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中共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公民出境的管理，并建立所谓“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另外，近年来，受出境限制的人群逐渐扩大，除公职人员、国企员工外，部分科技企业人员等也受到限制。

然而，在出境管控不断收紧之际，仍有一些中国人选择更加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

根据新规，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以及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可以根据有关部门通知，对准备前往所谓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人员进行提醒，并在特定情况下予以劝阻。

与此同时，移民管理机构在核实出入境人员身份及申请事由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以及电子数据等信息。

新规还加强了对出入境中介机构的监管，要求相关机构核验客户身份及申请材料，并保存服务档案。

《金融时报》报导，近年来，中国对公职人员、国企员工以及敏感行业人员的出境管理不断扩大。部分政府机关、国企、公立学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工作人员被要求统一上交护照，需要出国时再提出申请。

一些涉及敏感技术的民营科技企业高管、研究人员及其家属，也可能受到更加严格的出境审查。上海一家旅游移民中介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办理公职人员、大型科技企业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的相关业务时已经更加谨慎。

《金融时报》还引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一名员工称，日本已被列入其所在单位今年禁止前往的地点。

一些准备前往美国的中国民众也表示，曾接到有关部门电话，被要求取消行程。

广州一名赵姓大学讲师称，他去年5月原计划赴美探望朋友，机票已经购买，却在出发前数小时接到自称移民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要求他不要前往美国。

他说：“我不是绝密人员，也没有从事任何我认为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工作。”

最终，他取消行程，并称因此损失约2000美元。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9月15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在中国最高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中，提及“限制出境”的记录从2016年的89条增加至2025年的188,760条。

在公开的民事裁判文书中，涉及“限制出境”的比例也从2019年的约0.23%，上升至2025年的约7.3%。

不过，该组织特别指出，188,760是裁判文书中提及“限制出境”的记录数量，并不等同于188,760人受到限制，因为同一份裁判文书可能涉及多人，同一个人也可能出现在多份文书中。

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公开的裁判文书数量持续下降，因此这些数据也无法完整反映实际受到出境限制的人数。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向《金融时报》表示，这种趋势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国际旅行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行政审批和工作单位管理。

65岁老人翻山 只为逃离中国

边境收紧的同时，不少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离开中国的人，选择通过更加危险的路线离开中国。

65岁的中国维权企业家沈启家称，今年8月26日晚，他得到消息，当局将对他采取行动，他没有来得及与家人告别，连夜离开住处，一路辗转出境，随后进入巴尔干地区。

沈启家称，为前往斯洛文尼亚，他需要从波黑比哈奇一带穿越克罗地亚。途中不仅要翻越山地，还要背着水和随身物品长时间行走。

9月上旬，他第一次尝试穿越时一度与同行者走散，并在夜间摔伤腰部和双腿。翻山后又遭克罗地亚警方阻拦，只得返回出发地。

稍作休整后，他再次出发，最终进入斯洛文尼亚。

沈启家说，在沿途遇到不少同样选择“走线”的中国人，其中既有年轻人，也有父女、老人，还有带着孩子一起离开的家庭。

在比哈奇，他遇到一对父女，两人第一次尝试穿越边境时同样失败。19岁的女儿双腿被树丛大面积划伤。

女孩说：“中国是不平等的，我们没有像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前程无忧。我们需要去努力，但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一次不成功，我就两次，两次不成功三次，反正我要逃出去。”

沈启家还称，他途中经过一家客栈，里面住着约五六十名中国人。一名当地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士告诉他，仅2026年上半年，他就接触了150多名通过这条路线“走线”的中国人。

沈启家表示，他遇到的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因为就业困难、竞争激烈，希望到海外寻找机会；有人为了子女未来，也有人称自己因受到打压而选择离开。

目前，沈启家已经抵达德国，并称正在申请庇护。

一边是出境规定进一步收紧，越来越多人员出国需要经过审批；另一边却仍有人翻山越岭，甚至冒着受伤和被遣返的风险逃离中国。随着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中国公民未来出境将受到多大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