙的話科室一天要收治十多個病人。 極限狀態下，一個月有七八個晚班出現王曉莉的排班表裡，她輪轉到外科時，連續工作過48個小時。「一刻都不得睡，人一直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有時通宵夜班結束後也不能及時休息，上級等著你，病人等著你，病情變化了也等著你，「它不是說可以放一放的事情。」 網路圖片 另一位好友楊陽發現，曹麗萍從去年開始變得格外忙碌。每次聊天，曹麗萍都會把「忙」字掛在嘴邊，不是單純的忙碌，而是非常忙，兩人的聊天記錄里充斥著——「最近真的忙」「我忙不完」「等我忙過論文這個大頭」。 去年11月，曹麗萍跑到楊陽家「大吐苦水」。她提到自己要承擔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除了自己收治病人，還需要為帶教老師的病人寫病歷、辦出院等。帶教老師是規培生們輪轉到各個科室的直屬上級。 一個月前，當曹麗萍在某科室輪轉時，在帶教老師的要求下，她曾負責過全科室一半病人的病歷。有一天晚班，她從下午5點寫到晚上11點才完成。2023年國慶假期，在7號交接班時，曹麗萍被帶教老師要求代補5號的病歷，她夜班一刻沒閑，才把病歷補完。到了10月中旬，一次上晚班前，帶教老師又給她多留了一個病人。 「把我一個人當兩個人用。我又不是個奴隸，憑什麼呀？」她當時向同學抱怨。 但為了規培證，曹麗萍不得不忍耐。王曉莉理解她的處境，對醫學生來說，規培證相當於大學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得不到這張證，就無法找工作，而通往規培證的道路上，帶教老師則擁有支配性權力。 「科室輪轉時，通不通過、合不合格都是帶教老師一句話的事情，他們的權力就太大了，能決定你出不出得了科，如果他報個不合格，你在這輪轉三個月就白輪轉了，後面就要補。一旦補規培的時間跟畢業時間衝突，規培生就無法正常畢業。」王曉莉解釋。 李舒覺得自己運氣好，規培時沒有被上級為難過。她從曹麗萍的遺言中讀到了身為一名規培生的小心翼翼，「怕老師，擔心被老師拿捏。」遺言中寫，「所以規培的意義是什麼呢，是被別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規培證，就得服從。」 不止一位規培生都表達過，曹麗萍自殺時所在的神經內科一直是「加班重災區」，她的帶教老師是副主任醫師謝老師，從2010年起就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工作。 在採訪時，規培生談論起關於她名聲的評價。王曉莉在規培第一年，聽到謝老師手下的規培生說，「如果你們去了這個科室，一定要提前想辦法避開她。」 同學S在謝老師手下幹活。S告訴王曉莉，她投訴過謝老師幾次，也申請過換帶教老師，但都沒得到反饋。截至發稿前，鳳凰周刊記者通過多種渠道與謝老師聯繫，對方均未回復。 對王曉莉和曹麗萍這屆規培生來說，2月是一個敏感的時間節點。還有3個月就要畢業了，他們需要準備5月的規培結業考試，論文答辯也即將開始，同時科室輪轉任務依然很重，任何一個環節沒做好，就不能正常就業。 「如果帶教老師要求再很多的話，所有的因素疊加在一起，就會比平時壓力要更大。」王曉莉說。 4 系統之困 對於規培生來說，高壓只是最顯性的困難，更折磨人的是，無休止的忙碌並不能帶來等量的價值感。 社會學論文《過渡期的職業社會化：規培生職業互動中的邊緣與衝突》，相對準確地描述了規培生在職業社會化過渡期的身份——處於邊緣狀態。他們既沒有主治及以上級別醫師的臨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員工的待遇。 邊緣的、模糊的身份是規培生職業互動的基礎，也是矛盾和衝突的源頭。 曹麗萍的遺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以為規培的主要目的是學習，是把知識和臨床結合，原來是給科室當免費的牛馬，送病人去轉科……」 王曉莉多有同感。在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期間，她大多在做機械的複製粘貼工作，能學到什麼東西全靠老師的良心——如果帶教老師很忙，輪轉的三個月她就變成免費敲病歷、開醫囑的工具，偶爾遇到專業素質強、有教學意識的專家做帶教老師，她會幸運地學到一些東西，但那是極少數的情況，「80%的時間都是在做意義不大的雜活。」 雜活，是指寫病歷和處理各種醫療文件。 網路圖片 北京三甲醫院臨床外科的規培生李琳，在社交媒體分享過一位患者的醫療文書模板，囊括24個文件夾——入院記錄、病史確認單、病程記錄、手術資料、談話記錄、討論記錄、會診記錄、會診意見、教學查房、出院記錄、死亡記錄、出院健康處方、出院診斷證明書、其他文書、新冠病毒肺炎相關文書、測評表、臨床實驗等。數量多得驚人。 除了填寫病歷，一些規培生還負責把各類同意書、告知書列印出來，核對病史，找患者和家屬挨個簽字。一位湖南湘潭三甲醫院的規培生說，一位病人入院，要簽的文件通常不會少於10個。 上海某著名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陳曉西，也是從規培熬過來的，她猜想，曹麗萍自殺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從病歷中學不到知識。「如果讓我寫簡單的完全不用經過大腦的病歷，一天20份，我會崩潰的，但如果一天讓我寫20份高難度的腫瘤病歷，而且有機會參加這個手術，哪怕真的是乾死，可能很多醫生都願意。」 事實上，陳曉西所在的醫院，規培生很少有機會上手術台。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主治醫師孫雪飛，看到更現實的情況是，病患多數不接受規培生進行醫療操作。 孫雪飛也在擔任帶教老師，他認為，目前沒有標準的方案來保障帶教老師的教學目標和質量。這個過程中，師生磨合很重要，但規培生在每個科室的輪轉時間短，磨合很難完成。 除此之外，科室人手不足，是造成規培生壓力的根源之一。陳曉西曾和同事一起被分到12台手術，科室只招了1個規培生負責手術前的一系列流程，包括寫大病歷、跟家屬的術前討論、完成知情同意書的簽字、最基本的搶救流程簽字等。 手術即將開始前，這名規培生只完成了兩份病歷，她求助陳曉西，老師我來不及怎麼辦?陳曉西只能把門診停掉，跟規培生一起完成文書工作。看到曹麗萍自殺的事件後，陳曉西回憶當時存在的風險，「我不了解他的心理狀態，如果我當時逼他一下，他是不是可能也自殺？」 規培生李琳，也曾因為科室人手不夠連著加班8天，偶爾，她會在晚上下班路上哭一會，回家後倒頭就睡。 去年一年，她因過勞重了20斤。李琳覺得，規培生是醫院「食物鏈」中地位最底端的，所有找不到人做的、沒人做的，都可以讓研究生規培生去做。 李琳的夜班費只有50到100元，在北京連點三頓外賣都不夠。她覺得自己就像是廉價消耗品，「就算自殺也沒有人知道，也什麼都不會改變。很快又會有新的學生補上來。」 待遇低是規培生面臨的普遍困境。曹麗萍在遺書中提到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幾的工資」。另一位湖南省兒童醫院的規培生告訴鳳凰周刊記者，他的月工資在1200到1500左右。 根據王曉莉提供的信息，2023年1月，湖南省人民醫院的規培生們有過爭取提高待遇的「反抗」，某位醫院領導在群里表態，「你的身份是住院醫師，但不是人民醫院的職工，是住培學員，是學生的身份。」 而就在此不到一個月前的2022年底，疫情剛放開時，醫院要求所有規培生去一線工作，來應對大量擁入醫院的病人，當時帶教老師的說法則是，「住院醫師本質是醫生，不是學生，和我們職工是一樣的。」 這種對身份界定的撕裂感，讓李舒很難接受。「在談工作的時候，他把你當醫生，發薪水的時候，你就是學生。」 一些更尖銳的評論認為，規培生的勞動權益保障幾乎處於真空地帶。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法學碩士聶平撰文《25歲規培生自殺，規培是勞動法外之地嗎？》，稱在校生和醫院不構成勞動關係，規培人員的「培訓」時間自然不受勞動法體系下標準工時40小時/周的限制。 最糟糕的情況是，醫學生在規培期間一旦出現傷亡，根據現有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無法明確支持其工傷認定和賠償撫恤的請求。 5 下一個曹麗萍 照片里的曹麗萍，臉圓圓的，戴著一副同樣圓圓的眼鏡，寬大的學士服罩在身上，她淡淡地笑著，露出一排潔白牙齒。這很符合王曉莉對她的印象，「斯斯文文、溫溫柔柔的，很好相處。」 曹家父母養育了四個女兒，曹麗萍排行老三，曹檸最小，她的三個姐姐都是碩士畢業。 加上在衡陽市南華大學的本科學習，今年是曹麗萍學醫的第八年。規培的工資一個月不到三千塊時，家人經常告訴她，不要苦了自己，沒錢可以要。 但曹檸說，姐姐幾乎不管家裡要錢。寒暑假打工掙錢存錢的習慣，她從本科時期就開始了，所有的生活費她都靠自己出。她還主動帶母親去長沙做全身體檢，並且經常跟妹妹說，以後畢業工資高了，就第一個給媽媽治牙齒。 因此，當3月6日，警方告訴曹檸，從姐姐朋友的調查口供中，初步判定她是一個性格內向、抗壓能力比較弱的人，曹檸難以接受。 她一直都覺得，姐姐的性格非常外向，面對陌生人時，說話不會害羞。去年夏天，曹麗萍去割了雙眼皮，還經常去健身。 即便是去年10月底，連續加班42.5小時後，曹麗萍的朋友圈還是很明朗，配圖是一家咖啡館的照片，門前的樹木鬱鬱蔥蔥，她寫，「陽光真好，回去睡覺。」 網路圖片 高中好友楊陽也不認可「抗壓能力弱」的說法，「一般的困難絕對不會打倒她的，她真的不是脆弱的人。」 高中備考時，楊陽記得，曹麗萍認真投入，成績前進很快。前幾年她們同時開始減肥，曹麗萍的效果比楊陽明顯很多。她覺得好友的自制力和意志力，「比一般人強很多。」 在楊陽看來，曹麗萍努力把工作做完，其實是為了有時間去學習，去寫論文，去干點喜歡的事。她提到曹麗萍責任感很強，不會放任工作在那裡不去做，「我們上班會躲懶，她不太會。」 但抱怨是從去年開始變多的。去年11月份，曹麗萍向楊陽抱怨，又要上班，還要上課，還要搞論文。後來她發來消息，「本來想跟你吐槽一下。算了。繼續上班。下次找你玩跟你吐槽。」11月28日下午，曹麗萍給楊陽打了個電話，楊陽在上班沒有接到。 現在回想起來，楊陽才意識到「不對勁」——「她是很堅強的一個人，我並不覺得她喜歡抱怨。當一個不怎麼抱怨的人開始抱怨了，可能就是沒有一個好的出口了。」 據《北青深一度》報道，自殺前，曹麗萍在電腦上提交了最後一份出院病歷，才走進休息室的衛生間。 事發後，湖南省人民醫院的部分規培生都接到了電話警告，禁止談論這場死亡事件，一些在網上發布信息的規培生被單獨約談。 王曉莉提到，在湖南省人民醫院，曹麗萍的死亡不是個例，之前也有過規培生猝死事件。「這種事情不是她一個，而是我們每天都在面臨的。」 […]
一 最近，吃面好像比較有風險。 榆林一位可憐的司機，只是想吃碗炒麵，不想就遭到了麵館里一位「制服男」的羞辱和毆打，一邊打還一邊嚷：「你沒看我穿的制服嗎」？ 我早已經厭惡了寫這些破事，但是奈何這些破事總是發生。 別的都不多說了，只想講一點：對這件事，很多人雖然感覺憤怒和離譜，卻可能因為聽不懂方言，沒有完全看懂完整的過程。 恰好我有個朋友，能聽懂視頻里的方言，就幫我翻譯了一下，結果信息量大增。 整件事最戲劇性、也最諷刺的，還不是什麼制服男恃強凌弱，狗仗皮勢，而是一個很有趣的細節： 制服大爺其實並不是突然發火、突然囂張的，而是經過了一個小心翼翼、再三再四確認對方司機身份的過程。 網路圖片 二 視頻一開始，司機走進飯店，制服男假裝是老闆，故意給司機挖坑。 朋友翻譯了下，二人的對話大概如下： 司機進門說：哎，人呢？ 制服男：吃啥？ 司機：哦，你是老闆？ 制服男：是了，我是老闆，怎了？ 司機：我吃炒麵。 制服男：吃炒麵坐啊，我給你叫來我們大師傅。就光吃炒麵嗎？ 司機：嗯。 你看，雖然制服男已經憋著壞了，但此時兩個人溝通的口吻、內容都還算正常，起碼沒有爭執。 然後有意思的一幕來了，制服男觀察後問了一句：你是跑半掛的？ 司機：嗯，車在那停著呢。 這就是關鍵的一問一答。 問的是你的身份，你的階層，你的自衛能力和反傷能力；而答的這一句「車停著呢」，則暴露了自己的弱小，自己的無助，自己幾乎任人宰割的處境和地位。 所以就在這句之後，制服男來勁了：你一個跑半掛的，「沒看我穿的制服嗎」？你特么的不正是我的菜嗎？ 尤其傳神的是，視頻第24秒、35秒左右，制服男還兩次專門回頭看了下司機的車，確認他到底是不是司機、是什麼車的司機。 因為司機和司機不一樣，領導的司機和跑半掛的司機不一樣，開公家車的司機和開私家車的司機不一樣，開好車的司機和開三蹦子的也不一樣。 制服男這一回頭，就是要再次確認下眼前這個人到底是什麼司機，自己夠不夠資格踐踏，或者說能不能吃得下去。 而這一眼讓他滿意了，果真是跑半掛的。 就像《水滸》里有句話：你就是我手裡的行貨！ 欺負你的人，比你還知道你有多麼好欺負。 三 於是制服男就做出了侮辱性的動作，把自己的面故意倒進司機面前的垃圾桶，一邊倒一邊說吃去。 此時此刻，他很囂張，也很痛快。 但即便到這時他也還沒有完全無法無天，只是口頭侮辱，沒有動手。因為他還要再進行一次確認： 制服男：你哪的？子洲的？又確認：子洲縣城的？ 司機：嗯。 一句「嗯」，讓制服男完全心裡有數了，跑半掛的司機，還是子洲縣城的，能牛到哪裡去？ 瞬間，制服男面露兇相，青筋暴起，又是掐司機脖子，又是潑人茶水，辱罵聲也不絕於耳。 以上才是事件的完整真相，就是制服男精心挑選和確認了自己的欺辱對象。 這也是整件事最諷刺的地方。這個人很兇、很拽、很橫，但事實上，他的惡是有選擇性的，是精準篩選和確認了對象的。 假如對方不是拉貨的司機，又或者不是子洲的司機，大概率制服男也就在麵館里默默吃炒麵了。 這不禁讓人想起金庸小說里，惡棍門派無量劍欺負人之前，反覆問： 「請教段兄大號如何稱呼？」 「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 「馬五哥，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 「你是何人門下？受誰的指使？」 這就是再三再四地確認自己吃不吃得下對方，有沒有資格作踐別人。 四 不妨再多想一層：制服男耍威風前，為什麼要那幺小心翼翼，再三再四？他在顧慮什麼？ 因為他自己明白，對面的司機固然是底層，但他自己也根本不是什麼中高層。狗仗衣勢，他明白自己其實也不過就是條狗，撐死多了個劣質項圈而已。 他能凌辱、踐踏司機，反過來，江湖上能凌辱、傷害他的存在也有太多。稍微一個不長眼，他就可能踢到鐵板。甚至，司機里強悍一點的存在，都能和他一換一兌子。 所以他完整的心路流程是這樣的： 在最開頭，當那個憨愣的司機踏入小店，完全沒個逼數地向他搭話的時候，他是驚喜的，也是謹慎的。 驚喜，是因為忽然發現了一個呆萌、孱弱的作踐對象。 謹慎，則是因為他還不能完全確保吃得定人家。畢竟，他的制服幾乎是所有制服里威懾力的倒數。 所以他一邊穩住對方，一邊反覆確認，司機還是非司機，本地的還是外地的，是不是跑半掛的，有無證據，車在哪裡，會不會也是像自己一樣在扮豬吃兔子。 直到一切都確定，他相信自己擁有百分百的侮辱權、傷害權、踐踏權、裝逼權之後，他才化身為龍，全力出擊。 這就是「欺凌」兩個字的真相： 每一次看似隨機的作惡，其實往往都是反覆的確認。每一次貌似隨性的欺凌，往往都是精確的對弱者的狙擊。 對一些敗類來說，穿了制服而不欺凌人，就是一種對人生的辜負。 對另一些人來說，你其實什麼都沒錯，只是錯在自己弱小，處在了食物鏈底層。 後來制服男的單位陝西交控榆吳分公司也通報了，「制服男」確實是當地一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對司機做出了「不當言行」，罵人打人也被說成了「口角爭執」和「肢體推搡」。 網路圖片 你看人家單位挺客氣了，都沒有說互毆。 很給面子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
河北邯鄲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園霸凌後，被三個男同學聯手殺害後埋在蔬菜大棚里。這一惡性事件發生後，輿論的一大焦點無疑是：三名兇手都是未成年人，卻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應該如何懲處這些「小惡魔」？ 看看網上洶洶群議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主張嚴懲，「這幺小就能殺人，長大了還了得？」有些人不滿於現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成了兇手的免死金牌：歷代法律規定，7歲以下為絕對無刑事責任時期，香港《少年犯條例》仍沿用，但國內刑法第17條則定為14周歲以下。 豆瓣上一位「午後的水妖」則主張讓未成年的家長負起連帶責任： 在權力框架中，對權力下游的保護，會轉變成對權力上游的賦權。 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實際操作中變成未成年罪犯保護法，就是這樣的實踐結果。 要解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未成年人犯罪，監護人不但需要替刑，並且因教育無方剝奪監護權。兩個監護人，冠誰的姓就懲罰誰。 這樣一來，不但能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還能順帶改善出生性別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 這個建議不乏有人為之叫好，認為能管用，但在實踐中可能相當危險，帶來難以預料的新問題。因為這一思路說到底是「一長制」的翻版：家裡出了事，唯家長是問，其結果，勢必會讓監護人強化對未成年人的管教，將「忤逆」的苗頭儘力扼殺在搖籃中。不論出發點如何，這對兒童權益勢必是不利的。 當然，那種主張嚴懲的聲音之所以高漲，也是出於現實的恐懼，因為近年來一些惡性案件似有低齡化的趨勢：2018年，湖南一名12歲的六年級男孩持刀殺死母親；2019年，大連一名未滿14周歲的男孩殺死10歲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荊州一名未滿12周歲的男孩將一名4歲半的女孩推入糞坑致死。 對於習慣了「殺人償命」的中國人來說，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兇手只因不到年齡，就可以逍遙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兇手不到14周歲，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後照常上學。湖南衡陽一位差23天未滿14周歲的男孩，將11歲的女孩拋屍湘江，還揚言：「我殺人不用坐牢！」 每次出現這樣的事，呼聲最高的往往就是採取嚴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覺得把兇手判處無期徒刑都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最好乾脆肉體消滅，否則一想到這樣的人有一天還能出獄，就感覺毛骨悚然。 網路圖片 僅僅將兇手一殺了之，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只有充分了解這類案件背後的社會成因，才能更好地防範、減少這些不幸事件。每次發生這樣的慘劇，縈繞在公眾心頭的一大疑問是，「孩子為何如此殘忍？」 在一般人的設想中，「孩子」應當是一個「天真純潔」的群體，遠離成人世界的污濁，至少是「未受玷污」的。這一觀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現實可能更為無情。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感嘆，天京事變中，「殺人最殘酷者則為太平軍中之童子軍」，「所有革命造反的團體中，其中都以幼童組織，最為激烈、最為忠心、最為厲害，也最為殘酷」。 確實，從緬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殘酷著稱，其狠毒有甚於成人。實際上，《水滸》里最殘忍好殺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個巨嬰。既天真又兇殘，這看起來似乎很矛盾，到底是為什麼？ 曾獲諾貝爾獎的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洛倫佐在《攻擊與人性》中指出一個普遍現象：「在色彩如廣告招貼的魚類中，年幼者幾乎更富於色彩，更兇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堅決地向版圖的所有者攻擊。」 他提出了一種解釋：為了物種的生存和繁衍，攻擊性在物種內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則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這個種群就會在進化過程中歸於消亡，並且越是兇猛的動物越需要這種抑制機制（所謂「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險了；然而，人類本身不像虎狼那樣天生就有鋒利的爪牙，這就需要發展出一套文化機制來抑制自相殘殺。 如果順著這個邏輯，那麼孩子就不是「天生純良」的，恰恰相反，他們需要充分社會化才能控制好自己與生俱來的攻擊性——孩子殘忍，正是因為他們沒輕沒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樣清楚自己行為的後果。 我有了孩子之後就理解了這一點。小毛從小就很溫和，幼兒園學前班時，一個女孩子很喜歡他，當被家長問起為什麼時，她說：「因為只有他不亂打人。」然而那些「亂打人」的男孩子，並不是天生頑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為，恰到好處地表達自我。有個小男生也很喜歡小毛，但他表達喜歡的方式就是緊緊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動手的時候又沒輕重，結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 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於傷害他人又不至於壓抑自我，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也需要長久的教養，經歷這樣的社會化進程，最終才能成為一個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當下這個時代，許多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這都是缺失的。 網路圖片 在「邯鄲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兇手都是留守兒童。湖南衡陽14歲男孩殺死11歲女孩的案子，兩人都是留守兒童；那名持刀殺死母親的12歲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兒童，他弒母的起因就是母親打工回來發現他學業很差，暴怒之下打罵了他，而他對母親既不畏服也無感情，當下暴起傷人，甚至在弒母之後還問：「我什麼時候能回學校？」 這當然不是說留守兒童都有問題，但毫無疑問，長久不能在父母身邊，得到關愛和依戀的滋養，這對孩子的成長是極為不利的。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被充分告知，什麼才是正確的行為，也難以產生對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獨地摸索。雖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艱難走過來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勢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遠。 如果是這樣，那我認為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殘忍，不是天生邪惡，而是他們缺乏教養和引導的結果。父母不在身邊，就算回家來往往也只問學業而不管內心，校園生活則更枯燥又嚴厲，對於一些根本不知如何處理自己情緒和攻擊性的男孩來說，欺凌弱小就成了他們宣洩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留守兒童，原本是城鄉二元分隔體制的產物，否則父母進城打工，完全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就近入讀。這是人為製造的親情隔離，不管它考慮的出發點是教育資源還是管控人口流動，其結果都是讓無數農民工家庭承受了創傷，最終結出了苦果。 留守兒童不應該再有了。雖然這一社會解決方案未必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更多悲劇發生之前，我們至少應當正視悲劇的根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過去這些年，始終有人好奇，馬諾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她坐上寶馬車了嗎？」當年馬諾22歲，現在35歲，人生如此漫長莫測，她稀里糊塗做了一些選擇，也錯過了一些機會。她自嘲說，自己不僅沒有坐在寶馬車裡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車上哭」。 一場官司 2023年12月15日，北京，窗外是白雪茫茫。屋子裡，一場官司正在線上開庭。 法官讓男女雙方講述相戀、結婚的經過，講婚姻里出現的問題。 妻子先講，她對著電腦屏幕，講著講著，聲音大起來，控制不住地哭了。法官讓她暫停，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情緒里，講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15分鐘時間，她講了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他們在網路相識，相識5個月便「閃婚」。走入婚姻後，她才發現丈夫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隱瞞，還欠了幾十萬的債務。她遭遇家暴，懷孕後胎停，不斷升級的爭吵與暴力，讓她無法忍受。 視頻那頭，法官打斷她：「每次吵架都這樣，為什麼你沒想過去民政局離婚呢？」 她說，丈夫身高180厘米，體重200多斤，自己幾乎被圈禁在出租屋裡。最後得以離開，是因為丈夫家暴時驚動了鄰居，鄰居報了警，她堅持要去派出所。為了佐證自己的陳述，她提交了報警後醫院的驗傷結果，丈夫認錯的微信聊天記錄，丈夫給她寫過的一份保證書、在公安局寫下的一份承諾書。在承諾書里他說，自己曾毆打過妻子7次。 丈夫也有自己的陳述。在庭上，他否認了家暴的指控。他說雙方有過爭吵和推搡，自己摔過三四次手機，但沒有實施過暴力。他沒有因為家暴受到過任何行政處罰，妻子的驗傷結果，也不能證明傷是因他而起。同時，他也表示，雙方感情尚可，自己不願離婚。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2021年到2023年，每年中國都有60多萬起離婚訴訟案，離婚原因中佔比最大的是感情破裂，第二就是家暴。12月15日的這場離婚官司，有它的尋常之處——欺騙、暴力和經濟糾紛，這是常見的婚姻的背面。但它也有不尋常之處，這位妻子，名叫馬諾。 她曾是新聞頭條里的人物。2010年，馬諾22歲，是相親節目《非誠勿擾》最知名的女嘉賓。她在節目里拒絕了一位男嘉賓，拒絕時說的幾句話，被總結為「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這句話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意外走紅，得到了一些工作機會，同時也被打上了「拜金女」的標籤，遭受了多年的網路暴力。 13年後，這句話的影響仍未消失，還是一把傷人的利劍，指向她自己——她的丈夫在幾個社交平台註冊了賬號，取名「我和寶馬女一年的故事」，截取了一些購物和轉賬記錄，攻擊馬諾拜金。 官司開庭半月後，上海楊浦區人民法院頒布了「人身保護令」，認為根據馬諾提供的證據，確實有「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形」，且「存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因此，保護令禁止丈夫跟蹤、接觸馬諾，或者通過各個網路平台誹謗、侮辱和恐嚇馬諾。 但這位丈夫不服，向法院申請複議。在申請理由里他寫，馬諾是演藝人員，具有表演天賦，她的單方陳述不能作為遭遇過家暴的證據，他攻擊她的道德，「品格素養全國人民皆有公論」。 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3月22日，他們的離婚官司第二次開庭，目前仍在等待判決。 過去這些年，始終有人好奇，馬諾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她坐上寶馬車了嗎？」當年馬諾22歲，現在35歲，人生如此漫長莫測，她稀里糊塗做了一些選擇，也錯過了一些機會。她自嘲說，自己不僅沒有坐在寶馬車裡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車上哭」。 網路圖片 我們關注馬諾，不僅僅是因為她的故事展現了一位女性離開施暴者有多難，還因為她身上承載著更複雜的命題——她不是完美受害者，無論是年少時節目里的一句話，還是她之後的人生選擇，都讓她付出了代價。誠實地說，直至今天，她仍是一位解放得不那麼徹底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寫道的那樣：「男人的幸運——在成年時和小時候——就在於別人迫使他踏上最艱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她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到達極樂的天堂；當她發覺受到海市蜃樓的欺騙時，為時已晚；她的力量在這種冒險中已經消耗殆盡。」 網路圖片 消失的朋友 大概是2023年八九月份，朋友們發現，馬諾好像「失聯」了。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消失，就是突然很難聯繫上她了。那之前不久，她和認識5個月的丈夫劉維結婚，離開從小生活的北京，搬到了上海——這些年，馬諾一直想結婚，終於結了，這是好事，該為她高興。 但到了上海之後，她停掉了之前常常做的直播，短視頻賬號也很少更新，微博不發，以前的朋友圈動態刪光了。零星還有一些工作找過來，比如有網路平台想找她做節目，她拒絕了。有位紀錄片導演想找她做回訪，看看她在《非誠勿擾》之後過得怎麼樣，她說「家裡有事，不太方便」，很快掛了電話。 她有個好朋友叫翩翩，怕她在陌生的城市孤獨，最開始經常給她打電話，但很快就覺得不太對勁，每次通話，姐妹之間聊天，馬諾的丈夫都在旁邊插嘴，「我跟他其實根本不認識」，她能感覺到，他好像是在阻止她們聊太多。 翩翩印象很深，一次馬諾和丈夫一起出門，他去談事情，馬諾坐在車裡等，就給翩翩打電話聊天。聊到一半，翩翩聽見電話那頭，男人衝過來問：「你在給誰打電話？」 還有一次，翩翩接到馬諾的電話，在哭，說自己懷孕了，但孩子沒有胎心胎芽，做了流產手術。很快翩翩感覺到，馬諾身邊有人，因為她解釋了一句，「沒有，我就是心疼孩子。」「肯定有一雙眼睛盯著她。你能感受到她為什麼會哭，她很壓抑。」 微信聯繫也不那麼方便。另一位朋友宋楊也發現，自己發給馬諾的微信，馬諾的丈夫都會看，其實都是閑聊，但老被人看，她就不想發了，「我發給她，還不如直接發給她老公呢」。她們認識十幾年，再熟悉不過，不用說太多，宋楊明白，馬諾不處在一個可以自由聊天的環境。她跟馬諾說過一句話，「如果遇到了什麼事情，我是你的避風港，永遠敞開擁抱歡迎你」。就因為這句話，丈夫讓馬諾把宋楊刪掉，他覺得，宋楊不祝福他們。 對她的處境最清楚的，是她在上海的朋友李婧。她們算是同行，一起拍過網路大電影，成了朋友，又在2023年，因為戀愛或結婚的原因，同時搬到了上海。每次李婧約馬諾見面，她丈夫一定也會出現。有一天，李婧想單獨約她喝下午茶，馬諾的回答很猶疑，她說老公在忙，意思是，自己沒法一個人出來。最後還是夫妻倆一起來的，「我不可能單獨見到馬諾」。 另一個細節是——2023年12月15日線上開庭時，法官詢問馬諾在上海的住址時，馬諾支支吾吾說了半天，都說不準完整的地址，最後是劉維流利地報了出來。她告訴法官自己記不清的原因，「我都沒怎麼自己出過門」。實際上，她在這個房子里住了九個月。 也是因為察覺到了某種危險，2023年夏天，馬諾鄭重地跟李婧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給你微信發了一個6，你就幫我報警。」這句話之後沒多久，2023年9月20日，李婧收到了她發來的6。同時，鄰居也聽到了她家的打鬧聲，報了警，馬諾因此才脫身。第二天，她就去了律師事務所，她要離婚。 幾天後，在北京南站出站口，朋友宋楊接到了馬諾。她拖著行李箱，裹得特嚴實，整個人戰戰兢兢的，一直往四處看，好像害怕丈夫隨時可能出現。認識十幾年，那天，宋楊突然覺得，那不是她了，「怎麼從上海回來的，不是我認識的那個人了」。 網路圖片 一期節目，一句話 宋楊和馬諾18歲認識，一路看著彼此長大，戀愛、結婚。我問宋楊，這麼多年，她印象里馬諾最自信、開朗的是什麼時候？她馬上說，那就是馬諾參加完《非誠勿擾》，那時候22歲，年輕漂亮，是個「明星」。 那是2010年春天。江蘇衛視的製片人王剛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談過《非誠勿擾》誕生的背景：當時電視台歌唱類節目收視率下滑，同事們湊在一起開會，想還能做什麼新節目，每個人報五個熱點話題，「其中有一個必然是剩男剩女」。於是，他們決定做一檔相親節目，讓年輕的80後、90後在台上表達他們的價值觀、婚戀觀和自我意識。 馬諾當時在北京現代音樂學院讀書，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模特——她身材好，17歲就開始拍平面廣告、拍雜誌，上過《男人裝》。當時有個網站叫美空網，定位有點像中介，女孩們上傳自己的寫真，需要演員或模特的公司上去挑人。一些如今知名的女演員，都曾是美空網的註冊會員。馬諾當時也是。 從很早開始，性感就是她的武器。2023年底，在馬諾離婚的新聞下面，有讀者發帖說，他買過2008年11月的《家用電腦與遊戲》，雜誌附贈的特刊里就有馬諾的照片，「穿著秘書職業裝，胸前解開了兩個扣子」。 她出生在北京衚衕里的普通人家，媽媽是北京外環公交車的售票員。上小學時，全家才從衚衕搬到了居民樓。很早，她就開始掙錢養活自己。 當時馬諾的發小在一個化妝師團隊工作，《非誠勿擾》籌備時，他剛好去了江蘇衛視工作，一位編導讓他介紹一些年輕女孩，發小找了馬諾，出場費一場500元。馬諾想叫幾個姐妹一起去，姐妹說，錢太少，路太遠，不去。她爸爸也不想她去，嚇唬她「火車上全是小偷」。但她還是去了，那年聖誕節，她坐綠皮火車，睡了一夜，到了南京，「那時候年紀小，沒覺得辛苦，就覺得新鮮」。 讓她聲名大噪的，是2010年1月17日播出的《非誠勿擾》的第三期節目，在現場，這段對話是這樣發生的—— 男嘉賓趙晨，頭髮留得很長，劉海幾乎遮住了眼睛，人很羞澀靦腆。剛上舞台，24盞燈就滅得只剩下5盞。他說自己沒有工作，愛好是騎自行車，燈只剩下2盞。馬諾的燈是滅了的。但因為她是趙晨的心動女嘉賓，最後環節，她還是被請上台，趙晨問她，「以後願不願意經常陪我一塊兒騎單車？」 馬諾笑說，「我還是坐在寶馬車裡哭吧。」 網路圖片 很快，這段對話被總結成了一句名言，「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 2023年10月，見到《人物》時，她解釋了當時的情境：電視台沒播出的部分，這位男嘉賓介紹自己是富二代，留學歸來，「不是窮小子」，而她接到的任務是把這個人拒絕掉，具體怎麼拒絕，她自己發揮。她正好想到前兩天在QQ上看到的這句話（有人考證過，這句話2006年就出現在了互聯網），「你知道的，（我）北京人，瞎侃了一句，就打了一句岔」。 但這句話刺痛了很多人。之後的幾個月，互聯網上開啟了一場關於財富的大辯論。她也被打上標籤，「拜金」、「托兒」、「毒舌」、「想火」。之後的幾期《非誠勿擾》，不斷有男嘉賓專程到現場，就為了駁斥她。有男嘉賓說，她應該讓出這個位子，因為她不真誠；還有一位富二代說，「你不是想坐寶馬嗎？那就跟我走啊。」節目錄到一半，她無法堅持，哭著跑了下去。 但這場風波，對這檔新節目來說，無疑是好風憑藉力——《非誠勿擾》開播五個月，就刷新了五年內中國省級衛視節目收視率的峰值，超過了當時的王牌節目《快樂大本營》。 這種成績也是綜藝創作的結果。製片人王剛談過，他們如何設計《非誠勿擾》的賽制，讓它形成交鋒和碰撞：比如1名男嘉賓對24名女嘉賓，極度不對等，裡面就有交鋒，有選擇的懸念；嘉賓從登場開始，先展示相貌、身高和打扮，再展示職業、愛好和收入，其中有非常多的社會熱點，房子、孩子、婆媳關係、丁克……「社會當中所有關注的東西，交友都能夠體現出來」。 當年《南方都市報》的一篇評論寫得更直接：「它不滿足於溫情斯文的相親交友，甚至沒打算促成任何一對男女，連裝出這種態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鮮明的話題性、兇狠的兩性搏殺，以容納那些困擾著人們的現實問題，金錢、房價、家庭關係、大男大女。它是撕破臉的、誇張的社會漫畫。」 這樣的節目設置，馬諾有她的優勢——她漂亮，大大咧咧，說話「不經過大腦」。節目的另一位女嘉賓武瀟的發言，道出了節目的部分真相，她說，一期節目錄兩三個小時，播出只剩一個小時，大家說話必須很直接，反映自己的個性。這也是節目里女嘉賓各個言辭犀利的原因。 不可忽略的還有時代背景。在今天，關於馬諾的新聞下面的高贊評論是，「她這話也就是說錯了時代」。但那是2010年，中國人均GDP是3.08萬元（2023年是8.94萬元），是更羞於談錢的時代。《非誠勿擾》的樂嘉在博客里寫過，「馬諾現象引發討論的本質就是兩點：第一，我們可以真實表達自己嗎？第二，我們可以拜金嗎？」 網路圖片 饋贈與價格 因為一句話走紅之後，馬諾確實得到了一些東西，一些命運突如其來的「饋贈」。 首先是工作增加了。當年的媒體報道記錄了她繁忙的行程：《非誠勿擾》之後，她去過浙江衛視，又到安徽衛視客串過一檔相親節目的主持人，上過訪談節目《非常靜距離》；記者們在文章里寫，馬諾很忙，和她通話是夜裡十點，她剛剛錄完歌；採訪時她會說，「以前都是我配合別人的時間，現在都是別人配合我的時間。」 一個細節證明了她的受關注程度：2010年6月的南非世界盃，有人問她，最支持這次世界盃的哪支球隊，她說中國隊（中國隊當年沒有出線）。這也上了頭條。 2023年冬天，我們在北京郊外一間冷颼颼的咖啡館裡談到這段時，她的語氣里有一些悵惘——當時她簽了經紀公司，去了韓國學跳舞，錄了EP，還在《志明與春嬌》里客串過角色。22歲，她一個月能掙十萬塊，「比如說拍戲，接商演」，外地一些地方要開業剪綵，叫她去一趟，半小時就能掙三五萬塊。掙了錢幹什麼呢，「就是玩兒，買衣服，旅遊，正常女孩就那樣，我也那樣唄。」 網路圖片 能得到這些，是意料之外的禮物。她說，「我上這個節目火了，我自己也沒想到。但因為這件事，我能去接商演，拍拍戲，掙點錢養活我自己，挺好的，我沒想過那麼多。」 但命運的饋贈也有它的價格。 她被邀請上節目，話題基本都圍繞寶馬和拜金展開。有人會上來就問，「你的擇偶標準，真的是寶馬男嗎？」「你只嫁有錢人嗎？」有的節目會設置一些環節，讓男嘉賓來給她送寶馬車鑰匙。她知道這台車並不真的存在，但因為那人一直跪在台上，她不想對方下不來台，還是接了。 節目里，總讓她談自己的戀愛史。媒體也對她的家庭、成長環境、交過多少男朋友感興趣，「挖個底兒掉」。一次記者問她，「你拜金嗎？」她說，「我不拜金啊。」她開了個玩笑，「我給自己買了兩個好包，這算拜金嗎？」過兩天稿子出來了，標題：馬諾承認自己拜金。 她沒受過如何表達得體的訓練，我們跟她接觸的過程中也會感覺，她性格相當直接，不高興就掛臉，難過了馬上就哭。當時的一次錄製，她意識到節目組是在利用自己，離場之後她哭了，罵了編導，這段被拍下來放上網，又成了新聞。 這個過程里，要說她是完全無意識，當然也不是——節目請她去了，她知道自己「拿錢辦事」，要做效果，「錢我賺了，鍋我背了」。這是她的工作。 但這樣毀譽參半的形象、以性感走紅的方式，對職業生涯的傷害是致命的。這之後，有網站發過她的「艷照」，把她的臉P在日本AV女優的身體上，這讓她忍無可忍，把對方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後判決該網站侵犯了她的名譽權。 來自網路的惡意更是無窮盡，《人物》翻過馬諾過去十幾年的微博，無論發什麼內容，下面經常是諷刺、挖苦和對她私生活的攻擊。這是以性感走紅的女藝人難逃的處境。幾年前，我們採訪過柳岩的經紀人張劍斌，他說自己手機里有個長長的黑名單，有一千多個號碼——他的手機號曾被放在柳岩的微博信息里，用於聯繫工作，很多人以為那是柳岩自己的手機號，「無數人給我打騷擾電話，發淫穢信息、示愛簡訊，各種奇怪的男的半夜給你發矯情的語音，或者淫穢照片。」 網路圖片 但馬諾和柳岩又完全不一樣。柳岩是湖南小鎮出身，當時母親生病，需要用錢，她辭掉護士的工作，進入娛樂圈。性感是她偶然發現的武器，她也很快意識到，自己必須擺脫這個標籤。她看重尊嚴，也有一個更完善的支持體系，有成熟的經紀公司，在圈內有親密的朋友，後來也通過主持和表演證明了自己。 馬諾不是這樣，很多時候她只是懵懂地、順著慣性生活，很少追問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為何發生，自己又應當如何擺脫這一切。我問過她很多次，她怎麼對待微博里那些評論，她總是說得模糊，「我當然會受到傷害，但是我胳膊擰不過大腿。我覺得只要我不這樣做（拜金）就行了。」有時候她會做夢，夢裡依然在跟人解釋，自己不拜金。這種時刻她會覺得，自己確實有一些創傷。 她出身北京的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工人，養育方式是放養，從小她就是自己管自己。《非誠勿擾》播出的同一年，她爸爸生病，媽媽當時46歲，想著全心照顧丈夫，從公交公司辦了內退，但爸爸還是很快去世了。馬諾成了養家的人。 火了以後，一下子好多家公司要簽她，她選了一家，但發現對方要分走她收入的一半，她就不合作了。後來又讓她發小來當她經紀人，拉了一筆投資，但發小不是專業人士，「每天不幹活，後來跑路了」。 她的影視作品集中在2012年到2016年，除了客串的《春嬌與志明》豆瓣評分到了7.3分，其他作品的豆瓣評分分別為2.4分、2.8分、4.3分和5.6分。 一位男演員在2015年前後和馬諾合作過兩部網路大電影，在他看來，馬諾是一位挺好的同事。當時她演女一號，從不遲到，早早就等在片場，人大大咧咧，仗義，「吃飯經常主動買單」。她不是科班出身，演技不一定那麼好，她會跟著他們學，也能吃苦。 但那時他們之所以有戲拍，是因為那是娛樂圈資本狂飆的年代，網路大電影有市場，投資人多，導演也多。幾年後泡沫破滅，行業走下坡路，加上疫情影響，這位男演員轉做抖音號，幾年後他和馬諾在抖音直播間再次遇到，還經常連麥。 當年馬諾對事業只有模糊的計劃，她覺得，雖然給她的角色常常是拜金的、暴露的，有些明顯在消費她，「但也沒事呀，我得生存」，「我身材好呀」。只要進了這個圈子，認識人多了，可以慢慢轉型。 但這種想法，後來被證明不太現實。當年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南都娛樂周刊》採訪時也說過，靠網路炒作、真人秀火起來的藝人，生存周期不會太長，「出道之時的炒作大帽子扣上，以後想要轉型、洗白非常困難，炒作的人可能需要不斷地持續炒作下去，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和馬諾同一時間火起來的網路紅人，比如干露露、鳳姐、芙蓉姐姐……今天幾乎都已消失在大眾視野。 選擇和錯失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她的人生曲線，像是被《非誠勿擾》驟然拉升，但之後怎麼走，比如事業、婚姻、如何度過漫長的時間，她在選擇時，錯失了一些東西。 作為同行，從認識她起，李婧就發現，她不是事業心很強的人。在這個圈子裡，她或許得不到太好的機會，但工作一定有，「她要是現實，肯定有錢就掙，有挺多來錢的工作」，但馬諾不是這樣，有些工作她不願意去。朋友翩翩也勸過她，對待工作要更上心，「我會說，你這個工作應該沉穩些去做」，但馬諾的回答是很直接的，「我不喜歡這個工作，我不開心，就不做了」。 在《人物》面前，馬諾說得更坦誠——她不想太累了。拍了幾年戲，做了幾年商演，夠了，她後來就在幕後做網劇製片，幫人拉投資。但中間一度做不下去了，因為工作中遇到男性，老明裡暗裡騷擾她，她覺得煩。2022年，她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做直播，每個月能掙兩三萬，「掙點零用錢」，她說，「夠生活了，所以就過得懶懶散散的」。 網路圖片 她是北京女孩，基本的物質條件是有的。她一直和媽媽住在北京的家裡，沒有房貸壓力，早年間在重慶買了一套房，房租用來交社保，結婚前，手上還有百萬左右的存款。 說到這些，她語氣挺輕鬆的，「我就是那種，高興，得了，就這樣，誰不這樣活著呢。我自己比較想要精神上放鬆愉快，跟人在一起，也是舒服，錢夠花就行了。我不要求我自己要過成什麼樣，我也沒有那個腦子。我就是想這輩子找個舒服的人在一起，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在她看來，事業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婚姻才是目標和終點。 這是從小就被寫進DNA的想法。早在2010年接受媒體採訪，她就說過，演藝道路走不下去了怎麼辦，「我特別喜歡孩子，想開個幼兒園，或者，嫁人？」她描述關於家庭的理想畫面——老公去上班了，孩子在客廳里跑來跑去，她在廚房做飯，對著淘氣的孩子喊：「你再淘氣，我打你了啊！」 因為婚姻重要，其他一切都可以讓路。「說白了，我一個女的，有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現在規劃再好，以後不是還得嫁人嗎？手裡有點錢，每天打扮漂漂亮亮，買點衣服，就挺高興的。」 社會就是這樣告訴她的，女人最終肯定要結婚、有孩子。她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早早結婚，大部分就做了家庭主婦。她也見到了一些成功的「人生範本」——她拿出手機，給我看她一個姐們兒的朋友圈，她嫁給了一個跨國公司的高管，住在北京CBD的大平層，不用上班，40多歲了，皮膚依然緊緻，無論是衣服、照片還是家裡的陳設，都是粉色的。 2023年12月底，我也見到了馬諾的媽媽，馬諾和她長得挺像，瘦，五官立體，說話很溫柔。她穿有小碎花的衣服，家裡有3隻小狗。問她當時支不支持馬諾上《非誠勿擾》，她說，「她喜歡那個（上電視、當演員），就支持她。」再問她看過女兒的哪些節目，她笑，看過《法治進行時》，當年馬諾告網站那期。家裡親戚也看了，看完還講，「這回好了，給我們證明了，挺高興。」 她說，這些年閨女不容易，原來去海邊拍戲，冷著呢。她盼著她結婚，結了婚「踏實」。要是不結婚，也應該生個孩子。所以每次馬諾減肥，她會說，「減肥有什麼用，過兩年生孩子不是還得胖嗎？」 我問她，她覺得馬諾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她說，優點是孝順，缺點是脾氣不好，說話太直，不會拐彎抹角，「夫妻之間不能這樣」。 正因為種種這些，馬諾也給了自己一個人生目標，2023年，她35歲，該結婚了，結了婚，她就徹底退出這個圈子。 網路圖片 幻夢 但從這個角度來說，她又不是一個目標明確、行事堅決的人——想儘快結婚，那就得找個合適的對象。她卻在27歲，開始和一個小自己9歲的男生談戀愛，這段戀情持續7年，直到她34歲。 他們在一起之後，男生去了美國讀本科，她總去看他，一呆就是幾個月。每次她去，男生出機票錢，吃飯是倆人輪著付賬，她要買什麼東西，自己花錢——馬諾的丈夫曾指控她拜金，說她在和前男友交往期間，每個月有兩萬塊生活費，但馬諾說，這筆錢並不存在。到了美國她就很難工作了，在那邊做過直播，但信號不好，索性就不播了。 這段感情結束在2022年，這一年，馬諾34歲了，她等不起了，但男生不想結婚，他才25歲。 談到這段感情，李婧覺得，大家（看了《非誠勿擾》）都說馬諾現實，她反而認為馬諾是「最不現實的人」。但馬諾說她不後悔，「我能跟他堅持這麼多年，肯定是因為我喜歡他」。生活里還有什麼比愛更重要的呢？ 但年齡焦慮也是真實的——她正逼近35歲死線，親戚朋友一見著她也說，「該結婚了」。這件事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標。彼岸是美好的婚姻生活，唯一不確定的是，伴侶到底在哪裡？ 2022年8月，馬諾和前男友分手後不久，她的直播間出現了一個人。劉維來自上海，「是大城市的人」，30歲出頭，常來看她的直播，給她刷飛機，三個月時間刷了20萬。他們開始私窗聊天。 9月，他們見了面。劉維不算帥，體重200多斤，但有很多馬諾喜歡的品質。 倆人聊得來；他看起來也有責任感，認識沒多久，他就跟馬諾發微信，說想給馬諾一個家，對她負責，這讓她安心；他也很細心，倆人出門玩兒，再回房間，門口已經放著一束他訂的花了，「你感覺他是一個生活中也會注意到細節的男人」。 他在北京見馬諾的親戚朋友，會給大家送禮，當時是秋天，送的是大閘蟹，「北京喜歡這種會來事的孩子，有禮有面的」。見了她媽媽，他攙著她走，叫得很親熱。這點馬諾很看重，她爸走得早，她希望伴侶孝順媽媽。 他不算很有錢，但似乎也不窮，至少為人大方。他做銷售，賣POS機，提成高，他告訴馬諾媽媽，自己一年能掙一百多萬，在上海遠郊有一套價值一百多萬的共有產權房，他媽媽住著一套在上海市中心、正要拆遷的一居室。甩掉話里的水分，馬諾想的是，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倆人租房住，能生活也行。他有個缺點——結過一次婚，不過她也34歲了，她想，結過婚就結過婚吧。 2022年10月，倆人開始戀愛。這個決定里，有七年戀愛長跑分手後的賭氣，也有一種要重新開始的決心。三個月後，2023年1月，她搬到上海生活。李婧當時問她，難道北京的一切她都放棄了嗎，她說自己想結婚，想安穩，在上海重新開始。 他們婚前交往的時間只有四個月。這四個月里，不是一切都好，有些危險信號出現過。 馬諾媽媽記得，劉維「脾氣很大」，他倆在北京拍結婚登記的證件照，因為小事兒吵架，他說不想拍了，馬諾說，那就別結婚了，他急了，「duang」就把手機摔了。但馬諾當時「愛得有點上頭」，覺得可能就像他說的那樣，因為原生家庭有問題，他性格比較敏感，但這是小毛病，「可以忍受」。 從戀愛開始，劉維就在對馬諾做一些「服從性測試」，比如，他讓馬諾別再做直播了，這個職業拋頭露面，他沒有安全感，有綜藝節目找馬諾，他也讓馬諾拒絕，說這行業是「戲子」，馬諾妥協了；他說自己在認識馬諾前，有個1999年出生的女朋友，還有很多曖昧對象，又當著馬諾，把那些女孩從微信里一一刪去，馬諾也沒說什麼。後來他告訴馬諾，他是在用這些事測試她的反應，她每次給的反應，都讓他滿意。 2023年1月31日，他們結了婚。馬諾媽媽給了十萬嫁妝，幾萬塊紅包，沒有彩禮，也沒有婚禮。至於婚戒，劉維說錢不夠了，在小紅書上買了個二手的卡地亞鑽戒，九萬多，馬諾最開始不能接受二手婚戒，後來也同意了；他又給馬諾買了根仿製的卡地亞項鏈，花了四萬，讓馬諾對外說，戒指和項鏈都是十八萬八，馬諾也接受了。「他就是有點浮誇的性格，他是你老公，你也沒法在外人面前拆穿他。」 2010年，《非誠勿擾》的嘉賓樂嘉說過一句話，現在來看，他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馬諾的，他說，「馬諾真要談戀愛，其實是更重感覺的人，感覺來了，其他什麼都不管。」 網路圖片 愛、暴力和謊言 2023年1月，馬諾和劉維在上海浦東區租下了一個loft，開始了新婚生活。很快，問題開始出現。 婚後不久，劉維說回媽媽家拿衣服，回來後，馬諾在他的衣服口袋裡找到了一張小孩的病歷單，才知道他其實有一個孩子，才一歲多——這個孩子來自第二段婚姻——兩人交往期間，馬諾對這段婚姻並不知情。他在2023年1月29日才和前妻離婚，2天後就和馬諾領證。婚已經結了，她繼續忍了。 接著「暴雷」的是債務問題。剛結婚不久，劉維告訴過馬諾，自己有20多萬的信用卡欠款，當時馬諾沒深究，「不是特別在乎」，她想的是，兩個人感情好，結婚之後劉維繼續工作，她也可以工作，「20多萬也不多，努力賺回來」。但後來劉維才向她坦白，債務一共是65萬。她最後賣了自己在重慶的房子，還了這筆債。 比起這些，這段婚姻里更無法忍受的是暴力。但因為暴力行為發生在他們居住的密閉空間里，無法交叉印證，只能通過一些實物證據來儘力描述它—— 網路圖片 2023年8月3日，劉維寫了一份保證書，他說：「在與馬諾的婚姻生活中，不會再發生家暴及過分的語言行為……」 2023年9月21日，劉維家暴被報警之後，在上海市高行派出所寫下了另一份承諾書，他寫到：「本人劉維在和馬諾婚姻期間，對其進行長期的言語暴力，以及七次打人行為，本人對以上行為做出深刻檢討。」上海公安局浦東分局的一份驗傷報告顯示，馬諾「左肩、左腕淤青，軟組織挫傷，活動受限」。 在婚姻生活里，馬諾拍下了不多的照片，這些照片顯示，他們租住的房間里，茶几被打碎了，樓梯把手斷裂了，門直接脫離了牆體。但客廳的冰箱上，還貼著他們熱戀期拍下的拍立得照片。 他們吵架後，馬諾的朋友李婧去過家裡，李婧當時看到，屋子裡的茶几、電視、洗衣機、柜子，全被人砸壞了，洗衣機是關不上的，門鎖是壞掉的，馬諾整個人都哭腫了。 直到逃離這段婚姻後，馬諾才意識到，暴力是怎麼慢慢升級的，以及和暴力相伴的，是伴侶持續性地讓她與親人朋友隔絕，斷絕社會支持—— […]
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車上下班，這一點和許多為工作早出晚歸的年輕人沒什麼不同，不一樣的是，作為一名輪椅使用者她有過不少「被拒載」的經歷。 以下文字記錄的是她最近一次被拒載的全過程。 基本情況 嬌嬌老師，輪椅使用者，獨自出行 那天，下著小雨 傍晚時分，我下班了，開著帶車頭的輪椅來到公交站台上，並把電源關閉了。 當那輛公交向站台開過來，車燈在黑暗中一閃一閃，我彷彿看到了曙光。 網路圖片 「馬上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途了！」我心想。 司機是一位年輕的男士，此時車上的人也也很少。 我一手扶著把，一手推著輪椅，抵達公交車前門處，請司機打開後門位置的無障礙翻板。 足足喊了三次，他才極不情願地站起來。 公交車和站台距離太遠（大於80公分的距離）無障礙的翻板無法與站台連接在一起。 網路圖片 於是，我請司機再把車往站台的方向靠靠，他卻直接把無障礙翻板放了下去。這下，翻板和站台脫離了。 雨越下越大，我淋著雨，一遍遍向他重複著我的需求。 「你自己想辦法上來，反正無障礙翻板已經給你打開了！我的車技不行，不能再靠近了！」，無論我怎麼喊，司機坐在駕駛位上無動於衷。 「你這樣停車，我根本上不去！」我生氣且無奈地說。 後來，司機居然把車門關上了。 他粗暴且無情的服務態度徹底激怒了我！ 眼看，公交車就要開走了，我大聲對司機說道：「你是不是想讓我打市長熱線投訴舉報你？我昨天剛剛投訴了一家公交車公司！（前一天晚上我也被公交車拒載了）」 沒想到，那位司機居然滿眼不屑，用挑釁的語氣說道：「那我看你還得多投訴投訴呀，你投訴我，我也靠不上站台邊，我的車技有限，沒辦法……（言外之意就是說我投訴了也不管用，他也不怕）」 也許是擔心直接把車開走會被投訴，司機把車停在站台，把門開著。 期間他打了幾個電話，似乎是在和公司領導彙報著什麼。 過了一會，幾個乘客默默地下車，換乘其他車輛去了。 我則一直淋著雨，頭髮、衣服全部濕透了，臉上也全是雨水。 那一刻，我內心的絕望又有誰能懂？！ 網路圖片 直到二十分鐘後，下一班次的公交車到來，我才在第二輛公交車的駕駛員的協助下乘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車。（真是太艱難了！） 天黑、雨急、風嘯，我還遇到了這樣的事……簡直鬱悶極了。 那天，我特別特別想哭！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Chan殘益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預兆 人們已經很難準確講出，家裡的水龍頭是從哪天開始經常沒水的。與停電的瞬時性不同，缺水的狀況是一點點影響這座縣城的。 付麗是在連續一周多沒有瑜伽打卡之後，才意識到家裡真的已經停水一段時間了。去年十一假期後，付麗家所在的良瑜小區成為黎平縣停水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她住在19層，那段時間家裡突然多了兩個紅色的塑料大桶，突兀地擺在衛生間和陽台，和家裡精緻的裝飾格格不入。她問公婆才知道，白天她出門上班後，家裡經常停水，一停就是半天。 付麗是黎平縣城一所學校的語文老師，生活極其規律。她每天5點多起床，先跟著手機視頻練半小時瑜伽。女兒今年剛讀一年級，公婆住得不遠，走路二十分鐘的距離。工作日一大早公婆就過來幫忙，一家人吃完早飯，收拾清爽出門，由公婆幫著接送孩子，待到晚上，再由付麗與丈夫「接管」女兒。 我在黎平一家兒童樂園見到付麗，7歲的女孩正在遊樂場里蹦蹦跳跳，見我們聊天，好奇地跑過來。我問她，你知道家裡停水嗎？她大聲回答，知道。我繼續問怎麼洗手呀，她斜著頭想了想，跑開了。付麗笑笑，女兒每次開水龍頭沒水，站凳子上大喊，「爸爸來修」，她以為是水龍頭壞了。 黎平有句俗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大部分年頭，黎平雨量並不少，有時算得上充沛，但降雨不均勻，雨來得快、去得快，地勢有落差，存不住水，旱情因此最早出現在高處村鎮。縣城也沒有大江大河經過，只西側山外有一條三什江，東邊建了五里江水庫，南邊是楓樹屯水庫，還有一些小水庫，彙集山澗的水。一遇乾旱天氣，黎平就成了一座「旱城」。 網路圖片 住在縣城不同區域的居民，關於停水的記憶也不一樣。黎平縣城呈長條狀，南北縱深，夾在群山之間，總體地勢南高北低，城南與城北相距二十多公里，自來水經山頂水廠二次加壓流入城區，一旦水不夠，地勢高的城南就會率先停水。付麗家的良瑜小區就在城南。 即便在同在一個小區，不同樓棟與樓層，因連接的自來水主管道不同，供水情況差異極大。良瑜小區一位居民在業主群中翻找，最早一條關於停水的信息是2023年10月22日，一位業主問，「20棟已經五天沒水了，有人家裡來水了嗎？」 群里有四百多人，消息一條接一條，7棟也停水了，4棟也停水了，5棟的業主說，「我們沒水，還沒（燃）氣」。小區內部幾棟洋房、其他樓棟暫時都有水。幾個小時後，物業工作人員回復，「正在解決問題。」他傳來一段視頻，一位工人在排查小區蓄水池，「水箱水位不夠，要兩個小時才開始供水」。 但兩個小時後，乃至整天，這位居民家裡一直沒恢復供水。接下來幾天，陸續有不同樓棟的業主在群里問停水的事情，物業沒再回復。這位居民住14層，她記得，最長停了整整一周，家裡一滴水沒來，後來一般間隔兩三天，能來十幾分鐘的水。 在城南開理髮店的阿森關於長時間停水的記憶更早，2022年8月，他住的這棟樓有兩個單元停水近二十天。夏天熱得異常，來剪頭髮的人比平時多，趕上中午和周末用水高峰，水龍頭的水明顯變小，顧客做頭髮，需要幾次沖洗頭髮上的藥水、泡沫，「特別耽誤時間」。後來徹底停了水，阿森的理髮店為此歇了兩周。但當時縣城沒有出現大面積停水，沒引起大波瀾，事後據物業解釋，「因為小區地勢較高，加上這兩棟樓自來水管道老化，維修工程太大。」 缺水的狀況其實早有預兆。去年春節回老家，阿森見堂屋裡堆了半屋子的紅薯，往年最多種半畝地，人吃一點，多的餵豬。阿森父母在村裡種了一輩子地，趕上天旱，穀子秧長不出來，一天挑十幾擔水都不管用，全改種了紅薯，因為紅薯抗旱。河邊幾畝地還是種的水稻，收成減了半，原來一畝地能收1300斤，前年只有不到800斤。老人家念叨，天干唯一的好處是，長出來的紅薯，口感更甜。 在縣城周邊跑木材貨運的司機楊大哥印象深刻，2022年熱得不同尋常，一整個夏天都沒怎麼下雨，「下雨也是一點點，連土壤都打不濕。」而過去，春夏正是黎平雨水最多的季節。去年秋天，楊大哥去林場的路上，一大片杉樹枯死了。 近十年來，多家媒體曾報道，黎平縣多個鄉鎮、村寨受到水源供應缺乏的問題困擾。2023年黎平縣政府工作報告亦多次提及2022年以來的乾旱與縣城早已顯現的「工程性缺水」的難題——因特殊的地理條件，水資源分布不均，管理難度之大，伴隨城鎮化發展凸顯。 黎平城區沒有大江大河，2016年之前，當地開始改造城區一條「污水溝」西門河，挖出景觀河道，當地人稱「母親河」，修了管道從山上引水，建了公園，穿過城區。這兩年以來，受乾旱氣候影響，母親河變得乾涸，夏天只剩下幾個小水塘，裸露的河床越來越多。付麗去散步時，母親河中央被「開墾」出許多塊方方正正的菜地，種上了白菜。河道旁的花壇也是如此，一旁還插著木牌，「偷菜者吃中毒了，後果自負」。 網路圖片 搶水 停水半個月後，良瑜小區一個業主群里爆發了爭吵，因為有人「私自」安裝了「水塔」。這是一種不鏽鋼制的蓄水裝備，一般容量在1噸以上，常見於飯店、洗車房等店鋪和農村自建房的屋頂上，城市裡不太能見到。水塔一般加裝一台家用抽水泵，通過自動抽水灌滿水塔與二次加壓，以免水壓不足時用水不便。 一位物業工作人員告訴我，換做平日，小區里住在頂樓的居民，偷偷裝了也就裝了，「只要有地方擺，不影響其他業主就行。」但在水少的日子，這很容易就成為激化缺水恐慌的導火索。眼見業主們吵得不可開交，物業只能強行拆了一個「私自安裝」的水塔。 在黎平，走訪大街小巷，經常能在水管邊上看到一台藍黑色水泵，連接的「水塔」大多安在樓頂。很多五金店門口擺出水塔售賣。一位五金店老闆說，水塔並不是主營業務，又佔地方，往年都堆在庫房裡，一個月最多只能賣幾個。但在去年，光十月份就進了四批貨，每次二三十台。多了很多小區居民來買，沒地方放，就擺在廚房和衛生間外的生活陽台上。 一開始人們也不知道要存多久的水。去年十月，停水的第一天，物業通知只是臨時停水，阿森沒做任何準備，他也沒怎麼擔心會停很久，覺得晚上水肯定會來。晚上水確實來了，他把家裡的桶都裝滿，特別是兩個100升的大桶，是以前停水時買的。沒想到第二天也停水，上午接待完幾個洗頭的顧客，店裡只剩小半桶水了。下午還是停水，他在朋友圈發：店裡可以干剪（不洗頭），10元一位。 接下來，有時隔一兩天來一次水，有時三四天，最長的一次整整一周沒來水。阿森住在一樓，只要這棟樓來水，肯定先經過他家。來水的時間也極不確定，有段時間是早上四五點來，有時是下午，也可能是深夜，幾乎從來沒有按照物業通知的時間表，後來物業也不發通知了。只要聽到小區里有動靜，群里有人喊一聲，哪怕是後半夜，阿森就會和其他居民一樣，趕緊起來蓄水、洗東西。 網路圖片 水來得突然，去得匆匆，有時來半小時，有時只有十幾分鐘，沒趕上是常有的事情，只能等下次。後來阿森乾脆把家裡水龍頭都打開，大水桶挨著小水桶，水桶挨著水盆，高低錯落，趕上他沒注意，水滿溢出能流到水盆里。不過「溢出」的機會很少，因為水流很小，只如筷子一般，「一個水龍頭能接滿一桶水已經非常幸運」。 到了高樓層，水流就變成滴滴答答，甚至還沒接上，來水的時間已經結束了。付麗家裡，燉湯的砂鍋、裝苞谷酒的壺都派上了用場，女兒的洗澡盆也裝上了水。兒童樂園一個員工就住在附近小區的七樓，一來水，鄰居一個電話打來，她馬上「偷」跑回家接水，順便搓一下衣服，「跟打仗一樣」。 更多人要上班，不可能隨時趕回來接水，家裡也沒人留守，生活用水成了大難題。社區設置了便民取水點，5噸的白色塑料水桶，連接四個水龍頭。消防車每日一送，上班的人晚上回來還能接點水。 2022年，停水變得愈加頻繁後，居民首先將憤怒的矛頭指向物業公司，輪流打投訴電話。偶爾能奏效，更多時候只能等著。物業公司回復是管道、自來水廠的問題，又說是因為良瑜小區修建時挖的蓄水池太小。據一位業主不完全統計，2022年一年，良瑜小區因此換了四波物業公司工作人員。 消防車是從去年10月底開始進入小區送水的，連清洗道路的洒水車也被派去支援送水，頻次不定。阿森的理髮店正對著小區廣場，早上天剛亮，就能看到許多老人帶著水桶來等水，幾個人擠作一堆，還有人帶著手推車，推車上能放四個桶。白天，年輕人上班去了，老人們領著孩子繼續守著。 終於守到消防車來了，人們就一涌而出去「搶水」。一輛水車大概只能供應五六十戶，因此，帶多個桶的人會被旁人指責，被指責的人自然不服，「家裡人多，有的加老人六口人，沒辦法」，阿森說。不過，更多的人一次頂多打兩桶水，以免影響後面排隊的人。那段時間，消防車送來的多是河水、水庫里未經處理的水，渾濁、甚至帶了點魚塘水藻的味道。消防員提醒，「這水一定不能喝，只能沖廁所」。 直到去年11月，城南的停水還在持續。五金店老闆說，原本裝安裝的活兒包給一位師傅，那段時間忙翻了，有一天上午突然說幹不了活了，因為他自己家已經停水十多天，那天他要去城外的五里江水庫拉水。 網路圖片 當阿森意識到，供水可能短時間內正常不了，他又去買了兩個大水桶。小區附近的小賣部里，最大號的水桶賣完了，補貨後價格從三十塊漲到了四十多，因此，很多業主開車去城北的批發市場，甚至找水產加工的店買。家裡空間有限，不可能放太多桶，有人把一個紅色的大桶放在了走廊，佔了半條道。一開始其他鄰居有點意見，後來眼見停水遙遙無期，也沒再說什麼。 阿森始終沒敢裝水塔，小區一位女業主說，一停水就擔心自己家的水塔被拆，每天都要跑到樓頂去看看還在不在，「（人）都暴躁得不行。」儘管大家心裡都清楚，停水與水塔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那位物業工作人員告訴我，物業也沒什麼好辦法，只能通知禁止小區再安裝新的水塔，一經舉報就拆除。 神魚井 縣城邊山腳下蓋了一片自建房，很多居民在院子里打了井。一家小賣部開著門，老闆坐在櫃檯邊烤火。他家打了一口井，也接了自來水管道，水費比縣城小區便宜一些。去年自來水常停，但井水沒幹涸過。周邊居民常來洗東西、提水，打聲招呼就行，也順便買一包煙，帶瓶醬油。老闆嗓門兒亮，擺擺手，「來提水沒事的，井水也不要錢」。 在黎平幾日，我每天都會出去找井，重走停水時人們找水的路程。神魚井是最容易找到的一口古井，在黎平古城景區對面的巷子里，鬧中取靜之地，已成為一處景點。一旁石碑上刻著神魚井得名的傳說：相傳，早年井裡有五色紋魚，附近權貴人家撈出油煎，魚半邊已煎糊，但魚還活著，井水亦猛漲作浪，直到把魚放回，井水才恢復平靜。 去年因為停水，神魚井重新變得熱鬧。早上五六點鐘，人們從縣城許多方向而來，深夜才安靜。打水的，拉水的，甚至有人背了一背簍的臟衣服，坐公交車過來洗。神魚井不遠有中學，停水的幾日晚自習，老師帶著寄宿生去提水，大家帶著盆、桶，排著隊接水，再說說笑笑走回學校，「比自習有意思多了」，一位女生說。 袁大爺家住神魚井附近。20多年前，他家住在周邊山上，村裡缺水，以前沒修路，白天在坡地上種地，晚上還要點著火把、打著手電筒去擔水，有時要走很遠。於是他知道，靠近水源是最重要的。 等從山上搬下來到縣城，袁大爺選了最靠近井的一塊地基。哪怕有了自來水，他們也習慣用井水洗菜，井水冬暖夏涼，更是街坊平日聊天的地方。 這些年來，神魚井邊冷清了許多，年輕人早已適應了現代的生活方式——在縣城，人們的用水依賴自來水供應體系。來自楓樹屯水庫、五里江水庫，以及由三什江供水的三個水廠，通過密密麻麻的自來水管網，構成這座縣城肌體運轉的毛細血管。 直至天旱，水庫沒了水，古老的水井又派上了用場。 網路圖片 黎平縣誌記載，黎平城區原本有72口古井，供養全城居民，直至1986年自來水公司正式供水才廢棄使用。神魚井最為有名，因為水源豐富，一度可供半個城居民用水，沒有乾枯的時節。隨著多年來的城鎮化建設，這口古井經歷多次波折，周邊修路蓋樓，幾度挖斷了水脈，政府出面維護才得以存續。 去年10月初，宋善祥發了幾段自己清洗神魚井的視頻，播放量從往常的幾千漲到十萬。很多本地年輕人留言問井在哪裡。宋善祥今年37歲，開了一家家政公司，這是他第一次接到洗井的業務，客戶是神魚井所在社區。 和很多當地年輕人一樣，因為停水，宋善祥才第一次知道神魚井的存在。清洗那天，兩台抽水機抽了一個上午，水終於見底，露出井底的許多硬幣與雜物。他和兩名工人下井，用打磨機削掉青苔，最後清理上來足有60多斤。清理過程中，神魚井一角一直在冒水，出水口有奶茶杯口那麼大，他在岩石下摸到了一條金魚。 圍觀的人極為重視，拿著桶上前接。人們說，只要井裡魚還活著，井水就能吃。這是古人的智慧。 年初一個傍晚，我和宋善祥又去了一趟神魚井。背著孩子的女人在井邊洗菜，還有人正清理一隻剛殺死的活雞。井底又多了幾枚硬幣，還能看到一條金魚。井邊土地廟裡供奉著土地公與土地婆，香火尚未燃盡。袁大爺說，「井邊香火不斷的，才能保佑黎平人有水吃」。井邊貼了一張紅榜，是社區組織的清洗神魚井捐款公示，很多居民捐了款，不拘多少，1元也能上榜，附近一家公司捐了2000元。 網路圖片 停水日久，黎平縣很多井都被重新重視起來。另一處老挖井，我找了許久，居民也說不清楚具體方位，轉了幾圈，直到一位環衛大哥領著我過去。他就住在附近，老挖井廢棄多年，早已被下水道污染，天熱時聞得到臭腥味。前幾天剛翻新好，工程量不小，挪走了下水管道，修了三個新的井口，洗東西與飲用的井口分開。 60歲的吳阿姨開了一家食堂，專辦酒席。當地多是流水席，辦兩天，上午11點開始，送禮的人到了就得有飯吃。二三十桌，用水量大，她在屋頂上裝了三個1噸的水塔，可一停水也歇菜了。停水的兩個月，她常去神魚井挑水，走路要十幾分鐘，她一肩一個20斤的水桶，一天要挑20多趟。 上山下坡，水一晃，重心不穩，更加吃力，第一天下來，她的腳和兩個肩膀都腫了，只好喊了兒子請假回來，開車幫著拉幾趟，車裡能多放幾個桶。 後來，吳阿姨乾脆去買了抽水泵，每天早上請街坊開三輪車把水塔運到神魚井附近，用水泵抽滿水，再拖回來。水塔重，需要兩三人幫忙才能抬上車。街坊都是老熟人，不好意思收錢，吳阿姨就塞一包煙。她說，除了小時候在農村生活，幾十年沒有為水發愁了，沒想到住在縣城了還是得挑水。 缺水留下的印記 即便是停水最嚴重的那段時間，付麗也沒有太擔心過，「一個大縣城不會停（水）太久的，到處都在想辦法。」事實也的確如此。停水一個月左右，除了居民們立刻能感知到的——每日安排4輛應急車機動送水，並在大型小區安放1-2個固定水箱外，2023年11月17日，黎平啟動了應急供水工程，新建的城南臨時水廠正式投入運營，優先供給包括良瑜小區在內多個缺水嚴重的社區。這樣一來，城區就有了四個水廠供水。 不過，據北青深一度報道，面對全縣每天3萬方的用水量，整個縣城供水缺口仍有五六千方。對於這個用水缺口，付麗有切身感受。八年前她在城南買房時，附近只有良瑜小區一個封閉式管理的小區，而現在這一片儼然成為商圈，學校、超市與兒童樂園一應俱全，起了幾個簇新的現代化小區，樓棟都在20層上下。 更外圍是幾片扶貧搬遷的安置小區，地勢較高，也是去年停水的「重災區」。黎平曾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積最大的縣，直到2020年全縣脫貧。2018年以來，易地扶貧搬遷超過八千戶，帶來城區人口劇增，用水需求量劇增。目之所及地，整座縣城都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今年我到黎平時，城區大面積停水已經成為了過去式，只間或有小區域短暫停水。人們告訴我，從去年12月中下旬起，連續三周下雨，水庫的水蓄了起來，人們的生活基本恢復正常。 網路圖片 但停水留下的記憶不曾消失。應對缺水，這裡的人們早已有了豐富的經驗——蓄水、找井、挑水，小區的小賣部都賣桶裝水。從老家回來後，阿森的車後備箱一直放著四五個水壺，有大號的礦泉水瓶，也有洗乾淨的塑料油桶。在外面旅遊、走親戚，他都會開車拐去南泉山接點水帶回家。 節約用水的常識被無比具體地落實到生活的細節里。聽到女兒沖廁所的水聲，阿森會大聲提醒，「輕輕按一半就行，不要浪費水。」以前家裡的衣服每天都洗，現在要攢幾天，湊一起開一次洗衣機。理髮店需要頻繁拖地，缺水後，他不捨得拿水拖地，就買了一箱一次性拖地濕巾應急，打掃乾淨頭髮，再噴一些酒精。 付麗家也是一樣，洗衣服的周期也從每天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水都儘可能要循環利用，不同顏色的桶各有用途，洗漱後的水還要用來沖廁所。連每日洗腳水都會保存下來，哪怕她此前有些潔癖。 當缺水一度成為新的日常，人們必須接受一套更隨機的時間表，這意味著生活選項的重要性要重新排序了。付麗在心裡列了可選項和必選項，比如健身，一定是最先暫停的。隨著停水愈久，可選項越來越多，他們可以不在家吃飯，不洗碗，也可以幾天不洗澡，但生活必選項得保障——洗漱、沖廁所。 去年11月，城南停水快一個月的時候，因為擔心家裡的衛生狀況會影響孩子身體，阿森決定「逃」去鄉下。他帶著妻兒開車回了村裡，還帶上了兩個洗乾淨的油桶和一袋臟衣服。 儘管村裡也缺水，至少能保障每日生活用水。多年前政府組織找水源、修水庫、接管道，村裡家家戶戶通了水，在夏天、冬天的枯水期，水庫有人專門管閥門，每天早中晚開三次，其餘時間閥門就關著。 我問他，回村的那些日子都做了些什麼？阿森想了一會兒，當時秋收已經結束，村裡年輕人多不在家，見他回來，父母都很驚訝。平日理髮店裡忙，父母喊他回家他總說沒時間。 網路圖片 阿森說，他做理髮師這麼多年，都沒給父母理過頭髮，母親是齊耳短髮，她自己兩剪刀就剪了。這次他想給父母理個髮，卻發現工具沒帶回家。在老家的日子裡，父母扛一把鋤頭早出晚歸，在菜園忙個不停，種白菜和蘿蔔。他去地里喊他們吃飯，父母忙叮囑他，別踩地里，弄髒鞋。 也是這一次，他發現父親變得更矮了，背駝了許多，是長期勞作留下的痕迹。母親呢，永遠有忙不完的活兒，一家人吃飯了，她還忙個不停，餵雞、剁豬草，喊好幾次才端上碗。這是父母的日常，卻是他第一次看到心裡去。 在老家歇了兩周多，阿森帶著妻兒又匆匆趕回了縣城，他在小區開理髮店，做的多是熟人生意，關門太久，客人就換地兒了。那段時間，常有老顧客給他發微信，今天能不能做頭髮？這讓阿森很焦心，在老家也待不踏實。 回了縣城後，阿森看到，小區里貼了許多傳單，倡議居民節約用水。城南一路上都是新的樓盤，坐計程車時，司機會熱心建議，現在看房一定要問兩句，小區接的自來水管是哪個水廠，有沒有蓄水池和二次加壓設備，「不然你住幾天就知道，滋味可不好受。」 母親河邊上的酒店高層，窗戶外能看到一整條河道，水面上飄著綠油油的葉子。當地人告訴我，這是之前河道幹了，老人們在河中心種的菜。河道里土壤肥沃，因此菜長得特別好，後來終於下了幾周雨，菜全淹了。 河邊有一家廢品站，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撿了一蛇皮袋瓶子送過來，換幾塊錢，聽我問起種菜的事情，擺擺手。夜幕垂垂，老人們趕著回家燒晚飯。一位老人說，「淹就淹嘛，不值幾個錢，有水才是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