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這座曾被譽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國際大都市，正因其生育率跌至全球最低水平之一，面臨嚴峻的「斷代危機」，引發網民熱議。從「上海本土人去哪了？」到「為什麼街頭越來越聽不到上海話？」，這些焦慮的提問不僅反映出上海在人口結構與文化傳承上的深層挑戰，也透露出對城市未來活力喪失的悲觀預期。 上海「世界最低」生育率 「現在的上海有錢人都是外地人，小區裡都沒人講上海話了。」大陸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網民的觀察，直接點出了上海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根據上海衛健委最新數據，2023年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僅為0.6，創下全球最低紀錄之一，遠低於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儘管2024年微幅回升至0.72，但仍未擺脫「低生育率陷阱」。 上海的困境並非孤例，它也折射出中國整體的人口危機。2023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遠低於1.5的「高度敏感警戒線」，若長期處於此水平，將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生育率的微弱提升，很大一部分源於「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內釋放的生育堆積，這並非可持續的長期趨勢。 多重壓力交織 壓垮上海年輕人育兒意願 上海正深陷人口「斷代危機」。官方數據顯示，上海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連續多年呈現負增長，出生人數遠低於死亡人數。更令人擔憂的是，2024年上海常住人口中，一孩率高達70.2%，而二孩率僅為25.4%、三孩率則微乎其微，明確顯示「少生」甚至「不生」已成為上海年輕世代的主流選擇。 財經大V「何亞福園地」和財經博主「小咖說」的文章都指出，上海年輕人不願結婚生育的背後，是多重社會與經濟壓力交織的結果： 高昂的房價：作為中國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沉重的住房負擔直接扼殺了許多育齡夫婦的生育意願。 高城鎮化率：城市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的趨勢在上海尤為明顯。 生育年齡推遲：上海戶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齡從2015年的29.01歲延遲至2023年的31.66歲，大幅縮短了生育窗口期。 結婚人數銳減：《上海統計年鑑2023》顯示，2013年至2022年，上海結婚登記對數從14.95萬對驟降至7.2萬對，婚姻數量的減少直接影響了出生率。 綜合社會壓力：除了顯著的經濟因素，社會環境、文化壓力、激烈的教育競爭（「內捲」）、養老負擔，以及獨生子女可能缺乏經營婚姻的經驗，共同將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壓至冰點。 「小咖說」表示，一位「50後」的上海居民，有一批年齡在65至70歲的朋友，他們的孩子都大約40歲，卻有超過一半的人選擇不婚或已婚不育，願意傳宗接代的更是少之又少。更令人絕望的是，許多40歲左右的年輕人甚至連戀愛都不談了。 這位「50後」感慨道，他們這代兄弟姐妹眾多的「50後」、「60後」，卻養育出一代獨生獨居、甚至無後的年輕人。這預示著在他們步入晚年時，許多人將面臨沒有孫輩、沒有子女陪伴的孤獨終老，最終可能只能依靠養老院度過餘生。甚至部分「70後」上海人也支持孩子不婚不育，認為這樣可以「少點麻煩，少點痛苦」。 「婚姻壓力、買房壓力、養娃壓力、教育壓力、職場壓力、獨生子女不會經營婚姻的壓力，幾乎所有的重擔都集中到了年輕人的身上。於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乾脆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甚至不談戀愛。那麼上海將走向『斷代』的境地。」 本土上海人「消失」之謎 隨著戶籍人口的持續負增長和超低生育率，上海的人口結構正經歷劇烈轉變。這不僅導致年輕人口補充速度放緩、城市老齡化加劇（預計2025年65歲以上人口將達總人口的20%），更直接衝擊著這座城市的文化面貌，引發人們「越來越聽不到上海話」、「老上海味道消失」的感嘆。這背後，是博主「小咖說」提到的幾大趨勢： 拆遷推動人口郊區化：大規模拆遷帶來補償的同時，也將原本聚居於市區的本地居民推向郊區，使傳統弄堂的溫情鄰里關係逐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鋼筋水泥大樓帶來的疏離感。 「新上海人」的湧入與同化：為了彌補人口缺口，上海將進一步放寬戶籍政策，吸引更多外來人才。然而，無論這些新移民的學歷高低，一旦在上海紮根，他們的生育意願也會被這座城市的超低水平同化，最終導致「不管是土著還是新上海人，都會變成不想生的上海人」。 女性獨立觀念的崛起：上海戶籍女性未婚率居高不下，本土女性更傾向於單身生活，這反映了她們日益獨立的觀念，不願被傳統婚姻模式束縛。 城市文化的「同質化」：隨著老弄堂、石庫門、街角小店和傳統早餐「四大金剛」的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全國各地的餐飲與連鎖店，甚至連上海本地的孩子也越來越少講上海話。這使上海獨特的文化底色被稀釋，面臨成為一個「徹底移民化、空心化的超級城市」的風險。 這場人口結構的劇變，也預示著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尤其是財富的代際轉移。「小咖說」指出，當「50後」、「60後」、「70後」這些積累了巨額財富的一代人逐漸老去，他們名下的房產、存款、股票將以驚人的速度被繼承。這場「百萬億級」的財富轉移，其覆蓋面和深度可能超越大規模戰爭的影響，將覆蓋超過一半的人口。 在這種背景下，獨居老人甚至可能需要尋求「遠房侄子」的照顧，這其中潛藏著複雜的家庭糾紛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 上海人口老化加劇 中國「少子老齡化」危機 上海，這座中國的特大城市，正以驚人的速度邁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581.56萬，相當於約2.56個戶籍居民中就有1位老年人。此外，80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數量也快速增長至86萬，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撫養負擔。 上海市內，部分區域的老齡化問題尤為嚴峻。例如，虹口區的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45%，而崇明區也因外來人口流失，留下的大多是日漸年邁的老上海人，讓本就沉重的養老負擔更加不堪重負。 《三聯生活週刊》曾報導，上海市常住人口的預期壽命為83.18歲。這意味著，許多人剛步入五六十歲的初老階段、準備退休時，卻正值承擔照護高齡父母責任最重的時期，家庭壓力可見一斑。 上海的「少子老齡化」現象並非孤例，它被視為中國整體人口困境的「先行者」。根據中共民政部統計，2023年全國結婚登記對數跌破700萬對，創下1978年以來的新低，相較2013年巔峰時期的1346萬對，幾乎減半。而2024年結婚對數更降至610.6萬對，這也讓許多人對2025年新生兒數量不抱樂觀。 財經博主「小咖說」分析，這背後是經濟狀況、高房價、就業不穩定、生活成本飆升、精神壓力、以及教育焦慮等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他預計，未來的中國將面臨大規模的人口負增長、城市空心化以及經濟低速甚至負增長的困境。 「少了孩子的哭聲，少了婚禮的喜慶，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空巢老人、更多的獨居青年，以及越來越寂靜、越來越冷清的街道。」「小咖說」強調，當年輕人對生活缺乏希望、經濟保障不足、未來缺乏安全感時，他們便不願承擔婚姻和育兒的重任。這種基本信心的流失，正從上海的街頭開始，逐漸蔓延至全國各城市，預示著一個更為嚴峻的社會前景。
澳門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前夕，現任「愛國」議員林宇滔等12名參選人，因被新增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委）審查機制認定「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及不效忠澳門特區」，遭取消參選資格（DQ），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與不滿。這是澳門自2024年立法會修例加入國安委把關後，首次有參選人因此機制被取消資格。 法廣報導，林宇滔原出身傳統左派工聯會，後自立門戶參選，近年來專注於民生議題，並在議會內外對政府政策提出批評，甚至在關鍵條例的審議中投下反對或棄權票。林宇滔表示，自己是在新聞直播中得知被DQ，但問心無愧，會堅持初心，並在FB上表示「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後」。他的FB貼文獲得大量支持留言，許多網民對澳門感到失望，甚至直言將不會去投票。 資深香港傳媒人李錦洪在網上D100新聞節目中指出，在現今「清一色」的議會生態中，即使是偶爾發出不同聲音的「愛國者」，也可能被視為「壞孩子」。他指出，獲通過政治門檻的候選人普遍傾向傳統和保守，顯示當局不歡迎具批評性和自由思想者，這使本次選舉已不僅是政治問題，更考驗選民如何在保守價值中選出代議士的社會倫理問題。 澳門自2021年實施「愛國者治澳」原則後，當年的立法會選舉已有21名民主派參選人被DQ。如今，國安委的介入使審查程序更加「優化」。7月15日，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公布，共有兩組共12名直選參選組別未能通過國安委審查，使符合資格的候選人僅剩6組，創下澳門回歸以來直選名單數量最少的一屆。選管會主席盛銳敏強調，投票既是權利也是公民義務，呼籲選民積極參與9月14日的投票，但未回應DQ是否影響投票意欲。 澳門政府和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均發布聲明，堅決支持DQ決定，強調候選人必須符合「堅定愛國者」標準，此次審查結果充分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 被DQ的林宇滔團隊成員，包括排第二位的網上書店經營者甄慶悅，也對自己被DQ感到突然。根據選舉法規定，一旦被認定不符合資格，未來五年內均不得參選。
中共國台辦於7月16日證實，台灣立法委員沈伯洋父親沈土城所屬的公司，在中國海關的登記註冊已被廢止。對此，台灣陸委會回應表示，此案再次證明，在中國經商充滿高度不確定性與風險，企業隨時可能受到中共威脅，呼籲所有赴中國經商者務必具備風險意識。 中央社報導。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在16日上午的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一家名為Sicuens International CO. LTD的公司已被中國海關廢止登記註冊。陳斌華聲稱，這家註冊地為「中國台灣」的公司，其相關資訊與台灣兆億有限公司一致，並指這是依法對「台獨頑固分子」的關聯企業實施的懲戒，旨在有力打擊「台獨勢力謀獨挑釁」。他強調：「我們絕不允許有人一邊在大陸賺錢，一邊支持台獨分裂活動。」 陸委會16日晚間透過書面聲明指出，此案中，中共先由其黨媒香港《大公報》對沈伯洋父親發動攻擊，隨後國台辦迅速出面定調，台灣部分媒體也跟進批判，最終再公開宣布廢除沈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陸委會認為，這明顯是中共以「一條龍」式的操作手法來影響台灣政治。 陸委會最後強調，此事件再次印證了在中國大陸經商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企業不僅隨時可能面臨中共的威脅，其營運甚至可能被政治因素左右。因此，陸委會鄭重提醒所有考慮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或經商的個人與企業，務必提高警惕，充分認識並評估潛在的政治及經濟風險。
運行25年的中國尋親網7月15日徹底關閉，公司也已註銷。這一事件發生在中國器官移植條例生效、器官捐獻宣傳進入校園，且器官來源高度不透明的背景下，許多網民驚呼「細思極恐」，質疑失蹤青少年恐淪為「活體器官供體」。 曾為無數家庭帶來希望的尋親網，早在三個半月前的4月1日便發布了「網站停止運行公告」，並於5月1日起停止發布新的尋親信息，最終在7月15日徹底下架。 根據官方介紹，中國尋親網是由惠州金橋網路有限公司運營的公益平台，提供免費尋親信息服務，累計幫助約1%的失蹤人口與家人團聚。儘管網站負責人稱，網站關停是因公司註銷了，與資金問題無關，但這一解釋並未消除大眾的疑慮。 在相關新聞的評論區，網民們紛紛留言：「還有那麼多孩子沒有找到，為什麼要停？」有人猜測：「估計是尋親的人越來越多，本來是一件正能量的公益事業，卻暴露了社會的另一面。」甚至有網民呼籲國家部門接管尋親網，強調「原數據一定要保留」。 來自新疆跟河南的網民也表達了極度擔憂，認為這項行動的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直指失蹤兒童的器官可能已被拆了。多位抖音博主也在視頻中表達了震驚，認為關閉網站絕非尋親網本意，有網民直言：「嬰幼兒和婦女還有一些被找到的報導，但是十幾歲的孩子，很少見到找回來的報導，恐怕從丟失的那一刻起就陰陽兩隔了。真是細思極恐啊。」許多家長也因此提高了警惕，呼籲大眾要保護好自己的孩子。 天眼監控系統為何找不到失蹤的孩子？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主席汪志遠分析指，中國尋親網關閉的「最大原因，可能是怕」，害怕不斷增長的失蹤人口數據，會「指向一些人不願讓人民知道的真相」。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兼發言人黃千峰醫師也指出，根據官方數據，僅2020年全國失蹤人口就高達100萬，其中兒童青少年佔20多萬。他提出一個核心問題：「中國有發達的天眼監控系統，為什麼失蹤的孩子找不回來呢？這也讓人細思極恐，是不是代表著當局不讓查呢？」 黃千峰認為，作為民間力量的中國尋親網，承載著家庭尋回親人的希望，卻在此時被關閉，顯然是為了掩蓋失蹤人口的真實數據，不讓人探究真相，但此舉反而更啟人疑竇，令人警覺背後「水很深」。 失蹤青少年人數驚人 社媒尋親訊息頻現 在老牌尋親網被關閉後，人們轉而透過各大社交平台發布尋人啟事。根據抖音上某個自媒體帳號統計，僅7月1日至7日這一週內，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31條青少年失蹤信息，涵蓋了從9歲到26歲的各個年齡段。 這些失蹤案例遍布湖北、貴州、河北、山東、山西、甘肅、廣東、江蘇、黑龍江、河南、江西、廣西、雲南、重慶、陝西、四川等地，失蹤時間集中，數量龐大，引發社會對青少年安全的極大憂慮。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公安部於2016年上線的「團圓」系統（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在運行五年（至2021年5月）內僅發布了4,801條失蹤信息，並宣稱成功找回4,707名兒童，高達98%的找回率與實際失蹤人口數據存在巨大落差。 根據中共民政部發布的《中國走失人口白皮書》報告，2016年全國失蹤人口為394萬。即使在疫情監控極為嚴格的2020年，全年失蹤人口仍高達100多萬人次。外界普遍質疑中共官方對失蹤家庭不予立案，並透過不實數據掩蓋社會現實，欺騙民眾。 家長尋親遭打壓 器官移植黑幕引擔憂 長期以來，許多尋找失蹤孩子的家長在公開呼籲時，經常遭到官方阻撓，甚至被警方扣押、拘留的情況時有發生，使社會對政府處理失蹤兒童案件的方式產生了嚴重的質疑。 多年來，國際社會指控中共犯有「活摘器官」罪行。儘管2023年中共規定了器官移植條例，並於2024年5月1日起正式生效，旨在「合法化」器官捐獻與移植規範，但由於缺乏真正的透明獨立審查、可信的司法監督與事實核查機制，公眾的疑慮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更加深重。 黃千峰認為，中國在失蹤人口（特別是兒童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之際，器官移植產業卻有幾個「大動作」：《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兒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加上器官捐獻宣傳大量進入校園，以及大規模的校園體檢，這些都讓人感到極度不安。 他以廣為人知的胡鑫宇事件為例，指出這名江西的高一新生在嚴格的監控下憑空失蹤，最終被宣布「自殺」，但知情人士指出，事件可能涉及中共高層的器官移植買賣。 黃千峰強調，器官移植的「合法化」可能只是掩護大規模非法行為的幌子。目前器官捐獻表的造假情況嚴重，以及官方在大量宣傳器官移植成功案例的同時，卻對器官供體來源閉口不提，這讓家長們對自家孩子的安危感到極度擔憂。 今年3月，中國著名作家宋祖德實名呼籲立即全面禁止器官移植，建議「除個人自願捐贈和親屬間的移植，其它的通通違法，直接斬斷黑色利益鏈。若涉及未成年人活體器官，醫院院長、主刀醫生、器官接收者全部死刑，立即執行。」隨後，全國各地網民透過各種社交媒體形式傳播和支持他的建議。 「活摘器官」產業鏈被指源自中共軍隊 中共盜取人體器官的黑幕，早在2006年就被大紀元揭露。黃千峰表示，越來越多的證人和知情人士透露，活摘器官的行為早就存在於中共軍隊中，並從迫害法輪功學員開始，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化的產業，是涉及公檢法司和軍隊體系的一條龍作業。 他指出：「由於這利益實在太龐大，受害者持續延伸到各個層面，包括更多的良心犯、新疆維吾爾族，甚至到學生和一般民眾等等；另一個側面看到的數據就是失蹤人口的不斷攀升，特別是兒童青少年，從某個角度來講，他們的器官最健康，很可能就是被針對成為供體來源的原因。」 黃千峰強調，國際社會對器官移植的倫理要求是透明性和可追溯性，而中共體制下的器官產業完全缺乏真實資料，讓人不得不懷疑，每年至少數十萬的兒童青少年失蹤人口，是否已成為器官移植產業中的一環。 汪志遠也表示，「追查國際」網站上的信息顯示，大量軍隊醫院涉及活摘器官黑色利益鏈。他強調：「追查國際此前就調查證實：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犯下）國家群體滅絕犯罪，證據確鑿，鐵證如山！如今，活摘器官的罪惡已延伸到全社會，把神州大地變成了人間地獄，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危險之中。」
上海一家名為「三立方」的咖啡店，最近憑藉一款「零下80度Dirty」的特調咖啡在網路上爆紅，即使暴雨傾盆，店門口依然大排長龍，甚至有人拖著行李箱專程趕來，日銷量高達500至800杯。 九派新聞報導，這家咖啡店是與德國知名咖啡設備品牌「邁赫迪」（Mahlkönig）合作開設的，開業才短短三週，招牌產品「零下80度Dirty」迅速爆紅。店長7月15日透露，他們使用實驗室等級的超低溫冰箱，將特製玻璃杯急凍至零下86攝氏度。當攝氏零度的牛奶倒入杯中時，杯壁會瞬間結霜，牛奶接觸杯壁的部分會凝結成類似奶霜的狀態。 店長強調，這款咖啡的「黃金賞味期」只有在倒入牛奶後的短短30到40秒，此時喝起來的口感就像「液態冰淇淋」般綿密滑順。一旦超過這個時間，奶霜就會融化成冰沙，獨特口感隨之消失。為此，店家不提供搖晃、攪拌或外帶服務，以確保顧客能體驗到所謂「設計初衷的風味」。 目前店內提供三款Dirty咖啡，其中香草莢風味最受歡迎，也是銷量冠軍。每杯售價均為人民幣26元。面對絡繹不絕的人潮，店長建議顧客避開高峰時段，選擇工作日上午或下午5時後前往。店長也解釋，偶爾出現的「售罄需等待」情況，主要是因為冷凍杯上午售完後需要時間重新製作和準備，店舖也需進行必要的清潔消毒。
中國繼電動車行業大打價格戰後，一些知名的餐飲外賣平台也在七月中發動「補貼大戰」，吸引了大量「薅羊毛」的消費者，美團的日訂單量甚至超過1.5億，但累到腳朝天的商家卻只「賺了個寂寞」。分析指，這場看似繁榮的數字遊戲，實則揭示了中國經濟深度「內捲」與「末日狂奔」的嚴峻現實。 平台數據亮眼 商家苦不堪言 7月中旬，外賣平台補貼戰火速蔓延。美團推出「0元購」飲品，京東每晚狂撒10萬份小龍蝦，淘寶閃購宣稱「一天五頓我全包」。短時間內，美團日訂單量突破1.5億，淘寶閃購與餓了麼聯手也達到日訂單8000萬。 不過，訂單量狂飆並未給商家帶來實質利潤。有茶飲店老闆透露，雖然訂單翻倍，但利潤微薄，忙到凌晨卻只「賺了個寂寞」。一家米粉店老闆娘更是表示，原價19.8元的米粉，顧客實付9.9元，扣除平台傭金、打包費、配送費及總部分成後，自己僅剩不到1元。更甚者，許多「0元購」飲品因無人領取，最終只能倒掉，導致商家做了賠錢生意。 高盛7月3日的研報顯示，這些平台的目標並非外賣本身盈利，而是透過價格戰獲取流量，以交叉銷售至盈利能力更強的電商及旅遊業務。 「內捲」至餐飲業 經濟通縮警訊 美國財擴公司總裁蔣品超告訴大紀元，中國民眾對高消費領域的支出已經銳減，主要消費轉向基本溫飽，當「老百姓活命的吃的上面也內捲，這太恐怖了」。他認為，表面數據的繁榮是一場假象，消費者多半抱持「薅羊毛」心態，而非對店家服務買單。這種「老百姓沒錢掙，手上的錢越來越少」的通縮現狀，迫使消費者追求極致優惠。 蔣品超強調，這對商家而言更是恐怖，一旦消費者「薅不到利」就會轉身，商家也無法長期賠本經營，最終將導致倒閉潮，甚至波及平台。他直言，這種靠補貼與賠本支撐的「短期行為」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將使中國經濟與人們的生存狀況「進一步惡化」。 餐飲行業已察覺到事態嚴重。據悉，貴州遵義紅花崗區餐飲行業商會7月15日發出倡議書，呼籲停止「內捲式」補貼、「0元購」等非理性促銷及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避免商家被迫參與賠本經營。 跨行業「內捲」表明中國經濟通縮嚴重 蔣品超進一步分析，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和京東也加入外賣價格戰，與美團競爭，這也反映了中國經濟「通縮狀態極其嚴重」。這種跨行業的「內捲」現象，不僅限於店家或行業內部，甚至擴展到平台之間，顯示各行業已難以從自身領域尋求突破。 中國的跨行業「內捲」越演越烈，不只阿里巴巴跟美團去競爭外賣，鄭州五星級酒店也去競爭地攤生意。 鄭州一家五星級酒店7月5日在街頭擺起地攤，酒店大廚現場製作「平易近人」的五星級美食，不到一小時便售罄，日進3萬元人民幣，總經理甚至坦言「不在乎擺地攤掉價」，稱「面子值多少錢？」 蔣品超評論這種現象是「你死我活」的競爭，最終的「勝利者」將是「骨頭人」，所有的肉都被吃掉，只能「踉踉蹌蹌地留在他這個行業裡面」。 「迴光返照」下的「表演經濟」 證券理財分析師Adam Lu對大紀元表示，外賣平台訂單破億，被大陸媒體宣揚為「消費復甦」和「經濟火熱」，但其背後的真相是，「這是一場靠燒錢撐起來的假象，是體制末路下的一次『迴光返照』」。他形容這是一場「平台補貼、商家流血、用戶短期得利」的「三輸遊戲」。 Adam Lu認為，消費者只是被「演算法推送和補貼機制『引導』」的「流量符號」。他更指出，在當前的中國，平台也是「維穩工具」之一，政府為了「信心」數據，會讓平台燒錢製造「熱鬧」的假象。 他強調，這種補貼價格戰對經濟無益，也沒有真正的贏家。這是一場「平台、商家、消費者、體制一起演出的『表演經濟』」，各方都在「消耗自己的明天」。 Adam Lu說：「這不是一場商業競爭，這是（中共）體制在崩塌之前，用最後的力量製造幻覺。它正在迴光返照，也在末日狂奔。」
兩年前從北京大學畢業的Crystal，畢業時的成績排在全班的前10%，但她當時卻只能選擇再讀兩年研究所，只為換取一張進入職場的「門票」。Crystal說：「我們畢業的時候，經濟前景相當黯淡，現在本科（大學）畢業後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中國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歲年齡組的青年失業率，2023年達到了創紀錄的21.3%，大幅高於西方主要國家的類似指標。同年7月，北京大學教授張丹丹的研究數據指出，若將「躺平」、「啃老」等不工作者也納入考量，中國青年實際失業率可能高達46.5%。 這項數據引發軒然大波後，中共同年8月便宣布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迄2024年1月重新發布數據時，失業統計卻已剔除了在校生，引各界普遍質疑新數據存在「人為調整」，難以反映真實情況。 隨著2025年進入畢業季，大學生就業問題再度成為焦點。中共此前預計2025年大學畢業生將達到1222萬人，較2024年增加43萬人，使就業市場競爭更加白熱化。 精英畢業生也面臨困境 近年來，在嚴峻的就業壓力下，許多大學畢業生為求一職，不得不選擇繼續攻讀研究所，即使是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也難以倖免，兩年前從北京大學畢業的Crystal便是一例。 《華盛頓郵報》報導，Crystal在校成績優異，排名全班前10%，並曾在TikTok、小紅書等多家知名科技公司實習，目標鎖定頂尖科技或金融企業。但她畢業時，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她不得不選擇繼續攻讀經濟學和管理碩士學位，延後兩年才踏入職場。 Crystal說：「我們畢業的時候，經濟前景相當黯淡，現在本科（大學）畢業後再也找不到工作了。2014年畢業的北大學生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過上舒適生活，但我們卻不是這樣。」 Crystal的例子反映了近年來中國畢業生的困境：即使畢業於頂尖大學，仍很難找到工作，更何況是一般的大學生。 《華郵》指出，清華大學2013年的畢業生，有54%攻讀研究生課程，此比例於2022年升至66%。北京大學2019年的畢業生有48%攻讀碩博士，此比例於2024年上升至66%。 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錢楠筠（Nancy Qian）指出，現在的學生攻讀碩士學位並不是為了追求更高的薪水，而是為了能找到工作。她觀察到，即使是頂尖大學的精英畢業生，也需要「拚盡全力」才能找到一份薪水普通，甚至不足以獨立生活的工作。 中國最大的線上招聘平台「智聯招聘」在2023年的報告指，如今擁有研究生學位僅僅是「一張入門券」，能否找到好工作仍取決於個人能力，學歷已從「優勢」變為「最低要求」。 學歷含金量驟降 企業主感嘆今非昔比 北京一間電信公司的創辦人兼執行長齊明耀（Qi Mingyao，音譯）表示，他1992年上大學時，本科生（大學生）畢業後，100%都能找到好工作。而今，現在的研究生有如當年的本科生，現在的本科生就像當年的職業院校學生。 他的公司在疫情前約有60名員工，目前已經縮減到約20名，且過去幾年由於營運狀況不佳，一直沒有招募新員工。 齊明耀直言，若公司未來重啟招聘，會優先考慮擁有碩士學位的畢業生，因為「我們會需要開發軟體的人，研究生比本科生擁有更多的專業技能」。 大量年輕人失業 社會正常機制恐崩潰 錢楠筠表示，中國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失業潮，現在這一波就業困境比較令人意外，因為它打擊了傳統上被認為最有保障的「名校精英」。 她指出，現在這些名校畢業的年輕人很沮喪，他們會思考：「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或許我們應該放棄。」 錢楠筠示警，大量年輕人失業將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當大量年輕人失業時，人們相識、社交、結婚、生子和組建家庭的所有正常機制都會崩潰。」
河南一名大學生欲趁暑假到泰國打工，卻於6月20日赴泰國後失聯迄今，其父已赴曼谷報警，目前正在等待進一步的消息。 大陸媒體報導，失聯的是河南夏邑大三學生李某昊，其父7月15日表示，他根據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的建議，於7月6日飛抵曼谷，並在曼谷機場附近的第二警察局報警。警方迅速為其製作筆錄，並調取機場周邊的監控錄像，但未允許他查看錄像內容。約兩小時後，警方確認找到李某昊乘坐的出租車並聯繫到司機，惟該司機年紀較大，記不起當日的情況。李父因此將報警材料提交至當地的大使館，並獲告知等待後續進展，並於9日返回中國。 此前，當地警方曾表示已成立專案組調查此案，並與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積極尋找線索。 據悉，李某昊於6月20日攜帶了簡單行李，便離開河南夏邑的家，稱要外出打工。次日，家人多次電話聯繫他卻無人接聽。經詢問李某昊的同學，家人才得知他受到一位「好大哥」介紹，前往泰國「掙錢」。李某昊在當日從鄭州飛往泰國後便失聯。此前李父發布的視頻顯示，李某昊最後出現的地點在泰國北部烏泰他尼附近，距曼谷約200多公里。 李父透露，有人曾通過網路為李炎昊預訂了泰國的酒店，但並未入住。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李父與家人正在焦急地等待進一步的消息。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自2020年底身陷囹圄，至今已逾四年半。面對港區國安法下的重罪指控，黎甚至可能面臨終身監禁。儘管身處逆境，黎透過獄中書信展現出超乎常人的堅韌心志與對自由的追求。 黎智英的長期友人兼《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作者祈福德（Mark Clifford）日前告訴中央社，黎智英在獄中以極大的尊嚴生活，並保持心靈的自由。祈福德說，黎智英在獄中透過閱讀神學書籍、繪畫宗教人物畫來尋求平靜與喜悅。黎智英曾寫道：「我在獄中適應得很好。我內心總是平靜，閱讀觸動我心的神學書籍，或看見自己的繪畫或靈性領略有所長進時，偶而感到喜悅。」 監獄要求黎智英製作信封，為了提高製作效率，黎智英挑戰自己，只為能騰出更多時間畫畫、冥想與閱讀。他在信中寫道，「有目標是好事，讓我時刻保持專注，不斷嘗試。這不只是要達成目標，更是為了保持希望」。 對於法院的判決，黎智英在獄中書信中表達了深刻的觀察與心痛。他指出，「法律已變成統治者的工具」，例如他曾因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被判囚14個月，遠超以往僅罰款數千元的判例。當他因欺詐罪被判囚5年9個月時，雖然「坦然接受」，但女兒的難過與沮喪讓他「更痛心」。他感慨判決對商業界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也堅信自己「在神的手中，而非他們的掌握之中」。 《蘋果日報》倒下帶來喪母般之痛 儘管心志堅定，黎智英在漫長的牢獄試煉中仍有難熬的時刻。2021年6月，《蘋果日報》被迫停運，對黎智英造成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將這份痛苦比作失去母親般的失落，夜晚難以入睡，「報紙停刊雖然不及母親離世的沉重，但痛苦與哀傷仍舊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不想跟任何人談這件事。有人來囚房問起這件事，我只是微笑，一個字都講不出來。」 「世界沒有遺忘你們」 祈福德指出，黎智英所做的一切是出於對民主價值的單純理想，他從未渴望政治權力。他早在被捕前便已預見並做好了準備，深知「即便肉體鐐銬於獄中，心靈依舊可以自由」。黎智英曾說：「我愈身處險境，就愈能讓世界關注到香港。」 4年多來黎智英幾乎是單獨囚禁，儘管他與外界的聯繫受限，親友探視次數也因政治環境收緊而減少，甚至連在獄中能說上幾句話的連襟也被調離，黎智英仍展現其不屈的樂觀精神。黎智英的太太也驚嘆：「他的心靈如此自由，難以置信」。 祈福德表示，撰寫《黎智英傳》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黎智英及其他政治犯知道，「世界沒有忘記你們」。 黎智英最終會死在獄中，還是能與家人共度餘生，取決於北京的決定。祈福德在書中結尾寫道：「無論身處鐵窗之內還是之外，黎智英已經選擇了自由的人生。」
香港備受國際關注的「47人案」7月14日在西九龍法院開審上訴，12名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的民主派人士，對其定罪及刑罰提出上訴。同時，港府律政司也針對被原審裁定無罪的劉偉聰提起上訴。這次聆訊預計持續10天，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場支持，也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綜合媒體報導，「47人案」源民主派於2020年7月為香港立法會選舉舉行的初選，該次初選吸引了超過61萬公民參與。但港府隨後以政治審查為由取消了多位民主派人士的參選資格，並以疫情為藉口推遲選舉一年，同時引入「愛國者治港」的新審查規則。 2021年1月6日，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出動約1000名警力，大規模搜捕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指控他們「惡意杯葛港府施政」，圖謀顛覆「一國兩制」和國家政權。47位泛民人士因此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此案也由此得名「47人案」。 該案於2024年11月宣判，其中45人被判處4年2個月至10年不等的監禁。最初有14名罪成被告提出上訴，但在14日上訴開審前，彭卓琪及另一名被告撤回上訴，最終有12名罪成被告繼續上訴，分別是鄒家成、吳政亨、何桂藍、林卓廷、余慧明、黃碧雲、楊雪盈、何啟明、鄭達鴻、陳志全、梁國雄及黃子悅。此外，律政司也對原審裁定無罪的劉偉聰提起上訴。 14日的上訴聆訊首先處理律政司對劉偉聰獲無罪裁決的上訴。控方代表稱，劉偉聰知悉其參與的謀劃旨在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且他本人也有參與其中，認為原審法官未能肯定劉偉聰參與並具顛覆意圖的裁斷存在錯誤。劉偉聰反駁表示，他在涉案期間並未提倡無差別否決預算案和「五大訴求」，認為原審法官的裁定已充分考慮，上訴庭不應干預。法庭就控方的上訴押後裁決。 隨後法庭開始審理12名被告的上訴。上訴方陳詞時強調，立法會議員擁有投票自由，他們沒有責任解釋其決定。根據「互不干預原則」，政治問題應留在政治場合解決，法庭不應干預立法會權力的運用。此外，《基本法》設有制衡機制，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導致解散的機制，是用來解決僵局，不能被視為具有顛覆意味的後果。上訴方堅稱，控方的檢控基礎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市民通宵排隊聲援 百歲長者現身支持 儘管西九龍裁判法院一帶安保嚴密，有大批警員巡邏，部分警員更攜帶警犬，並不時對路人進行搜查，仍有約100名市民排隊等候旁聽。其中一位黃姓老先生表示：「我想見見他們所有人」，並補充說：「他們不是罪犯。」 市民對此案的關注度不減。有年過70的市民為避免「排隊黨」佔位，甚至通宵排隊，只為爭取一個旁聽席位。這名匿名人士表示，之前在47人案宣判時，她排了三天兩夜都未能進入公眾席，所以這次寧願通宵等待。她希望藉此機會見上訴的被告一面，並向他們打氣：「結果怎樣都好，都要撐下去，外頭的人都惦記著他們。」 在排隊人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齡101歲的「佔中大黃伯」。他身穿顯眼的黃色衣服，一手撐傘，一手拄拐杖，坐在友人為他準備的椅子上。他笑稱今天有「喜事」，「見我哋啲手足」（看看我們的戰友們），指的是很久沒有見面的獄中民主派人士。 據「法庭線」報導，該媒體記者在採訪排隊人士時，一度遭到警員阻止，並被要求在距離隊伍三公尺外拍攝採訪。期間有數名排隊人士遭警員帶走搜身後獲放行。 國際社會關注 路透社報導，來自包括美國在內至少六個國家的外國外交官出席了這場最新階段的審訊。一些國家譴責此案「具有政治動機」，並呼籲立即釋放去年11月被判處最高十年徒刑的民主派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