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八孩母親被栓鐵鏈住破屋的新聞連日來不斷發酵，甚至引起了諸多外媒的注意。網友們從關注八孩母親到聚焦中國拐賣婦女等惡劣事件。近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沈喬生就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提出7點質疑，引發大量網友關注。有網友認為，沈喬生的質疑是對行惡者靈魂的拷問。 沈喬生在大年初四匆匆寫就的一篇文章中說，早些天，他已經注意到這起案子，之所以沒有表示，一是因為新年來了，大家歡歡喜喜，他不願讓別人難過，也不想給自己添堵。二是，現在他在公眾號上的文章稍涉敏感，就有夭折的危險，自然心怠不想寫。「然而，然而啊，這個黑暗太黑了，這個悲慘太悲慘了，這件事背後還隱藏著多少罪惡啊！尤其是當豐縣宣傳部的第一份調查出來，說這是『正常婚姻』時，我感到極度的悲哀和憤怒，感到窒息，無法呼吸！」沈喬生說。 「我以作家的直覺，以我對中國農村社會的了解，可以斷定，這背後有罪惡，有深不見底的無法見陽光的罪惡。如果我們都沉默不語，那我還是一個作家嗎，不，我們還是一個人嗎？作為人應有的良知、道義和責任在哪裡呢？！」 接著，沈喬生歸納綜合了網上的各種信息，對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提出了以下７點疑問。 １）1998年6月，孩子的祖父「拾」到了楊某俠，8月就辦理合法手續，登記結婚。按照有關規定，「認領」和「結婚」必須有雙方的身份證、戶口本等有效證件，而楊某俠卻沒有一件有效證件，連名字都是董志民臨時給取的。當地民政部門卻批准他倆登記結婚，這不是明目張胆的瀆職行為嗎？瀆職的動機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疏忽大意？ ２）有關調查說，楊某俠結婚時就有智障，智障和精神病不是一回事，如果是精神疾病，那麼，按照相關國家法律，不論以何種借口，對精神病婦女進行性侵，都是強姦。那合法婚姻就根本不存在。如果楊某俠當時神經是正常的，那麼怎麼會變成現在的「精神病者」，用鐵鏈鎖住呢？這裡的邏輯和過程是什麼呢？不少網友分析，很可能是因為楊某俠不斷地反抗和逃跑，所以遭到了野蠻、瘋狂的毆打，牙齒也被一顆顆拔掉，長期下來，精神失常。她是硬生生被打成精神病的。完全有這種可能。這是一個何等殘酷的驚悚的過程！ ３）我們都知道，在楊某俠入村後的24年中，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實行極為嚴格的計生政策。那麼，她淪為性奴，被迫生８個孩子，就沒有幹部發現？簡直不可思議，僅僅是疏忽能夠解釋的嗎？ ４）楊某俠生的老大現年23歲，老二10歲，以後就是一年生一個，八個孩子，７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那就要問，老大和老二之間，怎麼會有長達12年的生育空白？依據生男生女的一般概率，我們是不是有理由懷疑，這12年間還有其他女嬰出生？如果確實有，都到哪裡去了？是被賣了，還是作「無害處理」了？ ５）據記者鄧飛揭示，這個村裡另有一家，情況更慘，二十多年了，這個入戶的婦女被鎖在地下，不穿衣服，只用一條被子裹著。這婦女是和楊某俠差不多時間進村的。當地的幹部依舊是不聞不知，他們的眼珠子幹什麼去了？這充分說明，此類事件在豐縣地區不是個別現象。 ６）董志民對人說，只要叫我爹，我都認。這說明什麼？說明侵犯楊某俠的不是他一人。根據當地群眾的反映，楊是董家父子三人共同的性奴。不僅如此，當地的有些村幹部、鎮幹部也可能捲入其中。楊某俠剛入村時，面容姣好，身材苗條，很可能有幹部攪進來沾腥，據說當地有幹部家屬因為吃醋而大鬧的傳聞。如若不是，何以解釋董家無權無勢，他們的犯罪事實昭然天下，為什麼當地幹部就能聽之任之，任其發展？ ７）最近有消息說，20多年前，四川有一個叫李瑩的12歲的女孩丟失。網友用李瑩的照片和楊某俠進行仔細地比對，發現眉心、眉鼻之間的間距以及面部輪廓，楊某俠和李瑩都非常相像。據說，公安已經採集DNA，進行比對了。如果楊某俠真的就是李瑩，那麼，四川的一個清純女孩子怎麼走到幾千里之外，二十多年後，變成了豐縣的用鐵鏈鎖起來的被拔掉牙齒的「瘋女人」？順著線索追查，不就能追出一條粗長的供求犯罪鏈嗎？ 沈喬生還在文章中說，徐州性奴案令他不由想起法國大文豪雨果的長篇巨著《悲慘世界》，書中女主人公芳汀和她可憐的女兒珂賽特飽受了社會的折磨和摧殘，獲得了世界上無數讀者的深深同情。然而，楊某俠和那個同村婦女的遭遇與她們相比，一點都不遜色，很可能更悲慘！難道不是嗎？ 二十多年，一個婦女被鐵鏈鎖在地下，不穿衣服，只用被子裹著，連狗都不如；另一個知識婦女卻成了多人的性奴，成了生孩子的工具，牙齒被拔掉，這和芳汀們比，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嗎？ 文章最後說，徐州性奴案「引起了網民如海潮一般的反響，這是正義的聲浪。我們期待著，期待真相大白，期待黑暗被徹底揭露，期待著徹底剷除這人間罪惡！」
北京冬奧運會將於2月4日登場，但過去幾天來，抵達北京出席冬奧的人員檢測出Covid-19陽性的人數大增，其中有數十人是運動員，他們能否如期參賽成為未知數。 北京冬奧組委會2月3日公布，冬奧相關人員新增55名Covid-19感染者，較前一天公布的數字又多了23人。北京冬奧醫療小組首席專家麥克洛斯基（Brian McCloskey）表示，新增感染者中有29人是在抵達北京機場時被驗出陽性，另有26人是在冬奧人員與外界分隔的「閉環」管理中被驗出陽性。 麥克洛斯基2日曾表示，大多數感染者都是無癥狀，即使入院治療的感染者，癥狀也並不嚴重。 路透報導，北京將所有冬奧參賽者納入「閉環」，所有人員須搭乘官方安排的運輸系統在選手村與比賽場地之間移動，嚴格禁止與一般大眾接觸。即使所有相關人員在前往北京前都已在指定機構接受核酸檢測，兩次檢測陰性才能放行並進入「閉環」，但「閉環」中所有人員仍須每天接受病毒檢測，以迅即揪出感染者。 參加冬奧女子俯卧式雪橇項目的比利時選手梅爾曼絲（Kim Meylemans），上月底抵達北京時驗出陽性，因此被送往隔離設施隔離3天，接受多次檢測確認恢復陰性後才得以進入冬奧選手村。2月2日她取得檢測陰性報告後，原以為可解除隔離，不料卻被送上救護車載往另一處隔離設施，要再隔離7天。 路透報導，當天，25歲的梅爾曼絲在Instagram發布影片,她在隔離房間內痛哭訴說「這對我來說顯然非常困難，所以我請求你們再給我一些時間考慮下一步該怎麼做，因為我不確定能否應付再隔離14天，然後再參加奧運」。 在 Instagram 查看這篇帖子 Kim Meylemans (@kimmeylemans) 分享的帖子 梅爾曼絲在先前隔離3天期間，也發文哀嘆其他選手都已上場練習，她卻只能在隔離房間內自主訓練。 由眾多奧運選手參與的倡議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抨擊梅爾曼絲所受待遇「令人完全無法接受」。國際奧會（IOC）3日也發表聲明，表示在該會及比利時奧會介入後，梅爾曼絲已解除隔離，進入位於北京延慶的選手村。 越來越多國家選擇與Covid-19共存，但中國迄今仍採取「清零」政策，嚴格控管邊境，幾乎取消所有國際航班。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學家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認為，在Omicron肆虐下舉辦賽事風險很高。他認為，在Omicron這波疫情之下舉辦奧運，要維持參加者中不出現上千人感染，或阻止疫情向公眾擴散，對中國來說具有挑戰，「審慎的做法是延後或取消比賽」。 不過一些人士認為，中國無論如何都會讓冬奧舉行下去。得過八面冬奧獎牌的美國短道速滑運動員大野（Apolo Ohno）就對美國《滾石雜誌》說：「中國已經做了決定，他們會強行去做。他們不會取消比賽。」
台灣煙酒股份有限公司購入遭中國拒收的產自立陶宛的2萬400瓶深色朗姆酒，在台灣開賣後就被秒殺。2月1日大年初一，台酒12間觀光酒廠上午9時30分開賣，不到1小時就完售。 中央社報導，台酒董事長丁彥哲表示，大年初一當天，12間觀光酒廠一大早就吸引民眾大排長龍，現場以發號碼牌的方式，每人限量一瓶，上架開賣不到一小時，都已經完售，「台灣鄉親真的很可愛，說要用新台幣給他下架」。 丁彥哲說，原本預計首批年前趕工出貨6000瓶，配送到全省既有的各大通路，也已趕在年前配送完成，並且在包材廠全力支援下增加到9000多瓶；丁彥哲說，他也要求團體大宗訂單延到年後交貨，優先讓民眾購買，至於剩下的近萬瓶將在年後配送到各大通路，民眾屆時可在各通路購買。 由於深色朗姆酒二波上架均造成熱銷，台酒將進一步評估長期合作的新商機，丁彥哲表示，原本就有在接洽，短期單批次的銷售跟長期合作是不同的，市場反應度外也要進一步進行新品項及通路等的評估，已經請對方提供更多主力產品資訊。 立陶宛MV Group Production（MV公司）生產的2萬400瓶深色朗姆酒成品酒，原訂銷往中國，後因立國與台灣深化關係並互設辦事處，去年12月突遭中方拒收而漂流海上；台酒公司1月3日宣布義氣相挺，全數轉購入台灣，18日晚間運抵基隆港。
據法新社報導，人權觀察」組織研究員、專研性別平權的美國法學學者索瑞遜2日表示，他於去年獲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聘用為助理教授，負責教授人權法。先前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他一直在通過線上遠距授課，並於5個月前開始申請入港簽證，但近日簽證遭拒，他也失去港大的教職。 索瑞遜稱，港府並未說明拒簽原因，僅在入境事務處官網上公告申請遭拒。 香港入境處則回復稱，不評論個別個案，入境處會按照相關法律和政策處理每宗申請。 索瑞遜曾在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任教，目前擔任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性別平權研究員。該組織曾屢次批判中國的人權紀錄，包括在香港鎮壓民運。 人權觀察組織稱，此舉再度重創香港學術自由重鎮的聲望。人權觀察中國分部表示：「香港當局拒發籤證給學者之舉，目的就是要將學術機構『習近平化』，這實在非常可惜。」 在亞洲高等學府中，香港大學排名向來名列前茅，不過2019年爆發大規模民主示威運動後，香港各大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與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潘國隆1月30日於台北美福大飯店舉辦結婚典禮。台灣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外交部長吳釗燮、國安會副秘書長徐斯儉等官員，以及澳洲、歐洲等地駐台領事到場祝賀，但並未上台致詞。 歐江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潘國隆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機械與航太工程系博士，兩人透過學校活動認識。證婚人透露，歐江安與潘國隆2019年首次見面，當時並不熟，直到2020年普林斯頓大學在台灣舉辦活動，歐江安以貴賓身分參加，校友潘國隆也與會；活動結束後，歐江安離開會場，隨即更換比較輕便的鞋子，沒想到後面有人叫她的名字。 「江安當時其實是想，怎麼有個冒失鬼在這個場合叫我的名字。她往後看，沒想到在她回頭一看以及微笑，就融化了國隆的心。」證婚人說。據了解，兩人那次有了散步、聊天的機會，才逐漸拉近距離，也發現共同興趣，那就是打網球。 歐江安今年47歲，潘國隆比她年長2歲，但在歐江安口中，潘國隆卻像是個大男孩，平時穿著相當隨性、輕便；歐江安談起先生時，總稱讚他聰明、優秀、專業。兩人已於去年七月登記結婚，因疫情延後舉辦婚宴。
台灣對是否派人出席北京冬奧會的開幕閉幕式一事態度不斷轉變。台灣的中華奧委會台北時間31日深夜發出新聞稿說，決定派員出席北京冬奧開閉幕式。幾天前，台灣體育署還稱不參加開幕式。 中華奧委會發布新聞稿表示，近日多次接獲國際奧委會通知，要求所有 2022 年北京冬奧代表團都能配合派員出席開閉幕典禮。中華奧委會近日與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磋商後，在兼顧防疫與團員健康前提下，決定調整規劃，配合政策派員出席開閉幕典禮。 台灣教育部體育署上月28日表示，中華台北代表團成員未能在冬奧2月4日的開幕式當天全部飛抵北京，加上疫情管控措施、長途飛行、時差等等因素，基於保護選手的原則，將不參加開幕式。 中華奧委會解釋稱，國際奧委會表達理解因全球疫情帶來的疑慮，以及保護選手和團員健康的用心，但也請中華奧委會了解，國際奧委會將全力協助，強調代表團可以在冬奧期間的閉環式賽事泡泡內安全運作，包含相關典禮活動。中華奧委會指出，基於國際奧委會於近日數度提供詳盡的說明，在遵循奧林匹克團結的基本原則，以及雙方良好溝通及相互理解下，中華奧委會允諾將再與代表團成員溝通，做好各項防疫準備，並儘力克服航班困難，在兼顧防疫與團員健康的最大化原則下，依國際奧會建議派員參加開閉幕式。 對於這次中華奧委會決定的「大轉彎」，有台灣人權團體，包括西藏、香港與東突厥斯坦的人權倡議團體，表明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團體的聲明說，此舉，形同台灣代表隊為中國的人權侵害背書。中共政權持續且不知悔改的人權侵害之下，各國政府、國會、全球公民社會與人權組織，早已發起一波波抵制北京冬奧的行動，如今中共政權辦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道德正當性，早已蕩然無存。 聲明還說，國際奧會口說「奧運團結精神」，但面臨國際人權團體的質疑，面對西藏、新疆維吾爾、南蒙古、香港、中國與台灣團體長期對冬奧主辦國中國侵害人權違背主辦國承諾，國際奧會卻總是迴避回應、言詞閃爍，甚至在中國網球選手彭帥因為公布自身遭受權勢性侵經歷，而遭到禁言、甚至下落不明期間，國際奧委會在網壇與國際社會的質疑聲浪中，甘為中共擦脂抹粉，塑造彭帥沒有受到國家公權力脅迫的假象。團體還要求台灣立法院與監察院應予監督與究責。
北京冬奧會4日開幕，台灣選手日前已經前往北京接受「閉環」檢測及練習。近日，台灣競速滑冰選手黃郁婷在IG上傳一張身穿因有「china」字樣的中國隊服練習的照片，引發爭議。黃郁婷隨後下架影片並表示，「運動歸運動，在運動界里，我們沒有國籍之分，大家賽場下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也不想要模糊焦點」。 黃郁婷3日下午4點，再度貼出76字聲明回應外界熱議，她寫道「感謝教育部潘部長來電轉達 蔡總統以及行政院蘇院長關懷之意及替我們加油，我們會努力奮鬥為台灣爭取最大的榮譽。也謝謝所有替我加油的人，我會謹守本心，不忘初衷！」 而針對網路上出現應該取消她國家代表隊資格的聲浪，體育署副署長林哲宏回應：「不會取消黃郁婷資格。」林哲宏表示黃郁婷「就是敏感度不足」，沒有嚴重到要對她進行懲罰，而林哲宏也表示，將會和冬奧代表團的選手和教練再溝通，請他們注意在社群網路上的發言。 事件引發藍綠營政要紛紛發表看法。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認為，黃郁婷事後卻不認為這件事本身有問題，這種「背叛」的感受才是民眾怒氣來源；中廣董事長趙少康也指出，國家花這麼多錢派13個成員陪4名選手出征，不應只是讓選手去結交朋友，黃郁婷的行為和言論傷害很多台灣人的情感。 國民黨立委廖婉汝向中央社表示，中華代表隊也有制服，黃郁婷會穿中國隊服或許有一些因素，如果不是刻意的，只是選手間的活動，放上網難免會引發一些爭議；既然台灣已經派員參加，希望黃郁婷能代表台灣好好表現、爭取好成績。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圓山派出所有12名警員集資3萬多元，1月30日購買「200萬超級紅包」刮刮樂，當大家一張一張開始刮開後，沒想到刮到其中一張「遊戲2」時，6個獎區數字一一浮現，賓果，竟然刮中了100萬元。 據蘋果日報報導，參與集資的警員張雄俊表示，派出所每年都會集資買刮刮樂，今年一樣12名同事，每人出資3000元集資3萬6，30日晚9時許買回來並等所有人集合後，便開始刮開兌獎；刮中的張宏俊說，當時刮前兩個獎區都沒中獎，第三兌獎區時，前兩個是100萬，又再刮的時候，出現1接著逗號時，他就有中獎的感覺。 全部刮開後，確定刮中100萬，所有同事都很開心。至於獎金分配，經一眾警員協商後，他們決定給投注站老闆封8,000元紅包是，其餘警員每人分得6萬元，剩餘款項則將用於公益用途。
1月31日，前香港立法局議員、香港聖公會的馮智活牧師，和一直關注人權的天主教甘浩望神父，一清早到香港政府總部正門遞交來自全球14位天主教和基督教領袖的聯署信，呼籲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釋放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特首辦派代表接收。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馮智活牧師稱，聯署信由14位來自歐洲、北美和亞洲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領袖組成的國際聯盟向林鄭特首發出，形容「現時行動只是開始」，港人和國際社會站出來聲援香港政治犯。 馮智活說：他們所有人的付出，他們的受苦比我們多很多倍。如果我們都畏縮，是非常對不起他們。不合理的事，需要更多人出來發聲、指出、糾正。每個人都要平衡風險，但我相信真理必勝。特別有信仰不需恐懼，因上帝會糾正所有錯誤。 聯署信稱，年屆74歲的黎智英因多項《港區國安法》罪名被關押，恐於獄中渡過餘生。當中強調，黎智英致力爭取民主，其創立的壹傳媒和《蘋果日報》為香港公民言論空間作出貢獻，並相信黎智英正行使受《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原則下保障的言論、思想和政治表達的自由權利，呼籲林鄭和港府「及時糾正錯誤」。 甘浩望神父則對自稱是天主教徒的林鄭特首喊話，希望她能聽見主的呼喚。對於是否擔心日後受到打壓， 甘神父則稱，未來的事難以預料，表示「天主要我們勿為明天憂慮……若只為保護自己不發聲並非有智慧的做法，現在就是為民主、自由發聲的時候。」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多案纏身，目前因3項非法集結罪成共被判囚20個月，正於赤柱監獄服刑。黎又與6名壹傳媒及《蘋果日報》高層被指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黎智英被控「勾結境外勢力」、「串謀勾結境外勢力」、「串謀妨礙司法公正」、「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另因「泛民初選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恐面臨最高刑罰終身監禁。
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勞東燕1月29在微信公眾號「勞燕東飛」上發布題為《直面真實的世界》、長達6000字的文章。該文章僅存活了不到2個小時，就被微信平台刪除。勞東燕曾在2016年榮獲中國人文社科最具影響力青年學者、第二屆首都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她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一直努力說真話，也曾聲援過被當局打壓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以下是《直面真實的世界》全文。 一、引子 躊躇許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總結，要從哪裡寫起。 過去的一年於我而言，算是地過得平靜，少了明眼可見的中傷，也不復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內心的鬱結之處並未消散，同時迷茫之感與日俱增。 記得2019年曾讀到一句話，大意是，2019年是過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時也是未來十年里最美好的一年。當時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頗有些洞察先機的意味。 疫情之下，歲月靜好的想像終於難以維續，因為兵荒馬亂的日子，距離每個人都幾乎只有一步之遙。就在不久之前，又一個城市經歷了圍城之困。誰能保證，武漢與西安所經歷的一切，就不會降臨到我們自己的身上？即便沒有圍城之困，在經濟下行和失業降薪的風潮之下，誰又知道前方會有什麼遭遇在等著我們？ 在一個到處充斥正能量話語的社會，不安感卻像潮水一樣，迅速地在全社會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對自由的追求時常成為被譏諷的對象，而人們對於權力的漸趨集中，對於以安全為名的各式管控，對於以大數據追蹤為基礎的技術統治，日益表現出無所謂甚至是歡迎的態度。 2020年的我，憤慨與感喟都主要圍繞自身的遭遇，試著全面接納在不期然中降臨的中年心態；終究，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或遲或早地要步入中年，從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覺察到的是周遭的變化，對於周遭世界與很多事物，都被迫經歷重新認識的過程。 二、在荒謬中生活 疫情的連鎖反應，加上時局的變動，導致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此起彼伏。 發表一份記錄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種種的日記，得做好被約談的準備。聲援一下因課堂言論被開除的同行，甚至要面臨「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體的接力呼籲之下，好不容易從精神病院出來，最終卻只能在年關來臨之際，選擇從此別離家鄉。 冰天雪地里，懷胎八月的孕婦在醫院門外坐等流產，而突發心臟病的老人，以必須核酸檢測為由，在無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機會。一位媽媽接到中學放假的女兒，在已通過十八輪核酸檢測的情況下，仍被卡點攔著不讓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頭直到天明。 山東的某位鎮委書記告誡上訪人員，有一百種手段「刑事」對方；河南的某位縣長更是殺氣騰騰地喊話，春節期間要對惡意返鄉者先隔離再拘留。 以上種種，多麼希望只是個例，可惜不是。那位聲稱有一百種手段「刑事」上訪人員的鎮委書記，想必不會認為自己說的內容有錯，而只會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說而一直在做的事說出了口，還不小心被錄了音。的確，她道出的是現實。刑法中多的是手段來對付上訪人員，包括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以及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實務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與女兒一起彷徨街頭的媽媽，曾這樣哭訴：「如果每一個教訓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成為教訓的時候，這樣是不是太慘痛了？……你們是執法部門，但是天理人情呀，我們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訴讓人潸然淚下。然而，在這起事件中，究竟誰是為惡者，誰需要對結果負責呢？答案是沒有。就像當地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回應的那樣，我們無能為力，這個事情也不能說卡點人員做得不對。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穩定為名，宣稱是為了民眾的福祉。可悲的是，無論是醫院的保安還是卡點的人員，每個人都在盡忠職守，猶如螺絲釘那樣，認真貫徹來自上面的規定，同時卻對具體個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難的肇因。 單純人性的惡，儘管看起來觸目驚心，其實並不那麼可怕，因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就像重慶那位男子為實現再婚目的，不惜將一對親生兒女從高樓拋下，誰都會發出惡魔在人間的斥責。然而，制度造成的惡，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現，導致人們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傳染性。縱觀20世紀的浩劫，幾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惡所造成，惡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釀成難以想像的悲劇。 在恍惚中，我聽到國家機器在那裡嘎吱嘎吱轉動的聲音，反應敏捷，運作有序，卻缺乏任何溫情，顯得理性而冷酷。在這樣的國家機器眼中，抽象的群體至高無上，而具體的成員毫無價值。事實上，作為群體的民眾被抬舉得越高，作為個體的成員就愈發地無足輕重。兩種理念竟能並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謬。 荒謬的不止於此。當初以自由為名而得以迅猛發展的網路與數據技術，正在成為新的統治工具，給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鎖。技術本身以造福於社會為名而被大力倡導，但現實中它們經常被用於監控與操縱，包括進行愚弄。 就比如，個人在朋友圈發布的信息，不時會遇到只有自己可見的情況，而發布者往往還並不知情。同時，與主流不同的聲音越來越難以發出，即便僥倖通過發布環節的審查，也會被技術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術的統治之下，個人被大數據系統所誤傷，也經常不知道找誰理論，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陣之中。 學生時代在王小波的書中讀到花剌子模國信使的故事，覺得匪夷所思。怎麼會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給國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壞消息難道會因為信使的不傳達而消失嗎？然而，此種類似於寓言的故事，在現實中一再地上演。 當下的社會治理中，不管什麼層級，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現了相應的問題，而是相應問題是否成為了輿情事件。於是乎，不解決問題，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成為治理中的慣常手段。把任何有影響力的事件都單純地當作輿情問題，導致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多。本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後變成天大的事。 更為荒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鎖的人，不僅不憤怒於自由的喪失，還頗為怡然自得，就像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並且，雖然自己也是被統治者，卻特別善於為統治者著想。一切都是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麼，犧牲他人的權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普通個人為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被迫承擔越來越多的污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對於他人的不幸表現出不加掩飾的冷酷，甚至想方設法要從當事人的身上找出錯處來。這種下意識的言行，折射出一種頗為微妙的內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們，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於自身的過錯所導致，而我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於降臨到我的身上。 可以說，正是真實世界中安全感與穩定預期的嚴重匱乏，釀生了此類扭曲的自我臆想。當全社會陷入這樣的臆想，被害人有錯論的泛濫成災，也就變得容易理解。只有純潔無辜的被害人才被認為值得同情，而這樣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們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絕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與同理心，在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稀缺，日漸地成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發現需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矯情的同時，我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惘然。直面荒謬，又時常無能為力。所以，儘管早過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與迷茫。 公眾號停更一年，期間除因出版社的提議而發布過新書的訊息外，沒有專門寫過或推送過任何文章。偶爾有朋友或學生問起，多是以忙的理由來搪塞。但從內心來說，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現在，但凡涉及社會性的問題，我已經完全不知道，言說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寫些什麼。當202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揭曉，授予菲律賓記者瑪麗亞·蕾莎與俄羅斯《新報》總編輯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時，國內報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貢獻「，而外媒的報道則是」以表彰二人為捍衛言論ZY做出的貢獻「。不知從何時起，言論ZY竟成為諱莫如深的辭彙。 迷茫還表現在，除了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之外，我不知道這樣的公共寫作有什麼意義。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包括這個時代的青年，都不怎麼歡迎指摘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我看過一段視頻，是一位年輕女孩挖苦譏諷公知的，被她點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們這一代年輕時頗為尊敬的知識界人物。看完之後，心裡頓覺一陣寒意，不由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小說《葯》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犧牲有什麼意義呢？大概只有作為人血饅頭的意義。他為之付出生命的民眾，就是那樣對待他的。 實際上，不止是公號文章的寫作，甚至於對學術寫作，我也開始陷於意義的迷茫之中。觀察近些年來的法律實踐，發現學術性寫作除了為個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許本錢，原以為的推進中國法治的意義，純屬一廂情願。法學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像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里的空虛與犬儒。在學術日益內卷化的今天，論文寫作的意義往往只在於發表。說到底，在理論對法治的設想與實務對法制的踐行日益背道而馳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論能對實務產生多少影響。 更為迷茫的是，在這一年中，我試著讓自己收斂與合規，但終究發現，很多時候都會被逼到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也許，是我的忍耐力不夠吧。很多事情，但凡還有一點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麼能忍得下來。無止境的忍耐，無原則的退讓，最終會讓自己都鄙視自己，那樣苟且地活著，真是枉稱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話，就要經常處於憤怒的狀態，還可能被認為是麻煩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讓人迷茫的還有，關於努力的意義。一直篤信越努力越幸運的我，突然間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義何在。這些年來，努力前所未有地貶值，就像遭遇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所謂的「貶值」，不只意味著更多的努力換不來更高的收入，也意味著隨著階層提升渠道的收緊，拚命的努力也不見得能改變自身的命運；「貶值」還意味著，對很多社會問題所作的努力，難以獲得真正有意義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法界同行與媒體同仁，這兩年在人臉識別的問題上做了不少的努力。兩年之前北京地鐵在準備推廣人臉識別時，因遭遇輿論的反對而擱置；兩年之後北京已有五個地鐵站悄然推行人臉識別，預計很快就將全面鋪開。不止如此，小區、商場、學校等各類公共場合，借疫情防控的東風，人臉識別技術的適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勢。 如果所做的努力沒有意義，那我們還要繼續選擇努力嗎？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會使處境更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斷崖式貶值的今天，這樣的迷茫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無怪乎「內卷」與「躺平」，會成為具有時代標誌性的關鍵詞。 「內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複雜化或缺乏進步的自我重複，對於努力的貶值現象，用「馬爾薩斯陷阱」來形容可能更為準確。不過，「內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較形象：既然沒法對外使力，那就只能捲入內部的過度競爭。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況下，「躺平」也相應成為一種不失明智的處世立場。不再接受打雞血式的激勵，也許是年輕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消極的抗爭，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環境對個體的規訓吧。 四、在適應中反省 從年輕時候開始，我便認為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時間的問題。然而，這種盲目的樂觀遭到了現實的痛毆。眼見著依法治國日益地變成以刑治國，法家主義的法制捲土重來，有時會有悲從中來之感。我不算悲觀的人，但仍難以完全消化外部環境的衝擊帶來的沮喪與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節返鄉也要被冠以惡意的年代，實在是說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話語漫天飛舞的時代，作為學者，至少應該保持起碼的真誠。一味地迴避現實中的種種，終不免淪為虛偽與投機。 我始終認為，與給予虛幻的希望相比，認清與直面現實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對女兒的教育上，我選擇讓她看到世界的真實面目，不會刻意掩飾其中的醜陋與殘酷，給她一個修飾過後的美麗新世界。作為初一的學生，我推薦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讓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運與兩性平等的話題。前不久她主動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單》，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觀看，並且在看完後與她探討，為什麼這樣的影片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兒雖然成績平平，在他人看來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裡，她自有她的出色之處。她對優秀影視作品的鑒賞力與領悟力，遠超同齡的孩子，對於一些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判斷，也勝過許多腦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現實，接受世界殘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須要經歷的過程，不然，心理上就永遠只處於蒙昧的幼童時期。就像有句話說的，「凡是聽不得殘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嬰兒階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對殘酷真相的接納。」 我始終不認為，將各種社會問題擱在那裡，不讓人說破，不讓大家知曉，便是所謂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飾而獲得，連直面的勇氣都沒有，這樣的正能量，未免透著一股掩耳盜鈴式的虛弱。 只是，在直面現實的同時，如何讓自己不至於變得憤世嫉俗或是隨波逐流，是頗費思量的事。在外部環境變動的同時，對個人來說，勢必面臨如何調整與適應的命題。完全堅守原先的自我，會因為與外部環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過來，選擇成為變色龍，也終究會由於迷失自我而陷於空虛。在兩端之間怎樣平衡，如何在適應外部環境變動的同時保持獨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臨的困擾。我也是如此。 年歲漸長，終究發現，對任何個人來說，時運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強不過時運，中國人喜歡講天命，或許與此有關。但是，特定的時運之下，作為個人仍會有一些選擇的空間。 所謂的適應，肯定不是通過一味地扭曲與改變自身而順從於外部環境。單方面的順從，只會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樣，作為個人，我們不僅必須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動，而且需要具備自我演進的能力，通過以我為主的選擇不斷地實現自我更新。這正是盧曼系統論所給予的啟發。 相應地，在對外部環境的變動保持敏感並調整認知的同時，需要努力培養內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為強大的自我。一個強健的、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自我，會更有能力化約外部環境帶來的衝擊，同時拒絕犬儒與投機。 所以，在得知近幾年國內位列TOP2的兩所大學，70%以上的畢業生都選擇公務員與教師等體制內職位時，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時，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為，我知道身邊的這些年輕人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普遍都高度地焦慮；感到惋惜則是源於，選擇體制內的職位意味著選擇了安穩，而安穩的職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風險變小的同時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別期望，無論身處哪個年齡層，都不要因為疫情的久拖不決與經濟的低迷下滑，就放棄自己的夢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們需要做出調整，也需要適應外部環境，但不是通過放棄夢想與降低期待來實現。不應該讓疫情偷走自己的夢想。 就像我的一個學生對我說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評時，為什麼要讓高處的眼睛去就低處的雙手，而不是反過來努力抬高雙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評時，或許值得慶幸的是，自己至少還有「眼高」的優勢，比眼低手低總是要更勝一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讓自己的內心安靜下來，以一種「面壁十年圖破壁」的耐心，在韜光養晦的同時積蓄實力。我對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過往的研究，我關注的命題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系統適應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反思這種研究立場，不足之處在於只關注「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其實真正需要關注的應當是「良善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基於此，實有必要對原先的研究立場做出調整。 法律不只是一個功能系統，需要不斷適應外部的社會環境；同時它也是一個意義系統，承載著時代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因此，在做法學研究時，不僅需要有社會理論的視野，政治哲學的視角也不可或缺，因為後者關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維度。當法律人不斷地宣稱民眾應當信仰法律時，其間的法律顯然不應當是法家主義意義上的法律。 在為人處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調整的地方。遇到不懷好意的攻訐，以往的我，下意識的選擇會是忍讓退卻與保持距離。可能多少是受了「惡人自我惡人磨」的處世哲學的影響。反思這樣的做法會發現，很多人都是像我這麼想的，總希望有別的惡人去施行懲治。也正是這樣的處世哲學，導致在中國社會吃虧的經常是君子與老實人，而小人與惡人們往往佔盡便宜。 可以說，正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選擇忍讓退卻，才讓惡人能肆無忌憚地繼續為惡。在某種意義上，對於周遭環境的日漸惡化，選擇忍讓退卻的我們，其實都負有消極不作為的責任。這並非君子之風，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現。以德報怨，那何以報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應該考慮堅決反擊的。 在微博上讀到一句話：「你真正吸引的人，永遠欣賞的是你驕傲的樣子，而不是你故作謙卑和故作討喜的樣子。」謹將這話送給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給我自己。 「如果你選擇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去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聲；如果你選擇不僅與強者為伍，還會同情幫扶弱者；如果你時刻設身處地為那些沒有像你這般地位的人著想，那麼你的存在，將不僅是你家人的驕傲，更是無數因為你的幫助而改變命運的成千上萬人的驕傲。」這是J.K.羅琳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辭中的一段話，我特別喜歡。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願你我都能擁有這樣的正能量。 2022年1月29日 完稿於清華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