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圖片 對一個長期被內戰和貧困陰影籠罩的地區而言，大地震很可怕，但大地震或許不是實皆最可怕的事。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楊楠 發自緬甸實皆 編輯 / 李屾淼 [email protected] 有人在廢墟上灑驅鬼水 來者很容易在實皆市的瑞恆達寺廟（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狹窄山道泥土鬆軟，交錯的樹枝將光線都染成綠色。無論從哪個方向望去，視野總是被層層疊疊的樹木、糾纏不清的灌木叢所遮擋，十餘座寺院建築在其中忽隱忽現。 先望見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紀念碑和一座鐘樓圍成的四邊形。紀念碑頂端站立著緬甸傳說中的神鳥，象徵吉祥和平，底端刻著瑞恆達寺廟的光榮歷史。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長老，曾在美國和非洲傳教，圓寂於102歲。在他的帶領下，瑞恆達寺廟成為研修佛學和僧侶修行的樞紐，也被猜測藏有《三藏經》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紀念碑前飄浮著酸臭味，像是腐肉發酵後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攝氏度的高溫下變得黏稠，停滯在空氣中。 寺院的建築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樹下的一塊塊廢墟，僅有講經堂還保留著主體結構。滿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鳥、僧侶和惡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靜靜地躺在石礫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恆達寺廟有17人遇難，包括1個老和尚、5個小和尚和11個修行者。86歲的大住持正在醫院接受治療，68歲的二住持坐在大涼棚內，平靜地說天災降臨，人力無為，他為自己還活著感到幸運。死去的人或許是遵循了自然法則，也或許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與老師父的平靜同時存在的，是關於曼德勒重災區SkyVilla公寓的最新傳說：12層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鐘內坍塌成廢墟，裡面壓著兩三百個冤魂，石板下回蕩著他們的哭笑和敲擊聲；他們不願獨自死去，緊緊抓住倖存者的身體不讓救援者拉出。這個傳說在不同人的口中細節各異但情節相似，信者眾多，繼而有人在廢墟上灑驅鬼水。 網路圖片 瑞恆達寺廟的建築低矮，震後搜救已經結束，僧侶們在等待清理廢墟。接下來，能怎麼住就怎麼住，有地方睡覺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機展示了自己曾經的居所，湖藍色牆體用金箔裝飾著佛教圖樣，三層寶塔式屋頂。「有兩人壓在裡面，我因為不在屋內，所以活下來了。」他說。 一陣風從芭蕉樹的方向吹來，搖晃著破破爛爛的樹葉，吹向寺院一側直徑兩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邊洗澡，裹著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邊，洗衣、嘆氣。 實皆是距離緬甸7.7級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從三公里外裂開，綿延百里。在亞達納邦大橋（Yadanabon Bridge）的兩端，地面裂開一米寬的口子，沉降落差從兩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當日，全城斷水斷電斷網。於2008年通車的亞達納邦大橋被震出裂縫，南面相鄰、由英國人始建於1934年的阿瓦大橋（Ava Bridge）則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兩座橋承擔著實皆與曼德勒兩個重鎮，乃至整個伊洛瓦底江兩岸的大部分交通連接。 如今，實皆市是緬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緬甸政變後，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的交火地帶。實皆市區由政府管理，而周邊村鎮、山區均被反政府武裝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時間裡，往南的兩座橋無法通行，往北是交戰區，實皆陷入困境。 網路圖片 實皆之困 地震發生後的前兩日，關於實皆的傳聞眾說紛紜。傳說實皆的災情比曼德勒嚴重幾百倍——震後第二日，就有外國救援隊抵達曼德勒；也有人說，有緬甸當地誌願者去實皆，但被地雷炸傷；社交媒體上則風傳，有兩個想去送物資的人被反政府軍擊斃，當地新聞還說，反政府軍在倒塌的寺廟裡埋了地雷。 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緊急狀況下難以核實。在一輪又一輪的傳播中，實皆更讓外部、特別是外國救援力量躊躇不前。 兩位華人志願者說，他們試圖往實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軍人攔下。剛成年的孩子分不清這些軍人到底是政府軍還是反對派，但會依據自己的政治立場猜測，這一定是更壞的一方。 地震次日，緬甸反政府武裝「人民防衛武裝」宣布，將在地震災區暫停進攻性軍事行動兩周。同日，緬甸工程師評估亞達納邦大橋可以通行20噸以下的車輛，但挖機、吊機等大型工程設備仍然無法進入實皆。 第三日，消防車早晚往各社區的大蓄水池送兩次水，公共電網每天通1-2小時的電。城市變電站還未修復，均依賴大功率發電機。 第四日，我們跟隨一路華人志願者的物資車進入實皆，過橋要經過兩道檢查，但如同近來從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著灰色警服的持槍警察聽說車輛要去實皆，就會放行，無需多言。 實皆市區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質建築，坍塌數量遠超曼德勒，街道上飄散著酸臭味。高溫加速了屍體的腐爛，又讓氣味更加黏膩。 救援力量主要由實皆消防、陽光救援隊和本地誌願者組成。人手短缺，以至於選擇搜救地點主要靠口耳相傳：有人呼喊就來，無人報告則擱置。實皆市長說，目前實皆只有馬來西亞一支外國救援隊，截至4月1日，他們統計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遺體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學校的廢墟上，來自仰光的救援隊已經搜了四天。他們缺少大型的機械，也缺少像金剛鏈鋸這樣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點點敲進去。 他們正在設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遺體。地震時，這位父親正陪女兒在學校面試。女兒的遺體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兒身邊。 這家私立學校涵蓋從幼兒園到中學，剛剛投入運營兩年，校長被壓在了廢墟中。仰光救援隊目前只能確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臨街的坍塌區域挖了四天，還沒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進入坍塌中點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機，我們就能把蓋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現在卻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隊長說。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緬甸的暑假從4月開始，地震當日這所學校是休學狀態，只有被暑期託管的孩子們留在了學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國藍天救援隊派出了36人的隊伍前往實皆，分成四個小組在三個地點作業，這是第二支到達實皆的外國救援隊。這天下午，我在藍天救援指揮部蹭著微弱的網路寫稿子，總指揮楊羿突然跟我說，實皆挖出一個了。 「是遺體么？」我問。 楊羿點點頭，又開了一罐紅牛。在此之前，他反覆問我實皆情況到底如何，他聽說那裡有人尋求救援，卻無人應答。他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我無法回答。 網路圖片 「我的國家可不是什麼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隊撤離曼德勒，已經少有人談論生的希望。中國香港救援隊在塌成廢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確定了遺體的位置，調來挖機和吊機，想要在今天挖出來；親屬們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記者拍下他們親人的照片，傳播出去；搜救志願者大兵給我發來他作業的情況：「裡面受困的是個老年女性，已經沒有任何回應，現在還在打通通道，聞到比較大的屍變味道，但還沒看到人。」 本地物資車在分發物資，帳篷、蚊帳、飲用水和乾糧。女人們牽著小孩奔向物資，難免相互推搡。 我們的物資車在行駛中偶爾停下，便會立刻被圍住，志願者阿倩喊得聲嘶力竭，安撫居民，又要保護物資。一位摩託大哥自告奮勇要為我們帶路，帶我們在全城轉一圈，盡量先把物資發向受災最嚴重的地方。 摩託大哥帶了半圈路，把我們帶去了他的寨子。這或許是摩託大哥的私心，但我屢次問實皆當地人，哪裡受災最嚴重，所有人都只能說出自己身邊的建築物。一個統一、公開、精確的信息發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來。 網路圖片 實皆最熱鬧的商業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線，沿街一側的商戶幾乎全部倒塌，當地軍隊即將從一座三層的藍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遺體。這是整條街唯一啟動搜救的建築，只因有人為這座建築物呼喊過，尋求過幫助。 地震發生那天是佛教徒的齋日，這條街的商鋪幾乎都沒有開門營業，人員傷亡因此大大減少。 在實皆市人民醫院，一名16歲的志願者說，他看到了很多同齡人被送進來，「只有需要救治的才會送進來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殯儀館了。」因為擔心餘震，醫院在病房樓外搭了三十多頂大帳篷，收治兩百多名傷者，僧侶大約佔了三分之一。傷者靠親友扇風，擦拭身體。實皆市人民醫院目前只能處理一些簡單外傷，稍微複雜些的內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為電力受限，X光設備只能間斷性工作。 在實皆市的城市主幹道，一名藍襯衫大哥守在傾倒的兩層白樓前，害怕有人來偷他房子里的東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國家可不是什麼天堂），」他說。 網路圖片 實皆山上的四層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圍人說有數百名尼姑被困。這山以遍布百餘座佛教建築而聞名，政府統計受損的宗教建築有兩百多座。實皆市長4月1日告訴我們，宗教建築倒塌補助30萬緬幣（按官方匯率約合人民幣1038元），房屋倒塌補助10萬（約合人民幣346元）或20萬緬幣；死者每人補助30萬緬幣，傷者每人補助5萬緬幣。 氣溫太高了，已經有市民拉肚子的報告，實皆急需藥品、消毒品、驅蟲葯、蚊香、蚊帳等。關於現場消殺，市長計劃每清理完一處，就消殺一處。所謂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見的遺體。在此標準下，市長在震後第六日說，仍沒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災點，而他力爭在一個月內讓城市恢復正常。 沿著盤山公路繞行實皆山，一排小佛像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了，年輕的僧侶在帳篷里讀經，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後。山頂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兩座，烏鴉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兩聲，又飛走。 當我寫到這裡，藍天救援隊指揮中心突然響起掌聲。 「震後112小時，當地時間4月2日14:52，實皆有一位男教師在當地消防的營救下獲救！」 爭奪物資的女人 實皆市目前有六個臨時安置點，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賴社會捐贈。政府正在拓寬渡口，以便輪船將大型機械運往伊洛瓦底江對岸的實皆，給城市搜救以最後的希望。 城市已經難辨過往的樣貌，腳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鍋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廢墟前賣鮮艷熱帶水果的老太太，和路邊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氣息。 在物資車前，幾乎都是女人們在爭先恐後，肚子異常隆起的老婦人，尚在發育的少女，還有看著就身強力壯的中年女性。兩個女孩騎著同一輛電瓶車去領物資，或許是路上的塵土太大，迎風颳起，前座駕車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淚。有時候，她們會為物資爭奪起來，告狀誰多拿了，或是把誰推去一邊。 地震前，實皆省就是緬甸最貧困的幾個省份之一，作為省城的實皆市情況相對好些，但也絕對談不上樂觀。即便作為緬甸西北部鄰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樞紐，這裡的道路條件也很一般。工業以小型加工為主，包括紡織、銅精鍊和黃金冶煉，但技術落後，產能有限。 網路圖片 原本這一帶有著相對發達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業，但偏偏這裡也是內戰的前沿。受政局動蕩影響，部分企業停擺。在地震前，停電在實皆就是常事，現在想恢復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時間。 在分發物資的最後時刻，四位實皆警察來到車前，他們住在一起，想要一個蚊帳，只要一個。 離開實皆市去曼德勒會再次通過伊洛瓦底江。日落時分，當地人成群結伴，拎著一桶臟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戲水、游泳。一旁的機器轟鳴著，他們唱歌、潑水，與身後折斷的阿瓦大橋，沒入橘紅的夕陽中。 （感謝三一基金會，在緬志願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張、小磊、瑟亞對採訪的幫助。）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南方人物周刊
網路圖片 文丨王思思 編輯丨杜雯雯 大多數時候，我們在清明節談論的死亡與悼念相連，關乎親密的家人、尊敬的長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這個故事，則與1500餘位陌生人無人善後的離世有關。過去近10年，台灣首位特殊清潔員盧致宏，親眼目睹並處理了這些死亡現場。 許多逝者是被社會所遺忘的人，生前深居簡出，活得猶如空氣，死後只以散發出的氣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跡、滅蟲卵，盧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噴霧，將污濁的「死亡之屋」恢復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樣」，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後的體面與尊嚴。 當獨居與老齡化浪潮襲來的當下，我們該如何安放那些在社會角落被遺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會走向的終點做好預備？ 從盧致宏寶貴的一手經驗里，我們或許能窺見「孤獨死」的現實樣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著的一些證明。 1500種死亡 推開房門，盧致宏儘可能地憋氣。儘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濃重而腥甜的屍臭還是順著鼻腔湧入了喉嚨，他不得不噴洒藥劑來遮蓋味道。 身上的防護服，讓盧致宏走起路來稍顯笨拙，當他緩緩靠近卧室，屋內的小飛蟲受到驚擾，直接撞向他的臉部和身體。 這幾乎是在每一個死亡現場，盧致宏循環往複經歷的畫面，他已經見怪不怪。早前，他帶過一個實習生，剛到現場就逃跑了，盧致宏追到樓下才發現，實習生止不住地在乾嘔。 工作時，盧致宏的大腦總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儘快把活兒幹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願想，因為「臭永遠都是臭，臟永遠都是臟，噁心永遠都是噁心，不會因為你工作久了就改變了」。 網路圖片 去年底，三室一廳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獨居老人在家中過世多日後，血水滲透到樓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積症，廁所用過的紙巾和撿來的雜物堆滿了屋子，「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的量」。 清理乾淨需要一周的時間。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見殘留的身體組織，盧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鏟掉，通過大致輪廓，他能推斷出老人去世時的躺卧姿勢。接下來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著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蟲。 沉迷累積舊物的逝者，盧致宏在台灣「一年大概能見到一二十例」。他們多以撿垃圾為主，「什麼籃球框、網球拍，在他們看來都是寶貝。」最讓他觸目驚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裡疊放了數百個沒有清洗過的便當盒，爬滿了蟑螂和螞蟻。 在老齡化問題凸顯的台灣，「孤獨死」這個源自日本的名詞並不陌生，指的是獨居者鮮少與家人和外界互動，最終因病、意外或自殺身亡多日後，才被發現的事件。 在盧致宏經手的死亡清潔現場中，「孤獨死」佔據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齡分布上，「孤獨死」的老年人與年輕人的比例，幾乎是對半分。 比如30歲出頭的陳秋艷。她是一位單親媽媽，跟前夫離婚後，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騙光積蓄，還欠下債務。絕望之下，陳秋艷在台北的出租屋裡服毒自殺身亡。 那套兩室一廳的屋內，簡單陳列著日用家電，桌上散落著藥物，客廳一角則放有大量的兒童玩具。盧致宏的清理工作進行到一半，他留意到牆壁上的小卡片，是一個小朋友的字跡，上面歪歪扭扭地寫道：可以陪我一起長大嗎？媽媽我愛你。 同樣身為單親爸爸的盧致宏，看到文字時心臟猶如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卡片最終被歸為「珍貴物品」，轉交給了陳秋艷親屬。至今，盧致宏依然為之唏噓，「她到底面臨著多大的絕望，才會願意拋下孩子走上這條路？」 網路圖片 中壯年「孤獨死」逝者在台灣並不少見。幾年前，5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張德明，帶著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燒炭自殺。 盧致宏趕到時，門已被撬開，窗戶依舊是被膠帶封死的狀態。不到十坪米（約30平方米）的套房，門邊散落著遺體接運人員丟棄的手套、鞋套及裹屍袋。再往裡看，地板的角落處赫然放著一個裝有炭灰的鐵鍋。 做出這個決定的數月前，張德明曾向房東提出「拖欠一陣子租金」，等車賣掉後再補上。聽到這句話時，房東隱隱覺得不對勁，但還是應允下來，囑咐他不要輕易賣掉生財工具。張德明很快賣掉車，繳清了房租，之後，他帶著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個現場，盧致宏翻出了數張欠條、賬單與法律文書，這或許便是讓張德明一家走上絕路的原因。 和盧致宏一起共事過的志願者林正尉，總結了死亡現場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紀的老人，多數會在洗澡或起床時，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層男性家裡較為常見的是空酒瓶，白酒、藥酒、米酒……種類多樣，有時，他們還會往裡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別的。林正尉還記得一個混合了屍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種奇怪氣味的現場，逝者是一位60歲左右的女人，興許是愛吃腌菜，家裡堆滿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約有三五十瓮」。 年復一年的清潔工作越發讓盧致宏感覺到，死亡對於某些人來說，或許只是一個結果。而在走向毀滅之前，他們已經歷經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掙扎，「到最後，他們的心已經死了，只是在等待這一天（死亡）的來臨。」 「比電視劇還扯」 對那些與外界聯絡甚少的獨居者來說，房東或許是每個月最關心自己的那個人——因為要定時催收房租。 這些年，找到盧致宏的委託人，最多的就是房東。最忙的時候，一天能接三四個。 尤其在台北，聚集著各行業的打工者，許多人沒有能力買下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價出租屋。頂樓的房東為了多賺出租費，會在屋頂加蓋一層鐵皮房，一個月大概收取6600台幣（約1500元人民幣）。夏天熱的時候，氣溫達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裡面，一兩天味道就全部出來了。」 盧致宏去過一個蝸居亡者的現場。那棟樓的一層，被當作辦公室對外出租，走上沒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樓，是四個用夾板隔開的房間，牆上還張貼著租房廣告：每月3500台幣（700多人民幣）。「真便宜。」盧致宏嘀咕，這是他十多年前讀書時的房租價格。 儘管早有預期，他還是被接下來眼前那個狹小的空間所震撼。推開房門後，約1坪米（約3平方米）的隔間被單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滿。死者29歲。盧致宏想像著那個「如同待在蝸牛殼」里的租戶，不知道對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間內，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 網路圖片 那些不被珍視的人生，在死亡來臨時，只是再一次被印證。比如孫哲的消失。這位40歲的單身未婚男性去世兩個月後，房東成為第一個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個與世隔絕的隱者，沒有朋友，只定期把賺來的錢寄回家中。在台灣鄉下，父母靠社會救助生活，他們的另一項經濟來源，是兒子的收入。 患上抑鬱症後，孫哲辭了職。但父母開口要錢，孫哲只能重尋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來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發嚴重。盧致宏在現場挖掘到的信息是，孫哲很長一段時間內，處在工作、失業、就業反覆折騰的循環里，「能變賣的全變賣了」。終於熬不住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殺。 清理現場那天，孫哲的父母也在。盧致宏找到一個被揉皺了的紙團，是手寫的遺書。他把紙團鋪平遞給孫哲父母。對方看過之後丟到了一邊，「這個東西一點用都沒有，要找錢，找房契、地契、房產證。」 盧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對方的父母為什麼那麼冷血，「他兒子失業很久了，因為錢被逼上了絕路。他的父母卻一開始就要我們把錢給找出來。」可一切都實實在在發生了，盧致宏覺得，「現實比電視劇還扯。」 網路圖片 每次的入戶清潔中，盧致宏會伴隨著做遺物整理的工作，他會特意搜集逝者遺留下來的文件資料，以及留給家人的物品或遺言。 不同於影視劇中的橋段，盧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遺言，通常不會是在桌面或其他顯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書架時，從一個筆記本中翻到了留給家屬的遺書。而更常見的情況是，逝者不會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屬會當著盧致宏的面，談論財產要如何分割。他不會做任何干涉，只是靜靜做著手頭的事，但聽著那些吵鬧的的爭執，盧致宏內心會升騰出很深的絕望。在見過的冷漠與狗血現實足夠多後，盧致宏認為，所謂血緣，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一個關係證明」，再沒有更多的意義。 志願者林正尉受到衝擊最大的一次，是入戶台北中正紀念堂附近的眷村區，給一位老兵家裡做清潔。 整理遺物時，林正尉發現了許多1960年代的軍方證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國民黨老兵，1949年之後「退來了台灣」。 「太珍貴了，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榮耀，也是能證明他身份的一些東西。」林正尉把所有證件收拾好，拿給老人家屬。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丟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像著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輩子就是個軍人，從大陸撤退到這裡，養育一大家子。」僅僅是兒子的一句話，一個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願者的一年裡，林正尉共參與了67場清潔，見識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親屬間，大多都會因財產問題產生口角和糾葛。相對和諧的畫面，不是沒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過「不到3場」。 林正尉最大的哀傷正在於此。「有時清理到一半，他們的故事就會不見。」他談起人一生會有的兩次死亡，一次是肉體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記憶淘汰的死亡。 「原來大家只看重錢，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經歷。這個人的生命曾經是什麼樣子，他們是你的爸爸或媽媽，都不重要。」 不被歡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灣，死亡還是一個敏感話題。人們通常因「晦氣」，對此避而不談。也是最近十多年，盧致宏這樣的特殊清潔員及遺體整容師等職業，頻繁出現在台灣公眾視野，「死亡，開始變得可以被談論。」 盧致宏創辦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灣第一家清理孤獨死現場的公司，服務項目包含生前整理、遺物整理、特殊清掃和垃圾屋清理，範圍囊括全台灣的所有城市與鄉鎮。 採訪時，他不願直接聊具體報價範疇，某種程度上這算是「行業機密」，只表示，報價多與少，通常要考慮委託人的距離遠近、房屋面積大小、污染源的擴散程度、異味嚴重程度等，就連委託人家住幾層，有沒有電梯也要評估在內。 比如運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車，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幣。上個月，盧致宏處理過一個清潔現場，用了10輛車運垃圾——這意味著即便不計算其他費用，光是垃圾清運，委託人就花了5萬人民幣。 團隊里現在一共14人，大多來自底層，有的還是聾啞人和抑鬱症患者。這些年，成員們進進出出，他也早已習慣這份工作的較大流動性。 網路圖片 與人談錢，在每個環節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東的溝通。直到現在，接到的每一通電話里，對方都要不斷殺價。有些人甚至在聽到清潔費用後，大罵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讓盧致宏感到為難的，是有時不知道該如何收費。他有遇到一種情況，委託人是一個8歲孩子的鄰居。父親在家中過世後，讀國小的兒子整天在家裡哭。一開始沒人在意，以為是調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費用，盧致宏不知該向誰開口，「這不是鄰居的問題，我們不能跟鄰居收費，可是孩子還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費。」最後，他只象徵性地向鄰居收取了一點錢。 面對孤苦的老人同樣如此，「我們可能整場做完只收個1000塊台幣，大概200塊人民幣這樣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潔的處境，「這種委託都是賠錢的」。 某種程度上，特殊清潔員還承載著紓解逝者家屬悲慟的任務。通過清理現場的遺留物，判斷逝者死亡前的狀況，他們能更好地幫助家屬探尋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絲慰藉。 盧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親家中。老人六七十歲，住在台北的鄉村，兒女均在城市打拚。父親離世倉促，三個孩子沒能守在跟前，為這一點，他們心存愧疚，各自抱怨著「後悔」。 不願看他們沉湎在自責中，盧致宏突然打了個岔。「你們來看，這是你們幾歲時畫的？爸爸有幫你們收好。」一些彩色的風景畫里，有黃色的太陽，灰色的木屋……翻閱著兒時的畫作，大女兒和二女兒從當前的情緒中抽離了出來，她們感慨「爸爸有心」，並一起討論著，哪張畫出自自己之手，當時自己幾歲。 同在現場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實做我們這一行，有一個哲學觀或價值觀，就是要讓活著的人繼續好好活著。」 林正尉原本從事藝術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經歷了全球新冠肺炎時期的無常後，他於2023年加入了盧致宏的團隊。 林正尉還記得第一次去現場前的慌張。逝者是一位50多歲的美國人，在出租屋辦公突發疾病，被發現時已亡故多日。幸運的是，在他入戶前，盧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當時味道已經很少，但還是會有一些蛆蟲從水泥地的縫隙跑出來。」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後的收尾工作，來練習上手。 儘管如此，初期的他還是有些難以適應。工作時，林正尉總是想像著這些「孤獨死」的逝者，而自己被關在密閉的小空間里，一待就是一兩個小時，等同於陷入另外一種孤獨。「我們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個小時是很考驗耐力的。」 有時候，即使到了清潔現場，若發覺委託人高高在上的姿態，盧致宏也會帶著團隊離開，甚至會和客戶爆發爭吵，「不尊重我們，就沒有必要忍著，我們是付出身體健康去做這份工作的。」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潔員最辛苦的日子。擔心屍臭味會隨著空調水管排到室外，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從來不敢開冷氣。窗戶也要緊閉。有一次，林正尉剛進入現場幾分鐘，就熱到痙攣，「簡直比蒸籠還熱」。 他記得盧致宏有一回連續工作了兩三個小時，離開現場後，一脫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樣從鞋口流出來。 但從業以來，特殊清潔員一直伴隨著被輕視或污名化的過程。有些人會把他們等同於「死亡天使」。偶爾，盧致宏工作的過程中，還會被逝者的同樓層鄰居跑來罵。 但盧致宏視自己為拼圖者的角色，清潔的過程，如同置身考古現場，通過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讓對方的面貌輪廓變得醒目，以此拼湊出逝者過往的人生。有時細緻到對方做什麼工作，有什麼樣的飲食習慣，愛穿什麼風格的衣服，好似一個鮮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對盧致宏而言，與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淵源。大學時，他就填報了生死系。父母聽說後，「氣得要死」。在父輩的價值觀里，那屬於鄙視鏈最下層。盧致宏卻一再讓他們失望。畢業前夕，他去殯儀館實習，做一些接運遺體的工作，之後轉正，成為一名正式員工。 等過了30歲，盧致宏看著很多殯儀相關科系的人出來做同樣的事情，尤其是後來台灣地區推出了所謂的證照制度，「幾乎都能拿到執業證」。這讓盧致宏產生一些危機感，認為它是個替代性很高的職業。 而特殊清潔，至少在當時的台灣，算是一個空白，「沒有人願意從事那樣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盧致宏一腳踏進了新的領域，開了公司。 即便台灣如今的特殊清潔領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總體而言，人們會把它歸結為「家政服務」，「認為我們是很低廉很低級的工作」，且短期內，無法得到改善。 台灣一個殯儀從業者曾評價，特殊清潔，僅僅是把東西丟光而已。這句話讓盧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丟光東西，那找一些工人來做就好了，我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創業早期，盧致宏甚至幻想過，這份工作他要干一輩子，直到做不動為止。現在，他已經開始痛恨起自己的職業，「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託。如果因為案件委託量少到已經讓公司撐不下去，就代表是哪裡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馳在《武狀元蘇乞兒》中的一句台詞：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呢。 2000年，中國已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有研究預測，2030年獨居人口數量或將達到1.5億-2億人，獨居率或將超過30%。台灣地區的數據顯示，2023年，台灣一人戶家庭數量達到332萬戶，佔總家庭戶數的36%。 曾做過相關議題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歸納出「孤獨死」的七個可能成因：獨居比例攀升；終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經濟來源；中年離婚率增加；個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長；老老照護。 在台灣，當一位逝者被發現，且無人料理後事時，房東或社區會先打電話報警。之後，片區殯儀館把遺體接去，由法醫鑒定死因，開具死亡證明。後續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殯儀館承擔。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有在做一些預防和延緩「孤獨死」的舉措。如一些流浪街頭的個案，會由非營利組織牽線搭橋，解決租房難的問題。林正尉解釋，「這些組織會幫忙做他們的擔保人，以組織的名義跟房東簽約，房東就不會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麼的。」 除此之外，當地類似於大陸的社區、街道辦事處等政府部門，也會和做特殊清潔的團隊保持合作，爭取延緩部分人的死亡時間，降低「孤獨死」的可能性。 如發現某戶家庭有獨居者，且被定性為囤積房，里長（社區負責人）會邀請盧致宏幫忙做好住戶的清潔和整理工作。 「沒有人願意這樣子死。我們也沒有多麼偉大，也需要賺錢吃喝。」盧致宏說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個善後者與過渡者的角色，「說難聽點，是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節前幾天，盧致宏還接到西安某民間單位的講座邀請，分享他在台灣的經驗，「因為大陸現在空巢老人的問題很嚴重，他們單位想要了解台灣情況，做一個教育培訓。」 林正尉參與過一次這樣的救助。那是一位90歲左右的貧困老人，家裡沒水沒電，垃圾堆滿房屋。社工每天送便當過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對大家提出的清潔建議，她一概拒絕。 「但她的生活實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記得，持續溝通了三個月後，社工把老人哄騙出去，這才給大家騰出了改造房間的空隙。 那次的現場，他們給老人換了新傢具、家電，浴室里安裝上了無障礙扶手。等到傍晚老人進門時，看到用遙控器操控的日光燈和冰箱里新鮮的食物，對著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還告訴我們，已經好幾年沒吹過冷氣了。」 作為死亡的間接見證者，盧致宏對於「孤獨死」有著不同的理解。在他看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孤獨死」，一個重要的依據是：TA在生前是否孤獨。而兩者間的區別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單狀態的，它跟『孤獨』不是一回事兒。」 「假如一個人自願選擇了享受獨居的生活，有天卻意外離世，這樣的死，不應該被叫作『孤獨死』。反而是那些被社會所遺棄和遺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獨死』。」盧致宏說。 但面對真相是更難的。盧致宏的觀察是，可以預見未來會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沒有人願意去提這個問題」。一個細微的體現是，有人在死去後，鄰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誰，「他們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經死掉了。是男是女，他們那時候才知道。」 （陳秋艷、張德明、孫哲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網路圖片 1983年，蘇布的第五任頭目安德羅波夫在全會上問道：你們誰還相信共產主義？現場無聲的回答，其實比任何批評都更具有毀滅性。”意識形態的崩潰往往先於政權的瓦解。”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論斷。 蘇聯的民眾，白天在單位縱論宏大敘事，晚上回到家在廚房做飯時，便換了一副面孔，開始抨擊社會的各種不公現象，交流聽到的各種政治笑話，這便是著名的廚房談話。 蘇俄的六朝元老阿爾巴托夫，評價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全民參演的一出荒誕戲，人們其實並不相信。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所說：蘇聯的失敗，不是軍事的失敗，而是意識形態的破產。 蘇聯的意識形態，曾經非常自豪的以歷史必然性自詡，但在20世紀末卻遭遇了全面崩塌。但這場崩塌並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經濟失效與精英失節三重維度交織的必然結果。 網路圖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魯曉夫掀開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神聖面紗，露出了恐怖真實的面容。當秘密報告傳遍東歐時，有個記者感嘆道：我們彷彿才突然發現，自己虔誠信仰的聖像，背後竟然是個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開自稱：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蘇聯成立65周年紅場閱兵時，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講話稿卻渾然不知，這個畫面傳遍了全國。當領導層成為行走的諷刺漫畫時，意識形態的神聖性自然就蕩然無存。 阿富汗戰爭成為了壓垮蘇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最後一根稻草。參戰的士兵紛紛在家書里寫道：我們在這裡保衛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還是官僚集團的野心？我們為之戰鬥的神聖義務，不過是老頭子們的權力遊戲而已。 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青年們高喊：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句口號暴露了民眾對蘇聯意識形態的根本質疑。波羅的海三國、捷克等國家的勝利更是證明：工人階級可以不需要所謂的先鋒隊領導，就能實現自我的解放。所以當意識形態成為統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時，自然就喪失了生命力。 網路圖片 第二、經濟失效。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宣稱已經進入了發達的社會主義，但現實卻是排隊成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隊時間長達1500小時。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承認：當商店貨架空空如也時，任何意識形態的說教都是那麼的荒誕可笑。 農業集體化的歷史創傷更是難以治癒。強制農業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奪走了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生命。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憤怒的寫道：當權者用意識形態的鐮刀收割的，不僅是莊稼，更是人性。 1989年，聖彼得堡工學院舉行了關於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辯論會。當專家高舉《資本論》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時，一個學生現場展示了一個走私得來的日本隨身聽，並說道：這個微型的精密設備，我們的計劃經濟現在能生產嗎？頓時，會場鴉雀無聲，意識形態的漂亮話，在技術代差面前顯得是那麼的蒼白無力。 隨後，這個學生給出了致命一擊的疑問：如果解放人類，就是為了讓日本人過上我們這樣的日子，那解放人類還有什麼意義？我每次見到日本和西歐的商品時，都覺得他們不需要我們去解放，而是我們需要他們來解放。 網路圖片 第三、精英失節。 蘇聯培育了以意識形態為特權的官僚集團。這個集團自蘇聯的建政之日起誕生，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腐化的巔峰，這批精英約300萬人，他們端坐於蘇聯金字塔社會的頂端。 特權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毀了平等的承諾。他們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務，子女也擁有紅色降落傘體系。比如特權階層人均消費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樺商店的數據顯示，特權家庭消費了全國95%的進口奢侈品。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徹底消解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倫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蘇布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蘇布代表工人的佔比4%，代表人民的佔比7%，代表官員的佔比高達85%。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蘇聯時期的高官。俄羅斯97.2%的富豪是原來蘇聯的幹部，剩下2.8%則是幹部的親屬。 在總結蘇布垮台的原因時，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蘇布的精英們，張口就是大義所在，閉口就是歷史必然，理論冠冕堂皇，極盡人類美麗言辭之能事，但卻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樂節上，時間機器樂隊演唱的《轉變》引發了全場的共鳴，”我們厭倦了等待承諾的明天”，這句歌詞道出了蘇聯青年人的迷茫。”我們要真相、不要口號”，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 當莫斯科市民在寒風中排隊購買麵包時，當小白樺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門外時，蘇聯意識形態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爾夫人在1984年的論斷：蘇聯的意識形態早已失敗，只是在等現實的追認而已。 所以當1991年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時，2.8億蘇聯人無人走上街頭抵抗。這個用70年構建的意識形態帝國，最終在真理與謊言、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證偽的歷史循環。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捉刀漫談max
網路圖片 來源：第十六屆新東方家庭教育論壇 主題：《家訪五年，日常生活如何塑造立體的人》 演講嘉賓：黃燈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學生》作者 我對教育理解的起點 我是一個語文老師，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2005年博士畢業以後我分到了廣東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當一個老師，也不知道我那麼喜歡教書，大概教到第10年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實在有太多話要說，所以就寫了《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 儘管我對教育學的原理沒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別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在這裡跟大家彙報一下，我將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職業院校的一些觀察。 一、我對教育的理解，來自對學生的觀察，以及和學生共處對自己的喚醒 作為一個老師，說句實話，我對社會安全感的邊界就是來自於對學生命運的感知，也就是說，我覺得這個社會好不好，就看我的學生去向好不好，簡單來說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現在學生的狀態是什麼樣的呢？ 說真話，我作為大學老師教學時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學生不動，上課看手機，你問他問題，他不回應，似乎對什麼東西都沒感覺。或許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學生對所有東西都沒有興趣，也不談戀愛，你問他以後幹嘛，他就是無所謂的樣子。 當然現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觀條件，但另外一方面，我們明顯感覺現在年輕人的元氣喪失得很厲害。我一直覺得，應試教育的後果就寫在大學生的眼神裡面。我們只知道把孩子送進大學，但是孩子在大學裡面是什麼樣的表現呢？看一個孩子有沒有培養好，並不是看他有沒有進大學的門，而是看他以後能不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能不能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人。 作為大學老師，我有時候感覺很難熬，發現怎麼教都教不動那些孩子。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也特別理解，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17歲孩子的媽媽，他不算被雞得特別狠，學校對他們也很寬容。但是有一次我問他：「你們學校的同學是不是真的熱愛讀書？」他說：「媽媽，你要我說真話，我們班上可能真正喜歡讀書的不會超過兩三個。」我覺得現在的孩子不愛學習不怪他們，但問題出在哪裡，我不知道，也解決不了。 我上課的時候，最害怕的就是學生眼神冷漠，你問什麼，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課要做很長時間的心理建設，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來，盡最大可能點亮點燃他們。但一個老師不可能永遠保持那種狀態，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樣的老師，會覺得教書教得特別累，這很容易導致職業倦怠的時間提前。 在《我的二本學生》裡面有一段話，到現在為止我還堅持這個判斷： 「在具體的課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葯、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 這是我觀察到的真實，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觀察。 網路圖片 課堂即田野： 《我的二本學生》中的教育觀察 一、同樣的起點，讓我感受到一種現實：文憑快速貶值 俞老師和梁建章老師，他們都是名校畢業的，我的第一學歷其實是專科，岳陽大學的，現在學校已經沒有了。我從小到大身邊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個基本事實是，能考上北大清華的人非常少。中國現在有1000多萬大學生畢業，但是大家可能沒有注意過，985、211的大學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學生。如果按這個邏輯來看，不上重點大學，難道我的孩子就沒有出路了嗎？事實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會上生活，還是要給這個國家做貢獻的，是這個國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我也是第一學歷不好的，我的學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職業院校讀書的，過去這麼多年，他們有沒有像我這樣，能夠依賴教育紅利去克服各種困難呢？我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的年輕人是非常難的。我有一個學生親口說，「黃老師，我再也不可能像你這樣了。」他是我在廣東金融學院教的一個學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優秀。 還有一個問題，高校擴招以後，念大學和年輕人的命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前20多年，因為我們剛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勞動力，所以就通過擴招來彌補；但近幾年經濟放緩後，大學生不好就業了，這個矛盾就暴露出來了。現在事實是這樣，我們該怎麼面對？ 二、兩個班級：班級的氛圍差異、學生精神狀態的改變、就業去向的改變 我在《我的二本學生》裡面寫了兩個班，一個是06級的，一個是15級的，中間隔了9年，在回憶里這兩個班級給我的印象不一樣。 06年的那個班是2010年畢業，那個時候，孩子還有一些很俏皮的行為，我們班還有一些學生不上課。我甚至覺得學生逃課是一個很好的行為，我一點都不反對，因為學生逃課表明他對課堂是有反應的，逃課是因為他覺得這個老師講得太水了，他不想聽，覺得浪費時間。我覺得學生有這種反抗性，表明他還有生命力。 但現在很多學生聽課，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機，不思考問題，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鏈接別的東西，這種麻木比反抗帶來的後果要嚴重很多，更不要說學生的精神狀態了。 還有，我的第二屆學生和第一屆學生比較起來，他們的就業去向明顯差了很多。 三、基本趨勢及反思 我們的學校教育不僅僅是教育，更是社會末端的一環，它背後是千絲萬縷的東西。 學生就業能怪學校沒教好嗎？無論學校教得如何，學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學校教育已經越來越顯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們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階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幾年，我印象中當地那個村子裡的年輕人沒有一個上大學的，也沒有上高中的，偶爾有幾個初中畢業生，但他們現在也是生龍活虎的。幾十年後回過頭看，其實那些沒有讀大學的人在社會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個感覺是，現在過於強調上大學的作用了，以至於家長有一種執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須上大學、必須考好大學，如果成績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實這是有問題的，年輕人的出路和上大學不能完全畫等號，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年輕人的成長，他怎麼樣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這是跟教育有關係的。 具體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如何塑造「立體而豐富的人」？ 我去家訪，可能會有人覺得太多事了。事實上我從2017年開始去學生家，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教育，也是豐富我教育維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我為什麼要去學生家？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呈現了學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別想知道，在一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到底給他們留了什麼樣的空間？ 我跟大家講一些直觀的觀察，我們現在要想的問題是，我們怎麼樣幫助年輕人安身立命，讓他們內心很安定，覺得活著有意思，也願意結婚、願意生孩子。 一、三個男孩的創業故事 講講我教過的三個學生，他們在社會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個學生黎章韜，他是雲南騰衝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學生，當年他可以上雲南師範大學，但想到沿海地區讀書，所以去了我們學校。 2014年我得到一個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來在廣州找了一家特別好的銀行，他媽媽很開心，覺得很有面子，我的兒子在一線城市讀書了留下來了！我一直不解他為什麼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聯繫我，說讓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觀察他的生活狀況。 在我去的時候，他媽媽內心還不服氣，覺得自己兒子的大學白讀了。但是他爸爸很開心，他說：「我跟我兒子像兄弟一樣。」他們家在雲南騰衝，跟緬甸很近，家裡有個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緬甸伐木的時候伐了一個金絲楠木，老闆沒有錢就給了他很多木頭，就這樣陸陸續續20多年積累了一些木頭，慢慢地把木工坊開起來了。 我問章韜，「你們街上有那麼多人開木工房，他們沒有讀大學，你在廣東待了4年，結果你回來跟他們干一樣的活，你後悔嗎？」 他說：「黃老師，我一點都不後悔。」 他講了疫情期間，因為他懂微商，全國各地很多客戶在沒有跟他見面的情況下借錢給他，買他的東西，甚至教他投資，這個現象徹底改變了他媽媽的看法，他媽媽以前一直覺得無商不奸，「不認識你，憑什麼借錢給你？」 我說：「章韜，你真正的成長是從大學畢業以後才開始的。」 黎章韜的成長，社會教育給了他很多滋養。他在跟客戶交流的過程中間，成長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結婚了，現在有了兩個孩子，經濟條件也不錯。 我們聊起他在廣州同班同學的近況，他說：「我回來對了。」 網路圖片 我覺得特別安慰，他過著一種特別有機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學的觀念來評判。 還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績很好，屬於真正熱愛的。 當年他考廣東一所非常好大學的研究生，雖然考了400多分，但因為一個名次的差異沒被錄取。我問他需不需要幫助調劑一下，他有名校情結，不去。然後到東莞開了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他沒有開學科類的，而是專門教孩子讀古文，恰巧避開了「雙減」的衝擊。還因為他是做國學教育的，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 經過幾年，他朋友圈裡一會兒是給爸媽買房了，一會兒是自己在東莞買房了，一會兒買車了。 我想為什麼何健能做成這個事情？我去到他們家，跟他爸爸媽媽聊，他在12歲的時候就是留守兒童。在農村，如果家裡沒錢，就算再會讀書也沒用，所以他一個12歲的男孩子，在村裡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個大家庭給了他很多支撐，儘管他父母不在身邊，還有別的親戚幫襯，他的家族特別團結。他媽媽曾給我講，她在貴州打工的時候生了病，整個家族湊錢把她救了回來。我去他家的一個強烈感覺是，何健這個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個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東莞做得還不錯的時候，對他整個家族都有特別感恩的心。 網路圖片 再講一下於魏華，魏華的父母身體不太好，眼睛有殘疾，所以沒有辦法在東莞進廠打工，只能擺攤，魏華在幾歲的時候就跟爸爸媽媽一起擺攤。 因為擺攤，他很早就很有經濟意識了。小學就已經會賺錢，當然那個賺錢的渠道不太好說——就是幫別人做作業。因為他的學校有很多東莞小老闆的孩子，他們不願意讀書，他就幫人做作業，然後把錢存起來。他爸媽都不知道他有這麼多錢。 他會觀察父母是怎麼賺錢的，他說：「黃老師，你都不知道擺地攤的利潤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潤是超過100%的，一個指甲剪進的時候只有5毛錢，但是我爸爸有可能賣2塊錢。」而且東莞的工廠特別多，他爸媽又很靈活，有一段時間販賣服裝，那時候沒有網購，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裝都是通過地攤購買，所以他的商業頭腦就特別敏銳。上大學以後，他說：「我以後不要單位的，我一定會創業。」 他的家庭是特別普通的家庭，跟我們班上另外一些學生比較起來，我會覺得他的成長要素裡面最不同的地方，無非就是，他從小會觀察他爸爸媽媽的日常生活，會自己去思考，會去想真正的生存該怎麼辦。 他大學畢業以後，在深圳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我的書有很多盜版，他就自告奮勇地要幫我維權。 黎章韜、何健、於魏華，都是來自特別普通的家庭，跟媒體上見到的很多年輕人比較起來，我覺得他們身上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看，他們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從現在大學生去向的整個結構裡面來看，他們還是過得可以的，不管是從經濟條件上，還是從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會的順利程度，他們遠超同齡人。 二、來自家庭滋養的共同特點 我去過20多個學生家，我觀察這些孩子到底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呢？跟上午很多老師講到的一樣，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師說的大國有大家，剛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撫養被控訴，但我在學生這裡看到的真相是，這些東西非常具有力量。 （1）豐富的人際網路 例如，何健家雖然只有一個孩子（後來他媽媽在他十四五歲時又生了一個男孩），但整個家庭的人很多。 回想我小時候的成長經歷，我發現我們村裡沒有抑鬱的孩子。看起來傻傻的孩子，我們也帶著他一起玩。我覺得，特別多人的群體，很自然的人際網路，本身對小孩來說就是最好的滋養，打架也能自己處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對規則的維護，都是通過遊戲達成的。 但現在很多孩子童年是沒有這些保障的。我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廣東，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沒有獨生子女，所以廣東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讓自己怎麼活下來，不讀大學也會活下來，那種意識更強一些。 （2）勞動教育的力量 我的書里也寫過另外一個男孩子，來自台山的羅早亮。 我去他們家的時候，他媽媽反覆跟我強調一句話，孩子必須學會做飯。他兒子在高三的時候依然會被他的媽媽叫回去參加農業勞動。 他也跟很多學生一樣，在2019年畢業後，找工作折騰了很多時間，最後在當地小學找到了一個有編製的學校。他很開心，儘管是學中文的，校長讓他教數學，他就去教數學。他還很有公益心，因為學校前面的立交橋沒有紅綠燈，他會擔心孩子上學路上的安全問題。學校很偏僻，平時只有他一個人，但他內心特別的篤定，沒有任何的抱怨。 我就想起了他媽媽的話，想起了他整個家庭教育所給予他的最後的依託，來自日常生活的，我們看不見的很細膩的、很細節的，但是滲透式的，而非灌輸式的因素。支撐一個孩子在社會上立足最根本的東西，有可能不是數據特別漂亮的、名號特別光鮮的東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際交往能力特彆強，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討人喜歡，別人願意跟他來往。這些在日常生活里被家庭無形滋養的素質在滋養他們。 網路圖片 （3）親子陪伴，尤其是祖輩的情感滋養 我在廣東生活了20多年，觀察到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祖輩的情感滋養，幫他們跨過很多人生的難關。我以前沒那麼深的感覺，但是我去學生家以後，親眼目睹他們跟爺爺奶奶的相處後，我就說不用擔心，你們在社會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種強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輩無條件的情感滋養，對一個孩子來講簡直太重要了。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我快8歲才上學，我爸爸都忘記送我上學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後送我跟兩個表妹一起上學。我外公外婆對我很好，儘管我七八歲一個字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加減乘除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華德福的教育，現在看起來教育理念非常先進的環境。可是那些東西在整個教育表達裡面，它的價值是被低估的。 （4）父母傳遞給孩子的良好習慣及正確價值觀，在關鍵時刻為孩子托底 我好多學生的家長都會說，我一定要讓孩子做個善良的人，不要怕吃虧。在關鍵時刻的那麼一點點利他心、妥協和讓步，可能就給了孩子新的機會。 我在《去家訪》裡面寫到了一個女生，她是家裡的老大。 她當年去中建五局實習的時候，來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學生，她是一個專科生，但二三十人裡面就留下了她一個。她問老總：「為什麼最後是我留下來了？」老總說：「你是所有大學生裡面唯一一個可以幫前台水桶換水的人，特別勤快，我就想招一個這樣的人。」他們單位想招一個特別可靠的人做財務工作。所以她很快入職了，年薪還蠻高的。 她家裡比較窮，上學的時候我們給了她勤工儉學的機會。暑假時她會把老師辦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乾淨。沒有人要求她這樣做，但她覺得應該這樣做。她特別可靠，人品特別好。這些不能進入到特別光鮮評價指標的品質，可能就是決定一個孩子最後能不能在社會上紮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 我剛剛所講的那些學生，在別人眼中，他們統稱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們是一群內心柔軟、情感豐沛、充盈責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 這麼多年，我有一個特彆強烈的感覺：一個孩子，即使他沒有熱愛的東西也沒有天賦，但他如果有很強的責任感，一樣有往前走的動力。怎麼培養這個責任感？我很多學生是來自於家庭的支撐。比如說我的學生何境軍，他說他是個「爛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過來，就是因為他的爺爺被欺負了，為了爺爺他要好好讀書。第一年考大學他沒考上本科，他就復讀了一年，因為他奶奶說他們家沒有一個大學生。 網路圖片 如何助力年輕人安身立命？ 一、回到教育的本質 我特別贊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們要先考慮成人的問題，再考慮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會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謂的成才也是空中樓閣。我覺得一個孩子的創造力離不開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靈，如果孩子沒有情感、也沒有自由的心靈，他是不可能有創造力的，這是我感觸特別深的地方。 二、家庭要給孩子們一張厚厚的精神墊子 家長要給孩子搭建精神的墊子，讓他們的生命充滿彈性和伸縮性，給予他們愛的支撐，而不是抽空他們精神的墊子，讓其處於「孤立無援」的心靈境地。 三、警惕雞娃對於孩子覺醒能力的破壞，呵護孩子的元氣 作為一個家長，我覺得不要太去雞娃，根據我的觀察，其實雞娃沒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樣，當時有一點點用，只要把時間拉長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 四、學校：儘可能在夾縫中給孩子更多透氣空間 我建議，咱們的學校儘可能讓學生多一點自由，讓他們多玩一下，下課的時候不要管那麼緊。他們可能到大學裡面就會更活潑一些，更有創造力一些，更覺得活著有意思一點。 五、社會篩選的網眼要大，給年輕人更多容錯空間 我們社會要給年輕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納，不要用太細的標準去篩選一個人，沒必要的。應該小心翼翼地維護他們的心靈生態。 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別實在的事情，要靠我們具體的人去做具體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動。希望我們能夠共同努力，儘可能給我們孩子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前途。 謝謝大家！ 網路圖片 作者：新東方家庭教育主創團，新東方家庭教育（ID：xdfjtjy），傳遞專業家庭教育理念，提供海內外家庭教育資訊，分享可吸收、可操作的方法和建議。讓持續地學習成為家庭的習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C計劃
網路圖片 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說該是萬物復甦。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卻帶著點倒春寒的凜冽。告別這個魔幻的三月，盤點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會發現一條簡單粗暴的邏輯正在上演：我審故我在，你辯故你滾。 這不是演習，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劇，主角們身份各異，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還有一群即將拿著二維碼的律師。 劇本第一幕，發生在河南南陽。 主角叫畢祺祺，是個90後法官。他媽冀廷梅，一個曾經帶著鄉親們搞玉器市場發家致富、拿過各種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連帶著十幾個親戚，咔嚓一下，全進去了。 畢法官覺得這事兒不對勁。母親冀廷梅搞的市場，商戶們交管理費，按材料里的說法，七百多個商戶都站出來說「我們自願的」，沒覺得被強迫。可警方不信，非說這就是強迫交易，是涉黑，還放話威脅證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為請律師有用？」 甚至連律師都被圍堵，被稱為「假律師」。 畢法官尋思，別人不頂用，親兒子總得上吧。刑訴法和司法解釋寫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員可以給近親屬當辯護人。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題。他把申請遞到南陽淅川法院。結果，法院拿著這道送分題，愣是做成了一道： 奧數壓軸題。 苦思冥想了一個多月，法院就是不給答覆。上一級法院也打太極，「等回復。」 一個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內救自己的媽，發現自己被自己服務的系統給「等回復」了。這扇門，對他這個「內部人」都關得嚴絲合縫。 畢法官心裡苦，但估計說不出。他爹媽被抓三年，他一直試圖在體制內溝通，結果發現，越溫和，越容易被當空氣。 這扇門背後，可能藏著法院的難處。最大的難處，也許是怎麼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麼回事。 畢竟，南陽這案子，怪事不止一樁：七百證人不如幾句恐嚇，律師閱卷難，看守所玩失聯，案子還能拆開審： 程序正義？那是什麼，好吃嗎？ 所以，畢法官能不能給他媽辯護，這真不是法律問題，南陽法院在等什麼？等風頭過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屬自己放棄？ 畢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塊石頭，激起的漣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轉到浙江溫州蒼南。 這裡有個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東。他身兼被告人何華芳的丈夫和「被害人」雙重身份。你說這劇本寫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東作為「被害人」，想在庭前會議說句良心話：「我沒被騙，沒損失。」 法院直接給他來了個指令，不準說你沒被騙，也就相當於說： 你只能支持、贊成、同意檢察機關的意見。 任何不同意見，免談。 這操作，讓人夢回古代公堂——「大膽刁民，還不從實招來？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聽則明」的老話，看來沒傳到蒼南。他們可能覺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麼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別廢話，跟著檢察院的調子走就對了。 王建東的律師想較真，提了管轄權、證據、公開審理這些基礎問題。法院更乾脆，直接把這些定義為「辯護意見」，然後以此為由： 剝奪了律師的出庭權。 這邏輯閉環了：被害人必須同意檢方，律師質疑就是搗亂，搗亂就別來了。齊活。 所以你看，有時候，「被害人」這頂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沒覺得疼，有人非按著你說： 你疼，你必須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著拐杖，顫巍巍地要給兒子林軍丞辯護。兒子被控敲詐勒索，說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討債討成了敲詐。老太太不信。 法院規格挺高，常務副院長親自坐鎮。一開始也挺客氣，法官同意老太太當辯護人，口頭也答應了可以複製案卷。 老太太心裡剛熱乎一下，沒想到院長王良軍發話了： 「不允許複製，只能在閱卷室查看。」 法條上白紙黑字寫著，親友辯護人「經法院許可」，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案卷。關鍵就在這「經法院許可」五個字。 解釋權，看來牢牢掌握在院長手裡。 於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來天）的庭前準備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個字一個字地手抄堆積如山的案卷： 這哪是辯護？這是對老太太進行體能極限測試。 法律給了權利，現實砌了堵牆。這牆不高，但對一個90歲的老人來說，就是天塹。最終辯護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讓你辯，也可以讓你辯不成： 手段多得是，總有一款適合你。 第四幕，視角拉到更宏觀的律師群體。 安徽蚌埠司法局靈機一動，給律師們發了個專屬「健康碼」。以後，律師事務所出函，必須帶二維碼。法院、檢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師，請出示您的二維碼。沒有碼，對不起，您的業務我們不受理。 美其名曰，「壓實律所管理責任，減少私自收案收費」。 這碼，彷彿成了律師執業的緊箍咒。以前是認章不認人，現在是認碼不認人。萬一系統抽風，或者信息錄入稍有差池，律師們就得在辦事窗口前，體驗一把「碼到成功」或「碼上失敗」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師執業行程碼、大數據軌跡追蹤？想想都帶感。 最後一幕，必須得提提「刑辯不過山海關」的新註腳。 遼寧阜新，退休法官劉學慧被控「濫用職權」。二十年前，他遞交審委會後，按院領導指示給一個重病犯人辦了取保候審。如今，領導隱身了，他成了背鍋俠。 辯護律師李進、杜明懷想調取當年的關鍵卷宗，法院說： 「沒有必要。」 開庭時，律師想發言，剛說幾句，法官就開始警告。李進律師講了十分鐘，一次訓誡，直接被請出法庭。下午，杜明懷律師更慘，五分鐘內，八次警告，一次訓誡，也被請出去了。 辯護席空了。法官問被告人劉學慧：「你是自己再請律師，還是我們給你指派法援？」 這效率，嘖嘖。 律師的作用，在這裡被壓縮到了極致——大概就是來證明一下「我們開庭了，有律師在場（過）」。 劉學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師！」 但聲音，可能飄不出那個「沒有必要」調取證據的法庭。 把這些碎片拼起來看，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法律條文寫得越來越細，程序規定越來越全，但實踐中，那句「我審故我在」的潛台詞，似乎總能壓倒一切。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有時像個巨大的黑洞，把本該屬於公民的權利悄無聲息地吸進去。 南陽的畢法官還在等回復；溫州的王建東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親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師預備掃碼；阜新的劉學慧面對空席…他們都在各自的劇本里掙扎。 這齣戲演到最後，主角光環似乎只打在那個高高在上的「我審」之上。至於其他人？無論是想說話的律師，喊冤的家屬，還是試圖自證清白的被告，劇本給他們的最終指令往往異常清晰： 你辯故你滾。 法槌落下，有時宣告正義，有時，也像重重關上的門。門外的人，看著門裡模糊的光影，心裡五味雜陳。至於那桿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鎖進某個保險柜了，畢竟，當存在感依賴於審判的絕對權威時，異議的聲音，自然就成了必須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鐵門變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牆，看似透明，卻更難逾越。開鎖和關門的手法確實越來越藝術化了，但最終指向的目的地，好像從未改變。然而，鐵屋子縱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風，那偶然從門縫裡泄露出來的光，或是幾個清醒者絕望的吶喊，也足以讓外面的人窺見幾分內里的景象。畢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寫，被逐律師的背影，還有那七百位證人的發聲…… 這些並非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它們是刻痕，是印記。 當「我審故我在」成為一種傲慢的宣告，「你辯故你滾」成為一種粗暴的驅逐時，總有人會記得，總有眼睛在看著。或許今日的力量對比懸殊，公道看似遙遙無期，但正如黑夜裡無法完全禁絕星光，至少，三月的這些喧囂與被壓制的喧囂，讓我們聽到了沉默被打破的聲音，哪怕微弱，哪怕艱澀。至於那桿叫「公平」的秤，它或許蒙塵，或許被藏匿，但總有人記得它應有的模樣，並在尋找讓它重見天日的機會。 寫於2025年3月31日
網路圖片 文丨李一鳴 編輯丨杜雯雯 家，房間里的人都這樣稱呼它。只要你願意，關上房門，就能自覺進入一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大家24小時吃住共居，互稱帥哥美女，結伴「奮鬥」。 傳銷窩點是「家」的另一個名字。這幾年裡，許多青年演員，都因一場不存在的演出或劇目招募，被誘騙至這個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們是演藝界中最底層的無名之輩，渴求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也顧不上考慮遠方未知的風險，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現實的事。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這些年輕人默默無聞地成為一批批被「獵殺」的對象，直到不斷有人失聯，才終於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終安全離開組織，傳銷也在他們身上留下印記。甚至有人在逃離之後，會產生懷念組織的戒斷反應。 陷阱 從失聯到得救，龍麗莎的經歷，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員的身份，她還是中國傳媒大學21級學生——這個標籤，伴隨著她應短劇拍攝招募赴陝西失聯的信息，在27日傳遍網路；同時期，公眾對演員王星被解救的討論熱度並未完全消散——龍麗莎也被網友比作「女版王星」。 僅一天後，龍麗莎重獲自由。在28日的媒體採訪中，她提到，抵達渭南後曾被控制，後來對方或迫於輿論壓力將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個。 在龍麗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劇為誘餌的人，就以相同的劇本、相同的女二號角色，「誘捕」過中央戲曲學院畢業的可怡。除了演員，被類似假通告騙到過渭南的人還有很多，化妝師、燈光、舞美、助理、剪輯，甚至導演。 網路圖片 可怡到達陝西渭南，只比龍麗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見到了兩名自稱劇組工作人員的人。深夜，他們要帶可怡去「民宿」暫時過夜。下車地點是一片居民區，民宿在一條漆黑的小巷深處。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車上那兩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機的可疑舉動，可怡沒有跟他們走，而是自行到賓館開了房間。可怡躲過一劫。 但小光就沒那麼幸運了。吸引她赴約的工作機會是「西安絲路歡樂世界演員NPC」。去年畢業後，小光一直沒有工作，因為有舞蹈功底，她經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動。所以那則NPC招募的信息並沒有讓她懷疑——通告費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場價。 同樣先是兩個人接她吃飯，其中一名女生還是小光的湖南同鄉。接著打車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機更改定位，上樓。直到坐在牆皮有些脫落的客廳里，她才緩過神來，「應該是被騙了。」 為了安撫小光的情緒，兩名女生分別端來一盆洗腳水和一杯熱水。接著，一個男人從卧室中走出，就像電影里常出現的老套劇情那樣，告訴她「有一個壞消息，和一個好消息」。 壞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機會沒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這裡考察一個全新的國家扶貧行業——「中國直銷業」。 開門見山之後，男人不再掩飾，他嚴肅還帶著些兇狠地向小光介紹起他們的「事業」，態度和之前接待她的兩名女生的熱情貼心截然相反。經典傳銷業務來了——銷售產品據稱來自「廣州漢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妝品」，買多了就能晉陞。 「廣州漢美」也是這個傳銷集團的代號。小光開始審視這個「家」的樣貌，她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會在這裡住多久，會不會有人身危險。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盤腿坐在一間卧室的海綿墊上，室內環境和人的穿著看著簡陋，但並不骯髒，「看起來並不像是會做壞事的人」。不過從那些人的眼睛裡，小光「看不到光」。 廣州漢美，對葉飛來說再熟悉不過了。看到龍麗莎失蹤消息的那一刻，他腦海里第一時間就冒出了這四個字。 葉飛從事反傳銷工作十餘年，還曾建立過中國反傳銷網。2024年，他的團隊解救了十幾個遭遇類似「廣州漢美」騙局的年輕人，無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職人員為由被帶進傳銷組織。 這種模式，在陝西渭南尤其突出。葉飛猜測，有可能是組織內的早期成員出身於演藝行業，擁有業內資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讓招聘啟事看起來更加真實。新人演員們被拉進那間寢室之前，「工作人員」甚至還會有模有樣地和他們訂立勞務合同。 但對於初入社會的小光來說，這些信息是之後才知曉的，當她那天晚上從男人嘴裡聽到關於產品的傳銷話術時，她意識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魚缸」 幾乎每個「家」都一模一樣。白牆、白熾燈、木窗框、早已變黑的瓷磚縫和裸露在外的暖氣片，顯露著90年代最常見的北方板樓風格。 但屋中細節里卻透出端倪。卧室鋪滿彩色的拼接海綿墊供人睡卧，即便有雙人床，也得擠下四五個人；廚房裡堆積的大包食材只有兩種：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數量也在提示，這套僅四十平米的兩居室，居住人數遠超尋常。 從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稱作「家」的出租屋裡住了兩個月，沒有做出業績，但也沒有勇氣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兩周，她最大的困擾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為食物，因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纖維——身邊人告訴她，每個人剛進來都會這樣。 情緒或許是直接因素。小光在裡面使用過一個筆記本，第一頁寫著一個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這是組織的座右銘。當她表示出對這份事業有任何疑問，「前輩」們都只讓她「自己悟」。在組織的話語里，事業就是一切。 組織里要求大家互稱「帥哥美女」，而新來的成員之間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問及過去、交談時不能出現時間地點人物。即便被允許交談，也必須是對事業有益的，比如幫助夥伴進入更好的工作狀態。 筆記本的第二頁，則記錄著每個成員會經歷的感受過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還是開頭7天的「考察期」：那是個「體制化」的過程，將人的內心摧毀，重建為一個「新造的人」。 明確「規矩」是第一步。睡覺期間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戶和門。私人空間也絕不存在。小光感覺自己「做什麼都有人看著」，就像身處一座「全景敞視監獄」，連上廁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陽台這種「高危場所」會被叫住，總之「身邊一定會有人」——標準的，融入並認同「體制」的人——他們也是規則的化身。 只要醒著，耳邊永遠有人在說話：「這裡真的很好」「爸爸媽媽管不了我們」「你很窮所以要努力創業」。睡覺時，小光都總覺得有人叫她，結果下床出門一看又沒有人，才確認是幻聽。 每天就是這些事：上課，強制聊天，接著就是辱罵。小光說自己「祖宗三代都被罵了一遍」。她很慶幸自己之前做過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訴電話，「被罵慣了」。 林璇是小光在組織里認識的好朋友。她們都是最底層的成員，都被反覆告知，自己對父母親朋沒有任何價值，也是伴侶的拖累。林璇的母親之前查出心臟有問題，她被指控為母親患病的「罪魁禍首」，每天情緒數次崩潰，「他們會通過審問找到你的軟肋，不停地戳你的痛處。」 按照組織里「家人們」的邏輯，小光在原有的社會系統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著這個機會，踏實下來好好創業。砸爛一個舊世界，培植一個新自我。這就是「接受」的過程。而「接受」的標誌，是通過了組織的「服從性測試」，從被動接受灌輸到開始主動融入。 網路圖片 小光的那個時刻發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結尾，在所有人的注視下，「寢室長」問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業」——當然，是和之前一樣的逼問語氣。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複著這個回答。投名狀是購入一套產品，行話是「辦一個營業執照」。當然一套只是底線。小光只買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發現她賬戶上就三千塊。 崩潰是那兩個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記得，周圍的人只要發現她「情緒不對勁」，就會過來和她聊天，勸她接受現實，在這裡好好「創業」。這一招很奏效。因為到了後期，小光自己也會勸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騙都被騙來了，不如過得開心一點。」 從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還不錯。做飯，幹家務，還按要求背誦制度來給新人上課。同寢人告訴小光，她每天都說夢話，做夢都在講課。後來，小光還拿到了手機，得到了出門放風的機會。 自由是被信任的標誌，她也成為了這間寢室中的其中一雙眼睛。這雙眼睛還曾因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陽台被寢室領導指責，那時的她已經不再想著自己還有可能逃離，覺得這種嚴肅大驚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著小光睡覺從窗戶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氣溫，穿著一雙拖鞋和弔帶睡衣，從二樓窗戶翻了出去。轉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趕緊收拾東西轉移，以防在逃走的人報案後，警方直接上門。 相比於暴力和強制，讓人發生改變的或許更類似一種環境的「慣性」，一種集體意識。在小光所在的組織制度里，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早上睜開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閉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當一個人24小時浸泡在這樣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魚缸。 戒斷 對小光來說，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風的機會記下了門牌號，讓家人在渭南當地報了警。警察破門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帶去了派出所。 小光會用「被困」與「逃離」形容那兩個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與自己朝夕共處幾十日的人揮手道別的時候，小光發現自己有些不舍。 在過去陳舊的傳銷組織里，暴力，強迫，監禁，綁架是關鍵詞。但在那些「家」里，組織也「進化」了，他們會用娛樂、夥伴、創業、平等這樣的關鍵詞來維繫關係。似乎外面得不到的，這裡可以滿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車上，小光突然爆哭，「我無法完全把他們當作一個個特別壞的人，因為我知道他們只是太想創一番大業了。」 她偶爾會懷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時刻。在組織里，每次吃肉就意味著有人掏錢「辦營業執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當晚，飯地（因為沒有桌子）上就出現了一盆肉。此後，有其他人交錢的時候，小光也「吃上了別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慾這種原始生理慾望會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裝滿了白菜燉豬肉的藍色塑料臉盆周圍，唱著歌祝賀這個時刻。 新人也會有被優待的時刻 。盛飯的順序是，先給寢室領導打，再給新朋友打。「以寢室領導為核心，以新朋友為中心。」小光的筆記本上這樣寫著。 小光被周圍人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以後上去了想幹嗎？」「上去」，是底層業務員們渴望向上攀爬，實現組織內部「階級躍升」的說法，上去了「什麼都有了」——這甚至被視作一種他們在外部世界沒能實現的公平。 網路圖片 比如，成為寢室長是一個能被看到的目標。寢室長不用做家務，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力，還能隨意進出寢室。當然也有責任，寢室長需要到不同寢室講課。新人進來的頭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別聽來自七個不同寢室的寢室長講課。 小光聽「同事」說，寢室長已經辦了三十多套營業執照。那人二十四五歲，本來也是做演藝這行的。他穿著的白色長羽絨服胸口處，印著中央戲劇學院的logo。之前還讓小光在寢室里表演過跳舞，演完後，甚至能指點出哪些動作不太標準。 寢室間的人員會流動，叫「串寢」。一個多月後，小光「流動」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裡，她認識了林璇。小光是「被組織信任的人」，林璇屬於「待洗腦者」。在組織里這兩種人要兩兩結對成一組，便於「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藝術類院校讀大四。剛來時，她愁的還是寫不了畢業論文怎麼辦。林璇從大二就開始到處接戲了。據她說，她和同學們都有很多發布組訊的群。除了像中戲北電這些頭部院校，絕大多數想日後從事演員的藝術類學生，都需要從低年級開始接劇本，混資歷，畢業後才能積累更多的資源，在演藝圈站住腳。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劇。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劇吸引，就是因為想把握住一個演「古裝劇」的機會。各種戲路都試過，以後才有更多機會。她說，當時接到通知後，她都沒有詳細看劇組介紹，就直接訂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從林璇身上看到剛被騙進來時的自己。林璇則說，小光是在她在那間出租屋裡唯一感覺到「真實」的人。 當時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貼過來講話。話的前一半是讓自己開心點，後一半是既然來了就好好在這干。林璇說，小光不一樣，她不會說後半句話，所以她覺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衛生間是唯一能說悄悄話的地方——兩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沒有花灑和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個塑料桶。她們在這裡聊過往經歷，肆意講那些不被組織允許的「時間地點人物」。 小光說，她甚至還想過怎樣能幫那些已經「被洗腦」的同事「清醒過來」，但發現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這間寢室之外的世界已經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內化進每個人的靈魂。 反傳銷人士葉飛能理解小光對組織的矛盾感。「人們之所以甘願數年浸泡在這樣的傳銷組織里，『上去』的激勵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溫暖』。」 這也是為什幺小光沒有辦法把裡面的人當作「純粹的壞人」。她說，寢室長甚至會天天講，即便以後不幹行業，有了這段經歷，以後在社會上也不會再被騙。小光甚至還在裡面過了生日。當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長壽麵，還買了小蛋糕，吹了蠟燭。 跨年時，小光和寢室里的人們還透過窗子看到了煙花，舉辦了新年聯歡會。在數億人正同時關注著一個秒針的時刻，沒人知道同在這個時區的某個角落，一群人關閉定位，切斷通訊，這間屋子在世界中歡騰著沉默。寢室里沒有鐘錶。 洄遊 龍麗莎被解救之後，在公開表述里沒明確點出「傳銷」二字，也未再詳盡講述被騙的具體經過。但至今為止，仍有許多受害者在網上分享與龍麗莎相同的遭遇。他們基本都符合葉飛解救過的角色——龍套演員，或者「影視民工」。 葉飛對「廣州漢美」模式做了時間線梳理：約十五年前起源於包頭，2015年左右陸續遷至咸陽，又到漢中，然後再轉移到現在的渭南一帶。 目前存在的傳銷組織的規模，和十幾年前的動輒數萬人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一個傳銷組織二三百人就頂天了。」 葉飛記得，2018年他就接觸過以招演員為名被騙到渭南的受害者。這種騙術大規模興起，則是在2022年以後。「疫情對演藝行業打擊太大了。」他說，很多被騙進傳銷組織的演員都表示，因為工作機會驟減，他們什麼活兒都會去接。葉飛接觸過渭南一個傳銷窩點的小頭目，那人在進組織之前，常年在橫店做群演，「兩百一天的那種」。 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傳銷也在脫實入虛。小光和其他被拉進漢美的年輕人，都從來沒在寢室里見過她們為了「倍增身價」購入的化妝品。 最近兩年，他從全國各地解救出來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學生。他認為，這也和年輕人所面臨的就業形勢有關。上個月，他從一個傳銷窩點裡救出來三個女孩，一個大專，一個本科，一個研究生。還有不少人進入傳銷組織後，為了投身「行業」，到學校辦理了退學。每天過著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棄一個大學文憑，這在他看來是難以理解的事。 在葉飛看來，那些被洗腦最成功的人，幾乎都是在原有的社會體系里得不到承認的人。「一旦進入那個環境，接收到的都是讚美和認同，虛榮心會極度膨脹。當了領導，有了權力，就膨脹得更厲害了。」 網路圖片 晉陞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蘿蔔。從業務員到寢室老大，再從寢室老大到成為老總，永遠有奔頭。但你不會知道晉陞的標準，也不會知道「高層」過著怎樣的日子。「保持神秘感」，這是在傳銷制度課里被強調的重點。 好奇心是關鍵。「組織不會讓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後能賺多少錢，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讓你一層一層往上升，瘋狂去拉下線。」葉飛說。 這能解釋為什麼他們會留戀那個「集體」或者說「制度」。它賦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帥哥」「美女」「領導」「老大」。一旦離開那間屋子，所有能識別「我是誰」的標籤統統失效。葉飛說，被救出來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傳銷組織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難的事是「反洗腦教育」。 組織里的人們共享著同一套認知與話語體系。在對新人的教育中，組織被塑造成一種「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還會美化國家對「產業的打擊」，說是「不能讓人人都進來賺錢」「是宏觀調控的一部分」。 他們也被訓練如何應對警方：警察上門時，要迅速銷毀紙質材料，拔掉手機卡，面對詢問，也要自稱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說，人們在對外（或者說對警察）時要避免「老大」這種稱呼，以防被定性為涉黑組織，以及反覆強調報警也沒用。 這些提前預備的訓練，在1月3日警察搗毀窩點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場。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幾個人在被詢問的過程中，沒有交代任何內容，「裝可憐」「裝無辜」。相關資料在警察破門前都已經被銷毀，寢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畢。 她們猜測，那些人並不會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葉飛也提到，由於難以取證，傳銷組織的參與者一般被抓後當天就能被放出來。他經常見到，組織成員從派出所出來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其他人打電話，讓自己當晚能住進另一間寢室。 失去組織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沒有回頭，直接找賓館住了一晚，轉天就坐車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機後，小光還重新適應了一陣。她在網上分享自己被騙的經歷，演算法也給她不斷推送和傳銷有關的內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個解救視頻里認出了一位曾經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個背影，她屬於一個18歲女孩，在進入「漢美」之前，她剛剛從職中畢業，在蜜雪冰城工作了兩個月。 （小光、林璇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網路圖片 車輪上的人們，始終等待著那條真正看見、接納他們的通道。 文｜馮蕊 黃子睿 丁立潔 編輯｜王瀟 約113公里長的黃浦江上有18條隧道。代駕趙偉還未能從中找到一條安心回家的路。 轉機在一個月前出現。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時至次日清晨5時，復興東路隧道上層允許電動車試通行。這是上海第一條專門、合規開放給非機動車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員統計，每晚從兩岸穿越的電動車數量在1400到1600輛之間，其中大部分是代駕，剩下是外賣員、地鐵維修工、結束加班的職員。他們鏈接著2487萬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斷生長的需求。 他們自身樸素的需要，卻常常湮沒在飛馳之中。當車輪下的路程越來越長，車輪上的人們，始終等待著那條真正看見、接納他們的通道。 網路圖片 01 復興東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廂。在這裡，深夜總是靜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電動車一輛挨一輛排了數十米長。不時有記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間，舉著手機直播、採訪。 28歲的騎手陶水排在隊伍的首位。當三四個話筒圍攏過來，他有種說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個跨江的。」陶水強調，「不罰款的那種。」 去年12月，他在送貨時違規穿越復興東路隧道，被罰了50元，而一筆跨江訂單的配送費不到40元錢。這般經歷，此前在騎手中是常態。 晚11點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離，信號燈變成綠色。 三十餘輛電動車，如同被喚醒的魚群瞬間湧向入口。口哨一聲接一聲響起。 「慢一點、慢一點！」交警焦急地勸導，「（限速）15公里，都開慢一點啊。」 此刻在浦東入口，劉飛第一個開著電動車進入隧道。「很寬敞、很空曠。」在沒有汽車的兩條道路上，他嘗試放下速度、自由地騎行。 從這周開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來浦東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擔心多聊兩分鐘而錯過9點半的末班輪渡。 隧道開通的當晚，根據官方統計，電動車過江由西向東247輛，由東向西242輛。 網路圖片 消息很快在網路擴散，更多人聞訊趕來。 2月17日，在陸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點前來體驗。他打轉許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鮮，效率高多了。」他騎小電驢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鐘內跨過黃浦江，以往時間都在30分鐘以上。 3月8日，代駕杜宇跑單後騎到隧道。張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張起來，「是查電動車的嗎？」他騎過去輕聲詢問。 「你可以走。」對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這才鬆口氣。他曾因「違法」感到憂心，只跟著代駕的老師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過幾回。 3月22日，管理人員張陽已經熟練地指揮通行。 他緊緊盯著前方，每駛入一輛電動車，都要划動一次計數器。一個多月來，他看著手裡的數字從每晚250、500跳動到近800。 「對面的情況差不多。」張陽感慨，「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賣和跑代駕的曉得。」 早上5點前，張陽都要守在這裡。他的腳邊放著一隻保溫杯，陪他熬過整夜。 02 數字背後的車輪，鏈接著一座城市的運轉。 晚上11點半，地鐵檢修工人張景剛剛上班。此時在各大地鐵站，列車陸續停止運轉、回到車庫檢查。在龐大的設備系統中，每個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張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換掉它們，減小地鐵出現故障的概率。15年間，公司的檢修網路覆蓋到全部517座車站，張景往返過其中近300個站點。 深夜的道路上，同樣傳遞著緊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剛到上海，便成為外賣騎手。一些平台開放了「全城配送」的業務，騎手分為「專送」與「眾包」。與「專送」不同，陶水作為眾包騎手，沒有平台與範圍的限制，能夠在全市自由搶單。 他送貨的距離逐漸從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時長卻從60分鐘削減到35分鐘。保溫箱里原先是麻辣燙、螺螄粉，現在一半空間給了相機、衣服、汽車配件。他經常遇見，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蘇州家裡，才發現鑰匙和身份證遺落在了陸家嘴的辦公室。 按照陶水的說法，儘管輪渡停航後，系統不再自動給騎手派發跨江業務，但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訂單的形式，出現在「搶單大廳」中。一些單子標註著「商家配送」，實則也是店主尋找騎手服務。 承擔風險的責任轉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過，深夜跨江的訂單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費就能漲到普通單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動搶下了生意。 網路圖片 交際與消費的慾望，也從白晝蔓延至黑夜。 趙偉在四年前干起代駕的兼職。每晚8點，從工廠下班的他換上馬甲，開啟接單頁面。 他在兩家平台上切換賬號。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經跑了2119單。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對方從不提自己的職業，永遠在打電話，談論「明天去哪應酬」；他曾在深夜12點的農村見證過商業談判的酒局，在沒有路燈的村莊迷失方向，被5隻野狗追逐。他看見「酒駕入刑」後，一些公司老闆哪怕離家只有兩公里，也不敢冒風險僥倖開車；很多時候，他甚至見不到乘客，越來越多人不再親自去取維修、購買的車輛，趕在夜晚4s店歇業前選擇了代駕。 只要趙偉沒關頁面，系統就會自動匹配訂單。在90%的夜晚，他都被演算法甩到了黃浦江的對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後的人們擠在延長營業到凌晨的飯店、酒吧。 此時，陸家嘴的燈光並未休止。從事IT行業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點下班，每個月，他總有一兩天加班到十點之後。他覺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這是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鍋店的職員在晚11點剛剛結束忙碌，準備騎車返回對岸家中。她沒來得及換下工作服，一陣暖風吹過，空氣中散發出牛油的氣味。 03 隨著城市越轉越快，新的需求出現在規劃以外。 張景記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隨著軌道交通與橋樑建設，輪渡公司開始出現營收的難題。2015年後，黃浦江上最後一條通宵航線退出歷史。 一段時間裡，清晨4點下班的張景就蹲在站點外的馬路牙子，等到5點半之後第一班地鐵開放。後來他決定騎著兩輪車通行。 趙偉剛入行時，每晚都有往返於浦東、浦西之間的「夜宵公交」。凌晨兩點的那一班上幾乎全是代駕，走道里堆滿了摺疊的電動車。 2022年初，上海修訂了公共汽車的乘坐規定，指出代駕車的鋰電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隱患。公交司機不再允許代駕攜帶電動車搭乘。 從那之後，趙偉看見灰色營運的「打撈車」出現。一過凌晨，在浦東外環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鐘、二十分鐘有一輛「金杯」「全順」品牌的麵包車經過。瞄到代駕師傅，車主搖下車窗喊道：「要去哪裡啊？一人只要25到30。」 車上的座位已經拆除，車廂後半段安裝了鐵架放置電動車。最擁擠的時候，趙偉和所有人貼在一起，不敢動一下腳尖。儘管如此，經過徹夜工作，許多人都能站在這裡睡上好覺。 這些車輛往往出沒在陸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車拉滿人要一到兩個小時。等到四、五點天色漸亮，它們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這座城市，留給電動車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條輪渡路線和3座大橋。 網路圖片 有幾回，加班後的余崇光騎到楊家渡渡口時，22時30分的末班船已經開走。他只得把電動車留在公司打車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橋路渡口，一位剛下班的職員騎行5公里，趕上了23時40分，黃浦江上最後一班渡船。他的電動車只剩下1%的電量。下船的地點離家還有5公里，他不敢把電動車仍在原地，半小時後，他加價到60元，等來一輛貨拉拉。 深夜配送時，系統給陶水的時長仍然按照輪渡計算，不會向顧客收取騎手繞路的費用。陶水考慮，有「超時」和「差評」的出現，他會被扣分、扣款；而通過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鐘。 他計算過，違規穿越隧道，被罰的概率只有5%，這些單子的收入遠遠抵消了這筆罰金。 在一些代駕平台上，趙偉直到坐上對方的汽車，才能看到終點。在「客戶至上」的規則里，他很難有拒絕的權利：代駕主動取消訂單，會被平台判定為「有責銷單」，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駕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賬號自動取締。 他試過當面向客戶請求。「老闆您好，」他頓了頓，放低語氣，「我是兼職做代駕的，第二天要上班，這個時間到浦東，我是回不去的。」 有時對面會爽朗地按下撤銷。另一些時候，對方直接拒絕，或是醉酒發了脾氣。趙偉裝作什麼也沒發生，接著跑單。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東市區時，已是凌晨時分。 最早一班輪渡將在5點開放，三座大橋距離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開著導航往家的方向騎，隧道成了必經的跨江路徑。 04 當時離趙偉最近的便是復興東路隧道。抵達入口時，他猶豫了許久。 趙偉明白，隧道禁止非機動車通行，其實是出於安全的考量。 在國家的安全規範里，長度大於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個孔內設置非機動車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發生安全事故。 何況隧道下坡鋪著凹凸不平的減速帶，還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僅僅兩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輛代駕車的輪子。代駕電動車比一般的電動車要輕，一旦車輪陷入，車上的人幾乎都會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騎車入隧」成了無奈的決定。 趙偉打開頭盔上的爆閃燈，能夠在黑暗中提醒汽車避讓。隧道下層有條廢棄的摩托車道，他緊貼著最右側的路沿向前騎行。 騎到中途時，趙偉突然感受到一陣大風撲來，吹得電動車身劇烈搖晃。有輛汽車正從他一米外的距離駛過。 「嘟——」聽到汽車的喇叭聲，趙偉越來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碼，恨不得立刻駛離出口。 事後他對自己的冒險後悔不已。代駕平台有專門負責司機管理的部門，出了安全事故，會有司機拍攝視頻、照片發在部門群聊里。 他時常看見，群里有騎電動車摔成骨折、受傷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時發生的事故。他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滋味。「這種事情哪天會不會也發生在我身上？」 何況在他的行業，「出事」更意味著失業的風險。 趙偉看到，不少代駕在平台上報事故、申請保險。沒過多久，賬號被封禁、管控。事故嚴重的人，容易背著「不安全」的標記，很難再重新步入這行。 他們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發生。趙偉每次摔跤後，就去衛生中心買葯回來擦下傷口。撞到其他車，他會自己掏些錢賠償。他從沒聯繫過司管部門，在手機里設好提醒事項，「今天一定要戴護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說，「我把手機定位在你的手機錄入一下吧。」 趙偉永遠不知道，下一刻他會去往城市的哪個角落。「我害怕出事，沒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擔心，他變了語氣，「開玩笑的」。 杜宇同樣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視頻。他曾經在通過減速帶時，差一點就摔了跤。回想起來，他始終感到不安。 他開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搶順風車的單子通過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塊錢，後半夜不到十元。 兩三個月後，他「真的不捨得」花這筆錢，下定決心，「騎吧，只能騎。」他騎了20公里繞到最早開放的渡口，等著4:40第一班船。這樣一來，下船後他還能騎到熱鬧的市區繼續接單。 後來他發現，每天0點到3點之間，許多隧道要養護，這時會有一條車道封起來，擺上反光筒、反光錐。遇見代駕經過，作業的工人往往靠在一邊，讓出一條路來。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時撞見了交管人員。 杜宇感到害怕，他聽說過有深夜執法抓到了代駕，罰款從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員朝他喊了一聲。緊接著補充，「注意安全！」他勸道，穿越隧道很危險，下次不要這樣了。 「好。」杜宇舒了口氣。 網路圖片 05 在更長的人生里，趙偉也在等待路的出現。 16歲前，他在大山裡長大，願望是成為軍人。當時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寫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黑板上，沒過一禮拜，卻被抹掉替換成了「張偉」。他第一次覺得看不到未來，從大山跑了出來。 17歲的大年三十，他坐著火車來到上海，那節車廂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車工廠上班，認識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兒無法就讀上海的初中，妻子辭職陪她回老家念書。他又成了一個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間，趙偉時常感到孤獨，還有一種越發沉重的擔子。他想讓時間走得更快。 有一天，趙偉在抖音上刷到代駕的視頻。看到行業正值鼎盛時期，他想要試試。 他第一次感覺自己充滿幹勁。每個晚上，只要出去跑單都會有兩三百元的收入，一個月掙的錢。剛好能抵上孩子的開銷。 但變化逐漸在行業發生。趙偉居住的鎮里，代駕數量從40、50增長到200多個。好幾個晚上他出去等單，最後面對著頁面里「0」的數字。 趙偉卻不敢停下車輪。他說，每天一睜開眼，總會想怎麼樣才能多賺一點。他說，手頭上有點積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網路圖片 與趙偉不同，陶水曾覺得生活有很多條路。 高考失敗後，他從老家徐州去廣東謀生。有商家做活動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鋪了張墊子，睡了整整兩晚。 後來他數不清自己干過哪些活，有搬運工、保安、群演，還賣過手機殼。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倉庫，企圖抓住電商的風口，結果沒掙三個月的錢就欠了一身債。他去剪了頭，來上海「從頭開始」。 剛到城市時，他從火車站、陸家嘴一路騎到了迪士尼，又到蘭州、武漢各地打轉。這份沒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讓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錢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幹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醫院確診了二型糖尿病。沒有單位繳納的保險，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檢查。 治療與飲食的限制，讓陶水周遊各地的旅行計劃擱淺，他從醫院回家後，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仍然需要那絲微小的保障。 然而，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顯現。 杜宇說，大家沒有公開表達過通行的需求。「我們去說的話，是不會有人受理的。」他篤定，反而會讓別人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愛反映問題。「我潛意識裡就覺得這樣是不行的，會被當作一個負面的典型處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賬號，把生活中沒有說出的苦惱、控訴放在了網路上。粉絲很快就漲到1萬。 這和他在橫店做群演時的感受完全不同，當時他演了一個路人甲，走來走去、沒有一句台詞，「沒人看見、記得這個角色。」陶水說，自己始終沒有忘記。 06 直到轉機發生在現實的世界裡。 今年2月，杜宇無意間刷到新聞，「復興東路隧道上層將開放電動車通行。」 他第一反應是，「假新聞吧？」此前他聽過類似的風聲，那是一條有著上下兩層的隧道。他去入口看過許多次，雙層都還是汽車在飛馳。 真正到了現場，他有一種「安心」的感受。 […]
網路圖片 作者 | 徐楊 編輯 | 郝庫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踩著一隻通常會出現在大排檔的紅色塑料凳，再踮起腳，夏飛的手才能夠到大落地窗的頂端。她身形很小，一米五五的身高，薄得像張紙。但塑料凳仍然不停晃蕩，落地窗太高，她使不上勁，得一點點往上夠。 此刻，天已經黑了。一扇窗戶，兩扇窗戶，從卧室、衛生間到客廳，她擦了十幾扇窗戶，僱主家裡為什麼這麼多窗戶？各種顏色的抹布、百潔布、清潔劑、玻璃刮、魚鱗布、地刮、平板拖，十幾樣工具塞滿了背包。從裡到外，從上到下，培訓的時候是這麼說的。但是現在，這些事都來不及細想。她的腦子裡只有玻璃，亮晶晶的，折射出唐山的夜色，有時是她自己的臉。 網路圖片 夏飛今年36歲，這之前的很多年，她是家庭主婦。丈夫早出晚歸，下班累了，就往沙發上一躺，開始刷手機。夏飛想讓他幫幫忙，一說丈夫就發飆：「你平時都在家裡頭，除了收拾屋啥也不幹。我在外邊累死累活掙了錢回家，你還天天這麼抱屈。你在家幹啥？」 去年下半年，夏飛開始干保潔，當時正是旺季，沒有老手願意扔下掙錢的機會帶新人。她接不到啥活兒，一周在當地的保潔群里撿到三四單算是多的，大部分時間還是蹲在家裡。線上也沒閑著，她在「附近的工作」小程序里找兼職訂單，這是同行介紹的。 丈夫一開始不支持她干保潔，也嘲笑她：「自個家不收拾，你還給人家幹活去。」她說不一樣，「就願意上外邊幹活」。她想，以後歲數大了，最終的目標也是這個行業。早晚都要步入這個行業，不如提前了解一下。「你如果有更好的安排也可以，你沒有更好的安排，我只能先按自己的方法走，試過了以後才知道，對不對？」一向軟言細語的夏飛決定強勢起來，丈夫也拗不過她。她更頻繁地走出家門，開闢了家庭以外的另一個戰場。 在中國，像夏飛一樣，渴望開闢新戰場的靈活就業人員已超2億人。他們離開格子間、會議室或者廚房，創造了更加廣闊的就業形態。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多措並舉穩就業促增收。相關部門倡導打造「十五分鐘」就業服務圈，促進人力資源的高效匹配。 網路圖片 那天的保潔服務因為是平台落地唐山後的第一單，工作人員一直跟進著她的工作。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了，早就過了點，她還沒有打卡下班。打電話過去，無人接聽。直到夜裡10點左右，她才清理好廚房和衛生間，把沙發搬開，地板拖乾淨。把玻璃擦得亮堂堂以後，好像心裡也敞亮了不少。 被選擇的人 人們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成為靈活就業者，他們希望一直被選擇的人生，也能主動選擇一次。 夏飛自覺是個「平平常常」的人，過著一種「平平常常」的人生。她大學學的文秘，畢業之後在辦公室做些簡單的工作，列印列印文件，沒幹多久就結婚了，很快有了孩子。每天困在雞零狗碎里脫不開身。趁著孩子只有熟睡的時候抓點緊，把剛剛玩耍弄髒的地板和沙發擦乾淨，洗洗涮涮，解決掉廚房的鍋碗和洗衣機里的衣服。還沒幹完，孩子就醒了，一切又變得亂糟糟。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重複，沒有止境，「沒有干不到的，只有你想像不到的活。」 網路圖片 夏飛的丈夫在飯店當廚師，一個月能掙個七八千。也因為這樣，他顧及不了家裡大大小小的事，也理解不了一個家庭主婦，能有啥可忙？夏飛沒有工作那幾年，有時候丈夫上一天班，累了煩了，跟夏飛說話也帶刺。她暗暗想，「要是自己不上班，總花他的工資的話，講話也不太氣勢。」「不管掙多掙少，自己掙錢，說話還是有點分量的。總在家裡待著，靠人家養，自己也感覺不太現實。」熬到孩子上了幼兒園，為著這點家庭話語權，夏飛也要出去上班。 零工群體中，有一批像夏飛這樣的人。他們處在一個平平常常的位置，只能順著時代漂流。他們手裡不握有自己的命運，無論在生活還是職場里，常常是那個「被選擇」的人。 老阮57歲了，這大半輩子，他打過不少工。20多歲的時候，他在廣州的小巴公司上班，管著一批售票員。幹了4年，為了照顧年邁的父親，他回到江門，輾轉各個水龍頭廠，空調批發商行的倉庫，建築公司的倉庫，還在技校當保安，去建築設計院做司機。後來，設計院要搬遷，老阮被留在了江門。又過了幾年，設計院也倒閉了。 老阮上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工廠里看倉庫，幹了兩年多。這些年，工廠的訂單越來越少，於是工廠也越來越少。老闆要裁人，讓老阮在家裡待崗三個月，工資從每個月5000多塊降到1000多塊，是江門的最低工資。 「沒辦法，他叫我待崗，就這1000多，還要養女兒。（這是）逼著你離職了。」老阮重重嘆了口氣。女兒現在在讀大三，一年學費一萬多，加上吃穿用度，家裡處處都要用錢。就算畢業了，短期內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很難說。「我這個人，做啥工都沒問題。車間里也能做，去倉庫也能做，做管理也能做。但是人家給不給這個機會？你現在到這個年紀，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想，只能隨便找個工作，等退休算了，沒得你選。」 劉闖也是那個在命運里顛沛流離的人。2004年，他剛剛從學校畢業，就進了首鋼，負責維修工業設備。「說簡單點，就是說哪塊壞了，給我們圖紙我們就干。」一開始，他以為自己拿到了好的人生劇本，拿著3000多塊錢工資，在唐山也算是不錯。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工資一下子就掉到了1000多。朋友勸他，忍過這幾個月就好了。結果幾個月過去，有一段漲回兩千五，沒多久又降到1000多。劉闖不幹了。 那些年，唐山遍地工廠，滿天都是煙囪。劉闖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樣，闖蕩在這些鋼鐵廠、機械廠中間。時代的寒風確切地吹到劉闖身上，「干著不行了就撤，換地兒。」劉闖自嘲地笑起來，「我干黃了好幾家企業。」 網路圖片 2023年底，最後一份鋼鐵廠的工作也黃了。沒事幹，休息了一段時間。有朋友介紹劉闖去做清洗油煙機的工作，他想總待著也不行，沒多想就去了。但這行也在肉眼可見地變「卷」，第一年冬天，找他清洗地暖的人特別多。到了第二年，下降了三分之一。他想，也許是因為這一年的冬天特別暖和，又尋思，也許是「可花可不花的，就先不花了」。他搞不清。 沒活乾的時候，他也沒想過去勞務市場轉轉。以前在一個快銷公司當調度員的時候，有一回要從13米的大卡車上卸貨，他去一個勞務市場找裝卸工。站在那兒，周圍人就呼啦啦地擁上來：「要啥？」「幹啥？」所有人都想擠過前面人的頭頂，向劉闖撲過來。那種對生存的強烈慾望讓劉闖產生了一種負罪，「不知道怎麼的，不知道怎麼要人了。感覺我選他沒選他，好像有那種錯誤似的。」後來他自己沒工作的時候，也不願意上勞務市場，他覺得自己做不到他們那樣，「尊嚴很低」。 網路圖片 騰訊出行服務團隊產品經理安然曾去廣州花都獅嶺鎮調研，那裡聚集了差不多8萬家箱包工廠和個體戶。在走訪了零工勞務市場和用工企業之後，他們發現臨時用工需求很大，但線下招工困難，效率低下。而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到，每天凌晨4點就有一群老人在馬路邊「趴活兒」，有時苦等一天也沒有收入。「可能有一天我也要去做類似的事情，要理解他們的處境，關注他們的需求，希望能做點什麼幫到他們。」安然想。 調研回來後，他們開始籌劃「附近的工作」產品功能，做了很多研究，從各地政府關於靈活用工的政策，到市場調查報告，再到行業現狀。2024年10月，「附近的工作」第一個試點的就是廣東江門。現在，他們提供的服務已經覆蓋廣東江門、河北唐山、江西九江、廣東深圳、北京朝陽等多地，幫助兩萬多用戶達成了求職意向對接。 轉機 去年9月份，老阮從倉庫辭了工。普通話裡帶著濃重的江門口音，也不太會用互聯網，他沒什麼門路。出去大街上轉，發現路邊貼的招工廣告要麼是假的，要麼早就過期了。打電話過去，大部分無法接通。年輕的時候靠熟人介紹工作，現在也越來越行不通了。他拿一家電視機廠舉例，招聘年齡最大限制是45歲，「50多歲不要，能做都沒用。」這是很多工廠的普遍狀況。老阮有點酸酸地感慨，大學生都不想進廠打螺釘，不然哪有進不了的？ 這麼大年紀沒工作，還被家裡人念叨「你怎麼這樣」，老阮心裡很煩。那一天，他想去工廠碰碰運氣，偶然路過江門驛站，看見那裡貼著招工信息，死馬當活馬醫，走進去報了個名。沒想到，一個電話打過去，一個近60歲，以為自己已經被市場淘汰的人，得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網路圖片 老阮身高一米七，體重160斤，身體素質很不錯。「我沒那麼老，」他說，「好多人都說看上去40多歲，所以我一面試，他就要了。」 在驛站報名之後，老阮就被拉進了一個群里，裡面有驛站的工作人員，大家都管她叫「好姐姐」。「好姐姐」每天都會搜集很多招工信息發到群里，提供給那些沒有找到工作的人。電話大多可以直接打到工廠里，方便不少。後來，工作人員通過與騰訊「附近的工作」合作的廣東郵政「郵薪領」平台，為他推薦了幾份保安工作。 像老阮這樣勞動能力還很強的大齡打工者，被稱為「活力老人」。他們尚未退休，也還擔負著養家的職責，但工作一天比一天更少，他們需要就業的機會。老阮對這份保安工作很滿意。每個月賺的錢剛夠女兒的伙食費，他自己在單位里吃飯堂，每頓只要一塊五，兩個肉，一個蔬菜，湯，還有米飯和水果。不過，他還在線上平台上伺機而動，希望能蹲守到更好的工作。 網路圖片 決定上班之後，夏飛在就業市場跌跌撞撞了很久。一個沒怎麼工作過的家庭主婦，能選擇的工作寥寥。刷了幾天招聘網站，夏飛發現上面大多數崗位是辦公室文員、銷售什麼的。坐辦公室要坐一天，但幼兒園下午三點就放學，孩子沒人接。做銷售吧，她又不是那種巧舌如簧的人。後來終於得到一個飯店服務員的面試機會，一坦陳家裡的情況，老闆明面上不說什麼，只客氣地表示「回去等消息吧」。她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後來也跟著親戚跑過保險業務。幹了一個月，沒幹出業績。孩子太小，工作這事又擱置了。 孩子從小班升到大班，兩年過去，夏飛終於找到第一份長期工作，在酒店裡干前台收銀。上24小時，歇24小時，夜裡兩個人倒班。由於工作時間太長，腰椎、頸椎都出了毛病。去家電公司做售後算是時間最久的一份工作。「辦公樓不說有多氣派，但是也挺乾淨整潔。外面那麼冷，屋裡剛一進來就是熱的。」不愉悅，但高低算是「坐辦公室的」，她想，先干吧。後來她也嘗試過全職保潔。 「像電視劇上演的那種，又是職業女性，又能照顧到家庭，真的很難做到，都得捨棄一頭。」夏飛說，工作以後，孩子老是一個人去吃小飯桌，她時時感到虧欠。 但現在，在夏飛的生活天平上，做兼職保潔成為一個相對合適的選擇。從前她覺得，一個家庭主婦的「成功」，就是生活過得去，老人身體健康，孩子也聽話懂事，平平淡淡的。現在，她每天線上接單，空出中午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給孩子買菜、做飯。除了照顧家庭，也有了想在事業上做出些成績的念頭，「有一點自己的小事業，經濟來源不斷，也算成功的一種。」她說。 網路圖片 靈活就業已經是一種不可或缺，也無法避免的就業形態，但兼職者在職場里仍然沒有保障，如同裸身穿過荊棘。「有活hopped」是騰訊「附近的工作」在唐山等地的合作夥伴，他們幫助接入了不少地方的工作資源。「有活hopped」運營副總經理張小紅說，「傳統意義上的招聘平台，不管是互聯網公司還是線下招聘會，絕大部分還是在解決全職招聘的需求。一些平台也提供了很多兼職崗位，但上面的信息參差不齊。有些平台把有吸引力的兼職崗位當作鉤子，用戶到了線下之後，實際上要再去交信息服務費或報名費。」 重要的是要確保兼職者能拿到錢。他們把整個任務流程「在線化」，從兼職者找單、接單，開始服務、結束服務到收到明確定價的報酬，全流程都不脫離平台操作。企業有用工的需求，要在小程序上完成准入，開戶、充值。發布任務的時候，錢已經到了平台的賬戶，由平台向兼職者結算，當天就能到賬。這樣，他們就不至於被黑心的僱主剋扣或拖欠工錢。 讓更多人有選擇權 做保潔身體上勞累，但是精神上是放鬆的。現在的夏飛已經練出了肌肉記憶，看一眼屋子就能演算出該使用什麼工具，該從哪裡開始，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如何使用速度、力量、技巧——夏飛使用這些詞，將保潔工作描述得像某種競技運動。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她開始掌握這些「超能力」。 當了保潔以後，她慢慢構建出一個舒適區，那裡面只有自己——她沒遇見過不講理的僱主。他們常常是忙自己的事，不會盯得她心裡發毛。碰上沙發這些一個人搬不動的物件，僱主也幫著一起搬。她有點社恐，也不愛說話，只想埋頭幹活。所以她喜歡這樣的工作環境：沒有衝突和投訴，也沒有孩子的啼哭，她只聽見抹布擦乾淨玻璃、清潔劑冒泡泡的聲音，這讓她放鬆。 網路圖片 「我知道我是新乾的，所以都干一些小活。剛開始都是能幹到位的，盡量都給他干到位。省時間或者啥的，那東西都不太考慮。」因為身上有股倔犟的認真，珍惜所有的機會，幾個月過去，她攢起來些老客戶，一天怎麼也能接上一兩單。保潔活兒幹完了，她也沒事刷刷「附近的工作」，找找地址核驗、線上審核的兼職。這些工作很簡單，比如為平台核驗一些企業是否有實際辦公地，拍個照片上傳。審核招聘內容是否合法合規、有沒有歧視性內容。一單五六塊錢，不多。但每天順道做幾單，也能掙點買菜錢。「家裡的活干夠了、干煩了，出去工作反而是輕鬆的。」夏飛說。 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收入，雖然一個月只有三四千元，但也不用手心朝上跟丈夫要錢，忍受他的奚落了。「現在我自己掙工資，想買什麼都可以隨便買。」 「它是一個難而正確的事情。不管是寶媽、學生還是馬路零工，你會覺得能夠實實在在去解決他們的一些就業上的困難，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站在平台的角度，我們希望能夠給這一類型的求職者更多的選擇和機會。」張小紅說。 有了騰訊「附近的工作」搭把手後，劉闖多了一條找活的新路子–通過「附近的工作」在「有活hopped」平台找活。他是個熱心人，在客戶家清洗油煙機的時候，時不時總碰上干保潔的同行。有的人年紀大了，不太會操作手機。「他們說不好找活，我就說試試這個，上面有活。」他教他們怎麼註冊、怎麼登錄，怎麼學習平台規範，「一次兩次之後，他們就都會了。」 網路圖片 過完年，家電清洗行業進入淡季，劉闖最近正為沒活兒的事煩躁不安。家裡兩個孩子還在上學，他不能休息太久。好在這是一個喜歡折騰的人。一天晚上，他拿著手機刷騰訊「附近的工作」，地址核實，就是拍一個公司的門頭，這也是活，但錢少。兼職辦公及IT安裝，不知道是幹啥的。代駕，做飯，收納整理，日常保潔，牆體打孔，跑腿，一個個滑下來，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語調高高揚起：專業陪診服務！「這挺好，100塊到400塊一單。」他又找到一個新路子了，「這可以，我得研究一下。」他說。圖片（來源：騰訊新聞）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
評論員張莉 優待高層次人才，就連子女也有”教育VIP卡”？ 據澎湃新聞報道，3月24日，長沙市教育局召開中考中招制度改革新聞發布會，詳細解讀《關於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辦法》（簡稱《實施辦法》），回應社會關切。值得注意的是，在規範政策性優待項目方面，《實施辦法》提到：自2025年起，高層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優待實行單列，不納入統招計劃。 網路圖片 這一政策發布之後引起了廣泛討論，大多數家長拋出的爭議在於政策的合理性和人才認定標準——高層次人才的子女未必也是高層次，不納入統招是否合理？ 家長的質疑並非簡單的「仇優心理」，而是基於現實的理性擔憂。根據長沙市人社部網站公布的《長沙市高層次人才分類認定目錄》，長沙市高層次人才按照國際頂尖人才、國家級領軍人才、省市級領軍人才、高級人才等4個層次分類，分別用A、B、C、D指代。 最受爭議的就是D類人才，《目錄》中的D類其中包括了「長沙市優勢主導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領域年薪50萬元以上的高級經營管理和研發人才」。這個範圍的劃定頗有彈性，有沒有嚴格的標準，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又是否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間？ 網路圖片 家長質疑聲浪的背後，是對教育公平的擔憂，如果政策轉變導致可能開啟「隱性通道」，高層次人才子女不用統招直接單列，那這個賽道是否會成為新的升學捷徑？多少為了「雞娃」費盡心力的家長，應該不會想看到孩子的未來因為父母的職業水平而被劃分。 政策的落地需要民意考察，想要吸引人才可以在薪酬、住房等方面給予傾斜，不必在子女「血脈」上層層優待，事關教育的敏感問題，更要有前瞻性、公平性、警示性。 調改政策不能為了兼顧城市發展而「顧此失彼」，教育的初衷就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在公平的土壤里，長成屬於自己的風景。那些優質的資源本該自然流淌，只有一視同仁才能讓每個學子都相信「奮鬥有價值」。
今年二戰暨抗戰勝利80周年，台灣國防部紀念主軸定調「反侵略」，宣傳二戰暨抗戰是中華民國的國軍打下的功跡。另外，傳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閱兵紀念抗戰，兩岸對抗日歷史再出現「話語權」之爭。 儘管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實際貢獻受到質疑，北京傳出習近平今年將以大閱兵的形式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甚至可能邀請俄羅斯總理普京。 對台灣而言，北京一直透過這些慶祝活動來搶奪抗戰勝利的話語權。台灣的國防部2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二戰暨抗戰勝利80周年系列活動」，政戰局文宣心戰處處長樓偉傑少將指出，「所謂的話語權，並不表示誰辦的活動多，誰就有話語權，而是基於事實的考量。抗戰從民國二十六年開始，二戰從二十八年開始、我們跟軸心國宣戰，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二戰跟抗戰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三十八年才成立，這就是為什麼會把簡單的時間軸印在『乖乖『後面，讓大家簡單可見這就是事實。」 樓偉傑提到與零嘴品牌「乖乖」合作，發行三款限量聯名商品，將抗戰歷史寫進包裝袋，讓更多年輕人知道抗戰史。台灣國防部也與飲料品牌合作，將文宣融入民眾生活周邊可觸及商品。 樓偉傑強調：「二戰所有文件看到的都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今年並不是跟對岸比誰辦的活動大，誰辦的活動多，而是希望為宣傳二戰精神定調反侵略、護家園，這就是爭取話語權最有利的。」 學者：參加二戰的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許智翔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當時在參與二次大戰的一個政權，頂多只能說共軍八路軍在當時中國戰場上一支約一、二十萬兵力的游擊部隊，一邊壯大兵力，一定程度參與戰爭。如果從歷史事實來說，中共方面當然不具備這正當性去說他們是二次大戰的主導者。」 許智翔舉例：「日軍一號作戰，也就是豫湘桂會戰，國軍投入數百萬兵力，傷亡五十、六十萬以上。相較共軍最大規模百團大戰，傷亡約二萬餘人就知，雙方交戰的激烈程度。」 許智翔說，國軍中間有一段時間休養生息，共軍在敵後襲擾，共軍以此指責國軍沒有積極抗戰，但國軍仍是抗戰真正主力，共軍投入的規模、量體完全無法與國軍相比。 根據《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要》，在抗戰中陣亡的高級將領，國軍有二百零六名，《亞洲周刊》報道，共軍只有一人。從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日軍在中國大陸造成了二千萬平民和三百二十萬軍人死傷，其慘烈僅次於蘇聯衛國戰爭。 學者：中共借抗戰壯大 最終奪下中國大陸政權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也提到，一九三七年中共在洛川會議定調抗日方針就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 吳瑟致說：「共軍在角色上，以自己政治發展優先，不是抗日。中共能在二戰結束後能顯著超越國民黨，令國民黨失去在中國大陸的政權，最關鍵點是因為二次大戰，讓共產黨有得以續命機會。在當時毛澤東指示下的策略，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確實達到一定效果，這場戰爭不只針對太平洋地區主要戰場的影響，也導致國共之間在中國統治地位歷史呈現翻轉。」 吳瑟致提到，二戰後半段，因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軍投入力道非常大，最後投下原子彈結束戰爭，日軍因此投降。 許智翔提到，過去中共以二戰主力是共軍作宣傳，近年修改敘事方向，以修正主義的態度強調，國民黨打正面戰場，共軍打敵後戰場。事實上二戰中國戰場，絕大多數大規模交戰及最嚴重傷亡，大都國軍在承受。 中共自抗戰七十年以來，積極爭奪二戰話語權，許智翔認為，美中競爭態勢下，中共與西方關係惡化，加上與日韓關係緊張，習近平上台後高度強調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因此，強化及掌握誰才是在二戰中對抗外敵這樣敘事主旋律，有益政治宣傳，及對台統戰的正當性。 許智翔提到，二戰時德義日組成的軸心國在各地發動侵略，最後遭盟軍擊退。對比中共近年在周邊地區採取具侵略性政策、各種軍力襲擾的軍事行動，台灣今年紀念抗戰以「反侵略」為主題，提醒中共和世人，侵略者終將敗亡。 學者：中共一邊譴責日本擴張 一邊走向相同擴張途徑 許智翔發現歷史出現巧合，中共近年軍事擴張性政策，包括南海爭端、解放軍遠海長航到各地部署，最近到澳大利亞附近，還傳出想在索羅門群島建設基地，或曾有部份艦隊遠海長航時進到中太平洋甚至往中途島方向前進。 他示警：「中共的行動莫名其妙就符合當年日本對外擴張的行為和類似路徑，是歷史上很諷刺的。一邊強調紀念抗日戰爭，一邊做跟當年日本帝國類似的事。對民主國家而言，與其說要擊敗侵略者不如幫他們脫離，不要重蹈覆轍。」 台灣主管兩岸事務的大陸委員會日前指出，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80周年，研判中共將辦理相關紀念活動，訴求「反獨」、「促統」及形塑兩岸同屬「一中」。 台灣的國防部長顧立雄早前也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民國38年（1949年）才成立，「如果要打一場它還沒有出生時的戰爭，應該是沒辦法的。」無論二戰或對日抗戰，所有歷史紀錄的主體都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顧立雄強調：「話語權的關鍵並不是誰聲音大，就能改變這個事實。」 責編：陳美華 許書婷 李亞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