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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 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 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 “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