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看中國》報慶祝創刊二十周年，特為廣大讀者舉辦了一次徵文比賽，主題為《我愛澳洲》。在幾十篇來稿中，作者日光撰寫的《在水中央》榮獲一等獎，可謂實至名歸。
自大量中國移民定居澳洲以來，類似“我愛澳洲”的文章並不少見。有的讚美這裡的藍天白雲，有的稱頌自然風光，有的感謝澳洲提供了創業和發展的機會，也有的感嘆社會福利完善、生活安穩幸福。
然而，《在水中央》最打動人的地方，在於作者沒有停留於風景與物質層面，而是回答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一個人，為什麼會真正愛上一個國家？
作者幾乎與我同時抵達澳洲。她以三十五年的親身經歷，娓娓道出一位移民如何從一個身無分文、惶恐無助的異鄉人，成長為認同澳洲價值、珍惜澳洲制度、願意承擔公民責任的澳大利亞人。
全文有一條非常清晰的精神成長線，沒有多餘的鋪陳，其結構和邏輯幾乎無可挑剔。
而最令人感嘆的是，作者所珍惜的，並非澳洲擁有多少財富，而是這裡給予普通人的平等、自由、法治與尊嚴。因為在這裡，一個曾經被命運推到邊緣的人，重新獲得了作為“人”的尊嚴，最終找到了“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歸屬感。
從西方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人的國家認同，並不完全取決於血緣或民族，而更多建立在價值認同與公民歸屬之上。真正接納自己的地方，才可能成為精神意義上的家園。
《在水中央》的藝術感染力，並不來自華麗的辭藻，而來自大量真實、細膩、充滿生活質感的細節。作者善於用具體場景呈現時代變化與人生轉折，文字具有很強的畫面感。
比如，初到澳洲時，行李箱裡的廁紙滾落一地，寫出了那個年代中國留學生初來異鄉的窘迫；街頭尋找工作的經歷，以及對自己成為“異鄉佬”的自嘲，表現出移民早期的艱辛；父親病床前年輕醫生輕輕掖被子的場景，則展現了澳洲醫療制度背後的人性溫度。最終，從漂泊到安定，從謀生到寫作，也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回歸。
我認為，文中最具思想張力的一部分，是作者申請加入澳洲華文作協卻遭拒的經歷。
由於她的作品發表在某些人眼中具有“政治傾向”的媒體上，她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並因此失去加入作協的機會。面對這種遭遇，作者沒有停留在憤怒之中，而是不斷追問、反思，最終發現：漂洋過海三十多年，曾經傷害過自己的某些思維方式，竟然仍像幽靈一樣存在。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身處自由社會、享受民主制度保障的文化人士，卻仍然以專制體系下的政治標準評價文學與作者，使文化交流蒙上紅色審查的陰影。
作者最後用“兩條河”作為隱喻，巧妙地象徵兩種制度、兩種人生以及兩種文明。許多海外華人或許仍徘徊在兩河交匯處的“水中央”，而作者已經經過長期思考，為自己選擇了方向。
參與此次投稿的許多作者，也像日光一樣，陪伴《看中國》走過二十年。其中有些作者已年逾九旬，但他們依然保持旺盛的創作熱情和令人驚嘆的文字能力。他們或許未必符合某些華文圈的評價標準，卻用作品證明了真正的文學價值。
說到這裡，我也想起自己的經歷。
二十年前，一位文友曾鼓勵我在一個澳洲華文論壇投稿，為申請作協資格作準備。那時，我常寫一些人生感悟和旅行隨筆，作品多次被網站推薦為精華文章。然而不久之後，我的網名卻被封禁。文友無奈地告訴我：“他們認為你的背景有問題。”
那一刻，我感到震驚：原來在一些華文文化圈裡，文學之外，竟然還存在一套關於“背景”的審查標準。即使擁有澳洲身份，似乎仍需要符合某種“政治正確”。
二十年過去，我原以為海外華文作家圈會隨著時代發展而更加開放。然而不久前，我加入一個澳洲作家微信群，卻發現群內只允許談論風花雪月，不能深入討論思想；文學不能帶有“政治色彩”，但這種限制似乎只針對某些特定話題。最終，我又一次因為所謂“背景不合適”而被移出群組，據悉群主也是一位作協會長。
人們常說，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十分深厚，尤其是許多具有寫作能力的知識分子，即使生活在澳洲，也仍然與原有文化和社會環境保持緊密聯繫。但遺憾的是，有些人雖然享受著澳洲的自由制度，卻仍然無法完全擺脫舊有的意識形態框架。他們心中的澳洲，或許永遠只是“此身安處是他邦”，而非真正的精神家園。
本月一個週五下午，應何與懷博士邀請，我來到悉尼Burwood一間俱樂部參加他的新書發布會。
剛走進會場，便遇見澳洲著名華文作家夏兒。出於禮貌，我主動介紹自己：“夏兒你好，我是夏言。”
她聽後驚訝地看著我，說：“你就是夏言？我經常讀你的文章，很有意思。”隨後，她向我豎起大拇指，並贈送了自己的著作《靜靜的海牙》。
我有些受寵若驚，連忙表示一定認真拜讀。
接過書後，夏兒問我：“你有沒有參加作協？你應該申請加入呀。”
我笑著感謝她的好意：“我不是作家，就站在圈外吧。”
那天下午，發布會現場十分熱鬧，嘉賓發言不斷。然而，我卻陷入了自己的思緒：
“這個作協，究竟該如何存在？而我，此身應該無緣吧。”
就在這篇短文即將收筆時，我突然收到澳洲作家陶洛誦女士的短信：“日光的《在水中央》寫得真好，讓我熱淚盈眶。”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文學，不需要任何標籤證明自己。能夠打動人心，便是最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