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货币交易所JPEX在香港传出诈骗吸金约10亿港元,有1400多人受害,港警9月18日逮捕合伙人、帮忙宣传的网红等6人,并扫荡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综合媒体报导,香港证监会13日在声明中指出,JPEX利用网红、场外交易商向香港公众大肆推广,但事实为,它是一家未获监管牌照、且无意向当局申领牌照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港警对事件展开调查,18日以涉嫌串谋诈骗罪,拘捕4男2女,包括:曾大力推广 JPEX 的香港顶流网红林作及网红陈怡,并搜查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林作早前从保险界转战加密货币界,7月在社交平台宣称“申请成为JPEX合伙人”,之后又在讲座推介JPEX。陈怡过去积极推销JPEX。 JPEX声称其在澳洲注册,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拥有相关牌照,提供买卖泰达币、比特币、乙太币等。 18日,JPEX发出特别公告称,一直愿意并乐意配合香港的政策法规及牌照监管制度,也有跟证监会保持沟通,惟证监会未实践承诺,去信至其合作伙伴要求解除与JPEX的合作。JPEX批评证监会的手法不公平,其态度有违港府希望将香港打造为 Web3.0之都的政策发展方针。他们又表示,会继续营运,也会继续为用户提供优先提币协助。 香港当局2022年10月发表“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其后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表示,正筹备发行数码港元(e-HKD)。 今年4月,香港Web3.0协会成立,目的是发展第3代网际网路(Web3.0),以发展虚拟资产。该协会由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行业领袖及创科界立法会议员共同组成。 协会成立当天,李家超呼吁协会与政府合作,迎接Web3.0和虚拟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据介绍,Web1.0未能进行网购,目前使用的Web2.0可网购,而港府锐意发展的Web3.0则涉及发展虚拟资产。
香港警察学院9月16日举行结业典礼,首次由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担任检阅官。分析指,由郑雁雄担任检阅官,或意味著中联办“接管”香港警队。 综合媒体报导,郑雁雄在警察学院的结业会操,检阅28名见习督察及127名警员。他赞扬香港警察是世界最优秀的警队,不断替警队打“强心针”,称警队是守护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力量。 郑雁雄2020年7月被中共任命为中共驻港国安公署署长,今年1月接替骆惠宁成为中联办主任。 香港资深传媒人吴志森分析指,中共认为“枪杆子出政权”,非常重视纪律部队,尤其是警察。现时港府高官有不少武官,如现任特首李家超昔日为警务处副处长和保安局局长;现任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曾任入境处处长。 他认为,郑雁雄检阅香港警察学院结业典礼,又以形容共军的“忠勇之师”、“文明之师”等形容香港警队,或反映港警已经被中联办“Take over(接管)”,甚至港区国安法的执行可能都已经由中联办“话事”。 郑雁雄致词时多次提及“国家安全”,吴志森认为,这代表中共对香港警察现时的表现给予肯定,譬如:通缉8名海外港人、形容他们为“过街老鼠”、带走他们的家人问话,估计日后此类情况会继续出现,甚至变本加厉。 吴指出,西方因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背景,对于将人“非人化”的形容感到厌恶、相当反感,而港府仍然声称“说好香港故事”,使西方怀疑一国两制是否仍然存在。 对于郑雁雄赞扬香港警察是“世界最优秀的警队”,吴志森举例近期警员涉及违法的多个事件:查案时顺手牵羊、偷同事物件、强奸案,反讽说,这可能连港警“自己都不敢认”,过去只敢说是亚洲最优秀的警队之一。 他又指,香港现时被形容为“国际大刀会”,譬如少年参与抢劫表行,多宗持刀伤人案,反问警察“如何打击罪案”,不过港警在打击国安方面却相当给力。
港男梁俱铭持有多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羊村》绘本,近日遭起诉一项“输入煽动刊物”罪。此案引发外界忧虑港人日后订购海外书籍时,恐有机会误堕法网。有香港书商坦言,担心被冠上“莫须有”罪名,在进口台湾书籍时都会自我审查。 港警国安处与香港海关今年3月拘捕2名涉嫌“管有煽动刊物”男子,指称他们藏有18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羊村》绘本。时隔半年,其中一名38岁男子近日遭起诉一项“输入煽动刊物”罪。 “输入煽动刊物罪”为《刑事罪行条例》罪行。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以及香港主权移交后,当局首次引用有关罪名作出提控。有不具名的法律界人士甚至不讳言,这可能更是该法例首度被引用。 忧被冠“莫须有”罪名 港书商自我审查进口书 案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忧心港人日后订购海外书籍,存在被港府以“输入煽动刊物罪”控告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9月13日报导,在香港专卖台湾书的网店“Misy Baby”老板Anna 9月12日表示,她每星期都会从台湾引入1000至2000本书,多为儿童绘本,坦言“现时甚么事情都莫须有”,因此购书时会更审慎,也会筛选以确保内容不涉“敏感题材”。 而对于以往替客户代购其他类别的书籍,Anna说,现在她不会代购了,“在台湾的出版社都有提醒我,如果真的要卖,叫我不要公开,他们都很明白这件事”。 作家:港府“禁书”界线模糊 令人无所适从 移居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兼作家张正皓(笔名:白告)表示,如果有哪些书不能输入,应该提供书籍名单,“现在界线的模糊情况是,其实连图书馆、学校,都不知道哪些书可以,哪些书不行,要大家自己思考。不要说《羊村》很明显不可以,甚至很多作品,教科书题材被下架都有可能,不论立场都很难适应”。 曾在英国筹办“香港书展”的张正皓表示,他与不同书店的店主接触过,知道有港人到英国买书或将书邮寄回港。他认为,现时港人购入海外书籍确有风险,但表示“如果有人买,都会照卖”,不会因为“禁书”界线模糊而自我审查。 不过,张正皓也说,他不建议港人购买被视为“禁书”的书,认为留在香港安全最重要。 张正皓指,相关书籍在香港被禁,除了使香港出版、言论自由受损,也使香港流失很多作家,近年就有很多作家离开香港,转往台湾出版。
香港特首李家超9月11日出席“2023香港国际慈善论坛”时,借机称“香港有潜力成为国际慈善中心”。随后香港赛马会宣布投入50亿港元成立“公益慈善研究院”。评论指,马会是要仿效大陆,以“公益慈善研究院”收集情报,将香港大小慈善事务全归党管理。 港府藉水灾之名推“公益慈善研究院”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日前被世纪暴雨侵袭,李家超11日出席“2023香港国际慈善论坛”时,特别提到义工及社区团体积极救灾,认为“香港有潜力成为国际慈善中心”。 随后出席论坛的马会允诺拨款不少于50亿元成立“公益慈善研究院”,称该研究院将成为业界领袖、公益慈善家用于交流、学习公益慈善领域经验的平台,合作团体包括大学、基金会、非牟利机构及智库等;合作方式包括联名出版、案例研究、联合策动和共同捐助项目等。 大陆“公益慈善研究院”多由学院统办 亲共媒体《大公报》在报导中特别提到“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功能是“提升(特别是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公益慈善发展的专业水平”。 大陆院校设立“公益慈善研究院”非常普遍,以清华大学为例,研究院表面隶属于大学,实则由政府的民政部一起设立。研究院在简介中自述为“一个体现国家战略、致力于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国家级智库”;其管理的理事会则由民政部与大学各一人担任,慈善团体的印刷事务、培训人才以至研究工作,则均由“公益慈善研究院”统办。而香港赛马会新成立的“公益慈善研究院”,其简介与大陆学院的“研究院”的功能相近。 分析:全面控制慈善团体 打击香港反习势力 时事评论员桑普指,李家超在水灾的敏感时刻,拟藉马会硬推出仿照大陆的“公益慈善研究院”,不代表港府想藉“研究院”吸金,而是想加快整治不可控的慈善团体,尽快搜集情报,统一管理;将小如社区组织,大如国际性的、区域性的慈善团体,全收归共产党管理。 桑普说:“中国的慈善研究院,他们做的其中一项工作是,把所有慈善机构等级划定和评核的。一个研究院是要求各个做慈善的团体,也要做登记。找不同慈善团体的人士互相交流,而交流永远都是党团建设在前面。” 桑普分析指,香港刚好有一个大型的慈善团体赛马会作包装,不用像中国将“研究院”藏于学府,既可控制海外慈善团体,又可藉慈善之名斩断反习派的财路。 桑普说:“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红二代、富二代,通过香港的慈善团体吸金、花钱。它要这个完全被整治,防范政变,防范任何反对习近平的势力,防范习近平控制不了的一些钱袋子。”
香港近日的世纪暴雨揭露港岛红山半岛豪宅疑涉违建、霸占官地。港府称对任何的违建一定严厉执法。但有研究社表示,涉事的违建物或霸占官地长达13年,质疑当局执法对富豪及平民有双重标准之嫌。 多家港媒9日揭露港岛红山半岛临海山坡的70号、72号及74号独立屋出现大规模山泥倾泻,有独立屋地基外露、悬空,情况相当危险,以及涉事的独立屋疑有违建或霸占官地。港府10日召开记者会称,当局对任何的违建一定严厉执法。 本研社:违建至少13年 质疑执法双重标准 这次出现山泥倾泻的70号范围,香港非营利机构“本土研究社”(简称本研社)翻查及核对历年卫星图发现,该独立屋至少霸占官地13年。 本研社10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2016至2017年的卫星图片显示,有建构物在70号独立屋的花园范围加重负担;至今并无短租纪录。这不只是一宗涉嫌霸占官地塌泥的意外,而是当局持续超过10年没有积极处理的霸占官地,也没有为该官地追讨损失公帑及完成收地或规范化,直至今日终于见报隐瞒不住的个案。 红山半岛对面的石澳东丫背村,疑有村屋霸占官地,2016年曾连续多日上报章头版,本研社以此为例表示,时任地政总署署长宁汉豪(现升任为发展局局长)声称会全面调查石澳8个村落的寮屋有否违规,而东丫背村对岸的“富豪后花园”霸地成风,当局若尽责一点,不可能看不见,质疑当局的执法对富豪及平民有双重标准之嫌。 港府权力架构向富豪倾斜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特首由1,5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选委会同时有提名特首及立法会议员参选人的权力,而商界的富豪是选委会的主要成员,使港府的权力架构变成大部分来自富商大贾,这也可能是造成执法双重标准的主要原因。 谭美德表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强调先修复红山半岛山泥倾泻的斜坡后,才会展开有关违建的执管工作,如此可能会拖延数年,而当局何时展开执法工作也不会向外公布,在“爱国者治港”下,公众缺乏对港府的监察渠道。 至于港府官员这次应对世纪大暴雨的方式,谭美德认为,港府欠缺危机意识,也暴露官员的能力不足,反映爱国者治港只是注重政治正确,使他对香港的前景感到非常悲观。
港府面对被其称为“500年一遇”的世纪暴雨,动员了今年成立的“关爱队”救灾。官方文宣展现关爱队与区议员在街上打扫树叶,清走淤塞渠道的垃圾,但社区人士质疑关爱队过于政治化、透明度低,有些“打卡”行为只为年底区议会选举“打票”,救灾成效有限。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特首李家超在Facebook发文指,这场世纪暴雨除启动公务员“动员机制”,由他建议成立的关爱队也投入救灾。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9日率先带领40至50名南区关爱队成员出动,但他们在清理垃圾的同时,也勤于拍照“打卡”。民青局的社交媒体成了地区民政专员的曝光平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儿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梁宏正更是出镜的常客。议员郑泳舜在个人专页上传的两张铲泥照显示,其白色球鞋依然洁白,被网民揶揄为“出污泥而不染”。 报导说,关爱队每小队两年可获80至120万(港元,下同)的资助。民青局的网站资料显示,目前有19队荃湾关爱队与17队南区关爱队。若每一小队可获最低80万资助,仅荃湾一区的关爱队一年至少可获1520万资助。外界质疑用千万公帑给团体做社区服务,但麦美娟去年10月却在一个电台节目称“资源不足”。 此前亲中媒体报导,各区响应麦美娟的建议,过去半年至少有6区以“各界关爱及发展基金”名目筹款,其中南区、大埔、西贡、元朗、黄大仙及港岛东区共筹到不少于6200万的捐款。港岛东在水灾前的9月3日成立了“各界关爱及发展基金”,当日筹得善款1865万元,是多区之冠。 《文汇报》报导,基金背后出资的是同乡社团和中资企业。关爱队网站显示,关爱队须定期提交工作及财务报告,由民政局辖下的地区民政处负责审核,欠缺第三方监督财政状况。 前南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主席罗健熙指,关爱队只去了石澳,其他灾区如华富邨,完全不见关爱队的踪影,希望关爱队提升社区工作及财政透明度,方便市民监察。 前黄大仙区议员温子众指,他留意到民建联社区主任选择到选票较多的乐富,而不是到灾情最严重的黄大仙中心、龙翔道与黄大仙港铁站“救灾”,不排除是与年底的选举有关。
香港利率不断攀升,影响到按揭支付,以及办公楼租金持续下跌,使得香港的资产经理越来越希望尽速出手他们的商业楼。 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9月5日报导,由于一些房贷需要重新贷款,但房产的净资产下跌使重新贷款更困难,也迫使资产经理计划出售房产。 报导说,尽管香港今年在疫情后重新开放边境,但商业房地产销售和租赁市场表现,因利率不断提升而弱于预期,而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异常疲软。 报导表示,办公楼的租金从2019年的峰值下跌30%。许多国际公司缩减在香港的运营或完全撤离。 美国私人房地产谘询公司戴德梁行(Cushman & Wakefield)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的平均租金下降34%,空置率上升17.3%。 报导援引消息人士说,一些更大型的资产管理经理正打折出售香港的资产。凯龙瑞集团(Kailong Group)正在出售今年需要重新贷款的两栋商业楼,分别位于中环金融区崭新的25层A级大楼,以及湾仔附近25层高、带有41个车位的商业楼。凯龙瑞希望分别以至少15亿港币和12.5亿港币出售;而对于湾仔商业楼的要价,比市价低逾20%。 报导表示,香港的房地产经纪人说,许多资产因更高的利息成本而陷入负现金流,投资者没有继续持有这些商业楼的动机。 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香港的金融政策也与美国联准会同步。今年香港的银行拆借率不断飙升至2009年的水准。 基于对高利率的不确定性、更严格的信贷条件,以及重新贷款的需要,投资者更加谨慎,购买需求也大幅降低。 报导说,今年第2季,香港的商业房地产投资量下跌65%,只有47亿港币,是14年来最低的季度销量。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的投资量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同比下跌45%,降至181亿港币。 今年上半年,价值1亿以上的商业大楼交易有31笔,平均交易价为5.85亿港币,低于2022年全年平均6.44亿港币。2022年全年有97笔交易,2021年全年有187笔。 报导援引市场分析说,目前有更多的资产投放市场,但并不意味交易量会增加,因为卖家和买家之间的预期越来越远,且商业房地产贷款也越来越困难。
特首李家超9月5日声称,其与官员经常落区(走基层接触市民)听民意,市民有多个渠道表达意见,“毋须特别行会前收请愿信”。这意味著香港市民多年来当面向官员请愿的权利已被剥夺。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社会原本期待特首和官员们可重启因疫情被暂停3年多的请愿区及示威区,让市民有机会在行政会议前当面向官员请愿,但李家超5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传媒称,他与官员们经常落区听民意,市民有多个渠道表达意见,“毋须特别行会前收请愿信”。 李家超自称其过去1个月就任内第2份《施政报告》已完成35场“公众谘询会”。报导以此为例翻查资料发现,当中仅2场为“地区谘询”,且每场与会的逾百名“公众”,均为获特首邀请的“特定人士”,并未公开让公众参与,传媒也不能入场采访。除了这2场,其馀均为会见不同的行业和政治团体,且全属亲政府和建制背景,民主派人士无人获邀参与。 在这2次的“地区谘询”中,分别有30名“被选出的市民”举手发言,其中至少有一半来自港府谘询架构,包括: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和地区三会(分区会、防火会、灭罪会);且至少有三分之一具建制政党背景,另有港区政协。 此外,在长达2小时的谘询会议中,与会者没有人批评政府施政,只是向官员“交流”经济、民生和地区问题,未触及政治,气氛相当“和谐”。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日前向港媒表示,谘询会是“小圈子”,难以听取真正的民意,又指民主派及青年没有机会出席,民间无法表达不满的声音。 报导说,新选制下产生的李家超政府,主张市民利用写信、电邮、电话等向官员发表意见,而非官员直接面向市民,聆听不同的民意。以往官民互动交锋的香港电台时政节目《城市论坛》,亦被消失。 香港政府总部和特首办的请愿示威区,一直是基层市民、公民团体、工运组织、泛民和建制人士,直接面向问责官员表达诉求的珍贵渠道。 前特首林郑月娥2019年推行《逃犯修例》修订时,多次在行政会议前于示威区亲自接收“反修例”(反送中)的请愿信,接受反对派的抨击。她也曾在“反修例”浪潮高涨时,尝试举办“与社区对话”,开放公众报名参与,以电脑随机抽签,容纳不同人士出席,并容许市民畅所欲言,“唇枪舌剑”。
香港学校近日先后开学,有两所大学传出迎新营发生非礼及强暴案件,引起港人关注。 中央社报导,香港各大学近日开学,各大学的学生循例举办迎新营,却传出香港大学及教育大学出现非礼及强暴案,备受社会重视。警方介入调查,初步逮捕了一名男学生。 特首李家超9月5日回应媒体称,社会对大学生有高度期望,他们的任何违法行为都令人难以接受。他要求校方与执法部门配合处理,若只是违反校规,校方也应自行处理。 报导说,首宗案件是香港大学护理系8月20至22日在新界元朗大堂度假村举办迎新营,近日有学生在网上爆料说,有女生在迎新营期间遭男生猥亵侵犯,警方拘捕了一名20岁男生,依法控告他两项非礼罪。该爆料还说,疑似有高年级学生在迎新营中吸大麻。 紧接著又传出教育大学也发生类似违法行为,且有女生被强暴。参与该校迎新营活动的学生在网上爆料说,8月27日举行的迎新营,一名女生沐浴时,有男生冲入浴室、拉开浴帘,短暂停留后离开。另有一人爆料说,其女性朋友参加教大稍早于7月举办的迎新营时,遭一名男子性侵。 教大的这两名受害女生已向警方报案,警方正循“强奸案件”及“杂项案件”跟进处理,暂时没有人被捕。 教大表示,校方对于校园欺凌及性骚扰采零容忍态度,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进一步资料,以视情况交由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若涉及刑事,会转交执法机关调查。
梁朝伟获颁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其实不是新闻,因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经宣布(当时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已第一时间扑出来发公告祝贺),只是前日才于威尼斯举行颁奖礼。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贺声中,也有网友重提梁朝伟2002年所讲的“支持镇压六四”言论,并问有多少人记得。 我自己是记得的,不但记得,更在《苹果日报》熄灯前两星期于名采版专栏写过,该文题为“梁朝伟谈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疮疤,只因当时适逢“六四”周年,我想从另一角度谈谈港人六四记忆而已。后来《苹果》消失,此文亦随风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伟获奖后,就在Patreon写了篇文,记录某位老人家与梁的小故事,呈现梁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伟谈六四〉全文。关于梁朝伟的过去,我已写过了,今天只想谈谈他的致谢词。 梁朝伟这次领金狮奖,堪称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谢词却很短:一半是感谢颁奖的李安、威尼斯电影节、太太刘嘉玲、亲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则感谢香港及过去41年合作过的电影伙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长,其后受香港电影界栽培,由此展开我的演艺事业,实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伟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确实跟香港有莫大关系。金狮奖的耀眼光辉似乎令人忘记了,梁朝伟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药”,也从未有过像周星驰、周润发那种令片商趋之若鹜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伟担正男主角的电影,大多不过千万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后,“双周一成”日渐减产,梁朝伟叫座力才渐渐提升,代表作自然是《无间道》和《色戒》了(后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正因为梁朝伟从来不是最当红的明星,这反而免却他的票房包袱,让他有机会参演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电影,包括侯孝贤、王家卫等导演的“冷门文艺片”。相比之下,扛着庞大票房压力的周星驰,戏路就有很大限制(他当年破格拍两套《西游记》就惨遭票房滑铁卢了,遑论拍“离地”的艺术电影),极其量只能在《国产凌凌漆》梳梳头,恶搞一下《阿飞正传》的梁朝伟。 威尼斯影展总监Alberto Barbera是这样评价梁朝伟的:“梁朝伟所演的角色,不仅横跨多种类型,且在不同纬度上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正因为他长期与有名望的得奖导演合作,令他名声鹊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中令人难忘的演出,让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见梁朝伟得金狮奖,关键是他长期参演艺术片,而当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为当年全港追看“双周一成”,一线尾的梁朝伟才有空间胡乱闯荡,跑去跟着“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惨淡的艺术片,由是阴差阳错造就今天的成就。至于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点,即梁朝伟“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我觉得除了从前的香港,确实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 梁朝伟令洋人惊叹的“多才多艺”——拍电视剧,演不同类型电影,还当过流行歌手——在当年香港其实非常普遍(连周润发也是“歌影视三栖”),因为大家的心态是什么都试、什么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没有界线,很多“奇迹”就是在各种随机尝试中碰撞出来,王家卫如是,周星驰也如是。梁朝伟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连艺术片都“捞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朝伟的故事也许给我们一个启发: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就算没有即时成果,只要默默坚持下去,最后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除了当年香港,哪里还有培育梁朝伟的土壤呢?拍大陆片《捉妖记2》、《无名》之类,尽管也很多元化,却不大可能让他得到外国影展青睐。看到梁朝伟获奖,我觉得最唏嘘的是,若非命运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会不会也可能是张国荣?(本文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