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悅

《按需殺戮：中國的器官摘取產業與美國最大敵手的真實本質》（Killed to Order:China』s Organ Harvesting Industry&the True Nature of America』s Biggest Adversary）於日前出版。書中介紹，中共當局摘取器官的做法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涉及國家層面的系統性運作。近日，該書的作者楊傑凱在接受美國之音（VOA）專訪時稱，外界對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真實規模與運作方式仍然存諸多疑問。他援引多項獨立研究、醫療文獻分析及證人證詞，質疑北京方面有關「自2015年起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轉向自願捐獻制度」的說法。 以下是採訪的主要內容： VOA：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麼促使您調查中國強制摘取器官的指控？以及為什麼您現在出版這本書？ 楊傑凱：首先，這本題為《按需殺戮》（Killed to Order）的書，本身可以說是過去20年研究成果的彙編。這些了不起的研究者從2006年開始深入調查，而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件事是真實存在的時候。 當時我幾乎是同時通過兩個渠道聽說這件事。當時我們在《大紀元時報》也進行了報導。其中一個渠道是一位舉報人–一名化名為「安妮」（Annie）的女性。她指稱，存在某種類似集中營的地方，人們、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這裡，「按需殺戮」以供器官移植。 與此同時，發生了另一件事。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移植外科系主任，他真的有一位患者。這位主任名叫雅各布・拉維醫生（Dr. Jacob Lavee）。我後面可能還會談到他，因為他後來成為一名活動人士。 他有一名患者，長期等待心臟移植。有一天，這名患者告訴他，兩週後他將接受一次已經排定日期的心臟移植手術。當拉維醫生後來向我講述這一情節時，我感到毛骨悚然。 從拉維的角度來看——他曾擔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協會負責人，他說這根本不可能。絕無可能，因為否則你會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被殺。 但那名患者確實去做了手術，然後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一方面是來自中國的舉報人，她的丈夫是一名外科醫生，親自參與過這些手術。他向妻子承認自己從活人身上摘取了2000個角膜，並因此長期做噩夢。妻子迫使他懺悔，並最終決定站出來揭露。 另一方面是一位移植外科主任的親身經歷。這兩項指控結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研究調查，我意識到：這件事極其可怕，但卻是真實存在的，瘋狂得令人難以置信。 VOA：我們談談書名。《按需殺戮》這個標題在實際層面是什麼意思？這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 楊傑凱：你需要一個「國家行為體」來運作這種體系，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因為你必須能夠對一個龐大群體施加脅迫性的權力；必須通過大力宣傳，把某個你將用於這種用途的群體去人性化。 第二，你必須有能力大規模監禁——可能是上百萬人。 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1999年和2000年對法輪功學員所做的事情。法輪功是一種精神修煉方式。官方估計當時有7000萬到1億人在修煉。這是一種草根運動，與共產黨高度等級化的結構完全不同。 當時的獨裁者——江澤民決定，用他的話說，「根除它」。於是，一群修煉「真、善、忍」的人突然成為頭號抓捕對象。為了把迫害合理化，他們對社會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當時中國每13個人中就有一人修煉法輪功。為了讓迫害被接受，人們必須被說服：迫害這些人是合理的。 當完成去人性化和大規模監禁後，可能關押了100萬甚至200萬人，真實數字無人知曉，因為這是國家機密。泄露這些數字可能會丟掉性命。我甚至不確定是否有人知道真實數字。他們開始對這些人進行血型檢測、組織配型、器官掃描。 在2006年之前，網上甚至公開廣告稱，「支付15萬或20萬美元，兩週內可獲得一顆新心臟。」這簡直是件難以置信的事情。 但為什麼能做到呢？因為所謂「供體」已經準備好被按需殺戮，已經與你匹配了。一旦你付款，他們找到匹配者，把人運送過來，然後殺害。這完全是另一個層次，這完全不同於一般的黑市器官交易，那本身就非常可怕了。這完全是另一個層次，另一種規模。根據我們的估算，到2000年代後期，移植數量已經增加到每年6萬到9萬例。 VOA：這令人震驚。您提到了法輪功學員。那麼，除了法輪功學員，還有其他受害群體嗎？為什麼這些群體特別脆弱？ 楊傑凱：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感謝你的提問。 在共產主義體系中，始終存在一個「外部敵人」，順便說一句，這通常是美國。這個體系就是這樣設立的。 但同時也有「內部敵人」，這就不一樣了。有時候，他們是地主，那是在想要他們的土地的時候。到1989年就成了的學生和學運。1999年又變成法輪功。 為什麼這些群體會成為弱勢群體？因為政權基本上是在說，我們要針對這個群體。這有兩個目的：一是他們想方設法鎮壓或消滅這個群體；二是向社會其他群體發出警告——這就是共產黨能夠做出來的。別跟我們對著幹。 實際情況是，在長達大約14或15年的時間裡，幾乎沒人採取什麼行動，儘管那時我們已經掌握了大量證據，證明強摘器官現象絕對是在發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細節，我可以詳細解釋。事情就是這樣。 後來，中國新疆地區的少部分維吾爾穆斯林也成為目標，這裡說的「少」是指比法輪功的人數少，其實也不算少，大概有1000萬到1200萬人。他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把他們去人性化。他們本身作為少數民族就已被中共去人性化。他們慣用的伎倆就是通過說這些人是低等的來讓他們變得脆弱。 把他們變得脆弱是因為大多數人並非心理變態者。你必須人為地製造一種缺陷，一種人類推理中的缺陷。一旦你開始相信某人是低等的，你就會做出可怕的事情。這就是種族滅絕發生的原因，而一些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人實際上並非心理變態者。他們並非冷血無情，而是出於某種原因信以為真。於是，他們將維吾爾人非人化，監禁了超過一百萬人。具體人數尚不清楚。 據我們所知，特別是通過一位名叫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的傑出研究員的研究，他們似乎又把很多人納入了這個龐大的按需殺戮產業。 我最大的擔憂是，如果我們不就此採取行動，目前是法輪功和維吾爾人，未來可能包括藏人，因為藏人也是一個容易被宣傳針對的群體。最近，家庭基督徒，也就是家庭教會的信徒，——最近，一個大型教會——錫安教會的所有領袖們也都被逮捕了。他們中的許多人至今仍被關押。 天主教神職人員最近也受到管控。我雖然不知此舉將導向何方，但在我看來，該政權正加劇對基督徒的迫害。我擔憂這些群體也將被大量納入按需殺戮的教條體系之中。 VOA：考慮到這個話題的嚴峻性，無論是在中國境內還是境外，人們對此知之甚少。我的問題是，您認為最有力的證據是什麼？ 楊傑凱：《按需殺戮》這本書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證據。我把近20年來的大部分證據匯總起來。但讓我舉幾個例子來幫助你們理解。 最早的調查報告由兩位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撰寫。他們一開始列出17條證據，後來增加到33條。 當然，有一點必須記住，沒有記者突然闖入手術室現場，然後驚呼：「我的天哪，快看，他們正在按需殺戮！」這種事從未發生過。 在發生大規模暴行的場合，比如德國實施納粹大屠殺時，他們並沒有邀請記者去現場報導。最初收集到的證據雖然是間接的，但卻非常有說服力。 例如，研究人員打電話詢問醫院：我兩週內能拿到器官嗎？醫院回答：可以。甚至有人詢問：能提供法輪功人員的器官嗎？對方回答：可以，他們的器官最新鮮、最好、最健康。眾所周知，人們對法輪功學員有這樣的看法。這算一條線索，是吧? 還有一條線索，而且是最近的一條。一位名叫羅宇（Matthew Robertson）的學者，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最近發表了一篇關於此問題的精彩博士論文。 他和雅各布・拉維合著了一篇論文，拉維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外科醫生，後來他成為一名積極倡導反對這種暴行的活動人士。他們主要圍繞中國已發表的、官方的，甚至一些發表在西方期刊上的中國移植文獻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僅在大約2000篇以上論文中，就有大約70例以上違反了死者捐獻規則的案例，而且是在已發表的公開研究中。 這意味什麼呢？這意味，在那70項研究中，那70個人的死因是器官被摘取。他們被謀殺，器官被摘取。而且他們還把這一點寫進了研究方法裡，對吧？ 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寫，——這是我現在的看法，他們之所以把這一點寫進研究方法中，是因為在過去的25年裡，這無疑一直是中國移植手術的主要方式。 所以人們不知道還有其它方法，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做的是謀殺。他們只是把這當作移植手術流程的一部分。有些例子……實際上，我有一個最近的例子，這簡直令人震驚。一位來自德國的前移植外科醫生跟我證實了這一點。他知道一個案例，一位女士，她患有嚴重的肝臟疾病，而且酗酒嚴重，她有某種罕見的肝臟病情。在過去的十年或許更久的時間裡，她先後三次在中國接受了肝移植手術。想想看，這怎麼可能？ 因為記住，在任何符合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都必須找到與你匹配的人。所以必須發生一場災難性的意外。器官的大小必須合適。血型、組織也必須匹配。這就是為什麼在文明社會裡，人們要等待數年才能成功進行器官移植的原因。 在這邊呢，兩個星期，他們就把人準備好，隨時可以按需求來殺人。 我專門用一整章，也就是第五章，來介紹所有的研究工作，這一章很長。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很樂意跟你分享。 VOA：我想您提到過，中國每年估計進行6萬到9萬例器官移植手術。我想知道這些數字是如何得出的。您的證據是什麼？ 楊傑凱：顯然，估算起來極其困難，因為再次要指出的是，這是國家機密。泄露機密有可能會被處死。這就是中共設置重重障礙的手段。 我還要補充一點，我忘了提及一個極其重要的證據，我得強調一下，因為這麼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從未提供過任何信息來反駁這些指控。他們只會誹謗傳達信息的人。他們說：這些人是邪惡的，不要聽他們的，這是宣傳。他們從來不說：我們有真正的證據表明這些事情並未發生。 所以，就目前我們掌握的大量證據而言，我們必須推定這種情況正在發生，直到他們提供大量證據證明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因為我們必須讓他們停止這種行為，然後再提供證據。 換句話說，因為這件事我們研究了25年，而他們從未真正提供過任何信息，你知道，即使是對於倖存者來說，這簡直難以置信，確實有一個倖存者。他失去了一部分肝臟和一部分肺，他們竟然承認在他身上做了手術。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竟然會承認。 我們當中有些人，其中一位是天主教大學的法學教授鮑勃・德斯特羅（Bob Destro）救了這個人。他曾是特朗普政府時期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當時說：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竟然在法律上承認了這件事。 他們就這樣自曝其短了。所以，這真是令人震驚。 現在我們來談談你問的6萬到9萬這個數字。要算出這個數字，舉個例子，其中一項證據是對一家醫院的詳細研究。我們稱它為「為謀殺而建的醫院」。這是我們2016年在《大紀元時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的標題。我們研究這家醫院是因為它宣稱自己做了很多器官移植手術，技術尖端，足以與一些美國醫院相媲美。 但是我們深入了解並查看那裡的病人數量、醫院數量、床位使用情況以及那家醫院的發展情況。 這些人宣稱，他們是中國頂尖的器官移植醫院之一。 但實際上，他們實際進行的移植手術數量是他們承認數量的10倍甚至可能是20倍。 所以他們基本上大幅降低了數字，以避免有人發出質疑聲音：等一下，這根本不可能，你們說的移植手術數量怎麼會這麼多？ 因為當時，他們甚至沒有聲稱擁有一個自然的器官捐獻登記系統，真正讓人們捐贈器官，那個系統根本不存在。 我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仍然認為這個系統並不存在，即使他們聲稱它存在。這個數字來源於對一家醫院和許多其它醫院的調查，然後基本上是這樣估算的，所以這個數字範圍很廣，在6萬到9萬之間。6萬是最低值，9萬——我記得伊森・古特曼估計過是10萬。 我只把數字降下來了那麼一點，因為我想在這件事上格外保守。我不想誇大。但想想這些數字吧。這真是個非常極端的現實。 我們說的是，當然，一個人身上可以摘取多個器官，這是事實，尤其是在體外膜肺氧合（ECMO）技術出現之後。ECMO可以保護你的肺和肝臟，抱歉，應該是肺和心臟，它就像搭橋，可以延長器官移植所需的存活時間。 但我認為，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估計，這麼多年來，已有超過一百萬人因此被奪去生命。我猜實際數字遠不止這些，但再次強調，我這是極其保守的估計。但事實是，中共並不向我們提供他們所做的移植手術次數。 我們連他們的經濟數據都不知道。至於移植手術的數字，那就更別提了。所以我們正在盡力弄清這件事。我認為就此刻而言，證據非常有說服力。 VOA：正如您所說，中共隱瞞了各類數據，不僅是器官移植數據，還有其它類型的統計數據。但是，您也知道，北京方面一再聲稱早在2015年就停止使用囚犯器官，完全依賴自願捐獻。但我認為，很明顯，證據指向相反的方向。所以，您能給我們解釋一下嗎？ 楊傑凱：首先，就一般情況而言，在中國文化上，中國人不太熱衷於捐獻器官。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是個問題。 但我們暫且把這個放在一邊。讓我們回到我之前提到的羅宇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實際上已經發表過了，但我忘了是在哪本期刊上發表的。他發表的是關於移植登記體系的數據，以及自2015年他們聲稱建立該登體系處以來，其數據的增長情況。羅宇非常有力地證明，這些數據是完美的二次方程。 基本上說，人類數據是無常的。完美的二次方程意味著他們人為地創建了一個公式，並捏造了這些數字。這很荒謬，對吧？ 再次要說的是，問題在於，激勵機制完全是錯誤的。 這有點像美國歷史上以及其它國家存在的奴隸制。當你把一群人非人化，把他們當作工具，用於任何你想要的目的，比如器官移植。你很難轉變這種狀況，因為你已經掌握了這些身體。 這就是這個體系的運作方式。你知道官僚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即使在美國，試圖改革官僚機構也很難。他們花了25年時間圍繞器官移植建立了一套按需殺戮的官僚體系。 那麼，當大多數中國人都不願意捐獻器官時，你如何轉向自願移植？這完全是一場騙局。 在中國，最近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當時麥克風沒關。習近平、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和金正恩在天安門廣場，他們開始討論通過持續的器官移植來永生。簡直難以置信！ 我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麼多年，卻從未想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提到，習近平說我們的目標是150歲，對吧？突然間，我恍然大悟，我的天哪，這就是「981工程」。「981工程」是精英長壽計劃。中國精英的壽命遠超普通人。 這是怎麼做到的？我之前從未想到，持續的器官移植竟然是其中一部分。 注意啊，他們可以永遠無限量地獲得器官。 這價值幾何？順便說一句，我們統計的這個行業的年產值——你剛才提到這是一個行業——大約是90億美元。 再次要說的是，這只是基於器官中位價格的非常粗略的估算。 但是，現在，能夠永遠擁有無限量的器官供你使用，哇，在我看來，這遠比90億美元的價值更大。 VOA：對美國來說，這是純粹人權問題，還是國家安全問題？ 楊傑凱: 我認為這具有深遠的國家安全意義，因為我們是在與一個將「按需殺戮」作為其慣用伎倆的政權打交道。 所以，如果我們理解這一點，比如說，作為一名外交官，如果我與中國共產黨共事，我就必須明白，我不是在與一個正常的政府共事。我甚至不是在與一個正常的獨裁政權共事。我是在與一個極權獨裁政權合作，而且我已經解釋過其中的區別。 斯坦福大學有一位名叫許成鋼的傑出學者，他詳細地解釋了這種區別，這對我理解這一點非常有幫助。但關鍵在於，共產主義社會能摧毀一切公民社會的表象。 我們正在與一個政權共事，該政權認為，所有公民社會，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民眾中湧現出的各種活動都應該被摧毀，這樣才能維護黨的至高無上地位。 從根本上講，這是最重要的信息。 但與此同時，我最近就此事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幾個月前發表在《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 我們培訓了大量的那些外科醫生。我們提供各種解決方案和技術。我們資助一些參與強摘器官的醫院。我們與研究機構有合作關係。 這麼說吧，在中國，軍民融合是習近平提升的七大國家優先事項之一。所以你可以想像，甚至有人指控，如果中國要入侵台灣，他們會開始使用台灣士兵作為器官捐獻者。 所以，在中國，任何事情只要有某個軍事層面，那個軍事層面都會被加以利用，因為這是習近平的首要任務之一。 因此，這其中的國家安全影響是巨大的。 VOA： 很遺憾我們的時間到了，感謝您接受採訪。 楊傑凱：很高興接受你的採訪，感謝你的精彩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