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国”与“我国”

近几年来，常看到有人把中国戏称为“你国”，起初颇感不惯，很多人更是反感、抵触，但我现在倒渐渐觉得，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毫无疑问，“你国”一词是对戏仿自历来惯称的“我国”。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政治组织的动员机制，多诉诸一种“我们感”（we feeling），即强调国民人人有责、且责无旁贷，务必为集体无私献身，以救亡图存、共克时艰。所谓“主人翁精神”、“人民当家做主”云云，固有一定的权利赋予，但究其实仍是动员手段。

在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下，每个人都被假定应当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必须深明大义地“舍小家，为大家”。甚至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也须一再强调彼此一家，“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强化这种人我不分的意识。既然彼此一家，无私奉公，那么个体利益也无正当性可言，故此须“狠斗私字一闪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既要你发挥主动性，却又“严禁突出个人”，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对？答案是：这里的“我”，不是作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为集体一份子的我”，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换言之，这需要人们将社会的角色规范完全内化，自觉自愿地完成被赋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话西游》就能明白这一点：孙悟空本来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经，对师父唐三藏更是难以忍受，然而他最终开悟，戴上金箍，决意不顾艰险，承担起取经的重任。在儒家传统中，这被视为“成人”的必由之路：个体放下无约束的自我意识，主动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只是头衔而已，而是一种角色规范，用俗话说便是“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也要有儿子的样子”。

“我国”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着“我主动认同为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还隐含着“做一个合格国民”这层意思。不仅如此，就像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所说到的中国家庭政治中一样，每个人都要积累“道德资本”，也就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须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有益于集体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我们感”的唤起，本身需要激发人们认同奋斗目标，自视为其中一分子，国族自豪感、集体主义视角（“国家也不容易”之类）都由此而生。这被激发之后，的确强大无匹，但如今个体主义兴起、阶层分化、上层又未能及时响应权利意识，越来越多人遂察觉到这种“我们感”其实是极具欺骗性的——“你”和“我”并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声声说“一心为公”的，其实也都难免带有主观倾向和自身利益。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些话语产生动摇、怀疑，进而免疫，或觉所谓“我们”，其实和“我”无关；你说的“我们”，常常也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国”、“被代表”等嘲讽性的话，无不隐含这层自我意识。在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自我个体面前，要想再去诉诸这种“我们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

所谓“你国”，意味着这个“国”不再像家庭那样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样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组织：如果它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难对它产生认同感，那是你们的国，不是我的。在这里，已经不是“无论父母对你做什么，总归你是父母”那样无条件的认同，而变成了有条件的忠诚。

这种疏离感和主动认同的意识，对中国而言是非常现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才开始萌生。康梁虽然主张变法，但康有为的学生何树龄就曾将“大清”改称为“大浊国”，这可谓是这种用戏仿来表示自己在国家认同上的疏离感的先声。

但更为普遍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1979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轰动一时，后来据此改编的电影却遭禁演，就是因为它直白地表明了这一痛苦。杨奎松曾说，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但这毕竟是意识分化的第一步。

这种“爱”，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发纽带（就像我们本能地“爱父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动认同。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来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归属于某处和‘参与’有实质的关系”——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很难有归属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与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她是刚从外面到达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没有资格进入，是否觉得自己属于其中的一份子，事关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复杂互动。一个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国心”，虽然广受赞扬，但其实和“祖国的陌生人”一样，都是对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归属感。正如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所言：“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

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即便是“我国”，其内在的意味也变了：它已经未必仅仅是个人无条件认同为其一份子的那个集体，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替换为新的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就应当响应我们的权利诉求”。

在当下撕裂的社会舆论场中，这一点可能很难被接受，遑论得到理解。很多人只是将集体倾向的年轻人简单地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了事，但却未能解释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为何一方面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兴起、权利意识高涨，但另一方面却又更“粉红”了？即便仅仅看看周围，都能看到这两者在很多人身上交叠出现。

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心理变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这正指示着中国政治构造的重要调整，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正面临着从原先那种传统的模式向更具弹性的模式转变的关口。

在此不妨对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历史学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书中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帝国一边的效忠派虽然选择了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他们构成复杂多样，作出效忠的逻辑也大不相同，他们“显然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相反，他们在流亡英属北美等地时，对当地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其诡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爱国者同胞们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乱表明，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

英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正是后发国家也要经历的困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的权利意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难免有些人激进，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只是觉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诉求。他们的差别只是寻求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来达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框架真的毫无变动的话，其实是无法响应其权利诉求的。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势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满足其支持者。事实上，忠诚者所带来的挑战也许更严重，也更有可能实现：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诉求，那就是从内部变革制度框架，来响应自己的诉求。这将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