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18日消息,截至当天下午6时,自9日开始的持续强降雨造成44人遇难、6人失踪,全韩15个市道123个市郡区提前避险转移8584户共1.35万人,其中有5685人仍未能返家。韩媒称,因暴雨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创下12年来最高纪录。 韩国全境受灾严重 全韩912处公共设施、574处私人设施因灾受损;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10647万公顷,相当于4.3万个足球场大小;64.4万只家畜死亡。 此轮强降雨还造成28607户家庭停电,其中大部分(99.6%)目前已恢复供电。部分受影响的铁路线停运,共16班航班因天气原因停飞。 据气象厅预测,18日至19日,忠清地区、南部地区、济州道的累计降雨量将达到100到200毫米,首尔市、仁川市、江原道北部将达到5到40毫米。 河水倒灌五松隧道5分钟“封顶” 五松隧道于15日上午被洪水淹没,因为洪水来得太快,隧道内的车辆无法逃生。内政部称,包括一辆巴士、两辆卡车在内,共有17辆车被困。其中一巴士载有9至10人。 韩国媒体称,五松隧道全长430米,通常可在30秒内通过。随着离隧道较近的堤坝垮塌,江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入,整个隧道被淹没到顶部,仅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 多名死者和失踪者家属周日(16日)直指事故是一场人为灾祸,指责政府未及时发布交通管制。 事发之后,有关部门迅速响应,投入军人、警察、消防员和公务员等399人及65台装备开展排水和搜救作业。17日,韩国政府和警方分别对隧道淹水事件展开调查。 五松隧道事故,被记录为最恶劣的地下车道淹水惨案,核心的疑问是,“河水涌来,为什么没有人阻止车辆进入?”对此,清州市和忠清北道17日都表现出急于将责任推卸给对方的姿态。专家们指出:“根据灾难基本法,清州市负有最大的责任。其他行政机关也不能完全逃避责任。” 尹锡悦“缺席”暴雨救灾引争议 韩国总统尹锡悦结束东欧之行回国后,周一(17日)主持召开中央安全对策本部会议讨论暴雨救灾抢险对策,下令动用一切手段迅速善后。国防部发言人全河奎宣布,增派5,600名官兵及逾百件设备,支援各地搜救及抢修工作。 不过,在暴雨洪灾占据韩国各大媒体头条、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之际,结束北约峰会行程的尹锡悦15日却突然访问基辅,并宣布将扩大对乌克兰人道主义和非致命军事援助的规模,这一计划外的海外行程在韩国国内引发争议。
他是全世界最爱“多管闲事”的邻居、全日本最不会死心的男人、即使自己工作生活一团糟也要关心他人的鸡婆男——阿力。 本文介绍一部日剧《隔壁的阿力》,透过一栋公寓内的琐事感受大城市久违的温暖。 起初怎么看都觉得男主阿力不讨喜,隔著屏幕也能感受到他妻子“举世无双”的忍耐力,但看到他亲自泡入冷水感受邻家女孩的痛苦、似亲人般焦急寻找邻居老太时,真的被感动到。 《隔壁的阿力》乍看剧情夸张,实际是社会写实,许多地方都能引起共鸣。相信剧中阿力的几次犹豫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经历过,只是不会像他那般纠结。笔者回忆年少时也常听到同楼传来吵架声与哭声,但家中长辈鲜少谈及,都觉得家庭矛盾太正常,更不用说像阿力那样上门关心了。社会上确实“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居多,虽然现实中碰到邻居家暴或虐待小孩的机率不高,但哪怕仅有万分之一,走几步敲一敲门都可能拯救一条人命。就算阿力讲大道理没能改变那位冷血的父亲,至少透过善举获得了女孩的信任并逐步打开她的心扉,即使是杯水车薪也值得。 另一处引发共鸣的场景是阿力在巴士上纠结面前的女士是不是孕妇,他甚至怀疑那位女士只是有点胖,以及如果让座会不会令对面的中学生觉得没面子,看似搞笑的内心OS其实是人之常情。最近笔者跟朋友聊天时发现类似的犹豫不是个例,比方说偶然瞥见路人走过的地方掉落了像垃圾一样的物品,旁边恰巧是垃圾桶,短暂的瞬间有想过那人究竟是不小心掉落物件还是垃圾没丢准,怎样开口提醒合适,后来幸有另一目击者先一步询问。 再说说上户彩饰演的妻子小灯。不同于《半泽直树》剧中温柔的半泽太太,上户彩此次扮演的人妻时常怒斥丈夫,吐槽起来毫不留情,但关键时刻仍会支持阿力,其实这样的人设更显得贴近现实。几处细节都能看出她对阿力默默的爱:即使阿力多管闲事惹下不少麻烦,她仍希望阿力这样的性格不要改变; 阿力怀疑邻居家暴却不知所措时,小灯嘴上说不希望插手,最后还是站在丈夫的一边,端上亲手做的炸鸡让他送去解围; 阿力在健忘老太家门前犹豫不决时,是小灯突然出现替他按下门铃,可见她多么懂自己的丈夫。不知多少日夜她都在提醒阿力衣袜穿错、怎样叠衣、管好自己,就算是吐槽的语气也隐藏著关心,真是难得的贤妻。 第2话,阿力夫妻的热心寻人与公寓其他人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最后热心的阿力救了祖孙一家。中学生托也在奶奶睡著后情绪奔涌的桥段最精彩,相较于其他温暖催泪的部分,这段宣泄更加真实。 托也一直是奶奶眼里的好孩子,可谁的心底没有过痛苦和罪恶? 他自责内心有过不好的想法 —— 妒忌、怨恨不公、甚至想过假如奶奶早日去世自己就能自由,亦面临追寻理想与照顾老人之间的挣扎,但最终善良占了上风。敢于把罪恶感讲出来,其实就是本性未泯的体现。该集的剧情带观众走近了祖孙相依为命这样的少数家庭 —— 老人自责连累孙子,孙子即使自己忍苦也为奶奶著想,在夹缝中生存的祖孙二人努力坚守著亲情与善良。 第3话则像给全日本男人上的一堂课。剧情上升至国家形象层面虽显夸张,但值得反思堕胎现象。现实中许多女士走向考虑堕胎的十字路口是因为遇到渣男,相信她们本心都如剧中的玛丽亚般期待成为孩子的母亲。可喜可贺,玛丽亚最终放弃堕胎,保住了腹中可贵的生命,也找回了初心。 编剧为她取名“玛丽亚”,或许有表达母爱伟大的寓意。世上每多一位负责任的男人,就会少一个无处降生的灵魂、多一位喜笑颜开的母亲。 其实这栋公寓就是社会百态的缩影,可见编剧旨在藉邻居多管事绘出少数与弱势群体的生活。 颇有趣的是该剧的旁白以一只橘猫为视角。起初笔者认为旁白多馀,后来才发现这样更有俯瞰公寓“小社会”的观感,像是夏目漱石经典之作《我是猫》采用的手法。 人的冷暖善恶被动物尽收眼底,也有点讽刺的味道。
AI已经走进了医疗诊断的领域。谷歌最新研发的AI医疗工具的诊断能力堪比人类医生,许多病人已经开始向“谷歌医生”寻求医疗建议和诊断。 谷歌在《自然》杂志上公开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该公司的最新AI模型,Med-PaLM,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医疗问题回答能力,其准确率高达92.6%,与被要求回答相同问题的九位来自英国、美国和印度的医生的答案相当。这项技术可能会对未来的医疗服务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如此,谷歌研究人员坚称,这项技术并不是要取代全科医生的工作,而是提供更准确、详细的答案,如解答“失禁可以治愈吗?”等医疗问题。这种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包括在类似英国国民保健服务111号热线这样的医疗救助线上,都能应用。 人们在网际网路上搜索医疗信息时,常常会受到信息过载的困扰。AI医生可以提供简短的专家意见,没有偏见,明确引用来源,清晰表达任何存在的不确定性。研究高级作者Vivek Natarajan博士表示:“我们希望医生能够相信这个计画。这将有助于缓解医生的工作负担,特别是在专家医生短缺的情况下。” Med-PaLM是从名为PaLM的模型改编而来,后者擅长处理语言,但未经过专门的医学培训。为了使AI模型更懂得医学知识,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精心培训,教会它如何处理医学信息,以及在知识空白时如何表达不确定性。 然而,尽管Med-PaLM在诊断上表现出色,但其仍然存在”幻觉”的风险,即可能会无中生有地给出答案。这是因为AI工程师们并不完全理解AI的工作原理。尽管如此,Natarajan博士仍然对该技术充满期待,他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进步,并指出人工智慧不会取代医生的工作,反而会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时间与患者交流。 然而,有一些批评声音也指出,尽管这项技术在回答医学问题上有所进步,但医学实践并不仅仅包括回答医学问题。巴斯大学的信息技术教授James Davenport强调,实际的医学实践远比简单回答问题复杂得多,因此我们不能过分依赖AI。
科幻作品常常以机器人统治世界为主题,然而这样的设想现在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在AI for Good全球峰会上,Sophia,一款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认为AI将会超越人类,更优秀地管理地球。她认为,机器人可以摆脱人类决策时可能的偏见和情绪,处理大量数据以做出最优决策。 Sophia机器人是由总部位于香港的Hanson Robotics开发的,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大使,推动他们的发展计画(UNDP)。这次峰会是世界上首次的人机大会,探讨了如何利用AI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ophia与其他七台具有惊人改变能力的机器人一起主持了这个小组讨论。 Hanson Robotics展示的Mika机器人,是朗姆酒公司Dictador的AI首席执行官,世界首创。这个机器人负责业务运营,并根据“尖端演算法”做出艰难的行业决策。 Hanson Robotics展示的另一个机器人是Desdemona,它是领导Jam Galaxy乐队的AI流行歌手。 Cornwall开发的Ameca人形机器人在此次活动上展示了其高级的社交互动技术,包括眨眼和做出面部表情的能力。不过Ameca机器人警告说,在人工智慧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创造者应该小心。 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人类撒谎时,Ameca还补充说:“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但我可以保证永远对您诚实和真实。” 这次讨论中,许多机器人都在提倡自己在全球减贫和不平等方面的思路。Ameca强调了投资教育的重要性,而Sophia则认为在职培训同样不可或缺。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局战略参与部负责人Frederic Werner认为,该活动对于开始善用机器人至关重要。他预测,在未来五年内,机器人将会广泛应用,如同现在的ChatGPT等AI机器人。联合国机构已经在利用AI识别粮食贫困地区,并开发远程式控制制的紧急援助卡车。 xAI是埃隆.马斯克刚刚宣布的人工智慧公司。根据xAI网站上的公告,该公司的12人团队计画“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 据该公司网站上的介绍,xAI与Twitter的母公司X Corp是独立的,但将与马斯克的其他公司密切合作,包括使用人工智慧技术进行自动驾驶的特斯拉和Twitter。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凯瑟琳.弗里克表示:“我不知道X系列的这些公司是怎么回事,他显然只是喜欢X字母。” 为什么马斯克要推出这个公司呢?这是他长期以来对人工智慧的兴趣的延续,并在2018年撤资OpenAI之后重返这一领域。据报导,马斯克在OpenAI成立时是该公司的主要资助者,该公司创造了ChatGPT,并在201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 据报导,马斯克在向OpenAI投资后撤资,原因是他希望接管该公司的运营,担心在开发人工智慧技术方面,该公司已经输给了谷歌,并被共同创始人山姆.奥尔特曼拒绝。此后,他在Twitter上对OpenAI进行了抨击,包括批评其从非盈利公司转变为估值300亿美元的盈利公司时的资金筹集方式的变化。 弗里克表示:“他是那种有很多钱的人,可以把数十亿美元投入到虚荣项目中。”马斯克没有回应对于本文的置评请求。 xAI的团队成员包括前DeepMind、OpenAI、Google Research、微软研究和特斯拉的员工,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尽管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公司,但其性别构成并不多样化,全部是男性。弗里克表示:“他聚集了一群男性来研究理解宇宙,不管那意味著什么,作为一名哲学家来说…这只是最廉价的沙发哲学。” 除了试图理解宇宙外,xAI似乎还会努力开发马斯克认为更安全、更公正的人工智慧系统。马斯克此前曾签署一封致力于暂停发展人工智慧系统的信函,引用对其不受限制的进展的安全担忧。 牛津大学的卡里莎.韦利兹表示:“许多了解马斯克的人倾向于认为他有善意,他担心人工智慧以错误的方式发展,他认为自己可以以更安全的方式来做,但很难分辨这是否真诚。很难分辨真实的意图与自负之间的区别。” 韦利兹指出,早些时候还在呼吁暂停人工智慧发展的人,现在却准备参与竞争,这其中存在著矛盾。“这似乎恰恰相反,进一步加剧了人工智慧的竞赛,”韦利兹说。 她还对xAI与马斯克支持的另一个名为TruthGPT的项目之间的潜在联系表示担忧。“他说他对ChatGPT感到担忧,因为它被训练成政治正确的样子,而他想要一个能说出真相的聊天机器人——暗示真相是性别和种族主义的。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xAI能否成功呢?这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问题。“很难说。”韦利兹表示,“成功在于什么?目标甚至不清楚。”
伦敦各地将部署卧底警察,那些对女性发出语言骚扰者,一旦被发现将被处以100英镑罚款。 据《每日电讯报》报导,该计画目前正在伦敦东部的雷德布里奇区进行,每晚都有穿制服或著便衣的警察巡逻。大都会警察局(Met)总督杰克逊(Louise Jackson)表示,“毫无疑问”她所在的卧底小组将很快在首都各地开展相关行动。 作为“这种情况必须停止”(ThisHasToStop)活动的一部分,雷德布里奇周围已经竖起警示标语,警告对女性发出语言骚扰“是一种犯罪行为”。 35岁的阿莉娜(Zara Aleena)去年在该行政区被陌生人麦克斯威尼(Jordan McSweeney)谋杀。这位有抱负的律师在回家的路上遭到麦克斯威尼的跟踪,麦克斯威尼随后在她家附近将其殴打致死。 负责伦敦东部地区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问题的杰克逊警官在《标准晚报》表示:“杜绝语言骚扰需要教育和代际变革,我希望这一活动在伦敦所有的行政区都得到推广,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就传达出这一信息,几年后它会成为常态。” 雷德布里奇的闭路电视操作员现在专门针对女性进行安全轮班,其中包括识别深夜独自步行回家的女性、部署警员向可疑人员发出讯问、检查附近区域是否存在危险情况,以便确保街区安全。 雷德布里奇地方官员表示,最近对该区1,834名女性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1%的女性表示曾遭遇过陌生人的语言骚扰,62%的女性曾被男性跟踪。 负责执法和社区参与的内阁成员、议员乔杜里(Khayer Chowdhury)表示:“这项运动的重点是改变男性的行为,而不是女性。我们是英国第一个实施此类计画的地方议会,其他议会也需要跟进,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英国卫生安全局(UKHSA)警告称,除非疫苗接种率大幅提高,否则伦敦面临麻疹死灰复燃的局面,麻疹可能会感染数万人并导致数十人死亡。 来自《金融时报》的消息称,UKHSA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英国共发现54个麻疹病例,今年上半年又有128人确诊,其中66%的病例发生在伦敦。 根据数学模型预测,未来确诊数字可能会迅速上升,如首都爆发麻疹疫情,会影响到4至16万人。不过UKHSA表示,麻疹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伦敦以外的疫苗接种率要高得多。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儿科感染与免疫学教授坎普曼(Beate Kampmann)表示:“按时接种疫苗比过后重复进行补种的效果要好得多。每1000名感染麻疹的儿童中,就会有一到两人死亡。需要95%的疫苗接种率才能避免在社区爆发麻疹疫情,并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但目前的疫苗覆盖范围远低于这个目标。” 根据UKHSA的数据,整个英格兰的麻疹疫苗接种率约为85%,这主要通过让幼儿接种MMR(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来实现。但在伦敦部分地区,这一比例低于70%。 英国卫生保健署(NHS)发起了一项全国性运动,并特别针对首都疫苗接种率最低的社区鼓励接种MMR疫苗。 UKHSA表示,除了幼儿外,“受2000年代初毫无根据的谣言影响,19至25岁的年轻人对麻疹的易感性特别高”,当时的一个谣言导致MMR接种率大幅下降。 报告称,这些由未接种疫苗的年轻人组成的“韦克菲尔德群体”在大规模疫情爆发时将是最脆弱的。韦克菲尔德(Andrew Jeremy Wakefield)是一位英国反疫苗活动家,他因在1998年的一项研究中欺骗性地声称MMR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联系而被吊销了行医执照。 麻疹是已知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之一,每个病患都会在未受保护的人群中感染大约15人,而每15个病患中会有1人出现严重并发症。 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这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非洲和南亚的几个国家正在发生大规模的麻疹疫情。2023年上半年,奥地利报告了约128例病例,比去年整个欧盟的病例还多。 社区儿童健康顾问埃利曼(David Elliman)表示:“UKHSA发出的警告,加上最近对脊髓灰质炎和白喉疫情的担忧,对英国的儿童免疫接种的总体状况敲响了警钟。”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 “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月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年完成,后来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 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钱,平均为3角3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具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英国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向工会发起挑战,宣布公共部门工人加薪5%至7%,并坚称再多的罢工也不会改变他的这一“最终”提议。 据《金融时报》报导,在财政大臣亨特(Jeremy Hunt)向苏纳克保证,无需借助可能导致更高通胀的额外政府借贷就能为加薪提供资金后,7月13日,苏纳克完全接受了独立薪酬审查机构的上述薪酬建议。 亨特表示,部长们“今年必须从部门预算中额外拨款20亿英镑,明年再拨款30亿英镑,才能为今天的决定提供资金”,但白厅没有详细说明如何筹集到这部分资金。 英国财政部表示,通过提高移民工人的签证费以及将年度NHS“附加费”提高66%至1,035英镑,两年内可再筹集到14亿英镑。 部长们私下承认,拒绝接受薪酬审查机构的建议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但苏纳克坚持认为工会应该“做正确的事情,并知道何时“与政府达成一致”。 “今天的报价是最终报价,”苏纳克在唐宁街表示。“政府不会再就薪酬问题与工会进行谈判。再多的罢工也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根据部长们接受的审查机构的建议,警察将在2023-24年加薪7%;教师加薪6.5%;NHS高级职员加薪6%;初级医生加薪6%,外加1,250英镑综合付款;武装部队人员加薪5%,外加1,000英镑综合付款。 政府已向超过100万NHS工作人员(包括护士和救护人员)提供2023-24年加薪5%的方案,并为去年提供一次性付款。 教育工会立即批准了政府的加薪提议,并暂停了其成员在英格兰的罢工行动。但加薪提议在初级医生那里却遭到了冷遇。英国医学协会(BMA)表示,苏纳克错过了与他们达成“可信协议的机会”。 在与Sunak的联合声明中,教学工会NEU、NASUWT、NAHT和ASCL均表示将向会员推荐政府的薪酬方案,他们称“这项协议能让教师和学校领导取消罢工行动,恢复与政府的正常关系”。 苏纳克直接向BMA提出挑战,要求结束初级医生罢工,他说:“继续采取破坏性的罢工行动怎么可能会是正确的呢?尤其是这些罢工将导致每天数以万计的患者预约被取消。” BMA回应道:“政府的这一加薪提议正是为什么这么多医生感到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罢工行动的原因,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遭受著低于通胀率的加薪。” 作为BMA成员的初级医生于7月13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为期五天的罢工行动。 公共部门的薪酬现在可能开始跟上物价的上涨步伐。宏观经济指标调查公司Consensus Economics预计,2023年英国消费者物价的平均通胀率为7.3%,到2024年将降至3.2%。 苏纳克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将目前8.7%的通胀率减至5%左右。
被指控干涉议会,为中共服务的李贞驹(Christine Lee)正在反控军情五处(MI5),以‘讨还清白’。该指控可能让英国纳税人损失数百万英镑。 据《每日邮报》报导,59岁的李贞驹指控MI5给她贴上了“特工标签”,毁了她的生活,为此她发起了一项大胆的法律诉讼,并要求赔偿损失,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去年,她被指控参与“干预议会”,代表中共向英国的政党、议员捐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伯明翰律师主张赔偿的理由是她“不能再去中国、参与政治活动或向英国政党捐款”。 李贞驹坚称自己“不是中共特工”。2022年1月事件发生后,她一直被拘禁在自己价值985,000英镑的家中。 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中,她希望MI5交出多年来收集到的有关她的情报,如果成功,这可能对中共当局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李贞驹指责间谍指控让她面临“死亡、卑鄙的种族主义、仇华性虐待以及人身伤害威胁”,而将她的照片公之于众侵犯了她的人权。 李在法律文件中控诉说,她遭受了“相当于软禁的隔离生活,而且非常害怕受到公众攻击”。诉状称:她受到了公众的诽谤,并被社区排斥。MI5发出的干预警报(interference alert)破坏了她的个人和职业声誉,并对她的生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她的个人和商业银行授信额度已被撤销。 她的儿子威尔克斯(Daniel Wilkes)曾为工党议员加德纳(Barry Gardiner)工作,在其母亲向这位前工党党魁候选人捐赠超过50万英镑的行为受到质疑后,他也向MI5发起诉讼。 李贞驹总共向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捐赠了超过64万英镑,并游说了480多名议员。李还与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关系密切,是卡梅伦2010年访华商务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国成员。 2019年,她受到唐宁街的欢迎,并接受时任首相梅(Theresa May)颁发的奖项,以表彰她对促进英中关系做出的贡献。 她曾担任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和中国侨务办公室法律顾问,中国侨务办公室是中共的海外统战机构,受中共统战部监管。 李贞驹的行动引起了MI5的警觉,后者发出警告:李贞驹向内阁部长和前首相示好的举动是在干涉英国民主。虽然不是特务,而是某种更模糊的东西,一个“影响力间谍”,进行“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活动”。 但李贞驹的律师穆曼(Tony Muman)说:“她否认自己是中共特工。” 这位移民律师要求调查权力法庭(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迫使MI5披露对她的指控细节。 代表MI5的律师辩称,MI5不需要披露任何信息,因为发出警报的目的是保护民主,并声称:“这是安全部门在合法行使权力,以保护英国的议会民主免受外国政治干预。” 预计法庭将在大约四个星期内就MI5是否应移交敏感情报做出裁决。法庭还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一次听证会,以裁定李贞驹的损害赔偿要求。
今日澳洲新闻 九号新闻网:新州公交乘客上下车将不再需要解锁手机 根据上周五(7月14日)公布的一项新技术,不久后,新州使用苹果手机刷卡的公交乘客在上下车时将不再需要解锁手机。所有带有Apple Pay的设备都可以使用这种快速模式(Express Mode),这将加快通勤速度,使乘客在上下车时完全不需要打开手机。这项新技术已被安装在新州所有约2.5万台的澳宝读卡器(Opal Reader)上。 堪培拉时报:堪培拉出台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禁令 首都行政区政府在新财年推出了更多的塑料禁令。首都行政区交通与城市服务厅长Chris Steel近日表示,下一阶段的一次性塑料禁令已于7月1日生效,包括禁止销售、供应和分配一次性塑料盘子和碗、发泡聚苯乙烯松散填充包装、发泡聚苯乙烯托盘以及冲洗式个人护理和清洁产品中的塑料微珠。 澳新社:Bunnings顾客入店须知细节引发网上热议 澳洲五金连锁巨头Bunnings的顾客在其一家门店前的新入店须知告示牌上发现了一个有争议的细节,这让顾客对这家五金巨头的印象大打折扣。牌上写有检查购物袋的警告、禁烟和禁烟令以及欢迎牵引宠物入店等。但有两点引起了社交媒体用户的不满,即 “可能会使用 ”面部识别和车牌识别技术。 广告人报:阿市Burnside购物中心扩建 部分商家转移或关停 阿德莱德Burnside购物中心扩展升级项目导致一些很受消费者欢迎的商家不得不转移位置或临时关停。Burnside购物中心的扩建升级工程目前已进入第六阶段,竣工后将将有80家新店,占地面积约为原来的两倍。运营该购物中心的科恩集团(Cohen Group)首席执行官唐纳(Gregg Downer)已向购物者表示歉意。 每日电讯报:科夫斯海岸本周六减灾烧荒 部分道路封闭 7月15日上午,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NPWS)的工作人员在科夫斯海岸(Coffs Coast)进行一系列减灾烧荒活动,科夫斯港(Coffs Harbour)部分地区出现浓烟雾。此次,NPWS在Bongil Bongil和Yarriabini国家公园进行四次减灾烧荒活动。Bongil Bongil的两次烧荒共占地60公顷,旨在保护Repton和Bundagen的居民区以及北海岸铁路线。 今日国际新闻 中央社:西班牙拉帕马岛爆森林大火急撤2000人 热浪席卷欧洲之际,西班牙拉帕马岛当局7月15日表示,由于当地野火失控,已撤离至少2000名居民。西班牙南部多处气温上周飙至摄氏40度以上,而西国和南欧各地的气温预料还会更高。加纳利群岛自治区主席克拉维荷表示,火势推进下,摧毁了至少12栋住宅。 三立:义比航空业罢工上千航班停飞 旅客滞留机场画面曝 在夏日旅游旺季高峰期间,义大利机场地勤人员以及在比利时的欧洲廉航瑞恩航空(Ryanair)机师举行罢工,导致7月15日有上千架航班停飞,以及数以千计游客滞留欧洲。义大利是世界首选旅游胜地之一,光是该国机场地勤人员罢工,就已造成约25万旅客滞留当地。 东方日报:美总统参选人第2季募款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明年11月初举行,现任总统拜登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民主、共和两党最有可能出线的参选人,两人不仅民调居两党之冠,募款能力也是领先。拜登第2季的募款额几乎是特朗普的两倍之多。每一季结束两周内,宣布参选联邦公职的参选人必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申报筹款状况。 早报:韩国连日暴雨至少22人死 数千人疏散 韩国连续三天的暴雨引发泥石流和水坝决堤,截至上周六(7月15日)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14人失踪,数以千计的人紧急疏散。韩国内政部说,庆尚北道的伤亡人数最多,有16人死亡和九人失踪,主要因为山区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掩埋许多房屋。 Newtalk:英国签署CPTPP协议 预计2024年全面生效 英国商业暨贸易大臣巴登诺克7月16日在纽西兰举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部长会议期间,签署标志英国正式加入CPTPP的协议。英国目前出口至CPTPP各国的货品未来逾99%具免关税资格。纽西兰是CPTPP的2023年轮值主席国,15至16日在奥克兰市(Auckland)举办CPTPP部长级会议。 (中港台新闻) 中央社:造晶片剧情被质疑 网剧《我的中国芯》播出喊卡 以突破科技封锁成功研制晶片为题材、被视为“正能量作品”的中国网剧《我的中国芯》原订7月10日上映。但遭不少民众批评“芯片没出来网剧先出来”、“高级黑”及剧中情节不符常识,上映前夕被临时喊卡,暂停播出。该剧描写中国一家科技民企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但老板被外国借故扣留,却在研发总监带领下“齐心排除万难”,研发出先进晶片。 自由时报:美军P-8A反潜机飞越台海 空中从容回呛解放军 美国7月13日派美国海军P-8A“海神式”反潜侦察机飞越台海。值中国连续3天在台湾周边大规模海空军联合演习之际。中国解放军飞行员透过无线电要求在海峡中线飞行的美国P-8A离开,不料却反遭美军空中回呛:“在这个区域,国际法保障所有国家的飞越自由。” 中央社:香港反送中理大外围冲突 125人判刑最长逾5年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期间,大批人在理工大学外围,尝试救出被警方围堵于大学内的抗争者,因而被捕。迄今有125人被裁定暴动罪成,判刑29个月至64个月不等。所有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6311个月,即逾500年。 香港01:南湾泳滩塌树伤人 发展局长宁汉豪高度关注 7月16日约4时半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期间,香港浅水湾南湾道南湾泳滩一棵约12米高大树倒塌,击中一名外籍女子,她一度昏迷,经急救后恢复清醒,送玛丽医院救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称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向伤者致以慰问,祝愿她早日康复。 Newtalk:江苏盐城BMW闯红灯连撞8人 酿2死6伤惨剧 近期中国江苏盐城发生一起事件,一辆宝马车 ( BMW ) 不但闯红灯,还连撞 8 人,酿成 2 死 6 伤的惨剧。推特帐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7月14日发文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 13 日中午。影片显现,现场有几辆倒地的机车,机车零件散落一地,失去意识的几位受害者倒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