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很講究平等。不認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爭論為什麼不平等。他們接受的是戲曲和民間藝術的教化。現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觀，殊不知西方現代法學的鼻祖孟德斯鳩，正是用中國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論和實踐，摧毀了歐洲封建等級制的法律體系。 當中國共產黨從西方引進了共產主義之後，平等就消失不見了，假裝忘記了。中共還引進了蘇維埃農奴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被降低為最下等的農村戶口。他們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 就算進城打工，也是最受剝削的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職員們明顯不是一個階級。這種下等階級受歧視的人口，佔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絕大多數，是貨真價實的農奴制賤民。 城裡人對這些沒感覺嗎？沒感覺。當人們自認為高人一等的時候，他們會很享受這種不平等。當文革時他們被下放到農村的時候，他們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進城打工還被歧視和剝削的農民工們，他們是什麼感覺呢？對他們來說，平等只存在於古代的戲曲之中。 可是對統治者們來說，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種手段。挑撥階級和民族之間的歧視和鬥爭，有利於轉移人們怨恨的對象，減輕各級土皇帝們承受的社會壓力。並且用一部分人來壓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維穩措施的基礎。 當資本家的財產獲得退賠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似乎承認了財產權。可是農民的土地財產呢？僅僅是承包，財產權還在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手裡。但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市場經濟，私有財產觀念仍然很強，沒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滅。於是出外打工的農民寧可將土地荒廢了，也不能無償交給別人耕種，否則可能會失去他們僅有的財產。 這種土地政策的後果是什麼呢？就是荒廢土地導致糧食減產，無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規模現代化生產的推廣，糧食產量上不去。雖然有很多的農業科技進步，仍然無法養活人民。靠習近平的今天退耕還林，明天退林還耕的拉抽屜式的瞎指揮，解決了問題嗎？ 不要說全球農業的經驗，就是中國自己自古以來的經驗，土地私有化是解決農業問題的基礎。只有用心負責的農民擁有了這塊土地，土地的耕種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領主的遙控下集體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會被取代了。 所以農民的私有土地權利，不僅僅是個財產問題。對全社會來說是農業效率的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不二法門。特別是現代化大農業與合作農業，權屬不清造成的混亂，是各種低效率和不穩定糾紛的原因。 所以對於占人口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人權確實是個基本問題。不僅僅是言論等等自由的問題，財產也是關係到社會生存的大問題。財產權要得到保障，必須依靠法律和執法公平。而法律和執法機構，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國家當作自己的財產，是一種經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選擇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動力為了選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別是在共產黨的無法無天維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復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只能依靠推倒重來，建立由人民選擇的民主政治，才能改變專制體制無法無天的慣性，給全國人民一個滿意的結果。否則每天成千上萬人上訪，也改變不了無法無天專制的本質。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總愛出些個奇葩警句，這可能是當黨支部書記喊口號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過程民主」。民主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成體系的規矩，和過程有什麼關係呢？不全的過程又和您老有什麼關係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僅人類社會，就是群居的動物也有一定的規矩。沒有規矩就無法維護群體的秩序等等，就會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懲罰調皮搗蛋的小猴子，不是為了好玩兒，而是群體生存的需要。人類從原始社會以來，群體越來越大，規矩也就越來越複雜。同樣需要用強制力來維持，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 兩三個世紀以來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僕和服務論。可是沒有一個實踐中的國家是服務行業，也沒有一個掌權者是什麼公僕。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們用來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語，用來掩蓋他們背後的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 既然國家和法律是用來強制維護秩序的機構，那它維護的是什麼呢？像老猴子一樣，是維護集體生存的保障和個體生存的權利。這裡存在兩個標準。你危害了集體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懲罰。你危害了個體生存的權利就失去了合法性，應該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權是兩個最主要的基本原則，沒有必須服從某個勢力的四項基本原則。衡量制度好壞的標準，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權的前提下，維護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設計，第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保障人權，包括人們的財產權。以此來衡量那個維護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幾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以此制約政府走在正確合法的道路上。 而歷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認定為暴政，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以集體安全的名義壓制和減少人權保障，甚至剝奪人民的財產。本來是為了維護人民權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則取消了另一個原則，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國家的權力取消了人民的權利。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暴政，都是在這個借口下產生的。人民已經對此產生了麻木。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從西方引進了極端專制的共產主義體制。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權的保障一掃而光，實行蘇俄式的農奴制，剝奪了大多數人民的基本人權。所以在中國進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條的原則，就是建立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對財產權的保障。 現代人類的生存環境，已經不是漁獵採集時代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就是個人的財產。人權的各種自由選項，都建立在財產權的基礎之上。所以保障個人自由必須包括保障個人財產權。中國共產黨剝奪人們的自由，也是從剝奪人們的財產權開始的。雖然他們的共產主義實驗失敗了，從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了，但卻始終沒有放棄剝奪人民的財產權，拒絕保障包括農民土地權利在內的個人財產。這是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最後掙扎。 綜上所述。根據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極端專制政體的現實，中國將來改革或者革命創造的民主體制，必須是從特別注重個人權利和財產開始。糾正共產黨給中國社會和人民造成的創傷，樹立人權保障的觀念和習慣，並把這個人權觀落實在法律實踐中。這就是最適合現代中國的民主。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台灣的選舉在華語圈裡鬧得沸沸揚揚，美國等幾個西方國家也面臨著即將要選舉。這就牽涉到我多年來思考和觀察的一個問題，當然也是很多朋友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將來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更好。 首先是政黨制度。一黨專政當然最不好，不僅毛澤東和習近平的一黨專政很糟糕，其它一黨專政也一樣的糟糕，甚至長期一黨獨大像日本那樣，也不是很完滿。根據我在國外多年來的觀察，真正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基本就是兩種模式：兩黨制和多黨制。 英語國家大多是兩黨制，這可能是因為英語思維更加實用主義。對於沒有當選可能性的小黨，大多數人沒什麼興趣。所以多數的選票投向了大概接近自己意願的政黨，以求大概率獲得願望的實現。 歐洲國家正相反，以法國為例，人們更傾向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太願意折衷。結果必然是選票分散，形成多黨政治。不要小看小黨，經常是小黨左右著最終的結果，甚至必需多黨聯合才能湊夠執政所需的選票。台灣正在形成這種局面。 很多朋友會問：到底哪種模式更好呢？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沒有哪種模式更好，只需要考慮哪種模式更適合自己的國家。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更接近於實用主義的英語思維模式，似乎兩黨制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但中國歷史上的崇拜和迷信的現象，更接近俄羅斯、德國和日本文化。不但是文革期間表現出來的狂熱不亞於納粹時期的德國，就是現代的各種粉絲群的狂熱程度，也是個人崇拜的土壤。很難保證不會出現納粹德國那種選出獨裁者的可能性。毛澤東如果參加公平的選舉，可能也會成為希特勒二世。 中國將來民主化之後，可能會像俄羅斯當年走出共產黨制度初期一樣，小黨林立，一下子出現幾百個小黨。這是共產黨時期，壓制輿論和思想造成的意見分散的結果。有了言論自由之後，社會輿論會逐漸集中，形成較大的政黨。 屆時如果還是多黨林立，可能最後選民不耐煩了，意見逐漸集中形成一黨獨大，這就是現代的俄羅斯和過去的納粹德國，有很快走向獨裁的趨勢。如果屆時中國的選民比較冷靜思考，希望屆時能形成英美式的兩黨制，走向比較穩定的民主政治。 反觀文革時期人們狂熱形成的原因，除了五四以來推崇的理想主義狂熱外，就是固執己見，難以溝通。所以形成了數量巨大的小型意見群體，並且惡意沒底線地互相攻擊。這造成社會的極度撕裂，有利於形成獨裁政治。 但傳統文化的禮制，也就是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那一套，更傾向於有秩序有底線的社會溝通，更有利於形成良性的民主政治。就像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傳統文化，並不妨礙民主政治的形成，反而快速和穩步地走向了民主政治。雖然中國社會傳統的地方自治被共產黨所破壞，但是思想文化的傳統並沒有連根拔掉。沒有共產黨的基層專政之後，恢復地方自治的傳統結構並不是難事。不像俄羅斯等農奴制文化傳統那樣困難。 當然將來的民主之路不可能沒有困難，但像日本、韓國、台灣那樣穩步走向民主，還是可以預期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都有，這在今後會和大家繼續探討。本篇只不過是拋磚引玉的不成熟意見，希望能引起有識之士們的思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很多地方都發生了戰爭，當地的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雖然歐洲和中東一帶打得熱火朝天，但是最讓人擔心的卻是東亞的潛在戰爭。如果習近平決心武統台灣，將會引起一場大戰。很多國家會被卷進來，類似於世界大戰的規模。 俄烏戰爭已經使得歐洲經濟衰退，巴勒斯坦戰爭把伊朗和葉門卷進來，使得全球貨物運輸造成困難。如果台海戰爭開始，那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呢？被卷進來和受到威脅的都是經濟大國，局面很可能會失控。甚至核大戰都有可能，這比前兩次的世界大戰破壞力更強。 由於台灣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會不會導致戰爭，誰能保證不會發生戰爭,於是壓倒性的輿論都說習近平不敢發動戰爭，不用擔心云云。這是現代民主制的弱點之一：就是一切為了選舉，一切圍繞選舉，而不及其餘。有時候也會遮蔽了人們的觀察，導致誤判而陷入危險。 樂觀論最近甚囂塵上的說法包括，共軍的導彈里灌的是水，導彈發射井蓋打不開，等等。明顯是為選舉而製造的低級謠言，騙小孩子的玩意兒。但是人性的弱點包括只相信願意相信的東西，聽不進逆耳的忠言。美國決策層顯然不相信這些低級謠言，還是把第三艘航空母艦派到了西太平洋的前線，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充斥著媒體的樂觀派宣傳，很可能是孫子兵法上說的「能而視之以不能」的欺騙性戰術。由中共收買掌控的中英文媒體加以渲染，可以導致很多決策人士上當受騙，達到突然襲擊的效果。如果這個策略成功了，會有什麼結果呢？ 相信所謂智庫兵推的人們認為中共必敗，因此中共不敢發動戰爭。但是沒考慮到內憂外患經濟衰退的形勢下，冒險發動一場戰爭以凝聚內部團結，轉移人們注意力，也是一種選擇。是滅亡好，還是冒險好？不能排除習近平選擇冒險。 充斥著媒體的宣傳包括疑美派言論，告訴人們不要抵抗了，美國不會救台灣。以此企圖瓦解國際抵抗的動力。這對美國來說的確是個難題。但是台海戰爭會切斷日本、韓國的生命線，他們將不得不參戰，美國無法置身事外。所以台海戰爭的前奏，很可能就是朝鮮半島先出事。看看金三胖最近動作頻頻，以及和中共恢復友好打得火熱，他們預謀聯合行動就不是什麼意外了。 美國和東亞各國對中朝兩國的大戰，不僅是這幾國人民的災難，必將對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由於伊朗、俄羅斯等中共友好國家可能加入世界大戰，影響的就不僅僅是經濟了。很可能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這不是危言聳聽。 有人說中共必敗，很有可能。但是即使中共失敗了，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並且願意佔領中國。在各國包括中國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之後，還會有一個美國來一個馬歇爾計劃嗎？沒有這個可能了。習近平集團藉助戰爭加大了對中國的掌控之後，共產黨繼續執政幾十年的夢想就成功了。中國一片破敗，走向民主和現代化的機會將再一次喪失。 因此，各國有決策權的政治家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未雨綢繆防範和制止習近平的冒險行為。增加一艘航空母艦還遠遠不夠，在經濟、政治、科技和外交上給習近平增加壓力，阻止他為發動戰爭做的準備，才能有效地撲滅這場世界大戰的風險。 中國各界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也應竭盡所能打擊習近平集團，避免他的軍事冒險危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早上起床就看到新聞，施明德先生去世了。回憶施明德先生，最深刻的印象和大多數人不同：不是著名的台獨領袖，而是真誠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像他這樣有思想的人，是我們可以獲得啟發，應該永遠尊敬的前輩。 我第一次去台灣訪問，是受國民黨總統李登輝的邀請。所以民進黨人士都躲著不和我見面。施明德先生是少有的、主動和我見面並且深談的民進黨人。 在中共監獄裡只能看到規定的黨報，所以我在一九九三年假釋之後，結識了周素禧女士和德國記者約根，才知道台灣有個民進黨，並且會見了在北京和共產黨談判的陳菊女士。九七年底會見了美國總統柯林頓之後的第二天，在美國第一次見到了民進黨人士，曾經的黨主席許信良。一起喝咖啡的還有一個小姑娘，就是剛剛當選副總統的蕭美琴。 血氣方剛的小姑娘一上來就問我：支持不支持台灣獨立？但被老成持重的許信良先生笑著趕到旁邊去，和張旭成先生喝咖啡了。從此我對民進黨的台獨色彩印象深刻。所以我和施明德先生第一次見面，談話深入之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台獨究竟是什麼。 我說中華民國本來就是有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還要搞獨立運動呢？他說其實民進黨的前輩，從海外民主運動開始，目標就是要搞民主運動。後來受到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啟發，開始了美麗島運動。所以他一見面就管我叫老前輩，是民主運動的老前輩的意思。 在台灣民主牆時期，他們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大多數文化不高的民眾很難聽懂複雜的民主理論和他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共同關心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共產黨打過來怎麼辦？於是美麗島雜誌就發起了一個新的說法，就是我們宣布獨立於中國，共產黨就沒理由攻打我們了。雖然這是個一廂情願的說法，但在動員民眾支持民主運動的方面，的確很成功。從此就獲得了和國民黨對抗的資格。 台獨運動在台灣轟轟烈烈地展開，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開始。我說既然民主已經指日可待了，就應該把這個不合理的台獨說法也改一改了。他說很難。因為現在民進黨的主力，都是中學時期就搖著小旗子上街支持台獨。你現在改了，他們想不通。出於競選的現實考慮，很難放棄台獨的主張，有時候人們是不講理的。 這時候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堅持台獨運動，實際上等於承認中華民國沒有獨立的主權。那不就是給中共攻打台灣製造理由了嗎？這也是我後來私下提醒陳水扁，應該重新解釋台獨黨綱，以便競選的理由。施明德說這個任務不容易，要看年輕人了。 現在台灣的民主政治逐漸成熟，逐漸放棄台獨理論也成為現實。剛當選的賴清德總統宣布台灣本來就是有主權獨立的國家，沒必要宣布獨立。那就是理論回歸現實的演變結果。這也是幫助台灣維護安全的朋友們，可以名正言順說話的需要：如果中共攻打台灣，包括台澎金馬，友好國家出面干預也就更加名正言順了。 你要求別人政策清晰化，你自己首先要政策名正言順。模模糊糊無法圓滿的說法，首先對自己不利，為什麼非要堅持無法自洽的理論呢？施明德這些民主的先驅們所說的與大陸和平共處，指的是大陸民主化之後。和狼子野心的共產黨獨裁政權，誰也無法和平共處。這也是我們當年就進行了的深入探討，並且達成的共識。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新年伊始，出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國禁止外國的腐敗官員和親屬來美國，包括轉運資金等等。可在中國卻炸了鍋，從中央到地方的媒體卯足了勁地痛罵，像極了一句古語叫做如喪考妣。這可真夠奇葩的。 人家禁止髒錢入境，這不是幫助中國反腐嗎？怎麼中國倒不答應，急赤白臉地跳腳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對中國稍微有常識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貓膩了。因為中國早就不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了，這個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轉移資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結合體階級，也就是官僚資產階級。 有朋友質疑說，錢入美國不是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嗎？為什麼反對呢？問題在於這些錢入美國，也加強了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從根本上危害著美國的安全。這些人都是兩面吃，老婆、孩子和錢送到美國是安全的，給中共做滲透也是必須的，否則那邊日子也不好過。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條件，這就決定了兩面吃的特點。 為什麼官僚資產階級要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政黨呢？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關係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習近平的多疑善變和冷酷無情，誰是絕對安全的呢？而且共產黨的反腐敗，只是清除可疑對手的借口而已。誰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變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識時務者為俊傑。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劉源、劉鶴還更加發小，不會觸碰政治紅線，也架不住經濟崩潰後被清算，成為習近平的替罪羊。那麼火的經濟怎麼就會崩潰呢？這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幾代領導人的改革開放以來，GDP就成為政績的硬指標，升官發財的原始根據。於是就變本加厲地實行基建狂魔，貧困縣市可以花多少個億的資金，建設毫無用處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資不抵債建設爛尾樓。這種風氣積累下來，就是銀行業背不起巨額債務了，經濟崩潰指日可待。 不就是銀行沒錢嘛，可以發行鈔票就有錢了呀，沒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內行騙外行的標準用語。老百姓都窮得快要吃不起飯了，只好開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產割完還不夠，就輪到了官僚資產的大戶了。股市上不好割，傳說上已經割到官僚資產階級的上層，不給錢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當年打土豪收買路錢的本色。傻瓜還不趕緊逃跑。 有些人是幾年前就看出來崩潰的必然性，趕快趁著高價賣掉了房地產。這不算聰明，只不過按照常識冷靜判斷而已。任何商品遠遠超出需求，必然賣不出去積壓資本。大比例的積壓資本，必然的下場就是經濟危機。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選擇基建狂魔這種傻X政策呢？而且現在已經賣不出去了，還要再注入資金，積累經濟危機呢？ 這裡邊肯定有問題，不是人傻錢多可以解釋的。這就和共產黨人的專制政治有關了。這些人從小受的是馬列主義的教育，滿腦子都是什麼什麼決定著什麼什麼，只要抓住了什麼什麼，就一把鑰匙解開了千把鎖。從迷迷糊糊的計劃經濟轉舵，要搞市場經濟了。看看人家資本主義依靠什麼衡量經濟發展呢？GDP就是那個硬指標。 於是為了這個決定性的硬指標。製造出了無數穩賠不賺的經濟奇葩，積累出了現在的經濟危機。聰明的老鼠已經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西方的經濟理論五花八門，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貿易。其理論是在國際貿易的市場經濟中只要自由貿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狀態。這個理論的假設前提就是錯誤的：人類社會紛繁複雜，很少有最佳狀態 — 既沒有標準的市場，也沒有億萬人一致的標準的人。所以實際操作中的經濟政策必須按照實際來，也就是符合實際。 但是前些年自由貿易的說法突然甚囂塵上。什麼原因呢？就是發達國家的工資越來越高，資本的利潤遭到了壓縮，希望尋找增加利潤的方法。於是大家發現某些利用窮國的低工資，在發達國家市場上賺取超額利潤是一個好辦法。如何擴大這種生意的規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貿易的理論很符合這個希望，可以使資本高速擴張。於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亂墜了。 鄧小平和江澤民那兩代領導抓住了這個機會，聯合西方大資本來了個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國的永久自由貿易協議（最惠國待遇），還加入了那個世界自由貿易的組織。在允許大資本自由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換取了西方對中國的經濟輸血。 資本和技術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場的同時，超額的利潤對半分。大資本們賺得盆滿缽滿，中共的錢袋子們也賺得東升西降，厲害了我的國。其中中共軍力的超速發展和戰狼外交，首先讓西方各國的有識之士們不滿，進而讓西方的選民們開始懷疑：正是這個自由貿易，導致了他們的貧困化和不安全，導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國總統公開談論民主的衰落，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談到了貿易政策要現實，關稅保護是必要的。美國輿論終於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很難再回頭了。所以習近平集團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輸血，來挽救中國經濟，這條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國內經濟正常運行，不可能救得了經濟。 最近的一些現象也足以說明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資本外逃的速度和額度都已經到了驚人的程度：不僅外國資本出走，中國的資本也在出走，中國的經濟正在逐漸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壓迫的加重。例如間諜法和企業黨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擾經濟的力度。 資本除了馬克思說的追逐利潤之外，同樣也注重安全的經營環境。江澤民時代外國資本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國民待遇。所以資本家們追逐利潤的本性得以發揮，資本大量流入中國。經過了江胡時代相對寬鬆的環境之後，現在的環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聰明人的帶動下，逐漸呈現加速的趨勢。 國內的企業經營也很不樂觀。整體呈現收縮的趨勢，不僅生產收縮，消費也在收縮。也就是學者們常說的通縮，不僅是通貨緊縮，而是統統收縮。下一步應該就是整個經濟加速下滑。這真的應了習近平同志的號召，大家都要過緊日子了。 公平地說，自由貿易在一個國家範圍內是必須的，主要有的是積極的意義。這是完善市場經濟的必須政策。但在政治體制不同，經濟水平千差萬別的國際之間，其所導致的結果就太複雜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來概括，否則後果難料。 現在的西方國家已經認識到這個理論的不現實。再想依靠大忽悠獲得額外的輸血，肯定不可能了。還是老老實實改革政治體制，才是救中國的必經之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經濟困境有解嗎？有些朋友說無解，有些朋友說有解。那就是推翻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法制。這是所有解決困境的前提條件，舍此別無它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那是因為按照中國的經驗，兩千多年來就知道，只有市場經濟才是正常發展的不二法門。而市場經濟必須的條件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公開透明，而且有被嚴格執行的法律環境。 因為市場經濟的優點，或者說它的活力來源，是每一位參與者根據變化的情況做出的決定。這種決定更能夠適合千變萬化的市場，因此是更加正確的決定。這樣的經濟體制註定會優於任何其它體制，獲得最好的發展 — 不僅僅是發展的速度，而且是發展的質量。 由於市場經濟需要每一個個體自主和隨時做出自己的決定，就需要公開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職能從發布命令指標，轉變為公平有效地執行法律。中國的政治理論從公元前就主張無為而治，說的就是讓市場的主體們自行決定，而不是政府過多地干預。這是從那時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從那之前人們就發現，這種市場經濟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貴族和國家發布的命令或者計劃，而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個主體做決定總是優於少數人的決定，也就是所謂的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就是過去的兩千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這也是歐洲國家在最近的幾百年里，迅速趕上並超過中國的原因。 中國傳統的發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國家迅速超過，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專制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的結構不匹配。專制政治的基本規律就是法隨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隨官員們的意志為轉移。雖然國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現實卻是官員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法律有效與否。這種體制不但隨時降低了市場經濟應有的效率，而且給官員們的腐敗，創造了最好的條件。 中國現代隨著經濟發展而愈演愈烈的腐敗，就是由一黨專政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趨勢。既然體制給了最好的條件，腐敗自然就順勢而為，遏制不住了。兩千多年來的專制政治不是沒有治理腐敗。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為專制和法治無法兼容。雖然監察機構疊床架屋，但是專制的官場無法自我監督，所以永遠也不成功。 民主國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於法制體系脫離政治，多黨政治保證了有效地監督，官員們不能違法行政。市場的個體們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經濟發展才能獲得更高的效率。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專制政治下的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 鄧小平的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所謂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從蘇聯的農奴制模式，進步到了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場經濟。之所以越來越不成功，是因為這種模式相對於民主的市場經濟，缺乏法律保障，同時給腐敗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腐敗本身就是經濟正常發展的障礙。 胡耀邦在幾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嘆：為什麼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們學來就變了味兒呢？他沒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經驗是在民主法治環境下積累的經驗，中國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環境下抄襲人家的經驗，自然就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變了味兒了。 所以學習就要老老實實地學，全面深入地學。抖小聰明沒有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經濟困境有解嗎？一些人說無解，除非習近平下台，結束一黨專政。看來這是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 就像七十年代末，江青四人幫必須下台一樣，漸漸成為社會的共識。這種共識的是否強烈，是林彪政變失敗和華國鋒政變成功，以及之後鄧小平政變成功的社會基礎。 但是鄧小平的理論沒有改變一黨專政，並且以維護一黨專政為基本原則，或者說是隱藏在四項基本原則里的最高原則。這就要談到馬克思主義了，因為四項基本原則的理由來自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民主，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老百姓的權利和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這不符合文藝復興之後流行的人權民主理論。馬克思誇張地把它定性為資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認為應該推翻它，建立屬於人民的民主。這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 什麼是人民的民主呢？馬克思認為屬於大多數人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但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很強大。為了避免資產階級的反撲，馬克思想到了一個簡單的辦法。利用第二強大的階級，工人階級建立一個類似於古代的專政，是抵抗資產階級復辟的有效方案。據馬克思自己說，這才是他發明的理論，其它的都不算。 專政之後的社會結構是什麼樣的呢？馬克思認為要消滅階級，就要消滅私有財產。消滅私有財產之後怎麼辦呢？馬克思借用了古典的理想，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給無產階級專政配套了共產主義的光輝。 然後呢？沒有然後了。馬克思窮盡其一生也沒有想出來，他的共產無財產權的社會，應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構。因為他的理論的另一部分主要內容，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其理論核心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結構。馬克思大部分時間用來研究剩餘價值，也沒有解決他的專政如何與經濟基礎相匹配。剩餘價值理論基本上是符合資本主義的理論。 後來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較小的派別，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發明了解決的方案。這就是和帝國制度的專政相結合的農奴制方案。並且在剛剛從農奴制解放出來的俄羅斯站穩了腳跟後，又利用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的混亂和虛弱，擴散到了半個世界。 農奴制的結構符合馬克思的理論：既有專政，又取消了私有財產權。而且符合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理論，是一種穩定的結構。但它卻是原始的落後的結構，私有財產沒保障，導致市場經濟無法發展，經濟落後是它的基本特徵。在蘇聯、東歐和亞洲的共產主義陣營，無一例外成為經濟落後的國家，包括曾經的經濟發達國家。 中國的有識之士們早就看到了這個困境，要想發展就得擺脫共產主義模式，向西方學習現代民主的模式。但是享受著專政特權的統治階級，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不願放棄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於是鄧小平聰明地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改經濟不改政治，繼續堅持一黨專政 — 設計出了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 這個新政策既符合了特權階級，也忽悠了億萬窮怕了的老百姓，並且意外地爭取到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支持和援助，利用廉價勞動力狠狠地發展了三十年。但是經濟水平上升之後，專制政治和市場經濟不匹配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政治和經濟基礎不匹配需要來一個大變局，於是擊鼓傳花的說法開始流行。如果沒有可怕的變局，哪兒來的擊鼓傳花的恐懼呢？ 這就是現在黨內外的共識，說法可能各種各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最近據說有大動作，除了一帶一路大撒幣，還有放開外國投資進入中國市場。還有呢？沒有還有了。中共使盡了十八般武藝，還能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嗎？看來不能。為什麼？我們就先來看看造成這個經濟困境的原始條件是什麼。 美國的進出口一直都是逆差，經濟仍然呈上升趨勢，在全世界一枝獨秀。這說明國際貿易不是經濟好壞的主要條件。自己國內的經濟結構保證了經濟活力的大部分。所以習近平放開外國投資，並不能解決本身經濟結構的問題，也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自己的投資都搞不好，外國人投進來也一樣搞不好。 大撒幣的初始設計是解決國內產能過剩，同時可以拉攏第三世界的小兄弟。結果多年來總共投入了大約一萬億美元，一部分爛尾，一部分還不起債。為了面子還要往裡邊投資，這不就是經濟自殺政策嗎？這一萬億美元放在國內，就不能解決產能過剩嗎？還是共產黨的全球野心，高於人民的福祉。 中國國內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營企業，因為他們必須根據市場來決策。最拖後腿的是國營經濟，因為它們可以無視市場需要，只聽命於上級下達的指標。可是對於統治者們來說，聽命於自己命令指標的才最可靠，對經濟無利但對統治有利。這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導致落後倒退的根本原因。 所謂的計劃經濟並沒有什麼計劃，而是依靠統治的需要發布的指標經濟。統治者們依靠自己的需要和想像發布指標，規範了大部分經濟活動。市場對他們來說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因素。這種指標經濟違背了市場，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導致落後停滯的根本原因。 中共在經過了習近平所謂的前三十年探索之後，被迫選擇了發展市場經濟，並且和世界經濟接軌。這就是後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經濟運作減低了中共的控制力，同時引發了曠古未見的全面腐敗。所以習近平執政之後不得不消減民營經濟，擴大國營經濟。他們認為這樣才是拿回控制權，減輕腐敗的藥方。 但這十年的探索顯然失敗了。經濟下滑，民怨上升，腐敗卻仍然繼續。國內的經濟萎縮，資本卻大量外逃，顯示出經濟將要崩潰的預兆。為什麼左右都不逢源，動輒得咎呢？這就顯露出了根本的矛盾，不是修修補補的改革可以解決的矛盾，而是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不匹配的矛盾。 市場經濟對政治體制的要求是什麼呢？就是平等基礎上的法制完善，人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不需要賄賂官員。而專制政治的特點就是什麼都掌握在官方手裡，所以腐敗和低效不公平就是常態。這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匹配。 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了這些，但是沒有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一直奉行市場經濟，也曾經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就是無法完善法治體系，剝皮揎草也沒有解決這個困境。但是西方人發明的民主政治解決了，或者說有了可能解決的方案。 民主政制把最終的權力交給了所有國民，而不是少數官僚和皇帝。這就使得法律體系可以公平公正地運行，至少有了公平立法執法的條件。市場上的無數個體，也就有了規律可循，不必聽從官員們的需要和指令。經濟的細胞有了活力，經濟才能有活力，社會才能有發展的可能。這就是中國經濟困境的最終解決辦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