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不知何时起，“中年”这个词最常见的搭配成了“危机”，无论报刊杂志，还是亲友闲聊，“中年危机”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 在内卷的东亚社会，“中年危机”绝不仅仅是一个标签，也不是存在于部分群体的社会现象，而是大多数人的宿命，无法逃避。 职场上的浮沉、孩子的教育、夫妻之间的关系、家中老人的身体、自身的衰老……没有其它那个人生阶段，会比中年有更多危机浮现。太多标签印证着这一切，职场招聘的“35岁以下”，孩子教育的“一半孩子读不了高中”，子女就业的“985也只能去考公”，独生子女一代面对的“422家庭模式”，老人和孩子万一同时生病会有多么可怕…… 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中年危机》一书中阐释了这一心理现象。书中的十二个章节，分别以十二部文学作品为基础，铺陈不同的危机和人们如何面对，使得心理学著作也有了文艺范儿。 比如开篇的“人生的四季”一章，就引用了夏目漱石的《门》，以主人公宗助的中年困境和觉醒为例。宗助面对过职业挫折和情感失落，内心也因此消沉。他与另一半曾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走到一起，从此相依为命，但内心深处有一道因过往错误而设的门，使得他们走不出来，始终纠结。但宗助终于走了出来，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方向。河合隼雄坦言：“不过既然来人世走一趟，只看到过春天也太可惜了。春夏秋冬的风情都体验体验，多有意思”。 又如“站在入口处”一章，以广津和郎的《神经病时代》为例，讲述中年人如何面对职业瓶颈和重大家庭变故。小说中的那些经历和创伤，其实永不过时，在现代社会的感知甚至变得更为强烈。 河合隼雄在前言中写道：“现代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很多人会因为跟不上外界变化而迎来中年危机。不仅仅是职场，在家庭中也会迎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变化，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也会引发中年危机。如果固执于某一种观念，试图以永不改变的观念生活一辈子，一般来说很难行得通。中年时期人总要经历某种形式的人生转折。” 中年危机并不仅仅是外部因素的叠加，也有心理因素。人在年轻时，生命更具活力，注意力往往聚焦于外部，为了生存，还有一些人会为了梦想，紧迫感使人无暇他顾，而且往往是单身状态，“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可牵挂的事情很少。但到了中年，不管事业是否有成，生活品质如何，都会见到生活最真实的一面。此时，事业的瓶颈、身体的变化、家庭的变故，都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正如《中年危机》所言：“在青年时期，各种试错的过程或许还可以得到社会的宽容、认可，到了中年，社会的要求就要严厉得多，中年人不得不进行更好一层的修炼”。 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其实也是中年危机加剧的重要原因。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生命的时段出现了巨大变化。以往的四五十岁已经是老年，可现在却很可能只是中年的起步。 译者李静写道：“河合隼雄先生在《中年危机》这本书中给了我们珍贵的提示。人生不是一条向上的直线。人生好像要翻两座山。年轻时翻过第一座山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年，不妨放慢节奏，把眼光从外界收回到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在下降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度过一个好的中年，等同于为爬另一座山做了充足的准备：迎接衰老、迎接死亡。就像在《日渐衰老意味着什么》那本书里启发我们的那样：知道怎么老去，才知道怎么让年轻力壮的年代更加精彩；知道死，才知道怎么活。” “知道死，才知道怎么活”，是一句中年人理应理解的话。养家糊口，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条件，在东亚社会都被视为“责任”，如果它们不能被撇除，那么如何在极度内卷中面对无法回避的焦虑，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中年危机”，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听到和见到的具体事例也太多，但这一切往往会加剧焦虑感。同时，虚伪无用的心灵鸡汤也太多，动不动让人们放下这个宽容那个，却忽视了个体内心真正的需求。正是这种让人无法不焦虑的大环境，还有对“中年危机”的刻意渲染、将一切鸡汤化的思维模式，让“中年”更加成为人们的畏途。 四十岁是中年的关键时刻，在河合隼雄看来，人到四十就像是走在山棱上。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稍微踩错了一点点，都是无法预想的后果。而且，往右往左，看到的景色也会迥然不同。 网络图片 书中写道：“40岁的‘惑与不惑’，与三十而立之前的摇摇摆摆、找不到方向还不一样。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惑’还与随后而来的‘知天命’缠绕在一起，三十的‘而立’，是为了能站立在这个世界，根本顾不上‘天命’什么的（如果在二十来岁的年龄，就开始想着天命，自立的过程就会很艰难）”。 他以山田太一的《与异界人共度的夏日）》为例，描绘出四十几岁的困惑： “主人公47岁，是一位电视剧的编剧。小说虽以第一人称写，但他的名字叫原田，我们就称他为原田吧。他和妻子离婚以后，独自住在一栋公寓的七楼，这套房子是原田用来当作工作场所用的，离婚后就只好住在这里了。故事从这个场景开始。这个公寓，很多房子都是用作公司办公室的。每天工作结束，晚上也不得不在这里住了一阵子后，原田才发现，大家陆陆续续下班后，楼上楼下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本来就因为受不了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才离婚，现在能独自生活，多么自在呀。可不知为什么，正应该是自在无比的时候，却感到整栋楼晚上只剩自己，也有点‘太安静了’。离开故土、离开家人，孤零零的一个人，现代社会的中年人很多都品尝过这样的孤独滋味儿吧。即使每天走在大街上、每天和家人一起生活，也不见得就能远离孤独。如今无论男女，若没有孤独的体验，简直就没资格说自己是现代人。当然我们不是说现代人每时每刻都陷入孤独不能自拔，但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孤独的时刻应该是有的。 主人公原田，确实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但实际上他依然给我们展现出一个现代中年的标准形象。人都是很任性的。日常烦心事太多，总想着挣脱粘嗒嗒的人际关系，最好能一个人待着。嘴上这么说着，真到了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又开始为孤独而烦恼。原田正独自品尝着寂寞时，以前在一起工作过的某电视台的制片人间宫来访。原田像是遇到老知己一样跟他见面，却料想不到他说想要和原田离婚的妻子绫子拉近关系，今天上门是因为觉得事先跟他打声招呼比较好。原田感受着内心翻滚的情感，表面上的词语却不失冷静，临分别时还对间宫说：‘祝你成功！’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年人的悲剧。如果任由自己的情感爆发，瞬间就失去了人到中年的体面，随后内心也会对自己的失控行为厌恶无比。但反过来，把所有的冲动都硬压下去，像原田那样体面地处理自己的情感，压抑下去的能量又会在不可预知的场景中显示其影响。原田并不例外。在间宫离开以后，一会儿是故意刁难上门打招呼的女性邻居，一会儿是自己被神经官能症折磨得苦不堪言，烦恼不一而足。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对活在现代的中年人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人生课题吧。” 四十岁如此，五十岁同样如此，人在中年阶段，更需要面对衰老和死亡的话题，这不仅仅是现实，也是一种基于生命质量层面的探寻。 《中年危机》将人的一生比喻为爬山，不仅仅有上山路，登顶后也需要下山。书中更是将人生比喻为两座山峰，前半阶段翻越第一座山峰，中年后就要为爬第二座山峰做好准备。 当然，对于中国社会的中年人来说，第二座山峰的攀爬难度远大于大多数其他地方。“深深地体验过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激烈变动，中年生活才富于色彩”，这句话其实是描绘一种理想状态，但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中年人面对的只有一地鸡毛。 全文转自为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1 凌晨一点半，飞机低低地掠过一片片灯光闪烁的海岛，那是黑沉沉的菲律宾海上，散落的珍珠。在43岁这一年，我决定远赴菲律宾学习英语。 网络图片 在去往菲律宾的飞机上 过去一年，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两鬓全白了。建筑摄影和撰稿曾经是我主要收入来源，凌晨三四点拉着一堆设备赶往建筑工地等待黎明是常有的事，被朋友戏称“摄影民工”，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近年地产业下行，新楼盘的拍摄需求减少，收入骤降，但每个月只是房贷加社保就近万元，留给中年人的时间和选择已不多。 除了能吃苦，人到中年的我好像没有任何竞争力，重新规划人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我决定重拾英语，争取去加拿大读个就业率高的硕士学位。欧美国家年龄歧视要少很多，即便我再读两年书，毕业后重新工作应该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 菲律宾诸岛官方语言是英语，近些年，日本、韩国在菲投资了教英语的语言学校，相比国内每月费用两万左右的培训班。菲律宾的学校价格只有一万出头，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除了经济实惠，还能顺便感受一下异国文化，很难不让人心动。 寒暑假以外是菲律宾语言学校的淡季，我在网上搜集信息，竟然还找到了位于菲律宾沿海城市宿务的A校，宣传信息显示A校由韩国人开办，学费不仅每月不过6000人民币，淡季还免食宿，唯一不好的是学校规模较小。 于是，我裹着羽绒服从北京出发，等到下机，扑面而来的已经是湿热的气浪。 机场距离A学校十多公里，深夜时分，出租车在矮矮的楼群里穿行，偶尔闪过一树树暗紫色的三角梅。二十多分钟后，出租车转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胡同，碾过坑坑洼洼的水渍路面，停在一面紧闭的深棕色大门前。这就是A校了。 来之前，听说学校在富人区……要不是有学生经理接机，我会立刻怀疑司机图谋不轨，虽然我兜里比脸还干净。 网络图片 凌晨三点到学校 铁门打开，学校是L型两层小楼，与一排单层建筑围合出一个不及两车道宽的狭长院子，五十步到头。绿漆地面，四把红色遮阳伞，几张白色桌椅板凳置于其下，沿宿舍楼阳台种着几棵棕榈树。应该是全部课余活动空间了。 我住4人间，推开宿舍门，黑暗中有南方普通话传来，“赶紧睡吧。”我说“嗯嗯，被子在哪里呢？”另一个口音的汉语响起“没有被子，只有床单。”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躺下。空调冷气逼人，不得不把刚脱下的羽绒服又盖在上身。 一个想法涌上心头，这里都是中国人？看来我期待的全英文环境不太可能了。后来我才知道，A校一共40多个学生，3个来自俄罗斯，据说是为了逃避服兵役，4个来自越南和沙特，余下的都来自中国。 2 早晨七点，奇怪的韩国音乐把学校吵醒，鸡鸣伴着狗叫在墙外此起彼伏，如果不是嘈杂的汽车喇叭声，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个田园牧歌的乡下。 网络图片 每个学生都要在八点前去自习室完成单词测试，A校是半斯巴达模式，不参加测试将会被禁足一周，课后和周末都不能出学校。测试很简单，把备选的20个单词填在相对应的释意后面，不会的可以查字典。来迟的同学会把测试纸拿到餐厅，边吃早饭边做题。学校餐厅提供韩餐搭配当地饮食，大酱汤，辣白菜是标配，偶尔有大米粥，齁咸，吃起来倒是快捷。 两周后我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些行色匆匆的同学们的身份：他们中有倒闭寿司连锁店的老板，美术培训机构的投资人，已经拿到加拿大签证的宁波商人，失业的高管和软件工程师…… 早晨五点半，栋梁醒来了，六点，他已经拿着手机去院子里背单词了，就坐在红色的遮阳伞下。1983年出生的栋梁给自己定的任务每天要记10个新单词，他最早记住的句子是 “where are you from?” 熟悉之后，他告诉我，“我从农村的初中毕业，到现在25年了。那时候英语满分150，我考36分。”栋梁可以说是零基础来学英语，他把自己“钉”在这个迷你学校，与英语死磕 “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扇自己两巴掌。” 同学们说起他，是那个“深圳开花店的老板”。来菲律宾学英语前，栋梁在深圳开了8年花店，再之前，他是网约车司机。花店行情最好的时候，刨除房租水电，全家的吃穿度用，一年还能落下20-30w。我们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消费降级对栋梁的小店影响非常明显。“以前情人节99元的玫瑰能卖10束，现在人们不买价格贵的花了。”2023年他只有“母亲节”和“三八节”赚了点钱，今年情人节，栋梁的花店只卖出去了一束玫瑰。 花店是夫妻店，栋梁每天和妻子要忙碌16个小时，收入却越来越少，夫妻俩总是吵架，最激烈时，妻子连说了5次要罢工。 生活焦头烂额，留给中年人的选择越来越少，他还有两个孩子，栋梁听说西方蓝领工资高，有了去国外打工的想法，哪怕是洗碗送快递。他也听说过走线，但是栋梁并不想穿越大半个南美和雨林，“太危险了。”听说日本签证可以直接去墨西哥，他下功夫申请了日本5年签。 2023年10月，栋梁将花店交给妻子，独自一人来到菲律宾学习英语。 网络图片 自习室学习的学生 在A校，我们每天七节课，上午8点开始第一节课，每节50分钟，其中四节一对一口语课，三节小组课。 课程分ELS（简单英语）和IELTS（雅思），ELS课程围绕购物，问路，吃饭等日常生活场景。中国同学们多数选的是ELS课程，侧重练习听、说，正好与我们的“哑巴”英语对症。 白天校园的院子非常安静，但一旦推开一对一教室走廊的玻璃门，嘈嘈杂杂的声音就会将你包围，恍惚走进了某个农村大集。每个教室都在热烈的交谈，抑扬顿挫的中式英语有时候会让忍俊不禁。笑起来眼角小鱼尾欢快游动的中年人，嘴巴张成各种形状，跟着年轻的老师一板一眼的纠正发音，我也一样，学习“iron”的发音时，练的脸部肌肉发酸，舌头都要抽筋了，对着App发音还是识别错误。好不容易蒙对一次，三分钟后又找不准舌尖的位置了。 网络图片 小组课上更热闹。学校也有被家长带来学习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上课。鬓角斑白的同学和5岁的小朋友一起，总被小朋友抢答，年长的学生脸上挂着尴尬，一边羡慕一边唉声叹气。我对小组课是又爱又恨，一开始基本听不懂，有时候老师讲了几分钟，我还不知道在课本的哪一页。后来我就轻声跟读老师讲的课，发现说一遍比只是听一遍能更好的理解。 中年人学英语的热情还不止于此，我把手机和电脑都调成了英文系统，装了六、七个学英文的App，每天刷题，打卡单词，在多个APP之间切换。同学没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讲英文，我只好缠着菲律宾门卫尬聊。学校院子里的遮阳伞下，课后总能看到一两个中年人，抱着手机念念有词。每天傍晚还能看到一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戴着耳机，低头盯着手机咕咕哝哝，在院子里来回绕圈，那也是在背单词。有的单身女生招数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她们下载了国际版相亲软件，只与说英语的异性聊天，如果离得近，就约见面，主打浸润式学习，全方位创造英语使用机会。 3 A校白天不准出校门，晚上有宵禁，10点后不能出入，沉重的校门整日紧闭。在这里待得久了，大家都会有种被困在监狱的感觉，白天一整天课，晚饭后稍可放松。在暑热消散后的小院，三两个同学常常聚在一起聊天。也是在这里，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更多伙伴们的故事。 网络图片 旭汝和我一个小组课，是吊在七零尾巴尖儿上的高材生，华东理工本科，上海大学硕士。离开职场的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常常趿拉着拖鞋去上课，平时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上课却从不含糊。有的同学选择逃课，旭汝一节没落过。 旭汝过去在新能源领域的上市公司工作，2023年2月份离职前，他还是一个年薪50w的副总经理，从几百万的小项目到上亿的大项目都带过。曾经为赶工程进度四天休息10小时，全靠红牛续命，也曾因为被甲方刁难，到母亲墓前躺半天，平复情绪接着干。 旭汝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新能源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他原本想认认真真把公司做好，但后来他逐渐明白老板不想通过销售来获得效益，企业基本是在亏本运营，主要靠漂亮的报表融资。当时招聘他进来也是为了定向增发。“其中一次，股价一个月涨了100%，企业卖出，赚到真枪实弹要干几年的钱，却把全部股民套进去了。” 2023年二月份，旭汝被裁员。在此之前，他已经有预感。一月底开始投简历，到三月份旭汝已经投了一两千份，得到了三次面试机会，但都无果而终。再后来，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优秀的人才积压越来越多，我们是被挑选的。”旭汝的语气中透着无奈。 原本的企业骨干，家里的顶梁柱，忽然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存在。抑郁、失眠、刷手机。中年失业让旭汝像一颗被甩出轨道的星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老婆并不会催我去找工作，但是每次买东西付款的还是我。”随着旭汝的叙述，遮阳伞下的人群陷入短暂的沉默。他并不孤单，正经历着同样迷茫和阵痛的人一抓一大把。 “唉，我还不是一样，一个月没等到一个面试电话，当时都怀疑电话是不是欠费了…… ”程序员南郑把刚抽出来的烟弹回烟盒内，长长叹了口气。 一头浓密的黑发让南郑看起来不像个标准的程序员，90后的他日常黑T恤，白净还带着婴儿肥的脸上总挂着随和的笑容。2023年3月份之前，他已经在上海一家中小型上市公司工作三年。熬过了刚入行的适应期，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游刃有余，甚至是有点清闲。只是工资不算很高，“够花够玩儿，每个月存不下太多钱。” 南郑想换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没多想就裸辞了。他以为投完简历不超过一周就能找到新工作，刚毕业还没任何工作经验时，一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个面试电话。但是现实让他措手不及。 第一周，没接到一个面试通知。第二周，增加了简历的投放量，还是没一点动静。半个月过去了，他开始海投，一天甚至投上百个。 南郑一个人住在嘉定的出租屋，每天醒来，先抓过手机看有没有面试通知，但总是一无所获。他觉得自己心态要崩了，“晚上一个人拎瓶啤酒，马路边一坐，挺难受的。”他停了社保，开始领取失业金。喜欢的电子产品上新也不再关注，游戏不再充值，外卖改成自己买菜做饭，烟抽得更凶了，但是从二十元一盒换成了十元一盒。 在不了解整个行业走势的情况下离职，南郑被动卷进浪潮之中。 为了突围中年困境，A校的中年人们殊途同归，都选择了英语。 在旭汝大半年的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人事常会问他英语怎么样，好不容易有一份外派欧洲的工作，面试时又因为语言被拒。如果英语好，会不会就能找到工作了？旭汝决定重拾英语。一方面是逃避当下找工作的焦虑，另外是继续学习会让自己有至少还在做事的安慰。 南郑报名了菲律宾高校IT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上网课也行，但是必须在菲律宾停留够一定时长，南郑索性来到A校学边学英语，边修学分。到菲律宾两个月后，家人打不通南郑电话，微信联系时才得知他已经离职，正在国外学习，没有多问，给他转了2万块钱，算是一种态度。 “听说南非有需求。”这就是英语带给南郑的希望。 在场的另一位女性是80后的慕岚。来菲律宾之前慕岚在上海一家4S店收购二手豪车。前三年负责宝马，每年成交量两百多台，她自己的工资也一路上涨，最高时一个月3w有余。 2022年前，很多年收入三四千万的客户到年底提一台宾利能抵一百万的税，对这些富裕之人，买豪车成了常规选项。但是疫情之后，这样的客户几近消失，二手豪车行业在下坡路上快速坠落。 去年，慕岚手上还有八台库存三个月的二手车，比收进时跌了三四百万。 她是个单亲妈妈，一个人在上海打拼，9岁的儿子跟着外婆在合肥读书。离家在外本是为了工作，现在工作也不行了，她于是辞职回到合肥，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慕岚觉得不如给自己一个gap year，“好好想想。” 慕岚一直很坚强。当年领完离婚证，她直接收拾行李，买了张去西藏的火车票。在无人区露营那天晚上，她坐在篝火旁，看着星空，在脑海里把自己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细细过了一遍，眼泪打湿了一卷纸。相比之下，暂时找不到工作还能扛。 “旅行可以治愈我很多不开心。”去年，慕岚在东南亚四五个国家旅行。潜水，帆船，皮划艇。旅行过程中，慕岚想，如果会英语，去发达国家找工作也是一种选择。她是背着皮划艇来到的A校。 4 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每周都会有新生入学，也会有同学离校，每周五的散伙饭是少不了的仪式，宿务的街头，这群异乡人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A校的学习，从一个月到五个月不等。慢慢的，同学们都学毕离校了。之前梦想着学好英语去国外打拼的我们，无一例外，最后还是回到国内继续挣扎。 网络图片 旭汝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长时间的职业空窗加重了他的抑郁。他还在投简历，开始偏向于有英语要求的，在去菲律宾之前这是他不敢想的，但是，面试机会并未增加。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起了网约车。南郑回了老家。往年，他总是在除夕前一天才能返乡，带上给父母和侄子、侄女的礼物，与家人开开心心欢聚一堂。今年虽然父母未敢多问，他还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除了吃饭，即便有客人来，他也不出去。栋梁也放弃了出国做蓝领的打算，回深圳继续开花店，唯一不同的是，他保持了在A校的习惯，每天5:50起来背单词，还要叫上小儿子一起。 慕岚也回国着手找工作了，目标是老本行，钱少点没关系，离家近就好。划皮划艇不方便，她开始骑自行车，“戴上耳机，车子蹬到三十迈，两边的人呼呼过去，就觉得自己飞过了这个世界。” 回国后我还是老样子，为当下的温饱寻找写稿拍摄的选题，我很少大笑，避免了眼角的皱纹堆积更多，也怕太大声惊醒了眼泪。我再次把鬓角一片片的白发用海娜粉染红，试图从视觉上暗示自己，衰老，它不能那么轻易把我碾平。 网络图片 宿舍玻璃上映着房间的门，像平行时空里还有新的出口 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走哪一条，依然迷雾重重。“旺族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莫不是无奈之举。没有躺平的资格，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像拳击手上了赛场，即便被生活揍的鼻青脸肿，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得爬起来，继续扛着。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稳定地还房贷，需要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甚至需要一点运气。在无力缴纳或是拒绝缴纳房贷的人中，一些人是因为遭遇了天灾，比如郑州的暴雨；一些人则受困于大环境，比如疫情导致的行业衰退和失业；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曾经对金钱的野心而受到了教训。 还不上的房贷 当糟心的事情足够多的时候，断供，反倒成为了一件“轻松事”。 张蕾记得，接到银行的函件时，是2021年夏天里特别热的一天。函件里传达了一个意思：她已经6个月没还房贷，再还不上，她的房子就要被拍卖了。那天，她去约闺蜜吃饭，想借点钱。她的伞掉在了公交车上，还坐过了站，最后在太阳暴晒下走了半个小时。那顿饭花了她220块，是信用卡里最后所剩无几的额度。闺蜜最后说：“我真没钱。” 她当时被一种愤怒又失望的情绪支配，便做了个决定：“这房贷我不还了。” 那一瞬间，她甚至觉得轻松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她已经过够了。2018年初，她热衷于投资P2P，拿全部资产投资了12个平台。早年间，买P2P确实能赚钱，一年时间，40万元就变成了60万。那段时间，她是家人和朋友眼中的投资达人。闺蜜父亲病了找她借钱，她二话不说就借出去5万。当时她觉得房价还能涨，又拿50万在老家河北涿州首付买了套房，每个月要还4000多房贷。三个婶婶信任她，把三家人的养老钱都交给她管理，凑了个30万的整数，也拿去买了P2P。 就连她自己，也在上海一家P2P平台做运营，管着一个5个人的团队。所谓财富自由的生活，就是靠利息的被动收入也能过好日子，她觉得她就是。P2P里的数字还在增长，鲜红色的房本是她的依仗，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如今回看，她精准地踩中了所有的雷区——P2P、环京房地产。随后，坏事接连而来，12个P2P平台全部暴雷，无一幸免，她在涿州的房子也从1万4一平跌到了8000多一平。很快，疫情来临，就连她的工作也丢了，并且，有着P2P从业背景的人很难找到新工作。几个婶婶甚至专门来上海找她要钱，她东拼西凑将亲戚的钱还了一部分。但房贷已经6个月还不上了，交给中介卖还卖不出去，找闺蜜借钱也被拒绝。 她已经山穷水尽了：“你告诉我还能怎么办？” 如今，还有许多张蕾的故事正在发生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写到：“从近两年看，银行起诉房贷违约断供的案件大幅增加，法拍房数量也暴涨，从2019年的50万套，增长至2021年的超过160万套。” 有网友总结发现，4年来，阿里平台法拍房数量激增了187倍，2017年至2019年法拍房的增长率尤其巨大。 尽管法拍房最主要的来源其实是担保和破产，断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在充满着疫情、裁员等坏消息的当下，无论人们有没有断供，似乎都能或多或少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一些熟悉的情绪，比如压力和焦虑。 就在上个月，一篇《燕郊断供者的自述》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这篇文章的作者于2017年置换房屋，在河北燕郊买下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总价426万元，贷款298万，月供16800元。结果一晃4年过去，燕郊房价腰斩，他的房子跌到了240万，等于卖了还要倒贴银行五十多万。他决定断供，结果断供之后被银行起诉，还要承担利息、罚息、案件受理费、起诉费等费用，将近20万。 这是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故事，但法院文书上的白纸黑字显示着，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辈子能欠下的所有债务中，房贷应该是数额最大、偿还时间最久的一笔欠款。《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显示，我国房地产资产在居民总资产中占到了三分之一，而住房贷款超过了居民债务占比的一半。 还有一些数据，直接反映了一部分人偿还房贷的难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30-40周岁群体中，住房贷款总额是家庭年收入的11倍，其中，占比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中，贷款总额达到了他们年收入的32倍。对于这些人来说，这部分家庭每年仅房贷的利息支出，就将近全家收入的两倍。 稳定地还房贷，需要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甚至需要一点运气。在无力缴纳或是拒绝缴纳房贷的人中，一些人是因为遭遇了天灾，比如郑州的暴雨；一些人则受困于大环境，比如疫情导致的行业衰退和失业；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曾经对金钱的野心而受到了教训。 当一个人的收入无法覆盖每年的贷款支出，一旦出现房价下跌，断供就很有可能发生。 被拍卖的房子 如今，辽宁沈阳的刘楚觉得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刚买房的头两年。那时他是借钱买房，首付是借的，装修的十万也是借的，接下来每个月要还5000多元的房贷。他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这些债务不是问题。 每天走进小区大门，他都会习惯性抬头看一眼自己的家，四楼家里的客厅玻璃上，贴着媳妇剪的“福”字窗花。“那时候觉得生活里的一切都是新的。” 有时候，有压力不是坏事。刘楚工作极为拼命，他是一家三星级酒店的带班大堂经理，一个月挣5500元。除此之外，由于他会开叉车，还接了个家附近的快递站点的兼职。他的妻子是山东人，在另一家酒店当保洁员，一个月收入4000元。 孩子三岁的时候，媳妇又怀了二胎，刘楚觉得是时候拼一把，弄一个自己的家了。他们在沈阳买了套98平方米的三居，交了30多万首付，成为了房奴。2019年交房之后，他们住了进去，那时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连电视机都舍不得买。 但疫情改变了很多行业，酒店业更是遭受重击。刘楚常安慰妻子，疫情肯定很快就结束了，到时候酒店的生意就会好起来。但事实却是，他所在的酒店客源一下子少了40%。酒店行业是一个存量市场，竞争本来就激烈，作为加盟商，刘楚的老板在价格最贵的时候加盟了酒店，现在已经到了连管理费都交不起的地步。刘楚每天活在恐惧中，每天第一个到酒店工作，最后一个走，就是不想被裁掉。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最先失去工作的，是他的妻子。实际上，自从生完孩子之后，他妻子所在的酒店就对外宣称停业整顿，实际上是发不出工资了。到了2020年4月，酒店开始营业，但还是没有让一个保洁员上班，只留了两个前台和一个保安。妻子只好在家里带孩子，丈夫的工资成了还房贷的希望。 又过了两个月，刘楚所在的酒店也停业了，所有员工回到家里等通知，什么时候复工没有消息。那是2020年6月，刘楚一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他开始做更多兼职，结果开叉车的时候，翻车了，腿骨骨折。 为了生活下去，他们一家人开始刷信用卡，“以贷养贷”。撑了几个月之后，这一招也行不通了。父母想帮忙，但是几亩地一年的收成，加起来都还不了两个月的房贷。母亲便过来帮忙带孩子，有一天，刘楚发现母亲瞒着他接了一个扫大街的临时工的活儿。他工作丢了没有哭，腿骨折了没有哭，法院的函件寄过来时没有哭，但看到母亲扫大街的时候，他忍不住哭了。 再后来，法院要拍卖他的房子，他的心情反倒平静了，心想，“拍吧拍吧，赶紧拍吧，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他的房子拍卖到第二轮才拍出去，110万买的房子，最后只拍到82万，加上律师费、评估费，算下来这些年他还赔了30多万。之后，他们一家人搬去了妻子的山东老家。 搬走之前，他又绕路回去看了眼自家的房子，妻子贴的“福”字窗花，还在窗户上。只是，那已经变成别人的房子了。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还有河北人王树。王树老家在三河，2017年，他用零首付的杠杆，贷款126万，买了一套总价181万、不到9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还7000多元贷款。这房子他很满意，距离地铁燕郊站不到800米。 但疫情改变了稳定的收入。他原先有一个副食店，老婆也开了一个化妆品店，疫情之后，两个店都没有生意，最终只能关门。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他做工程的钱又被人挪用了，随之就交不上月供了。“压力太大了，大到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房子眼看着就要不属于我们了。” 王树想让中介帮忙卖房子，但一直卖不出去。后来断供一年多，银行就把房子拍卖了。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才成功，房价打了7折。同时，银行还起诉他，起诉费、律师费、房子评估费，加在一起还要掏8万元。 “没想到买了个房子，最后房子不属于我，多付出七八十万，现在债务还有30万。”王树说。 被格式化的生活 无论对谁来说，断供都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断供人从此将承担的，是以失去生活为代价。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佳红，从2006年开始从事房地产诉讼相关业务。十多年时间里，她处理过的房地产诉讼涉及的人数上千。 “2020年的时候，一个客户找到我们。他买的是北京大兴的一个项目，一平方米五六万，但是他觉得开发商交付的房子有很多质量问题，跟开发商当时的宣传差别也比较大，加上房子价格已经跌了，他自身经济上也有很大压力，在维权的过程中，就给断供了。” 王佳红表示，在中国，如果你擅自断供的话，首先从购房人和银行的合同关系来说，你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还款义务，可能会在信用上被列入黑名单，以后你再贷款可能就会有很多限制。如果银行起诉，你成为了被强制执行人，你的名下所有资产都会被用来还债，以后还会被限制高消费、限制交通工具等。 在河北三河买房断供的王树，就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限制了高消费。“不能坐高铁和飞机了，那时候在内蒙古跟老板开车，老板去别的地方，我都去不了，收入也会降低。”现在，他靠在北京开网约车还债，一天跑十一二个小时。我们联系他的时候，都只能在深夜等他收车回家之后。 当一个人走到了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这一步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生活的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用贷款做生意失败导致断供的徐磊的话来说，“就是生活被格式化了”。 房子被拍卖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一个结束，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再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债务问题。徐磊2018年在广东韶关贷款买了房子和车子，到了年底，又开了家加盟的咖啡店。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总部学习调制咖啡，每一款甜点都要用最好的原料。口碑之下，他日流水达到了3000元。 很快，他犯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合伙人，再次贷款开了一家分店。结果到了2020年年初，疫情让他的店没了生意，就连招来的店员都跑路了。店铺没了收入，只能关张。 但疫情时期，店铺转让很难，只能退租，他一下子背上了70万的外债。除此之外，房贷、车贷都还不起了。催债的除了银行，还有催债公司，各种警告短信、催收短信都来了，就连父母那边都接到了威胁电话。“那段时间父母就在电话里哭，问我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 他想过一了百了，但有一天，父母连夜坐火车赶过来，带了一大堆家里的蔬菜和土特产，就在那个即将不属于他的房子里每天给他做饭，他决定先熬着，熬过多久是多久。再后来，房子也不属于他了，以8折的价格被法院拍卖掉。父母到处找人借了一笔钱，他又卖了车子，还上了一年班，外债才慢慢还完。 听说深圳好找工作，徐磊又去了深圳。现在的他，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样，又开始了重新挤地铁、租房子的生活。只是年龄已经30多了，当初那股生活的热情已经消失了，“但也更踏实了，不做发财梦了”。 在断供消息不时闪现的背后，改变正在发生。过去这十多年里，房子的话题常常伴随着人们对于财富升值的渴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变化，人们对于房子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律师王佳红表示，从2006年到2011年，接的案子都是商品房质量的纠纷为主。从2011年到2017年，关于小区配套的纠纷就比较多了，比如规划问题、公共部位减配问题，这时候，人们从最开始只注重房子本身，升级到了小区的配套上。到最近这两年，就明显发现倒退了，商品房连按期交付都成问题了。 “经济形势好时，业主很少要求退房，更不用说断供了，因为房价一直在涨，只要你在还房贷，你的财富就是在升值，即便房子质量问题不太好，人们也不愿意放弃房子。但是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房价下跌时，很多人就会觉得，哪怕是房子本身并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它价格高，而别人买的时候价格低，所以我这个房子就不想要了，想停止还房贷的想法就出现了。”王佳红说。 然而，真到了断供这一步，当生活被格式化，人们的日子也只能继续过下去。决定不还房贷的张蕾，听了律师的建议，最后还是决定跟银行协商，“拼了命也要把房贷还上，然后将房子想办法自己卖掉”，被拍卖只能是自己亏得更多。辽宁的刘楚，在房子被拍卖后，回到妻子的山东老家住，他的家庭地位变成了上门女婿，日子是“过一天算一天”。徐磊在还完债后，现在的生活重新回归了稳定，他所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人要有敬畏之心”。 他们的故事，就像那个燕郊断供自述的作者所总结的那样——“我几乎失去了一切。这几年好好挣钱还账，争取早日能见得了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