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洲上海同鄉會要搞一次關於海派文化的活動，會長沈唐生老弟來告，說同仁們希望我寫一篇關於海派的文章。苦在我背著一個上海同鄉會創會會長的虛名，同仁的囑託，推辭不得。但是我離上海已久，若寫海派，只能寫民國時期，以及我經歷過的海派生活，至於目前流行的“新海派”，我一無所知，所以再三思量，只能寫些海派溯源的趣聞，以作敷衍。
一，對“海派”的揣摩
關於“海派”二字，說法種種，我查閱網上，其解釋為——“形容人豪爽、大方（日常俚語） 意思：指人行事作風海派、豪爽大氣、不拘小節，且花錢慷慨、出手闊綽。 例句：‘他為人非常海派，每次聚餐付帳時總是搶着出錢……”
網上的解釋，簡單膚淺，我不認同，僅僅用搶著買單舉例，不足以概括“海派”全貌。廣義說，大多數國人都習慣搶著買單，北方哥兒們更甚，為搶買單，最後發展到全武行開打的笑話，網上時有所見。
那麼什麼是“海派”呢？
海派是上海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不單是繪畫界，但要論及海派，不得不從美術界說起。
“海派”一詞之由來，原先是指“海派繪畫”，有學者認為「海派」一詞，起源於清末民初的上海繪畫界。其時許多畫家聚集在上海，由於受西方畫風的影響，畫風異變，打破了傳統風格，代表人物有虛谷、任伯年、吳昌碩……老夫認為，中間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吳友如，他和任伯年同庚，道光、咸豐年間人士。當時中國沒有照相機，他用畫筆記錄下華洋雜居的海派風俗，非常有趣耐看，我建議看官可以找《吳友如墨寶》畫冊來一閱，欲知“海派藝術”來源，此書非看不可。
畫界也有人將吳昌碩作為海派繪畫的開山祖，他開宗立派，影響上海畫壇幾十年，這種說法，也屬可信。
文學方面，當年四馬路（今福州路）書局遍佈，報社林立，林琴南翻譯的西洋小說，受人追捧，包天笑和張恨水的小報連載故事，勾人心弦，因為沒有極權政府的審查制度，海派文學十分昌盛，《海上花列傳》、《九尾龜》、《品花寶鑒》等書籍充斥書攤，到了三十年代，更有 《亭子間嫂嫂》一類小說熱銷。當年四馬路的東頭，書店報社鱗次櫛比，是學生文人的光顧之處，西頭妓院長三堂子林立，是政商巨賈的麇集之地，可以說四馬路是海派的典型景點之一。
由於租界當局的包容，各種政治勢力和幫派，如紅道的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藍道的蔣介石、張靜江、吳稚暉……黑道的黃金榮、杜月笙、金廷蓀……這批混江龍，都在“十里洋場”混跡過。
細細尋味，海派語言中有不少英語詞彙，如“迭咯”中的“迭”，疑是來自英語的“THE”，上海話裡的“老虎天窗”疑是來自英語的“ROOF WINDO”。上海人早年看到洋人發脾氣罵：“FUCK FUCK”，以為發脾氣就叫“發噶”，於是“發噶”也成為海派語言的一個名詞；上海話裡的“安賽”，就是英語裡的“ON SALE”……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一八六〇年前後，太平軍攻陷蘇州，江浙的富人，逃亡租界，他們將家鄉的寧波蘇州口音，融入本地話中，使上海話變得齒音清晰，氣聲可辨，聽起來更加軟糯。
其時上海的市民生活，並不是後人所說的水深火熱，一般打工階層，吃罷晚飯，能去附近戲館消費，看一場紹興戲或者聽一檔蘇州評彈。就是拉黃包車的苦力，也可養活小五子、小六子，每晚還可豬頭肉、花生米，佐二兩臭麥燒（低擋高粱酒）解乏，酒後可以到演江淮戲的小戲館放鬆一下。老夫少年時，見過那種戲館，一所是在閘北新疆路的“滬北大戲院”，另一所在老閘橋浜南（老上海以蘇州河為界，朝北叫浜北，朝南叫浜南），北京東路一側橋堍，名字不記得了。兩處的戲台簡陋，座席是木質長板凳，用今天澳洲人的眼光看，也可說是勞苦大眾的CLUB。
“海派”是指上海開埠後，百餘年來，華洋交融，被特殊年代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其包羅極廣，若要細說，恐怕三年三個月也暢談不完。老夫慵懶，疏以考證，只能憑老輩的傳說及見聞，用“衣、食、住、行”四個章節來簡述。
二，衣
由於華洋雜居，帶來了服飾的繁華，歐美人的西裝、燕尾服，中東人的長袍、頭纏布條扳紅綠燈的印度阿三、穿長衫的中國紳士、穿繡花旗袍的太太、穿學生裝的青年、穿中山裝的白領、穿短打的苦力……躲避太平軍，逃難來租界的江浙難民，又帶來了家鄉男式的如意紐短打，女式的對襟外套，給海派服飾增添了新的風采。說到衣著，老夫又要打橫，解放後不少人家，父親的派力司長衫，和英國嗶嘰西裝不流行了，改成學生裝給兒子穿，母親的陰士丹林和絲綢旗袍改成了女兒的外衣。六十年代初，上海弄堂口曾出現許多專門修改舊西裝和旗袍的裁縫攤，和我年齡相仿的老人應該都知道。
若年輕的看官要知道當年的海派衣著，建議去找民國時的香煙牌子和《良友畫報》等雜誌。
三，食
提到海派的吃，看官且慢，待老夫用紙巾擦去嘴角饞涎再說。
老夫喜歡吃的本幫菜，如：蝦子大烏參、八寶鴨、八寶辣醬、響油鱔糊、炒肚膛、炒划水、粉皮魚頭……濃油赤醬，甜鹹得當，色澤光亮，秀色可餐，可算是傳統海派菜的代表。可惜至今回上海，已很難吃到正宗的了，原先以做本幫菜出名的百年飯店，如：“上海老飯店”、“德興館”、“老正興”……已經不復舊味。小時候跟隨家父去北京路的“大加利酒家”，西藏路大上海電影院對面的“同泰祥”，和二馬路（今九江路）人民大舞台附近的“同和館”吃本幫菜。記憶中的“八寶辣醬”鮮辣可口，其中的肚頭、鴨肫、蝦仁、開洋、雞丁、筍丁、香菇……貨真量足。從我從記事起，海派菜餚經過幾次明顯的頹化，先是五十年代中期，原先那種店堂裡熱氣騰騰，手舉托盤，吆喝菜名的的堂倌不見了，到一九五八年，在“為工農兵服務”的極左口號下，許多飯店放棄做傳統菜餚，改賣“鹹肉黃豆湯”、“排骨菜飯”之類的大眾菜。堂倌改稱服務員之後，社會地位雖提高，但服務熱情減退。原本是吃罷付賬（記得兒時隨家父上飯館，出門時用小折子記賬，和孔乙己的折子一樣，月底總結）。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因為吃霸王菜的人多了，改成先付後吃，菜餚的質量也大為降低，八寶辣醬中的雞丁換成豆腐乾，肚丁換作了茭白，點綴在面上的新鮮蝦仁，索性不見了……直至今日，傳統的海派八寶辣醬，還沒有回復當年的風味。
再說被稱作四大金剛的海派早點——大餅油條，豆漿粢飯，也大不如前。記憶中的海派味，只有在台北還能嘗到，那裡的豆漿用天然黃豆磨製，汁濃味醇，絕對正宗，粢飯米粒飽滿，軟糯適口，你可以大膽放心吃，不必擔心有化學元素。我去台北，幾乎每天都去住所附近的一家豆漿店吃鹹醬粢飯，次數多了，老闆娘認識我，見我進門，就喊：“上海客人來了，鹹醬粢飯加老油條……”
那次我去台北西門町，看到有家叫“上海老天祿食品號”的商店。走進店堂，看見墻上的老照片，啊哈，這正是解放年前的上海“天祿”老店，我曾見過，文革前的店面就是這樣。“天祿”是一家清末創建的百年老店，己丑那年，遷往台灣，資格比“冠生園”還老。當年上海有兩家“天祿”店鋪。一家在浙江路牛莊路附近，另一家在浙江路海寧路的轉角址上，隔壁是“杜五房熟食店”。
說起浙江路牛莊路那家“天祿”，老夫再次打橫：“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家將空餘的房子租給一家工廠做倉庫，每月收三十六元租金，當月十五日，是家母去收租金的日子，那家工廠的賬房，就在北京東路浙江路口，離牛莊路口的“天祿”只隔一條馬路。家母收罷房租，照例會去“天祿”給我們買些糕餅零食，然後再去隔壁的“杜五房熟食店”帶些家父的下酒菜。每逢那天，我們兄妹幾個做完功課，就靜候母親回家。到了傍晚，母親回來了。她一進門就將背包扔在地上，大聲說了句：“對不住你們呀！”就坐在椅子上嚎啕大哭。我撿起母親扔下的背包，發現包底被劃了一道口子。啊呀，補貼我家生活的三十六元救命錢被偷了……霎時，滿門愁雲，一片寂靜。
我讀中學時，經常和同學一起去海寧路的“天祿”買桃酥吃，大的一兩糧票，小的半兩糧票，還有一種“友誼食品廠”產的廣式月餅，因為沒有油，堅硬無比，啃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弄不好會啃落門牙。
唉，六十五年前的回憶，當年一起在“天祿”買桃酥吃的兩位同學，在疫情期間，先後過世了，舊事憶來，惟有苦澀。
四，住
最近微信上經常有介紹海派老洋房的視頻，老夫不客氣地說，這些建築都是上世紀早中期，資本家和外國人建的。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十來年，上海幾乎沒有出現過一幢上檔次的別墅，甚至沒有造過一張像樣的沙發，有的只是鵲巢鳩踞，勝利者搬進失敗者的居所，以及老山東盤腿，把紅木床當做炕床的坐姿……
石庫門住宅是上海居民的典型居所，不過同樣是石庫門房子，其結構和質量有很大差別。好一點石庫門弄堂門楣的牌匾，都由名家題寫，如新昌路救火會對面的“新中邨”由譚澤闿題寫；閘北區青雲路的“青雲里” 由于右任題寫；陝西北路新閘路附近的“慈孝村”由黃葆戉題寫……次一等的石庫門弄堂，牌匾則由唐駝題寫，落款“武進唐駝”，再次一等的弄口牌匾，只有題名，不見落款。
如果把歷史的鏡頭轉到那年頭，假設你清晨走進石庫門弄堂，你會聽到一片竹制刷帚在圓桶裡攪動的聲音，抑揚頓挫，婉轉清脆 ，這是海派交響樂的晨曲……假設你中午走進石庫門弄堂，在吳言儂語聲中，將會看到，王先生六十大壽，王師母煮了壽麵，上面覆蓋大肉，送給鄰里分享；張家媳婦的大胖兒子滿月，阿婆正在發紅蛋……假設你晚上穿越石庫門弄堂，將會聽到無線電播放滬劇和紹興戲的聲音……那年代鄰裡間的稱呼也非常親切，趙家伯伯、顧家姆媽、李師母、周先生、大小姐……十分溫雅。可是到了文革，鄰裡間的稱呼，一律都改叫“師傅”，搶房風四起，原本獨門獨戶的房子，搬進來四五家，鄰里間為求自保，相互揭發，貼大字報，近鄰瞬間變成仇敵。
敲鍵至此，突然想起一位朋友給我講過的故事，這是海派歷史的一個瘡疤，也是笑話，老夫信手拈來，作為該章節的結尾——我的朋友認識工總司造反派頭頭陳阿大的弟弟陳阿二，阿二沾他哥哥的光，搶佔了徐匯區資本家的洋房，那天朋友去拜訪，看見阿二赤膊，從打蠟地板上爬起來，朋友問：“儂為啥不用涼席？”
阿二回答爽快：“赤那，地板比席子光滑，睏席子作啥！”
五，行
據資料所載，一九〇八年五月，法國人在租界內修建了一條從十六鋪到徐家匯的2路有軌電車。據老輩說，因電車有電，民眾怕觸電死人，沒人敢乘，法商組織鼓樂隊宣傳，仍不見效。最後請社會名流，著名影星，先行試乘，逐漸才被民間接受。餘生已晚，沒有乘坐過從十六鋪到徐家匯的2號線，但對另一輛2路有軌電車卻很熟悉，這部車的始發點，在北火車站對面，康樂路小學的門口。有軌電車的車廂尾部有一根鏈接後車廂的鐵桿，放學時調皮的學生會踩著鐵桿，攀住窗門，搭順風車回家。有軌電車行駛時，馬達轟隆，司機不斷腳踩鈴鐺，噹噹當，煞是神氣。如果是冬天，你在浙江路橋橋堍，有時會看到神奇的一幕。有軌電車上坡緩慢，坐在車窗邊帶帽子的乘客，若不小心，會突然被窗外的小偷抓去，俗稱“拋頂公”，這種現象六十年代初還有發生。
剛開埠的上海新舊交替，先進和落後並存，交通工具也是這樣，在大自鳴鐘（今長壽路西康路）附近還存在著一種叫“獨輪車”的交通工具。因為在蘇州河沿岸，有幾家紡織廠和香煙廠，在那裡幹活的女工，有不少是纏小腳的。上海人稱她們為“繅絲阿姐”（絲綢廠的繅絲工人）、“錫包娘子”（當年的名煙“紅錫包”和“白錫包”，都用手工包裝，因此獲名）。
說到上海灘的交通，不得不提到 “祥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它曾經是上海灘出租汽車的龍頭，公司最盛時擁有三百七十輛汽車，二十二處分行，八百名員工。文革前我還看到，北京東路黃埔劇場的對面——原先“祥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墻上，還有40000電話號碼的廣告。關於祥生公司“40000”的電話號碼，民間有幾種傳說，有人說，這個號碼象征四萬萬同胞；也有人說，老闆周祥生嗜賭，得了一副五隻皮蛋（上海人把撲克牌中“Q”叫皮蛋）的好牌，贏得了開創公司的第一桶金。
周祥生十三歲從寧波來上海創業，最初在葡萄牙人手下打雜工，一路奮斗，最終成為出租車行業的老大，殊為不易。他在“一二八”抗戰中，無償調撥汽車，以供軍需，還免費修復安徽省主席陳調元兒子收藏的二輛裝甲車，冒險開往戰場，得到張治中將軍的接見，他曾經掩護過地下黨，但在關鍵時，聽信了某人的勸說，留在上海，最後下場唏噓。
以下我抄錄莊新儒先生在台灣《傳記文學》上登載的片段，作為對周祥生人生的結局的交代——但是“文化大革命”沒有忘掉他，當了多年祥生公司老闆的厄運是注定了的，再加上個“藏槍案”（解放前因險遭綁架，曾買過手槍自衛——筆者註），那花園，那一間房子，上至天花板，下至水泥地，“上窮碧落下黃泉”，搜查自是不在話下。批判之後，接下來是監督勞動，掃街道，通陰溝，流遍了汗，累折了腰，他不哼不說，不停不息，趕得到也真像那回事。在那些年頭他常喃喃自語，人們不知道他在自白，還是預念到將來有更大的災難，誰也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他也不求任何人的寬慰。一九七二年的二月，他壽終正寢。家屬到到派出所領死亡證，驟然見到他名字下面有“反革命”三個字，才知道就是他的“定性”，而且是死後戴帽，默默宣佈，也算“格外照顧”了。一九八〇年，這頂帽子總算摘去，給他平反了。總算在出租汽車這個行業中留下了“周祥生”這個名字。
六，後 記
我在寫《江孔殷和張大千友誼鉤沉》一文時，摘錄了江孔殷這位晚清翰林，被批鬥四十一天後，臨終時說的，“今日你是我非，明日我是你非，是是非非，他日方知。”當年被批臭的“海派——小資產階級”；“舊社會生活方式⋯⋯”如今又被人吹捧，變香了，想起小時候放暑假去農村，看到外婆把發臭的咸菜裝入甏裡，用泥封口。我不懂，問外婆，外婆告訴我，過些日子鹹菜會從臭變香的⋯⋯
哈哈，如今我懂了，歷史就是一甏臭鹹菜。
二○二六年九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