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

作者：邓菲 2025年复活节周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我与几位家人和朋友坐在富士贵(Footscray)中心Albert街Kmart旁的Nan’s Bakehouse，一边品着咖啡，一边闲话家常。店面不大，顾客稀少，我们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透过玻璃窗望出去，街道上少了往日的车水马龙与熙熙攘攘，显得格外冷清。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沉静，毫无节日应有的欢快气息。 因为这反常的冷清，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向了4月17日——那起震惊社区的枪击事件。 我说：“大前晚看电视时，忽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声。我立刻冲出房间，只见一架警用直升机正悬停在夜空中。当时我就意识到，富士贵中心肯定出事了。直到前晚看新闻，才知道原来就在这家店前面的步行区，两名警察开枪击毙了一名持刀男子。” 霏接着说：“那天晚上我九点下班，从墨尔本回来，路过这里大约是九点半。远远就看到整条街已经被警察拉起封锁线。我昨天在新闻里也看到了相关报道。” 苗插话道：“我室友正好在事情发生时经过Paisley街和Albert街的交叉口。她说当时街上还有不少行人。她先是听到了几声枪响，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应声倒在了人行道上，两名持枪警察慢慢走近那名倒地者。” 大卫皱眉问：“两个警察对付一个拿刀的人，为什么不用电击枪或者胡椒喷雾？非得开枪？” 卓说：“警察这份工作不容易。还记得去年四月悉尼Bondi Junction Westfield购物中心的那起持刀杀人案吗？六人遇害，十二人受伤。幸好赶到现场的女警果断击毙凶手，否则伤亡可能更惨重。街上人多，死者又挥舞着刀，警察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刻开枪是本能反应，根本来不及细想。” 霏点头道：“富士贵这两年治安每况愈下。街头经常能见到流浪汉、醉酒者和吸毒者，晚上下班走回家时我常常感到不安。就连白天，我也会刻意避开从Paisley街通往Irving街的Nicholson街那一段。那段路近年来成了‘非洲街’，街上几乎见不到其他族裔，让人感觉那里的街道氛围与整个富士贵格格不入。” 我轻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深有同感。富士贵这些年的变化，真的让我感到心痛。每当看到店铺门窗的涂鸦、被砸碎的玻璃橱窗、路边散落着空酒瓶和注射针筒，心里总会涌上一阵不安。” 大卫问：“造成现在这种社区治安状况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么复杂、又如此敏感的问题，哪是一时三刻能说得清的？ 离开咖啡馆后，我独自沿着市中心走了一圈。Barkly街上，两家店铺的钢化玻璃橱窗被砸碎，裂纹如蜘蛛网般蔓延开来。沿街商铺门窗的涂鸦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黑夜中遭受的凌辱。 两晚前枪击事件的发生地附近，几位非洲裔男子坐在街边的长椅上，另有几人站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气氛凝重低沉，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复活节过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起警察开枪致死事件。据《The Age》4月23日和26日的报道，死者名为Abdnasir Abdulaha Salad（ “萨拉德”，又名 Ahmed），35岁，来自索马里，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的难民。据称他患有精神疾病，长期露宿街头，当地的慈善机构和很多本地无家可归者都认识他。 根据报纸刊登的照片，我记得也曾在富士贵中心与他插肩而过。他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蓄着一头浓密的小卷发，浓眉下是一双略带忧郁与疲惫的大眼睛，上唇覆着一簇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无论是面容还是体型，他都颇具特色，令人过目难忘。 案发当晚约9点，警方接获报案称在Paisley街角有人挥舞刀具。两名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命令该男子放下武器，但萨拉德却持刀冲向他们。警察随即开了六枪，萨拉德当场中弹身亡。 当晚正值复活节长周末前夜，街上人流密集。事发时，有目击者在现场高声质问：“为什么要开枪？！”警员回应：“他手里拿着刀！” 媒体报道证实，现场的两名警员当时均未配备电击枪（Taser）。尽管维州政府早在2021年宣布将投入2.14亿澳元，在四年内为所有一线警员配备Taser，但由于培训进度滞后与经费限制，该计划推行缓慢，涉事警员尚未完成培训和配备。 4月22日，约250人参与了抗议游行。游行者高举“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与“Mental Health Needs Care, Not Bullets”（精神病患需要关怀，而非子弹）等横幅，高喊“No Justice, No Peace”（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口号。队伍途经警察局，穿越市中心，最终抵达枪击案现场。虽然大部分示威者保持和平，但约有30人一度向警方投掷酒瓶，现场出现紧张局面。 据《The Age》5月16日的报道，关于萨拉德死亡事件的首次听证会于5月15日在维多利亚验尸法庭举行。协助验尸官的律师在庭上表示，当晚8点，萨拉德在Kmart商店内撕开一包刀具，罔顾店员的制止，劫走其中最大的一把刀。 法庭获悉，警方在开枪前曾命令萨拉德“趴在地上”，但他仍走向警员。警员再次高喊：“放下刀，放下刀”。据称，萨拉德突然冲向喊话的警员，警方随即开火。 听证会上还提到，这并非萨拉德第一次与警方发生持刀对峙。去年1月，他在Altona North的一家工厂旁，手持刀具冲向一名警察。该警员曾对其喷射胡椒喷雾，但未能将其制服。尽管萨拉德没有放下刀，却停止了冲锋，转而走向附近的停车场。警方随即持枪尾随，并用警棍击打其头部将其制服。萨拉德因此被控多项罪名，包括袭警和持有管制武器。他对相关指控认罪，并被判入狱32天。 由于萨拉德是非洲裔移民，示威者指控警方的开枪具有种族歧视动机。维州警方坚决否认这一指控，发言人表示：“这是一起可能危及大量市民安全的事件。” 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背景，我查阅了非洲裔移民来澳的历史。直到19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非洲裔人口相对较少。早期的非洲裔移民主要来自埃及、西非国家及非阿拉伯裔族群，如加纳等国，其中部分移民是通过英联邦援助计划来到澳大利亚的。 1990年代后，非洲裔人口在澳大利亚迅速增长。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约有32.6万人在非洲出生，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3%；其中约9万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移民占非洲出生人口的七成以上，构成了澳洲非洲裔社区的主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通过技术移民或留学途径定居澳大利亚。 相比之下，来自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刚果的家庭多因战乱与饥荒，通过人道主义项目移居澳大利亚。以索马里为例，约80%的移民是通过难民和人道主义渠道来到澳大利亚的。截至2021年，全国约有1.8万名自认祖籍为索马里的居民，其中超过一半定居在维多利亚州。死者萨拉德正是于2013年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索马里裔移民。 自1973年正式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立法与财政投入上不断体现包容与接纳的精神。然而，每一波移民的到来，仍伴随着新的挑战。尽管各级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和诚意，族群间的误解与隔阂依然存在，持续影响着不同社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自1970年代起，富士贵接纳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各地的移民和难民。近十年来，富士贵市中心的非洲商店数量日益增多，沿Nicholson街和Paisley街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非洲商圈”（Little Africa Precinct）。维多利亚州政府将该区域列为重点发展区域，并大力投入公共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文化推广和经济振兴。根据2024年8月23日的新闻发布，州政府与马里比农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富士贵为其行政中心）联合再投资45万澳元，用于“小非洲商圈更新计划”，旨在“打造更安全、更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彰显富士贵的多元文化特色”。 说来惭愧，尽管我每周都会在富士贵市中心走动，却从未真正踏足过“小非洲”商圈。5月3日星期六，也就是枪击事件发生两周后，我决定亲自走访一趟。那天，我从Albert街出发，沿着Paisley街一路走到Leeds街，然后折返Nicholson街——那里每一根路灯柱上都挂着写有‘小非洲’字样的旗帜。沿途所见，各类非洲商铺林立：15家时装与礼品店、15家餐饮店、7家发型屋、3家果蔬杂货店，另有面包店、肉店、酒店、药房和税务所各一间。 最让我意外的是一处名为“富士贵中庭商业中心”（Footscray Hub – Business Centre）的通道，连接着Nicholson街与Albert街。沿着这条狭窄的商业街，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四十多家风格各异的店铺：从各式假发，到饰有刺绣与亮色镶边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传统长裙，再到阿拉丁的神灯，应有尽有。我仿佛置身于摩洛哥老城区的集市，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然而，尽管商铺琳琅满目、五彩斑斓，整条街却意外地冷清——行人寥寥，顾客更是少之又少。 我拍了几张照片，一位中年妇女走近，严厉地质问：“你在这里拍什么？” 我解释道：“这些店铺和色彩鲜艳的服饰让我想起了摩洛哥的集市。” 她似乎放下了戒心，语气也变得亲切起来：“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去年刚去过广州。” 我告诉她：“我就是从广州来的。你去广州是旅游吗？” 她笑着说：“不是旅游，是去进货。我在这里经营一家非洲发型屋。我们每年都去广州采购假发。” 她还告诉我自己来自苏丹。 我好奇地问：“这些商铺都是苏丹人开的？” 她连忙摇头：“当然不是。”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道：“这里有来自非洲各国的店铺：埃塞俄比亚、西非、索马里、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刚果、厄立特里亚……太多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我注意到，这里的店铺门窗也有刺目的涂鸦，两家店铺的玻璃被打碎，一扇窗的正中央赫然留下两个弹孔，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那条街后，我来到了热闹非凡的富士贵市场。市场内人来人往，喧嚣热闹的人间烟火气，与不远处“小非洲”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购物的人以亚洲人为主，包括越南人、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也不乏一些欧洲面孔，却几乎看不到非洲裔的身影。 这让我不禁思考：是他们出于本能，抗拒与外族人群的交融？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使他们与这片多元热闹的土地始终保持着距离？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从未真正踏足过“小非洲”？是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潜藏着某种偏见？坦白说，对他们的不了解，加上他们的肤色与高大体型，确实让我产生下意识的畏惧。但换个角度想，他们对外界的戒备，何尝不是源于过往的创伤太深？他们曾在难民营中颠沛流离，饱受饥饿与战火，亲眼目睹家园被摧毁、尊严被践踏。这样的伤痕，不会因一次迁徙或跨越国界而自动痊愈。 如果我也曾经历那种几近难以承受的苦难——家园的失落、亲人的离散、信任的崩塌，我是否还会有勇气，走近他人？ 记得数年前乘坐出租车时，司机曾讲起自己的故事。苏丹内战爆发时，他才十二岁，独自在首都求学。内战的第一枪打响在他的家乡。学校紧急疏散，他急忙赶回老家，却发现家人早已逃难无踪。他只得跟随邻居一路逃亡，辗转进入肯尼亚的一个难民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他孤身一人从一个营地流落到另一个营地，尝尽人间冷暖。他后来到达了津巴布韦並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也正是从那里，他获得机会，踏上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之路。 他说，刚来澳洲时，他一无所有，而且与家人失联已有近二十年。但他始终怀抱一个信念：他有能力在这里生存下来，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最终找回失散的亲人。他感恩澳大利亚向他敞开大门，给予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如今，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开朗，在富士贵拥有一套小公寓，还有一辆配有真皮座椅的出租车——这一切让他倍感自豪。 他还告诉我，在澳大利亚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努力寻找失联多年的家人——最终，他真的找到了他们。 原来，他们逃亡后辗转于多个难民营，几经流离，最终返回了故乡。只是，当他终于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时，母亲却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在无数非洲移民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即便命运多舛、历经创伤，他们依然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富士贵市中心，有几个定点每周定期为无家可归者和经济拮据者提供免费食物。5月5日（星期一）傍晚，我路过Nicholson 行人区，看到食物发放点前排起长龙，约有两百人。令我意外的是，人群中竟看不到一张非洲裔的面孔。那一刻，我仿佛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份坚韧的自尊，以及不愿示弱的敏感骄傲。 政府斥资建设和更新“小非洲”商区，沿街插上印有“小非洲”字样的旗帜，初衷固然是善意的，却也可能无形中营造出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文化孤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的融合，应建立在跨种族的理解与信任之上。唯有协助非洲移民走出创伤、融入社会，同时引导主流社会放下偏见、尊重他们的尊严与价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共融。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图景。进入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已走在民族交融的前列。作为多元文化的前沿阵地，富士贵既享受着多元带来的活力与丰富，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融合期的阵痛与考验。 世界大同的根本，在于爱、信任与包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为此而奋斗，道阻且长。可以预见，民族融合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许千年以后，地球上只剩下一种族群：地球族。到那时，多元文化不再是彼此的差异，而将镌刻在每个人的DNA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