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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当北大博士去送快递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系统的“要求” 看到快递行业新规,我第一个想法是,如果真的完全按照规定去送,快递员可能会被累死在送货上门的路上。 “新规”出台,对市场规范和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是好事,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快递员提出了异议。矛盾表面上发生在快递员跟消费者之间,背后其实存在于快递员跟“系统”之间。 我们现在有点过于“神化”系统和算法了,觉得算法准确、高效、自动,几乎“万能”。但事实上,快递工人面临的现实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至少在快递行业,系统和算法并没有或者没能力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同时又刻板地要求高效率的确定性结果。例如,某日某时之前必须把快递送到。最终,解决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快递员头上。 2016年秋天,我去到通达系一家公司,在J城市的两个站点以学徒身份各自待了数月,跟快递员同吃同住,学着他们干活,中间还在公司总部“实习”了一个月。 为了节约成本,A站点开在城中村,跟承包片区最远隔了十多公里。我印象很深,第一天经过大桥,同行的快递小哥为了赶时间,不仅没等桥底下的红灯,还不愿意绕行,直接带着我逆行冲上了桥。我当时心想,这要是真撞了,田野还没做完,我就上新闻了,标题大概是“北大博士骑电动三轮在高速桥逆行被撞身故”。 每天清晨,快递员就会领到相当重的派件任务。那时候,快递分“早班件”和“晚班件”。早班件必须在当天14点前送达,并在系统里录入签收。晚班件则必须在晚上22点前送达和录入。不分包裹是大是小、是轻是重,更不顾小区物业几点让快递员进、几点不让进等等因素,系统录入时间每天都是截止在14点整和22点整,分秒不等。 带我干活的小哥跟我说,根据他的经验,一天送100件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早班件可能午饭前就送完了。这时候他就会骑着电瓶车,在街上转一转、吹吹风。不过,他基本都是在站点派送区域里逛,哪怕隔着条街就是著名景点也从来不去。在自己的片区,他特别熟悉,要走哪个门、哪个保安好说话、写字楼哪个电梯不能坐等等。但对片区外的J市,他却很陌生,甚至有种畏惧。 实际上,闲逛的机会他一年到头也享受不了几次。快递员平均一天要送120-180件(2016年),如果超过150件,基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差不多从早上一直不停歇地干到晚上八九点。 那时候一天干下来,基本都是走3万多步。我有日常锻炼的习惯,还跑过马拉松,但前面一两周跟着送快递,天天晚上腿都是酸痛的,后来才慢慢习惯了。 快递员最不想送的就是老旧小区。不仅没有电梯,小区排列不规整,楼栋也可能很多。刚送几天我就发现,老旧小区的快递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个楼层的,而是五、六楼特别多。一开始我也纳闷,难道住在一楼二楼的人都不喜欢在网上买东西么?后来我理解了,低楼层的业主都会让自己家老人居住,高楼层的会拿来出租给外地年轻人,而快递又主要都是这些年轻人在买。 可是对于快递员来说,所有件的派送费都是一样。无论什幺小区、什么楼层、什么物件,都是送一件1块钱(注:2016年)。一个文件是1块钱,一袋大米也是1块钱。有人买了个马桶,几十斤重,又住六楼,非要送上楼,快递员说就挣1块钱,让他自己来楼下拿,要么直接给他填拒收,两个人就这样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如果按照日均150件算,快递员一个月挣4500元,再加上揽件,一个月差不多6000到6500元。所以快递员其实不愿意多派件,一天比别人多派30件,一个月也多赚不到1000块。而且快递数量是不可控的,谁都不知道明天站点运来多少个包裹。来多少就必须送多少。 网络图片 在我的调查过程里,发现快递员特别讨厌“双11”。到了高峰期,大约一天要送300-400件。虽然工资增多,但任务极重,像打仗一样。提前一周站点就开始行动,把所有堆积的问题件都送出去。“双11”来了以后,真的是一趟趟车往站点拉,放不下就堆院子里。 有一个画面我至今忘不掉,有个快递员,三轮车里装不下,上面绑了一大袋,座位上还摆了两大袋,弓着腰半蹲半站着骑电瓶车匆匆忙忙走了。这时候,好好吃顿饭也成了奢望,送到晚上11、12点很普遍,送完还要录系统、建包。 这就是工人跟系统的矛盾——系统只看效率,但劳动者的时间和体力却是有限的、波动的、不平均的。系统可以算出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强度的平均值,还能优化他们工作的流程与行车的路线,却忽视现实的复杂性,处处一刀切设计。系统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无限追求,当下看来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 网络图片 系统的“漏洞”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矛盾,工人为了满足系统要求,劳动过程中主动发挥“人”的自主性,却不自觉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2016年那个时候,还几乎没什么驿站和智能柜,我们每个件都要打电话。先把快递提前按小区和楼栋整理好,到一栋楼下逐一给收件人打电话。平均4-5个电话里,就会有一个没人接或拒接。刚开始我说,那要不多打几遍吧?因为按照公司的操作规范,快递员必须要联系上收件人。但试了几天我就发现,很多人就是不想接。也遇到过很凶的,接起来就骂人、问你干嘛一直给我打电话。因此,后来我最多打2遍,也就不打了。 系统难以预料的其他情况也不少,有时候小区物业突然不让进了,有的联系上了收件人又要求马上改地址。又或者送完快递下楼,发现快递车电瓶被人家偷了。还有个人明明亲自收了快递,转头就投诉自己没有收到,要求赔款,连续好多次。最后公司只能让另一个快递员在他拿快递时偷偷在旁边录像取证,接到投诉后再出示证据。 快递员每天还要处理千奇百怪的问题。比如有人买了一副手套,包裹里只发现其中一只,他也投诉快递。快递员说这个你得找商家,客户说不懂怎么操作,最后快递员只能义务上门帮他弄。 这些劳动过程中司空见惯的复杂情况,却从来都不是电脑系统和算法会考虑的。为了应对系统简单粗暴的衡量标准,快递员不得不发挥“人脑”的自主性,“优化”自己的劳动过程。 比如,遇到不接电话,大多数快递员就会根据经验来判断。如果这个收件人是熟悉的或者好脾气的,直接就给他放门口了。如果没有把握,可能就会缓一缓,先放在车上,回去录入签收异常,下午再送一次。这种签收异常的件要是一天有7-8个就会令人非常头疼,因为很可能下午或者第二天,得专门为了这个件单独跑一趟这个小区。 快递员很烦重复送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1个件就挣1块钱,还要来来回回跑,挣得太费劲。但他们既不能扔掉这个件,也不能跟收件人发脾气,最后往往还是放门口。 网络图片 快递员往往比社区还熟悉片区里的居民。分拣包裹的时候,快递员瞟一眼收件人的名字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片区的,在哪个小区、哪层楼,甚至外貌性格好不好、家庭关系好不好都能了解。我的博士论文里,因此把快递员称作“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完成那次田野调查已经8年了,至今还记得一些收件人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收件人叫“王俊凯的初恋女友”,她的快递超级多,但我从来没见过她。因为她当时住在一个临街的三楼,是跟人合租的,总是不关外面的大门。所以我每次派件不用打电话,门一推、放客厅就行了,派送效率极高。在我看来,这就是双方达成的隐形默契。但是,严格按照系统流程的话,肯定是不合规的。 田野中我还发觉,系统其实也在引导快递员发挥“人的自主性”,来处理最难解决的收件人投诉问题。 在这个行当里,快递员最怕的就是投诉和罚款。最常见的投诉就是虚报“问题件”。一般都是来不及送了,快递员就自己先在系统里填一个收件人不在。收件人要是查询到这个信息,反馈给系统说自己明明在家啊,就会对快递员罚款5元。其他的情形还有:虚假签收,罚款700元;丢失件照价赔偿,最低罚300元等等。 在公司里,快递员和客服的比例大约是5:1。我做田野的这家公司,全国客服就有几十万人。站点的客服接到投诉,比如说“虚假签收”,会先联系快递员,告诉他哪个快递被投诉了,快递员自己就会给顾客打电话解释,一般是说包裹太多了忙不过来,下午就送。跟收件人沟通完,快递员自己就可以在系统上选择撤诉,这样就不会罚款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系统的“漏洞”。后来我在总部跟管理层访谈,发现他们其实一开始就了解这个情况。其中一个管理层对我说,设置客服的目的不是为了罚款、进而保障派送时效,而是要设置一个过程,解决快递员来不及派送和收件人着急收件的矛盾和张力。 当快递员在自己派送的片区内,主动搭建起和收件人良性互动的社交关系,混了脸熟甚至成了朋友,那么收件人遇到快递员送得慢或者工作失误,也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如果快递员没跟顾客沟通好,引发了二次投诉,那就会对快递员加倍重罚,一次虚假签收罚完700元,二次投诉就再罚1000元。 在我看来,“新规”中明令禁止的“擅自代收快递”,“擅自投放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行为,正是由快递员在系统提升效率和派件量繁重的双重压力下,发挥劳动自主性的过程。只是带来的负面效果之一,就是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消费者来说,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网络图片 不增反降的派费 这些年,大家对快递公司特别是通达系的吐槽好像越来越多,这肯定不是偶然。其实,作为加盟制快递代表,“通达系”的优势是成本可控、运费低廉,劣势就是质量和服务较弱。 低成本也反映在快递员的保障上。除了派揽件收入,快递员仅有的“福利”,也就是老板提供的住宿。2016年在B站点,他们住在临时板房里,在 A站点,他们住在城中村的隔间。 他们的居住环境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个房间住12个人,6张上下铺的铁床,一进去就是一股扑鼻而来的臭脚丫子味。我进去的时候排到第11张床,很靠近厕所,厕所里到处都是黄渍,也没人会打扫,反正能用就行了。房间里很阴暗,分不清朝向。地上到处是辣条、瓜子壳、饮料瓶,他们最喜欢喝冰红茶,很便宜,1升的桶装,一天可以喝几桶。 我跟快递员们聊过未来规划,他们想法都比较类似,要么赚几年钱回家干点什么,要么进顺丰、京东这种直营性快递公司。当时顺丰的派件大概是1.5-2元,整体收入更高,还有五险一金。但它们的职位也是有限的,往往需要等空额乃至先做一段时间兼职。 网络图片 2019年我曾打算重访,结果发现两个原来站点都消失了,A站点老板说2016年双11爆仓,罚款太多,索性就不送了。B站点老板联系不上了,原来的站点现在成了停车场。 这几年,不论是快递工人、外卖员,又或者网约车司机,劳动管理系统变得越发精细和严格。可惜的是,这种“精细”始终体现在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具象化管理,他们的肢体动作、语言,甚至说话的语气都会被系统探测并记录。但对于工人劳动场景中面临的复杂场景和不确定性事件,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考虑和解决。 “精细”管理的另一结果,是单人快递派件量的大幅度增加。2016年,官方统计全国每天约1亿件快递;2023年,这个数据已增长到了3.6亿。但是快递员没有增加那么多。2016年底,北京交通大学有调查显示全国当时一线快递员大概230万,2022年有个统计,大概是450万。粗略估计,单个快递员派件的数量翻倍。 (注:2016年据庄家炽统计,J市快递员日送快递平均为150件左右,据媒体近日报道,J市多位快递员一天的送货量大约为三四百件,几乎翻倍,与上文判断互相印证。另外,近年快递价格在不断下降。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快递平均单价从24.6元降至10.6元,下降约57%。2021年上半年,全国快递平均单价已不足10元。) 然而,快递员的收入增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2019年我跟他们聊,甚至发现他们派件费比2016年更低了,一件只有9毛还是8毛。这还可以根据招聘启事判断,现在你去看J市的快递员招聘,通常就是8000元(注:招聘网站上多个J市通达系快递招聘薪酬显示为8000-15000元包食宿),实际上应该拿不到那么高。哪怕是8000元,跟2016年比增长也有限。 一边是系统控制更加严格和精细,另一边是派件量爆炸式增长。菜鸟驿站和电子货柜的普及和广泛使用,确实大幅提升了派送效率。但像消费者要自己搬重物这样的问题也确实存在。 网络图片 未来如何更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派送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变革“系统”,乃至变革行业发展模式。 仅仅举一例,对于重物、生鲜、无电梯高楼层的家庭,如果可以适当增加派件费用,相信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快递员发挥“人的自主性”和“人的智慧”。我们发快递的时候都是按重量收费,怎么快递工人派件的时候就不是了呢? 跟快递员待得越久,我越会发现自己和他们身上的共同点,以至于常常觉得平行空间,我很可能也是一名快递小哥,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但我也知道,这需要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努力。 更宏观的层面,行业的发展逻辑同样应该迎来变革,而不是像这些年,一直处于低价竞争的“泥潭”模式。2016年,就有一个公司老板跟我说,快递业界流传一句话:“谁不降价,谁得死;谁先降价,谁先死”。8年过去了,我觉得这句话对快递行业依然适用。如何引导中国快递行业“卷服务”、“卷品质”、“卷安全”,可能是主管部门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目前的背景下,如果快递公司严格执行“新规”,要求每个快递员逐一打电话、消费者又要求全部上门派送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强力推行的结果,很可能是将派送压力与违规责任,简单粗暴地直接压到一线工人身上。 如果是这样,或许还不如把问题直接抛给市场,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和服务,就选择怎样的企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陈戌源被判无期 中国足球就能好了吗

陈戌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成为历史上获刑最重的中国足协官员。 在中国足协最近五届实际掌门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风暴中,谢亚龙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个月,两人当时的涉案金额分别为136.38万和119.6554万元,而陈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钱款高达8103万余元(含上海港务集团任职期间),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网络图片 陈戌源之所以能够上位足协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时期的表现得到认可。“选择陈戌源,主要考虑他政治素质强,熟悉足球发展情况,在业内有一定认可度,具有大型国企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陈戌源自己的话说,从来没想过来足协工作,“是组织安排我到足协工作的,刚开始听到这样的安排很纠结。” 网络图片 陈戌源早年的“上进”,也是凭借认可度。1973年,17岁的陈戌源开始在上海港务局工作,担任码头工,因为爱好文学,在单位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被领导赏识看重,23岁时调入办公室做秘书,后来又进入港务局团委,从此开始仕途。 那时候,年轻的陈戌源对足球还是一腔热爱,他喜欢踢球,主打的位置是边锋,擅长突破。 上任足协主席之初,陈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职业联盟,形成充满活力、规范有序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甚至还表态,足协要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帮助职业联盟上路。 彼时的陈戌源,大概还有着担任俱乐部老总时的思维惯性,但根据中国历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态一旦上位权力要与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尝到权力滋味后,放权就成了空谈。 网络图片 时任广州富力副董事长的黄盛华被陈戌源请到北京,出任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但他渐渐发现,中国足协并未想要放权给俱乐部,人事任免权牢牢在手,职业联盟虽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但也只是一块空招牌。 后来,失望的黄盛华通过微信向陈戌源辞行,“我们代表投资人干了几个月,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变味了,就觉得我们是足协下面的一个部门了”。直到今天,职业联盟也仍处在“筹备组”阶段,千呼万唤出不来。 按照黄盛华的想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要想真正职业,行政松绑是首要之举。“投资人能不能更好地开发市场,要看行政能不能给到更多权力。你把权限划分出来,做不好可以更换管理人员,这也是五十多家俱乐部的切身利益。他们代表最高峰的时候一年110个亿的投入,现在低谷也有30亿左右的投入,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必须形成一个抱团取暖的组织?” 网络图片 那么,管理者为什么不松绑不放权?也许因为手里有权力就可以寻租,就能捞取好处。 陈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当选中国足协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协负责人来敲他房门,各自送上30万元“拜码头”费用。陈戌源回忆:“到我房间里来,把双肩包往我沙发上一放,说陈主席恭喜你、祝贺你,希望能够多关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 办理陈戌源案的湖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罗氚也说:“中国足球管办不分,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权力过于集中,这样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监管者手握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那结果可想而知,按照陈戌源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也收钱,我要是去抓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吗?” 这句话说到了根子上,自己怎么会抓自己呢?让手握权力者监督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这一波足坛反腐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出好戏: 2023年1月19日,刘奕、陈永亮被调查,足协开会,陈戌源表示坚决拥护; 2月15日,陈戌源被调查,足协开会,杜兆才表示坚决拥护; 4月1日,杜兆才被调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来你也在这里”。 按照职业联盟筹备组的建议,作为社会组织,中国足协需要借鉴国外足协经验,做到真正的“管办分离”。 因为除了个人贪腐,决策机构如果没有多元化权力分立与监督体系,很容易形成一个领导拍脑袋、一声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协说什么,联赛俱乐部只能听着,只能执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可能导致一旦做出灾难性决策时,无人能够刹车拦阻。 网络图片 比如陈戌源和足协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这个初衷虽然符合世界职业足球发展规律,但选错了时机,在疫情后的经济大形势下,最该做的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折腾,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这类涉及联赛和俱乐部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职业联盟(J LEAGUE)说了算,基本流程是,职业联盟中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和讨论重大决议,再由每年召开两次的“社员总会”通过或否决。 执委会的成员,均为联赛各俱乐部(J1到J3这三级别联赛)的代表,“社员总会”的参与者,除了各队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联赛主席在内的理事会。换句话说,J联赛怎么玩,各俱乐部自己商量着来。 而日本职业联盟作为公益社团法人,和隶属于日本体育厅的足协,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足协的经费来自体育厅,J联赛不从政府行业协会拿任何经费,而J联赛自己挣到的钱,也不会给足协抽成。 就这样,把权责分清,把规则框架搭起来,把监管机制建起来,然后就放手让联赛参与者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很可惜,这类涉及到顶层设计与权力分配的深层改变,也许已不是陈戌源和足协所能持续推进的。陈戌源说:“看了改革发展方案,有一种畏难情绪,觉得这件事情,足协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终,陈选择了放弃长远大局,追求个人政绩与利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巡视员崔海飞在评论陈戌源案时说:“杜兆才和陈戌源作为足协负责人……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豪赌世界杯上……” 网络图片 历史循环往复,阎世铎当年赌进了世界杯,但取消甲A升降级等举措,沉重打击了联赛的健康发展;谢亚龙为赌国奥,提出中超南北分区赛制(后胎死腹中);韦迪也提出过“国奥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队为国奥陪练…… 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伤害,付出代价的始终是中国足球。 历史往复循环。预言了国足要输越南的范志毅还说:“你说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一届一届一届换了多少个足球协会主席了,改过不啦?换汤不换药。” 清除一个陈戌源不难,更难的也许是,如何避免“陈戌源们”再次出现。 回到2010年,中国足坛上次扫黑风暴在寒风中宣判,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陆俊等一批足坛人士获刑。记者赵宇回忆:“那次宣判我也在现场,铁岭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边站着,很冷,我当时就想,中国足球能变好吗?中国足球在这轮肃清之后,就能走上正轨了吗?” 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浪体育

解决霸凌问题,在厕所装警报器?

福州上了热搜,一学校在厕所安装反霸凌报警器,只要被打的学生大喊“救命”、“打人了”,报警器便会触发,把信息传到班主任的手机上。 网友纷纷喝彩,“说做得好,终于出手了”。也有少部分网友存疑,“真的会有效果吗?” 我毫不怀疑,这种对策几乎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厕所里的“报警器”,一直存在,那就是“学生”自己。 网络图片 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弄错了一个概念,那些被霸凌的学生是哑巴吗?他们就算被堵在学校的厕所里殴打羞辱时无法“大声呼救”,那之后为何又不去求助老师和校长的帮助?甚至不敢告诉家长? 这根本不是一个报警器能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出在校长、老师、甚至我们整个社会身上。 为什么被霸凌者事后不敢寻求帮助? 因为他寻求不到帮助。校长和老师能做的、会做的除了遮遮掩掩不让事情曝光出去之外,最多就是几句毫无力度的谴责。而谴责,只会让霸凌者们下一次动手更狠。 甚至一些有背景的霸凌者,校长连谴责都不会谴责他,反而要阴阳两句被霸凌的学生,“你怎么那么懦弱,这点事还要告老师?” 至于告诉家长,其实普通家长做不了太多。死人了拉个横幅都要被学校找人“教育”,霸凌这种事,皮球踢两个来回就让你回家等消息了。弄到最后,倒霉的可能还是被霸凌的学生。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和我们在食品问题上存在显著的对比,他们为什么做得好?根源在于一旦被举报出问题,倒血霉的不止是商家,还有负责监督商家的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霸凌问题同样如此。但凡不是小打小闹,而真正上升到霸凌的级别。那么在校内,就要追究校长的责任。 只有这样做,那些校长、主任之流才会把霸凌问题放在心上。 同时,我们还需要鼓励被霸凌的学生还手。就像我之前的文章里所说,十几个人打你一个,你还要想着公平决斗,想着万一把对方戳死了呢。 这种鼓励,当需是“反抗无罪”。十个人打你一个,我打不过,但是手上有一把折叠刀,我用不用? 当然用啊,正当防卫嘛。 但很多时候显然不是这样,你用了,戳死了人,他们说你是防卫过当。这理由也有趣,叫别人没用武器,打不死你。但你用了折叠刀,存在故意伤害的嫌疑……神经。 相比在厕所里装警报器,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想要遏制霸凌问题的人更该关注和思考的。 一,在学校霸凌,严格追究校长、主任等领导的责任,谁让你们不尽责呢? 二,在校外霸凌,法律当更宽容的保护被霸凌者,反抗无罪,捅死捅伤后果自负。 几年前上饶那个冲进学校的家长,早就跟霸凌者的父母商讨过,但对方不在意,也不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事实上,有背景、家里有权有钱的人更不在意,除非你有能力让他们感受到痛。 上饶那个当然不算,因为被霸凌者的家属自己也搭进去了。因此我们更需要鼓励被霸凌者反抗,且这种反抗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至于什么厕所里的警报器……呵呵,隔靴搔痒,只能说聊胜于无。不过用这种劳而无功的方式继续掩耳盗铃般的“尝试”,那我们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今天,福建晋江市通报了初中女生被同学长期霸凌后跳楼身亡的事情,这是第多少起了? 网络图片 同样是今天,还有小学生被同班同学暴力磕断门牙,家长想调班学校还称不合适的新闻。里面提到了霸凌者长期对他家孩子用笔扎、脱裤子、触碰生殖器官等行为。 网络图片 学校根本就不当回事,拒绝调班,等同于让孩子一直被霸凌下去。 一般来说,能被霸凌的小孩,都不会是官宦子弟。相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自无权无势的家庭,有些家长甚至长期在外务工,没办法给予孩子太多帮助。如果这种霸凌雨露均沾,像那PM2.5污染一样,你看还会不会被重视。 霸凌行为必须严惩,无论是对霸凌者,还是负有责任的校长领导。无论霸凌者有何背景,都不能继续姑息养奸下去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生死疲劳:25岁规培生之死

曹丽萍很少会哭。 至少在成为好友的这十年,李舒几乎没见过。印象里,曹丽萍是她们之中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会默默缓和偶有摩擦的关系。 同学朋友都或多或少听说,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规培生活让她极度疲惫。她曾连续加班42.5个小时,轮转压力散落在事无巨细的琐碎中,回报却只有每天70多元的工资,请假更是艰难。 好几次,她在跟同学的聊天中提到,带教老师收治病人的病历也要自己代劳。她想忍忍就过去,但又担心,“再忍我要被搞死。”同学劝她强硬拒绝,“下次压力大的时候就哭,消化科有个轮科的同学,不是就哭了吗?” “小小规培生我能怎么办。不想要混了。不想要规培证了。”她答。 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曹丽萍结束不了无底洞式的加班轮转,也无法从掌握“生杀大权”的带教老师手下脱困,更难以对抗规培制度中的结构性困境。2月一个加班的夜晚,在医生值班室的卫生间里,25岁的曹丽萍把手术刀挥向了自己。 妹妹曹柠后来才知道,姐姐的毕业论文已经提交通过。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在曹丽萍生日的5月,她就会完成规培结业考试,有机会成为一名正式医生。 但最终,她只留下一段遗言。千余字的内容里,出现了10次“加班”、9次“请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 “明明一切都那么那么美好,可是我不想看见了。没日没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让我自己选择方式吧。”这是年轻的曹丽萍,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1 一场决绝的死亡 蓝黑色血氧仪显示的心率数值一路上跳。 从139、142、144、149到150,曹丽萍第六次测量时,飙到152。这是2月最后一个周五的早上八点半左右。 她的休假申请在前一天就获批,但23日中午她仍未能停下手头的工作。“还有出院要整,”她带着些调侃的语气发消息给同学,“现在属于带假加班”。 据澎湃新闻报道,监控显示当晚8点40分左右,曹丽萍穿着白大褂,提着一份外卖,走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值班休息室。当天晚上值班的一名规培生,后来跟曹丽萍的同学王晓莉转述,大约晚上10点,曹丽萍进入休息室厕所。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无人知晓这道门后发生了什么。 晚上11点左右,一名值班规培生去上厕所,发现门推不开,以为有医生或护士在上厕所,就回去睡了。次日零点30分左右,另一位值班的规培生宋晨去了一趟,门还是推不开,这让宋晨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可能上近两个小时的厕所? 宋晨蹲下去,往门缝底下一看,一摊红色血迹流了出来。一定出事了。宋晨立刻叫来二线住院总医师,后者撞开了门,看到一地的血,曹丽萍躺在卫生间里,皮肤发白。 网络图片 警方在24日凌晨1点10分赶到现场。曹丽萍的家人,则是在2点37分接到自称曹丽萍老师的电话,对方说,丽萍已经自杀,无生命体征,要求他们赶紧到医院。 曹丽萍家在湘西泸溪县的农村,外面冰天雪地,路况不好,家人预计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长沙。这通电话里,曹丽萍家人要求医院全力抢救,保留现场,并及时同步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见人。”但老师拒绝提供任何信息。 妹妹曹柠和父母抵达殡仪馆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左右。在家属两次强烈要求下,他们见到了曹丽萍的遗体。这一天本该是阖家团圆的元宵节。 和姐姐的上一次见面,是去年12月。曹柠从深圳回湖南,顺便到长沙看姐姐。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曹丽萍没能回家过年。除夕前,排班表迟迟未定,曹丽萍担心过年值班,一直没买票。等到排班定下来,票已售罄。出事前几天,曹丽萍还找妹妹聊天,给她发了很多表情包,“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 和警方的后续沟通中,家属被告知了死亡现场的一些细节:卫生间门是反锁的,是密闭空间,初步排除他杀,身体左颈部有切口,身旁有手术刀。 就在事发23日晚11点59分,曹丽萍的QQ空间内,一段设置为“私密状态”的遗言发出,言语间满是疲惫、控诉和绝望: “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我以为熬过这几天就好了,可是这就是个死循环。一句这个月科室缺人,所以我就活该要一个人做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事情吗? 即使是在猝死的边缘,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马一样干活。机器也需要定期检修的啊。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明明昨天就已经请了假,明明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闷得内衣都不敢穿,可是还是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不能回去休息…… 世上本就没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见了,这个世界…….” 李舒是从共同的高中同学那里,听说她自杀的消息,她立刻给曹丽萍打电话,没有人接听。 一开始李舒拒绝相信这件事,她根本没想过自杀会发生在曹丽萍身上,更难以接受的是她自杀的方式,“还是颈动脉。” 同为医学生,她非常清楚,选择割伤颈动脉意味着什么——动脉血速度快、压力大,能迅速冲到天花板,立刻造成失血性休克。 “这个位置就算原地抢救,根本救都救不过来,都堵不住的那种,”李舒因此判断,“她应该不想后悔,可能割腕还有后悔的余地。” 2 加班,加班 家属签署排除他杀的死亡通知后,被获准拿回曹丽萍的遗物。 曹柠在姐姐留下的手机里,看到了她未曾跟家人讲述过的生活:自2月1日轮转到神经内科,曹丽萍每天都在上班,没有间断过。 除夕前,一位住院病人见过曹丽萍一面。在这名病人的回忆中,曹丽萍脸色蜡黄,黑眼圈很重,一直在写病历。病人有问题求助,她就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回答问题。“很憔悴很疲惫,像是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春节假期还没过完,她又开始轮轴转。大年初六连续上班30多小时没合眼,“直接上感冒了”。初七、初八加班继续,初八熬夜写病历到零点左右,事情还是没做完。初九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多赶到科室继续工作,这一天,她中饭没吃,一刻没停。加班期间,她一直胸闷、心脏不舒服。 2月19日这天,曹丽萍感觉真的熬不下去了。 早上交班时,神经内科的主任提醒她没有搞办公室卫生。上午工作时曹丽萍的血压已经达到了158/98mmHg,心跳在132次/分,她被准许获得两小时的宝贵休息。 网络图片 她下午给另一位规培生发消息描述,“我平常血压可是110/60左右的人”“主任在旁边说心率快是件好事,证明还有应激”“我真的好倒霉。为什么缺人要如此对待我们啊?” 她也两次发消息给神经内科一位姓朱的总住院医师,请求他下个月不要再给自己排主班,以及当晚非必要不收病人。对方应了下来。 晚上9点零4分,曹丽萍的朋友圈照片显示,心跳每分钟123次,她写,“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 曹丽萍还和朱老师因排班不合理沟通过两次,她提出:有的规培生接了新病人,第二天可以轮空一天,而过年一直上班、独立收了5个新病人的自己,反而持续工作;排班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自己在周六独立收病人、还没有助班。 “怎么排班都会不公平。”朱老师回复她,并提出调来一个师弟帮忙。 21日下午,她连续提出心脏不舒服,胸闷,急切想请假,只得到朱老师“打太极”式的答复: “和上级说,和主任请假。” “还要看请几天。” “超过3天好像需要教学办审批吧。” “主要不确定你请时间长了要不要补轮科时间。” 曹丽萍质疑,科室把学生当成机器,并提出自己没有助班并不合理。 “没有助班也不是我能安排的,没有那么多学生呀。”朱老师说,自己人微言轻,同时表示,“加快轮转、狂收病人肯定都是上面主任的意思,包括余主任要求的48小时归档。” 下午1点23分,曹丽萍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她的脉搏达到了每分钟120次。“应该全病房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快的了。”好友李舒在评论中问她,啥情况?她只回了一句,“神内科值班太窒息了。” 几小时后,曹丽萍向带教的谢老师和神经内科余主任提出请假。据澎湃新闻报道,曹丽萍申请的请假时间为2月22日到29日。 后来,一同规培的王晓莉从医院内部打听到,曹丽萍争取的假已经批下来了,但批假过程中,上级告诉曹丽萍,手头的事情必须要做完。于是,请假的曹丽萍又开始加班——开医嘱、准备病人的住院病历及出院记录。 旷日持久的加班仍在继续。22号这天晚上,曹丽萍工作到晚上九点,睡在了科室。 3 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坐落在湘江东岸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拥有百年历史,距离长沙市最著名的景区橘子洲仅3公里左右。在医疗领域,它是湖南一家集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甲综合性医院。 2021年,22岁的曹丽萍开始在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就读内科学专硕,同时期,她也进入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 规培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所有新进医疗岗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临床医生,必须接受3年的规范化培训,培训结束参加统一考试,得到规培证后,方可成为一名正式医生。 规培生加班熬夜,甚至通宵,是这里的常态。和曹丽萍同期规培的王晓莉说,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的一系列流程都要靠规培生完成,忙的话科室一天要收治十多个病人。 极限状态下,一个月有七八个晚班出现王晓莉的排班表里,她轮转到外科时,连续工作过48个小时。“一刻都不得睡,人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有时通宵夜班结束后也不能及时休息,上级等着你,病人等着你,病情变化了也等着你,“它不是说可以放一放的事情。” 网络图片 另一位好友杨阳发现,曹丽萍从去年开始变得格外忙碌。每次聊天,曹丽萍都会把“忙”字挂在嘴边,不是单纯的忙碌,而是非常忙,两人的聊天记录里充斥着——“最近真的忙”“我忙不完”“等我忙过论文这个大头”。 去年11月,曹丽萍跑到杨阳家“大吐苦水”。她提到自己要承担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除了自己收治病人,还需要为带教老师的病人写病历、办出院等。带教老师是规培生们轮转到各个科室的直属上级。 一个月前,当曹丽萍在某科室轮转时,在带教老师的要求下,她曾负责过全科室一半病人的病历。有一天晚班,她从下午5点写到晚上11点才完成。2023年国庆假期,在7号交接班时,曹丽萍被带教老师要求代补5号的病历,她夜班一刻没闲,才把病历补完。到了10月中旬,一次上晚班前,带教老师又给她多留了一个病人。 “把我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我又不是个奴隶,凭什么呀?”她当时向同学抱怨。 但为了规培证,曹丽萍不得不忍耐。王晓莉理解她的处境,对医学生来说,规培证相当于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得不到这张证,就无法找工作,而通往规培证的道路上,带教老师则拥有支配性权力。 “科室轮转时,通不通过、合不合格都是带教老师一句话的事情,他们的权力就太大了,能决定你出不出得了科,如果他报个不合格,你在这轮转三个月就白轮转了,后面就要补。一旦补规培的时间跟毕业时间冲突,规培生就无法正常毕业。”王晓莉解释。 李舒觉得自己运气好,规培时没有被上级为难过。她从曹丽萍的遗言中读到了身为一名规培生的小心翼翼,“怕老师,担心被老师拿捏。”遗言中写,“所以规培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被别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 不止一位规培生都表达过,曹丽萍自杀时所在的神经内科一直是“加班重灾区”,她的带教老师是副主任医师谢老师,从2010年起就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工作。 在采访时,规培生谈论起关于她名声的评价。王晓莉在规培第一年,听到谢老师手下的规培生说,“如果你们去了这个科室,一定要提前想办法避开她。” 同学S在谢老师手下干活。S告诉王晓莉,她投诉过谢老师几次,也申请过换带教老师,但都没得到反馈。截至发稿前,凤凰周刊记者通过多种渠道与谢老师联系,对方均未回复。 对王晓莉和曹丽萍这届规培生来说,2月是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还有3个月就要毕业了,他们需要准备5月的规培结业考试,论文答辩也即将开始,同时科室轮转任务依然很重,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就不能正常就业。 “如果带教老师要求再很多的话,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比平时压力要更大。”王晓莉说。 4 系统之困 对于规培生来说,高压只是最显性的困难,更折磨人的是,无休止的忙碌并不能带来等量的价值感。 社会学论文《过渡期的职业社会化:规培生职业互动中的边缘与冲突》,相对准确地描述了规培生在职业社会化过渡期的身份——处于边缘状态。他们既没有主治及以上级别医师的临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员工的待遇。 边缘的、模糊的身份是规培生职业互动的基础,也是矛盾和冲突的源头。 曹丽萍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以为规培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是把知识和临床结合,原来是给科室当免费的牛马,送病人去转科……” 王晓莉多有同感。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期间,她大多在做机械的复制粘贴工作,能学到什么东西全靠老师的良心——如果带教老师很忙,轮转的三个月她就变成免费敲病历、开医嘱的工具,偶尔遇到专业素质强、有教学意识的专家做带教老师,她会幸运地学到一些东西,但那是极少数的情况,“80%的时间都是在做意义不大的杂活。” 杂活,是指写病历和处理各种医疗文件。 网络图片 北京三甲医院临床外科的规培生李琳,在社交媒体分享过一位患者的医疗文书模板,囊括24个文件夹——入院记录、病史确认单、病程记录、手术资料、谈话记录、讨论记录、会诊记录、会诊意见、教学查房、出院记录、死亡记录、出院健康处方、出院诊断证明书、其他文书、新冠病毒肺炎相关文书、测评表、临床实验等。数量多得惊人。 除了填写病历,一些规培生还负责把各类同意书、告知书打印出来,核对病史,找患者和家属挨个签字。一位湖南湘潭三甲医院的规培生说,一位病人入院,要签的文件通常不会少于10个。 上海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陈晓西,也是从规培熬过来的,她猜想,曹丽萍自杀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从病历中学不到知识。“如果让我写简单的完全不用经过大脑的病历,一天20份,我会崩溃的,但如果一天让我写20份高难度的肿瘤病历,而且有机会参加这个手术,哪怕真的是干死,可能很多医生都愿意。” 事实上,陈晓西所在的医院,规培生很少有机会上手术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主治医师孙雪飞,看到更现实的情况是,病患多数不接受规培生进行医疗操作。 孙雪飞也在担任带教老师,他认为,目前没有标准的方案来保障带教老师的教学目标和质量。这个过程中,师生磨合很重要,但规培生在每个科室的轮转时间短,磨合很难完成。 除此之外,科室人手不足,是造成规培生压力的根源之一。陈晓西曾和同事一起被分到12台手术,科室只招了1个规培生负责手术前的一系列流程,包括写大病历、跟家属的术前讨论、完成知情同意书的签字、最基本的抢救流程签字等。 手术即将开始前,这名规培生只完成了两份病历,她求助陈晓西,老师我来不及怎么办?陈晓西只能把门诊停掉,跟规培生一起完成文书工作。看到曹丽萍自杀的事件后,陈晓西回忆当时存在的风险,“我不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如果我当时逼他一下,他是不是可能也自杀?” 规培生李琳,也曾因为科室人手不够连着加班8天,偶尔,她会在晚上下班路上哭一会,回家后倒头就睡。 去年一年,她因过劳重了20斤。李琳觉得,规培生是医院“食物链”中地位最底端的,所有找不到人做的、没人做的,都可以让研究生规培生去做。 李琳的夜班费只有50到100元,在北京连点三顿外卖都不够。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廉价消耗品,“就算自杀也没有人知道,也什么都不会改变。很快又会有新的学生补上来。” 待遇低是规培生面临的普遍困境。曹丽萍在遗书中提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几的工资”。另一位湖南省儿童医院的规培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的月工资在1200到1500左右。 根据王晓莉提供的信息,2023年1月,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规培生们有过争取提高待遇的“反抗”,某位医院领导在群里表态,“你的身份是住院医师,但不是人民医院的职工,是住培学员,是学生的身份。” 而就在此不到一个月前的2022年底,疫情刚放开时,医院要求所有规培生去一线工作,来应对大量拥入医院的病人,当时带教老师的说法则是,“住院医师本质是医生,不是学生,和我们职工是一样的。” 这种对身份界定的撕裂感,让李舒很难接受。“在谈工作的时候,他把你当医生,发薪水的时候,你就是学生。” 一些更尖锐的评论认为,规培生的劳动权益保障几乎处于真空地带。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学硕士聂平撰文《25岁规培生自杀,规培是劳动法外之地吗?》,称在校生和医院不构成劳动关系,规培人员的“培训”时间自然不受劳动法体系下标准工时40小时/周的限制。 最糟糕的情况是,医学生在规培期间一旦出现伤亡,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无法明确支持其工伤认定和赔偿抚恤的请求。 5 下一个曹丽萍 照片里的曹丽萍,脸圆圆的,戴着一副同样圆圆的眼镜,宽大的学士服罩在身上,她淡淡地笑着,露出一排洁白牙齿。这很符合王晓莉对她的印象,“斯斯文文、温温柔柔的,很好相处。” 曹家父母养育了四个女儿,曹丽萍排行老三,曹柠最小,她的三个姐姐都是硕士毕业。 加上在衡阳市南华大学的本科学习,今年是曹丽萍学医的第八年。规培的工资一个月不到三千块时,家人经常告诉她,不要苦了自己,没钱可以要。 但曹柠说,姐姐几乎不管家里要钱。寒暑假打工挣钱存钱的习惯,她从本科时期就开始了,所有的生活费她都靠自己出。她还主动带母亲去长沙做全身体检,并且经常跟妹妹说,以后毕业工资高了,就第一个给妈妈治牙齿。 因此,当3月6日,警方告诉曹柠,从姐姐朋友的调查口供中,初步判定她是一个性格内向、抗压能力比较弱的人,曹柠难以接受。 她一直都觉得,姐姐的性格非常外向,面对陌生人时,说话不会害羞。去年夏天,曹丽萍去割了双眼皮,还经常去健身。 即便是去年10月底,连续加班42.5小时后,曹丽萍的朋友圈还是很明朗,配图是一家咖啡馆的照片,门前的树木郁郁葱葱,她写,“阳光真好,回去睡觉。” 网络图片 高中好友杨阳也不认可“抗压能力弱”的说法,“一般的困难绝对不会打倒她的,她真的不是脆弱的人。” 高中备考时,杨阳记得,曹丽萍认真投入,成绩前进很快。前几年她们同时开始减肥,曹丽萍的效果比杨阳明显很多。她觉得好友的自制力和意志力,“比一般人强很多。” 在杨阳看来,曹丽萍努力把工作做完,其实是为了有时间去学习,去写论文,去干点喜欢的事。她提到曹丽萍责任感很强,不会放任工作在那里不去做,“我们上班会躲懒,她不太会。” 但抱怨是从去年开始变多的。去年11月份,曹丽萍向杨阳抱怨,又要上班,还要上课,还要搞论文。后来她发来消息,“本来想跟你吐槽一下。算了。继续上班。下次找你玩跟你吐槽。”11月28日下午,曹丽萍给杨阳打了个电话,杨阳在上班没有接到。 现在回想起来,杨阳才意识到“不对劲”——“她是很坚强的一个人,我并不觉得她喜欢抱怨。当一个不怎么抱怨的人开始抱怨了,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出口了。” 据《北青深一度》报道,自杀前,曹丽萍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才走进休息室的卫生间。 事发后,湖南省人民医院的部分规培生都接到了电话警告,禁止谈论这场死亡事件,一些在网上发布信息的规培生被单独约谈。 王晓莉提到,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曹丽萍的死亡不是个例,之前也有过规培生猝死事件。“这种事情不是她一个,而是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的。” […]

欺负司机之前,制服男反复确认了他的弱小

一 最近,吃面好像比较有风险。 榆林一位可怜的司机,只是想吃碗炒面,不想就遭到了面馆里一位“制服男”的羞辱和殴打,一边打还一边嚷:“你没看我穿的制服吗”? 我早已经厌恶了写这些破事,但是奈何这些破事总是发生。 别的都不多说了,只想讲一点:对这件事,很多人虽然感觉愤怒和离谱,却可能因为听不懂方言,没有完全看懂完整的过程。 恰好我有个朋友,能听懂视频里的方言,就帮我翻译了一下,结果信息量大增。 整件事最戏剧性、也最讽刺的,还不是什么制服男恃强凌弱,狗仗皮势,而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制服大爷其实并不是突然发火、突然嚣张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小心翼翼、再三再四确认对方司机身份的过程。 网络图片 二 视频一开始,司机走进饭店,制服男假装是老板,故意给司机挖坑。 朋友翻译了下,二人的对话大概如下: 司机进门说:哎,人呢? 制服男:吃啥? 司机:哦,你是老板? 制服男:是了,我是老板,怎了? 司机:我吃炒面。 制服男:吃炒面坐啊,我给你叫来我们大师傅。就光吃炒面吗? 司机:嗯。 你看,虽然制服男已经憋着坏了,但此时两个人沟通的口吻、内容都还算正常,起码没有争执。 然后有意思的一幕来了,制服男观察后问了一句:你是跑半挂的? 司机:嗯,车在那停着呢。 这就是关键的一问一答。 问的是你的身份,你的阶层,你的自卫能力和反伤能力;而答的这一句“车停着呢”,则暴露了自己的弱小,自己的无助,自己几乎任人宰割的处境和地位。 所以就在这句之后,制服男来劲了:你一个跑半挂的,“没看我穿的制服吗”?你特么的不正是我的菜吗? 尤其传神的是,视频第24秒、35秒左右,制服男还两次专门回头看了下司机的车,确认他到底是不是司机、是什么车的司机。 因为司机和司机不一样,领导的司机和跑半挂的司机不一样,开公家车的司机和开私家车的司机不一样,开好车的司机和开三蹦子的也不一样。 制服男这一回头,就是要再次确认下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司机,自己够不够资格践踏,或者说能不能吃得下去。 而这一眼让他满意了,果真是跑半挂的。 就像《水浒》里有句话:你就是我手里的行货! 欺负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么好欺负。 三 于是制服男就做出了侮辱性的动作,把自己的面故意倒进司机面前的垃圾桶,一边倒一边说吃去。 此时此刻,他很嚣张,也很痛快。 但即便到这时他也还没有完全无法无天,只是口头侮辱,没有动手。因为他还要再进行一次确认: 制服男:你哪的?子洲的?又确认:子洲县城的? 司机:嗯。 一句“嗯”,让制服男完全心里有数了,跑半挂的司机,还是子洲县城的,能牛到哪里去? 瞬间,制服男面露凶相,青筋暴起,又是掐司机脖子,又是泼人茶水,辱骂声也不绝于耳。 以上才是事件的完整真相,就是制服男精心挑选和确认了自己的欺辱对象。 这也是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这个人很凶、很拽、很横,但事实上,他的恶是有选择性的,是精准筛选和确认了对象的。 假如对方不是拉货的司机,又或者不是子洲的司机,大概率制服男也就在面馆里默默吃炒面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金庸小说里,恶棍门派无量剑欺负人之前,反复问: “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 “是那一位高人的门下?” “马五哥,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 “你是何人门下?受谁的指使?” 这就是再三再四地确认自己吃不吃得下对方,有没有资格作践别人。 四 不妨再多想一层:制服男耍威风前,为什么要那幺小心翼翼,再三再四?他在顾虑什么? 因为他自己明白,对面的司机固然是底层,但他自己也根本不是什么中高层。狗仗衣势,他明白自己其实也不过就是条狗,撑死多了个劣质项圈而已。 他能凌辱、践踏司机,反过来,江湖上能凌辱、伤害他的存在也有太多。稍微一个不长眼,他就可能踢到铁板。甚至,司机里强悍一点的存在,都能和他一换一兑子。 所以他完整的心路流程是这样的: 在最开头,当那个憨愣的司机踏入小店,完全没个逼数地向他搭话的时候,他是惊喜的,也是谨慎的。 惊喜,是因为忽然发现了一个呆萌、孱弱的作践对象。 谨慎,则是因为他还不能完全确保吃得定人家。毕竟,他的制服几乎是所有制服里威慑力的倒数。 所以他一边稳住对方,一边反复确认,司机还是非司机,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不是跑半挂的,有无证据,车在哪里,会不会也是像自己一样在扮猪吃兔子。 直到一切都确定,他相信自己拥有百分百的侮辱权、伤害权、践踏权、装逼权之后,他才化身为龙,全力出击。 这就是“欺凌”两个字的真相: 每一次看似随机的作恶,其实往往都是反复的确认。每一次貌似随性的欺凌,往往都是精确的对弱者的狙击。 对一些败类来说,穿了制服而不欺凌人,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辜负。 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其实什么都没错,只是错在自己弱小,处在了食物链底层。 后来制服男的单位陕西交控榆吴分公司也通报了,“制服男”确实是当地一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对司机做出了“不当言行”,骂人打人也被说成了“口角争执”和“肢体推搡”。 网络图片 你看人家单位挺客气了,都没有说互殴。 很给面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自古以来有王法——祖辈家法、大清律例、23条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小渔村最近制订规则保护祠堂,不容村民影响祠堂利益。祠堂的建立基于古代宗法制度,源于西周(约公元前1066至前771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维护嫡长子继承制,保障政治等级和秩序稳定。

孩子为何如此残忍?

河北邯郸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园霸凌后,被三个男同学联手杀害后埋在蔬菜大棚里。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舆论的一大焦点无疑是:三名凶手都是未成年人,却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应该如何惩处这些“小恶魔”? 看看网上汹汹群议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主张严惩,“这幺小就能杀人,长大了还了得?”有些人不满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凶手的免死金牌:历代法律规定,7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香港《少年犯条例》仍沿用,但国内刑法第17条则定为14周岁以下。 豆瓣上一位“午后的水妖”则主张让未成年的家长负起连带责任: 在权力框架中,对权力下游的保护,会转变成对权力上游的赋权。 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未成年罪犯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实践结果。 要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不但需要替刑,并且因教育无方剥夺监护权。两个监护人,冠谁的姓就惩罚谁。 这样一来,不但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能顺带改善出生性别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 这个建议不乏有人为之叫好,认为能管用,但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危险,带来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因为这一思路说到底是“一长制”的翻版:家里出了事,唯家长是问,其结果,势必会让监护人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将“忤逆”的苗头尽力扼杀在摇篮中。不论出发点如何,这对儿童权益势必是不利的。 当然,那种主张严惩的声音之所以高涨,也是出于现实的恐惧,因为近年来一些恶性案件似有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湖南一名12岁的六年级男孩持刀杀死母亲;2019年,大连一名未满14周岁的男孩杀死10岁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荆州一名未满12周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半的女孩推入粪坑致死。 对于习惯了“杀人偿命”的中国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凶手只因不到年龄,就可以逍遥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凶手不到14周岁,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后照常上学。湖南衡阳一位差23天未满14周岁的男孩,将11岁的女孩抛尸湘江,还扬言:“我杀人不用坐牢!” 每次出现这样的事,呼声最高的往往就是采取严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觉得把凶手判处无期徒刑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最好干脆肉体消灭,否则一想到这样的人有一天还能出狱,就感觉毛骨悚然。 网络图片 仅仅将凶手一杀了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这类案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才能更好地防范、减少这些不幸事件。每次发生这样的惨剧,萦绕在公众心头的一大疑问是,“孩子为何如此残忍?” 在一般人的设想中,“孩子”应当是一个“天真纯洁”的群体,远离成人世界的污浊,至少是“未受玷污”的。这一观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现实可能更为无情。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感叹,天京事变中,“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中,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 确实,从缅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残酷著称,其狠毒有甚于成人。实际上,《水浒》里最残忍好杀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个巨婴。既天真又凶残,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为什么? 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佐在《攻击与人性》中指出一个普遍现象:“在色彩如广告招贴的鱼类中,年幼者几乎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坚决地向版图的所有者攻击。” 他提出了一种解释:为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攻击性在物种内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则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这个种群就会在进化过程中归于消亡,并且越是凶猛的动物越需要这种抑制机制(所谓“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险了;然而,人类本身不像虎狼那样天生就有锋利的爪牙,这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文化机制来抑制自相残杀。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那么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 我有了孩子之后就理解了这一点。小毛从小就很温和,幼儿园学前班时,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当被家长问起为什么时,她说:“因为只有他不乱打人。”然而那些“乱打人”的男孩子,并不是天生顽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表达自我。有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小毛,但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紧紧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动手的时候又没轻重,结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 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 网络图片 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凶手都是留守儿童。湖南衡阳14岁男孩杀死11岁女孩的案子,两人都是留守儿童;那名持刀杀死母亲的12岁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儿童,他弑母的起因就是母亲打工回来发现他学业很差,暴怒之下打骂了他,而他对母亲既不畏服也无感情,当下暴起伤人,甚至在弑母之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 这当然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问题,但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 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马诺 代价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一场官司 2023年12月15日,北京,窗外是白雪茫茫。屋子里,一场官司正在线上开庭。 法官让男女双方讲述相恋、结婚的经过,讲婚姻里出现的问题。 妻子先讲,她对着电脑屏幕,讲着讲着,声音大起来,控制不住地哭了。法官让她暂停,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讲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5分钟时间,她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他们在网络相识,相识5个月便“闪婚”。走入婚姻后,她才发现丈夫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隐瞒,还欠了几十万的债务。她遭遇家暴,怀孕后胎停,不断升级的争吵与暴力,让她无法忍受。 视频那头,法官打断她:“每次吵架都这样,为什么你没想过去民政局离婚呢?” 她说,丈夫身高180厘米,体重200多斤,自己几乎被圈禁在出租屋里。最后得以离开,是因为丈夫家暴时惊动了邻居,邻居报了警,她坚持要去派出所。为了佐证自己的陈述,她提交了报警后医院的验伤结果,丈夫认错的微信聊天记录,丈夫给她写过的一份保证书、在公安局写下的一份承诺书。在承诺书里他说,自己曾殴打过妻子7次。 丈夫也有自己的陈述。在庭上,他否认了家暴的指控。他说双方有过争吵和推搡,自己摔过三四次手机,但没有实施过暴力。他没有因为家暴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妻子的验伤结果,也不能证明伤是因他而起。同时,他也表示,双方感情尚可,自己不愿离婚。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21年到2023年,每年中国都有60多万起离婚诉讼案,离婚原因中占比最大的是感情破裂,第二就是家暴。12月15日的这场离婚官司,有它的寻常之处——欺骗、暴力和经济纠纷,这是常见的婚姻的背面。但它也有不寻常之处,这位妻子,名叫马诺。 她曾是新闻头条里的人物。2010年,马诺22岁,是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最知名的女嘉宾。她在节目里拒绝了一位男嘉宾,拒绝时说的几句话,被总结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意外走红,得到了一些工作机会,同时也被打上了“拜金女”的标签,遭受了多年的网络暴力。 13年后,这句话的影响仍未消失,还是一把伤人的利剑,指向她自己——她的丈夫在几个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取名“我和宝马女一年的故事”,截取了一些购物和转账记录,攻击马诺拜金。 官司开庭半月后,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颁布了“人身保护令”,认为根据马诺提供的证据,确实有“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形”,且“存在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因此,保护令禁止丈夫跟踪、接触马诺,或者通过各个网络平台诽谤、侮辱和恐吓马诺。 但这位丈夫不服,向法院申请复议。在申请理由里他写,马诺是演艺人员,具有表演天赋,她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遭遇过家暴的证据,他攻击她的道德,“品格素养全国人民皆有公论”。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3月22日,他们的离婚官司第二次开庭,目前仍在等待判决。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网络图片 我们关注马诺,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故事展现了一位女性离开施暴者有多难,还因为她身上承载着更复杂的命题——她不是完美受害者,无论是年少时节目里的一句话,还是她之后的人生选择,都让她付出了代价。诚实地说,直至今天,她仍是一位解放得不那么彻底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写道的那样:“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网络图片 消失的朋友 大概是2023年八九月份,朋友们发现,马诺好像“失联”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就是突然很难联系上她了。那之前不久,她和认识5个月的丈夫刘维结婚,离开从小生活的北京,搬到了上海——这些年,马诺一直想结婚,终于结了,这是好事,该为她高兴。 但到了上海之后,她停掉了之前常常做的直播,短视频账号也很少更新,微博不发,以前的朋友圈动态删光了。零星还有一些工作找过来,比如有网络平台想找她做节目,她拒绝了。有位纪录片导演想找她做回访,看看她在《非诚勿扰》之后过得怎么样,她说“家里有事,不太方便”,很快挂了电话。 她有个好朋友叫翩翩,怕她在陌生的城市孤独,最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但很快就觉得不太对劲,每次通话,姐妹之间聊天,马诺的丈夫都在旁边插嘴,“我跟他其实根本不认识”,她能感觉到,他好像是在阻止她们聊太多。 翩翩印象很深,一次马诺和丈夫一起出门,他去谈事情,马诺坐在车里等,就给翩翩打电话聊天。聊到一半,翩翩听见电话那头,男人冲过来问:“你在给谁打电话?” 还有一次,翩翩接到马诺的电话,在哭,说自己怀孕了,但孩子没有胎心胎芽,做了流产手术。很快翩翩感觉到,马诺身边有人,因为她解释了一句,“没有,我就是心疼孩子。”“肯定有一双眼睛盯着她。你能感受到她为什么会哭,她很压抑。” 微信联系也不那么方便。另一位朋友宋杨也发现,自己发给马诺的微信,马诺的丈夫都会看,其实都是闲聊,但老被人看,她就不想发了,“我发给她,还不如直接发给她老公呢”。她们认识十几年,再熟悉不过,不用说太多,宋杨明白,马诺不处在一个可以自由聊天的环境。她跟马诺说过一句话,“如果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是你的避风港,永远敞开拥抱欢迎你”。就因为这句话,丈夫让马诺把宋杨删掉,他觉得,宋杨不祝福他们。 对她的处境最清楚的,是她在上海的朋友李婧。她们算是同行,一起拍过网络大电影,成了朋友,又在2023年,因为恋爱或结婚的原因,同时搬到了上海。每次李婧约马诺见面,她丈夫一定也会出现。有一天,李婧想单独约她喝下午茶,马诺的回答很犹疑,她说老公在忙,意思是,自己没法一个人出来。最后还是夫妻俩一起来的,“我不可能单独见到马诺”。 另一个细节是——2023年12月15日线上开庭时,法官询问马诺在上海的住址时,马诺支支吾吾说了半天,都说不准完整的地址,最后是刘维流利地报了出来。她告诉法官自己记不清的原因,“我都没怎么自己出过门”。实际上,她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九个月。 也是因为察觉到了某种危险,2023年夏天,马诺郑重地跟李婧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给你微信发了一个6,你就帮我报警。”这句话之后没多久,2023年9月20日,李婧收到了她发来的6。同时,邻居也听到了她家的打闹声,报了警,马诺因此才脱身。第二天,她就去了律师事务所,她要离婚。 几天后,在北京南站出站口,朋友宋杨接到了马诺。她拖着行李箱,裹得特严实,整个人战战兢兢的,一直往四处看,好像害怕丈夫随时可能出现。认识十几年,那天,宋杨突然觉得,那不是她了,“怎么从上海回来的,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网络图片 一期节目,一句话 宋杨和马诺18岁认识,一路看着彼此长大,恋爱、结婚。我问宋杨,这么多年,她印象里马诺最自信、开朗的是什么时候?她马上说,那就是马诺参加完《非诚勿扰》,那时候22岁,年轻漂亮,是个“明星”。 那是2010年春天。江苏卫视的制片人王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过《非诚勿扰》诞生的背景:当时电视台歌唱类节目收视率下滑,同事们凑在一起开会,想还能做什么新节目,每个人报五个热点话题,“其中有一个必然是剩男剩女”。于是,他们决定做一档相亲节目,让年轻的80后、90后在台上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婚恋观和自我意识。 马诺当时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读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模特——她身材好,17岁就开始拍平面广告、拍杂志,上过《男人装》。当时有个网站叫美空网,定位有点像中介,女孩们上传自己的写真,需要演员或模特的公司上去挑人。一些如今知名的女演员,都曾是美空网的注册会员。马诺当时也是。 从很早开始,性感就是她的武器。2023年底,在马诺离婚的新闻下面,有读者发帖说,他买过2008年11月的《家用电脑与游戏》,杂志附赠的特刊里就有马诺的照片,“穿着秘书职业装,胸前解开了两个扣子”。 她出生在北京胡同里的普通人家,妈妈是北京外环公交车的售票员。上小学时,全家才从胡同搬到了居民楼。很早,她就开始挣钱养活自己。 当时马诺的发小在一个化妆师团队工作,《非诚勿扰》筹备时,他刚好去了江苏卫视工作,一位编导让他介绍一些年轻女孩,发小找了马诺,出场费一场500元。马诺想叫几个姐妹一起去,姐妹说,钱太少,路太远,不去。她爸爸也不想她去,吓唬她“火车上全是小偷”。但她还是去了,那年圣诞节,她坐绿皮火车,睡了一夜,到了南京,“那时候年纪小,没觉得辛苦,就觉得新鲜”。 让她声名大噪的,是2010年1月17日播出的《非诚勿扰》的第三期节目,在现场,这段对话是这样发生的—— 男嘉宾赵晨,头发留得很长,刘海几乎遮住了眼睛,人很羞涩腼腆。刚上舞台,24盏灯就灭得只剩下5盏。他说自己没有工作,爱好是骑自行车,灯只剩下2盏。马诺的灯是灭了的。但因为她是赵晨的心动女嘉宾,最后环节,她还是被请上台,赵晨问她,“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儿骑单车?” 马诺笑说,“我还是坐在宝马车里哭吧。” 网络图片 很快,这段对话被总结成了一句名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 2023年10月,见到《人物》时,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境:电视台没播出的部分,这位男嘉宾介绍自己是富二代,留学归来,“不是穷小子”,而她接到的任务是把这个人拒绝掉,具体怎么拒绝,她自己发挥。她正好想到前两天在QQ上看到的这句话(有人考证过,这句话2006年就出现在了互联网),“你知道的,(我)北京人,瞎侃了一句,就打了一句岔”。 但这句话刺痛了很多人。之后的几个月,互联网上开启了一场关于财富的大辩论。她也被打上标签,“拜金”、“托儿”、“毒舌”、“想火”。之后的几期《非诚勿扰》,不断有男嘉宾专程到现场,就为了驳斥她。有男嘉宾说,她应该让出这个位子,因为她不真诚;还有一位富二代说,“你不是想坐宝马吗?那就跟我走啊。”节目录到一半,她无法坚持,哭着跑了下去。 但这场风波,对这档新节目来说,无疑是好风凭借力——《非诚勿扰》开播五个月,就刷新了五年内中国省级卫视节目收视率的峰值,超过了当时的王牌节目《快乐大本营》。 这种成绩也是综艺创作的结果。制片人王刚谈过,他们如何设计《非诚勿扰》的赛制,让它形成交锋和碰撞:比如1名男嘉宾对24名女嘉宾,极度不对等,里面就有交锋,有选择的悬念;嘉宾从登场开始,先展示相貌、身高和打扮,再展示职业、爱好和收入,其中有非常多的社会热点,房子、孩子、婆媳关系、丁克……“社会当中所有关注的东西,交友都能够体现出来”。 当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写得更直接:“它不满足于温情斯文的相亲交友,甚至没打算促成任何一对男女,连装出这种态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鲜明的话题性、凶狠的两性搏杀,以容纳那些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问题,金钱、房价、家庭关系、大男大女。它是撕破脸的、夸张的社会漫画。” 这样的节目设置,马诺有她的优势——她漂亮,大大咧咧,说话“不经过大脑”。节目的另一位女嘉宾武潇的发言,道出了节目的部分真相,她说,一期节目录两三个小时,播出只剩一个小时,大家说话必须很直接,反映自己的个性。这也是节目里女嘉宾各个言辞犀利的原因。 不可忽略的还有时代背景。在今天,关于马诺的新闻下面的高赞评论是,“她这话也就是说错了时代”。但那是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3.08万元(2023年是8.94万元),是更羞于谈钱的时代。《非诚勿扰》的乐嘉在博客里写过,“马诺现象引发讨论的本质就是两点:第一,我们可以真实表达自己吗?第二,我们可以拜金吗?” 网络图片 馈赠与价格 因为一句话走红之后,马诺确实得到了一些东西,一些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 首先是工作增加了。当年的媒体报道记录了她繁忙的行程:《非诚勿扰》之后,她去过浙江卫视,又到安徽卫视客串过一档相亲节目的主持人,上过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记者们在文章里写,马诺很忙,和她通话是夜里十点,她刚刚录完歌;采访时她会说,“以前都是我配合别人的时间,现在都是别人配合我的时间。” 一个细节证明了她的受关注程度:2010年6月的南非世界杯,有人问她,最支持这次世界杯的哪支球队,她说中国队(中国队当年没有出线)。这也上了头条。 2023年冬天,我们在北京郊外一间冷飕飕的咖啡馆里谈到这段时,她的语气里有一些怅惘——当时她签了经纪公司,去了韩国学跳舞,录了EP,还在《志明与春娇》里客串过角色。22岁,她一个月能挣十万块,“比如说拍戏,接商演”,外地一些地方要开业剪彩,叫她去一趟,半小时就能挣三五万块。挣了钱干什么呢,“就是玩儿,买衣服,旅游,正常女孩就那样,我也那样呗。” 网络图片 能得到这些,是意料之外的礼物。她说,“我上这个节目火了,我自己也没想到。但因为这件事,我能去接商演,拍拍戏,挣点钱养活我自己,挺好的,我没想过那么多。” 但命运的馈赠也有它的价格。 她被邀请上节目,话题基本都围绕宝马和拜金展开。有人会上来就问,“你的择偶标准,真的是宝马男吗?”“你只嫁有钱人吗?”有的节目会设置一些环节,让男嘉宾来给她送宝马车钥匙。她知道这台车并不真的存在,但因为那人一直跪在台上,她不想对方下不来台,还是接了。 节目里,总让她谈自己的恋爱史。媒体也对她的家庭、成长环境、交过多少男朋友感兴趣,“挖个底儿掉”。一次记者问她,“你拜金吗?”她说,“我不拜金啊。”她开了个玩笑,“我给自己买了两个好包,这算拜金吗?”过两天稿子出来了,标题:马诺承认自己拜金。 她没受过如何表达得体的训练,我们跟她接触的过程中也会感觉,她性格相当直接,不高兴就挂脸,难过了马上就哭。当时的一次录制,她意识到节目组是在利用自己,离场之后她哭了,骂了编导,这段被拍下来放上网,又成了新闻。 这个过程里,要说她是完全无意识,当然也不是——节目请她去了,她知道自己“拿钱办事”,要做效果,“钱我赚了,锅我背了”。这是她的工作。 但这样毁誉参半的形象、以性感走红的方式,对职业生涯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之后,有网站发过她的“艳照”,把她的脸P在日本AV女优的身体上,这让她忍无可忍,把对方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后判决该网站侵犯了她的名誉权。 来自网络的恶意更是无穷尽,《人物》翻过马诺过去十几年的微博,无论发什么内容,下面经常是讽刺、挖苦和对她私生活的攻击。这是以性感走红的女艺人难逃的处境。几年前,我们采访过柳岩的经纪人张剑斌,他说自己手机里有个长长的黑名单,有一千多个号码——他的手机号曾被放在柳岩的微博信息里,用于联系工作,很多人以为那是柳岩自己的手机号,“无数人给我打骚扰电话,发淫秽信息、示爱短信,各种奇怪的男的半夜给你发矫情的语音,或者淫秽照片。” 网络图片 但马诺和柳岩又完全不一样。柳岩是湖南小镇出身,当时母亲生病,需要用钱,她辞掉护士的工作,进入娱乐圈。性感是她偶然发现的武器,她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这个标签。她看重尊严,也有一个更完善的支持体系,有成熟的经纪公司,在圈内有亲密的朋友,后来也通过主持和表演证明了自己。 马诺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她只是懵懂地、顺着惯性生活,很少追问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为何发生,自己又应当如何摆脱这一切。我问过她很多次,她怎么对待微博里那些评论,她总是说得模糊,“我当然会受到伤害,但是我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觉得只要我不这样做(拜金)就行了。”有时候她会做梦,梦里依然在跟人解释,自己不拜金。这种时刻她会觉得,自己确实有一些创伤。 她出身北京的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工人,养育方式是放养,从小她就是自己管自己。《非诚勿扰》播出的同一年,她爸爸生病,妈妈当时46岁,想着全心照顾丈夫,从公交公司办了内退,但爸爸还是很快去世了。马诺成了养家的人。 火了以后,一下子好多家公司要签她,她选了一家,但发现对方要分走她收入的一半,她就不合作了。后来又让她发小来当她经纪人,拉了一笔投资,但发小不是专业人士,“每天不干活,后来跑路了”。 她的影视作品集中在2012年到2016年,除了客串的《春娇与志明》豆瓣评分到了7.3分,其他作品的豆瓣评分分别为2.4分、2.8分、4.3分和5.6分。 一位男演员在2015年前后和马诺合作过两部网络大电影,在他看来,马诺是一位挺好的同事。当时她演女一号,从不迟到,早早就等在片场,人大大咧咧,仗义,“吃饭经常主动买单”。她不是科班出身,演技不一定那么好,她会跟着他们学,也能吃苦。 但那时他们之所以有戏拍,是因为那是娱乐圈资本狂飙的年代,网络大电影有市场,投资人多,导演也多。几年后泡沫破灭,行业走下坡路,加上疫情影响,这位男演员转做抖音号,几年后他和马诺在抖音直播间再次遇到,还经常连麦。 当年马诺对事业只有模糊的计划,她觉得,虽然给她的角色常常是拜金的、暴露的,有些明显在消费她,“但也没事呀,我得生存”,“我身材好呀”。只要进了这个圈子,认识人多了,可以慢慢转型。 但这种想法,后来被证明不太现实。当年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南都娱乐周刊》采访时也说过,靠网络炒作、真人秀火起来的艺人,生存周期不会太长,“出道之时的炒作大帽子扣上,以后想要转型、洗白非常困难,炒作的人可能需要不断地持续炒作下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和马诺同一时间火起来的网络红人,比如干露露、凤姐、芙蓉姐姐……今天几乎都已消失在大众视野。 选择和错失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她的人生曲线,像是被《非诚勿扰》骤然拉升,但之后怎么走,比如事业、婚姻、如何度过漫长的时间,她在选择时,错失了一些东西。 作为同行,从认识她起,李婧就发现,她不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她或许得不到太好的机会,但工作一定有,“她要是现实,肯定有钱就挣,有挺多来钱的工作”,但马诺不是这样,有些工作她不愿意去。朋友翩翩也劝过她,对待工作要更上心,“我会说,你这个工作应该沉稳些去做”,但马诺的回答是很直接的,“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开心,就不做了”。 在《人物》面前,马诺说得更坦诚——她不想太累了。拍了几年戏,做了几年商演,够了,她后来就在幕后做网剧制片,帮人拉投资。但中间一度做不下去了,因为工作中遇到男性,老明里暗里骚扰她,她觉得烦。2022年,她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做直播,每个月能挣两三万,“挣点零用钱”,她说,“够生活了,所以就过得懒懒散散的”。 网络图片 她是北京女孩,基本的物质条件是有的。她一直和妈妈住在北京的家里,没有房贷压力,早年间在重庆买了一套房,房租用来交社保,结婚前,手上还有百万左右的存款。 说到这些,她语气挺轻松的,“我就是那种,高兴,得了,就这样,谁不这样活着呢。我自己比较想要精神上放松愉快,跟人在一起,也是舒服,钱够花就行了。我不要求我自己要过成什么样,我也没有那个脑子。我就是想这辈子找个舒服的人在一起,舒舒服服过一辈子。” 在她看来,事业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婚姻才是目标和终点。 这是从小就被写进DNA的想法。早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她就说过,演艺道路走不下去了怎么办,“我特别喜欢孩子,想开个幼儿园,或者,嫁人?”她描述关于家庭的理想画面——老公去上班了,孩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她在厨房做饭,对着淘气的孩子喊:“你再淘气,我打你了啊!” 因为婚姻重要,其他一切都可以让路。“说白了,我一个女的,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现在规划再好,以后不是还得嫁人吗?手里有点钱,每天打扮漂漂亮亮,买点衣服,就挺高兴的。” 社会就是这样告诉她的,女人最终肯定要结婚、有孩子。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早早结婚,大部分就做了家庭主妇。她也见到了一些成功的“人生范本”——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她一个姐们儿的朋友圈,她嫁给了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管,住在北京CBD的大平层,不用上班,40多岁了,皮肤依然紧致,无论是衣服、照片还是家里的陈设,都是粉色的。 2023年12月底,我也见到了马诺的妈妈,马诺和她长得挺像,瘦,五官立体,说话很温柔。她穿有小碎花的衣服,家里有3只小狗。问她当时支不支持马诺上《非诚勿扰》,她说,“她喜欢那个(上电视、当演员),就支持她。”再问她看过女儿的哪些节目,她笑,看过《法治进行时》,当年马诺告网站那期。家里亲戚也看了,看完还讲,“这回好了,给我们证明了,挺高兴。” 她说,这些年闺女不容易,原来去海边拍戏,冷着呢。她盼着她结婚,结了婚“踏实”。要是不结婚,也应该生个孩子。所以每次马诺减肥,她会说,“减肥有什么用,过两年生孩子不是还得胖吗?” 我问她,她觉得马诺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她说,优点是孝顺,缺点是脾气不好,说话太直,不会拐弯抹角,“夫妻之间不能这样”。 正因为种种这些,马诺也给了自己一个人生目标,2023年,她35岁,该结婚了,结了婚,她就彻底退出这个圈子。 网络图片 幻梦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又不是一个目标明确、行事坚决的人——想尽快结婚,那就得找个合适的对象。她却在27岁,开始和一个小自己9岁的男生谈恋爱,这段恋情持续7年,直到她34岁。 他们在一起之后,男生去了美国读本科,她总去看他,一呆就是几个月。每次她去,男生出机票钱,吃饭是俩人轮着付账,她要买什么东西,自己花钱——马诺的丈夫曾指控她拜金,说她在和前男友交往期间,每个月有两万块生活费,但马诺说,这笔钱并不存在。到了美国她就很难工作了,在那边做过直播,但信号不好,索性就不播了。 这段感情结束在2022年,这一年,马诺34岁了,她等不起了,但男生不想结婚,他才25岁。 谈到这段感情,李婧觉得,大家(看了《非诚勿扰》)都说马诺现实,她反而认为马诺是“最不现实的人”。但马诺说她不后悔,“我能跟他坚持这么多年,肯定是因为我喜欢他”。生活里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 但年龄焦虑也是真实的——她正逼近35岁死线,亲戚朋友一见着她也说,“该结婚了”。这件事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彼岸是美好的婚姻生活,唯一不确定的是,伴侣到底在哪里? 2022年8月,马诺和前男友分手后不久,她的直播间出现了一个人。刘维来自上海,“是大城市的人”,30岁出头,常来看她的直播,给她刷飞机,三个月时间刷了20万。他们开始私窗聊天。 9月,他们见了面。刘维不算帅,体重200多斤,但有很多马诺喜欢的品质。 俩人聊得来;他看起来也有责任感,认识没多久,他就跟马诺发微信,说想给马诺一个家,对她负责,这让她安心;他也很细心,俩人出门玩儿,再回房间,门口已经放着一束他订的花了,“你感觉他是一个生活中也会注意到细节的男人”。 他在北京见马诺的亲戚朋友,会给大家送礼,当时是秋天,送的是大闸蟹,“北京喜欢这种会来事的孩子,有礼有面的”。见了她妈妈,他搀着她走,叫得很亲热。这点马诺很看重,她爸走得早,她希望伴侣孝顺妈妈。 他不算很有钱,但似乎也不穷,至少为人大方。他做销售,卖POS机,提成高,他告诉马诺妈妈,自己一年能挣一百多万,在上海远郊有一套价值一百多万的共有产权房,他妈妈住着一套在上海市中心、正要拆迁的一居室。甩掉话里的水分,马诺想的是,一个月能挣两三万,俩人租房住,能生活也行。他有个缺点——结过一次婚,不过她也34岁了,她想,结过婚就结过婚吧。 2022年10月,俩人开始恋爱。这个决定里,有七年恋爱长跑分手后的赌气,也有一种要重新开始的决心。三个月后,2023年1月,她搬到上海生活。李婧当时问她,难道北京的一切她都放弃了吗,她说自己想结婚,想安稳,在上海重新开始。 他们婚前交往的时间只有四个月。这四个月里,不是一切都好,有些危险信号出现过。 马诺妈妈记得,刘维“脾气很大”,他俩在北京拍结婚登记的证件照,因为小事儿吵架,他说不想拍了,马诺说,那就别结婚了,他急了,“duang”就把手机摔了。但马诺当时“爱得有点上头”,觉得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因为原生家庭有问题,他性格比较敏感,但这是小毛病,“可以忍受”。 从恋爱开始,刘维就在对马诺做一些“服从性测试”,比如,他让马诺别再做直播了,这个职业抛头露面,他没有安全感,有综艺节目找马诺,他也让马诺拒绝,说这行业是“戏子”,马诺妥协了;他说自己在认识马诺前,有个1999年出生的女朋友,还有很多暧昧对象,又当着马诺,把那些女孩从微信里一一删去,马诺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告诉马诺,他是在用这些事测试她的反应,她每次给的反应,都让他满意。 2023年1月31日,他们结了婚。马诺妈妈给了十万嫁妆,几万块红包,没有彩礼,也没有婚礼。至于婚戒,刘维说钱不够了,在小红书上买了个二手的卡地亚钻戒,九万多,马诺最开始不能接受二手婚戒,后来也同意了;他又给马诺买了根仿制的卡地亚项链,花了四万,让马诺对外说,戒指和项链都是十八万八,马诺也接受了。“他就是有点浮夸的性格,他是你老公,你也没法在外人面前拆穿他。” 2010年,《非诚勿扰》的嘉宾乐嘉说过一句话,现在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马诺的,他说,“马诺真要谈恋爱,其实是更重感觉的人,感觉来了,其他什么都不管。” 网络图片 爱、暴力和谎言 2023年1月,马诺和刘维在上海浦东区租下了一个loft,开始了新婚生活。很快,问题开始出现。 婚后不久,刘维说回妈妈家拿衣服,回来后,马诺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小孩的病历单,才知道他其实有一个孩子,才一岁多——这个孩子来自第二段婚姻——两人交往期间,马诺对这段婚姻并不知情。他在2023年1月29日才和前妻离婚,2天后就和马诺领证。婚已经结了,她继续忍了。 接着“暴雷”的是债务问题。刚结婚不久,刘维告诉过马诺,自己有20多万的信用卡欠款,当时马诺没深究,“不是特别在乎”,她想的是,两个人感情好,结婚之后刘维继续工作,她也可以工作,“20多万也不多,努力赚回来”。但后来刘维才向她坦白,债务一共是65万。她最后卖了自己在重庆的房子,还了这笔债。 比起这些,这段婚姻里更无法忍受的是暴力。但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在他们居住的密闭空间里,无法交叉印证,只能通过一些实物证据来尽力描述它—— 网络图片 2023年8月3日,刘维写了一份保证书,他说:“在与马诺的婚姻生活中,不会再发生家暴及过分的语言行为……” 2023年9月21日,刘维家暴被报警之后,在上海市高行派出所写下了另一份承诺书,他写到:“本人刘维在和马诺婚姻期间,对其进行长期的言语暴力,以及七次打人行为,本人对以上行为做出深刻检讨。”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的一份验伤报告显示,马诺“左肩、左腕淤青,软组织挫伤,活动受限”。 在婚姻生活里,马诺拍下了不多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他们租住的房间里,茶几被打碎了,楼梯把手断裂了,门直接脱离了墙体。但客厅的冰箱上,还贴着他们热恋期拍下的拍立得照片。 他们吵架后,马诺的朋友李婧去过家里,李婧当时看到,屋子里的茶几、电视、洗衣机、柜子,全被人砸坏了,洗衣机是关不上的,门锁是坏掉的,马诺整个人都哭肿了。 直到逃离这段婚姻后,马诺才意识到,暴力是怎么慢慢升级的,以及和暴力相伴的,是伴侣持续性地让她与亲人朋友隔绝,断绝社会支持—— […]

下雨天,划着轮椅独自乘坐公交车的我被拒载

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一点和许多为工作早出晚归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不一样的是,作为一名轮椅使用者她有过不少“被拒载”的经历。 以下文字记录的是她最近一次被拒载的全过程。 基本情况 娇娇老师,轮椅使用者,独自出行 那天,下着小雨 傍晚时分,我下班了,开着带车头的轮椅来到公交站台上,并把电源关闭了。 当那辆公交向站台开过来,车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我仿佛看到了曙光。 网络图片 “马上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途了!”我心想。 司机是一位年轻的男士,此时车上的人也也很少。 我一手扶着把,一手推着轮椅,抵达公交车前门处,请司机打开后门位置的无障碍翻板。 足足喊了三次,他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 公交车和站台距离太远(大于80公分的距离)无障碍的翻板无法与站台连接在一起。 网络图片 于是,我请司机再把车往站台的方向靠靠,他却直接把无障碍翻板放了下去。这下,翻板和站台脱离了。 雨越下越大,我淋着雨,一遍遍向他重复着我的需求。 “你自己想办法上来,反正无障碍翻板已经给你打开了!我的车技不行,不能再靠近了!”,无论我怎么喊,司机坐在驾驶位上无动于衷。 “你这样停车,我根本上不去!”我生气且无奈地说。 后来,司机居然把车门关上了。 他粗暴且无情的服务态度彻底激怒了我! 眼看,公交车就要开走了,我大声对司机说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打市长热线投诉举报你?我昨天刚刚投诉了一家公交车公司!(前一天晚上我也被公交车拒载了)” 没想到,那位司机居然满眼不屑,用挑衅的语气说道:“那我看你还得多投诉投诉呀,你投诉我,我也靠不上站台边,我的车技有限,没办法……(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投诉了也不管用,他也不怕)” 也许是担心直接把车开走会被投诉,司机把车停在站台,把门开着。 期间他打了几个电话,似乎是在和公司领导汇报着什么。 过了一会,几个乘客默默地下车,换乘其他车辆去了。 我则一直淋着雨,头发、衣服全部湿透了,脸上也全是雨水。 那一刻,我内心的绝望又有谁能懂?! 网络图片 直到二十分钟后,下一班次的公交车到来,我才在第二辆公交车的驾驶员的协助下乘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真是太艰难了!) 天黑、雨急、风啸,我还遇到了这样的事……简直郁闷极了。 那天,我特别特别想哭!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Chan残益

当停水成为一种日常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预兆 人们已经很难准确讲出,家里的水龙头是从哪天开始经常没水的。与停电的瞬时性不同,缺水的状况是一点点影响这座县城的。 付丽是在连续一周多没有瑜伽打卡之后,才意识到家里真的已经停水一段时间了。去年十一假期后,付丽家所在的良瑜小区成为黎平县停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她住在19层,那段时间家里突然多了两个红色的塑料大桶,突兀地摆在卫生间和阳台,和家里精致的装饰格格不入。她问公婆才知道,白天她出门上班后,家里经常停水,一停就是半天。 付丽是黎平县城一所学校的语文老师,生活极其规律。她每天5点多起床,先跟着手机视频练半小时瑜伽。女儿今年刚读一年级,公婆住得不远,走路二十分钟的距离。工作日一大早公婆就过来帮忙,一家人吃完早饭,收拾清爽出门,由公婆帮着接送孩子,待到晚上,再由付丽与丈夫“接管”女儿。 我在黎平一家儿童乐园见到付丽,7岁的女孩正在游乐场里蹦蹦跳跳,见我们聊天,好奇地跑过来。我问她,你知道家里停水吗?她大声回答,知道。我继续问怎么洗手呀,她斜着头想了想,跑开了。付丽笑笑,女儿每次开水龙头没水,站凳子上大喊,“爸爸来修”,她以为是水龙头坏了。 黎平有句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大部分年头,黎平雨量并不少,有时算得上充沛,但降雨不均匀,雨来得快、去得快,地势有落差,存不住水,旱情因此最早出现在高处村镇。县城也没有大江大河经过,只西侧山外有一条三什江,东边建了五里江水库,南边是枫树屯水库,还有一些小水库,汇集山涧的水。一遇干旱天气,黎平就成了一座“旱城”。 网络图片 住在县城不同区域的居民,关于停水的记忆也不一样。黎平县城呈长条状,南北纵深,夹在群山之间,总体地势南高北低,城南与城北相距二十多公里,自来水经山顶水厂二次加压流入城区,一旦水不够,地势高的城南就会率先停水。付丽家的良瑜小区就在城南。 即便在同在一个小区,不同楼栋与楼层,因连接的自来水主管道不同,供水情况差异极大。良瑜小区一位居民在业主群中翻找,最早一条关于停水的信息是2023年10月22日,一位业主问,“20栋已经五天没水了,有人家里来水了吗?” 群里有四百多人,消息一条接一条,7栋也停水了,4栋也停水了,5栋的业主说,“我们没水,还没(燃)气”。小区内部几栋洋房、其他楼栋暂时都有水。几个小时后,物业工作人员回复,“正在解决问题。”他传来一段视频,一位工人在排查小区蓄水池,“水箱水位不够,要两个小时才开始供水”。 但两个小时后,乃至整天,这位居民家里一直没恢复供水。接下来几天,陆续有不同楼栋的业主在群里问停水的事情,物业没再回复。这位居民住14层,她记得,最长停了整整一周,家里一滴水没来,后来一般间隔两三天,能来十几分钟的水。 在城南开理发店的阿森关于长时间停水的记忆更早,2022年8月,他住的这栋楼有两个单元停水近二十天。夏天热得异常,来剪头发的人比平时多,赶上中午和周末用水高峰,水龙头的水明显变小,顾客做头发,需要几次冲洗头发上的药水、泡沫,“特别耽误时间”。后来彻底停了水,阿森的理发店为此歇了两周。但当时县城没有出现大面积停水,没引起大波澜,事后据物业解释,“因为小区地势较高,加上这两栋楼自来水管道老化,维修工程太大。” 缺水的状况其实早有预兆。去年春节回老家,阿森见堂屋里堆了半屋子的红薯,往年最多种半亩地,人吃一点,多的喂猪。阿森父母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赶上天旱,谷子秧长不出来,一天挑十几担水都不管用,全改种了红薯,因为红薯抗旱。河边几亩地还是种的水稻,收成减了半,原来一亩地能收1300斤,前年只有不到800斤。老人家念叨,天干唯一的好处是,长出来的红薯,口感更甜。 在县城周边跑木材货运的司机杨大哥印象深刻,2022年热得不同寻常,一整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下雨也是一点点,连土壤都打不湿。”而过去,春夏正是黎平雨水最多的季节。去年秋天,杨大哥去林场的路上,一大片杉树枯死了。 近十年来,多家媒体曾报道,黎平县多个乡镇、村寨受到水源供应缺乏的问题困扰。2023年黎平县政府工作报告亦多次提及2022年以来的干旱与县城早已显现的“工程性缺水”的难题——因特殊的地理条件,水资源分布不均,管理难度之大,伴随城镇化发展凸显。 黎平城区没有大江大河,2016年之前,当地开始改造城区一条“污水沟”西门河,挖出景观河道,当地人称“母亲河”,修了管道从山上引水,建了公园,穿过城区。这两年以来,受干旱气候影响,母亲河变得干涸,夏天只剩下几个小水塘,裸露的河床越来越多。付丽去散步时,母亲河中央被“开垦”出许多块方方正正的菜地,种上了白菜。河道旁的花坛也是如此,一旁还插着木牌,“偷菜者吃中毒了,后果自负”。 网络图片 抢水 停水半个月后,良瑜小区一个业主群里爆发了争吵,因为有人“私自”安装了“水塔”。这是一种不锈钢制的蓄水装备,一般容量在1吨以上,常见于饭店、洗车房等店铺和农村自建房的屋顶上,城市里不太能见到。水塔一般加装一台家用抽水泵,通过自动抽水灌满水塔与二次加压,以免水压不足时用水不便。 一位物业工作人员告诉我,换做平日,小区里住在顶楼的居民,偷偷装了也就装了,“只要有地方摆,不影响其他业主就行。”但在水少的日子,这很容易就成为激化缺水恐慌的导火索。眼见业主们吵得不可开交,物业只能强行拆了一个“私自安装”的水塔。 在黎平,走访大街小巷,经常能在水管边上看到一台蓝黑色水泵,连接的“水塔”大多安在楼顶。很多五金店门口摆出水塔售卖。一位五金店老板说,水塔并不是主营业务,又占地方,往年都堆在库房里,一个月最多只能卖几个。但在去年,光十月份就进了四批货,每次二三十台。多了很多小区居民来买,没地方放,就摆在厨房和卫生间外的生活阳台上。 一开始人们也不知道要存多久的水。去年十月,停水的第一天,物业通知只是临时停水,阿森没做任何准备,他也没怎么担心会停很久,觉得晚上水肯定会来。晚上水确实来了,他把家里的桶都装满,特别是两个100升的大桶,是以前停水时买的。没想到第二天也停水,上午接待完几个洗头的顾客,店里只剩小半桶水了。下午还是停水,他在朋友圈发:店里可以干剪(不洗头),10元一位。 接下来,有时隔一两天来一次水,有时三四天,最长的一次整整一周没来水。阿森住在一楼,只要这栋楼来水,肯定先经过他家。来水的时间也极不确定,有段时间是早上四五点来,有时是下午,也可能是深夜,几乎从来没有按照物业通知的时间表,后来物业也不发通知了。只要听到小区里有动静,群里有人喊一声,哪怕是后半夜,阿森就会和其他居民一样,赶紧起来蓄水、洗东西。 网络图片 水来得突然,去得匆匆,有时来半小时,有时只有十几分钟,没赶上是常有的事情,只能等下次。后来阿森干脆把家里水龙头都打开,大水桶挨着小水桶,水桶挨着水盆,高低错落,赶上他没注意,水满溢出能流到水盆里。不过“溢出”的机会很少,因为水流很小,只如筷子一般,“一个水龙头能接满一桶水已经非常幸运”。 到了高楼层,水流就变成滴滴答答,甚至还没接上,来水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付丽家里,炖汤的砂锅、装苞谷酒的壶都派上了用场,女儿的洗澡盆也装上了水。儿童乐园一个员工就住在附近小区的七楼,一来水,邻居一个电话打来,她马上“偷”跑回家接水,顺便搓一下衣服,“跟打仗一样”。 更多人要上班,不可能随时赶回来接水,家里也没人留守,生活用水成了大难题。社区设置了便民取水点,5吨的白色塑料水桶,连接四个水龙头。消防车每日一送,上班的人晚上回来还能接点水。 2022年,停水变得愈加频繁后,居民首先将愤怒的矛头指向物业公司,轮流打投诉电话。偶尔能奏效,更多时候只能等着。物业公司回复是管道、自来水厂的问题,又说是因为良瑜小区修建时挖的蓄水池太小。据一位业主不完全统计,2022年一年,良瑜小区因此换了四波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消防车是从去年10月底开始进入小区送水的,连清洗道路的洒水车也被派去支援送水,频次不定。阿森的理发店正对着小区广场,早上天刚亮,就能看到许多老人带着水桶来等水,几个人挤作一堆,还有人带着手推车,推车上能放四个桶。白天,年轻人上班去了,老人们领着孩子继续守着。 终于守到消防车来了,人们就一涌而出去“抢水”。一辆水车大概只能供应五六十户,因此,带多个桶的人会被旁人指责,被指责的人自然不服,“家里人多,有的加老人六口人,没办法”,阿森说。不过,更多的人一次顶多打两桶水,以免影响后面排队的人。那段时间,消防车送来的多是河水、水库里未经处理的水,浑浊、甚至带了点鱼塘水藻的味道。消防员提醒,“这水一定不能喝,只能冲厕所”。 直到去年11月,城南的停水还在持续。五金店老板说,原本装安装的活儿包给一位师傅,那段时间忙翻了,有一天上午突然说干不了活了,因为他自己家已经停水十多天,那天他要去城外的五里江水库拉水。 网络图片 当阿森意识到,供水可能短时间内正常不了,他又去买了两个大水桶。小区附近的小卖部里,最大号的水桶卖完了,补货后价格从三十块涨到了四十多,因此,很多业主开车去城北的批发市场,甚至找水产加工的店买。家里空间有限,不可能放太多桶,有人把一个红色的大桶放在了走廊,占了半条道。一开始其他邻居有点意见,后来眼见停水遥遥无期,也没再说什么。 阿森始终没敢装水塔,小区一位女业主说,一停水就担心自己家的水塔被拆,每天都要跑到楼顶去看看还在不在,“(人)都暴躁得不行。”尽管大家心里都清楚,停水与水塔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那位物业工作人员告诉我,物业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通知禁止小区再安装新的水塔,一经举报就拆除。 神鱼井 县城边山脚下盖了一片自建房,很多居民在院子里打了井。一家小卖部开着门,老板坐在柜台边烤火。他家打了一口井,也接了自来水管道,水费比县城小区便宜一些。去年自来水常停,但井水没干涸过。周边居民常来洗东西、提水,打声招呼就行,也顺便买一包烟,带瓶酱油。老板嗓门儿亮,摆摆手,“来提水没事的,井水也不要钱”。 在黎平几日,我每天都会出去找井,重走停水时人们找水的路程。神鱼井是最容易找到的一口古井,在黎平古城景区对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之地,已成为一处景点。一旁石碑上刻着神鱼井得名的传说:相传,早年井里有五色纹鱼,附近权贵人家捞出油煎,鱼半边已煎糊,但鱼还活着,井水亦猛涨作浪,直到把鱼放回,井水才恢复平静。 去年因为停水,神鱼井重新变得热闹。早上五六点钟,人们从县城许多方向而来,深夜才安静。打水的,拉水的,甚至有人背了一背篓的脏衣服,坐公交车过来洗。神鱼井不远有中学,停水的几日晚自习,老师带着寄宿生去提水,大家带着盆、桶,排着队接水,再说说笑笑走回学校,“比自习有意思多了”,一位女生说。 袁大爷家住神鱼井附近。20多年前,他家住在周边山上,村里缺水,以前没修路,白天在坡地上种地,晚上还要点着火把、打着手电筒去担水,有时要走很远。于是他知道,靠近水源是最重要的。 等从山上搬下来到县城,袁大爷选了最靠近井的一块地基。哪怕有了自来水,他们也习惯用井水洗菜,井水冬暖夏凉,更是街坊平日聊天的地方。 这些年来,神鱼井边冷清了许多,年轻人早已适应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县城,人们的用水依赖自来水供应体系。来自枫树屯水库、五里江水库,以及由三什江供水的三个水厂,通过密密麻麻的自来水管网,构成这座县城肌体运转的毛细血管。 直至天旱,水库没了水,古老的水井又派上了用场。 网络图片 黎平县志记载,黎平城区原本有72口古井,供养全城居民,直至1986年自来水公司正式供水才废弃使用。神鱼井最为有名,因为水源丰富,一度可供半个城居民用水,没有干枯的时节。随着多年来的城镇化建设,这口古井经历多次波折,周边修路盖楼,几度挖断了水脉,政府出面维护才得以存续。 去年10月初,宋善祥发了几段自己清洗神鱼井的视频,播放量从往常的几千涨到十万。很多本地年轻人留言问井在哪里。宋善祥今年37岁,开了一家家政公司,这是他第一次接到洗井的业务,客户是神鱼井所在社区。 和很多当地年轻人一样,因为停水,宋善祥才第一次知道神鱼井的存在。清洗那天,两台抽水机抽了一个上午,水终于见底,露出井底的许多硬币与杂物。他和两名工人下井,用打磨机削掉青苔,最后清理上来足有60多斤。清理过程中,神鱼井一角一直在冒水,出水口有奶茶杯口那么大,他在岩石下摸到了一条金鱼。 围观的人极为重视,拿着桶上前接。人们说,只要井里鱼还活着,井水就能吃。这是古人的智慧。 年初一个傍晚,我和宋善祥又去了一趟神鱼井。背着孩子的女人在井边洗菜,还有人正清理一只刚杀死的活鸡。井底又多了几枚硬币,还能看到一条金鱼。井边土地庙里供奉着土地公与土地婆,香火尚未燃尽。袁大爷说,“井边香火不断的,才能保佑黎平人有水吃”。井边贴了一张红榜,是社区组织的清洗神鱼井捐款公示,很多居民捐了款,不拘多少,1元也能上榜,附近一家公司捐了2000元。 网络图片 停水日久,黎平县很多井都被重新重视起来。另一处老挖井,我找了许久,居民也说不清楚具体方位,转了几圈,直到一位环卫大哥领着我过去。他就住在附近,老挖井废弃多年,早已被下水道污染,天热时闻得到臭腥味。前几天刚翻新好,工程量不小,挪走了下水管道,修了三个新的井口,洗东西与饮用的井口分开。 60岁的吴阿姨开了一家食堂,专办酒席。当地多是流水席,办两天,上午11点开始,送礼的人到了就得有饭吃。二三十桌,用水量大,她在屋顶上装了三个1吨的水塔,可一停水也歇菜了。停水的两个月,她常去神鱼井挑水,走路要十几分钟,她一肩一个20斤的水桶,一天要挑20多趟。 上山下坡,水一晃,重心不稳,更加吃力,第一天下来,她的脚和两个肩膀都肿了,只好喊了儿子请假回来,开车帮着拉几趟,车里能多放几个桶。 后来,吴阿姨干脆去买了抽水泵,每天早上请街坊开三轮车把水塔运到神鱼井附近,用水泵抽满水,再拖回来。水塔重,需要两三人帮忙才能抬上车。街坊都是老熟人,不好意思收钱,吴阿姨就塞一包烟。她说,除了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几十年没有为水发愁了,没想到住在县城了还是得挑水。 缺水留下的印记 即便是停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付丽也没有太担心过,“一个大县城不会停(水)太久的,到处都在想办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停水一个月左右,除了居民们立刻能感知到的——每日安排4辆应急车机动送水,并在大型小区安放1-2个固定水箱外,2023年11月17日,黎平启动了应急供水工程,新建的城南临时水厂正式投入运营,优先供给包括良瑜小区在内多个缺水严重的社区。这样一来,城区就有了四个水厂供水。 不过,据北青深一度报道,面对全县每天3万方的用水量,整个县城供水缺口仍有五六千方。对于这个用水缺口,付丽有切身感受。八年前她在城南买房时,附近只有良瑜小区一个封闭式管理的小区,而现在这一片俨然成为商圈,学校、超市与儿童乐园一应俱全,起了几个簇新的现代化小区,楼栋都在20层上下。 更外围是几片扶贫搬迁的安置小区,地势较高,也是去年停水的“重灾区”。黎平曾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的县,直到2020年全县脱贫。2018年以来,易地扶贫搬迁超过八千户,带来城区人口剧增,用水需求量剧增。目之所及地,整座县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今年我到黎平时,城区大面积停水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只间或有小区域短暂停水。人们告诉我,从去年12月中下旬起,连续三周下雨,水库的水蓄了起来,人们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网络图片 但停水留下的记忆不曾消失。应对缺水,这里的人们早已有了丰富的经验——蓄水、找井、挑水,小区的小卖部都卖桶装水。从老家回来后,阿森的车后备箱一直放着四五个水壶,有大号的矿泉水瓶,也有洗干净的塑料油桶。在外面旅游、走亲戚,他都会开车拐去南泉山接点水带回家。 节约用水的常识被无比具体地落实到生活的细节里。听到女儿冲厕所的水声,阿森会大声提醒,“轻轻按一半就行,不要浪费水。”以前家里的衣服每天都洗,现在要攒几天,凑一起开一次洗衣机。理发店需要频繁拖地,缺水后,他不舍得拿水拖地,就买了一箱一次性拖地湿巾应急,打扫干净头发,再喷一些酒精。 付丽家也是一样,洗衣服的周期也从每天一次变成了一周一次。水都尽可能要循环利用,不同颜色的桶各有用途,洗漱后的水还要用来冲厕所。连每日洗脚水都会保存下来,哪怕她此前有些洁癖。 当缺水一度成为新的日常,人们必须接受一套更随机的时间表,这意味着生活选项的重要性要重新排序了。付丽在心里列了可选项和必选项,比如健身,一定是最先暂停的。随着停水愈久,可选项越来越多,他们可以不在家吃饭,不洗碗,也可以几天不洗澡,但生活必选项得保障——洗漱、冲厕所。 去年11月,城南停水快一个月的时候,因为担心家里的卫生状况会影响孩子身体,阿森决定“逃”去乡下。他带着妻儿开车回了村里,还带上了两个洗干净的油桶和一袋脏衣服。 尽管村里也缺水,至少能保障每日生活用水。多年前政府组织找水源、修水库、接管道,村里家家户户通了水,在夏天、冬天的枯水期,水库有人专门管阀门,每天早中晚开三次,其余时间阀门就关着。 我问他,回村的那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阿森想了一会儿,当时秋收已经结束,村里年轻人多不在家,见他回来,父母都很惊讶。平日理发店里忙,父母喊他回家他总说没时间。 网络图片 阿森说,他做理发师这么多年,都没给父母理过头发,母亲是齐耳短发,她自己两剪刀就剪了。这次他想给父母理个发,却发现工具没带回家。在老家的日子里,父母扛一把锄头早出晚归,在菜园忙个不停,种白菜和萝卜。他去地里喊他们吃饭,父母忙叮嘱他,别踩地里,弄脏鞋。 也是这一次,他发现父亲变得更矮了,背驼了许多,是长期劳作留下的痕迹。母亲呢,永远有忙不完的活儿,一家人吃饭了,她还忙个不停,喂鸡、剁猪草,喊好几次才端上碗。这是父母的日常,却是他第一次看到心里去。 在老家歇了两周多,阿森带着妻儿又匆匆赶回了县城,他在小区开理发店,做的多是熟人生意,关门太久,客人就换地儿了。那段时间,常有老顾客给他发微信,今天能不能做头发?这让阿森很焦心,在老家也待不踏实。 回了县城后,阿森看到,小区里贴了许多传单,倡议居民节约用水。城南一路上都是新的楼盘,坐出租车时,司机会热心建议,现在看房一定要问两句,小区接的自来水管是哪个水厂,有没有蓄水池和二次加压设备,“不然你住几天就知道,滋味可不好受。” 母亲河边上的酒店高层,窗户外能看到一整条河道,水面上飘着绿油油的叶子。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之前河道干了,老人们在河中心种的菜。河道里土壤肥沃,因此菜长得特别好,后来终于下了几周雨,菜全淹了。 河边有一家废品站,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捡了一蛇皮袋瓶子送过来,换几块钱,听我问起种菜的事情,摆摆手。夜幕垂垂,老人们赶着回家烧晚饭。一位老人说,“淹就淹嘛,不值几个钱,有水才是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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