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久别三年多，终于能够亲自发表自己的近况了。在发布此文此文之际，我已安全抵达英国，并正式向入境人员申请政治庇护。 今年六月五日，我已正式从大榄惩教所刑满获释，在墙外重获自由，但一切却只是要承受严密监控的开端。在预定䆁放日期前一个星期，我依然每天都在担心国安人员会否以公务探访名义，前来告知将会加控我什么罪行。 最终他们如我预期出现了向我警告，以及质问我会否继续“分裂国家”，并提醒我在未来一年内不要离境，并预告将会在我出狱后持续约见。 惩教处的保安组、更生事务组以及监督亦早在刑满一个月前开始，多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对外公布䆁放日期，因此在六月五日当天，也只有少量人知悉我重获自由的消息。 基于我判刑时未满21岁，出狱后必须遵守惩教处监管令一年，一开始我的监管内容与一般人无异，必须就学或就业。获䆁时刚好临近暑假，所以我在暑假时觅得一份暑期工，却在不久后被惩教处高层告知不容许我受雇于“特定店铺”（监管令条文并没禁止），于是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月，我也只能够无奈等待开学。他们的要求变相剥夺了我的财政自主权，并为国安处后来的金钱利诱铺垫。 其后我接到惩教电话，表示高层决定更改监管内容，需要与更生事务组更高级的职员会面。我被勒令签署修订版监管令，增加（一）禁止发布任何我被定罪罪行相关内容的发布物，包括公开发言和访问、（二）禁止发布任何“客观而合理地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发布物，以及（三）禁止公开发言。 国安人员从六月份开始，每隔两至四星期便会要求见面，我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每次都被约到随机地点，命令我登上拉上窗帘的七人车，然后把我载到未知的地方。每次约见他们都会要求我交代过去数周的行踪，查问我与什么人见面，即使是小学同学也要我交出中文全名，甚至连到过什么食肆酒吧、过程中的交谈内容也要详尽告知。到我九月开学后，他们要求我将学生证交给他们拍摄，申请学生资助也需要向他们通知，并需要交出银行户口资料。若然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换来一轮训话，告诫我他们已掌握我的所有行踪，着我向他们坦白，实情要勒索我继续就范。 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这半年间，国安人员不断威逼利诱我投向他们。以我猜测，他们透过我在银行户口的资料，得悉我的经济状况不佳，因此向我提出给予线人费，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资料，并以此证明我已经改过自新，乐意投诚。 在九月初一个例行约谈中，两位国安人员向我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当时我极度警惕，担心会被送中，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我根本无法拒绝他们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回避的反问他们：“我不可能申请到回乡证吧？”他说只要我想的话他们便可以安排到，并会派人陪同我一同北上。我沉默不言，他们见状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我唯有如实告诉他们，我不想。他们遂质问我是否仍然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迟疑，随后他们要求我在下次见面时向他们给予回复。幸好直至我离开香港前，他们都未有再次提出，但我心知这种要求在未来也只会接踵而来。 从十月起至今，我时不时便会无故生病，期间曾向西医中医求诊，均诊断我是由于极大的精神压力及心理因素，导致免疫力下降，并建议我长远下去需寻求心理辅导。 2020年7月29日，我在元朗街头突然被接近十名国安人员从后扑出制服我，并抢走我的电话。自刑满获释以来，我每日都恐惧同样的往事会否再次重演，我害怕走出家门，害怕在街上使用电话，担心会再次在街上被国安人员拘捕。每次被国安人员约见，我都充满恐惧，惧怕他们会说我危害国安，要求我自证清白。有时他们偶尔的断联，会令我更担心他们是否已打算重新拘捕检椌，故没有再需要与我约谈的必要。 但基于他们要求我签署有关《国安法》第63条的文件当中，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与他们的一切沟通内容，所以我亦根本无法寻求律师协助，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困境。在如此庞大的压力及恐惧下，我只能默默承受。 我曾幻想过国安人员会否信守承诺，在一年后的六月还我出入境的自由，不再干扰我的生活，但我心里明了这些都是虚假的承诺，他们更有可能打算拖延我至明年基本法23条立法后，继续向我施加额外的罪名。经心思熟虑后，以调适情绪为由，说服惩教批准在圣诞期间离境旅游。我选择了符合经济状况且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冲绳为目的地，在起行数天前向他们提交机票住宿等资料，并成功获惩教署批核。 在离开的最后一天，我仍深思这个决定是否适当，毕竟这个月在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但惩教罕有的批核，令我始终相信这已是最好的时机。当日我带著仅余的四万港元前往香港机场，直至起飞前一秒，我都一直在担心能否安全离境。到飞机起飞刹那，我才稍松一口气。 但始终因行程及住宿细节已报备当局，我也未敢怠慢。在冲绳的几天，我与英美加三地认识的相关人士及机构求助并共同商讨，他们向我讲述了当地的移民政策及政庇审核状况，并提供有关英国庇护及签证的法律建议。在得悉三地的资讯后，考虑到英国有更多我认识的抗争者已获批庇护，并且近日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变得明确，我们最终一致认同循英国的政治庇护程序入境为最保险及适当的途径。 于是当下我便赶在理应回港的限期前买了往英国的机票，并在当地时间12月27日晚上7时到达英国。这也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香港这个家，纵然过去曾有预想过这天的到来，但在下定决心的当刻，我的心情还是一副沉重。自十四岁投身社会运动以来，我一直相信香港是我们香港民族唯一的家园，要走的从不应是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我将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望以流亡港人的身份为香港奉献我的一切，如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我相信只有全体香港民族持续竭力，香港才会重新成为那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家。我相信只有香港民族永不放弃，自由民主的种子终有一天能够重新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会在煲底再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钟翰林
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计画在废弃的军事场地搭建帐篷，安置2,000名寻求庇护者。 来自《金融时报》的消息称，根据内政大臣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的最新计画，多达2,000名寻求庇护者可能被安置在废弃军事基地的帐篷里，以避免在小船过境数量激增之前使用酒店。 据白厅消息人士透露，内政大臣最近几天购买了2,000顶帐篷，以便在8月底之前容纳移民。今年，虽然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努力兑现“拦截船只”的承诺，但至今仍有超过14,000人未经授权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 预计乘车小船过境的移民数量还会激增，布雷弗曼正在制定应急计画，在未来几周内搭建帐篷收容这些寻求庇护者。 最先报导购买帐篷消息的《泰晤士报》援引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说，去年有一项类似的建议被否决，因为有人警告说这将引发基于寻求庇护者非人道待遇的法律挑战。 与此同时，据了解，在埃塞克斯郡布林特里的韦瑟斯菲尔德前皇家空军基地发现了少量肺结核阳性病菌。目前正在进行检测，以确定这些病菌是否处于活跃状态。 此外，尽管存在安全担忧并遭到当地反对，内政部预计仍将于7月31日将首批50名寻求庇护者送往位于多塞特郡波特兰市一艘名为毕比．斯德哥尔摩的浮动驳船。 一位政府消息人士披露了驳船的详细信息，预计送到驳船的移民人数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增加。该浮动设可同时容纳约500名男子。 政府正在努力减少使用酒店来安置寻求庇护者，但难民慈善机构表示，利用驳船和前军事基地安置移民损害了弱势群体的需求，也引发了对移民安全的担忧。当地的保守党议员也担心他们的选区会受到影响。 由于需要维修，毕比．斯德哥尔摩号比原计画晚了一个月于上周抵达波特兰，并遭到当地人的抗议。 在这个人口约为13,000人的岛屿上，一些居民对他们的安全表示担忧，并认为该岛不具备为新来者和已有居民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 一位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毕比．斯德哥尔摩号已经完成了法定检查和翻新，目前正停泊在波特兰。移民的福祉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驳船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未来几周迎来第一批寻求庇护者时符合所有法定标准。”
人称“国骂哥”或“天哥”的河南网红陈少天，刑满出狱已有一年，因对中国的舆论环境感到不满，决定加入偷渡行列前往美国。他在前往美国的过程中，用视频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同时希望自己能在美国寻求到政治庇护。 据自由亚洲等媒体综合报导，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了穿越墨美边境的偷渡行列。他们从土耳其出发，经过巴拿马、墨西哥等国，前往美国。去年三月出狱的大陆网红陈少天受此启发，决定按此路线偷渡。 5月下旬，陈少天从新加坡抵达土耳其，开始了他前往美国的“走线”旅程。 【网红天哥“走线”赴美求政庇】【沿途拍摄视频网民关注】中国河南网红 #陈少天（人称“#国骂哥”、“#天哥”），刑满出狱一年后，不满中国的舆论环境，近期加入偷渡行列，他“#走线”前往美国希望寻求政治庇护。天哥说，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求 #言论自由 的环境。他担心留在国内还会因言获罪。… pic.twitter.com/lWaz7UCa37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30, 2023 日前，陈少天在推特上发布了他的偷渡之旅，他在视频中说：“明天八点多出发，八个成年人，四个小孩，进入雨林以后，会有三到五天没有通信，大家不用关心，我一有信号就会跟大家发布消息。” 陈少天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他已经穿过热带雨林，抵达了巴拿马边境，后天将前往哥斯达黎加。他说：“有的人用了四天半，我运气好，那天太阳也不很大，我是第一个出雨林的，还有一个老太太是被用担架抬出来的，给了蛇头一百二十元美金。” 陈少天述说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称，自己从土耳其启程，抵达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时，看到中国走线者有约两百人，包括一个新疆人。他说：“有举家老小的，也有单身的，福建的也有，有山东的、新疆的人鼻梁高一点，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在基多往哥伦比亚内科克利途中，遇到黑警，就向我们中国人要钱，我们六个中国人，每个人要了五美元。” 陈少天表示，走线到美国沿途已经具备成熟的衔接点，包括接待偷渡者的休息站、营地。他说：“蛇头向他们一行介绍了偷渡的普通路线和豪华路线，豪华路线比普通路线贵一千一百美金，我们走三分之一路线的时候，可以骑马三个小时就到营地。没有骑马的路线，正常要走两天多，下雨走五天。蛇头给了我们通关证。有的人在路上被抢劫一千多元美金。我在车内藏了七十多元美金，下车时忘记拿了。” 多位熟悉走线道路的人士称，中国偷渡客一般会选择从土耳其到厄瓜多尔，经秘鲁，沿着南美洲海岸线向北走，穿过秘鲁，抵达委内瑞拉，接下来需要穿越安第斯山脉，并通过委内瑞拉前往加勒比海，经过中美洲，在加勒比海上找船或乘坐飞机前往巴拿马、尼加拉瓜等。在中美洲地区继续向北走，穿过危地马拉、伯利兹等国家，最终抵达墨西哥边界。 陈少天还说，他们在巴拿马时，住在联合国难民营。同时称，到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后，路上常有抢劫犯出没。知情人称，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抢劫的会比较多，目地的墨西哥抢劫的更多，还有人称，有中国人和当地人合伙抢劫。不抢没什么钱的年轻人，专抢拉家带口的人，其中有个人的信用卡被刷了二十多万元。 面对美墨边境出现大量的非法移民。美国政府早前宣布将非法入境者安排在墨西哥境内接受身份评估。 陈少天说，他希望获得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求自由言论的环境。他担心留在国内还会因言获罪。 2021年3月25日，河南省扶沟县法院以陈少天在推特发文攻击政治体制，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两个月，2022年3月刑满出狱。
韩国一家法院14日授予两名被困在首尔机场数月的俄罗斯国民正式申请难民身份的权利，因此允许他们进入韩国，但另一名俄国人却没有获得这一权利。 据法广报导，这起案件涉及3名俄罗斯人。这些人的律师出于安全原因要求不透露俄罗斯人的姓名，称他们因拒绝到乌克兰作战而逃离俄罗斯，自10月以来一直被困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 他们登陆韩国宣称希望获得庇护，但他们的申请被该韩国当局拒绝。按照韩国法律，外国人逃避军队征兵动员并不是获得难民身份的有效理由，在韩国本身，每个身体健康的男子都必须完成18个月的义务兵役。 韩国的拒绝，促使这3名俄国人将此案告上法庭。 律师对第三个俄罗斯人没有获得这一权利感到遗憾。被拒绝的第三人有权对法院判决提出上诉。而另外2人虽然可以进入韩国生活，但获得难民身份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法新社说，尽管韩国是国际难民公约的签署国，但每年只允许少数寻求庇护者进入韩国。
据澳媒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报道，流亡澳洲自称“中国间谍”、声称曾在香港、台湾从事特务工作的王立强向澳洲申请政治庇护遭拒绝，恐怕面临遭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据英国媒体报导指出，在澳洲法院裁定王立强对于悉尼商人舒信（Xin Filip Shu，音译）犯下了严重诈欺罪之后，使得他的难民庇护申请，已经无法过关。 基于上述的原因，即使王立强声称若自己被遣返回中国后，将会遭到杀害，但澳洲当局仍然拒绝把他的旅游签证转换成为难民签证。 这使得王立强可能遭驱逐出境。澳洲法院曾经指称，王立强有“充分理由”担忧自己回到祖国后可能会发生不测。 2019年，王立强接受澳洲看中国及澳洲第九频道（Nine Network）节目“60分钟”（60 Minutes）等专访，称他曾在香港、台湾替中国政府从事特务工作。 王立强自述，当时自己曾参与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等人的绑架事件，以及渗透香港大学校园。他也表示，自己曾窃取军事机密，更被指派协调网军去操纵和干预台湾选举，他逃往澳洲后一直停留在当地，希望寻求政治庇护。 王立强当时描述了大量细节，比如他在2019年5月接到新命令，拿韩国假护照、以“王刚”的身分进入台湾，干预中华民国2020年总统大选。他的任务是，暗中对台湾民主与人权进行破坏，协助亲中共候选人参选，让中华民国渐渐失去独立主权，进而助中共取代中华民国，这意味着台湾即将永久失去民主。 王立强透露，2018年他奉命干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我们在台湾最重要的工作是渗透到媒体、庙宇和基层组织。”他直接参与操作在三地建立20多万个网络帐号攻击反中共党派，还成立许多粉丝团进行网络霸凌，同时建立完整海陆空“三军”全面攻击中华民国选举。 王立强进一步说，“空军”是资助台湾网络公司与媒体，只是媒体公司就花了他们15亿人民币；“陆军”是通过金钱，组织中国学生、香港学生、观光团等对台湾的学校、宫庙等进行统战，让他们给中共倾向候选人的站台；“海军”是直接给候选人捐款，最典型的就是透过海外捐款给中华民国总投候选人韩国瑜，从香港以海外名义捐款就有2000多万人民币。 中共间谍还专门为台湾大选建立多个情报站。 王立强举例说，像是在台北101大楼里的“XX酒楼”，“我们已经在台湾有50几个网络公司与直播频道，全方位渗透各个媒体领域，”大批主要负责人也已接受资助答应为他们工作，“仅与我直接连线的人就高达30人，比如《XX时报》的总负责人，XX大学校长，XX文化中心总经理，还有许多政客与黑社会领袖，我们支付给每个人每年200万至500万人民币。”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替他们的间谍活动进行各方面的渗透。 他特别强调，“为了改变台湾人的民意走向，我们对台湾各媒体投下重金，比如中天、中视、东森、TVB等。”他们利用台湾媒体替中共做宣传，同时挑起台湾媒体与媒体的对立达到政治目的。 而在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方面，王立强是以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商人身份做掩护，他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他所任职的机构与其它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收集反共者的有关信息。 王立强案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上海公安则发出通报，称王立强并非特工，而是涉嫌诈骗罪的在逃人员，且曾于2016被控诈骗罪，在福建光泽县法院接受审判。中国外交部当时批评，澳洲媒体“极尽对中国造谣抹黑”。
在11月末的抗议活动结束一周后，北京终于宣布“新十条”，放松封控政策中最严苛部分。但是私下里，中共警方在继续寻找和压制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士，促使他们寻求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信息。有移民公司表示，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白纸抗议活动后不久，中国公民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谘询量涨了10倍。 《政治客》旗下的“中国观察家”专栏12月8日引述一家加州移民公司的消息说，在白纸抗议活动后的几天里，中国公民对美国庇护申请的兴趣大增，他们接到了比平时多出10倍的谘询要求。 位于加州尔湾的AG移民公司合伙人费利佩‧亚历山大（Felipe Alexander）表示，中国公民通过YouTube、Twitter和包括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帐户向他谘询。 他说，在白纸抗议活动之前，每天可以收到20～30个中国公民的询问，“现在我们收到了这个数字的10倍”。 “绝大多数人直接跟我询问庇护，说‘我想离开这里……我符合条件吗？’”亚历山大说。 中共向来不处理问题，而是处理提出问题的人，而无处不在的国家监控系统可能被当局滥用、用来识别这些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士。 “他们担心自己在中国的安全”，亚历山大说，“他们说‘我参加了抗议活动，或者我认识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人。我在网上发了一些东西。我很害怕——这足以获得庇护吗？”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每年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从2012年时的1万5,362人上升到2020年的10万7,864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在美国申请庇护。 美国有保护害怕受到中共政府政治报复的中国公民的历史。乔治‧布什政府于1992年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为1989年6月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这为5万4,000名中国公民铺设了一条通往公民身分的道路。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国会有类似动作。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民众使用的微信上，“移民”一词的搜索次数爆增，甚至超过今年4月上海封城前和6月疫情大幅扩散时的水准。 微信官方推出的舆情监测小功能“微信指数”显示，12月6日搜索“移民”的次数达到1亿1,672万次，整体指数值日环比达到112.51%，是过去一周以来的最顶峰。 12月7日的搜索次数也有5,215万次，整体指数值日环比达到55.32%。
